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日報-兵器譜】最近中國政府大張旗鼓，在網上招聘所謂的「網評員」。相對於網警，網評員的工作，在於當出現重大的政治事件時，有一夥職業評論員，在網上替政府辯護。
希望這群政府的「發言人」能夠扭轉網上的輿論取向，就犯不著勞煩網警絞盡腦汁找出發表異見的人。
中國政府聘請網評員，某程度上也是一種進步，至少代表了政府願意在個別公共事務上派員與一般黎民百姓辯論，總好過看那些冷冰冰，以一副令人不舒服的腔調，向媒體發表那些千篇一律的官腔言論。
不過，在網上替政府辯護的網評員，必須受過良好的辯論訓練，以至有很高的EQ，否則就會畫虎不成反像犬，政府在公眾眼中的形象就會更差，遭遇就會如一些在網上討論區上支持特區政府的人般糟糕。
在中國政府未正式聘用網評員前，有不少很熱烈擁護中央政府的熱心愛國人士，主動無私無怨地，在網上討論區舌戰群儒，斥責那些既不「愛國」，又不「愛港」的主流網民。
這些熱心的網評員，通常每天會將支持政府的老牌左派報章轉到討論區中，好讓討論區的使用者，不用去報攤買多一份報紙。又會大義凜然地，向不支持政府的人曉以大義，甚至充當道德判官，斥責這些人政治主張以至人格。
雖然世上大部分網絡討論區都禁止人身攻擊的言論，但事實上這些規條執行得並不嚴格。當網評員開始動氣針對反對政府的人作出人身攻擊，不甘所支持的人被辱的網民，亦會以牙還牙。
因此，政治相關的討論區一般都很難管得好，因為網上由政見不合引發的糾紛多不勝數，而志願網評員與其他網民相爭的結果，很多令這些網評員成為被嘲笑甚至詛咒的對象，或將整個網上論壇變成少數熱心人士參與的泥漿摔角場，其他人通通變成了CD-ROM，沉默在一旁看一場鬧劇上演。
如果中國的網評員，只懂將官方的一套一字不改轉貼到討論區，又改不了中國官方宣傳中定必人身攻擊對手的慣性，不去耐心游說公眾爭取對方支持，就算花那麼多公帑去聘請網評員，都不見得扭轉輿論的大方向。
如果宣傳部門的思維維持在舊時代，所謂的網評員只是裝在新瓶的舊酒。
2005年5月31日星期二
梁文道或黃世澤：網評員
2005年5月30日星期一
梁文道：星戰迷迷甚麼
【都市日報-兵器譜】我們這些看《星球大戰》長大的人，常常碰上一個溝通問題。例如：「你記不記得第一集裡的Obi-Wan，他怎麼好像從來沒見過Luke似的﹖」另一個人或許會說：「你說甚麼﹖Luke在第一集根本還沒出生，Obi-Wan遇上的是Luke的老爸，Anakin Skywalker」。
這個問題就是到底星戰系列的哪一集才算第一集。如果從放映的順序看來，第一集應當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播映的哪一集；但若從故事的發展秩序來講，哪一集卻是「第四集」。
這個第一集的定義問題上，我們正好可以看見作為一部商業電影，《星球大戰》的特異不凡。一般系列的商業電影往往是第一集順序開拍，第二集三集接續推出。
如果有所謂「前傳」，如《驅魔人前傳》或即將開拍的《奪寶奇兵前傳》，哪也往往是因為眼見正傳風行，製作人才動腦筋回頭補上正傳之前的故事再撈一筆。
但《星球大戰》卻很不一樣，喬治．盧卡斯一開始就想好了故事的大綱，卻決定中間落墨，從第四集拍起。
於是當年我們還小，在戲院裡見到一艘小型的太空船在另一艘巨大的宇宙戰艦上空飛過，哪艘戰艦如此巨大，小船好像怎麼飛都還飛不出它的範圍，我們就從這個很有隱喻意義的視覺效果開始，墜入哪無窮無盡但又封閉自足的宇宙，成了一群星戰迷。
我們沉迷，就因為展現在眼前的一切是這麼浩大甚麼叫做「共和國軍隊」﹖「黑武士維達」到底是誰﹖每個人物每段情節背後好像都有千頭萬緒的索，然而我們在哪些特技構成的震撼之中迷失，不知就裡地從一個銀河史詩的中間片斷進入，不知開始，更不知何處為終。
喬治．盧卡斯還在唸大學的時候，開始構思《星球大戰》。他很喜歡各種神話及中古歐洲的騎士傳說，並曾求教著名的神話學家約瑟夫．坎見(Joseph campbell)，請他指導《星球大戰》的刻本寫作。
所以《星球大戰》雖然有著科幻電影的外貌，骨架卻非常傳統。聲光科技之外，師徒父子之間的情仇，英雄的墮落與再生，泛靈論式的「力量信仰」，黑暗的誘惑，騎士團般的組織，才是星戰系列的原始動機。
傳統素材搭出的宇宙戰爭，使得《星球大戰》成為荷李活電影工業在征服全球的霸業裡，一段可以不斷追索不斷衍生的現代神話。
所以星戰迷和一般的商業片「粉絲」不同，他們都是一群需要一個說不完的神話的意義追尋者。
2005年5月29日星期日
梁文道：小說家的食譜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大部份人認識安東尼．伯爾頓（Anthony Bourdain）都是因為他寫的書和他主持的電視節目，但他一直堅持自己是個廚師，徹頭徹尾的專業廚師。用他的話講：他「可不是那些只懂得在鏡頭前面搔首弄姿，賣弄青春的餐館演員」。「專業廚師」也者，指的是不只菜燒得好，而且每次燒同一樣菜的時候都維持同一水平；不只懂得選擇好材料，而且還精於控制成本，不讓餐館虧本。
為甚麼伯爾頓要走上這條路，使得自己的雙手最後傷疤處處，還有一節手指因長期握刀而變形（雖然他很自豪擁有這麼一雙手）？在他的暢銷名作《廚室機密》裏，他說是因為少年時代去一家餐館幫工的經歷。話說有一回整個館子給人包了下來辦婚宴，場面鬧哄哄，廚房亂糟糟，新娘卻不時跑進來找大廚聊天。幾分鐘之後大廚把活兒丟下不管，神色有異地從後門離開。廚房裏的伙計們很好奇，於是堆在窗前看看後院出了甚麼事。結果看到的是那新娘捲起了衣服，正撐在一個圓桶上翹起屁股，而大廚則在她身後使勁地前後移動。伯爾頓說：「親愛的讀者們，那個時候，我第一次知道了，我要成為一個大廚」。
說這種故事來唬人的，比較像個小說家，而非專業廚師。這就是伯爾頓的風格，無時無刻強調真正的餐飲業運作方式，但又非常戲劇化，粗俗不文，腥膻色毒俱全。於是在他第一本食譜《哈里食譜》（Les Halles Cookbook）裏，我們不難想像他怎樣在教讀者作菜之餘偶而罵你兩聲「白癡」，有時恐嚇有時嘲謔。
伯爾頓教大家的，不是最高段數的入廚藝術，也不是一般的新手指南，而是法式小館裏的常用技倆。比方說食材，他並不像某些貴夫人那樣專叫人買最好最棒的東西，而是強調把很平庸甚至有點糟糕的雜碎弄成騙得了人下得了肚的食物。他認為這才是一切法式烹調的原點，因為世界上絕大部份的廚師都出身貧苦，他們想幹這行多半是想先餵飽自己。伯爾頓引述傳奇名廚帕拉丁（Jean-Louis Palladin）回答一個記者的問題說：「為甚麼我選擇當廚師？我甚麼時候決定入行？夫人啊！我的父母把我賣做奴隸！」
《哈里食譜》很實用，因為伯爾頓結合了專業廚房的做法跟一般家庭的需要。例如煮意大利飯（rissoto），他教大家在客人來前早早把米煮到一半備用，好避免客人到了之後坐乾等的尷尬。而且這也是很多餐館的習慣。可是這豈非會影響成品的質素？的確，但是「廚子永遠要懂得在最完美的作品與時間等實際問題之間找到平衡」，何況還有很多技巧可以掩飾自己的詭計。當然，伯爾頓依然有堅持。他認為所有牛肉雞肉高湯都應該親自動手煮好，放入冰櫃備用，雞精牛粉是絕對禁止的。至於對那些不打算做飯的人來講，《哈里食譜》也不失為一本消遣讀物。到底這是本小說家寫的食譜。
2005年5月27日星期五
梁文道或黃世澤：國旗崇拜
【都市日報-兵器譜】最近有立法會議員，於立法會上提出動議，要求政府規定學校和政府建築物，於國慶日等重大日子懸掛國旗，更要求學校多搞升旗禮。
鼓勵學校進行升旗禮，很明顯是要求學校藉升旗儀式，對國旗這種代表國家的圖騰的崇拜，來提升國民對國家的歸屬感。
不少民主國家，包括美國，都鼓勵學校去教導學生認識國旗。表面上，這名議員的建議並無不妥。不過，如果我們對不同的國旗上各種圖案背後的意義詳加研究，就會發現這名議員的建議相當有問題。
