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怕飛行，我旅行（東亞病夫的旅遊札記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一個討厭出門旅行的人，要是出了一本遊記，裏頭會記下些什麼東西呢？到了黃鶴樓，他不登樓，因為他病了。「呆站在黃鶴樓入門處，感冒頭暈，沒法子也沒興趣拾級登樓，只圖尋個溫暖之地，等待朋友遊畢高樓，齊齊跳上旅遊車返回酒店沖涼睡覺」。在暖和的南亞遇上下午的陣雨，本是可喜的清涼；可惜他又病了。「躺在床上忽冷忽熱，迷糊得死去活來；當病好之後，踏出旅館大門，南洋的陽光射到眼前令我幾乎站不穩腳步，第一個感想是，好想回家」。好在，除了比較容易感冒之外，他也沒別的大毛病，頂多就是鼻敏感；「當踏出北京機場，第一陣寒風吹進鼻孔，當開始打第一個噴嚏，我的鼻水便沒停止過往下流動」。偶而拉拉肚子；「吃食是美好的，不美好的只是翌晨六點肚痛轉醒，瀉了兩次，吐了一回」。噢，我差點忘了說，他的心靈也很嬌嫩；「我有『恐人症』，怕人多，人數在卅以上的空間便已讓我胸口感到窒悶，若在五十以上，而且又是近距離接觸，眼前影像即會飄閃不停，非得找地方坐下休息不可」。身為旅者，他不該有的毛病卻犯了，例如懼飛；「飛機在歐洲的天空大搖大擺，我忍住、忍住，終於還是吐個狼狽。走道旁邊的一位菲裔女士好心遞來一個接一個的嘔吐袋，她後座的一位印裔老先生更輕拍我的背，旁人不察，必以為是老爸照顧兒子」。除此之外，他還怕黑怕鬼。

馬家輝在台大唸本科時主修心理學，他說：「大學畢業時不是沒曾想過當心理醫生，但我的心理醫生告訴我，不不不，你只適合做病人」。他這本遊記有一個很應景但又頗不吉祥的書名，叫做《死在這裡也不錯》。假如要為它取一個副題，我會建議他用「東亞病夫」這四個字。馬家輝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不知道為什麼，很多人都覺得他長得風流倜儻（故有香港文壇師奶殺手之稱），交遊廣闊（從朱天文到高行健都跟他有不錯的交情），應該是很外向很長袖善舞的一個人。不，其實他不是。認識他十多年了，我所知道的馬家輝極其內向善感而纖細，不喜歡飯局應酬，不擅長與人交往；他最適合做的事是躲在房裏讀書寫作，或者坐在幽黑的電影院裏一個人對銀幕默默流淚。為什麼大家都誤會了他呢？明明他自己都寫出來了，有「恐人症」呀，你叫他怎麼在公共場所談笑風生？近些年來，他進入了一個出書高期，又是電影又是散文又是評論，保證了每年兩本的驚人數量；而且還在大陸出簡體字版，頗受歡迎。可是你得這麼看，他二十多年來同時開好幾個專欄，筆耕不輟，累積下來的材料恐怕夠出三十本有餘了；如今這區區數本實在不算什麼。我們幾個朋友喜歡叫他「馬博士」。他是英美「分析馬克思主義」大師萊特（Eric Wright）的門人，博士論文用「賽局理論」（Game Theory）來分析香港立法會。他的學養紮實；或者套一句大陸的常用語：應該說他的學問還是較硬的。可是很奇怪，另一方面他又文藝得出奇，雖身在學院，卻常以「文化人」自居。尤其在評論社會時局的時候，極少見他展露那一手科學分析的硬功夫，各種社會理論也不大願提；相反地，他喜歡摘引詩句小說，常用塑造角色般的文學家之筆去描摹政客的處境與性格，於是寫出了最像散文的時事評論。面對《死在這裡也不錯》，這種不調這種矛盾，也是個很好的閱讀主軸，而且能讀出它的特色。可不是嗎？你何時見過一個又怕飛行又怕人並且根本不喜歡旅行的人寫遊記呢？

梁文道：食粒丸好過食餐飯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奧運女子十米高台跳水冠軍陳若琳是個可憐的孩子，比較年長的她為減輕了配合雙人搭檔王鑫那尚未發育的身形，在過去一年來從不吃飯，只敢進食少量魚類和蔬菜等沒有澱粉質的東西。難怪她說現在最高興的事是終於可以過回有米飯的日子了。我很好奇在那一年裡，她有沒有任何足以吊命的營養補給品呢？因為我們總是以為吃得少不要緊，市面上有大量的小藥丸，它們全都宣稱自己可以「提供每日人體所需」。

上世紀初的美國作家W.ParkerChase曾經在1932年預言1982年的紐約將是這個樣子：人口會達到五千萬，赫遜河與東河會被填平，所有汽車則平靜無聲地沿著摩天大廈的邊緣上下來回。而且，這座城市的居民只靠藥丸狀的濃縮食物過活。

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像地獄？還好這一類預言多半不會實現，我小時候看的科普書還向我們保證人類將在公元二千年殖民火星呢。出於對科學的神奇迷信，幾十年前的人總是過度樂觀地估算技術的進展速度。他們不止相信科技變化的速度極快，還完全覺得它的結果一定是美好的。就像毛澤東當年曾經夢想有一天要在天安門城樓上看見北京全城都矗立起龐大煙囱的「美麗」畫面一樣，W.ParkerChase在寫下他心目中未來的紐約時，也不覺得人人只吃藥丸是壞事；恰恰相反，他認為那是個偉大的成就。

真的，曾幾何時，許多人都以為遲早有一天，我們都將不再做菜煮飯，因為有一粒「可以提供每日人體所需」的小丸子就夠了。在今日看來，這是件很可怕的災難；但是那些早已作古的前人當年在描述這等景象時，語氣是輕快的，心情是愉悅的，他們真心盼望這一天的到來。

這是典型的功利飲食觀，覺得人要吃喝實在是件迫不得已的生理需要，從農耕畜牧到廚房雜務都是些令人頭疼的麻煩事。假如我們真能在化工廠裡調配出濃縮了一切養分的藥劑，那會是件多麼令人愉快的成就呀，最起碼大家可以省下一日三餐的時間。效率與功能，就是二十世紀中葉以前的信條了，讀管理的人一定記得那年頭的「泰勒主義」吧，連醫生動手術的動作步驟也要好好規劃一番，以求最佳效率，變態得很。

把豐富多采的飲食經驗簡化成喝一口水送一粒藥的動作，似乎太沒美感；其實它也有很獨特的審美追在裡頭，「效率與功能」本身就是一種美的標準，現代主義的設計和建築最能體現這一點了。把多餘的裝飾全都去掉，只剩下必要的骨架和樑柱，不止便於興建維修，而且別有一番簡約的功能美。例如被譽為「超級現代主義」代表作的香港滙豐銀行總部，它為甚麼要露出電梯槽給大家看呢？那是因為這個運載乘客的工具本身就很值得誇耀炫示。

把這種功能美放在藥丸上好像很難理解，可是有點年紀的人不妨回想一下自己小時候有沒有要試試太空人食品的想法呢？那全是從牙膏管裡擠出來的漿狀物，或者真空錫袋裡的乾果，為甚麼當年有那麼多人對它們感到好奇，甚至夢想這就是未來的食物呢？太空食品在理念上最接近「可以提供每日人體所需」的小藥丸，方便、省時，而且有效。

歐陸批評家認為功利飲食是美國人的妄想症，他們絕對不會搭上這班通往未來的快車；如果這是未來，他們寧願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看法國人，他們擔心自己的太空人離開地球之後會吃不好不像法國人，所以才找來布根地三星大廚MarcMeneau設計一種分外美味的冷凍太空餐。你想試試嗎？

梁文道：下一站，倫敦

【南方周末-自由談】北京奧運會英國代表團團長說"2012年，每一個場館的觀頸上都將掛著一塊獎牌"，因為他們全是運動行家北京奧運剛閉幕，倫敦那邊的倒數計時就接著開始了。第一個問題是倫敦奧運該怎麼辦才好呢?英國媒體幾乎一致認為無論在硬件設施的興建、賽事進程的安排、配套服務的管理，甚至志工和一般市民的熱情參與上，北京都已經立下了一塊不可逾越的界碑。更不消提那豪華盛大的開閉幕式了，很多人覺得它不只是史無前例的表演，也可能在好一段日子里不會看見來者。

京奧閉幕式上的「倫敦八分鐘」或許可以先給我們看到一點痕跡。可惜，本來就以尖刻著稱的英國報刊這回更是像捉住了天賜良機，把這八分鐘預告體無完膚地譏刺了一頓。首先是那群賣命的舞蹈員被稱為「二流表演者」，然後有記者形容女歌手LeonaLewis「有點淫蕩」。至於我的偶像，吉他之神JimmyPage，則被人質問：「他幹嘛留一條豬尾巴小辮子?」萬世巨星貝克漢姆踢向人群的那一球呢?《每日電訊報》的記者是這麼說的：「如果各位沒看見這一幕，我可以告訴大家，他就像最近在英格蘭國家隊里開罰球一樣，將球準確地送入了人群之中。」英國傳媒是有很多偏見與盲點，但是在嘲諷政治人物這一點上，他們倒是不分內外，公平得很。倫敦市長約翰遜在奧林匹克會旗交接儀式上的拙劣表現有目共睹，於是每一份報紙都像在教禮儀課一樣地訓斥他：「有沒有人告訴過鮑里斯(Boris)，在這麼高檔的場合上，西裝外套起碼要扣上中間那粒紐釦」(大部分傳媒都以姓氏稱呼政治人物，例如TonyBlair叫做Blair。只有約翰遜市長，人人都用他的名字Boris喊他)。「老天!他居然沒有甩掉旗杆」。「難道他的手就沒有地方裝嗎?為什麼一定要插進外套口袋?」「他向北京市長行軍禮?這個可愛的舉止就像剛畢業的中學生」。

抄到這裡，我們至少知道有一點是倫敦絕對與北京不同，它雜音太多。

倫敦奧組委主席科爾在接受記者訪問時盛讚了北京一番，謙稱下一屆主辦城市很難和北京比較；接著他突然意有所指地說：好在「倫敦不用證明什麼」。有評論家認為這話說得好，很符合英國人低調的性格。但什麼是奧運里的低調呢?我想起他們競逐主辦權那一年推出的宣傳片，其中有一個鏡頭拍著老牌「007」羅傑·摩爾正在眺望泰晤士河對面的軍情六處大樓，突然有人過來交了一個鋁合金公事包給他，打開之後，裡面原來是塊三明治與一根香蕉。這時畫面下方打出一行字幕：「專業但又不動聲色的保安」。軍情六處大概是全球最高調的情報部門之一，很多遊客都喜歡把它的總部大樓當景點，可是倫敦奧運卻吊詭地將這種高調包裝成了低調：你看得見我們，但你感覺不到我們的存在；保安就是種讓百姓覺察不到的藝術。

當然說是這麼說了，做不做得到又是另一回事。

不過，有些事情低調點好，有些事情就得高調了。英國首相布朗還在北京的時候就宣佈「要將競爭性的運動帶回學校，而不是前幾年那種獎牌就是一切的文化。

……在體育裡頭，你透過和他人對抗來挑戰自己，使自己變得更好。……讓孩子們做一些以前從未做過的運動，下一個十年就會是這個國家體育最成功的十年了」。

事實上，這也是倫敦奧組委的目標之一，讓奧運成為改變社區的動力，使各項運動更普及更流行。參與京奧的英國代表團團長有更形象的說法：「2012年，每一個場館的觀頸上都將掛著一塊獎牌。」因為他們全是運動行家。

倫敦奧運的場館一定不及北京壯麗，儀式一定不及北京難忘，倫敦人也不一定動員得起來；但是可以肯定，它是不同的。

梁文道：兩種運動

【am730-觀念】一八九六年，是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誕生的年份。但是對影迷來講，這一年還有更神聖的意義，因為盧米埃兄弟就是在這一年推出了他們的《火車進入喬塔站》( L’ Arrive d’un train en gare de La Ciotat)，史上第一部電影。或許這是巧合，可是奧林匹克和電影的確有一個共同的關注，那就是運動了。

從一開始，電影就被認為是一種活動的照片，或者「運動的圖像」(motion picture)。它和其他視覺藝術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它動得起來，因此可以完成繪畫和照片都做不到的事。它能夠完整地紀錄一個動作的開始與終結，把人體和環境從靜態的凝固形象裏解放出來。難怪當時的攝影工作者和開發電影的先鋒都很著迷於動作的紀錄，透過拍攝馬的飛騰，人的跑跳，他們使得學者能夠看到最細部的動作變化，剖析以往不為人知的生理機制。現在的影迷和運動迷大概沒想到，當年的電影還是種科學工具，許多學者從電影裏認識到人類身體動作的模式，因而催生了整個體育的現代化。所謂的科學訓練方法，要是少了電影這個利器，根本就不可想像。

至於奧林匹克，它當然是運動(sport)的聖殿，但它同時還是一場文化和社會的運動(movement)。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只是這場運動的最重要的核心，不是全部；國際奧委會真正的目的是推展「奧林匹克運動」(Olympic Movement)。於是國際奧委會很自覺地想要保存自己的一切，他們知道自己幹的是一場大事；如果沒有紀錄，任何大事都很容易被忘記。

我們甚至可以說，不被紀錄過的事件根本是不存在的。而說到紀錄，又有甚麼東西比電影更好呢？所以自從1912年的斯德哥爾摩奧運會之後，國際奧委會就開始使用剛剛開始成熟並且普及的電影，開始了奧運官方電影的傳統。

梁文道：金牌拿到手軟之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肯定中國的奧運金牌總數會超過美國之後，內地網絡居然出現了這個情況到底好不好的討論。當香港乒乓球手高禮澤戰勝了冕世界冠軍，挺進八強對上國家隊成員時，更有網民呼籲：「中國隊的金牌夠多了，乾脆留一面給香港同胞吧。」這真是一個小小的，奇怪的心理轉折。回想賽前，國人最期盼的就是「奪金」，而且越多越妙，最好能一舉越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金牌大戶。但真等到目標達成，鬆了一口大氣，大家卻開始回頭反省金牌的價值，甚至體育的意義了。

