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三年前我在香港某家電臺和一個朋友共同主持讀書節目。談書的電臺節目，對香港主流商業電子媒體來講，好一個標準票房毒藥。為了推廣，我們不時得搞些講座，請一票名人助陣。有一次我們介紹推理小說和偵探小說，就找來特級名人黃霑。請霑叔講推理小說，是因為我常在他們的專欄裡看到他推介推理女王阿加沙·克麗絲蒂(Agatha Chistie)的作品，看來是個偵探小說迷，我想有他到場，題目又是這麼大眾化，這回聽眾數目肯定可觀。結果真有150多人來了，我那拍檔是個比我還小眾的文化人，沒見過什麼大場面，見這排場就興奮得要命。
可霑叔到達之後就一直有點不悅，直到開場時間過了十分鐘，他才有點不情不願地清清嗓子對著麥克風說話：「我真不敢相信，這麼吸引人的題目居然只有這些聽眾。可以容納三百多人的演講廳竟然坐不滿，香港的讀書風氣就這麼差嗎？更何況還是我做主講嘉賓。」大夥們聽了只好尷尬地笑笑，都知道這就是他說話的方式，完全用不著客氣，而且該被批評的是那些沒有幫忙坐滿講廳的一百五十人，而非現在坐在這裡的一百五十人，除了陪笑，我們還能怎樣？後來霑叔隔不了幾句就又發點牢騷。私下對我抱怨的時候仍是他一貫粗話滿篇的本色：「梁文道，你們都算好××，人這麼少還要搞，真他媽的××××，我服了。」
在我和黃霑的有限接觸經驗裡，這一段的印象特別深，因為我覺得那天那個場面最能說明霑叔這個人，和他留下來的東西。他很直接，有什麼說什麼，覺得不爽就不爽出來，一點都憋不住。他喜歡群眾，需要他們的目光、掌聲和喝彩。如果失去了大眾的欣賞，他會很寂寞。但黃霑到底是個讀書人，喜歡別人讀書也喜歡讀書。那一次講座正是他回到香港大學念博士的時候，每個人都覺得古怪，以黃霑的身份地位，又何苦回到學院補課社會學和文化研究，寫一份肯定辛苦但沒有太多歡呼聲的粵語流行曲論文呢？讀博士難道不寂寞嗎？要一個見慣了香港體育館上萬群眾吹哨子的大人物，對著150個文靜的聽眾，自然不是味道。「可是黃霑，」事後我也不客氣地問他，「你可曾想過，你這麼討厭香港如今的反智氣氛，這種氣氛是你也有份造成的。」他不同意，又嘟囔了一會兒。
他的電視電影和音樂在這些外埠市場賺回來的錢要比在香港還多。說到中國，南洋年輕人想到的就是香港
這事得從將近40年前說起。1960年代初的香港，電視是有錢人的新鮮玩意，連無線電視都還沒成立。港大中文系畢業，師承一代國學大師饒宗頤的黃霑就進了令人豔羨的「麗的呼聲」這個香港最早的電視臺(即後來亞洲電視的前身)，擔任創作構思，是香港第一代的電視人。當時的香港傳媒人喜歡在下班之後去夜總會聽歌跳舞，而黃霑時常光顧的那家叫做「仙掌」。說到夜總會，不可不提東南亞次文化的一個特殊現象，就是有很多菲律賓樂手出入到各個港埠城市，在酒吧和夜總會裡彈奏音樂，從黃昏奏到清晨。他們的音樂細胞很好，雖然沒有多少自己的創作也沒有自己的國際紅星，但還是佔據了香港各大舞臺，翻唱歐美巨星的歌，每晚以歌聲和目光迎送醉醺醺的客人。至於中國樂手，技術不及這些南洋高手，好賭好玩的習慣卻猶有勝之，所以總是紀律散漫，當不了一流夜總會的樂隊領班。惟一例外就是「仙掌夜總會」的樂隊，領班竟然是個中國人，他的名字叫顧嘉輝。也就是在「仙掌」，黃霑遇上了這個他命中註定的搭檔，一起寫出了《上海灘》等無數名曲，建立了今天人們所知的「港式流行曲」(Canton Pop)。
但那是1960年代，廣東歌根本不入流，第一流的聽眾到第一流的夜總會聽英文歌和爵士樂，土一點的去二流夜總會聽老上海的時代曲和時興的黃梅調。用廣東話唱的歌只有民間流傳的「粵謳」，內容不外是青樓女子憶述恩客或者自懷身世，怎上得了臺面？黃霑最早填的詞，是為了配臺灣的電影主題曲，所以都是用國語演唱。直到1970年代，情況才開始有了變化。顧嘉輝和黃霑第一次合作廣東歌，為電視劇《家變》寫主題曲，羅文以獨特的唱腔唱出了它的頭兩句：「須知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恆」。自此之後，香港終於有了它自己的流行曲，廣東歌終於不再受到歧視。