美國國旗的圖案意義是最清楚，旗上五十粒星代表組成美國的五十個州，根據美國國會1813年的決議，每多一個州加入，就會在獨立日於國旗加多一粒星，而紅白的十三條間條，代表脫離英國獨立的十三州，藍色代表正義、紅色代表勇敢，而白色代表廉潔公正。
法國國旗的圖案意義，紅色和藍色本來代表法國國民衛隊，而白色代表法國王室。在1946年，法國政府在憲法上列明，紅、白、藍三色代表法國大革命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這亦是法國的箴言（Motto）。
但中國國旗上的圖案又代表甚麼，國旗上的四粒小星是代表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大星是中國共產黨。紅色代表革命，而黃色代表光明。
將美國、法國和中國國旗的意義比較，其實不難察覺當中的分別。美國和法國在升旗時，除了教導學生效忠國家，同時教導學生立國精神，以至背後的核心價值，並不包含對個別政黨或政權的崇拜。愛國教育除了教導愛國，也是一種德育。
但中國國旗背後，除了對中國共產黨的崇拜，背後又教導了學生甚麼核心價值？由於中國國旗背後，並不像法國、美國般包含對某些美德或人類理想的追求，結果對國旗的崇拜，除了代表赤裸裸對個別政權的崇拜，對學生的道德教化有否幫助﹖而以政黨色彩極重的旗幟當國旗用，本來就是容易惹起爭議的事。
如果今天的中國國旗，是民國初年代表五族共和，不代表任何政黨的五色旗，相信背後的問題便少得多！
2005年5月25日星期三
梁文道：以消滅社區為己任的市區重建（民主，從舊區重建開始‧二之二）
【明報-筆陣】「去年冬季一個平凡不過的早上，經營報紙檔和小士多的伯尼和他的太太帶一群小孩穿過馬路；之後借了一把傘給顧客，又借了一美元給另一個顧客；替出了遠門的鄰居代收了幾件包裹；勸阻了兩個想來買煙的小伙子；替行人指路；幫對面街的鐘表師傅保管一枚手表；向一個想來找房子租的人介紹行情；安慰了一個最近家庭出了點狀的鄰居；教訓了一頓小混混，讓他們知道行為不良就甭想再來幫襯；又為一些只是路過來買點小東西的老主顧提供了聊天的場地；替另一些主顧預留剛到的報章雜誌；建議一個要買生日禮物的母親不要買模型船，因為有另一個小孩也會在同一個生日派對上送同樣的禮物……」一個平凡的早上，一對士多的老闆就做了這麼多事，他們不只是在做生意，而且還是社工、保母和房屋經紀。這些「服務」都是免費的，用不政府提供也用不任何機構代勞。如果這裏不是一個老街上的小社區，而是一堆簇新的大樓，就不可能有這麼一間士多；有的只會是連鎖超市、24小時便利店以及住宅底下的豪華會所。
前面那段話來自珍‧雅可布斯(JaneJacobs)的經典《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受到雅可布斯的影響，自從70年代開始，居民參與的規劃和舊區重建，就已經成為城市規劃的新典範。從英國、歐陸到北美，一個又一個的都市老區以民主開放的精神去諮詢居民想要一種怎麼樣的重建；甚至不厭其煩地召開各種會議和工作坊，邀請市民一起動手動腳參與規劃設計，為的就是要從保留原有社區的角度出發，為居民提供他們想要的生活。這股潮流並沒有局限在「先進」國家，近年連很多被港人認為比較落後的亞非拉地區，一樣正在開展居民參與規劃的實驗。離我們近一點的台北，甚至把住民參與規劃列作舊區重建的必要程序。我相信香港沒有一個規劃師不知道這種規劃方式，也相信沒有一個規劃師沒讀過《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包括那些在市區重建局工作的規劃師。
市區重建在香港從來不是重建社區，它只是一種拆掉老建築老街道再賣給發展商的單純牟利行為。至於居民，除了在賠償金額上要和市區重建局討價還價之外，根本不被諮詢不受理會。我們知道土地是香港最寶貴的資產，也知道地產業是香港經濟的火車頭，但在經過了泡沫爆破的慘痛教訓，正要努力尋求轉型方向的今天，難道就不可以稍為改弦易轍，找出一個既能照顧舊區原有風貌和人際網絡，又可兼顧商業利益的新模式嗎？市區重建局的答案似乎是：不可以。
灣仔是所有介紹香港的旅遊指南都會特別說明的地區，因為它糅合了不同時期的建築和文化，新舊共冶一爐。但是構成這片獨特風景的那些老街道，正一條一條地落入市區重建局手中，準備拆除。根據官方頒布的「市區重建策略」，「保存社區網絡及社區特色」是市區重建的主要目標之一。但市區重建局從來沒有認真落實這些目標。過去它還可以說香港人不關心自己居住的老社區，只想要錢走人；但當利東街(俗稱「喜帖街」)和麥加力歌街的居民主動提出規劃案，想要住在原區「保存社區網絡和社區特色」的時候，它又能說什麼呢？在回應這些街坊要求的一封信裏，市區重建局的答案卻是「政府經廣泛諮詢後制定的這套政策，並不包括『業主參與發展』的補償模式」。請注意「補償」二字，面對這個香港史上第一個居民參與的規劃提案，市建局仍然不改固有心態，把他們的心願當成一種「補償」的要求。言下之意是這片土地我是要定了，你們想我賠什麼就說吧，除了想住在原來的房子之外。
在同一封信裏，市建局又表示「『業主參與發展』的構思，涉及十分複雜的商務法律、財務安排等問題，包括如何處理補地價和業主如何分擔發展成本等等，這些都需要時間進行深入及詳細的研究。若果貿然推行，對市建局日後推行的項目會產生深遠影響，必須經過長期研究，才可能有全面分析和考慮。我們絕不能草率行事」。在「市區重建策略」頒布了那麼多年之後，在最能體現民主精神最能保存社區網絡和社區特色的居民參與規劃運動風行三十多年之後，市建局居然告訴我們它從未研究過這種可能？
看來龍應台教授所說的「中環價值」仍然主導市建局的思路。
身為一個公營機構，它的做法當然不算「官商勾結」，但它卻是徹頭徹尾地只為發展商服務，罔顧灣仔街坊合理的訴求。以後有機會，我會再詳述市建局「收樓」的手法和它「以我為主」的官本位心態。但是以後，我們香港市民在「凱旋門」和天水圍之間，可還有另一種城市居住形態的選擇嗎？
2005年5月22日星期日
梁文道：安東尼．伯爾頓（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一個小說家寫食譜，與一個廚師寫小說，哪一樣更令人害怕呢？
我想大部份人都會以為廚師寫小說比較骸人吧，放鍋鏟不管，跑去動筆動紙，肯定飯做不好，小說也不入流。至於一個作家要是寫寫入廚心得如台灣的林文月教授那般，則是一件懂得美食的文人偶一為之的風雅韻事了。到底自古以來，從蘇東坡、袁枚到唐魯孫以至於蔡瀾，我們不乏文人寫食經甚至食譜的傳統。但恕我直言，大部份作家寫的食譜其實都不算食譜，我的意思是真正的食譜，那種可以操作，而且真正把讀者當成廚房學徒來看的食譜。
反過來，許多資深廚師寫的食譜固然可用實用，讀起來卻味同嚼蠟，真是入得廚房上不了床。還有一類食譜，作者是米其林三星級的大師，先別管你在家裏能不能按圖還原那一道道只應天上有的雕塑；其文字就先叫人疑惑，怎麼會寫得……嗯，這麼「藝術」呢？似乎大師們都想大家知道，無論是灶台上還是書桌上，他都是真正的藝術家，所以連文章都特別賣弄，沒有廚房的煙火氣。
好在我們終於有了伯爾頓（Anthony Bourdain）這本《哈里食譜》（Anthony Bourdain's Les Halles Cookbook）。或許很多人都在電視上見過這位伯爾頓先生了，他主持一個環遊世界找美食的節目。前陣子來香港覓食的時候，電視台還為他搞了個晚飯聚會，你得好運才能被抽中與他同桌共餐。做主持人之前，他首先是個有二十多年經驗的專業廚師，現在是聞名美國的法式小館「哈里」的行政總廚。但讓更多人認識他的，卻是書。他寫小說，而且是暢銷的小說，故事都發生在廚房周圍。例如《Bone In The Throat》，基本上是個有謀殺案有黑手黨的驚慄故事，而案發地點則是家餐廳。
