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化學改變歷史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拿破崙的鈕釦》這本書的書名來自於一個久遠的傳說，關於拿破崙為甚麼會敗在俄羅斯手上的傳說。西元一八一二年六月，拿破崙帝國正是如日中天，這位皇帝親率歐洲史上還沒有人見過的六十萬大軍東征俄羅斯。六個月後，這支軍隊只剩下一萬人，歷盡艱辛掙扎回到法國。是誰打敗了一向戰無不勝的拿破崙呢？又是甚麼力量阻止了法國大革命的成果進一步擴散到東歐，使得俄羅斯的農奴制多延續了大半個世紀？

很多人都知道答案是俄羅斯的冬天。但法國軍隊為甚麼就這麼不耐寒不堪凍呢？有一首民間童謠說那都是鈕釦惹的禍。《拿破崙的鈕釦》的兩位作者，潘妮．拉古德（Penny Le Couteur）和傑．布勒森（Jay Burreson）都是化學家，從他們的專業角度來看，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因為當年法軍從大衣、長褲一直到皮靴，用的釦子都是閃閃發光的錫釦。而錫這種金屬是會隨溫度變化而碎裂的。於是我們可以想像拿破崙的大軍在俄羅斯的草原上經歷前所未見的低溫，而他們的衣服釦子卻全在這時於風中化成粉末的樣子。

簡單不過的化學反應就能夠扭轉整個歷史的動向，《拿破崙的鈕釦》說了十七個類似的故事。所以這是一本歷史書，也是一本化學入門；見微知著，以小觀大，微小的是化學分子，龐大的是人類社會。通常這類把歷史的果歸為自然的因的書，都會惹來很多懷疑，怕它太過簡化成了最唯物的化約論，猶如把複雜的人類感情表述為一連串的生化反應關係。但最近幾年來的幾位暢銷作家都已變得非常成熟，例如賈．戴蒙（Jared Diamond），雖然以地理條件的不同訴說為甚麼有些文明會在新的病毒面前不堪一擊的故事，但他不會很有野心地提出一個宏大的「地理決定論」，而是就事論事，用豐富的細節代替甚麼都說得通也因此說甚麼都是廢話的偉大規律。

《拿破崙的鈕釦》談的分子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這百多年來人手製造出來的合成分子，例如可以製造冷凍劑的氟利昂；另一類則是來自大自然的化合物，它們一直是人類追求的東西，不只為之付出了重大代價，甚至還改變了全球的政治局勢和社會狀況。在對後面這一類化合物的探討裏，我們特別能看到這本書的特點，就是把一連串我們熟悉的歷史事件重新說一遍，然後加上個化學內容以及一連串分子結構圖。如果你不熟化學，可以趁機學點基本知識；如果你對歷史不大了了，則會發現你學過的化學原來這麼有歷史意義。

例如哥倫布為甚麼要遠航找他心目中那通向東方的另一航道，原因之一是為了打破威尼斯對胡椒的壟斷，當時的歐洲人可愛透了胡椒這種調味品。其實我們也可以把這種愛好看成是一種對化學刺激的反應的癡迷，那就是胡椒中的胡椒鹼和人體痛覺神經的蛋白質的結合造成的結果，簡單說就是辣。辣不是味覺，它其實是痛。為了痛覺，哥倫布找到新大陸，雖不見胡椒，但帶回來了辣椒。

梁文道：大長今怎樣佔領中國

【都市日報-兵器譜】攻佔了台灣、香港和日本之後，《大長今》終於也取下了中國市場。不只一般老百姓愛看，連胡錦濤都表示國事繁忙，不能每晚收看，甚是可惜云云。

於是中國人最柔弱的那一根神經又受到了刺激，電視電影的大哥們出來放話，說喜歡「韓流」的媒體與漢奸無異，因為《大長今》竟公然把中國人發明的針灸說成是韓國人發明的。誠然，針灸是中國原產，同樣地，行學也是源出中國。但是，請問中國如今可有韓國這麼多傳統的儒家書院？又有多少青年學生像韓國的年輕人那樣會在放假時去山裡頭的書院靜修？韓國最大的電腦公司Tri Gem 的創辦人李龍兒平時練書法，做漢詩，其子赴美讀物理博士前，竟然因為還沒熟記《論語》而被留下來背好再說。

又有多少中國企業家是這個樣子呢？《洛杉磯時報》在一篇介紹韓國文化的文章裡宣稱 ：「韓國比中國更儒家」，我們是否應該放火燒了這份報紙來洩憤呢？與其像中國電視業那幫大哥有空開會聲討韓流，倒不如好好研究一下韓國是怎麼在短短幾年間成了世上第五大文化產業出口國；與其在那裡自吹自擂「中國的電視劇製作水平是亞洲最高的」倒不如分析一下為甚麼連芝加哥的白人社區都開始沉迷《大長今》(《芝加哥論壇報》有篇文章的標題就叫做〈韓劇〉擄獲了不可能的觀眾〉)。其實答案不用遠求，只要看看《大長今》的製作過程就行了。

首先，它的編劇金榮眩就是有名的「三八六世代」一員。這些人現年三十多四十歲，六十年代出身，八十年代時全情投入韓國的民主運動，現在則帶著一股「我們可以改變韓國」的衝勁在各個產業崗位上奮力求新。為了寫好這個劇本，金榮眩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搜集資料，四出拜訪醫學專家，務求句句有出處，每一個藥方都不是混扯。然後還有一隊由各個行當的專家組成的考證小組，下分為宮中料理考證、韓醫考證、歷史考證和服裝考證等四組，以保證創作出來的電視劇不要離史實太遠。同一種嚴謹態度還可以在製作的其他細節上顯現出來，例如女主角李英愛的服裝，就是劇組設計了五十套衣服給她一一試穿之後，才找到最配合她膚色的一套出來。為了演好這個角色，李英愛還特地拜韓國國家無形文化財第三十八號「宮中料理」第三代傳人韓福麗為師，取得短期結業證書。試問中國電視劇影帝級人馬如張國立，可曾如此認真地去學好怎樣演皇帝？韓劇之所以打敗了中港台的電視劇，原因之一就是人家嚴謹地建立了一套企業系統，用最專業的態度去抓好每一個環節。

梁文道：被遺忘的瘟疫

【都市日報-兵器譜】以不嗜閱讀和反智著名的美國總統布殊，最近反常大力向他的幕僚和內閣介紹一本書，而且還買了幾十部送人。那是一本他在度假時看過的書，使他大為緊張，立刻下令要全國好好準備對付禽流感。那本書叫做《大流感》(The Great Influenza)，是今年的暢銷書，講的是俗稱「西班牙流感」的一九一八流行性感冒。這場奪去五千萬人生命的流感，已被證實是由禽流感引發的。

鑑古知今，讀歷史據說可以讓我們更好地預備今日的困難。但是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從來沒有教我們怎樣面對瘟疫，大部分人的歷史觀依然是由一場又一場的戰爭，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換代組成的，其中主角就算不是英雄將相，也是農民和工人。自然在歷史中從來扮演的只是次要角色。尤其瘟疫，史書上往往也只有短短幾行，彷彿人力改變不了的事，我們最好不要多談，那怕是改變了人類命運的天災。

因此，最早投入研究一九一八全球大流感的生態史學家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才會把這場現代史上最可怕的瘟疫叫做「被遺忘的瘟疫」。

他翻遍美國最主流的歷史教科書，發現只有一本書提到了這次災難，而那本書裡也只不過是用了一句話來形容它。

更奇怪的是一些經過那個年代，甚至投入過那場災難中救人性命調查病因的醫生，好像也都失憶了。儘管他們曾經目睹過一整個軍營的士兵躺在床上掙扎著呼吸，膚色發青，口角泛著白沫，吐之不盡的血痰，然後集體死去 (別忘記那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死於禽流感的軍人要比死在槍炮下的多得多)。

但這些醫生和專家在後來的回憶錄裡都沒怎麼述說那段可怕的經歷，好像它從來未發生過一樣。然而，對很多國家很多城市來說，這可是帶走了整代的恐怖瘟疫呀，他們怎麼可能忘記？

其實再近期一點，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不也曾有過「殺死數百萬人的香港型禽流感」嗎？又有多少香港人記得呢？或許有一天，我們也會忘記沙士。我們不想記住瘟疫，因為我們都想遠離讓我們無能為力受盡折磨的苦痛。

梁文道：民粹政治抬頭，黨派政治有難

【明報-港聞】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推出之後，大部分人都把焦點放在泛民主派與政府的角力之上，冷落了民建聯和自由黨等其他政治勢力。其實，如果一併考慮這些派別在政改方案公布前後的行止態勢，就會注意到泛民主派未必是唯一受到衝擊的力量，更會發現一個全新的政治局勢已經出現了。

在董建華時期，香港的政治光譜十分簡單，一端是支持盡快達致普選的民主派，另一端則是認為普選宜慢不宜快的保守派。如果從泛民主派和他們的支持者的角度去看，所謂的保守派又可以分成三股，其一是民建聯、工聯會等「根正苗紅」的親中派；其二是自由黨和其他大商家利益的代言人，最後則是董建華領導的特區政府本身。這三股力量彼此之間有不同程度的分歧和利益衝突，但都被認為是「親北京」的，意思是有連繫中央的管道，能夠掌握上意。特區政府自不待言，根本是國家機器的一個支部，最有合法性。而傳統「左派」或云「親中派」，則與北京有深遠的關係，一向也自詡最懂得和中央溝通。至於商界利益代言人和自由黨，也在近幾年來厚植網絡，有聲音直達天聽的表象。

然而到了2003年七一遊行之後，先是自由黨折翼，人人都看得出田北俊失去了中央政府的祝福。更大的衝擊則是董建華下台，一眾商界領袖中的「忽然愛國派」和被看作是北京代言人的傳統左派，竟似完全被蒙在鼓裏，渾然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然後是「港英餘孽」曾蔭權上位，使得很多前保皇黨要言論急轉彎，狼狽不堪。這一連串動作的信息很清楚，就是真真正正代理中央政府實行管治的不是什麼自稱「我在上面有支針」的投機分子，或者常常告誡大家要「明白中央意思」的堅定愛國者，而是有合法管道的特區政府。這個信息的正面效果是杜絕了某些人想再上北京打小報告的念頭，同時斷了很多拿「中南海消息」出來四處招搖的人的後路。香港政局的遊戲規則至此才可說是比較清明，有可循。

最大的變化就發生在政改方案公布。當大家傳聞連民主黨都不相信政府的方案會這麼進步的時候，似乎忘記了本來應該最懂中央意思的民建聯曾經提議，新增的五席功能組別要包括中醫界和中小企業。所以，對政府方案最意外的，不是泛民主派，而是民建聯。因為政府表示傳統的功能組別不應該再增加，這才是真正邁向全面普選的正確道路，而且還說這是中央政府同意的方向。民建聯居然不知道自己提出的方案原來不合中央心意！這是一個多麼令人震撼的現象！

何民建聯一向標榜要為民主普選爭取共識建立條件，怎料到自己的方案竟然比政府還要保守。他們為什麼不出來堅持自己的提議，然後反駁政府，說市民對該不該把五個功能議席交給區議員互選還沒有共識，要突然走這一大步的條件還不成熟呢？因此政府的方案不只進一步打擊了民建聯「懂得北京」的形象，還把它們徹底變成了貨真價實的保守派。經此一役，民建聯如何審時度勢重新定位，是要想辦法跟上形勢，還是乾脆堅守一種保守的立場，非常值得觀察。

接下來再看看泛民主派面對的情。其實曾蔭權政府目前的戰略很像前一陣子小泉純一郎在日本大選的做法，本來最保守最遠離百姓的執政者突然成了最貼近民心的改革 派。這當然要拜民建聯和自由黨(前面忘記提到他們，抱 歉)自動佔上了保守派位置之功，但更得注意的是政府怎樣撬鬆泛民主派的基礎。

政府方案的即時獲益者是一群現任區議員，不止多了晉身立法會的機會，更忽然擁有選舉特首的權力。這批區議員不乏所謂「少壯」民主派，在基層埋頭耕耘十多年，為大老奔走做樁腳，真是白了少年頭仍未得見出頭天。如果泛民主派否決了政府方案，對他們而言不止立刻少了一塊即將到口的肥肉，更不知將來還會不會再有這等上位良機。泛民主派中最人多勢眾的龍頭民主黨尤其要關注這個問題，它實在經不起再一次的分化了。

曾蔭權政府日後的走向很簡單，就是大搞民粹主義，和泛民主派搶民心爭民意，這才是泛民主派的最大危機。許仕仁自稱「務實民主派」絕對不止是笑話，因為政府推銷的，就是比起民建聯它固然要進取得多，比起原地踏步它更是強上百倍。政府連政改方案附帶推出的民調結果固然疏漏處處，但這種意在搶先民意的手段，畢竟是以前罕見的，足見其用心。我們當然知道區議會委任制問題重重邏輯不通，也知道泛民主派的立場才是最激進的改革派。但是政府的民意攻勢使得他們的激進變成一種不可行不可選的立場。如果泛民主派堅拒讓步，那麼下一屆的立法會和特首選舉方式就得維持原樣。在市民的心目中，政府很可能成了苦口婆心的民主推動者，而立意實現民主普選的民主派這時卻弔詭地因其「企硬」，成了「阻住地球轉」的另類保守派。政府和泛民主派角色互易，原來保守的現在很進步，原來進步的現在變得很保守固執。