自從劉長春那「一個人的奧林匹克」開始，中國在體育強國夢的路上到底走了多遠呢？起初，能夠參加就不錯了；後來就想拿獎，拿金牌；再來則開始計較金牌的數目……。到了現在，也確實是個重新思考體育的好時機。

旅美學者徐國琦（Xu Guoqi）在今年及時推出他的力作《Olympic Dreams：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這不是一部現代中國體育史，而是在國際關係的大棋盤上，逐步解釋體育對中國人而言到底意味什麼的回省之書。

自從嚴復把中國人稱作「病夫」以來，這兩個字就成了必需克服的夢魘，流行一時的「軍國民教育」和各式各樣的「尚武」主張就是為了擺脫這個印記。當時的有識之士大多相信社會達爾文主義，覺得中國有亡國滅種的危機；若要在國際叢林的劇烈競爭下存活求勝，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強種」。禁纏小腳其實不全是為了解放婦女，更是為了讓她們身體健全，好生出壯健的未來新一代。反對煙毒，不用說，自然也是強種工程的主要工作。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比體育更好的強種法門呢？所以新成立的學校都要教體育。徐國琦還提醒讀者，就連毛澤東正式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談的也是體育。

坦白講，幾乎每一本中國體育史都是這麼開頭的，徐國琦又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首先是材料，他掌握的檔案之多，搜尋的文獻之廣，實在叫人嘆為觀止。而且他很敏銳，常能在細節中讀出時代的氣味。例如1932年柏林奧運，國民政府派出的代表團鎩羽而歸；當時《大公報》就有社論主張與其參加奧運，依從西方標準，還不如自己搞一些很有中國特色的體育競賽。這個說法看來和今人動不動就要拒絕「西方價值觀的霸權」一樣，十分搞笑。但徐國琦卻看到它背後的急切；中國人是如此地需要勝利，乃至於現代體育才在中國方興未艾，就想要在二次亮相奧運會的機會中摘金取銀。

我們渴望金牌，因為每一場勝利都是在離開「病夫」咀咒的道路上邁進了一步。然而體育又不只是重建自尊煥發愛國精神的工具，它還是一個國際舞台。什麼領域都可以搞出一套「有中國特色」的東西出來，體育不行，因為它是全球公認的平台，誰能登場誰就被世界接受，誰最耀目誰就最有國際地位。告別閉關鎖國的腐朽歲月，是中國加入世界體壇的一大動力。

成為地球大家庭的一份子，與自強求勝本來是不矛盾的；但在某些特殊時刻，當局實在不得不取捨。現在的年輕人大概沒聽過「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這句老話，在體育乃唯一外交手段的年代，它曾是中國體壇的無上信條。1971年的乒乓球世界錦標賽在日本舉行，中美兩國打算藉此推出他們著名的乒乓外交。為了營造友好氣氛，中國鼓勵小老弟北韓一起去日本玩玩，還保證它能得到一兩場勝仗，好叫日本韓僑見識一下社會主義的成就。計劃本來是中國隊放水給北韓，孰料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們的教練極有體育精神，竟然叫隊員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這下可好，中國「一不小心」贏了北韓。回到北京，勝軍之師沒有凱旋班師的慶典，反而還挨了周恩來總理一頓痛。

2008年，中國主辦奧運，是世界地位的象徵；金牌數目排行第一，是強國的證據。不過，徐國琦有點掃興地指出：「中國青年的身體條件從1965年開始就不斷下滑，他們變得越來越胖，不好動，整體地不健康」。因為「學校和老師都不鼓勵學生參加運動」。政府「為了金牌，雖然鉅資挹注精英運動員的培訓，卻沒有足夠地資助一般百姓的體育生活」。中國女子曲棍球今年得到了亞軍，但你平常見過有人打曲棍球嗎？

體育是種世界語，但要是大家對「體育」這個概念的理解不一樣，相互溝通就有點困難了，而溝通，從來都不容易。1972年1月6日，周恩來正在籌劃中國乒乓隊回訪美國，他告訴時任美國助理國安顧問的海格（Alexander Haig）：「等到明年春暖花開，我們想來回訪貴國」。等待中國敲定計劃的美國官員一聽全傻了，其中一人後來回憶道：「當時我們實在不知道花到底什麼時候開，究竟是指緬因州花開的時候？還是加州花開的時候呢？所以我們對於他們過來這裏的時間仍然是一點概念都沒有」。

梁文道：誰是劉翔？

【am730-觀念】熟悉現代中國體育史的人都知道，百年的奧運夢其實也是一個強國夢。透過參加奧運等國際賽事，中國人對內可以團結民心，把過去的「一盤散沙」凝聚成一個完整的民族；對外則能獲得國際的認同，表示中國已經徹底從「閉關鎖國」的狀態走了出來。如果得到獎牌甚至冠軍，效果就自然更好。所以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國際奧委會以來，政府就很積極地規劃各種體育項目的發展，以奪金為目的。

但是在這投入這多產出高的浩大工程裡，田徑始終是一個難言的隱痛。雖然斷續有過突出的例子，可是大家不能不承認田徑確是中國體壇的弱項。偏偏田徑是塊很大的領域，而且常被認為是最具奧運傳統色彩的經典項目。假如中國運動員在這麼重要又這麼基礎的賽事上表現優異，那才說明中國終於成為了名副其實的體育大國。

所以同樣是金牌，劉翔在雅典奧運會上得到的那一塊卻份外耀目；他是現代中國挺進體壇聖域的突破口。問題是中國以前也曾出過田徑金牌，劉翔又有甚麼特別？憑甚麼得到那麼多人的愛戴？又為甚麼能造成如今那麼多人的創傷呢？

那是因為他不只是一個普通的冠軍運動員，還是當代新中國的一張臉孔。在大家的刻板印象裡面，從前中國運動員的性格總是模糊不清的，敗了固然低首飲泣，勝了竟也不見興奮若狂的舉動，表現自我的話更不敢多說。劉翔很不同，那一年當大家看到他打破世界紀錄時，不單單看一個衝破紅的運動員，還看見他是何等驕傲地對著鏡頭說：「中國有我，亞洲有我」。

除了飛揚的一面，他還很稚氣地向著電視機的觀眾說：「媽，你看見了嗎？」。從這一刻開始，他就是中國新生代的代言人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新一代中國人不再是過去老外常說的「藍螞蟻」，而是一個個個性鮮明敢笑敢怒的年輕人。他們不再一張口就是「感謝黨和國家的栽培……」，而是聲色俱在地高喊「我贏了！」。

劉翔更幸運(或者更不幸)的地方是他碰到了中國市場化的新領地。在二十一世紀以前，體育明星同時是商業寵兒的潮流還沒有完全征服中國；到了2004年，卻是東風已在，又欠火把了。姚明和劉翔等人拜此大潮所賜，他們的形象無孔不入地滲進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因此，一百一十米跨欄運動員劉翔變成了北京奧運的中國大使，幾千人裡負擔最重的一個。他這個人的笑容和個性，就在這巨大的形象投射裡漸漸渺小……。

梁文道：尖叫的人參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劉翔愛吃海鮮，但是在備戰奧運期間，專門服侍他的營養師和大廚卻擔心魚蝦蟹會弄得他過敏出毛病。要知道他可是國寶呀，如果因為飲食不慎影響了狀態，誰負得起這個責任呢？於是他們想到了一個既溫和又能替他解饞的代替品；他們讓他天天吃海參。

是海參，而非人參。雖然傳說有不少運動員都拿人參當賽前補品，但劉翔的廚師怕人參或許過不了藥檢，不敢弄給他吃。這充分說明了人參那曖昧神奇的特質；明明國際奧委會發現沒有足夠證據證明人參會對運動員表現有影響，可是又有很多臨床實險表示它確實可以對抗疲勞。所以有的運動員並不忌諱在賽前服用人參藥劑，有的卻連碰都不敢碰一下。

人參貿易可是個大買賣，如果把花旗參也算在內，香港人平均一年大概要消耗掉半磅的數量。問題是直到目前為止，科學家對它的功效仍然沒有共識，從堅持傳統認為它是草藥之王，到批評它是個千古騙局這兩個極端之間，各種互相衝突的說法都有。就算你承認它有藥性，也很難摸清楚那是怎麼回事；一方面它能降血壓，另一方面它又能補血氣；彷彿所有彼此矛盾的功效都集中在它身上了。大部分人都覺得這是花旗參和亞洲參的分別，前者寧神後者溫補；可是它們在研究室裡顯現出來的差異又好像大不到這個程度。

另一種爭論和味道有關，主流的看法是人參一開始就被當作藥材，但又有人懷疑它本來是種食材。如果吃人參不止是為了療效，還是為了口味，那麼它的味道到底如何？一鍋雞湯有沒有下人參，任誰都喝得出來。再清的雞湯也一定少不了肉脂的油香，人參的甘苦卻能把一股清涼注入其中，勾出了豐富的層次。可是大部分西洋食家卻懷疑值不值得為了這種怪異的風味付出那麼高昂的代價。很明顯，人參乃至於一切藥膳，都是一種「獲取的品味」；未經訓練，不在這個飲食文化裡成長，是很難明白它的妙處的。

中國人講究以形補形，我猜人參之所以是草藥之王，原因就在於它不像任何一個人體器官，它長得根本就像一個人。在花旗參原產地，美國伊洛魁部落的語言裡，人參叫做「Garent-Oguen」，意思就是「像人」。太平洋兩岸的人都發現它不止形體像人，甚至還是一種介乎植物和動物之間的仙靈般的存在。從東北長白山到北卡羅來納州，到處都有人參會移動的傳統。你今天發現了一株，明天它就神奇地消失了。而昨天松林裡的一片空地，今天卻莫名其妙地長了一株壯大高齡的人參出來。根據植物學家的說法，人參是種懂得假死休眠的植物，能夠躲藏在地下好幾年，等到附近獵參熱潮過了之後，再重新冒頭。

可是它能行動得這麼迅速嗎？以前東北的採參人總怕人參會逃跑，一看到它就要恭謹地彎下身子，向「它」解釋自己是好人。北美印第安人則相信只有人格高尚的人才有資格採參，在那裡挖了一棵就要在原處種回種子和貢品，向它表示敬意。

我真的不知道劉翔究竟能不能吃人參，但是我還記得小時候在一家中藥行裡看見一株人參的情景。它巨大得像個小孩，被人用紅線綁住手腳，捆在一塊包了黃絲布的板上，在光線幽微的玻璃櫃子裡沉默地面對著我。那裡頭好像真有點甚麼，一種來自地底的，不能言傳的生命感受。聽說採參人若是在夜晚的樹林外紮營或者露宿，不時可以聽見密林深處傳來一陣陣尖叫聲，他們說那是人參的尖叫。

梁文道：中國足球是個好樣本

【am730-觀念】關於中國運動，有一個很大的誤會，我稱之為「可口可樂迷思」。改革開放初期，許多外國大企業都聞到了空氣中傳來一絲人民幣的氣味，他們覺得中國是全球市場最後一塊，也是最大的一塊處女地。那時流行用可樂做譬喻，他們說：「十億人呀！只要有十分一愛喝可樂，一天就能賣掉一億罐了」。

後來他們才發現把這麼龐大的人口變成他們理想中的消費者，要打進這片經濟世界中的亞馬遜，是件多麼困難的事。必須斬荊披棘，適應水土，耐心地等待時機的成熟和條件的具足，中國的人口才能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數字。

同樣地，我們也千萬不能相信中國有十三億人口，一定能找出十一個人組成「第一流足球隊」這類鬼話。人口數字有多少，和某項運動的表現好不好實在是兩碼事。牙買加的人口有多少？為甚麼它能稱霸短跑賽道？立陶宛的面積比北京大很多嗎？怎麼就能變成歐洲籃球勁旅呢？按照「可口可樂迷思」的邏輯，應該整個歐洲加起來派一支球隊也贏不了中國才對呀，為甚麼光是一個比利時就能叫中國足球丟臉丟到家呢？

中國男子足球不只是中國體育界的奇恥大辱，還是世界體壇的一道謎題。國家足球代表隊的人均收入可能是所有項目裏頭最高的，偏偏他們的表現是最爛的。當體操選手一個個為中國奪取榮譽同時還要為生活精打細算的時候，那幫足球員卻一方面坐享車宅，另一方面把球踢到了亞洲三流的水平。二十多年來，中國足球的成績和球員的收入幾乎呈現了反向發展的態勢。

其實它的問題恰巧也折射出了中國社會面對的困境。中國足球是中國所有體育項目裏頭市場化程度最高的，但市場不只救不了它，反而還使它更加證明了「舉國體制」的優勢。如果左派用這個案例說明市場並非萬能的話，右派也可以說那是因為中國職業足球的發展根本還不夠市場化，沒有建起完善的市場機制，所以才變得貪腐橫行、黑幕重重。中國足球或許是中國球迷心上的傷口，但它卻是個了解中國現況的好樣本。任何一個關心中國發展問題的學者都能透過它找到中國的矛盾與眛。

梁文道：陳水扁老師的啟蒙課

【明報-筆陣】原來陳水扁還是個老師，意外地給所有中國人上了一堂啟蒙課。

自從他匯款瑞士案曝光以來，天天都有新消息，日日都有新發展，情節比電影還要好看。他的死忠支持者要不是改弦易轍大呼上當，就是痛心疾首垂頭喪氣。最可圈可點的，是其前度親信，現任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的一席話： 「原來過去傳聞證實是真的，……大家太信賴阿扁的權威及權力，將一切都交給阿扁，放棄了自己思考、判斷的能力。導致一個人的錯誤，造成民進黨的危機。」

陳水扁支持者的思考盲點

過去那麼多年，陳水扁政府有過那麼多弊案傳聞，為什麼蔡英文和民進黨的支持者全都沒起過半點疑心？難道就真的是因為大家都太信任他嗎？他們之所以「放棄了自己思考、判斷的能力」，與其說是陳水扁太有權威太具魅力，倒不如說是一連串更寬廣的基礎因素。這裏頭或許有同坐一條船的黨性作用，或許有外人不可察的共犯關聯；更重要的，可能是種思考方式的盲點。

正如台灣評論家南方朔先生所說的，在民進黨執政的8 年裏，台灣社會已經被一道軸線切割為兩半了，你要不是愛台灣，要不就是不愛台灣；支持陳水扁就是愛台灣的表現，而反對陳水扁自然就是不愛台灣的明證了。