《哈里食譜》是本怎麼樣的食譜，你可以從他最出名的一本書《廚室機密》（Kithchen Confidential）參考。這本書揭穿了太多真相，有的叫人心驚，使同行與他絕交，例如所有餐館禮拜一的魚都不能吃，所有廚房也都有把壞掉的肉變成漢堡的本事。有的內幕則比較沒有殺傷力，比方說美國大部份餐館裏躲在幕後燒菜的師傅，其實都來自中南美洲。因此在美國要是想混廚師這一行，首先得學西班牙文，不管你想煮意大利粉還是炸天婦羅。
伯爾頓受歡迎，道理就像前幾年香港報紙找警察和的士司機寫專欄，如今時興「職業博客」一樣（例如空中小姐與消防員日日吐心聲的blog），大家就是喜歡有人如此赤裸直接地把一種職業的內幕如實道出。而且伯爾頓很會說故事，文筆有股剛勁爽快的風格。畢竟除了入廚之外，他還是《紐約客》的作者。
2005年5月18日星期三
梁文道：民主從舊區重建開始（民主，從舊區重建開始‧二之一）
【明報-筆陣】什麼是「H15」？「H15」是市區重建局在灣仔老區的3個項目之一，指的是利東街一帶大約8900多平方米的範圍，包括了54座建築物、930個住戶和100多家小商舖(其中包括了香港人熟悉的「喜帖街」)。市建局正打算搬遷這裏的全部居民和商戶，清拆所有房屋，然後一如以往地把這塊地面平整過後，再準備推出市場。在這富有傳統香港風味的老灣仔地區，已經有「H16」(船街項目)和「H17」(灣仔道項目)先後經過這些步驟。
什麼是「H15」？它也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個居民參與的市區更新計劃。在一些規劃師和社工等專業人士的協助下，這個地段的居民主動提出了他們的規劃案，正在等待城規會的決議。「H15」是發生在同一個地區，兩套市區重建方式，兩種規劃理念，兩種政治過程及文化的首趟交鋒。
一直以來，在香港的主流論述裏面，民主就意味立法會和特首的全面直選。「爭取民主」4個字，幾乎和「爭取07、08普選」是同義詞。而一提到民主，我們又會想到公民社會；一談公民社會，就聯想到七一大遊行等示威活動。似乎民主就是去投票選擇政治領袖，公民社會就是香港市民爭取這種選擇權力的集體行動。可是民主實在不只是隔個四五年就去投一次票這麼簡單。它還應該有更廣闊的意義範圍。難道民主不也是每一個公民有權參與有權決定會影響他生活面目及質素的重大公共事務嗎？難道民主不也是政府得在制訂政策的過程及決策的機制中放下那種從上而下「以我為主」的心態嗎？所謂的公民社會，難道不也包括一組肯定民間互助精神，以及尊重個人權利的價值觀嗎？「H15」居民參與規劃案的歷史意義，就在於它是香港市民首次要求有份決定他們居住空間的未來面貌，也在於它是一次比較民主的空間權利主張。
「都市規劃」規劃的不是一個沒有社會背景的空洞城市，所有的都市規劃也都是一種政治過程，它可以把一些人從一個有工作且各種設施健全的傳統社區，遷去遠離城市中心的地帶「填邊」；它可以產生更多的財富，也可以加劇貧窮。只要回想一下屯門的歷史，再看看今天的天水圍，就會明白我說的不只是抽象的道理，而且是具體的現實。
但是在香港，舊區的重建和城市的規劃從來就不是一項嚴肅的政治議題，更加沒有被放進公民社會的建立與民主化的整個進程裏面思考。無論是政府和官方單位，還是一般市民，大家在重建過程裏考慮的，都只是賠償金額足夠與否。例如市區重建局和它的前身「土發」，在決定要重建一個舊區的時候，不用搞任何正式深入的居民諮詢，只需在報上登個通知，無人反對的話幾個星期之後就摸上居民門口估量一番。在「H15」重建案裏，甚至有市建局職員進了居民家門之後，不問准不請示地就自動翻箱倒槓，令人氣結。居民不能夢想他住的地方未來會變成什麼模樣，他唯一的選擇就是對市建局拋出來的賠償價錢，說接受或者不接受。如果選擇不接受，市建局職員有時還會語帶威脅地告訴業主，以後的價錢會更糟。如果住戶向議員求助，議員們提供的協助往往也是討價還價，而非讓居民在居住空間的權利上得到伸張。拿到錢之後，很多居民會發現他再也不可能住在原區；而那被推平的舊居上建起的新樓房，則住進了更有財力的新來戶。
2005年5月15日星期日
梁文道：兩個怪老頭的死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從前唸大學的時候，所有我們這些自命思想前衛基進的青年都不會去讀三個人的書。這三個人包括班奈特（William Benett），前任美國教育部部長；布魯姆（Alan Bloom），芝加哥大學的哲學教授；還有索爾．貝婁。合稱三B的他們是保守主義健將，在我們的心目中是食古不化的老頑固，反對同性戀反對女性主義反對環保反對多元文化，是典型的西方白種男人異性戀沙文主義豬。尤其是布魯姆，寫過一本引經據典的書大罵各式各樣的「政治正確」和「價值相對主義」，成了所有教柏拉圖、莎士比亞和聖經的老教授的英雄，也成了所有年輕新人類的公敵。那本暢銷得不像話的書叫做《美國心靈的閉塞》，照一位評論家的說法，布魯姆之所以覺得美國人心智日益狹隘，「就是因為他們太他媽的開放了」。
布魯姆就是貝婁最後長篇《羅斐斯坦》裏面的主角，貝婁繼續他影射小說的寫作方式，為他這位生前好友作傳。貝婁與布魯姆是莫逆之交，二人臭味相投，都不喜歡開放到了虛無境界的美國文化，但布魯姆是個比起拘謹內向的貝婁更開放更敢言的大塊頭，所以總是布魯姆能夠把罵人的話說得更狠，而且好笑。於是在貝婁的建議底下，布魯姆下定決心把平常掛在嘴邊的牢騷變成一本書。《美國心靈的閉塞》的序言是貝婁寫的，那時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要比布魯姆出名多了，後來哲學教授布魯姆卻因為這本書的版稅變得比貝婁更富有。
在《羅斐斯坦》裏面，我們看到的布魯姆很會享受他的財富，吃得好住得豪。甚至在他還未發財以前，他就已經為了銀器和地毯弄得欠債纍纍。而且我們發現布魯姆這個人對沉思大自然沒有興趣，覺得家旁林子裏的鸚鵡吵耳，他只喜歡城市，因為他喜歡人。他八卦得要命，打探所有朋友的私事，然後再到處宣揚。他的樂事之一是身在政界的高足讓他比報紙早一天知道華盛頓的秘聞，之二是和麥可傑克遜搭過同一輛電梯，以及在機場跟蹤伊利沙白泰勒。而且，他居然是個同性戀者，甚至死在愛滋病手上。
再一次，貝婁惹火了很多朋友，覺得他出賣老友，醜化了今日美國新保守派的精神導師。但是我卻因為這本書才改變了對於布魯姆的刻版印象。原來這個英譯柏拉圖《理想國》的老人會因為時常處於亢奮狀態而手指發顫，老是弄得滿身名貴西裝染上咖啡漬。他是這麼可愛直率地面對朋友，他知道老友筆下的自己不會是神，但他就是喜歡老友說故事的方法。所以他要貝婁在他死後寫他的故事，他倆的友誼。彷彿死了的他還得到貝婁那些一定能令他哈哈大笑的描述。
貝婁記得自己的承諾，但下不了筆，直到自己經歷一場大病，死過翻生，才成就了這麼一部關於友誼、老年與死亡的紀錄。實踐了對朋友的諾言，現在貝婁或者能在另一個世界聽老友繼續笑罵這太他媽的開放的世界了。
2005年5月13日星期五
梁文道或黃世澤：血薦軒轅
【都市日報-兵器譜】如果真有黃帝這個人，那他到底姓甚麼呢﹖有人說他姓「姬」，因為黃帝以「以姬水成，故姓姬」。周朝君主最喜歡這個說法，因為他們也姓姬，如此一來就可以確立他們和黃帝這個上古傳說中的聖王一脈相承的血緣關係了。但自此之後，就算不姓姬的也搶著去拜黃帝，為的就是要繼承帝系的正統。
例如篡漢的王莽，就是第一個建立「黃帝太初祖廟」的帝王。他把這個廟建得異常宏大，一方面要把黃帝推上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則標榜建廟的自己也是黃帝以來萬古不易之正統的傳人。
為甚麼建廟拜黃帝就會成了他的後人呢﹖道理其實不難懂，想想看，你會不會為了一個和自己沒有關係的人去修墳﹖
你會不會在墳場到處以後人身份隨便亂拜，隨便掃墓呢﹖只有合法合理的後輩子孫才會為自己的祖先造墳掃墓。皇帝祭祀黃帝，就是這個意思。
而自王莽開始，歷代歷朝姓氏不同的王家也都崇奉黃帝，並且嚴禁一般人等隨便去黃陵祭祀，好壟斷這個由祭祀而來的繼承權。
