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人活著並不是那麼孤獨的

梁文道剛剛當了九天沙彌。這是他今年皈依南傳佛教以來的第二次短期出家修行，九天裡切斷一切外界聯繫，每日聽法師講課，唸經、唱頌，打掃庭院。他的讀者則稱他為「道長」，他在牛博上的博客名為「聞道夕死可矣」。

　　禪修剛一結束，他便又縱身投入到緊張忙亂的世俗生活中，主持電視節目、寫作專欄、批評時事、參與社會活動。他自稱成了「寫稿機器」，每週他在香港有五個專欄，在《南方都市報》有兩個專欄。他由此養成了在飛機上、在旅途中見縫插針的寫稿習慣。

　　四川大地震發生後不久，梁文道去了四川災區。在都江堰，一位災民認出了他，跑過來跟他打招呼，並介紹他的同伴，有的來自綿陽，有的從德陽過來。梁文道問，你們怎麼會在一起。他們回答說，「我們災民探望災民」。川人的幽默讓梁文道深為觸動，「因為這種樂天對比起現實來更令人刺痛」。

　　現實常常刺痛著梁文道的慈悲心與社會責任感，黑磚窯事件、四川地震等等，梁文道都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其觀點理性客觀，議論鞭辟入裡，言辭溫和寬容，使他在大眾及知識分子中間都有著良好的口碑。

　　穿行於出世、入世之間，給梁文道帶來了深層的精神危機，他認為這也是對自己修行的考驗，「佛教絕對是可以很入世的」。

　　生於1970年的梁文道至今不會開車，不會中文打字。他總是一身黑衣，加上一成不變的黑框眼鏡，顯得很是深沉、低調，頗有些民國時期那一代知識分子新舊兼容的氣質，既不失傳統的溫情、克己，又有著變革者的開放與銳氣。

　　12月6日，我給梁文道打電話約訪談地點，他先問我住在哪兒，我說住在東涌，他立刻說那就東涌吧，然後他打車從老遠的地方趕來。

　　「我身上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的影響」

　　梁文道1970年12月26日生於香港。四個月大時，他被送到台灣，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我外公是國民黨老黨員，是跟著蔣介石跑到台灣去的那一批。小時候我對蔣介石崇拜得不得了，覺得國民黨當然是好的。所以我很能理解今天八零後、九零後這些年輕人的感受和想法，他們覺得國家很好，很愛國，如果你批評我們國家，他會覺得你有病，你有問題。我為什麼從來不會罵人腦殘，是因為我也有過這種經歷，我能體會，所以我同情。」他說。

　　很小的時候他就看胡適的文章，還有雷震、殷海光、李敖、柏楊，中學時看龍應台，「台灣的自由主義脈絡對我影響非常深，因為當年在台灣跟國民黨主流對抗的就是這麼一股自由知識分子。可以說，從民國時期一直到台灣，這麼一個自由主義的潛流一直都在我心裡面」。

　　當時的台灣還是一個壓抑的戒嚴社會，可對梁文道來說，「當時我太年輕了，我覺得我沒什麼壓抑呀。有點像金魚缸，魚缸裡的魚不會覺得自己被囚禁了。」

　　1986年，梁文道回到香港念高一，初回香港，「就像從魚缸被丟到海裡面了，才知道原來以前我住在魚缸裡」。好讀書的他看了很多《毛選》——在台灣這是禁書，「我想看一看我所不理解的中國的另一半到底是什麼樣子」。

　　之後他上了香港中文大學，受新儒家影響很深，「使我對中國傳統真的有一種溫情跟敬意」。

　　從高中到大學，他參加過很多示威遊行。上大學後，他很看不起搞學運的，「我那時候在思想上是很保守的學院派，覺得這幫人就是徒有行動，沒有理論」。九十年代中後期以後，他對過去很學院氣的想法進行了一番自我否定，開始積極地參與社會運動。他參與過對保釣運動反省的運動，積極為受傷工人、性工作者爭取權益。

　　儘管他常常批評人，「但是我不覺得那是要毀滅性地去打擊什麼人或者罵什麼人，我不大喜歡那樣，我身上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的影響，覺得一個人的言論和他的為人應該分開」。

　　「我必須承認我當然是精英」

　　梁文道很強調社會責任感，「我沒有把個人跟社會分得很開，人的存在本來就不能是孤立的，我常常會想我的一切都是跟別人有很密切的關係。」他提到自己念大學的時候香港的大學生還不多，政府給每個大學生都補貼了相當多的錢，「那些錢是哪兒來的？是納稅人的。我就想到中學時有很多同學，也很聰明，但是為什麼他們上不了大學而我在上大學，你就感覺到你的得是別人的失。每一個人得到的某些好處都來自於別人的貢獻跟犧牲」。

　　「你開車能夠一路上那麼順暢無阻，是因為犧牲了這條公路上兩邊的農村，這些村民每天生活的路徑被你這條高速公路切斷了。當你這麼想的時候你很自然地會覺得我們大家都是關聯在一起的，我們並沒有跟別人分開，我常常會想某一個人的痛苦、他的失落、他的悲慘，在某種意義上，跟我是有關係的，他為我付出了代價。」