泛民主派自然也可以搶奪民意，以號召遊行的方式打一場民心戰。但坦白講，以曾蔭權現時擁有的支持率和政府近來的表現(包括委任黃仁龍出任律政司)來看，這場仗會打得很辛苦，「人民力量」也不一定會很有力量。再往後推，如果政府明年硬把政改立案，送上議會表決而被否決，曾蔭權會不會真的兵行險解散議會，以小泉的方式和反對派攤牌呢？要知道民意就是民主派的最大靠山，如果在這一環上都輸給政府，它就有邊緣化的危險了。

自從曾蔭權上台，一套結合了民粹傾向的殖民地式開明專制即告登場，我們過去習慣的政治形勢和光譜劃分正式終結。向來站在主流民意那一邊的會發現自己未必可以壟斷民意，向來以保皇為己任的會發現自己未必摸得準皇上心思；整體而言是政府的聲勢漸大，各黨各派則進退維谷面臨矮化。不論是民建聯還是民主派，都必須下定決心自我更新重整勢力版圖。

梁文道或黃世澤：文藝青年巴金

【都市日報-兵器譜】近年很流行「一個時代的終結」這個說法，用到一個泛濫的地步，似乎所有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個時代，任何人的死都是時代的終結。所以在短短幾年之間，已經有幾百個時代終結了。

然而巴金的死，卻是貨真價實的時代終結，因為他是五四之後「新文學」傳統作家中在世的最後一人。在一眾新文學作家裡，巴金不是最有原創性的一個，也不是作品最出色的，但卻是極為暢銷的作家，也因此有了極大的影響力。想想《家》、《春》、《秋》，影響了多少代的青年？讓多少人感到共鳴，萌生了要離開傳統家庭的念頭？比較少人談到的，是巴金的風格，或者更直接點說，是他的「文藝腔」，也是孕育了數代文藝青年的影子。一說起文藝青年，浮起的印象就是一個文弱書生，傷春悲秋，說話行文總是文縐縐的，而且總帶著一股不必開口就可以預計的腔調。所以「文藝青年」這四個字是有貶意的，意味作者不夠成熟，對自己的文體策略沒有更透徹的反省因而也就沒有更具意識的創造，滿腔的感受盡付與唾手可得的廉價修辭與文字選擇。

例如說到時光的消逝，就是「時光似箭，歲月如梭」；新派點的，則每談到值得大家注意的現象，必是「XXX已經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許多年青讀者對於巴金不感興趣，原因之一就是怕他的文藝腔，尤其是其早年作品如《霧》、《雨》、《電》等三部曲，說實話，實在是多愁善感地嚇人。

夏志清教授有個很有意思的說法，他認為對於許多嚴肅的作家來說，一本在十五歲時對自己影響很大的書，通常到了二十五歲就會有全新的讀法。然而巴金在十五歲那年讀過的《夜未央》，卻成了他一生寫作的「靈感泉源和行動方針」。我們是否也可以因此推論，巴金終其一生都是個文藝青年呢？那怕他活了一百零一歲。

例如在《文革博物館》這篇晚年作品裡，巴金說道：「並不是我願意忘記，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讓忘記。我完全給解除了武裝，災難怎樣降臨，悲劇怎樣發生，我怎樣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淵，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滅亡，卻幾乎被折磨成一個魔物，多少發光的才華在我眼前毀滅，多少親愛的生命在我身邊死亡。」情真意切，但依然有巴金式的文藝修辭，可見這不是巴金在襲用陳腔濫調，那是他自己的聲音，很青年的一把聲音。巴金至終仍有年輕人的情懷，反倒是我們這個越來越歡迎張愛玲式早熟(或者早衰？)少年的時代，老得太快。一個時代，果然終結了。

梁文道：草根進上流，是故事還是傳奇？

【南方都市報-媒體思想】資深大律師黃仁龍接任香港律政司司長，以41歲的年紀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司局長級官員，位列特首、政務司長和財政司長之後，是特區政府第四號人物，的確堪稱「年輕有為」。香港各大傳媒幾乎是一面倒地叫好；最難得的是連長年以來對所有事情都不會有一致看法的各黨各派也都眾口交譽，說他「才德兼備」，「值得信任」。

一般百姓對黃仁龍的專業能力不甚瞭解，只能靠法律界的評價得到一個不錯的印象，所以大家更關心的是他的背景，一個街頭雪糕小販的兒子，在板間屋和公屋長大，然後考進名校皇仁書院，再以優異的成績拿到獎學金進了劍橋大學讀法律。對於這段經歷，黃仁龍在他就職演說里自白：「跟很多香港人一樣，我是在艱難的環境中成長，但我衷心感謝香港社會給予我很多機會和幫助。今天有機會用我專業的知識、訓練和經驗去為社會服務，我的良知跟我說，我要踏出安逸，做我應該做的事。」

這是一段典型的香港故事，它之所以典型不是因為這種例子很多，而是因為這種故事很流行，上一個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典型就是李嘉誠的白手興家了。盡管故事不可能是常態，但其流行起碼說明瞭一個社會的共同信念。這種故事就如有名的「美國夢」一樣，是報章雜誌電視以及電影最喜歡的題材，訴說著遍地黃金的美夢。遍地黃金指的當然不是聲名財富唾手可得，而是資本主義社會里的機會平等，每個人的起步點都是一樣的，只要努力只要有才能，就沒有達不成的夢想。出身和背景都不重要，像黃仁龍，他父親可不是什麼富商名流，他幼時甚至還要在上學前幫父親做買賣呢。

但是故事要成故事，總不能只是因為它是常態，恰恰相反，它得是罕見的傳奇。在香港故事和美國夢大行其道的時候，我們往往忽略了數字，一些真正說明社會流動性，一些真正表示出窮人家小孩能擺脫出身困境晉身上流階層的數字。我們尤其應該關心的，是這幾年來跨代貧窮的情況是否更加惡化，用資源再分配的手段達致社會公平的手段是否已經失效。簡單地說，黃仁龍到底是另一段「香港故事」，還是最後一曲「香港故事」?

就從他能就讀皇仁書院這個經歷說起，那還是個只要憑智慧和努力就能考上好學校的時期，不管你父母是不是富可敵國，考試不行就是不行。對大陸來說，這種香港故事實在別具意義和吸引力。因為在過去，你要上學，上哪家學校，關係人脈很重要。而到了現在，如果不幸生在農村，就算天賦異稟，又格外勤奮地過了五關斬盡六將，沒有報名費又或交不出學費，還是一樣要打回原形變身無門。再看看黃仁龍中學畢業到英國劍橋中間那個轉折點，靠的是一筆私人獎學金。在內地這也是可望不可及的奇遇，因為富商或者企業開設獎學金資助學生的，實在少得可憐。

教育是促進社會流動，不斷平衡貧富差距的活門，所以教育的平等是再重要不過的事。只有真正免費的而又不計出生地點的義務教育，才能有黃仁龍這樣的小孩，家里沒錢沒背景卻能考進一流中學，到了政府不可能資助學生留學海外名校的時候，還好有各式各樣的獎學金等著你去申請。我們可以說黃仁龍的成功之道是政府和富商替他接續舖成的，政府提供義務教育是為了社會的持續發展，富商給出獎學金則是種長遠的社會投資，一個比較公平因而穩定的投資環境對商人來說是命根。

很多海外觀察家認為現在的中國奇跡很難持續，這並非無的放矢地在唱衰中國，而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國民平均教育水平低下的現狀，又看到了政府的義務教育既不全面而且不是真正的義務，富人和企業更加缺乏回饋社會投資未來的長遠眼光。黃仁龍的「香港故事」在中國不是一種信念，而是傳奇。

梁文道：巴金的狗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巴金在文革爆發四十周年的前一年離世，再也沒有機會親眼目睹他晚年一直力倡開設的文革博物館。我們也不知道如果真有這麼一天，一座官方的大型文革博物館成立了，老人家會希望在裏面看到些甚麼。文革那十年，一般人都用上「火紅」二字形容，但在我從文字和影像裏得來的印象，卻是一片灰藍。灰藍不只是大家穿的衣服的顏色，也是一種冰冷的氣氛，沒有一點平常人世的輕鬆。

正常的人世，總要有些小動物在街頭遛達，這裏聞一聞，那裏坐一坐。看似與人無關，其實卻彰顯出了一個社會小小的餘裕和寬容，小動物們有廚餘菜渣可吃，而人也不介意與牠們共同存在。但在我那灰藍冰冷的文革印象裏，好像找不到半分小動物的影。

所以我看巴金的《隨想錄》，印象最深的還不是人，而是狗。在〈小狗包弟〉這篇文章裏，巴金說了一個藝術家的故事。那位藝術家和隔壁人家的一隻小狗很要好，常常拿吃的餵牠。然後到了文革期間，城裏發生了大規模的武鬥，藝術家被專政隊控告「裏通外國」，是個現行反革命，於是棍棒齊加，把他打得頭破血流，還斷了一條腿。

這還不算，專政隊又拖衣服破爛渾身是血的藝術家遊街示眾。他一路呻吟，但認得他的人都不敢過來，掉頭離去。「忽然一隻小狗從人叢中跑出來，非常高興地朝他奔去，牠親熱地叫，撲到他跟前，到處聞聞，用舌頭舔舔，用腳爪在他的身上撫摸。別人趕牠走，用腳踢，拿棒打，都沒有用，牠一定要留在牠的朋友的身邊。最後專政隊用大棒打斷了小狗的後腿，牠發出幾聲哀叫，痛苦地拖傷殘的身子走開了。地上添了血跡，藝術家的破衣上留下幾處狗爪印。」

藝術家給人關了好幾年，放出來首先就是買了幾斤肉去看他那隻狗朋友，那個在其他熟人看了他就跑還一直走過來親近他的朋友。狗的主人家告訴他，原來那天小狗受了重傷，回家有三天沒吃東西，只是哀叫，後來就死了。

《小狗包弟》裏頭那隻包弟，是巴金自己養的日本狗，跟他住了七年，會跟人作揖討糖吃，十分可愛。然而也是在文革期間，巴金自言包弟「變成了我們家的一個大包袱」。因為一聽到隔壁抄家打鬧，包弟也就尖聲吠叫，小紅兵們這時就會拍門大喊，要殺小狗。最後巴金嚇壞了，只好把包弟送去醫院，做解剖實驗的材料。

原來即使是文革，也還是有小狗的，小狗也還是那樣親人討喜的。只是牠們不知道，和牠們相處了上萬年的人類在那十年裏面變得很不一樣。看過巴金的故事，灰藍的文革街頭就在我的腦海裏多添了一兩個跳動活潑的黃色身影，又很快地復歸平靜。

梁文道或黃世澤：神舟六號的神聖空間

【都市日報-兵器譜】所有神聖的事物都有一圈神秘的「氛圍」(Aura)，只要你碰過它，你自然也會變得聖潔起來。彷彿神聖是一種可以傳染的東西，能夠從一樣東西傳到另一樣東西之上。比如某些神祉降臨的遺跡，據說在那裏祈禱要比在其他祭壇更靈驗。又如古史中常見的巨人足印，有些婦女踩過之後立刻懷孕，生下來的還是英雄皇帝。

相反地，邪惡陰暗的事物也有這麼一層氛圍包裹，所以去過墓地回來之後最好要做些儀式，洗一洗身上的穢氣。有遊客去羅馬尼亞的特朗斯弗尼亞專門參觀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城堡，之後就覺得渾身不對勁，要灑聖水驅邪。而天主教和東正教的聖水，當然也是一種能夠傳播神聖力量的媒介。說到天主教，我又想起舊約聖經曾經要求正逢月事的女子必須盡量遠離常人，勿近河邊，因為月經是不潔的，有月經的女人也帶著一團不潔之氣。不論神聖還是不潔，大家都相信那是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寄居在一件物事或一個人身上，並且會擴散到周圍一圈範圍之內。如果那股力量越大，它波及的疆界就越廣。這不只是前人的迷信，還是今人下意識潛伏的思想傾向，而且連本來最科學最先端的東西也不免染上超自然的力量，例如「神舟六號」。

前兩天專家們為「神六」開艙，除了取出一些帶上太空作實驗用的種子之外，最叫人大開眼界的是一堆不知與科學研究有何關係的商品，真沒想到「神舟六號」居然背了這麼重的包袱上天。那些上過太空繞地球旅行的東西自此之後想必就有了性質上根本的改變，平常一包茶葉只要去過神六艙待上幾天，回來就是太空茶了，而且這個「太空」的神力還會傳染，能讓一整批同樣產地同樣質素的茶葉都成了太空茶。

