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日報-兵器譜】「機場時裝」是我杜撰的名詞。請不要錯誤地聯想到廣東話裏「飛機場」那陰損的意思。「機場時裝」並不一定適合那些胸部平坦如飛機場跑道的女性，相反地，它對穿者的身材有要求，因為「機場時裝」就是最流行的時尚。
我第一次意識到「機場時裝」的存在，已是好幾年前的事了。當時幾個朋友一起外遊，大家都比預定時間早到了機場，於是就在候機室附近閒逛。沒多久，其中一人就拖了兩個紙袋過來，興高采烈地向我們展示她購物的成果。那裏頭有Prada的一個小提包和一件薄外套，和一隻印滿了LV招牌字樣的中型皮袋。我很不明白，為甚麼要來機場買這些外頭都買得到的東西呢？她解釋：「平時沒空買東西呀！在機場買豈不是既免稅又方便？」然後我注意到在機場裏提名牌商店購物紙袋的人還真不少，再定睛一看，原來整個候機大堂裏起碼有兩成的人都挽一個LV手袋。
法國人類學家馬克．奧日(Marc Aug?)認為，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徵就是「非地方」(Non-places)的大量湧現。所謂「非地方」，當然是「地方」的對立面。「地方」，他指的是一種「關係性的，歷史性的，並且與身份認同有關的空間」，例如你自小居住的老家，村口那塊小田地，學校圍牆背後的窄巷，乃至於一整個市鎮的廣場。這些「地方」不只充滿了我們的個人記憶，而且還把大家的記憶與經歷連結起來；它們就是那種你和朋友說「老地方見」，而大家都立刻明白它是那裏的空間。
「非地方」則是一種乾淨得不染人間煙火的空間，沒有地方特色，也不與任何人的生命發生深刻的連繫。於它而言，我們純粹就是過客，帶不來任何東西，也拿不走甚麼，水過無痕。在奧日的心目中，機場就是「非地方」的典範了，它的本質就是讓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通行，使不同的語言與雜多的貨物迅速穿過，而不被它們影響干擾，不讓它們留下印記。
說來奇怪，城市一開始就是集市，做交易的空間，但往日的碼頭和驛站卻無不具有自己的性格，積累出了他方所無的風塵和味道；但世界各國的機場卻出奇地相似，尤其近十年來新建的那批，全都是碩大的玻璃天篷，全都是乾淨的線條與結構。無論是大阪、仁川、上海、香港、曼谷還是吉隆坡，整條東亞海岸線的機場都長得很像。它們就是抹除地方色彩的「非地方」了。它們絕對不會讓陌生的遊客迷路，因為它們有一樣的指示牌，一樣的廁所；當然還有一樣的商場，賣一樣的東西。
2007年4月30日星期一
梁文道：機場不是一個地方
2007年4月29日星期日
梁文道：左派老闆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出版社老闆。把公司設在吉隆坡市內的中產住宅區，太陽之下，一幢平房，幾棵果樹，悠閒得沒有一點做生意的意思，但是馬來西亞華人圈子裏的社運搞手和進步知識份子還是管他叫「老闆」。於是我們來到了「老闆」的基地，推開紗門，換了拖鞋，一走進去就聽到他說：「先等一下，我得先安排好這位朋友的事」，然後他就繼續和他的菲律賓朋友交談。原來這菲律賓人曾是菲共游擊隊員，出獄之後雖然放下了機槍，從事性質和平的社會運動，但菲國政府還是不放過他。比方說這回他從香港串連歸來，入不了菲律賓國境，只好取道馬來西亞，找「老闆」幫忙。「老闆」要安排的就是他秘密歸國的路了。
沒錯，這真是一家出版社，滿房子的書和坐在地上正在包書籍的工人完全能夠證明這一點。只不過「老闆」張永新不是普通人，五十九歲的年紀了，仍然充滿年輕人的氣息，一副高大但瘦削的身架閒散地放在木椅上，說話的時候一邊用腳輕踢地上的拖鞋，一邊晃動夾香煙的右手。我聽他說故事：「坐牢很好玩的，五湖四海來的都是政治犯，大家每天讀書討論，不知學到多少東西。我坐了八年，出去的時候還覺得時間不夠用」。難道坐牢不苦嗎？「最要緊的是專心，不要想外面的事。如果你天天念外頭，日子自然很難過。可是你若是用心坐牢，好好學習，時間就會過得很快。我換了三次拘留營，出來之後才發現原來已經八年了」。然後他又解釋：「我們不是一般作奸犯科的罪犯，他們能拿我們怎樣？至於吃，反正我本來就窮，牢裏的飯比我以前吃的還要好」。「老闆」原名張永新，他這家出版社叫做「策略資訊研究中心」，不只自行出了一批另類的好書，還是各國左翼出版社的大馬代理（我在他的貨架上就看到印尼翻譯的阿爾杜塞《保馬克思》）。雖然他在五十歲那年才轉行做書，雖然馬來西亞的政治氣氛很不妙，但還是給張老闆找到了一條生路，如此一家小型出版社居然越做越興旺。他想到一種「微型的全球化貿易」，串連了幾個國家的左翼出版商（例如英國的Zed books），一齊推出大家同感興趣的書目，然後你這裏賣幾百本，我那裏賣幾百本，環球一圈繞下來就是幾千本了。原本沒什麼市場的另類書籍這下子不只有機會面市，甚至還能為這些出版社帶來滿足理想之外的金錢報答。為什麼出版社的名字是「策略資訊研究中心」呢？那是「老闆」的終極理想，賺了錢之後要贊助學者研究馬來西亞政治、社會和文化各方面的問題，為社會運動奠下堅實基礎。他說：「其實也不用太多錢，我會找那些退了休的學者，一來他們有退休金，可以養活自己有餘；二來他們也不用再受政府的限制，能夠研究敏感的課題」。他輕鬆愉快地說了一句：「人總要做點有意義的事，對不對？這樣子才快樂」。其實他這間小房子老早就是個中心了。同行的朋友也曾當過「問題學生」，他們在「老闆」還沒開業之前就來這地方混，關心社會策劃行動，夜了就橫七豎八地睡滿一地。「老闆」的院子停了一輛紅色的生鏽破車，就在其中一棵果樹蔭下。朋友還記得：「這車早該報廢。有一次我們逃離示威現場，警察追得很緊。就是它，居然在一段上坡路死火。結果害得我們全部被捕」。不怕，張老闆今非昔比，他搞左翼串連搞得風生水起，如今換了一輛Volvo，恐怕就連載人越境都沒問題了。
梁文道：我們的鱷魚
【明報-世紀．我的十年】十年香港，似乎有很多故事可說，卻又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真要坐下來靜靜思索，就會感到一股虛無的疲憊，喧囂的聲音和快速倒轉的畫面無非都是空白。
所以與其說人，還不如記物。
二○○三，或許會被視作香港現代史上的關鍵年份。那年七一，五十萬人上街，先是延阻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然後又拖垮了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七一之前，香港遭遇久違的大疫，倒下了好多人，又結束了好多人的生計。雖然那一陣子有這個城市罕見的脈脈溫情，還有災難中升起的尊嚴與自豪；但大家記得的（所以更想忘記），恐怕還是滿街的口罩，那種人人自危的惶惑。
老天有靈，正當大家盡量躲在家裏避禍的時候，祂送給了香港一條鱷魚。
「香港出了條鱷魚！」那時候牠還不叫「貝貝」，甚至也還沒人發現牠是「小灣鱷」（直到今天我也弄不清楚這個「小」字到底是形容詞還是牠學名的一部分）。起初牠只是一條小小的花邊新聞，夾雜在最新的死亡數字與停不下來的問責爭論之中。漸漸地，有人回家之後不想再談不斷下跌的樓價了，反而關心起牠的最新動向： 「今日條鱷魚點呀？」
於是記者們開始全天候守在元朗南生圍，靜靜的山貝河一下子就熱鬧起來了。有一家老少帶望遠鏡來的，有賣鱷魚照片的，還有經營小吃的當地村民，大家都好興奮，等看「我們的鱷魚」。儘管大家都知道牠要不是有人放下去的，就是自己從養殖場裏逃出來的；但是我們香港人還是很固執地認定：牠是香港的鱷魚。
不知道為什麼，牠長得就是和平常在動物紀錄片裏看到的那些鱷魚不一樣，眼球特別黑特別有感情；而且牠有性格，既害羞又溫馴，偶而在水面擺尾浸游，偶而爬到岸上曬太陽。要是看見牠呆呆地張開嘴巴，電視機前的我們就會哈哈大笑，忘了自己戴的口罩。廣東的蛇王拿牠沒辦法，連澳洲來的洋專家都抓不到牠，只見牠懶洋洋地趴在一具大鐵籠上面，照樣曬太陽。樓下士多的老闆竟然語帶驕傲地評論： 「梗係啦，邊有咁易畀你捉到呀」。
香港人有多喜歡這條鱷魚？聽聽大家怎麼說牠就知道了。平常連火車裏的昆蟲都覺得是威脅的香港人，這時居然一點都不擔心，反而親切地把屢次戲弄專家的牠叫作「頑皮鱷」。後來大家乾脆為牠起名，還搞了一個命名比賽。我特別喜歡「貝貝」這個名字，不只是因為這條逃生到山貝河的鱷魚真是香港人的寶貝（我們誰不是死裏逃生？）；更是因為早在命名比賽之前，我妻就叫牠作「貝貝」了（似乎所有人都暗自為牠取了名）。而且要注意，提到牠的時候要像那些小朋友一樣，聲調輕快且溫柔： 「小灣鱷貝貝」。
當然，這十年來我們還有其他動物，比如說猴子「金鷹」和馬王「精英大師」。凡是香港人看見牠們，都應該說一聲「謝謝」。
2007年4月27日星期五
梁文道：特區和殖民地的分別
【都市日報-兵器譜】把香港特區與香港殖民地混為一談是大逆不道的，因為它不只好像在暗示今天的香港仍然是塊殖民地(那麼誰是它今天的主子呢？)，更危險地隱含了一條指向港獨的道路。
且暫時放下這些過敏的政治眼鏡，看清楚現實。現實是甚麼？現實就是在現代殖民地史上，香港幾乎是唯一一個沒有獨立，以「回歸」的形式終結其殖民地地位的地方。現實是絕大部分的殖民地都要經過一個熱烈、痛苦甚至流血的去殖運動；而香港卻是在一夜之間，輕輕鬆鬆地，歡欣鼓舞地就完成了人家要花上數十年工夫的去殖過程。
由於殖民地的身份丟的如此容易，由於新的特區身份又是這麼地唾手可得，所以香港人根本沒有機會認真嚴肅地檢討過殖民地的意義是甚麼。百年以來，縱有不少敏感的知識分子把殖民地當成一個問題，但這些問題意識從來都不是香港人的集體自覺，從來都上不了主流輿論的面。香港人的殖民身份不是透過自己的艱苦掙扎甩脫的，而是其他人替我們摘去的。因此香港人今天的身份意識總是要等人「教化」，而非自我覺醒。
當民意調查指出有百分之三十一的港人仍然想當殖民地子民的時候，我們必須搞清楚那些人喜歡殖民地的甚麼，又懷念它的甚麼。更重要的問題是，對那百分之三十一的香港人來說，殖民地到底意味甚麼呢？是一套政治制度？一種經濟模式？還是一種生活方法呢？
說到這裏，我們就會漸漸明白特區就是殖民地的意思了。那是因為在「一國兩制」的安排底下，整套原有的殖民體制幾乎原封不動地被照搬過來了。我們的政治制度除去換了一個行政長官之外，就沒有甚麼更動；我們的經濟體系和市場更是被捧成香港之寶，完全沒有變化的必要；至於我們的生活方式，那當然是「馬照跑，舞照跳」了。所以我有點不明白那些懷念殖民地的人到底在懷念些甚麼，只要睜大眼睛，他們就會發現九七沒有帶來多少不同。
