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抗戰結束了嗎？（如何紀念抗戰‧二之一）

【明報-筆陣】兩種非常奇怪的現象：一是今年全球紀念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戰時死亡人數最多的俄羅斯在納粹德國投降的60周年，於莫斯科紅場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儀式。一隊前蘇聯紅軍接受俄羅斯人民的英雄式歡迎，光榮無比地經過克里姆林宮，一派戰勝國的氣勢。反觀死傷數字比得上俄羅斯，戰時國體殘敗猶有過之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卻只是出席了一個抗戰展覽的開幕式，相當低調。而且全國上下的官方機構、各級傳媒也是多談當年的苦難國恥，少談勝戰的榮耀喜悅。明明是二次世界大戰的勝方，中國卻表達不出一種勝利的感覺。

二是近期各種國際媒體競相吹噓中國的強大崛起，《經濟學人》甚至以「中國統治了世界經濟」為題作了個專輯。而東南亞各地的傳媒和民調也顯示出對中國崛起的擔憂日益增加，彷彿王朝時期的朝貢體系隨時再臨。但是中國人自己卻不這麼看，中央政府唯恐中亞的顏色革命降到自己頭上，部分百姓則把美國日本當做兇險的國家。似乎八國聯軍圍攻京師的日子還沒過去，四處仍有強敵環伺，我們依然處在「最危險的時候」。

當然「中國威脅論」有誇大不實的地方，也有很多國人對當前中國的地位深感驕傲。但是巡視一遍中國各大網站的網民言論，我們更容易感到的是一種浮躁不安的情緒。聽說南韓要求中國人以後改稱「漢城」為「首爾」，有人立時上升到民族尊嚴的層次，說些「我們愛怎麼叫就怎麼叫，你韓國人憑什麼？咱中國人不是好欺負的」之類的話。少數更極端的言論甚至要合併蒙古、越南，好「振我漢唐天威」。另一方面則是無日無之地討論美國和日本的狼子野心，好像時時處在被威脅甚至滅國的危機之中。這兩種表面矛盾的情緒其實是同一塊硬幣的兩面，都是無法確切把握中國在國際上的位置，沒有正常自信心的表現，而且是同一種民族主義的體現。

這種民族主義就是學者劉擎所說的「雪恥型民族主義」，它來源自一連串的「國恥」和創傷記憶，是百年來無數的苦痛塑造出「中國一定要強大」的民族凝聚驅動力，其最具體的日常表現就在中國人很愛掛在嘴上的「中國不會再讓人欺負」。念茲在茲地嘮叨「欺負」與「被欺負」，是因為現今中國社會的集體記憶裏有太多消散不去的創傷經驗，猶如受傷的童年記憶陰影般地纏繞終身。總是被這樣的夢魘折磨，怎麼會有健康平和的心態呢？

這一連串的創傷通常可以簡單地歸結成四個字：內憂外患。而內憂與外患不只互為因果，並且相互纏結在集體記憶的根幹上，剪不清理還亂。在這一系列的外患裏，由甲午戰爭開始，日本就是外患之最。而八年抗戰淪喪了半壁江山，更是近世中國外患史上最大的創痛，其傷口至今淌血，其經歷仍然歷歷在目。因此抗戰似乎仍未結束，中國也沒有一種戰勝國的氣度。

很多人都會說這是日本的責任。關於日本的戰爭記憶問題，我以前說過，不贅。但值得注意的是使得日本右翼依然有壯大土壤，令其國民歷史認識不夠透徹的冷戰體系同樣影響了中國的抗戰記憶。二戰結束之後，隨之而來的冷戰固然使得許多日本戰時政府的官員再度出山，佔日美軍當局也以保持社會穩定的理由沒有徹底清算天皇體制。就算是蔣介石也要為了爭取美國的支持，不敢開出適當的賠償條件，反而「以德報怨」，甚至還請日本戰犯當軍事顧問好對付共產黨。另一方面，為了爭取日本成為盟友，中共也不斷向對方伸出橄欖枝。領導人則上自毛澤東，下至鄧小平，三番四次在外交場合中「感謝」日本的入侵帶來共產黨擴大勢力的機會。今天這個局面，難道只是日本政府單方面的責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