「神六」的超自然氛圍來自太空，然後還會把它頭的貨品一一變得超自然起來。當然，「神舟六號」的另一重氛圍源於民族驕傲這種最強大的力量，所以一面去過極地的國旗就在太空上再度得到了「加持」，成為神聖非常的民族象徵。這還不打緊，只是那些商品，一想到以後它們就會既帶著太空的魔力又象徵了民族的尊嚴，流通巿面，就不由得你不懷疑我們和我們的祖先畢竟是有傳承的。神聖空間永遠存在，過去是某某洞天，如今是「神舟六號」。

梁文道或黃世澤：維權事件

【都市日報-兵器譜】近半年來，中國國內越來越多大大小小維權事件曝光，這些維權事件已經佔了海外媒體相當篇幅，甚至令外界關注，到底中國國家主席能否維持中國社會和諧穩定。但到底，究竟甚麼叫維權事件？

維權是維護權利的縮寫，通常受到海外傳媒關注的維權事件，都是有過千以上民眾參與的群眾運動。這些群眾並非為了爭取民主自由這些政治理念，而是一群有冤無路訴的民眾，不滿意切身的權益受到非法侵犯，但中國現有法制無法幫助他們，那苦主就團結起來，訴諸群眾運動，希望以群眾力量，迫使當局重視他們的訴求。

這些維權事件既有發生在農村，亦有發生在城市。在農村的維權抗爭，一般與村委會成員貪污腐敗，或地方政府非法收地有關。

像廣東番禺太石村的維權事件，就是由村委主任陳進生在處理一宗土地買賣時帳目不清所引發。而廣東佛山南海三山鎮爆發的維權事件，就與當地政府處理徵收土地賠償不當有關。在城市的維權事件，就與下崗工人，以及爛尾樓盤有關。

最近在重慶市搞出人命的重慶特鋼維權事件，是由重慶特鋼破產後寧願賤賣廠房土地，都不處理好工人的生計問題所引起。而爛尾樓盤令不少業主積蓄全失，前路徬徨，引發抗爭更不奇怪。

一般而言，官員貪污、徵收土地賠償不當、工人被解僱後賠償問題，以至爛尾樓，在香港都不會引發大型民眾抗爭，因為一般可透過法律解決，或由政府作出調解，甚至以公帑作出賠償。

但在中國，由於司法不獨立，地方官員貪污貪得不顧一切。民眾受到委屈，無辦法透過正常司法和法律渠道解決，那只好訴諸群眾運動。在個別很極端的事件，民眾立心要訴諸法律，反而官方用近乎黑社會手段解決問題。以太石村事件為例，民眾只是想根據法律，召開罷免大會罷免村委主任。但村委方面，居然動用水炮和公安武警，強奪村民手上村委主任貪污腐敗證據。一時間，黑與白完全顛倒過來。

越多的維權事件，就代表人民的怨氣越重。怨氣與耐性往往成反比，怨氣越重，人民就更沒有耐性。如果中央政府不重視維權事件背後的大問題，日後發展成怎樣，真的不敢想像。

梁文道或黃世澤：沒民主 有自由

【都市日報-兵器譜】a自己未必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所以我們不能輕易相信一個人對自己的描述；同樣地，我們也不能隨便接受一個地方的居民關於這個地方的說法，以為那必然是有關該地最真確無誤的判斷。

但是，我們卻能夠從該等描述和說法裡面讀出一些誤讀，一種自己對於自己的誤會，一種自欺欺人的偏見。這種誤讀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穿透這個地方和這些人的某種特質，讓我們從誤會之中發現被遮蓋的部分真相，在偏見旁邊觀看盲點。例如香港人很愛掛在嘴上的一句自我描述：「香港沒有民主，但是有自由」。這句話由來已久，至今依然被很多人認為是個正確的判斷。分析一下這句話的結構吧，「香港沒有民主，但是有自由」，它把民主和自由分開，變成兩種可以不必同時共存的價值，兩種可以有你但不必有我的東西。然而，一個社會真的可以在沒民主的情況下得到自由嗎？這就要看我們所說的「自由」是哪種「自由」了。

如果把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也放進考慮範圍以內，把公民參與政治事務和決定社會共同命運的自由，看成完整自由的一部分；那麼很顯然地，沒有民主是不可能有自由的。因為民主就是一種實現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制度，一種建基在個人決定自己命運的自決之上的決策方式。如果，「沒有民主，但是有自由」這句老話裡，所指的自由並不包括政治自由的話，它不只不完整，而且不穩定，甚至還很危險。因為沒有參與政治的自由，就沒了決定社會事務的自由，這就等於把大權交到一個獨裁或者一班寡頭統治集團手中。如果他們還肯給你言論和宗教信仰的自由，那是他們的仁慈；如果他們想要侵蝕或者剝奪你的權利，你是沒有任何反抗餘地的。

十九世紀的法國思想家貢斯當在其名著《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中曾經說過：「現代自由的危險在於，因為人們沉緬於追求各自的利益和快樂，而很容易放棄分享政治權力的權利。而掌權者會迫切地鼓勵人們這樣去做。但是，如果政治權力的轉移沒有任何保障，它會給我們帶來快樂嗎？離開政治自由，我們從哪裡尋找保障呢？放棄政治自由將是愚蠢的，正如一個人僅僅因為居住在一層樓上，便不管整座房子是否建立在沙灘上。」旨哉斯言。

梁文道：「神六」之後的太空競賽

【南方都市報-天下論壇】「神六」發射成功令世人矚目，而近鄰日本卻頗有失落感。在他們看來，其實新世紀的太空競賽已經不知不覺地展開了，只不過這一回參賽雙方不再是美國與俄羅斯，而是中國跟日本。

熟悉日本漫畫和動畫的讀者都知道，日本次文化里一直有股科幻狂熱，飛船、太空基地，殖民另一個星球等等，向來都是日本人喜愛的幻想題材。一般消費者也都應該可以感受得到日本電子產品和高科技工業優秀的質量控制，能夠推想他們科研的能力也一定相當出色。正因如此，日本航天事業表現之差才會叫人意外。

多年來，日本不僅火箭發射失敗的幾率要高於一般水平，而且直到今天也還沒有充分掌握載人升空的技術。最令日本航天局(JAXA)尷尬，最刺傷日本人自尊心的，是2003年神舟五號的成功，使得中國成為世上第三個載人升空的國家之後短短數個月內，日本發射的一對間諜衛星又在半空爆炸了。中國航天技術發展之快令世上所有專家感到震驚，相比之下，日本的低水準表現卻不會讓行內人覺得意外。因為日本政府撥給航天局的款項本來就不算太多，平均一年才2000億日圓左右(合160億元人民幣)，是美國太空總署(NASA)年預算的十分之一，而且前些年還有連年下調的趨勢。

原因之一是日本的航天事業向來定位在非軍事用途之上，與中、俄、美三國的軍方背景非常不同。很多日本國民和政界人物對國家的軍工發展心存戒懼，戰後和平憲法界定的基本國策又形成了一道界限，使得航天事業變成一種沒有實質利益的奢侈品。但是「神五」的成功改變了一切，中國的登月準備更對日本形成了重大刺激。新任的日本航天局負責人KeijiTachikawa原來是日本最大電信公司DoCoMo的總裁，他矢志爭取日本國民和政府的支持，把目標定在要於2025年興建一個月球基地。而日本政界和民間對這個計劃的反應都非常正面。

冷戰時期的太空競賽，表面看來是一種國家榮譽的遊戲，美蘇兩強都想通過太空科技的優勢告訴對手和自己陣營里的伙伴，只有自己的體制纔是最完美的。例如當年的美國總統肯尼迪在一次著名的演講里就這樣勸說他的國民，為什麼一定要推動阿波羅登月計劃：「我們要送人上月球，不是因為它容易，而是因為它困難。」這番話真是氣概雄壯，喚起了美國人心底的「美國精神」：不畏艱難，勇於開拓新天地。仿佛整個航天事業為的就是要打贏一場象徵與意識形態的戰爭。

然而時至今日，我們都明白了為何這麼困難的事還是值得放手一搏，也知道太空競賽的勝者贏的遠不只是面子。因為航天科技的發展，不只可以帶來更精密的地面監測和更精確的導彈導航技術，還能夠協調地上的任何軍事部署。掌握「制空權」在今天的意思就是控制環繞地球的衛星軌道。美國的軍事霸權如果少了這一層，根本不能想象。

如今日本政府正積極檢討它的航天工業撥款是否足夠，如日本航天局近月頒佈的遠大計劃，一樣是種針對性的軍事考慮，它們的假想敵就是在航天事業上一路領先的中國。持續緊張的中日關係使得「神五」和「神六」的成功，變成日本人的夢魘。他們擔心的不只是面子問題，更包括了東亞地區的軍事均勢。在日本背後更大的一盤棋局，是由美國來下的。根據《華盛頓郵報》等媒體的報道，美國已經有一連串的方案，想要藉著它在日本、韓國和關島的基地，以及台灣的配合，加強「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形成對中國更有效的包圍網。日本的航天計劃是這盤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於是在美國政府的勸導和壓力之下，日本政府決定在今年的財政預算裡面大幅提高對航天工業的撥款，不僅僅是放在科學和民用事業為主的航天局上，而且還有三分之一的資金是給三菱重工開發軍事勘察衛星。除了日本，印度也發佈了更具野心的航天計劃，要在2007年把人送上太空。

「神六」的成就，在一些人看來，無疑是新世紀太空競賽和空間軍事化的助燃劑，這或許是很多國人料想不到的。

梁文道：開明專制的重臨

【明報-筆陣】曾蔭權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比起董建華時代的施政報告，看來平平無奇，沒有「中心」，也沒有「遠景」，但卻恰到好處地把醫療改革、政制改革和西九的發展輕輕撥開；同時一一點到了公平競爭法等不同黨派關心的課題，但不深入探討也不明確表示立場。結果是非但沒有激起市民的爭論，而各黨各派也沒有可以狠咬一口的入手點。其政治智慧比起董先生，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與董建華的另一差別，也是這份看來平淡實則意義非常的施政報告之真正核心，是曾蔭權一下手就先抓政治，把「提升管治能力」放在整份報告的開頭。一方面這是了解到香港過去7 年來亂象根處，正本清源的做法；另一方面則是緊握經緯，牢控權力於其股掌之中的手段。問題是他用什麼方法來提升管治能力，這套方法又是否有助於香港的民主發展，有益於香港的政治規則正常化呢？

曾蔭權增加了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的人數，表面上看是「強化」了行政會議的力量。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特首在行政會議裏面依然擁有最終的決定權，所謂「行政會議是香港政府最高的決策機構」這個說法，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個迷思，它頂多是香港政府最高的「決策諮詢機構」。人數增加，意見自然也會更多；意見一多，紛爭必然是少不了的。在多種意見之中，新舊成員之間，特首權衡各方折衷利益，然後下最後決定的角色實際上是更加吃重了。

各政治問責局長除了自己負責的事務範圍，不必出席行政會議的例會，這當然是削權。因為自此之後，他們綜觀全局，參與特區全盤事務的機會少了。更何曾蔭權再度採用港英時期的架構，把11名局長分別置放在政務司和財政司之下，他本人形成了一個上下共有3 層的階序架構，拉遠了局長們和特首的距離，也提高了特首的地位。

至於號稱是「最重要的諮詢組織」的策略發展委員會，則會擴大編制至 100人，並且分成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等3 個專組。原來特區最重要的諮詢組織本來是中央政策組，而且中央政策組也按政策聘請了一群非全職顧問，並按專題組成不同小組，但現在它卻要為策發會提供秘書及研究服務，這是不是要矮化中策組的功能呢？至於策發會到底有多重要，我們可以參考特區目前數百個諮詢組織的經驗。通常一個諮詢組織如果沒有資源在手，也沒有任何具體的政務範疇和對口的決策單位，則通常都只不過是務虛的「口水會」和一種榮譽罷了 (還記得董建華請回來的那批「國際顧問」嗎？ )。但若真的把這個策發會整合進政府決策過程，它又能起到分割局長權力的作用。

反倒是特首辦公室本身多了一個常任秘書長，替特首隔了一層地去「聯絡」各局長，又多了一位類似媒體心戰專家的新聞統籌專員，實際辦事的能力倒是大大加強。

綜合而言，這等組織上的新安排，製造了許多空間可以讓一些新人增加發聲的機會，卻又透過種種虛虛實實相互制衡的機制，縮小了特首之外所有人的權力，真可說是做到了蔡子強兄所說的「分權以集權」。說白了，這就是港英年代「行政吸納政治」精髓的再現。

可是我們以前也曾經分析過，在這個公民社會日漸覺醒、利益逐漸分化的年代裏，再走殖民體制的老路是很難暢通無阻。反過來，對於政治民主化和政治仕途規則化來說最重要的政黨發展，這份施政報告卻隻字不提，證明了中央政府對香港政治政黨化的戒懼。