周朝祭拜黃帝，講究的是他姬姓一族的「血緣政治(politics of blood)」。但後來的皇帝跑去和黃帝拉關係，則是強調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虛擬血緣，這叫做「政治血緣( blood of politics )」。
可不論是周朝也好，清朝也好，黃帝都還只是帝王權威的象徵，與老百姓無關。然而1903年，還在東京唸書發奮報國的青年魯迅卻寫下了到了名句「我以我血薦軒轅」。
軒轅黃帝似乎一下子從帝家的禁臠，成了所有中國人崇拜的對像了。
在辛亥革命的前十年左右，各方人馬正在爭議何謂中國人，有人說漢人就是中國人，也有人建議滿漢都是一家親，更有人主張跨國團結所有黃種人。
正好在這個時候也同時興起了一片「黃帝熱」，有人主張紀年方式應該採「黃帝紀年」，例如1911年就是黃帝紀元4609年；有人則寫兒歌教孩子們認識自己是「軒轅世冑」。
總之不管是提倡排滿尊漢，還是五族共和，甚至是宣傳大亞洲主義的，都把黃帝這個抽象符號拉了出來；有說他是漢人始祖的，中華民族的始祖，更有人認為他是黃種人的始祖。
爭鬥的結果就是確認了軒轅黃帝作為中華民族共祖的地位，兩千年來由帝王繼承的政治血緣擴展到了十幾億人的身上，你我就這麼成了他的後代。
2005年5月11日星期三
梁文道：我們無罪 我們只是小零件（告別反日，深化反罪‧二之二）
【明報-筆陣】「手下不留情的殘忍之事是用匕首挖出母親胎內的孩子。看到乳兒的話就拋到空中，在母親面前用刺刀接住乳兒給母親看。」這是二戰時期曾在中國服役的日本軍人服部彌一的證言，他接說：「到戰場之前連一隻小蟲豸都不敢碾死的我，在自身獸性的內部潛伏以殺人遊戲為樂的不知深淵的魔鬼生命。」這段話最可怕的，在我看來並非那種殘殺嬰兒的手段，而是一個曾經連小蟲也不敢踩死的人，怎麼會成了以屠殺為樂的兇手。
另一位日本軍人在1937年9月10日接到召集令，加入了「華中特遣軍直屬部隊野戰瓦斯第二中隊」，由名字就知道這是一支毒氣作戰部隊。因為國際法禁用毒瓦斯，所以它是秘密行事的特種部隊。這名軍人參與過當年進攻南京的作戰，在部隊裏很受尊敬，因為他的性格溫厚，被認為是個「忠實而正直的士兵」。南京大屠殺之後的3個月，他進駐定遠，寫下這麼一封信：「……現在眺望定遠城外，風景異常清明秀麗。柳吐新雲，河水淼淼，油菜花一片金黃。平原千里，一望無垠，遠處迷迷濛濛，但見白雲如絮……明麗的春光任何漢字的形容詞都可當之無愧。尤其是楊柳之綠、油菜花之黃，顏色鮮艷近似原色，極為悠然自在的構圖……」轉戰異國，猶能寄興春光的這位士兵，就是我深深景仰的一代大師、電影導演小津安二郎。
研究小津安二郎的佐藤忠男曾經指出：「實際上小津只是不能夠積極贊成軍國主義，決不是消極地不贊同軍國主義。」小津的為人「可以侃侃而談個人道德問題，但一提到國家、民族、社會、政治之類，就有些羞於開口。如果說小津的道德是平民百姓的道德，那麼這個平民百姓的道德基礎就在於此。談論個人道德個人能夠負責，然而社會、政治問題即使談論個人也難以負責」(佐藤忠男：《小津安二郎的藝術》)。那麼，參與南京之役和施放毒氣，到底是個人的事，還是社會政治的事呢？我不清楚小津安二郎會怎麼想，因為在他那些貫注了人道精神與平民關懷的電影裏，沒有直接的答案。
在描述二次世界大戰的電影裏面，我們常常看到對比起粗野不文的美軍，德國軍官總是一派儒雅，喜歡誦讀歌德甚至能夠彈一首貝多芬的奏鳴曲。為什麼這樣的人會參與如此駭人聽聞的冷酷殘殺呢？這大概也是德裔美籍哲學家漢娜‧鄂倫(HannahArendt)去耶路撒冷旁聽納粹黨徒艾克曼(AdolfEichmann)受審時，心裏帶的疑問。她驚訝地發現「艾克曼既不陰險，也不兇橫」，完全不像一個惡貫滿盈的罪犯，就那麼彬彬有禮地坐在席上。他甚至宣稱「他的一生都是依據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的所有行動都來自康德對於責任的界定」。艾克曼所做的一切都來自遵從命令，頂多就是特別熱心軍階晉升罷了，所以艾克曼形容自己只不過是「一座機器裏的螺絲釘」。
「 平凡之惡」 錯在放棄
這就是後來非常有名的「平凡之惡」(evilofbanality)。人類不需要是個什麼大奸大惡之徒，也不需要暴力威迫，他只需要合作，一個平凡的人就可以成就難以想像難以言傳的邪惡。「真正困擾我們的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朋友的行為。持續一生的友誼可以在一夜之間被摧，就因為害怕錯失了加入歷史的潮流。他們只是在納粹的威勢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斷的能力。」(HannahArendt《Re-sponsibilityandJudgment》)。
很多學者形容納粹的罪行是史無前例的「極端之惡」(radicalevil)，其規模其內涵超出了人類想像力的邊界。而漢娜‧鄂倫獨到之處，就是指出即使邪惡如納粹，到底也是個在地上行走的機器，是個人類零件組成的組織和機構。而人之所以會附和它甚至加入它，只是因為受到誘惑，只是不想與他人不同，只是想做個乖乖聽話的「好人」，此乃「平凡之惡」。正是因為這個「平凡之惡」的觀點，我們可以討論在獨裁專制的政權底下，個人的道德責任問題。去逼問當年的德國人何以不反抗的時候，我們其實是在反省巨大的邪惡是如何由每一個人不經意的每一步逐漸積累而成。納粹黨衛軍不都是痛下決心要做兇手的，他們可能平凡如你我，他們甚至可以是個熟讀康德知書達禮的「好人」，他們只是漸漸地交出了判斷的能力。
因此我們可以拿日本與德國相提並論，因為在二戰期間，它們的社會都是極權主義盛行，「平凡之惡」浸淫了整個國度。服部彌一是個好人，小津安二郎也是個溫情脈脈的謙謙君子，但是他們都在那一刻交出了自己思考「社會和政治問題」的能力。
所謂「日本軍國主義」其實是建立在天皇制上的一種社會制度，以神格人身的天皇為中心，由上而下一層層地構成了整個國家的秩序。在這個秩序裏面，個人沒有自主的自由可言，他的行動完全是上級替他規定的。因此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稱之為「不負責任的體系」。可是得注意這套秩序並不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什麼日本民族性，而是明治維新之後才透過各種文宣教育手段建立起來的新事物。如果要日本人徹底接受戰爭責任，就得揭穿天皇制的神話，使得大家重新認識到那部大機器裏的小零件，到底是個有自省能力可以為自己行為負責的人。對於推說「我也是個被國家欺騙的受害者」或者「我只是奉命行事」的人，必須像對錯愕的艾克曼一樣，指出他埋沒理性終於與邪惡合作的歷程。
配合冷戰 日皇逃過戰爭罪責
可是戰後佔領日本的美國指揮部，卻為了即將開展的冷戰，選擇保存日本「國體」和社會穩定，不去觸碰天皇制的核心，一方面免去了裕仁天皇的罪責，將首相東條英機列為A級戰犯；另一方面則努力讓日本國民感到自己也是無辜的受害人，被政府的宣傳所騙。於是非常詭異地，曾經有一半人口駐在海外的日本，卻從未大規模和系統地反省自己殖民海外的經歷，彷彿它從來不曾是個殖民帝國。一切罪責，全在那極少數的戰犯身上。而直至今日，發表過《人間宣言》的日本不只沒有動搖過天皇的無上地位，他的神聖價值甚至死灰復燃，再次成為右翼尊奉的對象。順帶一提，近日很多人談論的《菊花與刀》，本來是人類學家潘乃德(RuthBenedict)戰時為美國官方寫作的「敵情分析」。她認為天皇在日本是個可以參與也可以不參與政治的神聖領袖，超出了價值批判的範圍，受人尊重但不一定與戰責相關。戰後美國統治當局保持了天皇制，理據之一就是這位人類學家的分析，儘管她不懂日文也未曾到過日本。
