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原來還有一個克魯曼（瓜，這是政治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老實說，最近十年讀張五常的文章常常會覺得頭疼，因為這位據說極有可能要拿到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寫自傳的興趣似乎比寫經濟還大。在談經濟問題時，他會說出「中國已形成人類歷史上最好制度」之類的怪話；在回憶往事的時候，他卻能細緻地描述舊作掀起重大影響的過程，不厭其煩地重覆佛利民與貝克如何欣賞他佩服他的實例。

好在除了張五常之外，還有其他經濟學家寫得出一手好文章，能夠讓你天天追看，例如今年真正得了諾貝爾獎的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10月13日，就是他獲獎消息傳出的那天，他的博客上只有一句話：「我今天早上遇到了一件好玩的事」（A funny thing happend to me this morning）。到了第二天，他表示「我已經很厭倦再談我自己了。與此同時，我們還要面對此生中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然後一如既往，繼續用他那尖銳的筆鋒抨擊美國政府的錯誤。

要判斷一個學者是不是正處於學術上的黃金階段，就要看他有多愛談論自己。而克魯曼不只正值學術壯年，還是個異常高產的大眾作家；別只看他在《紐約時報》開的專欄，還要注意他的博客，一天幾乎更新三、四次。他常把有趣的東西貼上去，並且附兩句評語感想，風格十分地「E世代」，難怪特別受到年輕人的歡迎。

有不少人批評克魯曼的黨派性格太強，似乎在他眼中，從列根到布殊，共和黨政府沒有一件事是做得對的。可是換個角度想想，不也有許多經濟學家與評論家覺得列根甚至布殊做對了所有事情嗎？我們常常把經濟和政治分割開來，以為經濟是一個科學得如天體運行的自然律則，而觀測這個天體現象的經濟學家是不應該被「政治偏見」左右蒙蔽的。如果有人試圖把政治立場帶進經濟學的聖殿，那麼他多半是個左派，因為左派最喜歡叫政府干預經濟。反過來說，右派就不是一種政治偏見了，因為他們的一切皆得自經濟自然律的掌握，是一種沒有政治的政治經濟學。別笑，如此層級混淆的想法可是很普遍的，乃至於今天你對某些人一說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這五個字，他們就會懷疑你是個左派。

克魯曼新著《一個自由派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的黨派性格變得更強烈，書名就是幾十年前美國右翼議員高華德那本《一個保守派的良心》的回應，這是他首次旗幟鮮明地舉起自由派的大旗，要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向對手開火（各位不可不知，美國的自由派相當於一般所說的溫和左翼）。如果要用一個字去總結這本書和他近年的評論，那就是簡單的一個「稅」字；他反對共和黨政府頻頻減稅，贊成「新政」時期那套更公平的稅制，多向富人開刀，好把資源花在平民身上。

按照本地一些評論家的邏輯，加稅（不管是加誰的稅）就是擴大政府規模，大政府當然就是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就等於共產主義，最後的結果就是「血流成河」了。那麼克魯曼是個共產主義信徒嗎？當然不是。他和絕大部份的經濟學家一樣，贊成自由貿易，支持市場機制；只不過他在政治光譜上稍稍靠左而已。然而不知怎的，「左」在我們這裏彷彿就只剩下極左的共產主義，好像大家都忘了歷史上還有凱恩斯這號人物，也忘了芝加哥以外還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

克魯曼被人稱做「新凱恩斯主義者」，他也從不諱言自己的偶像是凱恩斯。他的博士學位是在麻省理工拿到的，而麻省理工與哈佛這兩家大學的經濟學系則是當代美國凱恩斯主義的大本營，與芝加哥頗有不同。如果香港讀者不瞭解這點，以為凱恩斯主義早就死得乾乾淨淨了，那是因為芝加哥學派近年風頭太健，不單實際影響了英美等國決策的基本路線，還在諾貝爾獎等學界舞台上獨綻光芒。

說起來，芝加哥大學也真是家古怪的學府，它固然是家英才輩出的學海旗艦，但也特別盛產一些近乎中世紀秘密會社的宗派，很配合它那哥德式建築的校園環境。在政治思想上有列奧．史特勞斯，經濟學上則有海耶克和佛利民，皆被門人弟子捧成至高無上的一代宗師。而且除了老師開出來的這條康莊大道之外，其他人搞的東西都是小路歧途，不足為法。他們的內聚力特別強，好像存心要避開校園週邊的貧民區，然後再孕育出一股救世的精英情懷，傳承學問的風格就像傳教似的。更有趣的地方，是他們喜歡討論他們自己，猶如一個武林門派，常常關起門來評比誰是本門第一，誰是第二。假如香港讀者以為二十世紀經濟學家只有佛利民和高斯幾個人，而且座次都很清楚，那是因為我們都讀張五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