雖然日後或許會在局長之下開設政務助理，但一來曾蔭權在上周三對評論員的簡報會中明言，這不是專為培養新人而設的位子；二來報告又特別強調「亦可讓有志從政的公務員脫離公僕行列，投身政治事務」，更難不讓人聯想到這是不是培育「A O 黨」的路徑。看來特區政府在政治上是比以前幾年開明，但離往日管治模式卻又近了。

梁文道或黃世澤：中國製造 vs 意大利製造

【都市日報-兵器譜】意大利名牌Prada行政總裁Patrizio Bertelli較早前表示，Prada部分產品的生產線，有可能搬往中國。筆者有部分朋友，慨歎現時的名牌為了減低生產成本，愈來愈不重視實質內涵。

不少意大利名牌的擁躉對Prada行政總裁的言論大表反對，其實可以理解。因為意大利和法國兩個拉丁語系國家，在時裝以至高檔奢侈品製造上之所以獨領風騷，皆因兩國有悠長的工藝傳統，在紡織、皮革製造，以至裁縫等行業有數百年歷史。這數百年歷史，令意大利的紡織商，打造出最優秀的紗線和布料，而皮革工匠及裁縫的手藝，亦能夠應付設計師們天馬行空的要求。

其他文化傳統深厚的歐洲國家，都及不上意大利和法國，更何況一向假貨橫行的中國？文化傳統，是很難轉讓過來中國的。但不幸的是，現時日漸崛起的亞洲市場，最受歡迎的名牌產品並非以手工取勝，因為大家不追求好的質料、設計和手工，而只是享受名牌的虛榮感。

大家去觀察一下那些成行成市的二手名牌皮具店，最多也最受歡迎的，是LV、Gucci一類品牌的Monogram產品，設計上以品牌的商標為主調，基本上十年不改設計都一樣流行。當大家不是欣賞手藝，大家不當時裝是一門認真的藝術，而只是炫耀財富的工具時，那些大品牌亦實在不用花這麼大的心血，堅持產品留在意大利生產。Prada總裁一句希望日後不是以Made in Italy為傲，而是Made in Prada為傲，一語道破箇中玄機。難怪明星們也高呼中國製造也不要緊，因為大家根本不在乎質料如何，品牌依舊就成了。因此，連Prada也將部分生產線搬到中國去，其實代表著一個反智的盲目吹捧名牌年代的出現。

大家對名牌背後代表的工藝傳統、文化、歷史、藝術特色一概不理，只滿足於由名牌的名氣所帶來的虛榮感。當人人都如此本末倒置去消費時，那誰還去在乎時裝手工好與壞，就只會成為這個年代的唐吉訶德。不過，當人人都反智地吹捧名牌時，名牌很快便會淪為庸俗的象徵。

一個真正在乎個人品味的人，倒不會容忍自己的服飾與那些炫耀財富的暴發戶同一模樣。或許到了某個階段，裁縫這種古老行業會復興。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說，連自己的髮型都捍衛不了，還能捍衛治安嗎？同樣道理，重視品味都人都捍衛不了自己的品味，更不要說去捍衛源遠流長的工藝傳統了。

梁文道或黃世澤：太空競賽亞洲版

【都市日報-兵器譜】冷戰時期的太空競賽表面看來是一種國家榮譽的遊戲，美蘇兩強都想透過太空科技的優勢告訴對手和自己陣營裡的夥伴，只有自己的體制才是最完美的。

例如當年的美國總統甘迺迪在一次著名的演講裡就這樣勸說他的國民，為甚麼一定要推動阿波羅登月計劃：「我們要送人上月球，不是因為它容易，而是因為它困難」。這番話真是氣慨雄壯，喚起了美國人心底的「美國精神」：不畏艱難，勇於開拓新天地。彷彿整個航天事業為的就是要打鸁一場象徵與意義形態的戰事。

然而時至今日，我們都明白了為何這麼困難的事還是值得放手一搏，也知道太空競賽的勝者贏的遠不只是面子。因為航天科技的發展，不只可以帶來更精密的地面監測和更精確的導彈導航技術，還能夠協調地上的任何軍事部署。掌握「制空權」在今天的意思指的就是控制環繞地球的衛星軌道。美國的軍事霸權如果少了這一層，根本不能想像。

如今，日本政府積極檢討它對日本航天局的撥款是否足夠，和日本航天局近月頒佈的遠大計劃，一樣是種針對性的軍事考慮，它們的假想敵就是在航天事業上一路領先的中國。持續緊張的中日關係使得神五神六的成功，變成日本人的夢魘。他們擔心的不只是面子問題，更包括了東亞地區的軍事均勢。

在日本背後更大的一盤棋局，是由美國來下的。根據《華盛頓郵報》等媒體的報道，美國已經有一連串的方案，想要藉著它在日本、韓國和關島的基地，以及台灣的配合，加強「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形成對中國更有效的包圍網。日本的航天計劃是這盤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於是在美國政府的勸導和壓力底下，日本政府決定在今年的財政預算裡面大幅提高對航天工業的撥款，不僅僅是放在以科學和民用事業為主的航天局上，而且還有三分之一的資金是給三菱重工開發軍事勘察衛星。

除了日本，印度也發佈了更具野心的航天計劃，要在2007年把人送上太空。神六的成就，無疑是新世紀太空競賽和空間軍事化的助燃劑。

梁文道：原來品特寫過劇本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如果品特（Harold Pinter）不是等到現在才拿諾貝爾獎，而是在上世紀七十甚至八十年代就得了獎，我們或許不會感到意外了。如果他在七十年代得諾貝爾獎，情況應該就像帕穆克（Orhan Pamuk）或村上春樹在今天得獎一樣，熟識他的讀者很多，大家會在網上熱烈討論；書店原來就有很多他的作品，這時只需搬到店中最顯眼位置就行；報紙開出的篇幅也一定比現在來得有份量。

但是，品特是在他宣佈不再寫劇本後，是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五年才得到這個連他自己都很不解的諾貝爾獎。於是書店要急訂貨，出版社要把絕了版的書重新推出，年輕一代的讀者會疑惑地問「誰是品特？」甚至，連一些在七八十年代不斷排演品特作品的劇界大老也可能會有種重新打開時間錦囊的滄桑：啊，那些老好日子！劇場演出還要有劇本的年代，荒謬劇就是最前戲劇的時光。

說起荒謬劇，品特曾被認為是貝克特的晚輩，擅長用最簡潔的劇情和最浮淺的對白去說最神秘最令人不安的情緒。他筆下的場景總是那麼封閉，動作和台詞之間總是有那麼引人豎耳的沉默。品特喜歡沉默，它比那些無聊的台詞更有力，說出了更多真相。但劇中人物的表現太可笑了（例如《生日派對》中的房東太太），所以觀眾們的笑聲會打破靜默。只不過那些笑聲似乎只是為了舒緩一下緊緊壓住劇院的低沉與陰暗，品特的劇本到底不是討喜的鬧劇。

俱往矣，品特早年作品的魅力。看到報上說他是「人權鬥士」，有劇團朋友感到愕然：「哦，他是人權鬥士」？其實，有兩個品特，一個是荒謬劇場的大師，另一個是在英國《報》寫時論罵布萊爾是白癡的公共知識份子。學戲劇的人不一定知道品特十年來的反戰立場，和他一起上街的年輕人也不一定看過這位老人的成名傑作。當然品特也寫一些充滿政治色彩的劇本，但坦白講，實在粗糙，只是比他近年的詩好。而品特的詩嗎，我寧願他從未寫過。

很多愛讀劇本的朋友未必知道品特早就是個反動份子，他曾在七十年代和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一起去土耳其，考察當地異見份子與庫爾德人的悲慘狀況。後來土耳其大使館搞了一個派對，要好好榮耀米勒，品特也是獲邀嘉賓。怎料統戰沒搞好，品特在派對裏逢人就說：「你知道嗎？土耳其政府居然用電棒去電反對份子的老二」！結果他就給人轟了出來。儘管米勒是主賓，一見這場面，也就隨老友飄然而去。後來品特還寫了一部劇本，叫《Mountain People》，講的就是庫爾德人。

別說大家都忘了品特是個作家，恐怕他自己都沒想過能靠文學得獎。他告訴記者：「頒獎給我大概是看上我的政治活動。……我一直關心帕穆克會不會得獎，他是土耳其第一流的異見份子」。

梁文道或黃世澤：日本為甚麼沒有「神六」(太空競賽二之一)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大家為神舟六號順利升空感到高興的時候，新世紀的太空競賽已經不知不覺地展開了，只不過這一回參賽雙方不再是美國與俄羅斯(準確地說，是前蘇聯)，而是中國跟日本。

熟悉日本漫畫和動畫的讀者都知道，日本次文化裡一直有股科幻狂熱，飛船、太空基地、殖民另一個星球等等，向來都是日本人喜愛的幻想題材。一般的消費者也都應該可以感受到日本電子產品和高科技工業優秀的質量控制，能夠推想他們產業研發的能力也一定相當出色。

正是如此，日本航天事業表現之差才會如此令人吃驚。多年來，它不僅火箭發射失敗的比率要高於一般水平，而且直到今天也還沒有充分掌握載人升空的技術。

最令日本航天局 (JANA)尷尬、最刺傷日本人自尊心的，是在2003年神舟五號的成功，使得中國成為世上第三個載人升空的國家之後短短數個月內，日本發射的一對衛星又在半空爆炸了。

中國航天技術發展之快令世上所有專家感到震驚，相比之下，日本的差勁表現卻不會讓行內人覺得意外。因為日本政府撥給航天局的款項本來就不是太多，平均一年才2,000億日圓左右(合160億人民幣)，是美國太空總署(NASA)年預算的十分之一，而且近年還有逐年下調的趨勢。

原因之一是日本的航天事業向來定位在非軍事用途之上，與中、俄、美三國的軍方背景恰成對照。很多日本國民和政界人物對國家的軍隊軍工發展心存戒懼，戰後和平憲法規定的基本國策又形成了一道界限，使得航天事業變成一種沒有實質利益的奢侈品。

但是神舟五號的成功改變了一切，中國的登月準備更對日本形成了重大刺激。新任的日本航天局負責人Keiji Tashikawa原來是日本最大電訊公司DoCoMo的總裁，他矢志爭取日本國民和政府的支持，把目標定在要於2025年興建一個月球基地。

梁文道或黃世澤：舊劇熱

【都市日報-兵器譜】近年香港興起一片追看舊電視劇的熱潮，不少近十多年收視率高，受好評的電視劇，例如《創世紀》、《刑事偵緝檔案》、《尋秦記》等於深宵重播，都有不少人收看。

以往深宵時分電視觀眾不多，但由於香港人近年生活習慣的轉變，越來越遲就寢，而不少香港人的下班時間亦越來越遲，加班至晚上九時、十時才下班也不是奇事。深宵時分的電視劇捧場客越來越多，某程度上是香港白領工時越來越長的副產品。

但舊劇熱的另一面，亦代表了空餘時間越來越珍貴的香港人，對現有新電視劇的不滿。

由於有電視錄影機及電腦的幫助，現在的電視劇只要有一定水準，就算在晚上九時多播映，要是能夠引起話題，令晚下班的人回家收看並不困難。像無線自製清裝劇《金枝慾孽》，以至韓劇《大長今》都能夠引起城市話題。

不過，由於現今編劇的創作能力越來越低，能夠引起話題的新電視劇亦越來越少。就算同樣由陶大宇、郭可盈這些觀眾受落的演員擔當主角，但由於劇本，以至監製水平不足，演員雖好但都很難說服觀眾花時間收看新的電視劇。

相反，電視台選播深宵電視劇時，可以於十多年以來龐大的節目庫中挑選，而電視台節目部的人往往會選擇一些以往收視好，曾經引起熱潮的重頭劇來重播。

這些重頭劇的水準比現在黃金時間播的劇好得多，而觀看這些劇集的過程中，往往亦勾起不少昔日的美好回憶。像近日所播的《刑事偵緝檔案》便是在香港金融風暴前的黃金時代攝製和播出的，代表了不少香港人幸福在家看電視的日子。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深宵時間播出的舊劇，又怎會不掀起熱潮？

對無線而言，擁有這樣豐厚的文化資產固然值得驕傲。不過，現時大家對新電視劇缺乏興趣的局面，亦代表了無線進入一個坐食老本的年代，如果電視劇製作進入青黃不接時期，在數年後電視台節目部的人，怎樣在這數年製作的電視劇中挑選好的劇目播出？總不可能深宵時間所見的臉孔，都總是陶大宇、郭可盈、古天樂這幾個人。電視台的管理層，可會在這片舊劇熱潮中，有一點憂患意識？

梁文道或黃世澤：基層政權黑罪化

【都市日報-兵器譜】李登輝當台灣總統的時候，曾有「黑道治國」的說法，指的是國民黨借助黑勢力鞏固票倉，於是黑道大哥也一一趁機漂白，甚至當上國會議員。這類事件層出不窮，連電影都拿來當題材，例如《黑金》，可見當年台灣政局之腐敗陰暗。料不到改革開放之前以治安良好著稱的中國，如今卻漸漸走上另一種黑道治國的道路，而且還是用一種更為可怕的方式。