這條軸線的成立，不只是陳水扁個人的功勞，甚至也不只是其核心團隊的責任，它還是一種建基在「本土主義」的民粹情緒。陳水扁團隊所起的作用，無非是把恐共的情結、日益狹隘的本土化傾向，和各路媒體的商業操作，一一扣連起來罷了。

「愛台灣」不只是民進黨政府的旗幟，還是許多「地下電台」的招牌。聽過那些電台節目的人，都曉得他們討論問題的模式。任何對於政府的批評與質疑，哪怕是多麼局部的問題，都會輕易地被人扣上帽子，覺得那是藍營的偏見甚至陰謀，而提出這些意見的人則一定是藍營的同路人；藍營的人都不愛台灣，他們愛的是中共，他們根本是一群台奸；所以他們一切挑戰和疑問背後的真正目的就是出賣台灣。

在這樣的輿論氣候當中，所有問題都被移形換影地替置成「愛不愛台灣」， 「是不是台奸」的偽議題。你覺得「三一九」槍擊案還沒查清楚？那麼你一定是不愛台灣。你覺得扁嫂吳淑珍既然收到傳訊，就該好好上庭受審？那麼你一定就是巴不得台灣滅亡。有些商人甚至只是指出政府經濟政策紊亂，都會被人懷疑他們是不是被中共收買了。於是提出任何一個問題，提問者都得先澄清自己的忠誠；任何一個批評，都像打在棉花堆上的拳頭。於是社會論述變得愈來愈空洞，宛如一片沙漠。論述沒有寸進，社會又怎能不空轉呢？

教訓：切勿凡事皆變成愛國之爭這些人為什麼會「放棄了自己思考、判斷的能力」？

其實他們並沒有放棄，他們只不過是把一切問題都思考成了一個問題，把所有判斷都變成一種價值的判斷。這才是大部分陳水扁支持者的病灶。

回過頭看，近年大陸的民間輿情難道不也表現出了類似的傾向嗎？一道切割社會的軸線正在隱約成形，你不是落在「左憤」（左派憤青）那邊，就是落在「右憤」（右派憤青）那邊。且不說特別敏感的政治話題，有時候就連「范美忠老師遇震先逃」這麼單純的社會現象，就連某條河道污染治理這麼實際的環境問題，都能在網絡上演化出愛不愛國的抽象爭論。彷彿只要你有一點不同意見，你就是在用外國傳媒的角度看事情，你就是洋奴，你就是不愛國了。反過來說，如果你贊成政府的某項政策，你就是被洗腦的憤青。在這種環境底下想要客觀地探討一些東西，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如果把所有問題都上升到很高層次的愛國之爭，那麼還有什麼事情好談呢？如果所有議題都被簡化成一個議題，那麼大家又能學到什麼？又能怎樣利用「自己思考、判斷的能力」呢？

梁文道：多幾個郎平就好了

【am730-觀念】巴西第二大城里約熱內盧是個著名的港城，山丘環抱海灣，長灘一道，美麗得很。但它和我的香港很不一樣，由海岸開始，住得越高的人不是越有錢，而是越窮。貧民窟都建在山上，那裏的供電和給水極不穩定，小孩沒有別的娛樂，就是踢球、踢一些穿了的皮球甚至空罐頭權充的足球。山勢陡峭，要是一下子接不住，球就會順著樓梯斜路一直往下衝，直到平地。所以那些孩子必須努力截住任何方向傳過來的球，否則就要受罰似地跑下山去追球，再喘氣奔回來。據說，這也是為甚麼巴西球員腳法特別好的原因了。

運動玩得好，不是窮人家小孩的專利。我曾短住美國洛杉磯，親眼見過家家戶戶有籃框的盛況。貧民住宅區的青少年固然都是街頭籃球的高手。就連中產階級的房子也多半有個裝在外牆上的球框，甚或一座獨立的球架；我常常在向晚時分看見一條街上同時有幾戶人家上演父子籃球戰。乃知籃球大國根源所在。

一位從來沒做過球迷的同事也在京奧期間湊熱鬧，一場不漏地看遍了國足和國籃的賽事。外行如他，也看出了美國籃球與巴西足球的確是有風格的；比起其他稍為平庸的隊伍，這兩隊球似乎別有一種節奏與韻律。稍有資歷的觀眾當然還知道他們甚至有傳統，不同位置自有一脈香火傳承；美國籃球從來不乏矯健靈活變化多端的得分後衛，巴西足球也一直盛產擅長助攻恍若翼鋒的左路後防。整個國家有那麼多人在打同一種球，那種球就成國技了。例如巴西，聽說它註冊的職業球員竟然達到百萬之數！於是世界各地的球隊都有巴西人的身影，他們不只參加他國的職業聯賽，甚至更換國籍加入外國國家隊。為甚麼巴西是足球王國？不在於它取得了五屆世界盃冠軍，而在於它的全民參與，英才輩出。

我們在全球各隊巴西人的數目上就能看到這點。就算巴西隊不是常勝軍，也沒人能否認它的地位。情況就像荷蘭，從未贏過世界盃，但瞧瞧它出產的教練遍布五大洲，誰敢說荷蘭足球不是一絕呢？

中國體壇的外籍兵團多在乒乓、體操和跳水這三大項，這是因為中國在這三個領域裏的表現實在太強。美國女排一向不弱，但他們居然要請中國的郎平當主教練，可見中國女排的地位已經很穩固。如果有一天，不只是一個郎平，而且有十個、二十個郎平，那就是中國女排真正成為世界王者的日子了。

梁文道：國際友人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大部份人都覺得北京奧運開幕式找一個小女孩為台前另一個漂亮小妹妹幕後代唱是不對的，大部份人也都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想要震撼世界誇耀國威，所以才不惜出此「假唱」下策。不是說這種雙簧技倆很正當，但要是換個角度來想，如果把它當成一家人辦喜事，太想令賓客滿意的話，我們的感覺又會不會有點不一樣呢？自從奧運火炬的海外傳遞屢遭抗議以來，「我們辦喜事，你們卻來砸場」之類的說法就從未停過。可見對許多國人來說，京奧就像場婚禮壽宴似的大派對，我們得租下五星酒店的大禮堂，佈置得格外堂皇，服務得特別體貼；讓自己有面子，客人都滿意。現在我給足客人臉了，客人卻嫌這嫌那的，這難道不是一件很沒禮貌的事嗎？

也許這就是內地球迷對中國男子奧運足球隊的表現非常憤怒的理由了。在他們對比利時的那場球賽，先後有兩名隊員因為攻擊對手而領紅出場。結果網上最常見的話就是「身為東道主，丟人丟到家門口」。恨這幫人老是輸球不爭氣，更恨他們身為主人家竟然在筵席上動手打客人，實在太過失禮。有趣得很，大部份外國傳媒在報道這場比賽時都沒想到這一點，因為他們根本沒有中國人這種奧運就是請客的概念。

京奧開幕之前，市面出現了好幾種研究北京奧運和中國體育的外文論著，只有Susan Brownell的《Beijing's Games：What the Olympics Mean to China》能夠這麼體貼地從中國人的角度思考京奧的意義。因為這位任教於美國密蘇里大學的人類學家不是一般的學者，她還是個運動員，而且是個在全美田徑賽中得過五項全能銅牌的好手。更要緊的是她甚至在留學北大的時候代表過北京參加全國大專運動賽，拿了幾個冠軍，破了幾個紀錄。那是一九八六年的事了，從那時起，她就一路活躍體壇（她現在是國際奧委會研究中心的七名委員之一），一路把中國體育當成自己研究的田野和對象，成為英語學術界中的中國運動權威。

她這本及時的新書澄清了不少傳統誤會。比方說中國運動員的訓練方式一直被外界詬病，覺得它直到二十一世紀以前都太過軍事化太過沉悶，除了吃拉撒睡，就是不斷的練練練，充滿共產主義的集權性格。但是在北京參加過集訓，甚至學過「鵝步」步操喊過口號「推動四個現代化」的Susan Brownell卻發現這一套原來源自以前的「青年會」（YMCA），是當年美國傳教士帶進來的「現代教育」。

又比如說奧運到底和政治有沒有關係這個老掉牙的問題，她提醒大家不只奧委會憲章從來沒有明文規定「體育必須和政治分開」，而且奧運從一開始就是政治的。使得大家都以為這是奧運精神的原因是好幾屆奧委會主席都說過類似的話。例如當過二十年主席的Avery Brundage就很愛強調「讓政治走遠點」，因為當年兩岸的會籍問題十分嚴重，雙方都堅持有他沒我的路線，又各有後台支援，鬧得不可開交。Brundage他老人家煩不勝煩，於是就常常批評他眼中的搞事份子──中國，說它把政治帶進了奧運。中國代表的最後回應則是「你是美帝的忠實下人，為它『兩個中國』的陰謀服務」，然後退出國際奧委會達二十一年之久。

Susan Brownell究竟是理解中國同情中國的。在她看來，批評中國政府利用奧運對內提高自己的民望對外宣傳大國的崛起，是偏頗不實；期待一場奧運帶來民主改革人權解放言論自由，也是不切實際。對中國政府而言，主辦奧運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和國際接軌」。什麼叫做「和國際接軌」呢？趁機改善北京基建是其一，增建地鐵和改造前門大街不是為了迎接奧運給人好看；恰恰相反，主辦奧運是推動這些硬件項目使北京成為大都會的機會。因為這個大國的一切變化總是藉一次又一次的「運動」漸漸完成，奧運就是一次「運動」。透過這個運動招募志願者，讓他們練英語學接待，可以讓下一代人更國際化。教育國民不吐痰懂排隊，要大家在公共場所別吸煙，請觀眾不論自己的選手成績如何都要為獲獎者喝采，這一切都是為了培養文明開放的新國民。連那些北京奧組委的官員，也可以實習協調國際事務和應付外國記者的經驗，說不定就是日後的政府中堅了。

我想Susan Brownell的意思是不要好高騖遠。中國女排輸給美國之後，現場觀眾不再像十多年前痛罵小山智麗那樣，反而用掌聲歡送領軍敵手的郎平，這就已經是個了不起的成就了。

梁文道：計劃形象的貧困

【明報-筆陣】雖然有許多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為計劃經濟體系翻案，認為它並不像一般人所說的那麼一無是處，甚至還起過不可或缺的作用。可是今天，仍然相信並且完全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到底是寥寥可數了。中國也曾是個奉行計劃經濟的大國，但是過去30 年的改革開放難道不就是一個國家逐步退出經濟生活，讓市場機制代替政府計劃的歷程嗎？現在我們面臨的下一個問題是，中國會不會也漸漸放棄「計劃形象」的老路，不再硬性地經營政府和國家的形象，也不再為了所謂的「正面」效應而任意塑輿論環境的生態。

什麼叫做「計劃形象」？什麼是「正面」效應？我們看看北京奧運開幕式上的兩樁「造假」事件就知道了。

首先是那場先聲奪人的巨型足印煙火秀。原來北京奧組委深怕現場效果不如理想，所以預先以電腦動畫技術錄製了這個場面，然後把它加插在當晚的實直播裏頭。雖然開幕式總導演張藝謀在事後的訪問中立刻承認此事，但我們還是不能不說，這個手段已經完全改變了大家對「實直播」四個字的一貫認知。顧名思義，「實直播」就是實時地把發生在某一地點的事件直接傳送給觀眾。如果主辦機構明明知道自己會在這次演出裏插進如此一段加工畫面，但又不立即以字幕等形式坦白聲明，這晚的「實直播」難道不是一個騙局嗎？

其次則是贏盡全球觀眾歡心的林妙可被揭發只是那段《歌唱祖國》的幕前替身，真正在演唱的其實是背後的楊沛宜。按照中國媒體的一貫說法，這是不折不扣的「假唱」，不止有違職業操守，甚至還可能觸犯了國家為打擊「假唱」歪風而專門訂立的政令。就算退一萬步講，你也總該還幕後代唱的楊沛宜一個名譽吧。即便是電視電影這些娛樂產業，也總會把替身演員的名字全部列出。如今一場史上最多觀眾收看的電視大秀怎能公然做出這麼不公平的劣行呢？

根據開幕式音樂總監陳其鋼的說法，這麼做是為了「國家利益」。因為林妙可雖然長得很漂亮，但歌聲的音域卻不夠寬；而楊沛宜的演唱美則美矣，卻又壞在正處換牙期，形象不佳。也就是說，無論是一個相貌可愛但歌唱得不好的小女孩，還是一個聲比天籟但樣子不夠動人的小女孩，都不能恰當地滿足「國家利益」。

這番話傳出之後，輿論譁然，大家都不能理解這等小事何以會上升到「國家利益」的高度；更有許多人為楊沛宜抱不平，覺得她清麗可人，絲毫不下於林妙可。

音樂圈的人都曉得貴為現代音樂大師梅湘（OlivierMessiaen）關門弟子的陳其鋼，實乃當世華人作曲家中的佼佼者，藝術成就甚至要比他的同學譚盾還高。而且他一向愛惜羽毛，從不苟且，是個很有個性的藝術家。

這回怎麼會做出這等既違反藝術原則又不符國際常規的事呢？其實陳其鋼也把答案說出來了，那是因為一名政治局委員表達過意見。後來在接受美聯社採訪的時候，他更明言自己有責任道出真相，要還楊沛宜一個公道。

故事仍未結束。這個事件曝光之後，不只令外界對美輪美奐的京奧開幕式的印象打了折扣；也讓當局非常尷尬。於是兩日之後，這條消息就迅速地被內地各大網站刪去，變成一則失蹤的事故。

這個故事恰巧說明了中國政府「計劃形象」工程的盲點。所謂「計劃形象」，我指的是一種由官員主動構想出來的抽象的政府和國家形象，然後以各種剛性手段將它套在現實之上的工程。