從殖民地到特區，變的只是警帽上的徽章，變的只是旗幟等一切表面的修飾，所以我們的去殖才會來得如此輕易，所以唯一剩下的要點就是身份意識的問題了。對很多「愛國人士」來說，所謂殖民似乎就只是抽空了所有制度背景的認同意識；香港不需要放棄殖民地留下來的所有硬件，香港人只要換掉腦子裏的軟件就行了。故此他們那麼執地談論愛國教育的重要，好像教育就是去殖運動的全部。即便如此，他們還是判錯了症。因為他們以為懷念殖民地就是懷念英國，現在的工作就是要轉換這個思念的對象。大家都迷糊了，其實懷念殖民地就是懷念特區，因為我們根本活在同樣的體制之中，並沒走遠。
梁文道：良心要花錢買嗎？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一杯Cappuccino和一杯Latte的分別在哪裏呢？我說的可不是口味，而是成本。不用太多的研究，你很快就會發現它們的分別不算太大，無非都是牛奶、咖啡、水和糖等幾種原料的不同比例配搭。這都是些很廉價的東西，尤其重要的咖啡豆更只佔了一杯咖啡售價的幾十分之一，非常不值錢。所以用這幾種材料混合出來的飲品無論怎麼混都不該太過影響它們的售價。
根據《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Tim Hartford在其暢銷書《Undercover Economist》的說法，星巴克一類的咖啡店之所以把各種飲品的售價定得差異甚大，根本不是為了反映它們的生產成本，而是為了讓願意多花錢的客人真的多花一點。「通過將成本差不多的產品價格檔次拉開，星巴克能夠找出對價格不敏感的客戶。」所謂「對價格不敏感的客戶」，也就是那些不介意一杯Latte要比一杯普通咖啡貴上一倍的人，雖然兩者的原料相去不遠（而且買普通咖啡的人也可自取免費的牛奶自行調味）。對他們來說，多給十元五元根本不算甚麼。
如果從「益飲家」的角度去看，所有咖啡店大可統一所有飲品的售價，但這種做法就會讓他們錯失賺到更多錢的機會了。定價藝術的本質就是要把一毛不拔的龔如心和一擲萬金的劉鑾雄區分出來的訣竅，就是要同時能賺到斤斤計較的孤寒客與不拘小節的大豪客的錢的方法。所以一家成功的咖啡店必須在幾種簡單的材料上儘量變化出最多的商品款式。這樣才能把一群無名的顧客區分成不同的人，逐個在他們的口袋裏掏出他們願意付出的鈔票。
介紹公平咖啡理念的《不公平咖啡》（Black Gold》剛剛在香港國際電影節落畫，據說其中一場映後座談會的討論十分熱烈。所有人都知道咖啡原豆的售價非常便宜，便宜到了一個你買一杯咖啡，咖啡農卻只賺到幾毛錢的地步。所有人也都瞭解全球各地的咖啡農日子過得極苦，不只沒錢送孩子上學，連有病也看不起醫生，像埃塞俄比亞這種依靠咖啡出口的國家更是民不聊生。但並非所有人都同意直接向農民買咖啡豆，不經中間商人剝削的公平咖啡可以緩解農民的慘況。
Tim Hartford就是其中一個質疑公平咖啡成效的人，而他的想法也是許多公平咖啡反對者的常識。他們發現公平咖啡的售價往往比一般咖啡要來得貴，表面的理由是它們的採購量小，所以運送成本也高；實際上卻是因為零售店把它們也納入了定價的遊戲，使得公平咖啡成了另一種針對「對價格不敏感客戶」的商品。也就是說，咖啡店過度抬高了公平咖啡的售價，結果使得消費者的良心還是益了店家。
如果你和Tim Hartford一樣，是個小心計算的「底經濟學家」，你一定也不喜歡自己的善意成了咖啡店賺錢的另一個機會。你這麼有世界公民的責任感，憑甚麼咖啡店沒有呢？
問題是就算無良商人藉公平咖啡又敲了我一筆，但我多付的那筆良心費還是有一部分回到了農民手中，怎麼都比買普通咖啡好，不是嗎？何況欣賞公平咖啡的消費者愈來愈多，量大了，運輸成本自然也下降了。假如底經濟學家緊盯這幾年來公平咖啡的售價，他一定會發現它們和普通咖啡已經幾乎有區別了。
而且良心消費者運動一定不會放過那些打社會責任旗號來多撈一筆的商人，所以各地的大型咖啡連鎖店也不敢再刻意拉高咖啡的定價了。
寫這篇文章前，我刻意去了星巴克一趟，底考察。我很高興地向大家宣佈，一包公平咖啡是所有咖啡豆價錢中最低的那一等級。以後講良心就不一定是有錢人的專利了。
2007年4月25日星期三
梁文道：愛殖民地不等於愛英國
【都市日報-兵器譜】2007年4月，香港回歸十周年慶典前的三個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布了一項「香港人身份認同」調查的結果。這個調查裏有一條問題是「假如可以選擇，你會再次做九七年前的殖民地人，還是繼續做九七後的特區人」。
受訪的一千零七名市民裏有百分之四十一點一選擇做特區人，百分之二十一點八表示兩樣都無所謂。驚人的是居然有百分之三十一選擇做「九七年前的殖民地人」。
於是許多一向懷疑香港人不夠愛國的評論人就乘機發炮了，覺得這個數字正好證明了他們多年來的猜測。
他們認為接下來的行動當然是要加強民族認同教育，好徹底清除港人心中的殖民餘毒，讓那百分之三十一的迷途羔羊快快回頭，一起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回歸十年了，對百分之三十一這個數字，我們最容易湧起的反應的確就是香港人的中國認同還不夠多、還不夠深；相反地，有不少港人仍然念念不忘英國這個殖民主子，做夢都想當英國人。
可是要小心一點，這個調查問的是會不會再次選擇做「殖民地人」，而非會不會做「英國人」。依據我們討論港人身份問題常用的框架，只有中國和英國兩個選擇，彷彿不是當中國人就是做英國人，根本從來沒有「殖民地人」這第三選項。照我個人對香港的認識，就算在九七年前也不可能有百分之三十一的港人會認同自己是英國人，而英國也從未在港推動過任何「愛國教育」去鼓勵香港人認同英國。
所以我們要搞清楚，那批想當殖民地人的香港人就只是想做殖民地人罷了，我們不能直接從這裏推論出他們還在懷念英國，更不能說他們不認同中國。
身份總是混雜的，一個人絕對可以既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仍然肯定在殖民地的身份。這條問題的根本缺陷就是逼你在特區和殖民地之間作出抉擇，似乎特區和殖民地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然而，殖民地與特區真有那麼大的分別嗎？
2007年4月23日星期一
梁文道：豔遇
【都市日報-兵器譜】我最近的一次豔遇是趟集體豔遇。
去年年尾，老友結婚，不想張揚不圖熱鬧，於是朋黨十數人遠避曼谷，參加他的旅行婚禮。幾日下來，大夥飲飽吃醉，無所事事，真是樂也融融。
只是這團人裏有夫婦。凡是試過一大票人集體旅行的都曉得，這種團體最怕見到情侶和夫婦。只要有一對情侶，組織就會有分裂，嚴重破壞了團結的氣氛。人家興高采烈地唱K，他倆就坐在一角喁喁細語；人家鬥志昂揚地登高遠足，他倆就手拖手掉在隊尾半里外。
這團人不只有夫婦，而且還有七對夫婦(包括新婚那一對)，所以剩下的一個單身漢與不能攜眷同遊的男丁反而成了異類。到了夜市附近的遊樂場，人家雙雙對對地坐進摩天輪的艙房裏依偎賞景，我們三個男的則尷尷尬尬擠在一塊繼續討論泰國民主化的前景。
你知道在這種情況底下，這三個男人一定會成為全團情侶檔取笑的對象，尤其那個單身漢，比如說：「嘿！你在曼谷住幾晚，夜裏不會熬不住去找人妖吧？」；又假如他是早上最後一個下來吃早餐的，有人就會問：「昨晚上哪兒快活啦？還是自己在房裏搞定？」
大家都是朋友，知道玩笑可開，但不能太缺德，所以那幫有妻室的也很想救濟我們三個。所以有人就大膽提出了，要來一個單身漢派對，九個男人加上準新郎一起在婚宴前夕走一趟紅燈區「健康冶遊」。雖然我們費盡心思地向眾夫人解釋：「沒別的，只是去參觀參觀喝杯酒」，「不會有事，頂多找幾個人陪划拳」。結果還是全團到了酒店附近的咖啡店感嘆了一宿的人生。
儘管如此，不論男女都還是很替那位單身漢擔心。由於聽說旅行總是發生豔遇的良機，所以我們都為他睜大了眼睛，每次在一個景點發現了還算漂亮的單身異國遊客，我們就會一方面死命盯住她，另一方面鼓動單身漢湊過去搭訕：「加油！上呀！」。看見十來二十個表情怪異的中國人漸漸圍了上來，異國單身女遊客鮮有不覓路逃遁的。
終於到了上飛機回香港的時候。飛機誤點，我們只好在曼谷巨大的新機場裏閒蕩；數小時之後，人人手上都多了一兩袋紀念品。
飛機快要降落了，溫柔的空姐走過來對單身漢甜甜一笑：「請您扣上安全帶吧，我們很快就要到達香港了」。大家都看到這一幕，一個老友忍不住讚嘆了出來：「哇！好正！我們太走運了。」
然後呢？然後我們下了機，通過護照檢查，取了行李，各自安全回家。
2007年4月22日星期日
梁文道：十博士大戰于丹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最近中國文化界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叫做「十博士現象」，意思是動不動就有十個博士出來聯名反對些什麼抗議些什麼。去年最轟動的是「十博士集體反對聖誕節」，十個來自不同名校的博士和博士生覺得現在的中國人太忘本了，通通跑去過洋人的聖誕節，很傷害咱們民族的感情和志氣。今年比較出名的十博士事件，則是十博士聯名寫信給中央電視台，要求于丹「下課」（請注意，這是十個不同的博士。為什麼是十個而非九個呢？我也不知道）。于丹是個傳媒學者，但她講的卻是《論語》，在中央電視台的著名節目《百家講壇》上講了幾集《論語》，結果一下子暴紅起來，不只節目的光碟暢銷，據節目講稿寫成的《論語心得》更狂賣三百五十萬冊！比起之前在同一個節目上說三國的易中天，她的人氣有過之而無不及。
於是易中天曾經惹起的爭議很快就招呼到于丹頭上了。許多人說這批學者放正經的學問不管，到電視台的節目亮相是好名媚俗。接下來就有人用嚴格的尺度去檢查他們的一字一句，當然挑出了不少毛病，然後就說這是曲學阿世，毀了學術，荼毒眾生。正好這兩年又有所謂的「讀經運動」，中華經典被捧得如天高，好些家長甚至送孩子到復古的私塾去穿「漢服」背經書（他們背的其實是三字經）。而于丹和易中天等人幹的不算是普及經典，批評者說這叫做「庸俗化」經典。易中天還好，到底是史學家，「戲說」三國還不離本行；于丹可慘了，雖然擁有中國古典文學碩士學位，可你現在是個搞傳媒的，憑什麼學人家說《論語》？而且說完《論語》不算，還要再接再厲講《莊子》。所以「十博士」急了，他們寫信給中央台，要央視停止再用于丹，怕她這一路講下去會滅了中國文化的精粹。平心而論，于丹講課的確有一手，否則怎能硬生生把《論語》說成一個高收視率的電視節目呢？至於她講出來的東西，大家當然可以不同意；我就嫌她將《論語》變成了中國最古老的心靈雞湯，孔子成了一個印度Guru般的靈性導師。但是看事情要公道點，假設那三百五十萬個買了她的書的消費者有一半真的看完全書，那就是一百二十五萬了；保守地猜測，這一百二十五萬讀者裏頭又有一萬人意猶未盡，找楊伯峻的《論語譯注》回來細讀原典。這豈不是讓《論語》多了一萬個讀者嗎？這還不叫普及經典？這還不算無量功德？觀諸歐美日等地，用通俗寫作手法甚至電視語言去介紹經典的，不只在所多有，甚至還發展成了一套專業。可是人家的學術界卻很少有我們這麼大規模的聲討運動，往往他們還要為之背書深表感激呢。因為這等於開拓了市場，替許多學院裏無人聞問的專家找到了潛在的受眾，是多好的美事呀。就算你覺得于丹版的《論語》錯漏百出，違背了原典精神，你也可以為文反駁以正視聽呀。例如我很敬佩的學者，北大的李零教授就在這一片熱潮之中推出了他的《喪家狗──我讀《論語》》，四百多頁的篇幅一字一句地帶大家回歸原典。「十博士」犯得去叫人「下課」嗎？很多人以為侵犯言論自由的只有政府官員，其實這樣子寫信向媒體管理層施壓，要他們炒人，不也是侵犯言論自由嗎？不也是用不合理不對等的手法去對付人嗎？正如你要是不喜歡我寫的東西，你可以用各種方法反駁我，大家理性甚或粗暴地爭辯，但你能叫黎智英停我的專欄嗎？不管你是胡錦濤還是十博士，二者的分別只在於權力大小，幹的都是同一回事。身為博士身為知識份子，竟連這點粗淺道理都弄不懂。我外公生前一直罵我沒出息，覺得我沒唸博士是他的遺憾。如今我可以把這批十博士那批十博士的檄文燒給他老人家看了。不讀博士固然可惜，讀了博士有時候更可惜。
