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筆陣】「文明」,是很多西方政治人物回應恐怖主義的常用語。比如說「他們是野蠻的,我們是文明的」,又或者「這是對整個文明世界的攻擊」。英國首相貝理雅在倫敦地鐵站第一次遇到自殺式襲擊之後說:「他們痛恨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可以看成是這條思路的一種演繹。這類措辭的根據之一是不加區分地攻擊平民和軍人乃一種未開化前現代的野蠻行為,而現代文明的一大勝利就是在軍事行動中嚴格區別平民和武裝人員。
在倫敦爆炸案發生之後,長年定居英國,支持「聖戰」的知名敘利亞教長AbuBasiral-Tartusi於7月9日發出一通「教喻」(Fatwa),指摘這次行動傷及平民,是「可恥、沒有男子氣概,缺乏勇氣及不道德的」。才不到幾天,就有另一通署名「Al-Tartusi」的「反教喻」開始流傳在英國網上的「聖戰論壇」反駁前者,提出攻擊英國百姓的合法基礎。在這份文件裏面,作者指出所有的穆斯林都不應該同情異教徒。因為恐怖主義是聖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依據伊斯蘭律法,聖戰的對象是沒有平民和武裝人員之別的。
如此看來,伊斯蘭律法果然很不符合現代文明標準。如果不想說伊斯蘭教很野蠻的話,那麼或許可以說它至少是一種依照現代西方標準來說很野蠻的文明。也就是說伊斯蘭或許是一種文明,但它卻是一種極為不同的文明。對很多西方學者和觀察家而言,事實就是如此,伊斯蘭與脫胎自基督教傳統的現代西方文明是非常不同的,不同到沒有任何溝通餘地,只有衝突的地步。最出名的例子是美國的中東史專家路易士(BernardLewis)和政治學者亨廷頓(SammuelHuntington),後者的《文明的衝突》更成為這種思路的理論基礎。根據亨廷頓的說法,整個世界的版圖可以大致分成幾個文明區塊,如伊斯蘭、儒家和佛教等不同的意識形態宰制這幾大文明,它們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是冷戰結束之後世界動亂的來源。
九一一事件至今的一連串恐怖襲擊,看似不斷驗證了這套理論。無數的評論和報道都在重複這種文明衝突的論調,把恐怖主義的根源從全球化影響下的貧富差距,和美國長期以來的外交軍事政策錯誤,轉移到一種很抽象很單純的文明論述之上。可惜的是,這種理論的普及會使它有自我證實的能力,你愈是用「我們文明,他們野蠻」的框框去看待眼前發生的事件,它們就愈會依循這種邏輯惡化下去。在倫敦接連遇襲之後,英國的右翼分子又有了活躍起來的理由,去清真寺前示威。如果我上次在此所說的多元文化政策真的被收縮調整,如果右翼真的挑起了族群間的衝突,那就只會誘使更多本來與極端分子無關的穆斯林把問題看成不可迴避的文明衝突。
法國哲學家克黑朋(MarcCr晹pon)在他批判「文明衝突論」的《製造敵人的文化》一書中指出,恐怖主義是一種邀請大家以「文明衝突論」參與其遊戲的可怕思想,因為它試圖把一個文明簡化成一組頑固的教條,拒絕任何文明對話和溝通的可能。比方說同樣是支持聖戰,AbuBasiral-Tartusi不贊成傷及平民,模仿地化名作「Al-Tartusi」的那一位作者卻以自己對伊斯蘭律法的「正確」解釋提出更為極端的主張;我們當然還要注意有更多的穆斯林根本不支持這種或那種的聖戰呼籲。但恐怖主義卻騎劫了伊斯蘭的名義,粗暴地抹煞了伊斯蘭文明的複雜多元。假如我們也相信「文明衝突論」,認為伊斯蘭律法就像「Al-Tartusi」那通「反教喻」所說的一樣,豈不正正陷入了恐怖主義循環復仇的陷阱?所以恐怖主義可怕的地方不只是它對人命的殺傷,它就像吸血鬼一樣,透過攻擊受害者,注入自己的血液,使它也變成了恐怖分子,用施襲者的眼光看世界,以施襲者的頭腦思考。
其實我們所有人都知道貝理雅的「反恐政策」不代表所有英國人的意向,正如發動自殺式襲擊的人不代表所有穆斯林;但是包括許多中國人在內,我們卻常常很直覺地把反對英美政府的對外政策變成反美,把少數的恐怖分子變成伊斯蘭文明的具體代表,正如反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擴大成反日一樣。這就是斯洛文尼亞思想家齊杰克(Slavoj脧i舁ek)所說的「意識形態幻覺」(fantasyofideology),不是被蒙住了雙眼所以看不到現實,而是明明知道現實情卻仍然樂意相信一個不正確的幻覺。因為相信一個人代表了一個文明是那麼容易那麼舒服的一件事,很輕易地就說明了本來複雜難解的世界。齊杰克論說歐洲人反猶太主義的例子同樣可以運用在恐怖主義和文明衝突兩種思想的循環往復之上:「在排猶主義者的視野中,猶太人是這樣的一種人:人們從來都搞不清他們想要的是什麼。所以人們總是可以懷疑猶太人背後的動機和陰謀。」其實恐怖主義的源起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是有人總是選擇不知道,寧願猜測他們背後包藏了更大的陰謀,那就是滅西方文明,滅「我們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