1967年5月30日一位叫做許恭生的清華大學學生在校園內逃跑的時候不慎絆倒，他的同學們立刻上前用自製的長矛對他亂刺，他身上被刺中二十多處，腿股動脈和肝臟破裂之後死亡。幾分鐘前，他的另一位同學卞雨林因為中了塗上氯化鉀的箭矢死去。這兩人都是文革期間著名的清華大學「百日武鬥」受害者，殺他們的人和他們一樣，是全國最高學府的精英，天子門生。為什麼一個純良的學生會變成亂了性的兇徒呢？最近有人常說除了日本以外，中國政府也要反省，也要承擔歷史責任。其實要反省的，又何止政府，除非我們真的相信過去幾十年來的罪孽只是「極少數極少數的幾個人」的錯誤，其他人不是受騙，失了心瘋，就是「大機器裏的小零件」。
梁文道或黃世澤：黃色與黃帝
【都市日報-兵器譜】從小我就聽說自己是炎黃子孫，也就是說炎帝與黃帝都是我的祖先。在炎黃二帝之中，黃帝的名字比較響亮，而且可親一點。那時年幼，我總以為黃帝比較像中國人真正始祖的原因，是因為他是黃色的。你看，時至今日，連台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訪問西安，在晉謁黃帝陵之前，也先來一段陝西話：「我為啥皮膚黃黃的」。中國人老愛自稱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珠，此皮之黃與黃帝的黃莫非真有些關係。
今天只要受過一點現代歷史學訓練的人都知道，甚麼伏羲、女媧、三皇五帝，就算不是純粹的神話角色，也多是面目模糊隨時變化的傳說人物。
例如黃帝，今天被推舉為中華民族的共祖；但在漢朝初葉，卻是所謂「黃老之術」裡仙學方七的開端祖宗，與老子並列。其實這一堆中國古使上的傳說帝王到底哪個排先哪個排後，也一直有不同說法。
所以司馬遷在《史記》的《五帝本紀》裡才會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其實春秋以前根本沒有關於黃帝的紀載，要在戰國之後才開始盛行黃帝的傳說。而到了漢朝，本來說這些帝王傳說不可盡信的司馬遷卻很準確不疑地把黃帝列在《五帝本紀》之首，為甚麼﹖有學者認為那是西漢流行五行學說，為每個朝代安派一種顏色，而每一種顏色就代表了一種獨特的品德。
德與德之間，朝代與朝代之間，有固定先後的輪流秩序，是為「五德終始」。而漢武帝就曾定服色為黃色，表示在他治下國家正走向黃色土德的大運。
司馬遷是漢武帝時間的史官，為了配合這個說法，乃循環上推，把黃帝列在諸帝之首，剛好與漢武帝一頭一尾完美地完成這個帝系循環。
而漢另一本重要著作《白虎通義》也用顏色說明黃帝的地位：「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
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長存，故稱黃帝」。可見黃帝之所以是上古諸帝之首，的確與他的「黃」有關。
2005年5月9日星期一
梁文道或黃世澤：國寶動物
【都市日報-兵器譜】熊貓是現代中國的象微性動物之一，但這種象徵的價值物與龍鳳獅虎等傳統圖騰動物卻大有不同。自古以來，人類就會選擇一些動物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作為崇拜對象，或許把他們當作神祇，或許當作代表部落的圖騰。人類看中的，是那些動物外形、行為或生理構造的特徵。
比如鷹，有人喜歡牠那龐大的軀體卻能翱翔天際，和高超的捕食能力及兇猛的氣勢。人會把自己的想像和性格投射在動物身上，因此令其他禽鳥恐懼的鷹就成了一種「孤傲卓絕」的動物了。此外，動物世界也被認為存在著類似於人類的秩序結構。故此中國古人就為各式動物任命了一列君長，例如龍為鱗蟲之長，鳳是羽蟲之長，麒麟乃毛蟲之長，至於龜則是介蟲之長；似乎動物世界也是個尊卑有別長幼有序的社會。
而那些君長類的動物則因其地位，又有了帝王級的稱號，是故鯉為「魚王」，虎為「山君」，鯨乃「海酋」。崇拜這些動物的部落都有神話說明自己的酋長王族怎樣繼承了君長級動物的神聖地位。
但現代的「國寶」動物卻沒有這種人格化甚至神格化的特徵，雖然大家也會投射一些人類自己的性格特點上去。可是牠們之所以為「國寶」，卻在於牠們首先必需是一國特有的土產，其次是牠們必須受人喜愛，例如大象、鳥蜂和袋鼠。反過來說，蚊子或蟑螂就算再歷史悠久，無論如何也不會成為國寶。
因為只有受到人類普遍喜愛，但又局限在某國生存活動的動物，才能成為一國國民為之自豪的象徵。以動物花草山川等自然事物為國家的代表物，其實是晚近民族國家的產品。
自從民族主義在十八世紀興起之後，各種自然的景觀和生物也陸續被收編進民族國家這種純粹人為的國度之內。例如一直被歐洲人看不起，覺得它既沒歷史也沒文化的美國，就在十九世紀開始規劃。黃石公園等「國家公園」，以充滿荒野氣息的風景建立民族國家的自尊，回應古老的人文歐洲。這就是所謂的「自然民族主義」。
而熊貓與龍的分別，也就在於後者是古老的圖騰，如神一般地受人崇拜；前者則是現代民族國家認定的國寶，不一定威風，但必須是討喜的特產。
2005年5月8日星期日
梁文道：知識份子這種人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索爾．貝婁（Saul Bellow）死了，自此之後，我實在想不出還有誰寫知識份子的故事會寫得更叫人心痛，同時更叫人忍噱不住。並且請注意，我說的不是一般意義下的「笑中有淚」。很多人稱頌的「笑中有淚」往往只是一種太過含糊的狀態，很容易變得庸俗不堪，不是笑得過度劇烈滴下了眼淚，就是忘情笑完之後才醒悟到手指已經給煙屁股燒疼了。索爾．貝婁的小說在最完美的時候，是一種悲喜共時的尷尬狀態，例如他最後一部作品《拉維爾斯坦》（Ravelstein）。
索爾．貝婁總是喜歡以知識份子當主角，而且還是以他的朋友為模型。所以每次出書，都有相識要和他絕交，他們實在受不了自己竟然顯得這麼可笑滑稽。由於角色來自貝婁親身認識的知識人，他自己又活在以芝加哥大學為中心的學院派精英圈子裏，所以他寫出來的人物總是滿口柏拉圖、黑格爾以及韋伯，彷彿學養差一點都看不懂。貝婁自己又十分博學，隨時引經據典，喜歡鑲滿了典故的比喻，是真真正正的bookish。因此他的名作（有人說是自傳）《荷索》（Herzog）居然能成為暢銷書榜冠軍，也真是書史怪譚。
老套點說，他的書好賣或許因為他寫出了人類永恒的困惑。這也是諾貝爾文學獎頌詞裏肯定的：「他對人類文明的×××作出了貢獻」云云。當然囉，有哪一個諾貝爾獎得主不被讚美成「對人類有貢獻」呢？可是，也是這種對於人類處境中可笑的倒霉遭遇的獨特感知，使得貝婁與一般寫文人圈子軼事怪聞的作者有了差天共地的分別。例如洛基（David Lodge），也是個十分出色的作家，嘲諷學界醜聞的功力可說入木三分。又如《儒林外史》，已經成了一面文人的照妖魔鏡，直到今天還叫人發現要比起文人的無行和弱智，總有人比自己更糟。
但是索爾．貝婁不同，他的主題不是知識份子，而是人的不幸命運和造成這些命運的種種性格，只不過承擔了這些命運及性格的人正好是他熟悉的知識份子。他的角色說起話來學究味濃得化不開，絕非賣弄，純粹因為那就是他們說話的方法。像布魯姆（Allan Bloom）和希爾斯（Edward Shills）這些大學者，他們的整個生活就是建立在經典鉅著之上的，你叫他們在面對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時，如何可能不去援引腦中的思想資源？所以，貝婁以他們為範本創造的人物，就得在解決慾求不滿的苦惱時，想到柏拉圖怎麼說愛慾的起源，佛洛伊德怎麼分析力比多的作用。性慾困擾所有人，是人類的永咒結，但知識人面對它表述它處理它，就真有知識人的方式。
可是，知識並沒能使人可以更精地超脫死亡和愛情等種種大問題。這也正是貝婁創作的喜劇，知識份子越是有學問，他們就被綁得更緊，儘管那些學問本來是為了這些問題才存在的。昆德拉的名言：「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知識份子一思考，上帝就更是笑瘋了，尤其當那個知識份子還是個無神論者的時候。