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魚窩頭鎮太石村，自七月起掀起了一陣罷免村官的清風。說是清風，是因為這是歷史上首次有一條村子的村民要求依法罷免他們自己選出來的村委主任。這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實施基層民主村級自治以來未曾得見的大事，因此國內外的學者和輿論均非常關注。

當地政府對此態度反覆，先是阻撓後是批准，再來居然出動近千警員暴力驅散集會村民，又用恐嚇手段威迫村民退出罷免動議，最後終於使得整場合法合理的罷官運動胎死腹中。原因何在？真相如何？至今成謎。

於是先後有數批著名的「維權律師」、學者和記者進村查訪，但都遭到暴徒襲擊。根據報道，他們一進太石村，村民就爭相走避，唯恐惹禍上身。然後就有一群身著迷彩服，自稱「保安隊」的大漢衝出來喝罵那些進村的外人，再用棍棒一路追打。

最近幾天，本地《南華早報》、法國一家電台和英國《衛報》的記者在這村子裡接連被這等暴徒拳打腳踢、搶相機和搜內衣；更有一名陪同記者進村的人大代表被打至昏迷，渾身是血。幾宗案件報警後都不被理會。

其實部分農村地區有惡霸橫行，強搶民女、放火殺人和打家劫舍等過去在《水滸傳》裡才看得到的情況，早就不是新聞了。這些地方黑勢力可怕之處是你摸不清他們到底是官是匪，說是官，他們幹的盡是不法勾當；說是匪，他們卻又得到官府庇佑甚至替官府出面辦事。太石村特別的地方，是居然有外國記者受害，於是事情鬧到了國際層面。這種有中國特色的黑道治國，內地學者給它取了個名字，叫做「基層政權黑罪化」。

梁文道：預備災難的降臨

【明報-筆陣】我們永遠也不應該忘記，1997年5月，香港回歸前的兩個月，有一個3歲的小男孩死了。這是全世界第一個被H5N1病毒殺死的人類。

《紐約時報》最近披露了美國政府自1993年開始準備，到這個禮拜終於完成的瘟疫應變計劃內容。它全長381頁，應該說是非常詳盡，但依然被人批評不夠完備。為什麼？因為它有太多的預測但卻缺乏仔細的措施。今天是行政長官曾蔭權公布他第一份施政報告的日子，我們不知道其中會有多少篇幅涉及禽流感，我們只知道直到目前為止，特區政府還沒有公布過任何瘟疫爆發之後的緊急計劃。

誠然，香港抵禦禽流感的成績是人所共知的。當年備受爭論的撲殺家禽計劃，成功擋住了可能出現的大規模爆發，不只是很多國家仿效的典範，也為人類爭取到了幾年的時間。香港也有管軼等國際第一流的禽流感專家，有最好的設備和最充分的經驗；香港政府投入大量心力監測市面上的家禽，不厭其煩地宣傳教育公眾要注意個人衛生。但這還不足夠，因為我說的不是預防。雖然每個人都會同意預防勝於治療，但是面對禽流感人傳人的災難，我們要準備的不只是防止它的發生，而且是一旦發生之後應該怎麼辦。

過去半年以來，青海、日本、泰國、越南、俄羅斯、羅馬尼亞等不同地區紛傳大批禽鳥死亡的消息，印尼更有人患病致死的情發生。面對這等愈來愈緊急的局面，各國主要媒體均以專輯的形式報道禽流感的消息，猶如一連串的警號。《自然》與《科學》兩份權威期刊更在上周發表文章，論說1918年殺死全球5000萬人的「西班牙流感」極有可能就是禽流感。包括美國和香港在內的政府均提出了購存疫苗和藥物的計劃。美國的布殊總統大概是收到了卡特里娜颶風的教訓，最近又讀過JohnBarry那本駭人聽聞的TheGreatInfluenza(據說他還要求他的官員們細讀這本講述「西班牙流感」的史籍)，於是更進一步指出必要時會出動軍隊強制隔離。

但是我們要關注的也不只是怎樣治療與隔離禽流感病患，而是如何在災難降臨的時候維持社會的運作。H5N1一旦變種成為可以在人際之間傳播的病毒，它能夠在數小時之內環繞全球，能夠持續蔓延一至三年(見MichaelOster-holm在8月份ForeignAffairs的文章)。更可怕的是，若參照1918年流感的死亡人數按比例推算，這一次的流感爆發，將導致740萬到3.6億人死亡。這是個什麼概念呢？回想一下SARS肆虐的2003年，當時全球死亡人數是775，我們的經濟受到了多大的打擊？我們的生活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我們的心理又承受了多重的壓力？如果H5N1真的變成了可以人傳人的病毒，「只不過」殺掉幾百萬人的話，我們的社會將變成什麼樣子？

那會是改變世界的一天。學校需要停課，機場和邊境將要關閉，食物的供應和一般的運輸系統大受打擊，公司或許沒有人上班，工廠或許沒有機器開動，打開電視可能沒有畫面，走在街上可能空無一人，所有我們熟悉的一切或者都將不復存在。而且，我們還未談及失去親友家人的痛楚。這場可能爆發的瘟疫是人類社會邁向全球化，貨品和服務的供應鏈向全世界展佈延伸，各國經濟高度地相互依賴滲透以來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如果不是最後挑戰的話。

它會不會這麼可怕？沒有人能夠肯定。能不能阻止它的發生？同樣沒有人可以肯定。我們只知道永遠要預備最壞的狀。何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早就說過：「問題不是它會不會爆發，而是何時爆發。」然後我們不得不指出，香港政府似乎還沒有為這最壞的情做好準備，各種公營事業與私人機構也一樣沒有；如果有的話，他們至少沒說。我們仍然不清楚當第一個禽流感人傳人的案例發生之後，孩子什麼時候開始停課？邊境何時開始封閉？一切公眾設施和服務是否繼續運作(例如地鐵與火車)？我們每一家每一戶應該自己預備些什麼？市場會不會出現人潮？隔離營地又設在哪裏？吸收過面對SARS時手忙腳亂的經驗，政府是否已有一套災難應變計劃，甚至擬備了必要的法例？該不該讓我們知道它成竹在胸，好使得大家到時候能夠信服它的指揮？這是我希望在今天的施政報告裏能夠看到的信息。

梁文道或黃世澤：問鼎西九

【都市日報-兵器譜】直到目前為止，民間都沒有人知道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上的天篷究竟造價多少，但是我們已經在談論它是醜還是美，它安全還是不安全，香港需要還是不需要另一個地標，甚至值不值得興建它。一個價錢都還沒搞清楚的東西，又怎麼能判斷它值不值呢？

政府自己做的民調顯示過半數市民對興建天篷有保留，但它的結論卻是「看不出有強烈理由不要天篷」，這又是甚麼樣的邏輯甚麼樣的推論呢？難道政府已經知道這座天篷只要一百萬，一百萬就可以買到一座足以傲世的地標，當然就有「強烈理由」堅持興建囉。不過，如果像建築師學會估計的，這個蓋住整個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龐然大物最多要用八十億的話，我們就有「強烈理由」去質問那八十億元何以不用在博物館的館藏上了。

為甚麼政府至今不願公開西九天篷的造價？難道我們不該問這個問題嗎？

這讓我想起「問鼎中原」這個成語的出處：《左傳》裡的一個有名故事。話說春秋時代一位楚王揮軍北上，直指今天洛陽附近的周都城，勢態緊急，早就衰落淪為傀儡的周王派出大臣，以勞軍的名義去看這個意欲造反的諸侯所為何事。一見面，這個楚王開口就問周室所藏的「九鼎」大小如何，輕重若干。接下的對話是歷史上著名的口才示範，我不在此多說。但值得注意的是「九鼎」指的到底是甚麼，它有那麼重要嗎？

所謂「九鼎」，乃三代重器，是傳說中夏商周三朝的傳國之寶，代表皇朝權威，天子用以祭天饗神，非一般人可以接近甚至染指。

簡單地說，它是一種紀念碑，紀念列祖列宗的盛德，象徵王室的無上地位，猶如後來德皇在柏林建的布蘭登堡門，和法國已故總統密特朗在巴黎修築的新凱旋門。一個分封諸侯勢力再大，也不該無禮地去問周天子所藏「九鼎」的輕重尺寸，一問就是野心犯上的表現。

或許西九龍天篷就是曾蔭權的「九鼎」，是這一代特區政府留傳後世的紀念地標。我等草民又豈可逾越本分，問它的造價呢？

梁文道：管理世界最大的組織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漢朝的居延，在今天內外蒙古的邊境地帶，離首都長安可遠。從丞相府發一道命令，得轉四道手續，歷時兩個月才到得了鎮守居延邊關的將士手中。中國實在太大了，大到一個地步甚至有皇帝死了朝代換了，邊疆地區的公文記錄還在使用舊朝舊年號的情況，因為那時沒有電郵，地方官還不知道天早就變了。

這種今天看來很不可思議的情形，在中國竟然持續了幾千年。資訊的流通是管理組織的第一要務，沒有電線只有驛道，沒有汽車只有馬匹的古代中國，到底是用甚麼方法去維持和管理那麼龐大的政府組織呢？現在全球一百大企業榜上有名者，百年老店愈來愈少，而老王朝動輒存活百年以上，憑的又是甚麼？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那些EMBA課程裏的行政人，大概就是帶這樣的問題來聽許倬云的課，這個課最近結集成書，叫做《從歷史看管理》。

坊間已經有太多從歷史看管理的書了，但絕大部份都只是眼於個別皇帝名人的領導風格，再急忙總結出一些做人的道理，似乎照做就能有唐太宗的英明，諸葛亮的智謀。但是要在短短兩百頁以內，把中國歷史理一遍，研究出其中組織結構和原則等深層問題的，恐怕只有像許倬云這般精通社會學歷史學的大師級人物才辦得到。

許教授這本書，你可以當成是以史為鑑學管理的養份，更可以看為用管理學的眼光透視中國制度史的導論。分析中國制度的史籍，汗牛充棟，但很少見這麼乾淨俐落而且眼光現代化的，真真正正是鑑古知今。很多香港人都不明白中國黨政二元的體制到底是怎麼回事，一個市有市長不就得了，還要加上市委書記，豈不架床屋臃腫得很。看這本書，你就發現這是個很有「中國特色」的獨到傳統，源自秦始皇開始的監察制度，一開始是四處巡查各地官員的刺史，後來就成了固定官職，每一層有它的監察人。今天大概也是如此。

但不要以為中國人不講究效率，以前世界各地的政府都注重各級官員辦事的成果，唯有中國考察效率。例如明代權相張居正就規定官員要在公事文件上註明完成時限和進度，這些文件都要發到各相關部門和監督人員手中。時候一到還成不了事，那就是「貽誤」的罪名了，要扣分紀錄。升不升職，降不降薪，全看你的成績表漂亮與否。

最近有些大陸媒體熱烈討論廢除科舉百周年。一說起科舉，我們就想到八股文；一提到八股文，我們就會想到《老殘遊記》裏寒窗十載苦讀範文的讀書人竟不知蘇東坡是誰的笑話。為甚麼古人選拔官員要考作文呢？而且還要考格式僵化考題不通的八股？許倬云提醒大家，其實八股之外還要考「策論」，也就是看考生對時政有沒有精彩的意見。至於八股，則是一種無聊但是困難的智力測驗，有如今天考AO的筆試一關，乃基本能力測試。說到底，八股存在五百多年不也考出了不少名臣賢相？一個國家有那麼長久的歲數，是有道理的。

梁文道或黃世澤：平凡女子的和平獎

【都市日報-兵器譜】范花，現年40歲，是四川篷安縣徐家鎮方廣村的書記。這條村子太過貧窮，所以有很多年輕夫妻出外打工，范書記就擔起了替他們照顧留在村子裏的孩子的重任。至今她已擁有36個孩子。

高燿潔，一個年逾古稀的醫生，自1996年開始走訪河南百餘村莊，揭開了因輸血染上愛滋病的嚴重問題。她自費印刷愛滋病預防資料77萬份，四處派發，又把得到的獎金和贊助拿來資助愛滋病和遺孤。九年以來，沒有一天停過工作。

夏曉鵑，台灣的社會學家，多年來研究台灣日益增加的「外籍新娘」，嘗試理解她們的邊緣處境。並且不斷為這些備受歧視，來自東南亞和大陸的女子大聲疾呼，協助她們爭取應有的權利。辛淑敏，是香港同志教會「基恩之家」的牧師。在她努力促進本地基督教會和同性戀社群的對話，同時維護同志們的權利和信仰自由，認為教會應該站在被社會排斥的少數人那一邊。她們是誰？她們不像德雷沙修女那麼有名，得到舉世人民敬仰；她們也不像昂山素姬那樣被政府軟禁，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的人權鬥士。

