梁文道：酷拉丁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一直覺得拉丁文是種很唬人的語言。唸書的時候，有學長站在火車車廂裏讀拉丁文本的塞內卡，我就覺得他特別有型，身上彷彿罩了一層光暈，把他和這喧鬧的俗世隔了開來。又曾聽人說過，某某某的公子真了不起，在英國上公學的時候就懂得用拉丁文寫詩了，不愧是藍血名門。後來還在一家名牌大學親睹學生代表在畢業典禮上以拉丁文頌辭，雖然台下應該沒人知道他究竟在說甚麼，可是大家卻頻頻點頭，好像冥冥之中自有他心神通。

好在，法國文化史家瓦克（Francoise Waquet）在《拉丁文帝國》裏頭為我揭穿了真相。原來寫拉丁詩根本就是老派中學教拉丁文的必經課業，沒甚麼大不了。其實，自從十六世紀以來，絕大部份的拉丁詩都是學生習作，就和我們小學的英文作文一樣，簡陋而平庸。真正的詩人才不會用拉丁文寫詩，而那些學過拉丁文的少年也很快就連它的基本文法都忘光了。

這個現象是拉丁文之謎的佐證。打從十六世紀之後，拉丁文就已經被很多人認為是種死語言，偏偏它卻死而不僵，又苟延殘喘了數百年。直到今天，還有許多地方中學生選修這門古典語。到底是甚麼原因使得該死的死不去，還幽魂般地活在各種新發現植物的學名上呢？

尤其它還這麼難學，幾百年來都是無數歐美中學生的噩夢；一說起拉丁，很多人就會想起複雜的文法，總是不肯投胎的羅馬將軍與議員，以及嚴厲的斥罵和無盡的體罰。例如邱吉爾，他回憶當年苦背詞尾變化的痛苦說：「這東西究竟是甚麼意思？意義何在？在我看來，這純粹是冗長單調的述」。他就是不明白為甚麼Mersa同時是「一張桌子」（主格），又是「桌子啊」（呼格）。他的老師解釋：「當你對一張桌子講話，祈求一張桌子保佑時，就會用到『桌子啊』這個詞」。邱吉爾簡直驚呆了，「可是，我從未做過這種事」。然後，他的老師給了一個標準拉丁文老師的答案：「你要這麼不禮貌，當心我處罰你，我可警告你，是重重處罰你」。

假如連邱吉爾的拉丁文都這麼爛，報考軍校三次三次都考不上（當時的軍校居然要考拉丁文！），其他人的程度思過半矣。甚至早在十八世紀，當拉丁文還是所有學生必修科目的年頭，情況就已相當不妙了。瓦克引述法國作家梅西取給出的一個數字：「他們花了七、八年的時間學拉丁文；結果一百名學生中，有九十名畢業時還不懂這個語言」。要知道當時的小孩幾乎把三分之二的上課時間耗在拉丁文上頭，從這個角度看來，這大概是人類語言學習史上效益最低的一門課了。

沒錯，拉丁文是泛歐共同語，不同國家的使節王室會面簽約多半以它為本，文人學者組成的精神共和國更是統一在拉丁文之下。牛頓在劍橋教書用的是拉丁文；笛卡兒雖有法文《方法論》，但他的拉丁文寫得其實比法文流暢得多；探求學問，討論交流，實在不能擺脫拉丁文，猶如今日不得不在英文為主的國際學刊發文章。問題是那些學者文人的拉丁文真能好到讓彼此明瞭的地步嗎？瓦克對這點也十分存疑，他勤翻文檔，找出許多類似的現場報告，劍橋大學的哲學家威爾金森在一八三七年去希臘遊學，「有天晚上他和十位來自九個不同國家的學者共處，當下他只能選擇『大家多少懂一點』的拉丁文做為共同語言：『從各種不同的發音方式看來，這完全是個失敗；我必須說』」。這是一個真實的寫照，大部份以拉丁文為共同語的學者都用自己國家傳承的獨有發音說話，用不甚簡潔還不時犯錯的拉丁文寫信，所謂的「共同」又怎能共得起來呢？

儘管如此，學校還是要教拉丁文，各種想像得到的理由也全拿出來了。比方說拉丁文「是世上最美的語言」，是「歐洲的共同遺產，羅馬帝國留下來的最後榮光」，「很適合探討深奧的學問」，而且「表達最精微的思想與感情」。甚至缺點也被人說成是種好處：「正因為它如此困難，所以能夠培養學生堅忍不拔的毅力」。

最後，我們又怎能忘記天主教會的力量呢？改革派以方言祭祀宣道讀經足足五個世紀之後，教廷才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正式放棄只能用拉丁文舉行彌撒的規定。因為有人認為信徒聽不懂自己在說甚麼，正正可以彰顯上帝偉大奧義的深不可測。瓦克這本書妙就妙在不談十六世紀以前拉丁文最昌盛的時代，卻用接下來的五百年證明一種語言竟然可以靠它的難懂難學與神秘繼續存活，成為一種突顯身份劃分人我的象徵。為甚麼想學拉丁？主要的原因是它很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