首先我們要理解「抽象」的活動本來是現代國家能力的證明，一個政府愈是能夠藉圖表、統計和各種調查去簡化複雜龐大的現實，它就愈能完好地治理國家。依據今年故世的社會學家查爾斯．梯利（Charles Tilly）的說法，在這種現代化的國家裏面，統治階層總是難免要脫出他們身處的社會脈絡，依賴那些抽象的活動及其結果去預知社會的走向，發現潛在的隱患，從而制定出種種回應現實與導引發展的決策。問題是當這些抽象活動的依據不是各種可堪檢證的科學工具，而抽象的領域也不限於可以量化的事物時，它很容易就會變成一小撮官員離開現實的空想了。政府和國家的形象正是一種最難量化管理的領域，要測知它們的工具也最不齊備；偏偏今天中國各級政府官員都以為自己知道轄地和國家該有什麼形象，也都以為自己明白怎麼樣才能實現心中所想的形象。

說穿了，這就是形象工程。許多地方政府不顧所在縣市的實際情，也不管社會的整體需要，又不屑於使用少數可堪利用的調查工具先去研究人民對自己的看法，就耗用公帑大興土木，以為一兩座巨大的政府建築物就能在人民心目中製造出美好的形象，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同樣地，京奧開幕式上這一連串事件其實也是一種形象工程的敗筆。

一直以來，許多中國官員都以為自己是藝術家，覺得自己官位大了，審美品味也就比別人高了。在經濟領域上，他們或許會承認自己不是專家；但是說到政府形象和地標設計這些事，他們卻自覺要比專家還內行，總是意見多多指手劃腳。有趣的是當你再問他們到底有沒有一個整體的視野時，他們卻又答不出個所以然來，通常只能報以「正面」二字。

為人麼那段煙火足印要假裝是實直播？是為了「正面」。為什麼一個小女孩要在眾目睽睽之下公然假唱玩雙簧？也是為了「正面」。為什麼不准媒體再報道這段消息？ 還是為了「正面」（ 亦即俗稱的「正面報道」）。

假如城市只是一面地圖，政府當然可以大膽規劃，任意在上面修大道開運河；假如社會只是一張白紙，政府也能夠為所欲為，在上頭畫出自己理想中的「正面形象」。但是現實社會不是地圖也不是白紙，尤其現在的社會，階層分化，媒體發達，所有人都有不同的渠道去發放和獲得各種信息。就和計劃經濟難以掌握所有經濟信息一樣，計劃形象也不可能獲知和壟斷所有和政府形象有關的信息與反饋。

為了所謂的「正面形象」，你可以安排楊沛宜為林妙可代唱，但是你不能控制陳其鋼要說什麼話（陳其鋼可能擁有法國國籍），你也不能完全抹除一切傳媒的報道，更加不能控制境外的傳媒。於是當初的一心求好，反過來又成了外間批評「中國專門弄虛造假」的另一罪證。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然而計劃形象的主事者就是不能預知一切後果，正如為自己蓋「白宮」的地方官也不知道原來這麼做會捱罵。與其苦心經營正面形象，然後弄出個破綻重重，實與表象反差巨大的結局，何不以一個最正常的真實面目坦然示人？為了正面，犧牲正常，別人是看得出來的。難道一個擁有13 億人口的超級大國，正在崛起的經濟強權，竟然容忍不了一個7 歲女孩再正常不過的換牙嗎？

梁文道：奧運一定會讓民族主義更狂熱？

【am730-觀念】在北京奧運會舉行之前，很多外國傳媒認為，漸趨狂熱的中國民族主義更上一層樓。如果中國在金牌數目的競賽上真的一舉超過了美國，那就更是火上加油勢不可擋了。誠然，運動競賽從來都是鞏固國族認同的理想場合。自己國家的選手得勝，自然會滿感驕傲；就算敗了，也能在那難過的瞬間體會到「小我」和「大我」的融合。不論輸贏，只要是國際性較量，都能凝固出國家的認同感。比如說我是NBA湖人隊的球迷，但是當Kobe對上了姚明帶領的中國隊，我還是會毫不猶豫在心理上站到姚明這邊，盼望Kobe失手。

可是，如果以為京奧就一定會催生出一種失卻理智的民族主義，把中國人全都變成一幫心理狹隘的群氓，那也未免太小看運動自身的邏輯了。尤其在體壇最神聖的奧運會上，運動本身的邏輯甚至會對那種預想的狂熱起到意料之外的調節作用。

身為美國女排教練的郎平回國，恰巧同在機場的棋聖聶衛平發了頓勞騷，覺得她跑去教導外國人很不像話，簡直不是中國人。結果棋聖反而引來不少批評，理由是在充份全球化體育世界裏，請外國人當教練根本是司空見慣的常事，中國自己也有不少「外教」，難道他們都是自己國家的叛徒嗎？

當年為中國取得奧運第一面劍擊金牌的「揚眉劍客」欒菊杰，如今是代表加拿大參加京奧的選手。本來依照近年憤青們的邏輯，實在沒有比這更叛國的了。可是在她於賽後亮出「祖國好」的橫幅之前，在偶現的譏刺聲中，更多人卻為她以五十高齡仍奮戰場上而感動。我們固然懷念她當年替中國贏回的光榮，同時也總是佩服那些永不言倦永不言退的選手，因為那是體育精神。在一場團體賽事之後，有網友注意到拿銀牌的日本隊上領獎台時只和拿銅牌的加拿大人握手，卻不理會冠軍中國。這位網友立刻被人譏笑。因為依照次序，金牌得主是最後登台的，難道你要日本隊在上台前先繞到後頭找中國隊握手嗎？有一位網友留言：「先多看幾場比賽，摸清楚奧運的規矩，再來這裏說話吧！你這個狹隘的小憤青」。

更妙的是當日本「蛙王」北島康介得到第一面金牌之後，很多論壇上的留言不是外人想像中的不屑以及對日本的慣性批評，而是「亞洲的驕傲！祝賀北島，希望中國也要加油」，簡直友好得一塌糊塗。體壇從來是塊英雄地，大家自然崇拜強者。而且這塊地方勝負分明，只要裁判公正沒人耍詐，成績如何人人都要服氣的。在這大部分的賽事裏面，就算事先很被看好的中國代表輸了，觀眾也只能嘆聲可惜，然後照樣會為勝者鼓掌甚至叫好。這也是體育精神。

反過來看，總是挑剔中國民族主義和國民性的人這時也會遇上滑鐵盧。在國籃對陣美國與西班牙的時候，有些人批評中國球迷自我中心太沒風度，老在對方射罰球時大喝倒采，噓聲滿場。內行的球迷馬上回擊：「你懂甚麼？這是籃球常規，不管是NBA還是國際賽，主場球迷一定會想辦法干擾客隊罰球。不懂籃球就少說兩句！」

梁文道：蕎麥復仇記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有一種看起來很古怪，但卻實際存在的社會現象，那就是愈常做運動的人通常要比沒有任何運動的人有錢。不信的話，你去問問酒樓清潔和垃圾站的工作人員，看他們平常都做些甚麼運動；要不就去各種健身中心做個調查，瞧瞧裡頭那些做瑜伽的人是否收入高過香港中位數。當然這只是一般的情況，不表示任何在屋村球場踢球的人都一定很富有。

常識告訴我們，這不是因為收入高的人比較注重身體健康，而是因為他們更有本錢和時間去照顧自己的身體。假如一日三更，為口奔馳，再怎麼想做excercise，恐怕也無能為力。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食物的選擇。吃得清淡，肉少菜多，似乎也是一種身份象徵。一般打工仔不是光顧茶餐廳就是幫襯快餐店，想多叫兩碟菜健康一下？做夢。更有趣的是許多粗穀雜糧現在竟然賣得比白米還貴，這可都是往日不入流的東西。那年頭，一個人沒肉吃固然是窮困的表現，家中沒有白米等「細糧」就更是窮人中的窮人了。但如今，吃粗糧反而才是注重「有機健康生活」的風尚。

四川大地震的重災區，汶川、北川和茂縣等地恰巧是少數民族「羌族」的聚居地，一些很有良知的媒體人和學者呼籲大家在救人之餘也別忘了羌族文化。他們還組織起來奔赴災區，一方面搜尋文物，一方面採訪倖存老人留個口述記錄，力圖保存珍稀的羌文化遺產。可是我猜他們一定會很驚訝地發現，許多年過七十的老人對羌文化的認識可能還比不上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因為在幾十年前，大半羌人都以為自己是漢人，說漢語著漢服。到了近二十年，下一代才愈來愈覺得自己其實是羌人，拼命復興羌語等傳統文化。從1982年到1987年短短六年之間，北川羌人的數字由該地總人口的1.33%上升到了34.63%！這根本不是一個自然生育的結果，而是很多人突然翻案，認祖歸宗。

根據專門研究羌文化的台灣學者王明珂，這是由於中國的民族政策改變了，少數民族不止不再受歧視，甚至還能得到很多政策優惠。例如限生一胎的計劃生育就計劃不到羌人身上，他們愛怎麼生就怎麼生。所以當地居民紛紛脫去偽裝的漢人面具，恢復（甚至創造）自己的羌人身份。

羌人翻身，連帶食物的地位也起了變化。蕎麥從前在這一大片山谷地是很受歧視的，因為用它做出來的麵糰又粗又黑，大家都覺得不如大米小麥那麼細緻潔白。而且蕎麥耐寒，特別適合這種山區地形，一年能收成兩次；因此反被視為山上「蠻人」才要吃的主糧。從清朝到二十世紀中葉，這裡的居民不斷漢化。不完全是漢人文化果然高尚，值得學習；更是因為漢化才能避免歧視。既然平地漢人都吃白米，那麼住在山溝的居民也只好跟著吃他們根本種不了的白米了。實在負擔不起大米小麥，要靠自種蕎麥過日子的，只能活該被人看不起。在那漫長歲月裡，蕎麥是羌人的象徵，白米則是漢人的象徵；漢人地位高，所以大家要想盡辦法用白米去證明自己是漢人。真沒有白米的話，種五米也行，總之不要碰野蠻的蕎麥。

孰料蕎麥的身份竟然在今天隨著羌人復興，本來已經習慣用玉米去代替蕎麥的百姓們一下子都歌頌起蕎麥來了。外人到訪，他們驕傲地端出蕎麥麵和蕎麥饃饃，並且誇耀「這是我們羌族的傳統食物」。過去的缺點現在也成了優點；蕎麥的粗，蕎麥的黑，原來是「綠色食品」的特質，是富裕中國最需要的健康口糧。食物本無貴賤，只是隨人而變。蕎麥一向是北川羌人的標誌，過去羌人是「蠻子」的年代，它被人貶低；現在羌人是國家重視遊客欣賞的少數民族，它就蛻變為偉大的穀物了。

梁文道：四十年前，一個香港人死了

香港羽毛球手『黑妹』葉姵延首次參加奧運，就失準敗陣。賽後接受訪問，她說自己每次出戰國際賽事，場面都是冷冷的，沒人認識她，也更沒有人會喊她的名字。想不到在北京工業大學體育館，全場觀眾竟然為她熱烈歡呼，『黑妹加油』的打氣聲由頭響到尾．從未見過這等大陣仗的『黑妹』竟然一下子呆了，壓力大增。

在這次北京奧運的各場賽事裡頭，觀眾表現等很有風度，就算預計中的金牌落入他國之手，大家還是不吝嗇叫好鼓掌。香港和台灣的代表更是得到主場的待遇，得到銅牌的台灣女子舉重選手陳葦綾就說：『由於有全場觀眾的齊聲助威，讓自己非常興奮』。看到這等場面，真是令人既感動又感慨。我不能不想起幾十年前另一個香港人的故事。

多年以來，每次在內地媒體發表文章，都會有一兩個讀者拿我香港人的身份當話題，不是說我被殖民慣了，祟洋媚外；就是懷疑香港人的國家意識。每一次，我都會想起他：容國團。張五常是容國團的好朋友，他曾憶述當年的容屈身在香港一個工會的小會所裡頭，天天對著乒乓球桌琢磨直板的四大法門：發球、接發球、左推和右掃。那年頭，稱霸球壇的是日本和匈牙利。匈牙利人擅長削球，日本則發明了以快制慢的弧圈球，每一種招數都曾經各領風騷，但它們都被另一種嶄新的技術終結了，那就是中國式的直板快攻了。不和你併耐力，不和你鬥旋勁，在發球、回球和起板扣殺的三招之內解決你：這就是容國團的乒乓革命。張五常說：『一招反手發球，同一動作，可以有上、下兩種不同的旋轉。以今天的眼光看，這樣的發球平平無奇，但在三十多年前，那確是創新』『今天舉世高手的發球有如怪蛇出洞，變化莫測，都是源於這個不見經傳的工會斗室之中』。

容國團在一九五七年拋下家人，毅然從香港北上，要報效國家。一九五九年四月，他在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打敗匈牙利削球王西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奪得所有體育賽事中的第一個世界冠軍。一九六五年，退役後轉任教練的容國團率領女子隊拿下另一座世界冠軍。說容國團奠定了中國乒乓王朝的基礎，是一點也不誇張的。那年頭還有多少如他這般的『海外華僑』，響應建設祖國的呼召，離鄉背井，回到一窮二白的神州大地呢？和後來的海歸不同，也和改革開放的商人不同，這批年輕人抱持的是純粹的熱血與理想。他們要回來建設新中國。

然後文革來了。一九六八年四月，香港乒乓球手傅其芬被打成『特務』，不堪羞辱，懸樑自盡。五月，另一個香港來的乒乓球員姜永寧也被認為是『特務』，也上吊自殺。眼見兩位同伴先後含冤辭世，容國團沒有向任何人告別，六月二十日下午在一間鴨舍外上吊，尾隨而去。

他的遺言是『不要懷疑我是敵人』。今年是中國人第一次主辦奧運，也是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逝世的四十周年。

梁文道：開幕式不丟人，只是少了些東西

【am730-觀念】許多朋友都不大喜歡這個號稱史上最成功的奧運開幕式，覺得它只是販賣國粹，既和奧運沒有太大關係，也忽略了和世界的聯繫；要不就是批判它花錢太多，粉飾太平，試圖以迷目的奇景掩蓋中國人權不彰的陰暗面。可是就演出論演出，我以為無論再怎麼挑剔，也必須同意局中人陳丹青的這句總結：「至少它是不丟人的」。

開場的擊缶萬人操的確是萬人操，但那些表演者臉上各具性格的笑容緩解了高度紀律渺無人性的猜測。用一名九歲漂亮小女孩去唱升旗歌，更是柔和地消除了它那濃烈的軍歌氣味(請想像一下，如果是軍方歌手演唱，效果會有多大的差異)。