從1970年代到1980年代末，顧嘉輝那種從中國小調曲式發展出來的獨特曲風，加上黃霑用粵語填寫但飽蘊傳統中文色彩的歌詞，二人「輝煌」的合作稱雄香港大眾音樂20年。一般香港人對傳統中國文學是沒有什麼認識，但在內地還唱著「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時候，幾代香港人卻在黃霑和他同期的幾個填詞人的筆下粗略得到了一種中國印象。例如《楚留香》「湖海洗我胸襟，河山飄我影蹤」。又如黃霑自己作曲作詞的《滄海一聲笑》：「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浮沉隨浪只記今朝。蒼天笑，紛紛世上潮，誰負誰勝天知曉。江山笑，煙雨遙，浪淘盡紅塵俗世幾多嬌。清風笑，竟若寂寥，豪情還勝了一襟晚照」。然後到了《上海灘》，內地觀眾也終於認識到殖民地香港所詮釋出來的中國風：「浪奔、浪流，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盡了，世間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
顧嘉輝與黃霑的作品，唱紅了香港流行音樂的頭幾代歌手，從羅文、張國文到梅豔芳，共同驅逐了英文歌的白色陰影。香港人聽廣東話從此不再是一件叫人羞愧的事，甚至還令人驕傲。不只臺灣和內地有人為了唱港式流行曲學來一腔廣東話，遠到泰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也有孩子們是在《小李飛刀》等中文歌曲的背景聲中成長。那年頭的香港是東南亞最重要的流行文化輸出港，他的電視電影和音樂在這些外埠市場賺回來的錢要比在香港還多。說到中國，南洋年輕人想到的就是香港。
今天當大家紀念黃霑，說他的作品陪伴香港人成長，除了他那些膾炙人口的廣告創作、散文專欄、電視清談秀以及音樂之外，其實還有一份歷經艱苦的滄桑感。香港人都記得《獅子山下》：「我口也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並非因為這是首填得多麼好的歌(連黃霑本人都說這是首「行貨」)，而是因為它是香港人身份意識的一部分。《獅子山下》本是一個寫實電視劇系列，出現在1970年頭，正是香港社會轉型經濟勃發的時機。它的每一集談的都是住在公屋或是鐵皮搭造的臨時房屋裡的低下階層，他們生活中的辛酸和偶爾的平凡的小樂趣，點點滴滴都印在每一格的書面上。每一個香港觀眾都在裡面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和自己相似的其他香港人。這套電視劇和它那首沒有香港人哼不出兩句的主題曲，變成了香港精神的圖騰。是的，香港大部分居民其實都是「難民」，香港曾經是他們的暫居地，他們以前曾經想過或許有回老家的一天，或許乾脆以此為跳板，下一步遠走高飛到美國、加拿大和英國。但既然大家都來到了這獅子山下，海角天邊，何不共渡患難，奮發向上。於是在其他社會條件的轉變下，難民成了居民，大家開始不再區分來處地都成了香港人。
很值得注意的是，黃霑和顧家輝最紅的年代，也是電視劇的黃金年代。那時的電視劇主題曲不似今日這般可有可無，只要有一首歌成了主題曲就是唱片必定暢銷的保證。而「輝黃」最為人所知的合作，絕大多數都是電視劇主題曲。當年追看連續劇是港人的集體儀式，遇上某部紅火的劇集結局，街上八九點竟無一人，飯館都提早打烊。翌日上學上班的話題離不開昨晚劇情，搭不上話的不是有病就是傻子。如果班尼狄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說現代民族國家是一群人透過看同一份報紙所想像出來的社群，那麼香港人就是透過看電視劇和聽主題曲所團結起來的想像社群了。香港的流行文化塑造了她的文化身份，給了她獨特的驕傲。而黃霑，就是塑造這種文化的父親之一。
但身為流行文化教父，黃霑並非完全沒有掙扎，沒有對手。黃霑一生以狂放不羈聞名，無論到哪裡都是未見人影先聞其哈哈笑聲，粗言穢語夾雜著各式各樣的性搔擾。這種姿態，我覺得是一種鬥爭策略。其實從一開始寫廣東歌，黃霑就是在鬥爭，一方面要鬥掉惟英文是尚的崇洋心理，另一面要鬥垮歧視廣東話的大中原心態。廣東歌成為主流之後，他又要和看不起流行文化的正統文人鬥爭。他寫很多專欄雜文，批評那些認為只有大塊文章才是真文章的人做臭老九。他故意有多俗就寫多俗，鄙夷那些搞學問的學者是象牙塔裡的老古板。他的廣告文案為他得到華人世界的第一座「克里奧獎」(Clio Award)，他會說我就是喜歡賣商品，大眾喜歡，你能拿我怎樣？他為八卦週刊執筆訪問名人，極盡吹捧之能事，簡直是辦過名流雜誌《訪談》(Interview)的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的香港版。他寫過一本《不文集》，裡面全是性謎語和黃段子。別人越是罵他荼毒青年，他就越起勁，還四處向人自稱「不文霑」。