2005年5月6日星期五
梁文道或黃世澤：動物外交
【都市日報-兵器譜】這筆必須付出的慈善捐款碰到了統獨爭議的核心，因為按大陸有關規定，收到熊貓的若是外國動物園，就得比國內的動物園付出多一倍的捐款。那麼台北木柵動物園是國外還是國內呢﹖按大陸的說法，台北當然是可以給少點錢的國內地區；但如果台獨分子堅持台灣是另一國度，那就得多掏腰包了。
這個統獨問題還涉及到收送熊貓這個行為的命名方式：到底這算不算是「熊貓外交」﹖大陸和台灣的往來能叫做「外交」嗎﹖
「熊貓外交」是中國繼「乒乓外交」之後的另一個偉大發明，而且更能討喜，畢竟胖嘟嘟圓滾滾的大熊貓有誰會討厭牠呢﹖外國的小孩子看著牠長大，或許日後會對中國格外有好感，覺得中國和熊貓一樣，雖然軀體龐大但毫無殺傷力，就算崛起也肯定是和平的。
因此政府有意無意之間把熊貓捧成一種象徵中國的動物，雖沒有虎豹那般雄壯，那麼讓國人自豪；卻可親得多，能打動老外的心。
動物成為外交工具，非自今日始。中國史籍記載，阿富汗地區的古國就曾貢獻獅子入華(可見當時中亞地區是有獅子的)，鄭和下西洋亦曾帶回傳說中的麒麟(其實就是長頸鹿)。
但這種致贈動物的行為，其意義與今日的動物外交大有分別，因為獅子和長頸鹿等珍稀異獸是送入宮中的奇寶，價值不在牠們代表了甚麼國家甚麼民族，而在於物們是那些國家那些地區的土特產。也就是說古代異邦贈送動物，著重點是它罕有而珍貴的價值，與鑽石琉璃的地位差不多，而非牠們象徵了甚麼民族文化的特性。
四川熊貓當然是瀕臨絕種的動物，否則也不會成為世界自然基金會的象徵。可是把牠們雙雙地送上飛機卻絕不只是朝貢獻寶，還有一種額外的國族象徵意義。可是自然生物又是怎麼負擔上了人類的價值，成了國寶的呢？我們下回再談。
2005年5月5日星期四
梁文道：新教宗捍衛聖樂之聖？
【明報-世紀?Critical Thinking】本篤十六世同意許多宗教音樂都有剝除人我之別，使人群進入忘我狂迷境界的功能，而配合天主教儀式的聖樂雖然也要使信徒感到聖神降臨，會眾融為一體，但是二者之間還是有本質的分別。那就是聖樂得與聖經中的言詞相似，乃「道成肉身」的結晶，它「不能只是韻律的狂歡、感官的刺激和主觀情感的表達，又或者表面的娛樂……
上回談過一點梵蒂岡和現代音樂的關係，意猶未盡，這次再說說新教宗本篤十六世的音樂品味。這位教宗，很多人都說他保守。5月2日版的美國《時代雜誌》為他做了一個封面專輯，其中一個關鍵詞正是「保守」二字。的確，身為教廷「官方神學家」，之前是梵蒂岡教義部(前身即大名鼎鼎的宗教法庭)部長的本篤十六世，多年來為了捍衛正統教義，不知參與過多少次論戰。從神學解釋、政治立場到文化方向等多種領域的爭論，他幾乎無役不與。其對手從開明派神學家漢斯昆一直到拉美的解放神學，個個都不好惹。去年他甚至還為了基督信仰在現代歐洲的地位問題，與他的德國老鄉、大哲哈伯馬斯展開了一場熱烈的「對話」。可是此間比較少人注意到，即使是音樂的問題，本篤十六世也沒有放過介入。結果又是一場激辯，照例，其對手還是把「保守」這個封號送了給他。
教會‧西方音樂史
學過音樂史的，都知道沒有教會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西方音樂史。歐洲最早的記譜法「紐姆」(Neume)記錄法就是來自天主教會為了傳習聖詠發明的。著名的教宗聖格雷哥里一世，甚至創辦了歐洲第一所音樂學院，好培訓聖詠團人才。今日人人都懂的音名do、re、mi，也是源出《洗者聖若望》這首古老頌歌。這首歌有八句，每一句的第一個音正是音階順序的其中一個；第一句第一個音的詞是do，第二句第一個音的詞是re……後來我們唱音階就是用了這首歌八句歌詞的首八個音。
由於教會在音樂史上有這麼重要的地位，所以它內部關於聖樂風格的爭論就不是小事，往往還會影響了音樂史的發展。例如1564年，就有過一場關於和聲的會議。當時有人認為愈來愈多的和聲弄得大家耳朵模糊，聽不清歌詞內容，有損頌詞的神聖和完整；但也有人覺得日趨繁複的和聲技法好得很，使得音樂更感人也更有表現力。於是大音樂家帕勒斯里納(Gio-vanniPierluigiPalestrina)為此特別創作了幾首彌撒曲，好在會上作為證據。他呈上的作品實在太過出色，詞句清晰，樂曲又充滿色彩，教宗庇護四世很是滿意。於是和聲及複調音樂就領了執照，自此大行其道。
這場宗教會議若用我們習慣的語言來說，談的其實就是「形質問題」，關心的是花巧奪目的形式會不會有害於它所要承載傳達的內容質素。常有人抱怨今日的歌手唱詞不清，為了曲調的誇張和唱腔的變化，鬧得大伙聽不出他到底在唱啥，基本上也是這個「形質問題」。從欣賞音樂的角度去看，人聲作為一種樂器，我們盡可只注意其音色音質，歌詞大可當作發聲開腔的藉口，不用太過在意。但對於宗教來講，聖詩聖歌的歌詞當然是神聖的，可不能拿來開玩笑。本篤十六世和一些音樂家的爭執，也可說是這個形式與內容之爭的現代版、學術版。
聖樂‧流行搖滾
事情得從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說起，當年的教宗召開了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1962-1965)，來自一百一十六個國家的三千位主教聯手推動了許多改革，開展了許多被認為是「俗世化」的變化，包括不再堅持以拉丁文主持彌撒，而是按各國的需要採用地方母語。這場現代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活動也牽涉到了音樂，比如說各地的民俗音樂能不能拿來當儀式用的聖樂；也有相信天主教的音樂家抱怨教會過於保守，阻礙了他們的藝術實驗。
當年是會議顧問神學家的拉辛格(JosephRatzinger)正當壯年，是改革派心目中的明日之星，力倡變革老舊保守的羅馬天主教。但是在1968年席捲全球的學潮和青年反對運動的風潮之後，他開始懷疑這個世界如此革命下去會不會迷失方向，而教會如果順應時代走下去又會不會徹底變質。迷惘之後，他的思想轉向，他的人生道路也有所變化。離開學院，他進入教會的管理架構，先是主教，再是樞機主教，如今則成為教宗本篤十六世。
本篤十六世喜好音樂，據說是個不錯的業餘鋼琴家，最愛的是莫扎特。在他仍是教廷教義部長的時候，所要處理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教會能不能使用搖滾等流行音樂去創作宗教音樂？說到這裏，我們會發現比起新教時常大膽地以搖滾音樂會的形式佈道，天主教在音樂上確實比較保守謹慎。但是看到人家熱熱鬧鬧，年輕人一批批地在體育館內站起來載歌載舞地大叫「我信」，有些天主教的神父也心癢難搔，覺得任何音樂都不過是個手段，只要內容不變歌詞仍是經文，又有什麼問題？
有，新教宗認為「難道我們跟隨大眾文化的潮流，使得人們不成熟或者不負責任的罪名也降在我們身上，能叫做牧養的成功嗎？」為什麼流行音樂會使人既不成熟又不負責呢？原來教宗認同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TheodoreAdorno)的觀點，覺得流行音樂是一種面向大眾同時也製造大眾的工業產品，聽眾得到的不是自身親切的一手體驗，而是再生產出來的標準經驗。這種音樂為了賺錢，不惜把聽眾變成一堆只剩感官的標準人群。在《為了天主藝術地歌唱：教會音樂的聖經指導》一文裏，他引述現代音樂大師辛德密夫(PaulHindemith)的話：「流行音樂是一種在完全非人性化和獨裁的體系之中，像生產技術產品一樣由工業大量生產出來的東西。」在另一篇文章裏面，他甚至認為搖滾音樂與撒旦崇拜的流佈有關，因為它們「在噪音與群眾的狂歡忘我之中，提供了壞的快感，除去了日常生活的屏障，使人有解放和得到救贖的幻覺」。
靈性理性‧刺激娛樂