2007年4月20日星期五
梁文道：美國人的世界銀行
【都市日報-兵器譜】世界銀行總裁沃爾福威茨的醜聞發展到今天還沒有結局。他到底是會受壓下台？還是在美國的支持下好官我自為之？暫時也還看不出端倪。但我們倒是能從這個事件看出世界銀行的根本缺陷。
沃爾福威茨的的女友麗莎一直任職於世界銀行，不過自從沃爾福威茨走馬上台之後，根據世銀的內部指引，他倆的親密關係使得她必須暫時借調到其他地方，以避嫌疑。結果本身是阿拉伯裔的麗莎給調去了美國國務院，負責中東地區的事務。雖然她現在是為美國政府打工，但領的薪水卻還是來自世銀。現在的爭論就出在沃爾福威茨親自下了條子，要求世銀人事主管為麗莎大幅加薪，使得麗莎的人工比美國國務卿賴斯還高。所以大家就紛紛指責沃氏以權謀私，不堪任如此位高權重的職務。
然而在這樁關係到腐敗問題的事件上，大家卻忽略了另一個重點，那就是身為國際機構的世銀為甚麼可以把自己的員工借調給美國政府使用呢？
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會」(簡稱IMF)都是1944年布列頓森會議的產物，它的原意是集合先進國家的資金，協助落後國家的發展。近幾年來，世銀一直把消除貧窮當成它的首要目標，提供貸款給各項發展方案(例如修建水庫和鋪設鐵路)。依照慣例，世銀總裁一向由美國總統提名，因為美國是世銀的最大股東；而其他股分持有國組成的董事會則多半會認同老大哥提名的人選。
所以麗莎才會這麼輕易地被「借調」去美國國務院，沃爾福威茨基本上把世銀和美國政府看成是一家人了。但世銀到底還有其他股東，憑甚麼要國際社會拿錢去為美國辦事呢？更嚴重的是麗莎的新工作包括了要替美國改善她在伊斯蘭世界的惡劣形象。換句話說，沃爾福威茨現在是藉給自己的女友加薪，大慷國際社會之慨，去幫美國為她自己這幾年反恐反出來的爛攤子抹屁股，而沃氏本人正是這場反恐戰爭的主要建築師(他在擔任美國副國防部長時的最大功勳就是提出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
諷刺的是，沃氏自就任世銀總裁以來，大力提倡要嚴格執行反腐標準，任何想獲得世銀貸款的窮國都必須遵照世銀的指引，改革自己的政治體制，清除貪腐發生的機會。這套做法本來是很有道理的，許多貧困國家之所以沉痾不起，援助貸款恍如泥牛入海，正是因為她們的政府太過腐敗，給多少就吞多少。但是也有一些論著指出，沃氏提出的「管治及反腐策略」的隨意性太強，可能與美國的外交利益並軌，結果得到貸款的不是清廉的國家，而是積極改造自己以配合美國意圖的國家。
包括曾任世銀首席經濟學家的諾貝爾獎得主史帝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在內的許多學者，都曾批評世銀的權力傾斜。雖說改善不發達國家的境況是它的目標，但這些受援助國家卻完全沒有發聲的機會，做股東的富國自己閉門造車替它們決定了一切。而在這群股東裏，可以隻手遮天的當然就是美國了。
梁文道：喝酒的經濟學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喝酒的朋友憤怒了。當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剛宣佈要減酒稅的時候，他們曾經很開心，因為他們以為日後在餐廳叫瓶酒不用再付那麼貴的價錢了。可是才高興沒多久，他們就發現香港的餐廳並不打算按照減稅的比例降低自己的收費。一個本地商會建議大家減收百分之十就夠了，因為「要考慮租金和薪資等其它成本」。換句話說，唐唐的「德政」並沒有讓消費者如數獲益，我們還要分擔商人的成本，他們至少要撈走百分之十的新糖果。
我的朋友大罵「奸商」。其實在香港餐館喝酒本來就是很奢侈的事了，除去舉世第一的稅額，業者還會按來價乘上至少三倍的價錢。所以劉致新兄才會在他最近一期的《酒經》雜誌裏呼籲業界應該趁減稅的時機降低售價，讓香港食客享受更「公道」的葡萄酒。
可是前幾天我卻在一家大排檔目睹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幾桌大漢吃得爽飲得豪，乾了一瓶又一瓶，聽他們說是因為酒稅便宜了。那位「公道」的老闆告訴我，稅減多少他就便宜多少，半點也沒落袋。怎麼回事？難道這是啤酒和葡萄酒的分別嗎？但我明明看見那幫紅臉食客也有叫葡萄酒呀。
全世界的餐館都會在酒水的取價上動腦筋。傳統智慧告訴我們，餐館其實就是要在這些地方賺錢，好好敲消費者一筆。其實我們應該換個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把酒錢想像成酒店延遲退房的增收費用。
因為喝酒的客人要比不喝酒的客人呆得更久。同一張桌子，不喝酒的人往往更早埋單走人，不只減少了服務生的工作量，還讓餐廳有機會多收一客，多做一輪買賣。在香港的食肆喝酒特別貴，原因就在於香港的租金高過人，所以酒客就要分擔更多的空間成本了。
大排檔的情形就不一樣了，他們的租金成本原來就比一般餐廳低；有需要的話，還可以臨時加，容納更多的食客。因此他們比餐廳更有本錢去少賺大家的酒錢。成本決定一切，在香港經營一家食肆，最高昂的成本通常就來自於餐位。由於他們不能真的依照客人逗留時間的長短來收費，在酒水和甜品這些東西上「敲竹槓」就是最合理的選擇了，反正會吃飯後甜品與喝酒的客人一定也是最識得「慢慢嘆」的人。
回過頭來，我們就能瞭解香港的餐廳不依足減稅額降低酒價的理由了。那是因為酒賣得便宜，叫酒喝的客人自然也會增加；如此一來，座位被人霸佔的時間也會更長，餐廳極可能因此做少了生意。於是那些賺少了的錢就得設法在酒客身上撈回來。
上述這番推想，純粹出自自己淺薄的經濟學知識，絕對與任何餐廳商會無關。我再不濟，也還沒走到收人錢財說人好話的地步。可是我很希望看到這篇文章的餐館老闆能夠在我下回點酒的時候打個折扣，當作是酬謝知音。你知啦，你酒真係好貴。
梁文道：北京，你估佢唔到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有朋友知道我常往北京跑，旅行之前就來問我去哪兒吃上哪兒住。通常遇上這種問題，我都會反問：「你想不想冒險？」我不是開玩笑，今日的北京就像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先別說全國各地稀奇古怪的人都聚到了北京，連世界各地想要走在時代尖端的浪子浪女也都落戶北京了。問那些老外北京有甚麼好，十之八九會用帶點京片子風味的腔調答道：「夠雜。」
所謂「夠雜」，意思往往就是不可預測。關於北京的不可預測，打從離開機場那一刻起，你就能夠感受得到了。運氣好的話，你從機場坐車到市中心的酒店可能只要四十分鐘。要是運氣不好，可能就要兩小時了。到底是四十分鐘還是兩小時呢？你永遠無法預知。
關於酒店，假如你厭惡國際連鎖品牌的標准制式，喜歡精品旅館的特色風格，那麼北京就是你的天堂了。有一家老牌的四合院旅館，深藏胡同之內，而且標榜有三星級的水准，是不少傾慕古國風情的老外至愛。我也喜歡這地方，因為每回去都有新體驗。最近一次去這家旅店，有一天早上酒店忘了給我morning call，所以誤了我的工作時間，於是當晚我很嚴肅地跑到櫃，要服務人員一定得准時打電話叫醒我。好了，第二天一大早有人猛力拍門，我睡眼惺忪地起床應門看看是怎麼回事。原來是個服務生，他說：「您該起床了。」我低頭瞧瞧手表，起碼比預定時間早了半小時。這種情況，我只能說是「非常盡責而且有地方特色的morning call」（我在網上旅游討論區也是這麼寫的）。
還有一家享譽數十年的老牌國營四星級飯店，面積比維多利亞公園還大，庭院深深，樹木成蔭，它的morning call也是一絕。有一晚我清晨就寢，於是按了門口「請勿騷擾」的燈。翌日早上九點正，門口就有人喊叫要收拾房間。半小時後，又有人拍門，這回是要收去昨夜留在房的餐具。再過半小時，另一個敲門，這次是要收集我前夜借下的熨斗。一小時後morning call准時打來，我精神奕奕地對著電話筒裹的錄音訊息回答：「謝謝。」
若是你並不欣賞這些特色服務，入住一家國際酒店集團管理的旅館，也不表示北京的不可預測會就此舍你而去。有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在房中叫了碗牛肉面和一碟雙人份果盤，當作消夜，覺得還不錯，所以第二天同樣的時間我又叫了同樣的roomservice。但是這一次他們卻告訴我：「廚師走了，所以沒有果盤。」我反問：「可是你們還有牛肉面，不是嗎？為甚麼會沒有果盤呢？」那把青澀的女聲答道：「牛肉面是有的，但果盤必須要由廚師來切。」我再追問：「好吧，你就別切了，隨便給我一個橘子一個蘋果算數。行嗎？」女孩猶豫了一下，謹慎但堅定地說：「不行，我們沒有這種服務。」
那麼頂級五星酒店又如何呢？在半島酒店還叫做王府飯店的時代，我曾在餐廳的廁所看見兩個清潔大嬸蹲在地上聊天（那是男廁）。北京永遠都不會忘記提醒你，這是北京。
說了半天，我還沒介紹到吃。其實吃在北京，只要記住一點，那就是永遠不要太過相信名店和自己的經驗。因為只要一家店火了，半年後它的廚師可能就會給人挖走或者自立門戶，要不然就是大開分店水准急降。所以連帶信譽可靠的《飲食男女》的專業推介，你也不能太過深信不疑。寫這篇稿子之前，我剛剛去完一家著名的東北館子，我還常向香港朋友介紹它的酸菜白肉鍋。但這天我才喝一口湯底，就知道這酸味不是來自天然的白菜，而是廚房剛剛倒進去的醋。天呀！我真是愛上這個地方了；北京，冒險家的樂園！
2007年4月19日星期四
梁文道：「人格魅力」的除魅