黃霑這一輩子都在和他腦海中的正統派作戰，與蔡瀾等典型港式文化人一起，大聲疾呼「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且得存得好存得妙。隱隱然有遙向竹林七賢致意、遠接晚明文人作風傳統之勢，他強調作人主要是存真，寧為真小人，莫做偽君子。然而什麼才算作「真」呢？既然毫不保留地宣洩七情六慾就是真，那麼好的文化必然是滿足人之七情六慾的文化商品了，不曲折不做作，痛痛快快爽一下就好，爽過了就再來一個。所以一首接一首的流行歌，一部接一部的通俗電視電影，都是真文化。這些文化商品又因為直接而必然是大眾喜聞樂見的，故此流行與否，大眾歡迎與否，自然是好文化的判准。黃霑所以喜歡在文章裡舉婦人能解的白居易和萬古常青的《紅樓夢》為例，是因為它們符合他好作品必然流行、而最流行的就最經典的觀點。故在辯護流行歌曲時，他愛說貝多芬和莫札特就是舊日的流行音樂。雖然不符實情，但這種論調在香港報紙專欄之間頗為流行，從者甚眾。
黃霑身處被認為「文化沙漠」的香港，一直以蔑視「世俗觀點」的姿態弔詭地去迎合市場，用反抗「正統文化」的表演去證明香港才是個有真文化好文化的地方。我猜這也就是他到了晚年還要跑去念博士的原因，因為他要以香港流行文化教父的身份親自去寫一篇研究粵語流行曲的論文，把他貢獻了一生的東西帶進學術殿堂。據說他上課非常認真，早到遲退，書讀得比大部分年輕同學還努力。讀到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的經典批判時，他懷疑阿多諾(Theorde Adorno)有沒有真正聽過他渺視的流行歌；唸到現代文化研究替文化商品翻身的案例，他很高興地覺得吾道不孤大有可為。
可是，也就是黃霑讀研究院拿博士學位、寫專欄吹捧流行文化這種舉動出賣了他的矛盾。一個真正全心全意靠做廣告搞銷售維生的人，又何必靠什麼勞什子論文去證明自己？一個一頭栽在流行音樂工業的創作機器，又何苦去用白居易來合法化這台機器的運轉？說到底他還是個舊文人，一個陷身在一日不寫稿不寫歌就三餐不繼的現代商業社會裡的文人，所以才總是要以狂生的姿勢去喚起大家記憶裡的非正統古人，所以才總是要口誅筆伐道貌岸然的假道學與老學究。他永遠無法說明的，是為什麼他一方面那麼尊敬其實沒有多少人真正讀過的饒宗頤，另一面那麼喜歡嘲笑寫書沒人買的自賞孤芳。更可憐的是在香港這個地方，他其實不用花太大力氣，就徹底征服了香港人和他想像中的道統。《不文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銷售紀錄證明了香港人其實保守不到哪裡，用不著他那麼費勁。在他心愛的廣東話佔據了文化主流之後，他的戰鬥就像唐吉訶德對著風車舞劍一般，寂寞、徒然，也難免可笑。那孤傲的「滄海一聲笑」，灑脫的「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香港人連歡迎都還來不及，又哪談得上要相送呢？
愛上大眾，而且要求大眾也愛你，到頭來總是樁叫人傷感的單戀。因為大眾總是那麼捉摸不定，追他們的心要比追日還難。經過黃霑的薰陶，香港人的精神「真」得不得了。報紙再黃再血腥都不打緊，它真。歌星再不懂唱歌也沒關係，他們的可愛樣貌是那麼地「真」。在他生命中的最後十年，黃霑居然教訓人了，說時下的歌手唱歌沒技巧，說如今的報紙沒格調。但是黃老師，他們都是「真」的呀，要不怎麼會那麼受到市場歡迎？難道Twins就不是明日的莫札特嗎？這可都是您老人家教的呢。於是黃霑也在這滔天巨浪之中被捲得奔流而去了，他的歌他的廣告都成了經典，經典也就是不再流行只堪回憶的意思。曾經紅遍港臺的《楚留香》，如今迷容祖兒的小夥子或許以為是古人的老詞，看不懂。
所以那一次讀書講座，黃霑應該懊惱，以他的名氣都填不滿一個區區三百座位的演講廳。黃霑說：「現在的香港人真反智。」當時我就瞭解到，黃霑的時代早就結束了，早在他去世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