這些細節上的心思往往要比表面的壯觀華麗更加動人。

這場秀的確是一次中華文明的濃縮大匯演，要是不放在奧運會上，用於上海世博或任何其他一個大型國際盛事也一樣合適。可是也別忘了，蔡國強主創的那二十九個煙火腳印，一步步沿著北京中軸踏入鳥巢，是何等地摩登，又何等地「不中國」(照我們的慣性思維，這麼從半空踩隻大腳到觀眾頭上，難道就不怕不吉祥嗎？)。

我最不喜歡的不是這場演出本身，而是它的拍攝和轉播。很多該用的中景及遠景鏡頭都沒有用上，一些不該有的構圖毛病卻頻繁出現；例如北京和國際奧委會主席致詞的時候，不知何故，鏡頭全部偏右，結果讓兩人的左側露出一大塊沒有意義的黑色空間。

更令人遺憾的是各國運動員進場那漫長的兩小時，導播幾乎是機械性地組合著幾個固定的鏡頭，完全沒想過捕捉現場觀眾的表情和反應去營造熱烈的氣氛與動感。一直要到中國隊進來了，我們才有幸目睹觀眾的歡騰鼓舞。這個做法要不是太小器太自我中心，大概就是怕現場有人突然亮出甚麼示威旗號。

更不用說中央台那從頭到尾死不斷氣的解說了，總是用高八度的朗誦腔重複一堆善頌善禱的陳詞濫調。內地觀眾真可憐，甚至到了唱主題歌的階段，還要忍受中央台解說的持續轟炸。央視也許以為觀眾都很弱智，也許是以為自己那些甚麼「夢想！夢想友誼！夢想團結！夢想和平……」要比主題歌還好聽。

對了，我也要修正一下這場開幕式是中國歷史精華大成的判斷。因為不知道為甚麼，既然先秦的孔子和晚明的崑曲都登台了，卻獨獨漏掉由清以降的四百年國史呢？毛主席不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嗎？怎不讓他老人家亮相和全球觀眾說聲「Hi!」呢？

梁文道：無常才是正常

【南方都市報-閱讀周刊視野】原來，1906年4月18日清晨五點十二分發生的舊金山大地震和中國人也有很大的關係。當時，這座城市仍然被稱為金山，數之不盡的中國人懷著黃金夢渡洋而來，結果卻成了奴隸般的苦力。那個年頭的舊金山並不以自由開放平等的氣氛著稱，中國人雖然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但還是飽遭歧視。災後六天，舊金山就出現了一個委員會，專門探討如何安置被毀的華人小區，他們打算違背華人的意願，把他們挪出市中心。

結果令人意外，即將覆滅的清帝國居然為她的海外子民撐腰，透過駐華盛頓的使節提出華人有權住在任何他們想住的地方，否則不只會破壞紫禁城與白宮的關係，還會影響跨太平洋的貿易。於是就有了留存至今的舊金山唐人街。不僅如此，由於地震和隨後而來的大火幾乎焚毀了所有官方文檔，所以當局再也無法區分移民的合法與否，即使他們花了很大力氣去審核資格，各式各樣的「紙上親戚」還是源源不絕地從大海彼岸湧入。經過1906年的地震之後，舊金山華人的數目有增無減。

這只是西蒙·溫切斯特(SimonWinchester)《世界邊緣的一道裂縫》(ACrackintheEdgeoftheWorld)里無數小故事中的一則。西蒙·溫切斯特是老牌記者，最出名的事跡是在福克蘭群島戰役里被阿根廷軍方俘虜。後來他成了暢銷國際的報告文學作家，題材廣泛，從《牛津大辭典》的誕生、《現代地圖》的出現、《長江的歷史》，一直到最新出版的《李約瑟傳》，每一本書都寫得相當好看。

錢鋼的《唐山大地震》已成經典，不用多說。相比之下，西蒙·溫切斯特研究舊金山大地震的先天缺陷是他不能在當年親赴災區，少了一份災後報告的臨場感，也自然沒有錢鋼那股動人的悲憫之心。但是他擅長利用大量的材料和文檔去重構歷史，把過去的事件複現眼前，甚至連地震發生的那一刻，也歷歷在目地寫了出來：「只有一個英國人提供了可證實的記錄，他的名字是喬治·戴維森。而他就像其他科學家一樣，帶著冰冷的抽離感寫下了關於這件事的報告。他小心標識了事件發生的時間：突然間，沒有任何警告地，他的房間和整座房子所在的地面都開始以一種巨大的，逐漸增加而且不可控制的力量搖擺。他知道這是地震……戴維森教授一定和其他人一樣恐慌，但他是個受過專門訓練去觀測的人，他立刻知道什麼事情發生了。所以他無比細心地盯著他的手錶。然後他報告，那是五點十二分零秒。可是為了準確起見，他又以天文學家那種格外的小心補充，這個觀測‘應該有兩秒左右的誤差’。這包括了從他掙扎起床，跑到桌上看表為止的時間。」那個年代的設備和技術不比今日，所以戴維森教授在睡夢中驚醒做出的倉促記錄就此留在史案上了。這場奪去五千人性命，使美國保險業陷入空前危機的巨震(賠償金額的記錄到幾年前才被卡特列那颶風打破)，不只改變了地震研究和預防的歷史，甚至間接催生了美國的現代金融體制。但在今天的中國人看來，它留下來的另一種教訓顯然更有意義。

地震發生之後，幾近全毀的舊金山市民立刻全力回複自己的生活秩序。其中最令人欽佩的是郵局的四十多名員工，他們在大火中以超人的能耐力保郵政大樓不受波及。兩天之後，舊金山美國郵政宣佈復工。他們把車子開進難民營，不管是書頁、報紙的碎片，包裝紙的殘角，還是扯下來的衣袖口甚至木塊，只要寫上地址並且貼上兩分錢郵票，災民就能把自己的消息傳給外面世界的親友。整場災劫之中，沒有丟失任何一封信件，這是美國郵政史上最光榮的一幕。

可是問題就出在舊金山人太想回複正常。政府急於重建，生怕投資者對這座正在崛起中的大城市失去興趣，於是對外誇大火災的毀滅力量，卻淡化了地震的角色。房屋重建的速度蓋過了質量，許多在短短半年內蓋好的房子，其抗震能力竟然還不如震前的老房子。重新在廢墟中站起來的那批建築一直是舊金山市民頭上揮之不去的陰雲，直到今天。

然而所謂的正常，在宇宙的尺度面前，又是多麼的微不足道呢?西蒙·溫切斯特在牛津大學主修地質學，擅長把複雜的地質學變成人人能懂的故事。在書的一開頭，他就別開生面地離開地表走向太空，為的是要告訴我們發生的兩件大事如何改變了人類的地球觀：一是人類登陸月球；二是地質學上「板塊構成說」(PlateTectonics)的提出。人到了月球，遂能首次站在外面回望自己的家園，用照片使我們在感官上領悟「一個地球」的美麗真理。而「板塊構成說」，則不只為「大陸漂移」思想提供了更正確的解釋基礎，還突破了地表的面具，令人類更深入認識到這個星球那永不停歇的翻騰內在。

在這樣的尺度之下，地震對渺小的人間而言或許是異常的，但對數十億年來不斷移動的地殼而言卻是正常的。如果有人在1906年4月8日的清晨五點十二分從月亮上觀測地球，他會發現北加州一帶忽然輕輕甩動了幾秒，然後附近的海面猶如打水漂似的泛起了極輕微的漣漪。如果你真想在月球上用望遠鏡盯著這一幕，你一定要落足眼力，因為那一刻的震動是這麼的短暫、這麼的微弱；一不留神，便會錯過。

梁文道：索爾仁尼琴的最後悲劇

【明報-筆陣】我們都很敬佩索爾仁尼琴（又譯索贊尼辛），我們都很仰慕索爾仁尼琴，所以我們都說他是「俄羅斯的良心」、「作家的良心」、「知識分子的良心」，甚至「人類的良心」。當然擁有一顆非常了不起的心臟，帶動患了癌症的身軀，它不只熬過了勞改營中的苦寒，克格勃下的毒樂，還挺過了蘇聯的壓迫與流放，西方的漠視和恥笑，直到他的敵人蘇維埃垮了，他怒視的葉利欽也走了，才終於停止跳動，永遠沉默。問題是他這顆心到底是誰的「良心」呢？假如索爾仁尼琴就是知識分子良心的代表，那麼他就實在還代表了一種知識分子所不可避免的悲劇。

起初， 「西方自由世界」以為他是「人類的良心」，因為他暴露了「東方極權主義」的可怕。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說，極權體制就是一種連它的領導人都要私底下拿這套制度的意識形態開玩笑的體制。沒有人相信它宣稱的真理真是真理，連它的最上位者自己也不相信。因此，我們不能輕易說某一個出賣自己的鄰居是邪惡的，某個在勞改營裏折磨自己的獄警是邪惡的；不是他們無罪，而是這套制度令人變得邪惡。我們必須放棄對明君的幻想，必須放棄對潛在改革派的幻想，這套體制除了崩潰，別無自我更新的機會。這就是當年西方世界某些人對極權主義的判斷了，而索爾仁尼琴的作品，尤其是《古拉格群島》，則以宏大的篇幅和鉅細靡遺的細節最好地證明了這點。

第一個悲劇：

生活經歷有限

所知真相不多

其實直到目前為止，蘇維埃體制和它的歷史仍是一個巨大的謎團。正如匈牙利史學家伊斯特凡．雷夫（IstvanRev）所說的，許多發生在身邊的往事，他們這些過來人要到現在才知道，而且要在前國安單位的秘檔與審訊紀錄裏一片片地拼湊復原；可是歷史彷佛真的終結了，20 年前的事，現在已經沒人有興趣再問。原因之一是很多人以為自己已經懂了，有《古拉格群島》這樣的巨著，誰還想知道更多？儘管索氏的見聞其實相當有限。就和大部分極權體制內的異議作家一樣，他們有說真話的勇氣，可是非常可惜，他們能夠看到的真相卻是那麼地少。這是索氏的第一個悲劇，沒有非常的尊嚴與自信，他撐不下來；然而正是這非凡的尊嚴與自信，使他很容易忘記自己的生活經歷其實只是一座龐然大物中的某個環節。在那種體制底下的每一個人都只能瞎子摸象地試掌握全局，特別是被隔離至一隅的異見分子。

索爾仁尼琴曾是「自由世界」的英雄，是他們批判冷戰對手的最佳利器。可是在他到了美國之後，他們才發現這是個天大的誤會。1978 年，他在哈佛大學演講，猛烈批判西方文明的虛無與墮落，叫大家看傻了眼。根據一種至今不衰的二元光譜，一個人要是批判共產主義體制壓抑人性違反人權，那麼他一定就是親「西方」的了，因為後者正是自由和人性解放的樂園聖域。不，索爾仁尼琴不是這一類型的異見分子，他並沒有因為自身的經驗而高呼「來生不做俄國人」，也沒有因為主人家歡迎自己就替他說盡好話。他居然很不識時務地痛罵美國的膚淺與「西方世界」的道德淪喪。

第二個悲劇：

蘇聯視為叛徒

西方嫌他保守

這本來可以叫西方左派大舒一口氣。因為正如西方最後一個相信史達林的大知識分子沙特所說的， 「索爾仁尼琴是最危險的」。他的著作不只使得「古拉格群島」這個虛構概念變成專有名詞，為後來勃興的人權外交奠下了感性基礎，更震撼了所有仍然以為「現存社會主義」是條好出路的西方左派。他們一向知道鐵幕那頭傳回來的消息，只是他們沉默遲疑，直至索爾仁尼琴帶來最壞的證言。許多人後來回憶，都說索爾仁尼琴是他們轉向覺醒的關鍵。他令那麼多人右轉，但他自己卻沒有變成大家預想的右派。轉向了的老左不能理解索爾仁尼琴為什麼不乾脆和他們一起全面擁抱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沒有改宗的「新左派」則一方面慶幸他不像其他異見分子那麼天真，一到美國就成了美國人；另一方面卻不滿他不像哈威爾等東歐知識分子，不試找出符合左派真精神的新路線。

這是索爾仁尼琴的第二個悲劇。他堅持住了自己獨立判斷的精神，沒有輕易換邊，以致於蘇維埃陣營視他為叛徒，正統西方自由派嫌他保守頑固。甚至連西方左派也不知該如何定位他才好（他不相信「背叛了祖宗的現存社會主義」，不相信自由主義與市場經濟，但也不相信馬克思）。無論何處，格格不入。這本來是知識分子的榮耀，不能算作真正的悲劇。可惜，他卻選了樹林裏較少人走的一條路。

他隱居於美國佛爾蒙州郊野，一個冷得最像俄羅斯的地方。足不出戶，拒接電話，住在一個類似傳統俄羅斯鄉間小別墅的田舍裏。他不說英語，他要躲在這裏為俄羅斯招魂。眾所周知，他痛恨蘇維埃體制；但又不像許多從蘇聯流亡出來的學者與作家那樣，把病因追溯至沙皇的恐怖專制與俄羅斯的文化傳統。他以為一切錯誤都是共產主義造成的，原來的俄羅斯不是這個樣子，原來的沙皇比較仁慈，原來的俄國還有偉大的東正教傳統。

大家終於明白，搞了半天，原來索爾仁尼琴是種更頑固的右派，是宗教上的保守主義與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信徒。他批判蘇聯，不只是為了人權和自由，更是為了它的無神論，為了它全面瓦解掉俄羅斯傳統。批判西方，不是因為他保有最後一點左翼血脈，而是因為這個文明失落了上帝的指引，道德淪喪得無以復加。

難怪蘇聯思想史專家列斯裏．錢伯倫（Lesley Chamberlain）說他是真正的「俄羅斯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把自己的命運和俄羅斯的命運緊緊連繫在一起。

最後的悲劇：

保守的列根喜歡他

神化的普京也喜歡他

在漫天風雪之中，他被人遺忘，獨自懷念俄羅斯的昔日光榮與未來復興，成了一具過時的大鐘，發出沒人注意的鳴號。對文學界來講，他晚年的作品累贅無趣，就連曾經備受好評的早年名著現在看來也只剩下歷史價值，還不如同代的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那麼浩瀚全面，文筆精美。回到了祖國，忙賺錢發財的新貴覺得他荒謬得離譜，年輕一代則嫌他喋喋不休甚是擾人。他曾經擁有一個評論節目，電視台高層卻居然不耐煩到了在錄製中途把電源拔掉的地步。索爾仁尼琴，可是顆良心呀。