【明報-筆陣】政治家是可憐的，因為他的一切都屬於政治。即便是他的休閒愛好，也要全部貢獻出來。就以溫家寶總理的日韓之旅來說吧，他必須把每日的晨跑變成一種軟性外交，一方面要展示自己公職身分之外的常人生活；另一方面則要把自己所代表的國家人格化在自己身上，親切地和外國百姓交流往來。在這種情況底下，身為一個常人的溫家寶與身為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已經二合為一，密不可分了。這就是政治公關的一種常見手段了。
中國人很喜歡談論政治，但內地傳媒卻又很避諱去談領導人的政治公關，似乎一講公關就是虛偽就是造作，冒犯了領導人的人格。與此相反，大家喜歡說的是「人格魅力」，一種玄之又玄，沒人能界定清楚的特殊稟賦。於是一切在其他國家能堂堂正正地用公關技巧去分析的言語行為，到了中國這里就都成了與生俱來的「人格魅力」。最好的例子就是周恩來了，他大概是過去數十年里在國際舞台上表現得最出色的中國領導人，關於他如何在外交場合中堅持立場也不失風度地與人交手的故事，一直傳誦至今。那些故事幾乎都能用來當作傳授政治修辭與談判技巧的教材，但是無一例外地，這些故事的結尾總是「周總理的『人格魅力』再一次地折服了對手」。
這種說法不只無益於政治才能的專業培訓，還反映了我們對於政治領袖的看法依然不脫老一套的聖君理想。根據傳統，政治領袖雖然要精通法術勢，但他到底是個「真人」，必須具備旁人所不及的上善性格絕世才華。而這些才華和性格是學不來的，因為它們是天生的。故此一個領袖愈有「人格魅力」，就愈能證明他果然天生就是塊領導人的材料，而我們則注定要拜服在他的魅力底下。所以我們很容易有錯覺，以為中國每一個政壇領袖都得是韋伯所說的「奇里斯馬型領袖」。所以周恩來的外交工作為什麼幹得好呢？原來不是他的手段高超口才了得，而是他有「人格魅力」。為什麼他有那麼巨大的「人格魅力」呢？原來是因為他是個天生的領袖！
坦白說，溫家寶在這趟外訪行程中展現的技巧真是叫人歎為觀止，不得不服。他一到日本就吟了一首自己創作的俳句，後來又跑去打一場棒球，立意要借日本文化的驕傲與日本人最喜歡的運動，拉近日本國民與他的距離。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這都是精心設計的公關手法。可是在內地媒體的一片讚賞聲中，我們卻極難見到有人從這個角度入手分析。雖然有人已經說出了溫總理是在搞「慢跑外交」，但就是不願點到「公關」二字，反而還要再三祭出「人格魅力」這個中式政治語言。這除了是傳統的心習限製，恐怕也和溫總自己的行程主題有關。
溫家寶的行程主題大抵可以用個「真」字總結，這是他反覆強調的關鍵詞。譬如那篇博得許多掌聲的國會演講，他就極為罕見地公開揭露整篇講稿由頭到尾都是他親自操刀，以顯其誠。更厲害的是他還把經歷過抗戰歲月的90歲老母親也搬了出來，說自己演講完畢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給她，結果得到她的讚賞： 「孩子，你說得很好，因為你說的是真話。」大家都知道，這篇講稿對日本的態度相當溫和友善，如果連一個面對過日軍刺刀的老太太都說它真誠，那麼它就真能代表中國人和平寬大的誠意了。此舉不但突出了溫家寶的溫情，還強化了他真誠的形象。
每一個卓越的政治人物都該好好規劃自己的形象，給它一個鮮明且有說服力的性格。身為一個政治家，溫家寶選擇的定位就是真誠。所以我們在電視熒光幕上看見的他總是面容誠摯，溫情脈脈。他的韓日之旅也不脫這個基調，因此才能令人信服。想想看，一個人要是老開無謂的玩笑，突然之間卻又態度誠懇地說起自己的母親，這會是什麼效果？他能夠叫人信任嗎？可見任何外交場合上的公關手法還是得建基在一貫的形象規劃之上。
由於溫家寶這麼注重真誠，媒體就更不願也不敢談他的公關了。好像他的俳句不是刻意為日本而寫，卻是他一時的詩興發作；又好像他打棒球也是出自臨場的技癢，而非有備而來的籌謀。因為我們相信真心誠意和仔細的計算是彼此矛盾的兩回事，互不相容。既然溫家寶是這麼真誠的一個人，他的一切言語行動也就都是「發自內心」的了，豈能讓「公關」二字玷污？
問題是真誠就一定容不下公關嗎？天生的性格與後來加工的形象設計就一定是矛盾的嗎？從政有時候的確像是演戲，但這個戲也不能亂演，明明內嚮就不能強裝張揚，明明木訥最好就別故作風趣。成功的政治家不該為自己規劃一條違背自己性格的形象道路，相反地，他要在已有的基礎上突出強項掩飾弱點。
所以我們不應該回避溫家寶的公關策略這個話題，反而要從專業政治技巧的角度分析其得失。中國傳媒更不應該以大而化之的「人格魅力」去把政治領袖的表現說得神乎其神，反而要采用一套現代的語言評論他們的政治手法。與其歌頌溫總理的偉大人格，何不欣賞他的聰明與圓熟？別小看政治報道和政治評論的語言現代化，這也是政治現代化的一部分。
2007年4月18日星期三
梁文道：《四大天王》的悲劇與鬧劇
【都市日報-兵器譜】2006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把「新晉導演獎」頒給了吳彥祖，好像是提醒觀眾，吳彥祖拍的《四大天王》除了是樁媒體事件，除了曾經是個傳媒娛樂版的話題之外，其實還是一部不錯的電影。
的確，以一個完全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導演來說，處女作能夠拍成這樣，確實算是很不錯了。事乾淨的，不雜不亂。偶而插進的動畫也很有心思。訪問片段剪接緊湊，沒有許多生手常見的枝節。
可是我們對於這部電影的記憶始終還是擺不開它造成的事件。
《四大天王》基本上是齣「仿紀錄片」(mockumentary)，「紀錄」了四個超齡男孩組成一隊叫做Alive的「男孩樂隊」(boy band)，最後又終於散夥的過程。這部電影暴露了許多香港娛樂圈工業製造明星的過程細節，包括經理人公司如何蒙騙藝人，職業粉絲如何組織，演唱會為甚麼一定要歌手跳舞，歌手的形象又是誰在控制等種種外人未必清楚的內幕問題。它用紀錄片的形式虛構合成了一闋香港娛樂圈的影像批判，編導對整個工業的厭惡態度和嘲弄可以說是毫不含糊。
假如事情只是這麼簡單，你還能把它看成是靚仔偶像吳彥祖的個人大反擊，他要反擊娛樂界的不公，他要反擊八卦傳媒的無是生非與弄虛造假。如果黃健翔懂得拍電影，他一定也想拍一部《四大天王》；如果張藝謀再有勇氣一點，說不定他也要拍部類似的電影，而且規模要大得多(片名可以乾脆叫做《全國都是黃金甲》)。
問題出在《四大天王》不僅僅是部仿紀錄片，而且是個傳媒惡搞事件；Alive不只是隊只出現在電影裏的組合，並且真有其事。當這部片子上映之後，全港傳媒才發現自己被人耍了一回。從最早的錄音外泄被人非法上傳到互聯網的事件，到四個成員不合內訌，原來都是電影劇情的一部分，而香港的娛樂傳媒卻都當真地一一跟蹤報道過，因此無端成了電影的配角和調戲的對象。
傳媒是得罪不起的，他們訪問你可以斷章取義，可以拿一張模糊的照片無中生有；但你卻絕對不能反客為主，否則下場如吳彥祖一樣了。當時香港娛樂傳媒的反應就和電影描述的一樣，按照自己的習慣邏輯，把《四大天王》的用心說成是「Alive為上位設下騙局」，猛批「吳彥祖手法卑鄙」。換句話說，他們把整部電影等同於某些藝人的自製緋聞，純粹自我炒作。更好玩的是有些報道好像根本看不懂這部電影，人家組成樂隊就是為了「說謊」，還要指罵「Alive誠信破產」。
然而吳彥祖到底還要在這個圈子混下去。他從來就沒有把《四大天王》經營成一部更硬朗更直接的批判性仿紀錄片，反而加入了那些會跟紀錄片段起衝突的動畫，甚至還把所有細節包裝成一個典型的樂隊成長與結束的青春肥皂劇。即便如此，這個工業，這整套包含了傳媒在內的體制還是原諒不了他。於是吳彥祖只好作出第二個，也是最重要的妥協，他道歉了。吳彥祖公開向那位被欺騙的記者道歉，這無異於間接向他所嘲弄的現象低頭。
《四大天王》因此變成香港娛樂史一段鬧劇式的小插曲，它本來是對娛樂體制的批判，最後它還是逃不掉被這個體制吞吃的命運。這就像我們今天提起它，只會記得一樁事件，卻忘記了一部電影一樣。
2007年4月17日星期二
梁文道：一道菜的知識產權
【天下美食】在我們這個時代是知識產權無限擴大的年代，既然曾經有律師試圖為Michael Jordan登記他的灌籃動作，好叫其它籃球員每次雙腳拉成一字馬凌空灌籃都要交錢給Jordan；自然也會有廚師在自己的創作上動腦筋，把獨家菜式變成自己的「產權」，不容他人侵犯（除非你買下他的專利或者向他的律師繳交使用費）。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芝加哥有家很前衛的餐廳叫做Moto，它的大廚Homaro Cantu是美國最大膽最有創意的廚師之一。他的其中一道作品是一張紙，紙上畫了個粉紅色的棉花糖，而這張紙是可以吃的，吃起來無論質感還是味道就真像糰粉紅色的棉花團。然而最怪異的還不是這張棉花糖紙，而是這張紙上的一行字：「H.Cantu的機密產權。專利申請中，在事先得到H.Cantu的許可之前，不得揭露或者進一步使用」。 請想像一下以後上餐館吃飯，碟子上印著「版權所有，禁止拍照及盜用」，會是甚麼情況？這就是Homaro Cantu打算干的事了。他正和律師合作，替十二道獨門創作申請專利。如果成事，肯定會有更多的廚師倣傚。到了那時候我們吃飯就和買書買唱片一樣了，你擁有的只是一個對象一個副本、而非作品本身；你吃了一碟菜進肚子，不表示你就可以任意處理它。曾幾何時，廚藝是種自由流動的東西，就和人類的一切知識與創造一樣。楊貫一用瓦？烹鮑魚的效果不錯，於是個個跟著如法炮製，也沒誰抄襲誰的問題。正如第一個用火槍烤Toro的人沒有宣稱任何專利，所以每家日本料理也能為客人奉上這款美味的壽司。假如當年發明紅酒燴雞的法國鄉民登記了知識產權，今天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版本流傳民間了。在那個時代，誰都可以說自己的東西正宗，所以北方城市滿街都是「正宗狗不理包子」和「正宗蘭州拉麵」，客人難分真假，只有憑口味決高下。妙的是有些東西不是原始老店就一定做得最好，其後人要是懶惰了，又或者從它那裡出身的師傅自己創業精益求精，結果如何不問可知。菜譜往往沒有機密可言，誰都能學誰都能賣。儘管有些獨門配方是店主或大廚保有一生的秘學，非我族人一概不傳；可是大家依然相信好廚師靠的不又是鎖在保險箱裡的神奇配方，更是臨灶的經驗與存乎一心的直覺「手勢」。因此有自信的廚師向來不怕徒弟滿師之後起飛腳，四處掛著老師的名號賣藝，說不定他還會為自己的作品遍地開花感到自豪呢。 可是Homaro Cantu自有他的打算。他也想像Nobu和Alain Ducasse一樣享大名發大財，但又不願到處開分店，因為他認為一個廚師不可能兼顧得了那麼多的店面；與其像個高級行政人員一樣坐商務艙飛來飛去巡視業務，不如好好呆在自己的廚房修練。 從這個角度看來，Homaro Cantu應該是個很傳統的老派人，可偏偏是他掀起了一種新潮流，將廚藝推向了知識產權保護下的新時代。果然，他的做法既能為他帶來聲名也能為他製造財富。就拿那張棉花糖紙來說吧，目前雖還未取得專利，就已有很多人找上門來了。其中一個大客是美國太空總署，他們覺得這個技術可以用在宇宙飛船上，日後航天員不用再帶那麼多複雜的東西離開地球，一疊加了維他命的有味紙就能讓他們餐餐都有新口味了。