這四名女子更不像基辛格那樣，是個全球到處跑、美金滾滾來的政客。基辛格、德雷沙修女和昂山素姬都得過諾貝爾和平獎，這四位女性又有沒有得獎的機會呢。這四人都是平凡的，可也都是偉大的，她們在這個依然被男性主導暴力籠罩的世界，涓涓滴滴地做著最磨人最需要耐性，卻也最直接地在改變世界的細緻工作。除了這四個人，地球上還有多少像她們一樣既平凡又偉大，但常常被鏡頭忽視的女性呢？瑞士和平基金會找到了999位這樣的人物，提出了「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行動，大中華地區則由嶺南大學群芳文化研究及發展部統籌提名。為甚麼千人提名卻只有999個代表呢？

因為那一個空出來的代表很可能就是你，一個未必阻止過戰爭也沒有在大國間週旋的普通女子，但你努力地維持了你身邊環境的和平與進步。

直到這一刻，我們還不知道今年諾貝爾和平獎花落誰家。不過這999名女性代表的力量其實已經得獎了，因為還有甚麼獎項要比她們工作的實際成果更有價值呢？

梁文道：洪水中想起藍調 假如善心是一項投資

【明報-世紀?視野】今天如果有人泛舟在海洋掩蓋的新奧爾良水面，經過法國區的波旁街，還會不會聽得見那把聲音，斷斷續續，若隱若現？很多人知道新奧爾良是爵士樂的起源地，知道爵士樂的根源之一是藍調，知道藍調的苦來自棉花田的勞動；卻不一定都知道藍調也和洪水有關……

十幾年前，我曾在一張唱片裏聽到一把小號獨奏《奇妙恩典》(AmazingGrace)，聲音粗糙而且遙遠；但那把小號，你彷彿真能聽見一個孤獨的人類正打從心底感恩，直直上天。看唱片簡介，原來是監製在新奧爾良的街上用卡式錄音機錄回來的即興演奏。十多年了，我一直忘不了在這個徹底商業化的旅遊城市，還有一把如此穿透、如此直接的無名小號。

今天如果有人泛舟在海洋掩蓋的新奧爾良水面，經過法國區的波旁街，還會不會聽得見那把聲音，斷斷續續，若隱若現？

很多人知道新奧爾良是爵士樂的起源地，知道爵士樂的根源之一是藍調，知道藍調的苦來自棉花田的勞動；卻不一定都知道藍調也和洪水有關。

藍調的源頭

幾乎所有藍調史都會告訴你，無論是南北戰爭前的美國黑奴還是戰後的佃農，都會在工作的時候唱歌。他們唱歌，所以苦勞可以稍稍輕鬆一點。那些歌有整齊的節拍，可以用來跳舞，而且是大伙兒一起跳，就像他們的祖先曾經在野地上圍火踏步旋轉一樣。只是在地裏幹活兒的時候，他們以勞動代替舞蹈。這就是典型的工作歌，以旋律和節奏協調工人們的一舉手一投足，唱到「哼」的時候齊齊舉起鋤頭，唱到「嘿」的時候一起奮力鋤地。

只不過這還不算藍調，藍調不是這麼集體化的舞曲，它更屬於個人，它應該更自由。藍調的直接源頭不是這種棉花田裏的工作歌，而是「築堤吶喊」。從工作歌到築堤吶喊，不只是一種曲式的變化，而且還是整個社會背景的變化。在黑奴解放運動之前，工人們做牛做馬；解放運動之後，他們依然做牛做馬。但有一個重要的分別，那就是在過去，他們的身體和人格屬於地主，幸運一點當佃農的，也有自己歸屬的農場和土地。這當然是壓迫，但在壓迫之中工人卻有集體的認同有集體的身分。但當他們被解放出來成了自由勞工之後，卻成了什麼都不擁有什麼也不屬於的散件工，有點類似今天在城裏頭車站一排排蹲在地上的民工，等僱主挑選幹那有一天沒一天的體力活。換句話說，他們徹底成了市場上的商品，待價而沽。在美國南方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帶，他們等到的，往往就是築堤的工作。

密西西比河自古就陰晴不定，時時氾濫；沿海地區被風暴襲擊，也非自今日始。所以修築堤壩和搬土造地一向是十九世紀末美國東南方最容易找到的工作。那些黑人不再住在集體的宿舍，所以老是一個人上工；他們也不再有那麼多集體勞動的機會，所以往往是獨自一人跟在一頭驢子後頭搬土。這時候他們唱的歌也大有不同了，往往是節奏自由速度較緩的獨唱曲，充滿長段的單音節樂句，聽起來曲折憂鬱恍如啜泣。這就是所謂的築堤吶喊，藍調的真正源頭。

藍調的品味

這種屬於一個工人的呻吟與嚎叫，其歌詞內容也與田裏的工作歌大異其趣，常常是抱怨勞動過度，被工頭操弄至不成人形。有些最早期的藍調乾脆是唱自己的驢伙伴，或者說自己連頭驢都不如，又或者是為驢肩上的膿瘡哀鳴，偶爾歡快點就是鼓勵自己的驢：「上吧，伙計；上吧，伙計；瞧這路，又直又寬！我說，這路又直又寬。」如今洪水淹沒城鎮的情景，也在一些二十世紀初的流行歌留下了印記，例如《大水四處》(HighWaterEvery-where)：「水來了，什麼都不見了，什麼都不見了。連歌都聽不到了，唉，你連歌都聽不到了。唉，我的好上帝。」

由於這種傳奇的出身，很多人望文生義，以為所有藍調唱的都是無產階級勞動人民被資產階級無情壓迫的痛苦。直至他們真正聽到了藍調，卻發現怎麼唱來唱去都是「寶貝，你真的要離開我嗎？」，或是「明天早上，我就要去搭火車離開我的女人了」，難免大吃一驚大失所望。備受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折磨的黑奴後代為什麼唱的還是腐朽的小資情調？難怪繼爵士樂之後，有人會把聽藍調與喝威士忌並列城市中產的品味新象徵了。

藍調和商品

藍調的起源成了一種神話，代表原始的力量，最row最粗的生命氣息，它是低下階層的聲音，所以它應該藐視規則發揚自由，它是商業化的對立面，它有其他樂種難以企及的「本真」(authenticity)，更何它來自最原始的非洲大地。這種流行觀念不只篡改了歷史，還扭曲了藍調。

約翰連儂喜歡藍調，而且深受藍調影響，但他卻恨透了爵士樂：「我認為它是一種屎音樂，甚至比搖滾還愚蠢。爵士永遠達不到任何地方，也永遠做不成任何事。它總是同一副模樣，玩爵士的傢伙唯一幹得了的事就是大口大口地喝啤酒。」很奇怪，不是嗎？爵士是藍調的直系，今天的藍調樂迷也少有不愛爵士的，但這個披頭士為什麼會說這樣的話呢？不只是他，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玩搖滾起家的一代樂手莫不有類似想法，投入藍調遠離爵士。因為他們認為爵士這種當時最受歡迎的樂種是種花俏虛偽的商業產品，藍調可不同，和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土地有最自然的聯繫。又如EricClapton，因為聽過傳說中曾以靈魂和魔鬼交易吉他技巧的RobertJohnson，於是投身藍調再搖身一變成了巨星。當然這批年輕人後來有很多發了大財，自己就是徹頭徹尾的商品。不過那是後話了。

其實藍調又怎不是商品呢？最早以表演藍調成名的藍調皇后BessieSmith就完全是個江湖跑台的，她懂得多種樂風，只是見觀眾喜歡，才多唱點藍調。所以後來一些樂史樂評就有意無意地冷視她那一代女性，大概女人玩音樂沒有不媚

俗的。男人為主的樂評和樂手捧的還是男人如RobertJohnson，甚至把他一抬抬到創世主的地位，徹底遺忘了BessieSmith才是教化他的大母神。的確，RobertJohnson的音樂好像更粗更有力，但這不表示他不商業化。先別管他從世紀初的收音機裏學到了多少藍調奶奶的技藝，他那些往往只有三分鐘長的歌就是為了當時唱片的容量限度作的。就算藍調大師也要吃飯吧。比如說有KingofSlideGuitar之稱的ElmoreJames，除了灌唱片就是登台跑碼頭。為了賺錢，他甚至會在巡迴表演途中私釀烈酒，讓他的觀眾在禁酒時代也能醉醺醺地聽歌。

藍調和語言

嚴肅的樂評人最恨媚俗最討厭商業，視之為洪水猛獸，結果將來自洪水又與商品經濟大潮混雜不清的藍調純化成不食人間煙火的鄉土民謠，因為他們總想在人民歡迎的產品之外找到「真正屬於人民的文化」。所以我又何必奇怪商業化的新奧爾良會有純真的小號手，那本來就是新奧爾良酒吧裏賣的東西，你不夠純還賣不出去呢。說到藍調，一般音樂文字簡直是一堆糊塗帳，除了把商品當成非賣品，還誤把被歐洲樂理有份塑造的藍調說成是不二非洲正貨。

但有一點他們是對的，藍調確實唱出了美籍非裔人口的哀歌。光看歌詞你會以為那都只是情歌，但你要聽，你會聽出那些歌詞字面承載不了的力量和情歌。藍調是種最講究弦外之音的神秘音樂，不僅僅是同一首歌不同的人會唱出不同的意思，甚至一個人唱的歌詞可以不是他要唱的感情，這叫做「排除的語言」(languageofexclusion)。嗯，如何解釋才好呢？或許你去看看香港歌星的演唱會，他們總是能夠在激情萬分的一句「離開我吧」與下一句「你離開我吧」之間，突然興高采烈地對台下揮手高叫「上邊的觀眾，你們好！我愛你們」。感情落差得這麼巨大，大概也是一種藍調式「排除的語言」吧。

梁文道或黃世澤：中國國慶（國慶．下）

【都市日報-兵器譜】由於中國仍在分裂狀態，因此，中國出現了兩個國慶，一個是台澎金馬地區所慶祝的雙十國慶，另一個是中國本土、香港和澳門所慶祝的十一國慶。

雙十國慶其實是辛亥革命紀念日，雖然辛亥革命後，並未為中國帶來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但雙十國慶無可否認，象徵著中國擺脫獨裁帝制，建立現代民主共和國的里程碑。

於辛亥革命後，保留中國傳統帝制的主張式微，不論黨派都以建立共和國為目標，孫中山也成為了現代中國之父。

辛亥革命對中國的意義，有如法國大革命對法國人的意義。雙十不只代表由中國國民黨建立的中華民國政權建立紀念日，也是現代中國建立的紀念日。

相反，十月一日是毛澤東於天安門城樓宣布，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日子，是代表了中國共產黨成功推翻國民黨政權，取得中國本土控制權。

毛澤東將中國國號由中華民國改成意義相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不少人都批評這種做法，有如以往皇帝建立新皇朝時改國號一樣。同樣地，毛澤東放棄了辛亥革命紀念日這重大日子作為國慶日，亦反映了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想法。

慶祝雙十國慶的人，可以基於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的崇敬去慶祝，而無須認同中國國民黨，甚至現時控制台北中華民國政權的台灣民進黨。

但慶祝十一國慶，就很難避免甚至有被迫認同個別政權或政黨的意味。作為中國人就要認同中國共產黨，相信有不少人都很難接受。

現時胡錦濤都已經公開表揚中國國民黨的將領，於抗日戰爭中的正面貢獻。如果胡錦濤是一個誠心追求中國統一的人，又不知會不會改為慶祝辛亥革命紀念日，作為不同政見中國人的共同國慶？

梁文道或黃世澤：日常的男性暴力

【都市日報-兵器譜】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直到數年前看到一份研究，裡面有數十個女子的經驗口述，才知道原來自己也是男性暴力的受益者。

他們搭地鐵坐巴士的時候，總是要提心吊膽，要把文件或手袋遮在胸前。我又看到她們晚上不敢走進僻靜的小路，上夜街最好不要去得太晚，一個人走在街道上則要?緊神經，注意身旁有沒有不速之客。

我還看到在一些辦公室裡面，有些女孩子去上司辦公室的時候會穿一件風衣，把拉鏈拉到頸口，生怕會被不值得信任的上司看見甚麼。

這只是她們太過敏感，這只是無謂的緊張嗎？我想不是。我作為一個男性，有責任要認識這些女性身處甚麼環境，在怎樣的背景底下長大。

為甚麼我們男人很少擔心他們所擔心的問題？為甚麼我們不怕加班過遲，喝酒喝得太晚？其中道理就有點像一些女子酒量不錯，是因為自小就被家長教訓得學會喝酒，免得長大做事「會蝕底」。

很多女性長期以來就習慣活在被侵犯的陰影之下，他們不斷被提醒這個世界充滿陷阱，危機處處，身邊陌生的男子無一不是可疑的。

這不是歧視男性，而是現實上我們都知道有太多太多女子夜歸遇襲，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被人非禮的故事，所以她們有保護自己的責任。