好在還有兩個人欣賞他，而且是兩位總統；這就是索爾仁尼琴最後的悲劇了。

美國前總統列根喜歡他。因為彼時冷戰氣氛稍緩，歐美政壇學界大吹和風；索爾仁尼琴則大有一士諤諤的氣概，警告大家不可心存幻想，不是消滅蘇聯，就是被蘇聯消滅。這種主張太合列根的胃口了，他需要這種言論，好為冷戰再添把火，直到拖垮「邪惡帝國」。更妙的是索爾仁尼琴的宗教情懷，簡直與列根的新保守主義如出一轍，同是主張回歸基督教精神，同是譴責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一輩子都沒法化身為完美政治武器的索爾仁尼琴，這時竟然變成了列根式「新保」的助力。

俄國前總統普京也喜歡他。因為普京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大俄羅斯神話的傳人；對外，他力拒北約東擴和美國的獨大；對內，他還原了聖彼德堡的舊名，重振東正教教會的權威。這一切作為，都讓索爾仁尼琴感到夢想有實現的機會，所以先後拒絕過戈巴契夫和葉利欽頒發獎章的他不只歡迎普京送上的榮譽，甚至不認為普京先當總統再做總理是弄權專斷。他曾經斥責前蘇聯的高度集權，卻不覺得普京把媒體一一收歸國有的做法是個問題。

我們不能誇大索爾仁尼琴的影響力，在列根帶動的保守革命裏，他只是個蹩腳的配角；在普京發起的大俄羅斯復興運動中，他起到的只是錦上添花的作用。然而，要是我們相信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從頭至尾獨立於權力之外的話，就不能不為他感到難過了。他晚年的種種言論被大部分人視為荒誕不經的傳說，可是兩位總統卻感到很受用（特別是普京），能夠拿來當做自己的小手槍。

普京真心相信索爾仁尼琴深深沉迷的那套神話嗎？未必；但它的確合乎他的政治需要，合乎他想推動的意識形態。

生前已經無人理會的索爾仁尼琴，死時卻得到國葬的榮耀。一個知識分子可以拒絕各種政治誘惑一輩子，卻無法在身後抗拒政權利用他的夢想，將他樹立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導師。更可悲的，是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來，他晚年種種有關俄羅斯歷史的著述似乎真的只是個風中的幻影。

梁文道：蘇打粉的文化大革命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是順德人，本應為粵菜而驕傲，我生在香港，這裏本該是粵菜大本營。但是每回有外地友人過港，我都不大願意請他們去粵菜館吃飯。比如說近日香港書展，請三兩文友晚飯，知道他們已經去過一些地標老店和知名排檔，於是百般無奈，我居然很無恥地帶他們去吃了頓日本菜。

我供職的電視臺有不少北方來的同事，他們在這美食之都過的卻是苦日子，常常抱怨吃不好吃不飽。每逢週末，一定要到深圳打牙祭，回來再捱五天茶餐廳。瞧他們的模樣，讓我想起十年前北上打工的香港白領，公司似乎應該額外發一份hardship，以補償他們的口腹之災。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起初我以為那只是北方人吃不慣廣東菜，嫌我們的東西太清淡（尤其一般北京人，口味特別狹隘）。後來我才漸漸瞭解他們所說的沒味道原來指的是我們的牛肉沒牛肉味，豬肉沒豬肉味，連蝦肉也沒有蝦子該有的味道。

廣東人老愛標榜粵菜的清淡是為了存食材之真味，於是看不起其他省濃厚的香料調味。在我看來，所謂真味，其實也有文化的差異，不宜過分執著。所以我總是向人介紹川菜的獨特，用辣原來也是凸顯食材原味的一種手段。飲食世界無奇不有，能夠跳出自己的局限，便驚天地之大。

不過，再怎麼尊重文化差異，我也不能欣賞今日香港主流粵菜的品味。愛吃的讀者應當知道近日我們這個小圈子起了陣小風波，緣由是江獻珠前輩在她的專欄裏微言濫用蘇打粉之害，於是引來名人界中的食家梁許安璞女士在網站逐點反駁，葉一南兄和劉健威兄也紛紛加入，好不熱鬧。看完大家寫的東西之後，頗覺好笑。明明江老前輩談的是蘇打粉等化學品怎麼謀殺了食材原味，梁女士那邊卻大談蘇打粉如何無害人體，正如健威兄所說，實是牛頭不對馬嘴。然而再細想下來，便知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它涉及的正是港式粵菜墮落的關鍵。

我那群北方同事覺得香港牛肉不像牛肉，原因就在蘇打粉。凡是香港人都曉得我們烹牛必下蘇打粉，理由是為了讓它膨松起來，吃起來不覺粗。古人並沒有蘇打粉，可見這是現代港人的口味。怪的是很多人愛上名店吃美國牛扒，貪其夠肉味，為甚麼他們不嫌美國牛扒“粗口鞋”呢？更怪的是這蘇打粉甚至成了做菜必需品，無論禽畜海產，任何肉類都非下不可。蘇打粉怎樣改變了氨基酸，影響肉味，一南兄已言之甚詳，毋庸我贅詞。我好奇的是港人所說的“粗口鞋”到底是甚麼意思？為甚麼我們那麼害怕咀嚼肉類纖維的感覺？

與其再罵庸廚無良，不如大家一起來趟集體反思。那麼多廚師使用大量的蘇打粉，令牛羊豬全都呈現出滑潺的狀態，一定是因為絕大部分的食客都不覺得這是問題。我們犧牲了肉味，圖的就是個嫩滑，但嫩滑有那麼重要嗎？似乎是的。為甚麼外地人老批評香港人不懂麵食？那是因為我們不介意早餐A裏那些泡得發脹的通粉，也不在乎午餐那碗牛腩面的麵條有多軟，而不論古今中外，麵食都不可以不帶半點嚼勁。喜歡義大利菜的港人近年都懂得講究al dente，何以在自己的日常飲食裏卻不怕幾成粉漿的粉面呢？

簡單地說，香港主流粵菜的審美觀發生了一場文化大革命，真味已被嫩滑徹底取締。最要命的是這種人工化的嫩滑不是真正的嫩滑，與食材和火候帶來的嫩滑是兩碼子事，準確地說，那叫做鬆弛。我們追求的，就是這種無所不在的鬆弛。我不知道這場鬆弛革命的起源是甚麼，會不會是香港人集體早衰，牙齒退化得太快呢？因為這等食物最恰當做幼兒飼料，或者用來供養戴假牙的老富翁。

梁文道：奧運開幕式也是一場比賽

【am730-觀念】沒有開幕和閉幕的儀式，奧運就不算奧運了。明明是世界各地在體壇上激烈競逐，明明是民族主義得到最大抒發和鞏固的舞台，奧運如何可能完成它那世界大同、人類一家的理想呢？答案就在這兩個儀式。在開幕和閉幕之間那短短的十幾天裏，緊張了四年的運動員可以拼個你死我活，各國可以誇張地宣示自己的成就；但是這兩個儀式為這一切穿上了和平的外衣，保證一切都只不過是場遊戲，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奧運的開幕或先為接下來的競賽定下和平友誼的基調；閉幕式則替之前的勝負恩仇劃上句號，修復大家的關係，回到奧運神話的主調。

這也就是為甚麼世界盃的開幕式比較不受重視的原因了。同是全球最受歡迎，最多觀眾收看的體壇盛事，世界盃可用不著背上那麼多的價值負擔，比賽就是比賽，勝者王敗者寇，連亞軍都沒有人會記得住，非常赤裸。

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則要繼承創始人顧拜旦(De Coubertin)的理念，強調全球青年的大團結與人類一家的未來希望。這等抽象的價值無法體現於激烈的賽事之中，所以就要靠開幕和閉幕的儀式把它表演出來了。

因此現代奧運會在開幕的時候一定要完成一套已成傳統的儀式：各國代表列隊進場、開幕宣言，運動員宣誓、點燃火炬、釋放和平鴿……本來一切行禮如儀，沒甚麼值得驚喜的地方，直到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

許多西方學者以為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是奧運會開幕式變得很重要的分水嶺，其實不是。之前的莫斯科奧運就已經利用人山人海的戰術把它弄得很壯觀了。那是冷戰雙方鬥得難分難解的年代，美國帶頭的杯葛行動刺激了蘇聯，使得他們決心要創造一場完美的盛大表演，可惜那些西方學者沒有在自己的國土內看到它的實況轉播。

然後才輪到洛杉磯奧運會使用史匹堡的手法，炮製出一次令人驚艷的「復仇」，還對手顏色。二者一來一回，原來是可以休兵了。但是1988年的漢城奧運又成了南韓決心展示「東亞四小龍」風範的良機，彼時的南韓獨裁政府不僅要靠它宣傳亞洲人站起來的氣魄，更要對內博得國民的認同和歡心，這個開幕式不大搞一番是不行的。

於是一個新傳統就出現了，巴塞隆拿、悉尼和雅典，每一屆開幕式都是號稱是史上最壯觀的一次，每一次都比上一次花錢。原本是要叫大家先禮後兵倡導和諧的開幕式遂成了另一個戰場。這個戰場甚至比真正的競賽還激烈，也還叫人期待。國家顏面，盡繫於此。問題是，怎樣在誇耀國威彰顯民族文化優越的同時，還保住了奧運開幕式那非競爭的原始精神呢？這就是考人的難題，也是最大的看點了。

梁文道：葉公好龍

【am730-觀念】據說奧運期間共有四萬名境外記者在中國活動。四萬？這個數字要是搭上一萬名運動員，差不多是三個記者跟著一個運動員，未免也太可怕了吧。不過大家都曉得，這些人雖說是來採訪奧運，其實只不過是以奧運為藉口，真正的目的還是採訪中國。

最近兩年，中國與印度的崛興成舉世關注的現象。尤其中國，不只被視作當今世上舉足輕重的大國；更有人預言它遲早要超越美國，成為下一個超級強權。儘管全世界的媒體每天都已有一定的篇幅撥給和中國有關的新聞，可是對很多外國人來講，中國仍然是很神秘的。

就算當年的「鐵幕」早就已不存在了，但一層薄薄的紗簾還是垂在那裏，叫人猶如霧裏觀花，總是模糊不清。到底雄壯的中央電視台大樓和鳥巢是中國，還是偶爾會對記者動粗的公安才是中國呢？所以才有這四萬名記者齊聚北京，他們的責任就是展示中國。這難道不也是當年中國申奧的目的嗎？北京奧運，乃是一個向世界彰顯中國新貌的窗口。所以單從理論上講，中國官方和境外媒體的目的其實是一致的。

問題在於很多年前申辦奧運的時候，當局大概過於樂觀，以為經過近十年的籌劃改造，不只北京的環境質素會變好，交通情況很理想；甚至就連全國人民也都變得能通外語，文明禮貌得一如傳說中的「君子國」。事實卻比想像艱難，而且充滿意外。今年以來，天災人禍接踵而至，完全打亂了當局的預想布局，那頭還沒完全擺平，這頭竟然就到了奧運開幕點聖火的關鍵時刻。

然後我們漸漸發現，再也不能好枕以暇悠悠閒閒地任由外國記者觀察一個「真正的中國」了，而是要給他們一個「正面的中國」。這個中國乾淨、光鮮、安全、和平、無「噪音」，因此不少民工要暫時退避，上訪者要臨時「避運」，私家車要分單雙號上街(圖)。但是很吊詭，有時候你越是用盡心思展現自己美好的一面，人家越是注意你那些心思和手段隱伏的破綻；就像選美會上越是挺胸收腹搶眼球，別人就越要懷疑你隆胸整容一樣，更別說那所謂的「反華媒體」還很「別有用心」了。

到了這個地步，與其刻意經營，不如順其自然。正是君子坦蕩蕩，怎也好過給人落個葉公好龍的壞印象。

梁文道：沒有logo我會死

【am730-觀念】不時聽聞一些時尚達人抱怨香港人衣著品味保守。雖然他們也說香港人的服裝嗅覺已較十年前大有進步，要在鬧市街頭找出特別叫人難受的樣板，並不容易。可是，比起巴黎、倫敦、米蘭和東京等地，香港始終略遜一籌。分別不在名牌夠不夠多，即在口味的判斷和風格的塑造。朋友們總愛說：「在巴黎，不知道為甚麼，那些人似乎隨便怎麼穿都好看，也用不著全身名牌」。

為了保證奧運「非商業」和競技公平的精神，北京及所有奧運協辦城市都特別關心入場觀眾的衣著，不讓大家穿上替任何國家和政治作宣傳的衣服，也不容各種商業標誌出現。甚麼叫做商業標誌呢？例如大家都很熟悉的「LV」、「Prada」與「Gucci」的字樣與商標。香港方面特別提醒大家，只要那些標誌超過一吋乘一吋的尺寸，就算犯禁了。此議一出，輿論譁然，大家都說這是限制了著裝自由，甚至侵犯了神聖的基本人權。說的也是，對很多人來講，「自由」首先是種消費的自由；只要買得起，買甚麼都可以。你能夠剝奪我投票選領袖的政治自由，但是你絕對不能碰我穿甚麼衣服的自由。

更重要的是許多人頓時發現自己沒衣服可穿，沒皮包可用了。這個世界上還有不帶logo的皮包提袋，沒有logo的上衣外套嗎？沒有logo，我會死。

全世界都知道亞洲是全球奢華品牌的最大市場，全世界都知道一個OL在香港和東京要是沒有一件「LV」就不算OL。我也不用再說，那些印上名牌標誌因此價格百倍的商品其實多麼可笑多麼不划算。早就有人為此著書立說，批評這股名牌大潮造成「廉價的奢華」。使得那些在任何東西都能印上品牌標誌，因而就像印鈔票一樣大賺其錢的老店都開始害怕了，所以要為最精英最富貴的少數顧客開辦特別服務，為他們提供度身訂造的產品。

