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圓明園的故事

大英博物館是一種述説文明的方式。它要說的故事是從大門左手邊開始的，那裡有埃及、巴比倫、希臘以及羅馬展區，它們是文明的根源。大門的右方，則有美國等「新世界」地區，是西方文明的晚近階段。

至於中國，則與其它亞洲展區並存於大門遙遙相對的另一端，是西方文明的他者，用以比對它自身的獨特軌跡和性質。同時，它又是一座帝國的記憶。那些填充它敍事框架的木乃伊、大理石、以及林林總總的珍稀文物，恰足以説明大英帝國昔年的強盛、詭詐和霸道。

相對於此，雅典的衛城遺蹟所要告訴我們的，則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故事。它本是西方古典世界的光榮，兩千多年以來屢遭天災、兵燹和掠奪，如今成了一尊碎裂的古瓶，以殘缺的片斷誘發遊人思考那已不復存在的全體，和其間蘊涵的意義。

不過，儘管周圍有許多招攬遊客的小販，但是整座廢墟仍然不失歷史的莊嚴，沒有過度惡俗的裝點，不曾淪為任人蹂躪的樂園。每一個去過巴台農神殿的遊客都會忍不住想像，要是大英博物館裡頭的石雕全都運回此處，放在它們原來應有的位置上，那將會是何等壯麗的景觀呢？

至今為止，希臘當局已經成功向瑞典、梵蒂岡和意大利等多個國家取囘了不少衛城遺物。只有英國，仍在輿論的巨壓下，力圖保留大英博物館的鎮舘之寳。儘管如此，雙方的談判也還是有進展的。最起碼，英方知道自己在道德上實在站不住腳，只能用租借或其他合作方式爭取最大的利益。

在這樣的脈絡下，看圓明園獸首拍賣事件，或能察照出不同的方向。首先，經過重重轉手，現在那幾具獸首的物主並非國家，而是私人，爭討工作因此分外困難。從中國民間的情緒看來，大家對圓明園的象徵意義又的確是很在乎的。既然如此，我們不妨假定在獸首無法順利回歸的前提下，中國自己應該要先做些什麼。

比如説，我們可以升級圓明園的管理權，把它從北京市海淀區政府轄下的圓明園管理處變成國家級的遺址公園管理局，不要再讓人進去拍完電影留下被破壞的植被（這正是當年《無極》劇組人員的作為），還要拆除後來興建的飯館和商店（根據北京林業大學曹麗娟的調查，此類建築竟然佔了長春園15%的景點），還它應有的尊嚴。

然後，我們用它去說一段故事。

這段故事自然與國恥有關。

史學家汪榮祖先生在《追尋失落的圓明園》中指出，現代中國人之所以不能忘懷一座皇家園林的命運，是因為他們非常困惑，「為何西方人會犯自己訂立的國際法，該法明確禁止在戰時從平民或國家元首手中，掠奪可以帶走的私人財產」，尤其是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的那一回，因為列強剛剛才在1899年加入了禁止戰時掠奪的「海牙公約」。可是，它的意義又不是應該僅限於此。因為圓明園的淪落破敗，除了西方，也有中國人自己的責任。英法聯軍撤離沒多久，附近居民就跑進去洗劫木材了。滿清顛覆以後，從軍閥到民國政府，從高官權貴到民間盜匪，更是對僅存的遺蹟上下其手，巧取豪奪。新中國建立了，遺址毀滅的過程也並沒有因此停止；山平湖填，原有的人造丘池成了大片農地與交錯的通路。再來則是「文革」，砍去了更多樹木，增添了不少工廠……
　　
因此，這個故事是複雜的，但它的主旨卻可以很簡單；那就是尊重歷史，珍視我們手中一切寶貴的物質記憶。任何遺址公園或災難紀念館都有建立「道德社群」的效果。它的目的不應狹隘，它的指涉可以廣泛。例如西方各地的「猶太浩劫紀念館」，它們的設立不僅僅在於讓猶太人勿忘血恨、凝塑出內向的團結意識，還在於讓非猶太人(包括德國人)深刻自省，瞭解到走向深淵的道路是怎麼搭成的。也就是說，遺址與博物館所建立的道德社群，它不只對自己人說話，也要對外人說話；它不只要求外人反思，也要求自己人奮進；因為道德原則並不止於國家和民族的界限。
　　
今天的圓明園能夠告訴我們什麼呢？除了教育國人愛國，它能不能讓西方遊客省思帝國主義的殘暴？它展示了外敵造成的傷痕；但它有沒有提醒我們，就在今天，就在我們週遭，仍有無數的文物非法外流，仍有可貴的建築倒在推土機下呢？假如中國人自己不顯示出阻止物質記憶毀壞的決心，又如何能像希臘那樣在國際輿論上站穩道德高地，贏取廣泛的同情呢？
　　
比起獸首，中國更該取回、也更容易通過外交途逕取回的圓明園遺物，其實是藏在大英博物館的《女史箴圖》，法國楓丹白露的文源閣《四庫全書》殘本。假如真有這麼一天，政府預備開口要求，我們就需要更穩固的基礎去形成聲勢。而那個基礎，就在圓明園，和它代表的道德權威。所以，我們今天應該先問自己:你尊重歷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