2007年4月16日星期一
梁文道：香港富豪難當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香港當富豪真是越來越不容易了，你就看看龔如心逝世後的各種傳聞吧。關於她那天文數字般的遺產背後卻有一個美麗的故事，說是千億港元會全數交給一個慈善基金會。當然，這個上過報紙頭條，曾經叫港人振奮的故事用不兩天就被證實原來只是個美麗的誤會。真正能夠得到這筆錢的，據說是個喪禮之前絕不現身的「神秘人」。
這個說法，一開始是以小道消息的形式出現的，雖然很難證實，但卻有很多人相信(或者是願意相信)，而且大家在街談巷議的時候是越談越起勁，越傳越真實，彷彿這才是龔如心身家的天然歸宿，再也用不置疑。這不是一個有足夠證據支持的說法，可卻是最多人盼望成真的故事。
可是香港人還是善良的，而且對龔如心的印象不壞。所以他們才會希望一毛不拔、向以孤寒聞名的龔氏，其實是個飽遭誤會的大善長，節儉了一輩子，又為了爭產和家翁反目鬧上法庭，原來這一切全是她的良苦用心，她積累這筆財富原來就是為了遺愛人間。假如這是真的，這就是一個活人版的煽情肥皂劇了，一個給人委屈誤會了幾十年的好人，終於有機會揭示真相，要人後悔，要人感動。我們都渴望見到如此賺人熱淚的英雄，我們都希望這個英雄就是龔如心。
為甚麼香港人會盼望龔如心是這樣的人物？為甚麼香港人對全球最有錢的女人會有這樣的期得呢？這就是現在當富人難為的地方了。
曾幾何時，香港人都覺得富商把財產傳給下一代是天經地義的事，一個小孩含金鑰匙出生也從來都不是他的錯。根據極端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的意見，發生在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之間自願的財富轉移純粹是他倆的事，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干預，所以政府抽取遺產稅是不合理的。要是換了從前，十個香港人裏大概有九會贊成這套理論。但是到了真正減免了遺產稅的今天，香港人卻開始希望富商不要把錢全留給下一代了，而且最好都拿出來捐掉。
首先是全球頭兩位富豪做壞了規矩。一個比爾．蓋茨事先聲明不只要捐身家做善事，還要提前退休以企業家的精神全職服務亞非拉的病人。一個股神巴菲特，自忖對第三世界衛生狀況的理解比不上老友，幹不了蓋茨幹的事，所以決定把絕大部分的財富都交給他，讓他全權揮舞。有了這兩人和其他慈善家做榜樣，老百姓看待鉅富的目光自此就有完全不一樣了。
更重要的或許是香港市民情緒的轉變。從前大家幾乎都覺得富人有錢怎樣花都行，因為大夥相信遊戲規則是公平的，你和我都有機會當財主，只不過你比我更有才華更加努力，所以我不得不服你。如今我們卻開始懷疑這個世界是否如此簡單，擔心自己會不會一輩子只為地主打工並且越打越沒出息。於是我們對有錢人的要求就越來越多了，鉅富動輒就被罵做寡頭甚至奸商。他們想將遺產交給後人是他們的自由，只不過大家開始覺得有點可惜。
2007年4月15日星期日
梁文道：其實內地媒體也很爛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其實我很不喜歡「婊子」這個稱呼，它貶損了專業的性工作者。但是我想來想去，還是覺得「既要當婊子，還要立牌坊」這句話最適合用來形容如今的傳媒作為。
楊麗娟一家的追星悲劇全國關注，大部分傳媒在處理這條新聞時都像在依循一套固定的「文法」，用許多照片去突顯楊恍惚甚至癡呆的神情(有誰見過一張她的「正常」相片呢?)，好證明楊麗娟果然有問題。當然也少不了要訪問幾個學者專家，分析粉絲的畸形心理，慨嘆現代社會的變態。再正氣一點的，更要煞有介事地找人撰文抨擊過火的不正之風，推廣「健康追星」(一個多麼矛盾而奇怪的說法呀)。
這都是平常的傳媒邏輯。遇到不正常的人物與事件，傳媒總要細致地刻畫它的不正常，也總要分析那不正常的原因，把一件怪異的事情變成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故事。到了最後，為了顧及社會的影響，傳媒又要擔當社會的燈塔，警告大家千萬別滑嚮異常的深淵。如此一來，我們就又搞定了一樁熱點事件，大功告成。
然而，居然有傳媒出錢給楊麗娟，要贊助她再度來港，好替大家重演一出追星大戲。這豈不是要主動延續甚至加劇楊麗娟的異常狀態嗎?這豈不是在報道和模塑一件異常事件之余，還要參與它的生產過程嗎?這些傳媒一方面偽裝成中立正派的觀察者，不時還要提醒和導引讀者；另一方面卻唯利是圖，不顧一切地牽楊麗娟的手，教她繼續扮好那瘋狂粉絲的角色。這難道還不算「既要當婊子，還要立牌坊」嗎(我要再次嚮性工作者道歉，委屈你們了)?
如果這些傳媒幫楊麗娟和她的母親籌措路費回家，那麼我們還能說這叫做行善。如果他們要求沿途的獨家采訪權，這就叫做交易；如果他們主動出資請她再去香港見上劉德華一面，那就是誘導了。過去大家常說香港的娛樂傳媒很爛，狗仔隊橫行，假消息滿天飛。沒想到現在內地媒體有過之而無不及，開始大張旗鼓地「策劃」新聞。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楊麗娟已經淪為一個徹底的受害者了。她本來就要在鏡頭底下天天展示她的癡與癲，進入大家早就為她設定好的角色。然後還要接受隨之而來的分析、檢驗和批判。這樣的狀態如今更要延續下去，供大家不斷地再觀察再檢討，與漫長的酷刑無異。當然，我們完全可以預知那批編輯和記者會怎麼解釋了，他們一定會說：「我們只是幫楊麗娟達成心願罷了。」從山西的礦坑到廣西的農村，天下人還有無數未了的心願呢，真希望我們那些有同情心的傳媒能夠幫大家一一完成。
梁文道：城市的輓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據說每一座偉大的城市都有它的傳記作者。提起都柏林，我們想到喬埃斯；說到布拉格，我們想起卡夫卡；至於老上海，它永遠都活在張愛玲的筆下；而巴黎這座光明之城，當然是屬於本雅明的了。在我們的想像裏面，這些城市和那些作家之間的故事簡直要比梁祝還浪漫，生死相許，可歌可泣。所以今天的遊客去了布拉格一定躲不掉印卡夫卡頭像的T恤。要是到了上海，有人會不辭勞苦地逐一尋訪張愛玲生前去過的地方，最好還要拿她的作品出來對照一番。假如你真的帶這些城市的傳記與傳奇去「逛遊」，你一定會發現很多不和諧的黑點壞了你的雅興，比如說書裏描述過的陰暗街角原來不如想像中的那麼頹廢，又比如說往昔的一座貴族宅邸今天竟成了一片大雜院。可是沒關係，任何城市都有它敗落的地方，正如任何街道都得有流浪漢的點綴。城市當然還要有貧民窟，這是正常軀體上的小小膿瘡，是必須處理而且一定處理得好的小毛病。就算治不好，它也會帶來一種病態美，恰如一方白手絹上的紅血跡。然而，要是這塊瘡治不好，而且逐漸脹大，蔓延全身呢？如果貧民窟不再異常不再例外，而根本就是一座城市的全部面貌呢？這時還有誰來為它寫下最後的輓歌？
以《City of Quartz》一書成名的美籍都市地理學家麥克．戴維斯（Mike Davis），在其新著《貧民窟行星》（Planet Of Slums）裏為我們描畫了一幅全新的都市圖景。一開頭，他就引用了大量數據說明未來的地球是個城市的星球。到了二○一五年，全球將有五百五十個人口過百萬的城市。二○二五年，光是亞洲就會擁有十到十一個「超級城市」（hypercity，居民人數超過兩千萬的大城）。不斷爆發的城市將會吸收掉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全球新增的三分之二人口。在傳統的想像裏頭，城市總是光明璀璨；依據常識，都市化總是意味更美好的生活方式。但這些未來城市卻完全不是這回事，它們是一種貧富差距極大化的「貧民窟城市」。少數富人住在市中心隔離的社區，而包圍它們的則是一望無際的廉價住宅和臨時搭建的克難樓房。一方面，大批的農村移民將以城市無法消化的速度迅速湧進；另一方面，再也負擔不起市中心昂貴生活成本的原居民則被大量遷出。於是一種前人所不知的「中間城市」（in-between city）誕生了，那是種擁有城市人口密度但沒有傳統城市基建和結構的空間，住在那裏的居民擠得像城市人但卻保存了農村的生活方式。在傳統的城市與農村之間，出現了第三種人類聚居的形態。麥克．戴維斯不是未來學家，他的推測全部建立在權威機構的統計數字和已經存在的實例之上。他最常用的例子之一就是中國，這點我們不該意外，你去任何一個縣城看看，都能發現「中間城市」的影蹤。甚至正要以光鮮面目迎接奧運和世博的北京與上海，它們的邊陲難道不是未來的徵兆嗎？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農村人口朝都市進發是正常的，因為他們都想要更好的生活。在馬尼拉的有毒垃圾山中搜尋可以變賣的廢物，在喀土木的街上閒逛確實要比留在農村好，因為種地是活不下了，你再怎麼種也種不過歐美的農場。不過當這些農民來到城市的門口，他們就會發現城市對他們並不友善，因為他們的數量和速度令城市恐懼，而城市的價格也不是他們的價格。所以他們只好困在中間，創造未來世界的主流──貧民窟城市，等待屬於他們的傳記。
2007年4月13日星期五
梁文道：真人劉德華
【都市日報-兵器譜】直到老父火化，楊麗娟還是想見劉德華一面。這讓我想起兩年前陳奕迅在一個音樂頒獎禮上說的話，當時備受狗仔隊滋擾之苦的他大聲疾呼：「希望傳媒以後多點關注我的音樂，少點關注我的生活」。如果劉德華有機會再見楊麗娟，他會不會也對她說；「希望你喜歡我演的戲唱的歌，但是不要迷上我這個人」呢?
其實我們都知道，一個明星在戲里扮演的角色和他的「真人」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都很好奇，那個演活了臥底黑社會，那個在戰場上賣命守城的劉德華其實是個什麼樣的人；真正的劉德華和那些銀幕里的角色有分別嗎?如果有的話，其間的差距又有多大呢?
為了滿足我們的好奇心，為了影片的賣座與唱片的銷路，公關公司會為劉德華安排各式各樣的訪談活動。在這些訪問或者「真情對話」里面，我們或許會看見劉德華詳細描述他揣摩某個角色的心路歷程，他排好一支舞的艱苦經過。這時候我們就會發現電影與音樂以外的劉德華了：那個能歌擅演的劉德華，正在談論他飾演的角色，他和那些角色拉開了距離，猶如一個作家談論自己的作品。而一個作家和他的小說里以第一人稱出現的敘述者應該是兩個不同的存在，一者真實，一者虛構。因此正在介紹自己作品的那個劉德華應該也是「真實」的了，不是嗎?