　　所以，哪怕「精英」這個詞已經淪為罵人詞語，梁文道卻說「我必須承認我當然是精英」，因為「我的確擁有比貧民老百姓大的言論空間，比他們大的社會影響，這就是所謂的精英」，「你必須先承認這一點，然後你才會去想到這一點帶來多麼巨大的負擔跟責任」。

　　不過在香港，知識分子雖然說話的空間很大，但影響卻很有限。近年來，梁文道頻頻往來大陸，每個月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時間在大陸，大陸發生的一些事，常常讓他覺得不可思議。

　　他覺得自己在大陸的角色有點像人類學家，「人類學家到一個陌生的文化裡，他首先學習語言，他甚至要學習跟當地人用同樣的頭腦去思考，用同樣的方法去生活。可是他是不一樣的，所以他會有距離感。通過這種距離感，他會有一種批判，他會有不一樣的視角，他會看出一些本地人看不出的東西。」不一樣的是，人類學家通常是到異文化做研究，而他是在自己文化底下做研究，「我明明是這個國家的一分子，一個成員，但是因為生存背景等原因又讓我跟這個國家其他人是不一樣的，人類學家寫的東西往往是給外面的人看的，但是我是寫給裡面的人看的」。

　　面對大陸同行他常常會有愧疚感，「我跟他們一樣都在做節目，都在寫文章，但是比起他們，我沒有風險，我有退路，所以就會有愧疚感。每次我看到我的同行遇到一些挫折的時候，我那種內疚感就會很強，大家好像都在同一個空間上活動、發言，但是為什麼他們會付出一些我不必付出的代價？」

為了愛，以及慈悲

　　出身於天主教家庭，自然而然地，梁文道曾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小學六年級梁文道就開始思考哲學問題，思考人死了之後會怎樣。他曾立志做一位為世人奉獻的神父。

　　大概是在他高中畢業念大學的時候，他對天主的信仰失落了，「我覺得我在哲學上的知識使得我沒辦法再簡單地接受上帝的存在，我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神的存在，或者嚴格地講，上帝的存在與否對我好像沒有什麼關係，但我對天主教仍然充滿了敬意」。

　　今年梁文道轉而皈依南傳佛教。南傳佛教俗稱小乘佛教。今年以來兩次短期出家，他每天用十小時坐禪、行禪。平常的日常生活中，他每天會用至少半小時坐禪。

　　身為媒體工作者，他需要經常在電視上亮相，「一些人把我當成一個偶像來崇拜，我有一些粉絲，這對我造成很大的壓力」。一方面，「我常常覺得他們看到的我並不是真正的我」，與此同時，「我常常會想我有沒有變得不真實了，進入某個名利圈的浮華世界，會覺得那種生活是正常的生活，就會忘記了那樣的生活是不是我需要的」。這給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危機。

　　皈依佛教後，他的這一精神危機並未減輕，反而會加重，因為佛教不是心靈雞湯，而是要求人更真誠地活在當下。他甚至生出出離心，想要離開這種環境。

　　因皈依佛教而生的出離心，與身為公眾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二者似乎不可兼存，但梁文道認為，佛教並不必然是避世的，佛教甚至可以是一種社會行動、社會參與的理論基礎。「為什麼去年的時候，緬甸那些僧人會上街示威呢？」

　　「從佛教的角度來看，一個暴政的存在會帶來什麼問題呢？第一，它使人們真實地活在苦難之中。第二，佛教稱最壞的東西是貪、嗔、痴，一個暴政會讓人民起嗔心，就是憤怒、仇恨，這當然不是好的制度。反過來講，這個制度也會對掌權者不好，為什麼呢？因為這會助長掌權者的貪念和痴心。所以從出家人慈悲的角度來講，反對這個暴政，是為了慈悲，為了讓被統治者和統治者都解脫掉貪嗔痴三毒。這樣的一個示威，你注意緬甸僧侶的示威沒有叫口號，沒有很憤怒，因為他們出於愛與慈悲走出來。」

　　什麼是愛？梁文道說，「愛是分享」。他講了一個故事，「我家旁邊有一條小河，河邊的樹上有很多鳥兒，有一天我在河邊走過，看到一個小孩和媽媽在走，突然那個孩子站定，看著那些鳥，並叫住媽媽：媽，你看！他媽媽就站住問他怎麼了。然後那個孩子就對他媽媽說，你看那些鳥，好可愛。他媽媽就站著和他一塊看。這就是愛。為什麼呢？你想想看，那個小孩看到那些鳥，他覺得很值得看。他為什麼要叫他媽媽看呢？他媽媽過來和他一起看，鳥的數量會增加嗎？不會。那鳥會變得更漂亮嗎？也不會。那他為什麼想叫他媽媽看？因為他想分享，因為他覺得那是一種非常好玩的東西。」

　　「人活在世界上很孤獨，我們常常懷疑自己的感覺別人知不知道，我們受到的某種傷害別人不能理解，我的某種對事情的看法別人不能領會，這是很孤獨的。我們需要透過分享去證明，我不是一個人，這種感覺不是我一個人擁有，這種認識不是我個人的妄想。我就是很想讓別人也看到這隻鳥，那種衝動，讓我知道，或至少感覺到，人活著並不是那麼孤獨。」他說。

文：劉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