但這真的是女性自己的責任嗎？男性加諸於女性身上的暴力，受害者不只是直接被侵擾過的女子，而且還涉及所有的女性。

暴力在心理上投下的陰影使得擁擠的空間和夜晚的街道都成為女子潛在的威脅，這種威脅限制了她們的行動自由，讓她們的日常生活多了一重無謂的壓力。

相對來說，我們男子因此擁有更大的移動範圍，更具彈性的作息時間，和一份更舒泰的心情。所以我們全體男人都成了男性暴力的間接獲益者。

甚麼叫做日常性別壓迫?這就是了。

梁文道：不用你民主 只要你正常

【明報-筆陣】真的，有時候老百姓對政府的要求其實很簡單。他們不一定想要結束一黨專政，不一定想要三權分立，他們只不過希望拿一封信到郵局，那封信可以順利寄到目的地；他們預期在十字路口過馬路，綠燈不會莫名其妙地突然變成紅燈。這種要求不算過分吧？那麼，如果要求一個政府部門接到人民查詢電話的時候，不要否認自己是政府；要求維持治安的公職人員在目睹暴力事件的時候，不要袖手旁觀；這又是不是很過分很離譜呢？

曾經令人寄以厚望，被譽為是繼1979年安徽小崗村經改實驗後，新時代民主改革試點的廣州番禺區魚窩頭鎮太石村事件，最終竟然成了一齣鬧劇。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民主改革是從村級直選開始的，依據法律，農村村民有權選舉村委會，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實施自治。如果遇上大型工程等重大事項，更要開村民大會來議決。十多年來，儘管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事故發生，貪污賄選時有所聞，但總算是顛簸不平地一路走來，且試且行。直到今年7月，太石村的村民集體決定要罷免他們選出來的村委會主任陳進生。

按照法律，村民絕對有權罷免他們自己選出來的村官，只要他們收集到足夠的簽名提出「罷免動議」，上級的區政府就應該啟動罷免程序，而且要協助(並非批准)村民的工作。太石村有意思的地方在於村民發現村委主任有瀆職之嫌後，不是上訪也不是「聚眾生事」，而是在一些律師的協助底下，集體學習法律，以最合法最理性的方式解決問題。如果他們成功，那就證明了中國村級自治不是一張空頭支票，因為自己選出來的村官，自己果然有辦法叫他下台，而且還是採用了溫和理性充分自主的手段。

但是這整件事的發展卻是一波三折。先是上級區政府百般阻撓，後有連串恐嚇暴力事件發生。終於，番禺區民政局還是確認了罷免動議有效，並且安排重新選舉。但是到了9月12日，政府又出動近千警力驅趕守在太石村財會室的人群(因為他們不願交出將來可以用作起訴前村委主任證據的財務帳簿)。事後多人受傷，而一直幫忙村民的北京維權律師郭飛雄則下落不明。雖然村民後來重新選出村委會代表，但7名民選代表隨即又以各種理由相繼辭職。到了這個關頭，曾經為「孫志剛案」和「黃靜案」大力奔走，並且發出公開信要求溫家寶總理關注太石村事件的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遂聯同兩位律師在9月26日進村調查。當天他們一行一直被一隊身穿迷彩服的治安巡邏緊緊跟隨，村民們則聞風而逃不敢多言，後來甚至有大漢衝出來用棍棒毆打他們，一路追趕。在艾教授3人逃回廣州的過程裏，不只治安巡邏隊束手旁觀，報警無人理睬，就連公路上的巡警也沒有出手制止暴徒破壞他們的車輛。

我曾經在大陸的電話查號台找到魚窩頭鎮鎮政府的電話，致電查詢。接電話的人不透露身分，只是反問我是誰，有何用意，最後他竟然回覆：「你打錯了，我們這裏不是政府部門。」再試數回，數番如是。

我之所以把這個很多人都知道的事件重新描述一次，無非是為了說明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太石村事件讓我們看到的還不只是大陸民主改革的艱難，而是一個基層政府居然可以墮落到這種地步。太石村村民在罷官的過程裏到底犯了什麼錯誤？是誰在恐嚇村民？剛上任的村代表又為何馬上辭職？如果村民佔據財會室是非法行為，是否一定要出動防暴警察？如果政府自信執法行動有理有據，又為什麼要害怕媒體採訪？是什麼樣的治安巡邏隊跟警察，可以眼睜睜的看老百姓被人用武器攻擊用車追趕，卻不動聲色視若無睹？是什麼樣的人民政府，在接到電話的時候可以否認自己是政府？

要說民主或許太遠，甚至也還用不摸上法治的邊，我們正在談的，只不過是一個政府該有政府的樣子。依照常識，百姓會預期不管自己是什麼人，做了什麼事，哪怕我是官方盯住的「不法分子」，只要受到暴力對待，報警會有回應，警察到了會出手阻止兇徒。依照常識，如果我們打電話給政府部門，那個部門就算不是用很禮貌的語氣回應，就算不想答覆和評論令其尷尬的問題，他們也絕對不可能告訴你：「你打錯了，這裏不是政府。」政府要有公信力，要有認受性跟合法性，最最起碼得做的難道不就是做政府該做的事嗎？

牛棚書院院長

梁文道或黃世澤：國慶日（國慶．上）

【都市日報-兵器譜】自香港交回中國管治後，香港取消了英女皇壽辰，取之而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

其實英女皇壽辰，就是大英帝國的國慶日，不過，香港人對英女皇壽辰並無特別感覺，因為香港人普遍對大英帝國的歸屬感不強。但英國人選擇以女皇壽辰作為國慶亦不奇怪，因為英國是一個典型的君主立憲國家。保留以君主生辰作國慶的做法，不值得奇怪。

所謂國慶日，就是國家的生日，因為國慶日某程度上反映了國家的起源和立國精神。

對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一般都會選擇國家脫離殖民者獨立週年紀念作為獨立。因為不少第三世界國家，在脫離歐洲殖民帝國後才建立現代化的國家。而對一些有長久歷史的民族，獨立日亦代表了國家的重生和希望。

美國雖不是第三世界國家，但美國同樣以獨立日作為國慶日，因為美國的獨立，不是民族的獨立，是新大陸人民追求自身權利的革命。作為一個以理念立國的國家，雖然歐洲有不少君主立憲國家，但法國、德國和俄國三個已不是帝制大國的國慶日，都頗為反映了他們對立國精神的看法。

法國開宗明義以法國大革命當日，亦即七月四日作為國慶日，表明了法國人認為當代法國是於法國大革命當日誕生，亦與法國於憲法上，將紅、白、藍三色詮釋為自由、平等、博愛三種精神相匹配。

德國在統一後，改以十月三日德國統一日作為國慶日，某程度上，除了代表了德國人對得來不易國家重新統一的珍惜，亦表明了，一個戰後重生的德國，於德國統一後才誕生。始終，於兩德統一前，東德只不過是蘇聯的一個衛星國，仍有半個德國在他人控制下，兩德統一才算得上戰後德國浴火重生。俄國六月十一日的國慶日，與蘇聯無關，也與彼德大帝無關，俄國政府選擇了葉利欽當選俄國總統當日做國慶日。這樣的國慶日，難怪連不少俄國人都不知道。

俄國雖然一直都想重現大國的風範，但由這樣離奇的國慶日都看到，一個像俄國般缺乏了立國理念和重心的國家，不單民主發展有限，也容易失去方向。

梁文道：單曲的復歸

【都市日報-兵器譜】音樂家創作音樂，本來就是以一首為單位的，無論那首曲子的長短如何。同樣地，聆樂者聽歌也是一首一首地聽。專輯只不過是唱片公司一種「綑綁銷售」(bundle sell)的手段，管你喜不喜歡，十多首歌一起賣給你。

有志氣的音樂人會想辦法利用這種商業限制，把它轉化成創作的前提。反正唱片是以專輯的形式來賣，不如就把歌曲的順序排列得有意義一點，不要半張鑼鼓震天鬧得房頂穿洞，半張花落有聲靜得人昏昏欲睡，而是快慢有序，鬆緊有序，使一張專輯變成一齣有節奏有韻律起伏合宜的戲劇。野心再大點，就乾脆弄張「概念專輯」(conceptual album)，依照統一的概念或想法去製作整張唱片的歌曲，使他們呈現完整的面目。例如Pink Floyd的經典《The dark side of moon》，就是概念專輯的完美示範。至於香港，遠有泰迪羅賓以太空人為主題的傑作，近有盧巧音探索宗教與存在意義的大膽。

但很可惜，現在的消費者在電腦和互聯網找到了從專輯解放出來的自由大道。原來CD唱機上隨機選播的功能，就已打散了任何專輯唱片的固有秩序。如今大家卻可以更方便地回歸單曲，自由選擇想聽的歌，完全不用理會它在某張專輯裡的位置，把來源五花八門的不同曲子編進MP3上的菜單，隨心所欲地創造自己的音樂河流，自己的「概念專輯」。這是聆樂者奪回自主的年代，也是單曲回歸的年代。但是唱片工業仍然沒有改弦易轍，沒有做好生產流程典範轉移的準備，把專輯為主的框框解散成單曲主導的模式；反而以更誇張的方法去做綑綁銷售。

所以你如今在香港買唱片，買回來的已經不是唱片，而是一張張印著明星俏臉的照片、月曆，一小疊禮品券或餐飲優惠卡，甚至一兩個公仔玩具。在唱片行裡面瀏覽一圈，恐怕只有香港出的唱片是最難恰當插進標準格式的唱片架，它們總是尺寸過大，包裝封套形狀古怪，勉強地架在上頭，象徵了它們在整個音樂世界裡搖搖欲墜的地位。在專輯即將消失的時光裡，有些唱片公司用盡方法以音樂以外的東西來維持它傳統的生產模式；猶如羅馬帝國在其最後歲月，軍隊士氣早就盡喪，盾牌上的雕飾卻竟然越趨精巧繁複。至於最重要的東西–音樂呢？居然還有那麼多的專輯以「新歌加精選」的形式出現，同一首歌更弄上國語、粵語和純音樂等三個版本，卻又不見精彩沒有分別。到了這個地步，消費者不買唱片只願下載，難道不是很理智的做法嗎？

梁文道：always on sunday——讀者的身體

【蘋果日報-always onsunday】梁文道

這兩天正在舉行的牛棚書展，主題是「閱讀與身體」，雖然有很多關於身體的講座跟活動，但是沒有一項是直接談閱讀和身體的關係，有點可惜。很多人以為讀書是一項純智的行為，與肉體無關，但只要再想一想，就會發現即使是在看來很靜態的閱讀過程裏，我們也得用上我們的身體器官，例如眼耳手口，無一不是肢體的一部份。只用理性只用靈魂，你讀得了書嗎？不過，如果我們把閱讀看成一連串的動作和姿態，問題就來了。是甚麼把讀書的方式和其他行動區分開來呢？走路、睡覺、吃喝與拉撒，和閱讀的分別，是否就只是後者總得有一書在手呢？答案，我還沒想清楚，但是我可以在我的筆記裏找些有意思的材料，寫出來讓大家幫忙，思考那閱讀中的人體是甚麼狀態：

坐

以前念哲學史的時候，有兩個大思想家的閱讀姿勢令我印象份外深刻，一個是笛卡爾，一個是馬基雅維利；笛卡爾躺讀，馬基雅維利站讀，總之都不像我們這樣坐讀。

一般人如果躺看書，多在夜間臨睡以書安眠，在進入個人最私密最與世隔絕的時刻前，與這個世界做最後的交流。所以就寢前讀書是種過渡，身體的一半平躺不再移動，另一半只維持最寧靜最有限的運作，意識則在充滿聲音、光線和對話的世界漸漸隱退進沉默和黑暗中。但是笛卡爾不同，他喜歡賴床，醒來之後繼續在床上思考、看書，直到11點左右。這位現代哲學之父，半輩子崇尚理性，醒來之後繼續躺在床上看書，是不是要把這個過渡翻轉過來，讓意識漸漸清明，預備進入喧囂的熱鬧世界呢？

從前我還以為笛卡爾只是個性格懶惰身體虛弱的人呢，因為他在1649年被瑞典女皇請去教哲學，一個星期有三天要早上五點半上課，我們的大哲習慣不了，清晨天氣又涼，終於患上肺炎身亡。

最近，我才知道笛卡爾年輕的時候居然是個身手不錯的劍手，曾經在巴黎出手擊退一幫想不利於一位淑女的醉酒漢。他後來還著有一部《劍擊的藝術》，可惜亡軼。

馬基雅維利，《君王論》的作者，據說他喜歡站念書，而且還要穿上最好最華麗的朝袍，以示慎重。以前我總認為這些傳說印證的是他對學問和知識的無限尊重，教訓我們後人可別把讀書不當回事。原來這也是個誤會。傳說沒錯，他確實有站讀書過久不支倒地的經驗，也確實在一封有名的書信裏提到自己「在樹林中帶但丁，去泉水旁觀鳥。回家之後就脫去灰塵滿布的日常裝，換上最華貴的外袍，以最恰當的姿態進入古人的宮廷……」。但問題是我們該怎樣解讀他的行為，如果我們依今人的閱讀習慣去看這些故事，自然會得出馬基雅維利讀書嚴肅得出奇的印象；可是若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考察，就會發現馬基雅維利不是特別，而是文藝復興學者的典型。