本篤十六世的這種看法自然惹來不滿，於是他又強調教會音樂的使用不只是實用和手段的問題，而且涉及神學。他同意許多宗教音樂都有剝除人我之別，使人群進入忘我狂迷境界的功能。而配合天主教儀式的聖樂雖然也要使信徒感到聖神降臨，會眾融為一體，但是二者之間還是有本質的分別。那就是聖樂得與聖經中的言詞相似，乃「道成肉身」的結晶，它「不能只是韻律的狂歡、感官的刺激和主觀情感的表達，又或者表面的娛樂。相反地，它要傳遞信息，要為了達到圓滿的靈性和最徹底的理性宣示而存在」。身為一個著作等身的神學家，本篤十六世還為此寫過一些精細的神學及哲學論證，平心而論，寫得的確相當精彩。可是這叫音樂家們糊塗了，以後該循什麼方向創作聖樂呢？他的答案卻是一、符合「信經」「垂憐經」等「偉大儀式用經文的內在需要」；二、可參考格雷哥里聖詠及帕勒斯里納的作品。然後他又向大家保證，只要有正確的理解，大家準可以有充滿創意的新作品。
本來教宗談的只是教會音樂該注意什麼方向什麼風格，不過他「順帶」根本地貶斥了流行音樂和搖滾音樂。大家知道搖滾班霸U2的吉他手曾經想當神父，其主音歌手Bono除了是虔誠教徒之外，現在更是舉世知名的社會活動家，曾為呼籲先進國家免去窮國債務的事與若望保祿二世會商合作。不知將來喜歡在歌詞裏傳遞和平信息的Bono，可會有與本篤十六世和平共處的機會？(按：梁文道《教宗喜歡現代音樂？》一文，刊4月15日本版。)
梁文道或黃世澤：加價
【都市日報-兵器譜】最近，東隧根據法庭判決，一口氣將私家車的使用費由港幣十五元，加至港幣二十五元，引來社會譁然。長毛在隧道的抗議行動，令他在網上得到如雷的掌聲。一直民望甚高的廖秀冬，被周刊以封面大字標題罵作無能。
在香港歷史上，公用事業或與民生有關的服務加價，從來都是政治上高風險的動作。香港在戰後四次重大的民眾騷亂，有兩次與交通工具相關的加價有關。
在1956年10月，當時仍是英資的天星小輪以工資、營運成本上升為理由加價，並得到當時行政局批准。那時社會輿論譁然，當時是為民請命象徵的英裔市政局議員杜葉錫恩，更向政府呈交兩萬位市民的簽名，反對天星小輪加價。
在1966年4月4日，一位青年蘇守忠在中環天星碼頭絕食，反對加價，更聲言絕食至死，警方在清明節那天拘捕蘇守忠，引發九龍彌敦道一帶出現騷亂，在4月8日，當時的港英政府在九龍實行宵禁，天星小輪加價騷亂才告平息。
當時不少九龍居民依賴天星小輪前往港島上班，加上1965年連串銀行倒閉事件，經濟大受打擊，加價令市民生活百上加斤。1966年的天星小輪騷亂，成為1967年左派暴動的前奏。
1984年1月，政府大幅增加的士首次登記稅以及牌費，的士司機罷駛抗議，交通一片混亂。後來有人在彌敦道一帶趁機搞事，警方要出動防暴警察控制場面。而當時的立法局亦召開特別會議，收回引發騷亂的加價決定。
1966年的天星小輪騷亂，以及1984年的士加價騷亂相同之處，當時經濟政治大環境都不大穩定，經濟不景遇上政治氣候不穩，民心本來都蠢蠢欲動，再加上加價令原本已經難過的生活更為難過，結果就演化成大騷亂，要出動警察收拾殘局。
經過多年來的發展，香港人比以往都來得冷靜成熟，公用事業加價不一定像以往一樣引發大型騷亂。但香港人始終更為關心日常的衣食住行，與香港人生活息息相關的公用事業加價，很容易令民眾將心中的怨氣引發出來。周刊大罵廖秀冬無能的標題，以至網民對長毛的讚美，某程度上是市民怨氣的反映，政府要面對的政治風險系數，並不比上一世紀為低。
由歷史的經驗來看，東隧加價引發的危機，對特區新班子是很不容易的考驗。曾蔭權爵士領導下特區政府到底有多少斤?，就要看他們怎樣解答這道難答的題。
2005年5月4日星期三
梁文道：為什麼日本不像德國？（告別反日，深化反罪二之一）
【明報-筆陣】蜂擁一時的反日浪潮在政府的全力壓制底下，看來暫時是平息下來了。為了遏止人民的憤怒，許多機構採取了非常粗暴的措施。比如說有些報章乾脆把「日本」二字列為禁忌，不要說不能發表反日言論，就算一篇介紹日本餐廳的文章也得暫時禁刊。但是在民間醞釀多年的仇日情緒是否就這麼簡單地煙消雲散了呢？當然不。既然如此，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遲早還是要再拿上面，所以許多民間人士倡議的「反罪」運動因此還是得繼續推動，有關的論述也必須繼續深化。
說到反罪，說到日本的戰爭責任，很多人會直覺地以德國在二戰之後的表現來做比較，追問日本人為何不像德國人那般深切懺悔。得出的答案往往歸結到日本文化的本質或者各式各樣的「日本人論」，例如人類學家本尼迪特(RuthBenedict)經典著作《菊花與刀》裏的著名判斷：日本的「恥感文化」不同於西方的「罪感文化」。這種化約的文化解釋不只大而化之擺脫了歷史細節，而且過度強調了日本的特殊性，反過來正好證明了日本人無論如何不會認錯，因為他們的文化就是如此。因此這類很知識分子的論述方式，竟然與大陸網站上激進的平民言論不謀而合。那些被認為很民粹很粗暴的憤青同樣覺得日本是「死不認錯」的，因為「日本人骨子裏就是這麼賤」，只不過知識分子懂得使用一些學術詞?罷了。
我們的確可以也的確應該把日本拿來與德國比較，只是我們不只要問「為什麼日本不像德國那般痛切自悔」，而且還得自問身為戰爭受害者的自己：為什麼我們不像納粹受害者那樣去追究加害國的責任呢？納粹德國在波蘭、捷克、俄羅斯等多國犯下的罪行，不是互不相干的「德波歷史問題」、「德捷歷史問題」與「德俄歷史問題」，而是被視作一組跨越國境的「反人類罪惡問題」。當一個波蘭猶太人在戰後痛斥當年納粹暴行的時候，他會很清楚這不只是兩國之間的歷史仇恨，而且是發生在波蘭的一件重大罪惡，這個罪惡也曾降臨在其他國家之中。反過來說，有多少中國人意識到在抗日戰爭以外，曾經有過萬菲律賓戰俘受虐至死？有多少中國人知道日本在整個中南半島殺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中國人有興趣去了解日本帝國在韓國怎樣推行皇民化運動？中國人總是習慣性地把日本當年犯下的罪行狹隘地理解成兩個民族之間的仇恨，而非禍及整片東亞的反人類罪行。
同樣地，包括《經濟學人》在內的許多西方知名媒體也傾向淡化日本的戰爭罪行，將其描述成「日本與亞洲多國的歷史矛盾」，並且詳列戰後日本官方曾經作出的道歉次數，證明日本業已清除罪責。日本國內也有許多意見認為他們道歉道得夠多了，不懂中國幹嗎還老叫他們認錯，覺得這是一種利用歷史的勒索手段。問題是，如果今天認錯認得實在很徹底的德國出了一個政客去希特勒靈前致意，或者有一本教科書將種族滅絕說成是人類純化，大家又會怎麼樣呢？恐怕不只各國傳媒將嚴辭聲討，德國政府和一般百姓也會義憤填膺，暴跳如雷吧。所以關鍵並不在於日本作過多少次官式道歉，也不在於那是普通的道歉還是深有悔意的謝罪；而在於儘管有今天，居然仍有人敢於公開聲稱侵略亞洲其實是解放亞洲，卻不用擔心任何後果。
至於成為中國人抗日戰爭記憶坐標的南京大屠殺，中日歷史學界的爭論之一是死亡的確切人數。中國史學界大多堅稱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超過30萬；而日本方面則有史學家認為這個數字不可靠，因為當時南京城內根本沒有30萬人。歷史事實的確要客觀地發掘研究，但是無論當年死者的確切人數有多少，都不可能改變屠殺事件的邪惡性質。正如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死難人數直至今日仍有爭議，但它滅絕人性的恐怖本質卻毋庸爭論，更何根本地去否認它的存在呢？可是如今日本有些右翼學者要不乾脆宣稱「南京大屠殺虛構論」，要不就是把焦點放在罹難人數等「無關宏旨」的技術問題上。
為什麼日本不像德國？這是因為中國人、日本人乃至於世界各地的主流媒體，都沒有把日本的軍國主義當作是納粹德國那般的反人類罪惡來看待。當然，有很多論者以為納粹的罪惡是一種極為特殊的類型，而日本軍隊的暴行則只不過是所有戰爭都會出現的暴力加大碼罷了。下次我將說明這種觀點的錯誤。