真正可悲的東西在於我們的品味居然如此單元，完完全全被某一個階層壟斷。時尚達人稱頌的巴黎與倫敦其實不過是許多西方社會學家眼中的正常社會，那裏的確也有站在品味金字塔的精英階層，界定了甚麼才是大家最該追求最該膜拜仿效的生活風格。

可是除此之外，總還有些不同的理想，不服輸的另類主張，例如一群永遠帶點印度風的嬉皮式波希米亞，永遠標榜工人階級文化的Dr.Martin死忠追隨者。他們要不是自有心中的另一套「名牌」，就是乾脆鄙視萬人景仰的正統名牌。正是這形形色色的風格選擇，代表了一個社會的文化資本結構之深厚多元，成就了時尚達人口中的「點著都好睇」。

我們的可悲則在於這裏只有一種價值，一種品味。所以你如果做不到由頭到全身名牌，而且季季新款；你就只好用掉一個月的薪水，買一件印著logo的提袋陪你三年，甚至哪怕只是一個錢包。至少它證明了你也有名牌。

梁文道：樂園在香港（中國研究的特區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二○○八年度香港書展的入場人數再創新高，達至八十三萬之眾。與此相對的，則是香港出版界萎縮的大勢不可擋。所謂萎縮，指的不是出書的種類和數量，也不是出版商的營業額與利潤，而是出書的範疇跟版圖。

十年以來，我們目睹了內地出版力量的崛起。回想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人若要看簡體字書，為的就是趕上「文化熱」；除了學術和嚴肅的文藝讀者，一般人並不愛看那些廉價而且較為粗糙的印刷品。可是現今的大陸圖書，不只設計精美，紙張和印製的技術也開始直追國際水平。尤其書的類型，在精英與庶民的兩端之間，拉開了極闊的光譜，文史入門、科學普及、生活常識，要什麼有什麼，其多元程度快要趕得上台灣的水準了。

到了海外，像法蘭克福書展這種國際版權交易大會，財雄勢大的內地出版集團更有橫掃千軍的氣派，規模本來就比較小的香港出版社和正在經歷泡沫危機的台灣同業恐怕不是競爭對手。如此一來，外文好書版權首歸內地大集團之手，應該只是時間的問題。常逛香港書店的讀者都曉得，許多國際暢銷書的中文版，簡繁二體幾乎是同時面市。最可怕的是部份擁有內地市場的港台作者也在大陸出書，往往港版出了不到一年，內地版就跟來了。假如你不是那種要在第一時間看新書的人，又不太介意簡體字，何不多等個一年半載，用遠為低廉的花費買本質素也不算差的內地版呢？而且，這兩者間的時差應該只會日益縮短。所以我猜測，再多十年，內地圖書或許就會成為香港書市的主流了。屆時，香港出版業就只剩下兩條大路可走，其一是些特別具有本地色彩的讀物。這個趨勢，在香港出版界的龍頭三聯身上特別明顯。曾幾何時，它也出過不少文史社科類的普及好書；可現在，它主打的全是和香港有關的東西。

第二條路，則是逆向操作，北望神州。走一趟機場車站，巡一遍大書局小書屋，你會看到各式各樣的「李鵬揭秘」、「官場情婦」，它們就是香港的強項了。剛開放自由行的時候，很多人都料不到內地遊客竟然是股改變香港書市的力量。奶粉和名牌之外，大家都沒想到原來書籍也是遊客的必買禮品。那許多內地出不了買不的書，那許多政壇揭秘第「Ｎ」隻眼看中國的書，甚至是少數遊客來港的目的。正如自由行救活了其它零售業一樣，自由行也讓幾家專出這類「禁書」的老店重獲新生。

「禁書」是個範圍很含糊的書種，它可以是純屬謠傳式的八卦秘聞，也可以是認真嚴肅的傳記研究。又有些時候，它根本就是大陸作者在大陸出過的書，但是到了香港才換了更全面更徹底的真面目。唯一可以界定「禁書」的，是由邊境的海關；凡是被他們發現之後要沒收的，就是我們所說的禁書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海關弟兄縱是再神通廣大，也絕難徹底殲滅禁書於國境之外。不說別人，光是我就不知幹過多少回這等走私偷渡的壞事了，有時是自己看看不小心入了境，有時則是別有用心帶上去「學術交流」。偶而，只是偶而，我也從上頭替作者帶過一些書稿回來，目的是交給香港出版。

這個香港也曾是七十年代台灣文化人心目中的香港。彼時台灣正在兩蔣威權治下，馬列恩毛、魯巴郭曹，俱為禁書不在話下；就連朱光潛湯用彤等學者也是「留匪文人」，不得入境。於是要更全面地認識中國，必得經過香港中轉。更誇張的，是一些台灣作家也要在香港出版關於台灣的書。難怪詹宏志等台灣文化界大老回憶起來，也要感激昔年香港的蒙之功。

香港，一向是現代中國思想界文化界的後花園。內戰以後左右不吃香的文人要是不去海外，就只能來香港獨立綻放。或者人來不了，書過來，例如陳寅恪先生晚年著作，首發之地便在此城。大家都說這裏是文化沙漠，偏偏在這過去的幾十年裏，它是兩岸間的唯一綠洲。我們又是想不到，香港現在還保留了這種早該消逝的歷史地位。很多內地人動輒就說港人不懂國情，然後他們卻要用自由行的方式來此認識自己生活的土地。

以前的香港人一般並不太在意自己的特殊，總是籠統地把那些琳瑯滿目的書模模糊糊扔作一團，也欠缺眼力明辨其中的真假龍蛇。不過，我們現在可要振作精神了，因為這可能是香港出版界甚至知識界的光明大道。比方說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乃一部紀錄「大躍進」饑荒實的力著，內地讀者看不到也就算了，香港媒體又怎能不注意呢？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更是今年全球華文出版界的頭等大事，即便它有不能掩瑜的點點瑕疵（日後再和大家詳談），但觀其作者陣容之盛（在楊奎松、高華等名家以外，尚有些化名寫作的高手），引用材料之廣，實在是一套令人翹首以盼的鉅著，可香港人還是把它給忽略了。再說遠點，香港還有王紹光、甘陽、北島、錢鋼、金觀濤、丁學良、張隆溪等文化學術界的領軍人物，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城市大學和嶺南大學也是內地學術界媒體圈熟悉的聚會點。我們時常批評人家不融入香港的環境，可是我們又有多在乎他們的工作呢？假如官府和民間都肯多花點心思力氣，香港能不能不只是個禁書樂園，甚至變成中國境內最有實力的中國研究重鎮呢？

梁文道：我們喜歡他人的不幸

【am730-觀念】這個世界上其中一樣最可悲的事，就是我們為了工作和職業被迫去做一些不該做的事。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軍人。大家都知道殺人是不對的，但在有必要的時候，軍人卻要奉命殺人。二次大戰結束之後，納粹黨衛軍的罪責是一個爭論焦點；有人認為他們有份迫害猶太人，責無旁貸；也有人覺得他們只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可是無論怎麼說也好，我們都知道有些職業的確能改變人格，或者誘發出人性的陰暗，即使你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專業化、制度化邪惡的一環。

藝人李亞鵬在曼谷機場暴打香港記者，本來是怎麼都不能接受的劣行。可是在一內地大型網站的民意調查裏面，竟有九成受訪者支持他的舉動，覺得那個香港記者實在欠揍。為甚麼？因為那名記者一直把鏡頭對準李亞鵬的女兒。儘管後者一直要求大家放過小孩，可是那位記者依然照拍無誤，而且要挑撥地回應：「我拍了，你能怎麼樣？」火氣上衝的李亞鵬大受刺激，於是在幼女面前演出了全武行。

大家知道李亞鵬和王菲的女兒天生兔唇，並為此動過手術。他倆為了保護骨肉的健康成長，一直很忌諱傳媒對她的好奇。可是一大批娛樂記者硬是要有種你越不讓我拍，我就越有要拍的心態。就拿那位被打的記者來說吧，他的目標十分清楚，就是那位天生有疾的小女孩。將心比心，如果你的小孩面部有缺陷，你會不會樂意讓大家專門追拍她的臉孔，然後將她的照片公諸於世呢？那位記者何以會變得如此陰暗？更值得注意的，是他還要表示出一種「我就是要拍又怎樣」的態度，一種不少娛樂記者曾在其他場合表達過的態度；似乎自己站在真理的那一邊，自己是新聞自由的化身。被攝的藝人若是不配合，就叫做囂張，就是擺款。而藝人越是抗拒，對立越是劇烈，自己就會變得更加正確。因此那位記者才會在得手之後趾高氣揚地問李亞鵬：「我拍了，你能怎麼樣？」到底是甚麼使得一個人變得這麼沒有同理心和同情心？到底是甚麼使得狗仔隊變成這麼扭曲的職業呢？是貪慾，是我們每一個娛樂新聞消費者的貪慾。世界如此可悲，我們不只貪圖金錢、名氣和地位，竟然貪圖他人的痛苦。原來看見一個小女孩臉上的缺陷，竟然也能叫我們滿足一時的慾念。至於狗仔隊，其實只不過是我們的幫兇，是被我們的慾望歪曲變形了的一種職業。看見一個名人女兒的不幸，真能讓你活得更快樂嗎？

梁文道：觀光災區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從成都駛向都江堰，就算你完全不知道這裡曾經發生過地震，你也能用自己的肉眼察覺，這是一趟趨近震央的旅程。沿路，最初只見房舍外牆上有幾道鮮明的裂痕，然後出現了崩掉一角的屋頂；到得都江堰，就能看到整幢歪斜掉的樓房，與一地的瓦礫了。

許多不宜人居的區段宛如空城，不見人影；與路邊展開的帳篷恰成對照，那裡堆滿了五顏六色的衣物和聳動的人頭。居民不止住在臨時的帳營，也在裡頭做買賣。整道大街就像巨型的廟街和女人街一樣；到底還要過日子，於是商戶就開到街上來了。我注意到一間塌了半邊的房子上有一道駭人的口號：「四川人自助互救，不讓政府添憂愁」。假如這真是百姓自己的心聲，那麼他們就實在太無私了；但它若是政府授意的結果，這政府也未免卸責得太過荒謬。

我想起成都人近期流傳的一句話：「人們好像在報復性地恢復生活」。官方和人民都很強調「恢復正常」，但大家的心意卻不一定百分百地重合。許多人告訴過我，政府曾經叫大家放心，天塌下來有它頂著；可實際上呢？在傳媒進不去的地方，在我們看不見的角落裡，政府竟然神奇地消失了。於是災民們的「正常生活」運動就叫我想起○三年沙士時期的香港了，大家對政府沒有期望，可是對自己、對民間卻充滿信心，似乎想證明我們靠自己就行了。

河邊的仿古建築群曾經遊人如鯽，如今門可羅雀。隨意走進一家飯館，沒有人和我們爭奪景觀最佳的位置。連當地友人都說我會點菜，讓我拿主意，結果就出了紕漏。一道「一雞三吃」原來只不過是三大盤不同作法的雞，每一盤都是菜牌上獨立的菜式，難怪「一雞三吃」特別貴，剛好是三道菜加起來的價碼。還好其中一味紅油涼拌雞塊真不錯，辣得很地道。雖然川菜裡的涼菜款式特別多，但通常不脫麻辣與紅油兩大宗。一般香港人大概不知道，煉製紅油是很重要的基本功，光是辣還不行，必須辣而不燥，氣味醇綿。最好多找幾種乾辣椒，各家自依配方調製比例，才能做出辣味的不同層次。我吃不出這家人的辣子比例，只曉得他的紅油香氣撲鼻，辣味一層疊一層，甚是飽滿。

飯罷，心情挺好，一出來就看見一座疑似危樓的建築下擺了近十張茶桌，全坐滿了人，喝茶，打牌，彷彿甚麼事都沒發生過。四川人的正常生活。

到了都江堰縣區，隔江望去，俊美的二王廟垮成一片廢墟，令人神傷。幸好兩千年前李冰父子留下的工程奇跡幾乎完好，有名的「魚嘴」也只是稍見崩角。更令人意外的，是遊客居然不少。我們也學其他人，向小販買了幾根冰棍雪糕，邊逛邊吃邊賞景。「欣賞災區」，聽起來很怪誕甚至很無情，但這正是都江堰現在最需要的正常生活。

有幾個遊客認出了我，過來合照。問他們打哪裡來，男的回答：「我是都江堰本地人，這幾位有的是汶川人，有的從阿壩來」。見我嚇了一跳，他們愉快地解釋：「我們災民探望災民嘛」。

「既然回不去，只能向前走下去」 專訪哈金

離開中國二十多年的哈金終於首次回到國門，帶着新作《自由生活》（A Free Life）應邀參加2008年的香港書展。許多內地記者對他充滿興趣，排著隊去訪問，他們都說：真想不到這麼一個大作家，竟然完全沒有架子，和藹可愛，說話實在。

但我始終記得當年讀他的成名作《等待》（Waiting）時的感覺，那才真叫意外。為甚麼一個半路出家的中國人竟能寫出這麼簡約準確的英文呢？為甚麼一個當代作家竟然會有契訶夫式的俄式寫實風格？假如你把他當成中國作家，你準能在他每部小說的第一句話就讀出他的殊異；那實在不是一般中國小說的開頭。它不等待，不鋪寫，不讓你緩緩地悠長地進入作品；從第一句話開始，它就動起來了，直接把核心和場面帶到眼前。例如《等待》：「Every summer Lin Kong returned to Goose Village to divorce his wife, Shuyu.」。於是我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甚麼要這樣寫？

梁文道（梁） 哈金（哈）

哈：這大概是受了西方文化的渲染，從技巧上來說，應該是受了托爾斯泰的影響。托爾斯泰認為一篇長篇小說應該在開首第一頁就要釋放一束光線，這種光能牽動小說的前半部份。至於最後一頁也必須有一束光線，那道光能牽動小說的下半部份。然後讓兩束光線相遇。

因此最主要的東西都要讓它出現在第一頁，產生那種創作的衝動。也就是說，第一句話就該接近故事的中心。契訶夫成名以後，很多年輕的作家都把自己的作品寄給他看，而他經常給他們的忠告是─把你們的故事一分為二，扔掉第一半，從第二半再開始。契訶夫當時沒多作解釋，但以我個人的理解是，那第二半就是故事的中心。我教書也一直是這麼教的，我的學生也都同意；就像契訶夫，從中心開始。

梁︰我覺得很驚訝，為甚麼一個中國人能夠用英語寫出契訶夫傳統的作品。你的寫作興趣是早在中國就已醞釀成形，還是去了美國才開始的呢?