加里·格蘭特(CaryGrant)有一句名言：「我和我的觀眾一樣，都很想做加里·格蘭特」。他的意思是銀幕上下的自己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銀幕上的他完美無瑕，銀幕下的他不外凡人。說起那個年代的明星，很多人都覺得他們比較有「星味」，原因是他們夠神秘。在舞台之外，他們把自己嚴密地包藏起來，使所有觀眾能夠看到的都是那個帥氣倜儻的加里·格蘭特，而非這個坐在馬桶上的中年男人。
那是現代明星產業的初級階段，明星的經濟效益幾乎完全來自他的「作品」。現在可不同了，一個明星最主要的收入絕對不是他的片酬，更不能是他的唱片分紅，而是他的廣告費。一家手表公司找劉德華當代言人，一家網絡商找陳奕迅推銷網站服務，看中的當然不是他們的演藝功力，而是他們的人。
明星之所以為明星，不在於他們的創作，而在於他們在媒體上展現出來的人格形象。依靠這種整體的人格形象，他們才能得到巨額的出場費和廣告酬金，他們才能吸引死忠的粉絲，叫他們去追捧自己任何一張唱片、任何一部電影與任何一場演出。
所以陳奕迅絕對不該讓傳媒只去關注他的音樂，劉德華也必須教人愛上他這個人。如果所有消費者都非常理性，只買他們的唱片卻對他們拍的廣告視若無睹，那麼我們整個圍繞明星建立起來的文化產業就要崩潰了。
我們不是要看劉德華演的戲，聽他唱的歌，更要看他的訪問，透過努力不懈的記者去了解他的一舉一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掌握「劉德華」這個人，盡管這一切可能也都是種表演，盡管「劉德華」或許才是劉德華和整套產業機製的最大創作。
2007年4月12日星期四
梁文道：人人都是民主派之後
【明報-筆陣】香港的政治版圖果然不同了。很快地，我們就會進入一個所有人都是民主派，因此「民主派」這個稱呼也就不再有任何意義的時代了。
先看4 月11 日《明報》刊登的一則政治花邊新聞。據報民建聯20 名核心成員本月初到了北京「國家行政學院」進修，其中一課的講者是號稱「胡錦濤智囊」的俞可平教授。俞可平不只向民建聯的學員講授了最新的西方民主思潮，還送上他的暢銷著作《民主是個好東西》（也就是梁家傑在特首候選人論壇裏引述過的那本書）。然後記者寫了一句感言： 「不知經此一課，會否衝擊這個『愛國愛港黨』的普選思潮呢？」
記者這句感言很有意思，他預設了民建聯一向抗拒民主普選，所以當近日以宣揚民主理念著稱的俞可平給他們上完課之後，他們的民主觀念就會受到衝擊，說不定還會漸漸改變原有的立場與主張。
雖然民建聯的那個「民」指的是民主，但大部分香港人都不會誤以為它是個民主派政黨；正如北韓雖然全稱「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但從來不會有人說它是個民主國家一樣。自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民主」就算不是普世價值，至少也是普世修辭了；除了極少數的例外，根本不會有人公開反對「民主是個好東西」。由於民主修辭的普及，很多人就擔心這裏頭多半有魚目混珠的成分，極力要分清楚誰才是「真民主」，誰又是掛羊頭賣狗肉。就以香港來說吧，大家一向認為凡是支持盡快實施普選的才是「真民主」，而那些提出種種理由想要拖延民主進程的就是口說民主實則反動的保守派了。
現在讓我們先把民主的真假之辯放到一邊，看看「民主」作為這種語言在香港起到了什麼實際政治效果。首先，民主指的當然是一種社會政治理念和一套相應的制度安排，但是除了描述之外，它還是具有其他詞性，比如說形容詞。我們常常用它去形容一個政治主張是「民主的」，甚至說一個政治人物是「民主的」。每當選舉，更有許多政黨政團舉起民主大旗，招徠選民。這是因為民主也是個標籤，它是左右香港政壇20 年的光譜主軸，在這光譜的一邊是由溫和到激進的各種泛民主派，另一邊則是頑固保守的親中派和商人黨；其中差別完全定奪於他們關於民主進程的看法之不同。
親中派和商人黨這些保守勢力在這組光譜上總是顯得十分尷尬，因為幾乎舉世公認「民主是個好東西」，所以他們不能公然地反對民主。就算偶而有些政壇人物和極少數的學者跑出來質疑現代民主政制，獻言「賢人政治」；不是被人批得體無完膚，就是淪為無人理會的雜碎笑話。也有人會辯說民主未必就是普選，但是《基本法》卻又寫得清清楚楚，香港最終是要實施雙普選的。於是爭論又轉到「普選」的定義上了，有些論者就試圖把普選和保留立法會功能組別解釋成並不矛盾的東西，結果也是十分可笑。無論如何，在民主的論戰場上，保守派一直處於捱打的弱勢，除了偶而祭出愛國的招牌，指摘對手背後可能有外國勢力撐腰之外，他們一直無法奪得民主的解釋權，正面攻擊對手的民主立場。
相反地，泛民主派就不同了。你可以說他們激進，可以批評他們只會反對不懂施政，甚至懷疑他們別有用心；但是你很難反對他們說出來的理念。民主是個形容詞，而且還是個帶有正面評價的形容詞；能夠穩佔民主的稱號，自然也就能夠站在一般所謂的「道德高地」上了。
民主還是不民主？對許多市民來說，這是個分辨正邪的道德問題。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微枝末節。所以香港政壇的版圖和台灣有點像，大家並非沒有左和右的不同，而是民主與反民主，統與獨這些道德議題顯得更重要更巨大。因此政治人物和傳媒格外用心於這些道德標籤的雕琢，乃至於到了一個除去民主與否和統獨之外，就再也看不出彼此分別的地步。
然而過去一兩年來，形勢卻有了很大的變化。不知是更開明更理智了，還是更機巧更聰明，香港政府和保守派最近不只不再發出質疑民主反對普選的聲音（只有少數例外），甚至還主動大談民主大談普選。正是「你講民主，我都講民主；你係民主派，我都係民主派」。其中一個轉捩點是前年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遭到立法會否決，自從那時開始，政府與保守派突然掌握到了主動權，可以批評對手「阻礙普選進程」，這是前所未見的奇事。最近在胡溫大吹民主風的形勢底下，曾蔭權更大膽宣稱要和全港市民「玩鋪勁」，在其任內「解決」普選問題。相比之下，民建聯聽聽俞可平的課又算得了什麼呢？他們早就已經到了不用再迴避民主，可以放膽倡言普選方案的境地。
所以壓力就回到泛民主派身上了。當你的對手不再反對民主普選，而且還搬出各種民主方案普選路線圖的時候，你當然可以說是民主運動日子有功，把自己的主張變成了全人共識；但這也同時意味你的獨特身分開始要淡化了。連曾蔭權和民建聯都要在民主議題上大展拳腳，民主派在香港市民心目中的道德標籤會不會漸漸失效呢？
回顧過去這幾年的政治演變，我們可以粗略分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民主派搶攻民主議題，保守派則採取躲避的策略，試圖用「政治還是經濟」的選擇題去把對手定在只談政治不重經濟民生的位置上。因此這個階段的民主爭論反而真的是政治的。我們現在面對的是第二階段的到來，保守派和政府一起加入民主普選等政治議題的討論，香港的民主普選成了不再有人反對的社會共識。在這個階段裏面，泛民主派必然更會執著於真假民主的區辨，而他們的對手則會巧妙地把這個分別變成不同方案和不同路線的技術之爭。換句話說，要民主還是不要民主的政治問題會被「去政治化」，轉化成如何實現民主化的技術問題。當民主蛻變為一種技術和方法的議題，它就很難再是一個有效的政治坐標了。此時我們需要的將是更深刻的政治想像力，去構思不同以往的民主論述，去鋪架不同以往的政治光譜。
2007年4月11日星期三
梁文道：婊子傳媒何苦立牌坊
【都市日報-兵器譜】其實我很不喜歡「婊子」這個稱呼，它貶損了專業的性工作者。但是我想來想去，還是覺得「既要當婊子，還要立牌坊」這句話最適合來形容如今的傳媒作為。
楊麗娟一家的追星悲劇全國關注，大部分傳媒在處理這條新聞時都像在依循一套固定的「文法」，用許多照片去凸顯楊的恍惚甚至癡呆的神情(有誰見過一張她的「正常」相片呢？)，好證明楊麗娟果然有問題。當然也少不了要訪問幾個學者專家，分析粉絲的畸形心理，慨嘆現代社會的變態。再正氣一點的，更要煞有介事地找人撰文抨擊過火的不正之風，推廣「健康追星」(一個多麼矛盾而奇怪的說法呀)。
這都是平常的傳媒邏輯。遇到不正常的人物與事件，傳媒總要細緻地刻畫它的不正常，也總要分析那不正常的原因，把一件怪異的事情變成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故事。到了最後，為了顧及社會影響，傳媒又要擔當社會的燈塔，警告大家千萬別滑向異常的深淵。如此一來，我們就又搞定了一樁熱點事件，大功告成。
然而，居然有傳媒出錢給楊麗娟，要贊助她再度來港，好替大家重演一齣追星大戲。這豈不是要主動延續甚至加劇楊麗娟的異常狀態嗎？這豈不是在報道和模塑一件異常事件之餘，還要參與它的生產過程嗎？這些傳媒一方面偽裝成中立正派的觀察者，不時還要提醒和導引讀者；另一方面卻唯利是圖，不顧一切地牽楊麗娟的手，教她繼續扮好那瘋狂粉絲的角色。這難道還不算「既要當婊子，還要立牌坊」嗎(我要再次向性工作者道歉，委屈你們了)？
如果這些傳媒幫楊麗娟和她的母親籌措路費回家，那麼我們還能說這叫做行善。如果它們要求沿途的獨家採訪權，這就叫做交易。如果它們主動出資請她再去香港見上劉德華一面，那就是誘導了。過去大家常說香港的娛樂傳媒很爛，狗仔隊橫行，假消息滿天飛。沒想到現在內地媒體有過之而無不及，開始大張旗鼓地「策劃」新聞。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楊麗娟已經淪為一個徹底的受害者了。她本來就要在鏡頭底下天天展示她的癡與癲，進入大家早就為她設定好的角色。然後還要接受隨之而來的分析、檢驗和批判。這樣的狀態如今更要延續下去，供大家不斷地再觀察再檢討，與漫長的酷刑無異。當然，我們完全可以預知那批編輯和記者會怎麼解釋了，他們一定會說：「我們只是幫楊麗娟達成心願罷了。」從山西的礦坑到廣西的農村，天下人還有無數未了的心願呢，真希望我們那些有同情心的傳媒能夠幫大家一一完成。
2007年4月9日星期一
梁文道：越來越熱鬧的香港，越來越寂寞的黃霑
兩三年前我在香港某家電臺和一個朋友共同主持讀書節目。談書的電臺節目，對香港主流商業電子媒體來講，好一個標準票房毒藥。為了推廣，我們不時得搞些講座，請一票名人助陣。有一次我們介紹推理小說和偵探小說，就找來特級名人黃霑。請霑叔講推理小說，是因為我常在他們的專欄裡看到他推介推理女王阿加沙·克麗絲蒂(Agatha Chistie)的作品，看來是個偵探小說迷，我想有他到場，題目又是這麼大眾化，這回聽眾數目肯定可觀。結果真有150多人來了，我那拍檔是個比我還小眾的文化人，沒見過什麼大場面，見這排場就興奮得要命。
可霑叔到達之後就一直有點不悅，直到開場時間過了十分鐘，他才有點不情不願地清清嗓子對著麥克風說話：「我真不敢相信，這麼吸引人的題目居然只有這些聽眾。可以容納三百多人的演講廳竟然坐不滿，香港的讀書風氣就這麼差嗎？更何況還是我做主講嘉賓。」大夥們聽了只好尷尬地笑笑，都知道這就是他說話的方式，完全用不著客氣，而且該被批評的是那些沒有幫忙坐滿講廳的一百五十人，而非現在坐在這裡的一百五十人，除了陪笑，我們還能怎樣？後來霑叔隔不了幾句就又發點牢騷。私下對我抱怨的時候仍是他一貫粗話滿篇的本色：「梁文道，你們都算好××，人這麼少還要搞，真他媽的××××，我服了。」
在我和黃霑的有限接觸經驗裡，這一段的印象特別深，因為我覺得那天那個場面最能說明霑叔這個人，和他留下來的東西。他很直接，有什麼說什麼，覺得不爽就不爽出來，一點都憋不住。他喜歡群眾，需要他們的目光、掌聲和喝彩。如果失去了大眾的欣賞，他會很寂寞。但黃霑到底是個讀書人，喜歡別人讀書也喜歡讀書。那一次講座正是他回到香港大學念博士的時候，每個人都覺得古怪，以黃霑的身份地位，又何苦回到學院補課社會學和文化研究，寫一份肯定辛苦但沒有太多歡呼聲的粵語流行曲論文呢？讀博士難道不寂寞嗎？要一個見慣了香港體育館上萬群眾吹哨子的大人物，對著150個文靜的聽眾，自然不是味道。「可是黃霑，」事後我也不客氣地問他，「你可曾想過，你這麼討厭香港如今的反智氣氛，這種氣氛是你也有份造成的。」他不同意，又嘟囔了一會兒。
他的電視電影和音樂在這些外埠市場賺回來的錢要比在香港還多。說到中國，南洋年輕人想到的就是香港