梁文道或馮振超：贈言
【都市日報-兵器譜】今天是我最後一天寫《兵器譜》專欄的日子，往後將會由新晉時事評論員黃世澤接承，而我的好拍檔梁文道將會繼續發揚《兵器譜》專欄的思想精神，以文字來解讀文字，闡釋世俗變遷，在此，我祝願兩位好友的文章一紙風行。
回想寫作《兵器譜》的時光中，最叫人懷念的，是一種與讀者互動的思想交流，讀者們每次表達的意見，無論是正面或者負面，於我而言，也是一種難能可貴的警惕與鼓勵，更重要的，是讀者們令我深深感受到《兵器譜》已成為他們日常接觸的其中一個文化小方塊，而且對閱讀這篇短文也是抱有期望及要求的。
一直下來，我也自知文章水準不及文道，對社會、國際視野的認知更不用多說，雖然他沒有明言我是叨他的光，令他要長期與我這無名之輩共事，但事實是蓋不過的，故此我在這裡也要多謝文道，年多以來對我的包容與幫助。
還記得每遇上一些不大明白的事情時，我都會向文道不恥下問，而這位老師好友每每也會為我翻箱倒櫃的尋找答案，要知道，這位紅遍中國的文化人本身已十分忙碌，但對我的打擾卻沒有半句微言，顯見他的大道寬容。
另一位要特別致以謝意的，是《都市日報》的葉慧嘉小姐，我和文道的手稿，大部分由聰慧的葉小姐代為處理，若遇上我偶有差池誤時，葉小姐便會被連累，需要漏夜趕工，但她耐心的等候著我的劣作，且沒有半點埋怨、賭氣之言，葉小姐的ＥＱ確實令我十分折服。
《兵器譜》專欄的出現，是我和文道的一個期望與目標，利用文字獨特意念或因時代改變而引伸出新的意義，來解釋現代社會的種種新象與潮流。雖然我因著私人理由需要停寫專欄，但我仍然希望以國父孫中山先生遺囑中的兩句說話來共勉文道與世澤，希望他們能夠發揚《兵器譜》精神。「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
後記：「感謝天父一直對我家的眷顧，才能令我這軟弱的人得以學習主的真道，從而嘗試學習走在真道之中。最後，祝願《都市日報》讀者安好，保重。」
2005年5月3日星期二
梁文道：國共合作（二之二）
【都市日報-兵器譜】只要我們擺脫兩岸固有的僵化史觀，就能發現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既不只是兩個主導了現代中國史的政黨如何共同對抗軍閥割據，也不只是這兩個黨彼此假意合作然後出賣對方的故事，而且還是一次奠定了現代中國政治結構的重大事件。
當時的「中華民國」，號稱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實則辛亥革命只是革掉了滿清政權的命罷了，並沒有真正建立起一個統一且民主的國家，各地的雜牌軍想搞的其實是清末以來的「聯省自治」。也就是說各個地方勢力其實是希望各省獨立，然後維持一個鬆散的全國聯盟。
就算早年的毛澤東，腦子裏也是希望湖南獨立多於解放全國。比較傾向自由主義的人，則試圖在四分五裂的狀態底下，漸漸形成美國式的聯邦共和國，州有州權，省有省治，再結盟為一個聯邦政府。
可是性格有幫會獨裁色彩，思想來源複雜的孫中山不吃這套。特別是在袁世凱搞復辟當皇帝之後，更強化了孫中山那種若要結束亂象，就得大一統的思路。
英美式的政黨是先有一套政治架構，然後再發展出相互競爭但都遵循遊戲規則的不同黨派，相對而言黨內紀律鬆馳，黨員可以各有意見。
但孫中山認為中國仍然處在革命階段，要的不是多黨競爭，而是一個強有力的政黨帶領大家成熟覺醒的蘇聯模式。可是孫中山有的是意見，沒有的卻是工具和手段。
正好這時蘇聯的共產國際先後派出許多代表，協助國共合作，尤其重要的是鮑羅廷，他一到廣州就被孫中山指派為國民黨的特別顧問，地位非凡。
孫中山死後，他甚至一度儼如國民黨的太上皇，過問一切重大事務。鮑羅廷帶來的，是列寧式政黨的結構和管理手法：限制黨員自由，強調統一的思想模式，森嚴有序的階層結構，嚴格的黨員篩選標準。
這一切都很對孫中山的胃口。而且在鮑的協助底下，孫中山進一步發展了黨大於一切的「一黨治國」模式，甚至還炒掉了當時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員，只因為他主張「黨規不能大於國法」。
由此可見第一次的國共合作其實是把列寧式的政黨和國家觀念移植到中國的實驗。
自此之後，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大家都是依循同一個模式治黨治國，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一黨專政。而民進黨稱是民主進步的政黨，其結構居然也是抄自國民黨。國民黨自己呢，居然要到下一屆黨主席選舉，才開放給全部黨員直選主席。
2005年5月1日星期日
梁文道：道 歉 不 容 易
【蘋果日報-牛欄讀書記】約翰‧普隆默（JohnPlummer）曾經是越戰期間戰鬥直升機的機師，專責協助轟炸機的定點襲擊。1972年1月9日，美軍官方報紙《星條旗》刊出一則報道，講述美軍的燒夷彈如何有效地徹底摧毀了一條包庇越共的村莊。在這段消息，有一張後來舉世知名的照片，頭有個九歲的小女孩赤身裸體，哭奔跑，嘴巴因極度的恐懼而張大；她的雙手亂甩，彷彿那不是她身體的一部份。普隆默看到這張照片，知道這是他的成果，前天他才協助了一場毀滅性的大轟炸，毀的就是這條村，那個小女孩的家。戰後，普隆默回到美國，成了一個酒鬼，經歷兩段失敗的婚姻。每次想到那張照片，他都痛苦地彷似「膝蓋受了重擊」。後來他成了虔誠的基督徒，甚至成了美國理公會的管事，可是那張照片依然纏繞他，照片上聽不見的尖叫卻迴響在他的午夜夢魘。直到那次轟炸的24年之後，普隆默在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前終於與那個記憶中的女孩相遇。女孩長大了，原來叫做KimPhuc。普隆默泣不成聲，只能重複呢喃：「對不起，我錯了，對不起……」。KimPhuc擁抱他，用手輕撫他的背。她說：「沒事了，沒事了，我原諒你」。
這只是美國精神病理學者阿宏‧拉札里（AaronLazare）《論道歉》收集的其中一個動人故事。一篇又一篇的故事讀下來，實在叫人驚訝，到底道歉是甚麼？為甚麼它這麼簡單，卻又有這麼龐大的神秘力量。正如普隆默的道歉，就那麼簡單的幾個字，卻為他得回一生的平靜與救贖。自從KimPhuc寬恕了他，所有的吶喊都消失殆靜。道歉這種既簡單又複雜的心理機制就是拉札里在這本書所要探討的「道歉的吊詭」。《論道歉》從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的角度，分別研究了道歉的治療效果，道歉及不道歉的理由；以及型態更複雜的道歉，比如說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道歉，又比如說一個世代為另一個世代犯下的錯誤道歉。牽涉整個國族的道歉是複雜的，因為誰有權去代表一個國家向他人致歉謝罪呢？政府的領導人一定就是最恰當的人選嗎？牽涉前人過錯的道歉也是複雜的，因為這一代人為甚麼要為他們沒犯過的罪去尋求原諒呢？憑甚麼祖先的罪業可以加在後人身上？對於後面這個問題，拉札里的解釋倒也簡單：如果一個人會為了國家和祖先驕傲，會為了他不認識的國家足球隊員亢奮，會為了與他無關的歷史英雄自豪，他又有甚麼理由不去連帶地分擔羞恥與罪疚？道歉一旦涉及國與國，就還得考慮不同國家的語言文化；因為有怎麼樣的文化就有怎麼樣的道歉觀。拉札里指出，日文大概是道歉語言最豐富的一種語言，它每一種認錯的方式都與致歉者和致歉對象相關，對象的身份不同說抱歉的用語也不同。這表示日本式的道歉眼於關係的安置多於情感的坦白，所以日式道歉總有一些修飾語使得致歉者處於卑下順從的位置。或者，這是日本很難對中國說抱歉的原因，拉札里猜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