哈：是到了美國之後才開始的，但這不光是我一個人的經驗。像在日本，現在最好的作家也統統受過西方的影響；他們工工整整的學了幾十年以後，就自己成了大家。

梁︰可是美國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是中國和其他國家都很少見的，那就是你現在在波士頓大學任教的這種writing program（寫作班）。很多人都認為寫作是不能教的；但是你上過寫作班，也在教寫作班，所以你必然肯定寫作是能教的。

哈：在美國，至少四分之一的作家是從不同的寫作班裏出來的。當年我們那班十二個人，當中四、五個後來都成了很出色，很好的作家。

也就是說，它可以生產作家；可是如果你不是那個料子，它並不能把你培養成作家，因為只有好的料子，才能培養出好的作家。如果你是那個料子，是有能力的，它可以把你學習的過程變得短一些。而且，更重要的是，同學之間在畢業以後還在交流，這個很重要，他們有的過了幾十年還在交流，形成了一個community，創造出一個個作家的群落。

我們學校一班每年十個人，大約有三百人提交申請表，平均每三十人當中選一個，這個人肯定多多少少是有能力的吧。畢業以後，大家會自己去做好幾年，慢慢發表作品，開始愈做愈大，看看誰最後能夠堅持。因為寫作不是短跑，所謂才華只是能跑而已；但寫作是要跑得遠，跑得久，需要有耐力。

梁︰就像跑馬拉松一樣吧。

哈︰對，這種人往往在寫作班時不是最突出的，但卻能夠在畢業以後，繼續做下去、一直有進步。

梁︰韓寒跟陳丹青最近在一個電視節目中批評巴金和茅盾等人的文筆不好，引起了軒然大波，很多人把它提升到民族尊嚴的高度，認為他們數典忘祖。我覺得很奇怪，這本來只是一個平常不過的文學意見發表，為甚麼會鬧到這個程度呢？

中國當代文壇很常見的一個情況是，許多文學意見會很容易會變成一個政治的東西。

而美國作家在寫作班上課時就要提交作品，大家彼此評論討論。到後來找經理人，然後還得與出版社的編輯交涉；在作品面世之前，早已經過一層又一層的評論和修改。所以在美國，大家對於評論的態度是否比較輕鬆？可能大家在上課的時候都已經習慣了吧。

哈：對！他們不怕壞的評論，最怕就是沒有人去評論。不是太好的評論也不要緊，最重要是能夠受到別人的關注。中國作家則特別注重正面的評論，雖然美國作家也不是不注重，尤其是當書剛出來的時候；可是除此之外，他們並不特別理會。作家很多時並不對批評家特別尊重，因為他們認為不少批評家都是應聲蟲。

梁：你的寫作興趣是從美國開始，你的訓練也是在美國完成的。你覺不覺得這使你跟其他中國作家不同的原因呢？

其實很多華文世界的作家都不知道該怎麼定位你。理論上我們應該把你看成當代英語作家，但同時大家也似注意到你的華人身份。所以在討論你的作品時，就彷彿有兩套座標︰有時候把你放在當代英語小說作家的行列裏，有時候卻把你看成當代華人作家。如果把你看成當代華人作家，大家就會發現你的東西跟別人不一樣。不只是因為你用英語寫作，也是由於你的整個寫法、思路都跟你在美國這一路走下來的背景有關的。

哈︰也跟你所描述的另一個狀況有關︰我們這些作家，特別是第一代的移民，擁有兩種文化、兩種語言，往往很容易發現自己身處這兩者之間，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衡量。但是不應該有太多憂慮，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寫到最好，應該要尋找這個世界中心最高的程度。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只要寫出好的作品，它就是一塊容納不同文化不同語言的田地。

梁︰美國和英國有不少亞裔英語作家，在市場上和評論上都被定性為人家的少數族裔文學。然後大家第一個印象就是你們寫的都是你們熟悉的本土題材，比如說馬來西亞人寫回馬來西亞的故事，中國作家寫回中國人的故事。可是，很多人會認為一個偉大的作家應該能夠超出地域題材的限制。以康拉德為例，英語也是他獲得的第二語言，但當我們看到他在寫大海的時候，就明白他不會只是在說他老家波蘭的事情。你對這問題有甚麼看法？它又會不會產生一種限制和焦慮─我是不是只要再寫跟中國有關的題材，就表示我會被困住？還是說，就算再寫中國，也可以被視為通向世界文學的一扇窗呢？

哈：我覺得不是，好文學不在意這個。寫本土對一個作家來說，就是寫自己所瞭解的、最親切的題材。作家不應該因此而有自卑感，那個題材本身沒有不對。一個作家有可能只熟悉Harvard或者Oxford，又或許像福克納那樣寫美國南方的小鎮，可是他卻寫出了最共通最普遍的主題。至於康拉德，他佔了一個很大的便宜，他寫的題材是海洋，是一個International space，但他是個海員，那裏正是他的本土。

梁︰所以你現在終於開始把題材轉向到美國，因為這就是你現在的生活？

哈︰對，這個moment是我的life。但不代表我將來就不寫關於中國的事情。

梁︰說回俄羅斯文學，你是否認為，它就是世界文學最重要的一個傳統?

哈︰這不單是我自己的看法，西方寫小說的人都這麼認為。托爾斯泰和契訶夫的那些東西，不光是對着他們俄國人民而寫的，也可能是為了英國人寫的，也可能為了中國人寫的。但這裏有一個問題，如果它們是從西方人民、西方的角度出發，那為甚麼我們要把它當成我們的標準？最好是我們跟它有了共同的起點，而不是我們跟在他們後面。

梁︰所以你在A Free Life 附錄裏寫的那些詩，是不是在向《齊瓦哥醫生》致敬？也就是用詩去完成整部小說的昇華。

哈︰不能說是致敬吧，因為計畫當中就沒選那些詩。但是這本書到了結尾確實應該表達一種形而上的精神超脫，我覺得必須以詩歌的形式來表達，所以才加了二十多首詩。當然，這其實是很費功夫的，真的用了很長很長時間，不斷地寫。

我知道別人都會把它跟《齊瓦哥醫生》連在一塊，但我也沒有辦法。我不能走捷徑，一個故事的發展有它的特別模式，我只能把它表達出來。

梁︰你這本書好玩的地方，就是語言的變化和遊戲。而且筆法跟以前也很不一樣。是因為你現在寫作的題材是美國，要講中國移民，要模擬出他們那種洋涇濱英語嗎？

哈：對，英語版更能看得出來。其實很早以來，我在語言的實驗方面已經有了一個延續性的發展，這本書只是走得更遠。

梁︰但是這會否讓很多人看得不習慣呢？當你寫中國題材的時候，你的語言跟別的華裔美籍作家很不一樣。儘管你寫的故事很離奇，但是你用的語言是很不exotic的，非常簡潔，樸素、冷靜地在描述一件荒謬的事情，讓他們覺得那個事情是真的。這是寫實主義的傳統，我們似乎在目睹一個真實事件的發生，但是那個事件卻這麼怪異、如此怪誕。但A Free Life 走的好像不是這條路，會不會使很多原來喜歡你作品的讀者不滿意呢？我注意到John Updike在New Yorker 的評論裏就好像不太喜歡你的變化。

哈︰他認為我破壞了英語的純潔性。Amy Tan（譚恩美）有一篇文章Mother tongue，談及她的母親如何說英語，就跟我書裏那個平平的英語差不多，根本沒有grammar。但是Amy Tan自己的作品卻不會這樣寫，因為我想很多人意識到這是對英語的衝擊。但是我覺得，我寧願在這方面犯了錯，我就是不能太小心翼翼。

梁︰當今英語文學的面目變得非常豐富，就是因為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作家在創作，然後大家都為英語帶來了一點差異。譬如說，有一些印度作家和非洲作家的英語本來是很標準的，但你就是覺得他的寫法不一樣，好像多了點甚麼。漢語在亞洲也曾佔有這種世界語的地位，如從前的日本人就是寫漢詩的。你覺得現代中文還有這樣的機會嗎？

哈︰這實在很難，因為中文跟英文不一樣，英文是一種phonetic language，靠字母來表達，靠字母來伸展，可塑性很大。漢語則是象形文字，而且它從古到今都涉及政治；譬如說那個馬字下面少了一個點，古時候是要殺頭的。所以，文字跟政治、國家是有關係的。將來，學漢語的人會很多，但是說漢語會成為普世文學語言，就很難想像了。不過北京有個來自英國的女子寫得很好、很地道。有幾個美國人也願意學，寫得很成功，或許慢慢甚麼人都有。這對漢語來說絕對不是壞事。

梁︰可是我們現在卻看到更多中國人以外語寫作，而且成就不錯，在法國和日本都得了文學獎。

哈︰這當然是種成功，但我相信他們從來不覺得用非母語寫作是件好事情。包括我自己在內，這世上很多人都會覺得以第一語言寫作是很親密的事，這不光是技巧的問題。能夠在非母語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實在很難。要是你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寫作就沒有意義了。現在有人得了獎、有人出的書賣得非常好，但這都是暫時的。最重要的是像納博可夫、康拉德這些大師，因為英語本非他們的母語，但他們卻在這個語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夠為它帶來新的東西。而且他們是英語文學史中的主流和骨幹，若你把他們抽了出來，整個語言線就斷了、不完全了。我的意思就是你怎樣在另一種語言裏開闢一個空地。

梁︰難道這不也是非母語作家的好處嗎？由於它不是你的母語，所以在使用它寫作時，你會多了一份距離感，它使得你能跳出來，隔一層地看這個語言，更能意識到語言的修辭本色和虛構本性。

哈︰這就像納博可夫與康拉德，他們知道自己是弱者。曾經有人問過納博可夫：「身為俄國人，卻以英語寫作，你有甚麼最大的毛病？」。他說：「我沒有一點natural 。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artificial」。但是他卻把這毛病變成自己的風格，跟別人就是不一樣。真是了不起，他知道自己好些地方不如別人，但他把缺點轉化成優點。

但是人家做過的東西，不是我們現在每一個人都能做的，那是只有少數人做的一件事情，需要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可是，寫作不該是痛苦的，納博可夫又有一個比喻︰「我用英語寫作，情況就相當於在一場爆炸中喪失掉七八個手指頭，只剩下兩三個指頭，然後重新學習抓握東西。」

梁︰你用英語這麼一個不自然、人工的語言來寫中國的時候，當中所產生的距離可能還不只是語言上的距離，而且是重新去看中國的距離。而「中國」根本就在你身上，這等於用異國的語言去劃開了自己。

對我們用母語寫作的人來說，我跟我的語言是沒有距離的。當我用英語來寫我所熟悉的事情和我自己的時候，會不會產生一些母語寫作所不會出現的變化、發現一些以往看不到的東西呢？

哈︰對呀，那就是說通過英文這個距離，看事情的角度與深度也會不一樣，看見的東西也不一樣，眼光和感覺也不一樣。不是故意要這麼做，是自然而然就產生的。　　

梁︰所以你現在對中國的看法也比較能夠拉開距離了。

哈︰對。但問題是我在中國生存了二十九年，這是我個人存在的一部份。我不能說因為它過去了而跟現在沒有關係。但是你又不能把它全都揹着，會揹不動的。對你生活有意義的，就一定要繼續。如果很多東西只能帶來負作用、只能產生壓力、令你的生活艱難、痛苦，那你就寧願不要。因為你到另一個地方生存，就是一個旅程。這個旅程當中你不能帶上一切。

梁：但對很多中國人來說，我發現「中國」並不只是一個現實上已經具備的身份，它甚至還是一種道德的理想；我不只是一個中國人，我還想做一個中國人。大陸的網路論壇在談論一些惡人壞事的時候，常常會有「這樣的人還算是中國人嗎？」的說法，譬如某個賊強姦了受害人之後還要滅口，大家就會罵他︰「這樣的人還算是中國人嗎？」。這種表述很有意思，難道美國人就會這樣做、日本人就可以這樣做了嗎？可見「中國人」還是一種有待完成的道德理想，甚至是一種信仰，說我要做好一個中國人就像說我要當一個好基督徒一樣。

哈︰我在大陸的時候也是這樣，常說「中國人是最優秀的」，完全是理想化的人格類型，很有宗教色彩。我們把國家當成唯一的信仰，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別的信仰，國家經常成為我們唯一的、完全的。最後就把國家神話化了。

談及國家，有一個道德的底線，就是國家跟個人的關係怎樣界定。國家是一個人一個人投票、參與和建設的。國家完全是artificial的，是創造出來的東西，不應該對它有那種神聖感和神秘感。

梁︰直到現在為止，你好像還沒有進入過大陸文化圈，甚至連你的作品都沒出版過？

哈︰不給出版，有甚麼辦法呢？原因有幾個吧，一個就是六四時我說了很多話。另外，我想還有些人為的關係。有些書比較瘋狂，像《戰廢品》這種講韓戰戰俘的書，它對中國人的意義其實比西方人大得多，我很想讓大陸讀者讀到。但偏偏有人故意歪曲報道，使得它好像有很大的問題似的。

梁︰有意思。幾乎所有在西方受到重視的作家、藝術家，在中國都會被人抨擊為「醜化中國，迎合西方」。你怎麼看這種評論？

哈︰就看怎麼說啦，究竟是醜化哪個中國呢？我想一個作家就是有恨，也不算壞事，最壞的事就是你根本不在乎。

梁︰你也沒回過大陸。

哈︰離開之後就沒有回去過，最近的地方就是香港了。不過香港也是中國的土地呀。一開始其實是很想回去，但是97年前我的護照延不了期，就變成不能離開美國，然後就慢慢淡泊了。我不是說不想回去，2004年我還申請過一個工作呢。當時大陸某家大學一個教授辭職，他是搞美國詩歌的，而我的專業正是美國當代詩歌。於是我就去信申請了，但對方沒有回答。

梁︰我猜你以後也不會用中文寫書了。

哈︰不太會，除非是寫小的東西，大的應該繼續用英語。這個決定已是個痛苦的決定，找到一條路以後，必須一直走到底。人生你不能反反覆覆，生命是很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