這事得從將近40年前說起。1960年代初的香港，電視是有錢人的新鮮玩意，連無線電視都還沒成立。港大中文系畢業，師承一代國學大師饒宗頤的黃霑就進了令人豔羨的「麗的呼聲」這個香港最早的電視臺(即後來亞洲電視的前身)，擔任創作構思，是香港第一代的電視人。當時的香港傳媒人喜歡在下班之後去夜總會聽歌跳舞，而黃霑時常光顧的那家叫做「仙掌」。說到夜總會，不可不提東南亞次文化的一個特殊現象，就是有很多菲律賓樂手出入到各個港埠城市，在酒吧和夜總會裡彈奏音樂，從黃昏奏到清晨。他們的音樂細胞很好，雖然沒有多少自己的創作也沒有自己的國際紅星，但還是佔據了香港各大舞臺，翻唱歐美巨星的歌，每晚以歌聲和目光迎送醉醺醺的客人。至於中國樂手，技術不及這些南洋高手，好賭好玩的習慣卻猶有勝之，所以總是紀律散漫，當不了一流夜總會的樂隊領班。惟一例外就是「仙掌夜總會」的樂隊，領班竟然是個中國人，他的名字叫顧嘉輝。也就是在「仙掌」，黃霑遇上了這個他命中註定的搭檔，一起寫出了《上海灘》等無數名曲，建立了今天人們所知的「港式流行曲」(Canton Pop)。
但那是1960年代，廣東歌根本不入流，第一流的聽眾到第一流的夜總會聽英文歌和爵士樂，土一點的去二流夜總會聽老上海的時代曲和時興的黃梅調。用廣東話唱的歌只有民間流傳的「粵謳」，內容不外是青樓女子憶述恩客或者自懷身世，怎上得了臺面？黃霑最早填的詞，是為了配臺灣的電影主題曲，所以都是用國語演唱。直到1970年代，情況才開始有了變化。顧嘉輝和黃霑第一次合作廣東歌，為電視劇《家變》寫主題曲，羅文以獨特的唱腔唱出了它的頭兩句：「須知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恆」。自此之後，香港終於有了它自己的流行曲，廣東歌終於不再受到歧視。
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末，顧嘉輝那種從中國小調曲式發展出來的獨特曲風，加上黃霑用粵語填寫但飽蘊傳統中文色彩的歌詞，二人「輝煌」的合作稱雄香港大眾音樂20年。一般香港人對傳統中國文學是沒有什麼認識，但在內地還唱著「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時候，幾代香港人卻在黃霑和他同期的幾個填詞人的筆下粗略得到了一種中國印象。例如《楚留香》「湖海洗我胸襟，河山飄我影蹤」。又如黃霑自己作曲作詞的《滄海一聲笑》：「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浮沉隨浪只記今朝。蒼天笑，紛紛世上潮，誰負誰勝天知曉。江山笑，煙雨遙，浪淘盡紅塵俗世幾多嬌。清風笑，竟若寂寥，豪情還勝了一襟晚照」。然後到了《上海灘》，內地觀眾也終於認識到殖民地香港所詮釋出來的中國風：「浪奔、浪流，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盡了，世間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
顧嘉輝與黃霑的作品，唱紅了香港流行音樂的頭幾代歌手，從羅文、張國文到梅豔芳，共同驅逐了英文歌的白色陰影。香港人聽廣東話從此不再是一件叫人羞愧的事，甚至還令人驕傲。不只臺灣和內地有人為了唱港式流行曲學來一腔廣東話，遠到泰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也有孩子們是在《小李飛刀》等中文歌曲的背景聲中成長。那年頭的香港是東南亞最重要的流行文化輸出港，他的電視電影和音樂在這些外埠市場賺回來的錢要比在香港還多。說到中國，南洋年輕人想到的就是香港。
今天當大家紀念黃霑，說他的作品陪伴香港人成長，除了他那些膾炙人口的廣告創作、散文專欄、電視清談秀以及音樂之外，其實還有一份歷經艱苦的滄桑感。香港人都記得《獅子山下》：「我口也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並非因為這是首填得多麼好的歌(連黃霑本人都說這是首「行貨」)，而是因為它是香港人身份意識的一部分。《獅子山下》本是一個寫實電視劇系列，出現在1970年頭，正是香港社會轉型經濟勃發的時機。它的每一集談的都是住在公屋或是鐵皮搭造的臨時房屋裡的低下階層，他們生活中的辛酸和偶爾的平凡的小樂趣，點點滴滴都印在每一格的書面上。每一個香港觀眾都在裡面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和自己相似的其他香港人。這套電視劇和它那首沒有香港人哼不出兩句的主題曲，變成了香港精神的圖騰。是的，香港大部分居民其實都是「難民」，香港曾經是他們的暫居地，他們以前曾經想過或許有回老家的一天，或許乾脆以此為跳板，下一步遠走高飛到美國、加拿大和英國。但既然大家都來到了這獅子山下，海角天邊，何不共渡患難，奮發向上。於是在其他社會條件的轉變下，難民成了居民，大家開始不再區分來處地都成了香港人。
很值得注意的是，黃霑和顧家輝最紅的年代，也是電視劇的黃金年代。那時的電視劇主題曲不似今日這般可有可無，只要有一首歌成了主題曲就是唱片必定暢銷的保證。而「輝黃」最為人所知的合作，絕大多數都是電視劇主題曲。當年追看連續劇是港人的集體儀式，遇上某部紅火的劇集結局，街上八九點竟無一人，飯館都提早打烊。翌日上學上班的話題離不開昨晚劇情，搭不上話的不是有病就是傻子。如果班尼狄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說現代民族國家是一群人透過看同一份報紙所想像出來的社群，那麼香港人就是透過看電視劇和聽主題曲所團結起來的想像社群了。香港的流行文化塑造了她的文化身份，給了她獨特的驕傲。而黃霑，就是塑造這種文化的父親之一。
但身為流行文化教父，黃霑並非完全沒有掙扎，沒有對手。黃霑一生以狂放不羈聞名，無論到哪裡都是未見人影先聞其哈哈笑聲，粗言穢語夾雜著各式各樣的性搔擾。這種姿態，我覺得是一種鬥爭策略。其實從一開始寫廣東歌，黃霑就是在鬥爭，一方面要鬥掉惟英文是尚的崇洋心理，另一面要鬥垮歧視廣東話的大中原心態。廣東歌成為主流之後，他又要和看不起流行文化的正統文人鬥爭。他寫很多專欄雜文，批評那些認為只有大塊文章才是真文章的人做臭老九。他故意有多俗就寫多俗，鄙夷那些搞學問的學者是象牙塔裡的老古板。他的廣告文案為他得到華人世界的第一座「克里奧獎」(Clio Award)，他會說我就是喜歡賣商品，大眾喜歡，你能拿我怎樣？他為八卦週刊執筆訪問名人，極盡吹捧之能事，簡直是辦過名流雜誌《訪談》(Interview)的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的香港版。他寫過一本《不文集》，裡面全是性謎語和黃段子。別人越是罵他荼毒青年，他就越起勁，還四處向人自稱「不文霑」。
黃霑這一輩子都在和他腦海中的正統派作戰，與蔡瀾等典型港式文化人一起，大聲疾呼「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且得存得好存得妙。隱隱然有遙向竹林七賢致意、遠接晚明文人作風傳統之勢，他強調作人主要是存真，寧為真小人，莫做偽君子。然而什麼才算作「真」呢？既然毫不保留地宣洩七情六慾就是真，那麼好的文化必然是滿足人之七情六慾的文化商品了，不曲折不做作，痛痛快快爽一下就好，爽過了就再來一個。所以一首接一首的流行歌，一部接一部的通俗電視電影，都是真文化。這些文化商品又因為直接而必然是大眾喜聞樂見的，故此流行與否，大眾歡迎與否，自然是好文化的判准。黃霑所以喜歡在文章裡舉婦人能解的白居易和萬古常青的《紅樓夢》為例，是因為它們符合他好作品必然流行、而最流行的就最經典的觀點。故在辯護流行歌曲時，他愛說貝多芬和莫札特就是舊日的流行音樂。雖然不符實情，但這種論調在香港報紙專欄之間頗為流行，從者甚眾。
黃霑身處被認為「文化沙漠」的香港，一直以蔑視「世俗觀點」的姿態弔詭地去迎合市場，用反抗「正統文化」的表演去證明香港才是個有真文化好文化的地方。我猜這也就是他到了晚年還要跑去念博士的原因，因為他要以香港流行文化教父的身份親自去寫一篇研究粵語流行曲的論文，把他貢獻了一生的東西帶進學術殿堂。據說他上課非常認真，早到遲退，書讀得比大部分年輕同學還努力。讀到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的經典批判時，他懷疑阿多諾(Theorde Adorno)有沒有真正聽過他渺視的流行歌；唸到現代文化研究替文化商品翻身的案例，他很高興地覺得吾道不孤大有可為。
可是，也就是黃霑讀研究院拿博士學位、寫專欄吹捧流行文化這種舉動出賣了他的矛盾。一個真正全心全意靠做廣告搞銷售維生的人，又何必靠什麼勞什子論文去證明自己？一個一頭栽在流行音樂工業的創作機器，又何苦去用白居易來合法化這台機器的運轉？說到底他還是個舊文人，一個陷身在一日不寫稿不寫歌就三餐不繼的現代商業社會裡的文人，所以才總是要以狂生的姿勢去喚起大家記憶裡的非正統古人，所以才總是要口誅筆伐道貌岸然的假道學與老學究。他永遠無法說明的，是為什麼他一方面那麼尊敬其實沒有多少人真正讀過的饒宗頤，另一面那麼喜歡嘲笑寫書沒人買的自賞孤芳。更可憐的是在香港這個地方，他其實不用花太大力氣，就徹底征服了香港人和他想像中的道統。《不文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銷售紀錄證明了香港人其實保守不到哪裡，用不著他那麼費勁。在他心愛的廣東話佔據了文化主流之後，他的戰鬥就像唐吉訶德對著風車舞劍一般，寂寞、徒然，也難免可笑。那孤傲的「滄海一聲笑」，灑脫的「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香港人連歡迎都還來不及，又哪談得上要相送呢？
愛上大眾，而且要求大眾也愛你，到頭來總是樁叫人傷感的單戀。因為大眾總是那麼捉摸不定，追他們的心要比追日還難。經過黃霑的薰陶，香港人的精神「真」得不得了。報紙再黃再血腥都不打緊，它真。歌星再不懂唱歌也沒關係，他們的可愛樣貌是那麼地「真」。在他生命中的最後十年，黃霑居然教訓人了，說時下的歌手唱歌沒技巧，說如今的報紙沒格調。但是黃老師，他們都是「真」的呀，要不怎麼會那麼受到市場歡迎？難道Twins就不是明日的莫札特嗎？這可都是您老人家教的呢。於是黃霑也在這滔天巨浪之中被捲得奔流而去了，他的歌他的廣告都成了經典，經典也就是不再流行只堪回憶的意思。曾經紅遍港臺的《楚留香》，如今迷容祖兒的小夥子或許以為是古人的老詞，看不懂。
所以那一次讀書講座，黃霑應該懊惱，以他的名氣都填不滿一個區區三百座位的演講廳。黃霑說：「現在的香港人真反智。」當時我就瞭解到，黃霑的時代早就結束了，早在他去世之前。
2007年4月8日星期日
梁文道：布希亞的死亡沒有發生（後現代玩笑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很多人以為布希亞是個後現代思想家，因為他的寫作似乎描述了一段歷史演變的過程。一開始，形象是真實的反映；後來形象遮蓋了真實，再來，真實早就不存在了，形象卻掩飾了它的不存在，使人以為形象背後還有一個真實；最後，形象成了徹底的「擬像」（Simulacrum），與真實完全無關，既不在乎真實是什麼，也不關心真實是否存在。最後這個階段就是我們這個時代了，一切皆是擬仿，再無任何真實可言。可是只要細讀布希亞的後期著作，當可發現這種形象與真實關係的演變描述，只不過是套「方便法門」，而非有這種真實漸漸退隱的歷史。布希亞假借這個便於理解的歷史故事，說明的其實是真實與形象的多重關係。他要處理的不是不同時代的社會特徵，而是一套和經驗有關的哲學課題。對他來說，現代電子傳播技術裏的數碼擬像與遠古先民們在山洞裏的壁畫根本沒有分別，它們都是與真實有關的經驗，能夠獨立於經驗之外的真實是不存在的。只不過先民或許還相信「真實的策略」（Strategies of the Real），以為經驗以外真有一個實在的世界；而現代人卻洞穿了一切把戲，曉得除了經驗還是經驗。