首先，我們都太習慣坐看書，卻忽略了其他姿勢的可能，例如前面說過的躺讀，以及直直地站。

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有一幅著名的畫，年份標記為1610年，畫的是當年的大學圖書館。從中可見一排排的書櫃，戴帽子的學者穿梭其間。書櫃前面有些突出的架子，高及肩膀，架上有斜放的木板。有些學者就立在那些架子前面，把書打開攤在斜板上閱讀。這就是讀書了，有點像今天教堂裏的講道。實際上讀書與講道都是中古修道院常見的器具，而修道院就是那個年代的學術中心，學者也幾乎沒有不是修士神父的，這些人看書講道讀聖經都習慣站立。當然他們也會坐下來看書，不過站讀書絕對是常態之一，不足為奇。

如今我們若要站閱讀，多半是在地鐵或巴士裏面，一手握扶杆，一手持書。所以書本不宜過大，現代袋裝書流行也與公共交通工具的普及有關。但在中古歐洲，一般學者研讀的書籍，其尺寸可就大多了，絕對不適宜裝在袋子裏到處走，更不可能只用一隻手去捧讀，好在他們有讀書。到了馬基雅維利身處的文藝復興時期，其實也有了小巧的八開本（Octavo），只不過這麼輕便的書只適合但丁等「流行作品」，可以帶到林中隨處吟誦，不宜盛載柏拉圖與西塞羅的玄思和雄辯。古典著作最好還是要有古典的形態。

馬基雅維利的故事讓我們看到當時書分兩類，一類輕裝簡便內容可親，讀的時候怎麼舒服怎麼讀；另一類則龐大精美深邃只合精研，如果像中古修士那樣站看就最顯隆重了。穿一等絨袍，據意大利學者Guglielmo Cavallo考證，也是讀希臘羅馬名家經典的儀式之一，並非馬氏一人的怪癖。不知今天寫出暢銷書《新君王論》的蔡子強兄，念書時是否也循古風，又換衣服又罰站呢？

手

讀書一定離不開手的動作。看看書的歷史，就知道書的形態必然決定了手部動作的方式，讀不同型制的書，雙手的使用方式也有所差異。

古書的模樣，從它留在今天語言上的痕，可見一二。「卷」、「篇」、「冊」都是文本書籍的單位，尤其「卷」與「篇」，更被假設為一種意義自足完整的文本章節。一卷與另一卷之間，一篇和另一篇之間，要記的事要表達的意思，應該有不一樣的地方。其實，它們原本是書籍文獻形式和計量單位。篇指的是編纂在一起的竹簡，一片片竹簡，用繩索穿起來乃成一篇。如果用的繩子是牛皮所製，就叫做「韋」編。「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一般認為說的是孔子讀易經，一讀再讀，竟連編竹簡的牛皮繩子都弄斷了。尚要留意的是，比起用細麻繩做的「絲編」，牛皮製的「韋編」要來得更堅韌也更貴重，一般只用在最重要的書上，例如被奉為先王大典的《易經》。而「三」這個字在此是虛詞，代表多的意思。所以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孔子這個貴族後裔，正在認真苦讀裝潢華貴的《易經》，翻來捲去，好好一卷竹簡，一不小心就散落開來的狼狽。

自古以來，學者們普遍相信，「篇」是竹簡的單位，「卷」是絲布製「帛書」的單位，也就是說用布帛做的書應該是一張張捲起來的。「圖窮匕現」，畫在帛上的地圖捲成一卷，看的時候一手按在先揭開的一端，另一手推剩下的一端漸漸推展（請注意「展」這個動作，就是當時看書的常見姿勢），直到末端，兇器與殺意才一起暴現。但是按今天考古發掘所見，竹簡確是以卷狀存放，帛書卻沒有成卷的，它們全是摺起來層層壓，或者對摺或者四摺六摺。如果帛書的標準裝幀就是摺狀，那麼看它的動作肯定就不是看簡書般地「捲」了。還是，它有捲起來的時候，只是收藏貯存時才換了一種處置方法呢？

相應於中國上古年代，希臘人和羅馬人看的書也是卷狀的，拉丁文裏叫做「volumina」（英文volume的來源），漢譯「卷軸」。它與中國漢代之前的竹簡帛書的分別就在那根軸子之有無。除了歐洲人的書有根軸棍外，雖然大家的書都呈卷狀，但看的方法還是不一樣的。第一個不同是文字的排列，漢字由上而下豎排成行，再從右往左刻寫在一片片竹簡上，讀起來自然是用左手往左推好展露那未讀的部份。但歐洲語文卻是相反地自左而右一排排橫寫，所以他們的卷軸也正好得反過來讀，用右手向右方舒展。第二個不同，在於看中國的書卷，是把一卷書慢慢攤展開來，看到最後書也應該就完全攤平了。可是歐洲卷軸，則是一邊以右手退出未讀的紙草，另一邊用左手反向回捲讀過的部份，於是看完一卷書它還是一卷書的模樣；只是抄上文字的那一面從底面翻轉到了外面，所以終卷之後還得像看完一卷錄影帶般地回捲。

無論中西，書卷的世代都過去了，我們現在看的書是一頁頁裝釘起來翻動迅速方便的「書本」（codex）。將來還會不會有另一種嶄新的書籍樣式，需要我們採用全然不同的肢體運動來配合閱讀呢？又或者電腦和鼠標的到來就已宣告人類千多年「書本」年代的終結，好比當年它們終結了卷軸和竹帛一樣？

我只知道，今天我們坐在電腦螢幕之前，手握「老鼠」上下推移，並以指尖點壓，雖是前所未見的閱讀動作；但那屏幕畫面的移動概念卻兜了個圈回到古代，文字成為一篇連續體，而非可以斷開的頁面。一篇文章看到一半若想回頭翻查，就得往前捲動，英文叫做「scrolling」，正是羅馬人閱讀卷軸的動作。

梁文道：看見性工作看見自己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們從來不乏妓女的影像。如今報紙上的風月版常被人詬病是傷風敗俗的禍根，總見濠江春光，一片肉體橫陳。卻不知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上海，就有專門報道青樓韻事兼具指南功能的「蚊蟲報」，裏面也有很多當年名妓的畫片玉照。根據一位德國學者的觀察，那些圖像對當年中國百姓而言，其大開眼界的啟蒙功能可能不遜於梁啟超等先鋒健筆。原因是圖片裏的妓女總是身洋裝，背景也有各種稀奇古怪的洋玩意，展現的是中國人眼中的異域風情。很多國人第一次遭遇煤氣燈、電風扇和電車等西方物質文明，就是在這些知識分子眼中下三流的名妓影像。

《我的性活──性工作者攝影集》走的路子雖然完全不同，但它卻也是本貨真價實的啟蒙讀物。這本書結集自去年一個巡迴展覽，展的是香港一群「一樓一」（擁有固定工作場所的自僱型性工作者）自己拍攝的照片和文字自述。在百年華人性工作者影像史中，這肯定是突破創舉。向來只是被拍攝對象的，這回成了拿相機按快門的人；一直只是被人觀看的，這次成為提供影像的主體。我們在這本書裏頭一回透過「姐仔」的眼睛見到他們的生活，我們的世界。

我們看到，一個叫做阿鳳的姐仔抱一隻波斯貓，但不是西方油畫慣見的那種蘇丹後宮美人與慵懶貓兒睡褥席之上的場面，而是一人一貓站在馬路邊陽光下，身後有輛汽車駛過。那頭貓可是阿鳳在非典時期在街上拾回來的寶貝。我們又看到另一個「阿姐」，Mickey，拍下自己工作地點裏的雨傘、花瓶、電腦和一幅蠟染畫。在花朵的照片旁，他還用顏色筆註明「畀多生氣給大家」；大床寫真上頭又換了另一種顏色，寫道「我工作環境」。這輯圖片的標題叫做「積極人生，用心對待每一人」（「心」字還是用圖形畫出來的）。Mickey當然積極，他會乘閒上網看時事、娛樂和股市情報，娛樂自己之餘也和客人多些話題。難怪他說：「因為我是一個令人開心的人，人人叫我開心果」。

愈來愈紅的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杰克說過這麼一個故事：在科索沃事件之後，他去美國講學，講的是一連串的笑話和荷李活電影。台下關懷現實的激進年輕學子大為不滿，斥問他為甚麼罔顧戰火下的人民，卻在美國大談媚俗的商業文化。齊杰克認為聽眾有這種反應，是因為你既然來自巴爾幹，就不可能有看戲的歡樂，不可能有「我們的正常生活」。換句話說，巴爾幹來的左翼學者談的理應是巴爾幹半島上演的帝國惡行。

同樣地，妓女該有妓女的邊緣狀態，當他們表現得居然和我們一樣正常時，我們就要生氣了。因為那違反了我們的觀念，顛覆了我們的正常生活。因為我們所謂的正常，正是靠種種的異常來界定維持。我們善良，因為他們是妓女。

梁文道：李敖為人，與我何幹

【南方都市報-媒體思想】一個知識分子的私人品德與他的公開言行有關係嗎?他有桃色新聞，他日進斗金，他張狂自大，他甚至還有背信棄義；然而，這一切一切是否就推翻了他在一個社會起到的歷史作用呢?看到李敖五十多年來第一趟回大陸的熱鬧，我在家靜靜回想這個老問題。

我第一次看見李敖這個名字的時候，還不到十歲。那年在台灣隨家長去一個長輩家中做客。大人說話，我無聊，就在人家家里自己亂逛，進了一間書房看到滿架子書，其中兩排整整齊齊地在書脊上印了一行「李敖」。翻了一會兒，我跑到客廳打斷了正在談天的大人們，問了一句：「誰是李敖呀?秦爺爺怎麼有那麼多他的書?」秦爺爺和我外公交換了一個眼神，跟著又起來帶我去吃水果，意思是小孩子不要多事。

那是蔣家父子治下的威權政治年代，書有禁書，報有報禁；就連學生的頭髮長度都有規定，那叫做「發禁」。在這樣的社會底下，以批評和反省為己任的知識分子不用太聰明，也不用太有學問，他只需要很簡單地提問，問誰有資格去決定什麼書該禁，問一份報紙的張數為什麼不能超過三頁，問男學生們為什麼一定要理平頭。在一個獨裁而專制的社會里，一個人要當知識分子用不著別的，只要有常識和最簡單的邏輯就夠了，可是就在做一個知識分子這麼容易的情況下，當年卻沒有太多人擔當這個角色。大部分人，大部分學者都只是偷偷地讀李敖；在讀他那些旁征博引但道理簡單的文章時，自己到底還是個知識分子，因為那些道理我也懂。當然，讀李敖的時候不能忘記訕笑他的狂妄，不恥他的某些行徑，這樣就能把自己拉得地位更高了。

那就是我的戒嚴台灣歲月了，和今天很不一樣。今天的台灣，黑社會大哥的女兒大學畢業也可以成為頭條新聞，沒有太多人會對德國大選的結果感興趣。但那時不同，隨便一個出租車師傅都能對你侃侃而談冷戰結構的變遷。這是專制社會的特征，大家都不能評論自己家的事，所以盛產國際問題專家，老百姓也都很有國際視野。但久居守島的李敖不同，他最喜歡嬉笑怒罵島里的事。

李敖的書往往是禁書，但讀者卻奇怪地越來越多，他賺的錢可能也因此不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投機，不知道他是不是沽名釣譽，更不知道他寫那些文章的真正理由。我只知道他的書啟發了很多人如我，我後來回到香港，但有更多的人留在台灣，成為當年「堂外運動」的骨幹；還有一些人進入媒體，每天努力張開更大的空間；還有更多的人只是默默地觀察默默地思考。李敖和他那一輩少有的用常識說話的人，在他們可能也預料不到的局勢發展下，耕出了一小片土壤。後來，在這片土地上出版了一本書，叫做《丑陋的中國人》，於是守御領土又大了一點。再後來，又有一本叫做《野火集》的書，一把火般的燒焦了雜草枯枝，地就變得更肥了。

我無意誇大幾個文人的作用。事實上，在蔣經國統治的最後幾年，有一大批年輕人正抱著無比熱情於暗夜中湧動。他們後來都是台灣轉變的急先鋒。當時台灣大學的學生喜歡說「每個人總得交起碼三年的學費」，他們所指的交學費就是坐牢，台灣民主大學的學費。如果你跟那時正在忙著開研討會，或者正緊張地伏在案上印傳單做標語的青年說，李敖其實是個自私鬼，柏楊和龍應台也都很有問題的話---我想，他們會昂起流汗的前額，笑著問：「那又怎麼樣?」這些人未來的成功，吊詭地使得李敖失去了曾經擁有的光環。李敖致力爭取自由，然而一個自由的社會是不再需要斗士的。

與其關心李敖的為人，我更想知道的，是這樣的人為什麼能在威權體制里活了下來，而且著述不斷?他和他的先行者後來人，又是如何在重重禁制下發揮影響力?那時候的台灣執政者，又為什麼可以容忍他們的存在。在李敖訪問大陸的當兒，我以為，這些問題要比他對胡茵夢好不好，對蕭孟能是否恩將仇報，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