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理性與感性（香港的理性二之一）

【明報-筆陣】曾蔭權在宣布收回「生果金」資產審查的措施時，他不承認自己原來的建議太過草率，更不以為其中有什麼原則上的錯誤。相反地，他仍然堅持在增加「生果金」的同時附設資產審查的做法是「理性」的；如今，他只不過是屈服於民間「感性」的壓力罷了。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評論家那麼多的學者提出了有理有據的論點，他卻仍然堅持那都是「感性」的聲音？

為什麼他和他的下屬沒有正面回應那些論點的態度反而就是「理性」？到底曾蔭權所說的「理性」是什麼意思呢？

「理性」是這樣子的：如果一個人要接受政府給予的好處，那麼他就先得證明自己確實值得領取這點好處。套一句近年常常用在「綜援」討論的老話，這叫做「幫助那些最有需要的人」。這不只是「綜援」的原則，還是一種近年漸漸形成的共識，幾乎適用於一切帶有社會福利色彩的政策。按照這種「理性」的觀點，數額雖遠遠不足，但性質庶幾近於全民退休保障金的「生果金」當然很不理性，因為它人人有份，甚至包括一些富可敵國的老人。

本來， 「把福利交給最有需要的人」只是一種理論，設立種種涵蓋全民的福利制度也是一種理論。但是不知從何時開始，前者卻成了不證自明的「理性」，是種唯一正確的原則。

其實香港還有很多這類不必證明毋庸再議的「理性」、「共識」，甚至「真理」。

上星期我在一個時事評論節目裏看見一位主張自由放任經濟的評論家正在大力反對最低工資的建議，他強調自力更生自謀出路的重要，擔心最低工資只會讓更多人失業。然後他以自己的經歷為例，很深情地憶述那種母親住在徙置區一步步拼出活局的「香港故事」……接下來同場另一位立場不同的嘉賓以數據鋪陳香港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這位評論家則再次以自己的「香港故事」回應，說明人還是要靠自己的道理。下一回合，對手先用數字表達香港在職貧窮的險已經是結構性的了，指出許多人就算受過再多的再培訓也還是改變不了自己的處境；然後這位評論家又從自己的母親說起， 「自力更生才是出路……」，彷彿一部壞了的錄音機。

「芝加哥男孩」智利闖大禍這讓我想起1970 年代初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發動血腥政變上台之後的故事。他起用了一群號稱「芝加哥男孩」的經濟學家，大力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教條：私有化國企、放鬆金融監管、開放外資、降低補貼，當然還要大力削減政府開支。那群學者向他表示經濟的自然規律會發現它自己的平衡，通貨膨脹將迅速降低。兩年之後，智利的通貨膨脹卻達到了375％，幾乎是當年左翼執政時的兩倍。

1975 年， 「芝加哥男孩」把祖師爺佛利民請來智利，讓他親自出手獻策。他一方面盛讚以鎮壓異己聞名的皮諾切特是「極有智慧」的領袖，另一方面則認為智利的問題出在改革得還不夠徹底，應該要在6 個月內再把政府開支減掉25％，同時以各項政策實現「完全的自由貿易」。然後他向皮諾切特預言： 「你將能在幾個月內終止通貨膨脹」，失業的問題是「短暫的，頂多幾個月，接下來的復蘇會十分急速」（請參見佛利民夫婦合著的《兩個幸運的人》）。

就算皮諾切特沒有言聽必從，他也算做得很徹底了，不只私有化了社保系統，還史無前例地率先在智利推行學券制。結果到了1982 年，智利不只負債纍纍，通膨居高不下，失業率更衝到了30％（是左翼總統阿言德在位時的10 倍）。如果智利當時沒有陷入更深的危境，那是因為皮諾切特的改革還不夠完全，沒聽佛利民和他弟子們的建議，將國營銅礦公司「克德可」（Codelco） 私有化； 這家公司為智利提供了85％的外匯儲備。

一直要到了1988 年，佛利民訪問之後的13 年，「芝加哥男孩」終於被甩到一邊之後，智利的經濟才總算穩定下來。然而，這個時候的智利已經有45％的人口跌到貧窮線以下了。

新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

比起英國和美國，智利才是最早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比起號稱「資本主義天堂」的香港，智利的「自由化」走得更遠更徹底。可是很奇怪，如此一個問題重重的個案卻被許多人吹捧為「奇蹟」，造成嚴重貧富差距的決策路線卻被不少學者視做振興了智利經濟的良方。更有意思的，是包括佛利民本人在內的那幫「芝加哥男孩」總是在保證，但沒有一項保證得到兌現；他們總是在預言，但沒有一次預言不落空。不過，他們到最後還是認為自己沒錯，起碼原則沒錯。

近30 年來，沒有任何一種經濟主張和政治哲學要比新自由主義更像共產主義，雖然它們的立場如此不同，雖然它們的論點南轅北轍，可是它們的措辭與取態卻是很相似的。新自由主義的信徒常常批評共產主義迷信一套死板的歷史規律，穿著科學的外衣，其實罔顧現實。可是新自由主義自己那一套難道不也是種脫離現實的科學幻想嗎？市場對他們而言，就像天體的運行，純粹、規律，而且優美。假如在實行的時候出了問題，那一定不是這套理論的錯，而是它實行得還不夠完整。假如一個國家跟它走卻走不出預期中的結果，那很有可能是全世界沒有跟一塊走的緣故。假如貧富差距擴大了，假如有很多人的日子變壞了；那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現象，而且是短暫的。遲早有一天，好處會「滴漏」下去，大家都會比現在更好。同樣的理論，也可以用來為共產主義的暴力革命辯解。假如有人要流血，那是邁向未來的必要犧牲；遲早有一天，我們都會活在天堂裏。

有人失業嗎？有人掙回來的工資養不活自己？這是結構轉型的陣痛，政府實在愛莫能助，雖然我們不知道那股陣痛要痛多久。要怎樣幫助這些可憐人？答案是他們得發憤圖強靠自己，政府最多就是培訓他們掌握新技能。如果受了培訓還是不靈，而且就職貧窮的人愈來愈多，那一定還是他們自己的問題。這個世界無難事，怕就只怕有心人。這種理性的精神，毛主席有篇文章講得最是透徹，它的題目叫做〈愚公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