我有一些善良的朋友，居然想到早該請布希亞來香港一趟，看看香港怎樣用復古的新天星碼頭去取代老的天星碼頭，又怎樣大搞一場虛擬的特首選舉。他們的意思當然是香港「實現」了布希亞的理論，成為一個完全取消真實的擬仿城市。我相信他們和我一樣，很不爽政府拆了一個真真正正和市民共存了五十年的碼頭，卻代之以一座活像主題公園景點的懷舊仿製品。我也相信他們和我一樣憤怒，一場明明只有八百人參與的選舉卻被描述為全香港的勝利，好像全港七百萬人都有份投票似的。我們不爽，我們憤怒，我們批判，是因為我們還相信真假的區別，仍然堅持擬像不可代替真實。但是你們想布希亞來香港幹什麼呢？難道你們以為他會和我們一樣憤怒嗎？不，他甚至也不會興奮。頂多他就是再寫一兩段很酷的雜記，然後收進他下一本的《Cool Memories》。布希亞是個飽遭誤解的人。第一回波斯灣戰爭，他說我們大家都是透過電子影像看見這場戰爭，因此「戰爭沒有發生」。「九一一」之後，他又說「恐怖份子幹了我們大家都想幹的事」。於是很多人就罵他沒良心，無視於真實的苦難，大放厥詞。這其實都是誤會，他從來沒否認過有人被導彈炸死，他只是懷疑這些鏡頭中的死亡與電視機前的我們有什麼關係罷了。相反地，也有很多人以為他「極具批判性」，寫《消費社會》是為了批判商品經濟怎樣掏空了人的主體，寫《Simulacra And Simulation》是為了批判真實的消逝。其實他根本不想批判什麼，因為人本來就是空的，而真實從來都不存在。假如你覺得他的行文腔調很嘲諷，那只不過就是嘲諷而已，沒別的。一段有名的軼事。《廿二世紀殺人網絡》（The Matrix）的兄弟班導演自承受布希亞影響極深，除了在電影裏秀他的書用他的話，甚至還想請他當顧問。可是布希亞拒絕了，理由是這對新潮兄弟沒讀懂他的東西。大家或許還記得這部電影裏的未來電腦怎樣為人類虛構了整個世界吧，布希亞不滿的就是他們居然以為虛構的擬像世界之外別有真實的存在，而且還值得男主角一伙為之奮戰至死。在二次大戰之後的法國思想界中，沒有比布希亞更虛無的了。讀他的著作，圖的就是樂子，這點他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他才說理論該比科幻小說更奇幻更荒謬。Steven Poole在英國《報》上的訃聞說得好：「布希亞的死亡並沒有發生」。他憶起一場座談會，一名觀眾問布希亞「你是誰？」，布希亞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是誰，我是自己的擬仿物」。
2007年4月6日星期五
梁文道：當中菜還是雜碎的年代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假設你是一個外國人，從小到大有自己的飲食習慣，有自己喜愛的口味，為甚麼有一天你會想試中國菜，甚至開始把它變成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呢？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吃外國菜的經驗，起初可能是貪新鮮，或者想嘗一嘗異國風情。比如說去一家裝飾華貴而且有人正在現場演奏西塔琴的印度餐廳，那像不像是去了一趟耗費不多，而且不花時間的印度短遊呢？但是漸漸地，你發現「懂」吃印度菜原來也是一種可以向人炫耀的本領。約會在一家印度餐館，你可以對伴侶發表一場小演講，向他解釋南北印度菜的分別；然後再告訴他Chicken tikka masala其實是英式印度菜，並不正宗。這時你會不會覺得對方看你的眼神特別不同？會不會覺得自己特別有學問呢？
過去十年，中國菜在北美和歐洲的處境有了很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新興中產階級喜歡去中國館子；愛吃中國菜並且懂得分辨川菜與粵菜的分別。用法國社會學大師布迪爾（Pierre Bourdieu）的說法，中國菜的「文化資本」變得正面了。從前去唐人街吃一餐晚飯叫做換換口味，如果老吃中國餐館的廉價午餐或者常叫中式炒麵外賣，則表示你很窮。可是現在中菜卻漸漸變成一種健康甚至高級的潮流，許多喜歡旅遊迷上東方心靈文化的優皮覺得懂吃中菜是值得驕傲的事。也就是說，從前吃中菜就像穿佐丹奴一樣Cheap，現在吃中菜卻和穿上一襲三宅一生一樣，是種可以區分出你與他人的分別，大長自己身價的象徵和「文化資本」了。
這種變化的原因之一，是高級的中餐館開多了，有的像倫敦那家裝潢得又潮又hip的Hakkasan，把鵝肝混進魚翅裏；有的則標榜正宗地方口味，讓人發現光是懂得川菜和粵菜的不同還不夠，更要認識成都與重慶的差異。所以光顧中菜館也可以很架勢很有身份。
可是我卻有點懷念中菜仍然很cheap的日子，懷念中菜就是Chop Suey與外賣的那段老辰光。我們當然都知道傳說是李鴻章在紐約發明的Chop Suey不是正宗中國菜，也記得唐人街的叉燒麵可以多難吃；身為一個還有點自尊的中國人，我也會為了中菜的形象低落而痛心。然而海外中菜的Cheap難道就真的一無是處嗎？
最早把中菜帶到海外的都是中國移民，例如早年定居英國的水手和後來的新界原居民，又如給賣去美國掘金的「豬仔」與修築鐵路的華工。他們都不是有錢人，也不是久經訓練的專業廚師，他們只不過是一群飄泊異國卻懷念家鄉風味的勞苦階層，吃不慣也吃不起外地的伙食，只好利用陌生的材料做飯給自己。人一多，就需要飯堂餐館；但光靠賺自己人的錢，卻又嫌不夠，因此早期華埠那種既粗糙又不地道的中菜就出現了。為了打進外國人的市場，他們必須有所調整；至於高檔市場，恐怕他們在中國的時候也沒多少見識高級中菜的機會，你又怎能要求幾個「金山阿伯」去開一家媲美法國三星級餐廳的中菜館呢？
我們不要只把眼光盯在高級餐飲上，想想看，廣大的低下階層也有外食的需要。在中國菜和麥當勞登陸之前，炸魚薯條幾乎就是英國廉價食攤的全部了，自從有了方便外賣的中國春卷和炒飯，英國的老百姓多了多少選擇呢？所以我們不該以往日廉價的海外中菜為恥，反而應該驕傲，那些味道酸甜古怪烹調手法不脫煎炸的中菜餵飽了多少花不起錢的勞苦大眾呢？
一八五一年，三藩市有一個叫做William Shaw的金礦礦工，他留下了見證：「三藩市最好的吃飯地方是一家叫做『天空』的中餐館。它大部分的菜式都是小盤子裏的咖喱、菜碎和燉肉塊，異常可口，只是我沒有足夠的好奇心去探究它們用的材料。
2007年4月4日星期三
梁文道：軍火買賣也是種乾淨的生意
【都市日報-兵器譜】不知為甚麼，大部分的商業財經雜誌都很少談軍火貿易。看足半年的Business Week，幾乎沒有一篇報道分析某家軍火公司的業績；每天盯著彭博財經頻道，你也很少見到某個國際武器展的消息。這是為甚麼呢？難道軍武不是一種生意嗎？
其實軍火貿易何止是一種生意呢？它簡直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生意之一。根據「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的估計，光是美國今年就可能會在國防上花掉七千億美金(請注意這只是該機構單方面的預測而已，不一定準確)，再下來則是法國、英國及俄羅斯。這些錢都花到哪裏去了呢？除去人員開支之外，你猜有多少會掉進軍火商的錢包裏呢？
就以阿聯酋的阿布達比主辦的「國際防衛展」(International Defence Exhibition)簡稱IDEX來說，主辦者在今年的展覽開始前預測將會達成總值二十億美金的買賣。這很多嗎？當然不，因為大部分的軍火交易都不會在這纇武器展中現場交易。
武器展大概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商貿展了。雖然它是做買賣的，但一來它高度敏感，並非來者不拒(北韓就不會受邀參加IDEX)；二來它的現場不是用來供人訂貨，主要是用來吸引潛在買家的。如今的軍火展是辦得越來越像樣了，例如盛大的IDEX，你在裏頭看不到殺氣騰騰的制服人員，來往的幾乎都像西裝革履的生意人。一不小心，你大概會以為這是高科技玩具展，裏頭每一件可愛玩具都在引誘你，對你說：「想要我嗎？快回家搞定你的政府和議會吧，我可是很好玩的」。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有一部轟動一時的名著《單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 ，裏頭有一章分析現代語言的詭計，至今仍未過時，尤其於IDEX這類展覽。馬爾庫塞說，看來二十世紀的建制越來越喜歡使用縮略語，將一個看起來很嚇人的東西掩飾得十分專業非常技術性。例如把「國際防衛展」簡稱為IDEX，又例如本屬IDEX中很受人注目的UAVS，它的全稱其實是「無人飛行載具」。馬爾庫塞又進一步指出，權威體制還喜歡轉化語詞的意義，使殺人的東西變成帶有善意的無害專業工具。今年IDEX的其中一名參展商公關對記者說：「這真的不是軍火展，它是防衛展……它和任何其他生意沒甚麼不同」。但是很奇怪，會關注這些商展的全是「詹氏防衛年鑑」一類媒體，而非那些專門介紹營商之道的財經刊物。他們到底是良心發現，不屑雙手沾滿血的買賣，還是不當它是門生意呢？
2007年4月1日星期日
梁文道：懷舊布希亞（後現代玩笑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拜託，可別再以為後現代主義是種很時髦的東西了，它被宣佈完蛋過很多很多次了。今天再說後現代主義，我們應該帶懷舊的心態。所謂「懷舊」，按照剛去世的「後現代巫師」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說法，不是懷念一些我們失去了的美好事物，而是懷念一些根本從來就不存在的東西。例如每一座士尼樂園裏的景點「南方小鎮」，那種漂亮和諧溫暖的小社區，你以為它們真的曾經在歷史上出現過嗎？不，根本沒有，它們只不過是一種「擬仿」，一種沒有原始正本的擬仿。懷舊後現代主義，你會發現它最有意思的地方正是它好像從來都不存在。幾乎每一個被人公認是後現代思想家的大師，都想和這個不榮譽的稱號劃清界線。德希達、德勒茲、傅柯甚至李歐塔，全都否認自己是「後現代主義者」。就連「最後現代」的布希亞都說：「大家該去問問『後現代』和『後現代主義』這些字眼可有任何意義，至少我覺得沒有」。我不知道該不該把布希亞叫做「大師」，在燦若群星的現代法國思想界中，他到底算是老幾？他很出名，或許也很有趣，甚至還很有影響力；但他真的不是一個多有意義的人物。再準確點說，讀他的東西也許很過癮，但那些花俏迷人的文字讀了之後到底有什麼用處呢？所以我很不理解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要紀念他？一向對激進思想不太感興趣的《經濟學人》固然為他發表了一篇訃聞，連向來躲避學術的香港傳媒也有幾篇悼念他的文章。
其實這一切是不是場誤會呢？就拿後現代來說吧，很多人覺得布希亞後現代就是因為他講擬仿講得妙。常識告訴我們，模擬之所以是模擬，正在於有一個真實給它模擬；模擬與真實，二者的分別猶如鏡子裏的影像和鏡子前的實物，其分別十分清楚。但是布希亞在他的名著《Simulacra And Simulation》裏卻說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只有擬仿物而沒有真實的時代，整個世界就像一面鏡子，鏡像之外別無它物。然後大家就想，這話說得可真有道理。我們難道不是活在一個影像稱王的世界裏嗎？所謂的真實，我們全是透過鏡像似的傳媒認知的。最誇張的例子莫過於各式各樣的「真人騷」了，明明是「騷」，偏要強調是真的。這種真實豈不就像士尼呈現的昔日小鎮，純粹是種懷舊的虛構？再推想下去，我們用肉眼看到的世界其實也擺不開媒體和各種擬仿的中介。比如說香港流行刊物很喜歡說某美女是「翻版阿嬌」或「翻版舒淇」，好端端的一個女子為何定要用另一個明星當原版來比較呢？更厲害的是我們甚至習慣在日常生活裏也把身邊的人當成「翻版阿嬌」與「翻版舒淇」，而且有人真的模仿明星的裝扮和雜誌上模特兒的有型姿態。這不就是布希亞所說的「比真實還真實」嗎？這個時代不再是傳媒表現和模仿真實了，而是反過來，真實在模仿傳媒。這就是坊間流行的普及版布希亞學說了。其粗陋簡化自不待言，最慘的是大家接受了布希亞字裏行間的暗示，以為真實和擬仿的關係真有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過去的擬仿和真實是一一對應的，有鏡子裏的人影就必有鏡子前的真人；而現在的擬仿卻和真實完全脫節，身為擬仿物的數碼影像自有其規律，絲毫不受真實的干擾。由於有時代的變化，所以歷史就能分期，如果以前的時代是現代，如今自然就是後現代了。又由於布希亞大談新時代的特徵，他當然是個後現代思想家囉。可惜這都是誤解。
梁文道專訪趙廣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