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或馮振超：為人民服務

【都市日報-兵器譜】「為人民服務」這句說話，可視為中國的金句，在很多地方都不難找到「為人民服務」這句話的牌匾，其中位於京畿重地、北京中南海新華門豎立的一面牌坊，便是由毛主席提字，寫著「為人民服務」這五個字，或者可重新解讀，這是中國政府一種自我要求，也因此孕育出人民政府的說法。但日子久了，話語的意含變化，大有可能令昔日真義變得不大重要。

在中國最早提出「為人民服務」這種政策構思的，是第一代大舵手毛澤東，但這個想法並非完全用於治國，毛主席一篇悼念警衛同志張思德的即興演講便曾以「為人民服務」作題。

據說張思德在1943年初被委任為警備團內衛班警衛戰士，負責在毛主席窯洞前站崗執勤。他對毛主席素有敬仰之心，除了警衛工作外，連院子打掃，填平泥坑這些雜務也視為己任。

曾有國內文章報道，張思德在毛主席用車外出時，往往會自動請纓，要求站在車後的大踏板上，以保護毛主席的人身安全。

可是，這位忠心耿耿的毛主席追隨者，卻在1944年9月5日，在掘戰壕時因土質鬆軟及遇上天雨塌垮而喪命。更有說張思德是為了把一同挖坑的戰友推出坑外而自我犧牲。

當毛主席知道消息後，便下達了三道指令，一．把張思德的身體清潔乾淨，二．找一口好棺木，三．為張氏搞追悼會，並說明會出席講話。而這篇講話中提到「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他的死比泰山還要重的......」，其後這篇悼詞便成為風行全國的「為人民服務」。

可是，今日在神州大地上，「為人民服務」這五個字卻由情操高尚的治國精神變成閒話俗話，在互聯網上以「為人民服務」搜尋，得出以萬計的搜尋結果中，不難發現大量與商業活動宣傳扯上邊的網站，商人們藉著這金句作為推廣業務的策略，可能連毛主席也未能預視。

最叫人慘不忍睹的，還是國內一眾零售、飲食商號皆習慣以口號作招徠，由「為人民服務」引伸的眾多宣傳口號如「全心全意為人民」、「堅持為人民服務」等，列列張掛堂前，與商號的質素根本沒有太大關係，口號牌匾只淪落為「守門口」的角色，白白把領導人的想法降格。

梁文道或馮振超：《奇異恩典》

【都市日報-兵器譜】歌星容祖兒的新歌《明日恩典》，用上John Newton(1725-1807) 經典聖詩《Amazing Grace》的部分優美旋律(中文歌曲名稱為《奇異恩典》)，就讀於基督教學校的我自小已可把這首聖詩朗朗上口，今日容祖兒令名曲改頭換面變成流行曲，雖然外間或對《明日恩典》與《奇異恩典》「太相似」而有意見，但若能使更多人認識《Amazing Grace》，甚至傳揚曲中福音而達到傳道效果的話，還不失為美事。

在香港傳道，過去不外乎是在街上派傳單，或是邀約朋友直接參與教會活動而已。談到把傳道工作帶到普及層面的，林以諾牧師必有其位置。

他自任電視節目主持，朝朝晚晚講耶穌、又把佈道會辦成棟篤笑、加上藝人穿插坐陣，誠然對舊有教會文化帶來啟示。

雖然我個人認為其佈道會宣傳海報似六十年代懷舊金曲音樂會多一點，而且其全黑西裝打扮也不甚討好，不過林以諾確實已打出名堂，對傳道大有幫助。

傳道相對於大家朝九晚七的工作來說，工作性質大有分別，基於信仰的支持，傳道人們大都不會計較太多，而且他們勇於為工作而豁出去的精神也不是常人可估量的。

近日聽上堅道浸信會劉少康牧師述說的一件真人真事，正好說明一切。

Jim Elliot是美國名校Wheaton College的畢業生，在當時美國社會，算是精英分子，擁有光明前途。1953年他與師妹Elizabeth結婚後誕下小女兒Valerie，一家三口為了侍奉基督，遂與另外四名年輕宣教士及他們的家人一同到厄瓜多爾向奧卡族人傳道。

最初這五名宣教士都只是透過飛機從天上把物資訊息投向奧卡族人的聚居地，經過一輪初步接觸後，五人決定在1956年1月嘗試降落及正式面對面向奧卡族人傳道，可惜在這初次接觸中，五人不知為何就被奧卡族人殺死，雖然宣教士中有人懷著手槍，但最後還是沒有拔槍自衛，反過來被持著原始武器的奧卡族人殺害。

事發後，Elizabeth卻沒有放棄在當地傳道，多年後終見成果，有奧斯卡族人願意接受基督教為信仰，而這件事在美國則引起了極大迴響，Jim Elliot五名被視為美國菁英的傳教精神對後世影響深遠，自我犧牲的態度至今仍在基督徒圈子中流傳。

梁文道：再說偽書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在書櫃裏找出張心澂編著的《偽書通考》，真不得了，一千多頁的一部書，載的全是國史各代偽書的考證紀錄，按四部劃分成經史子集，洋洋大觀。張心澂在卷首撰有一篇總論，談辨偽之學的源流、方法和手續。其中他說到不辨偽書會有很不好的後果，比如在史蹟上的偽書會「由事實影響於道德及政治」；在思想上會致使「個人主張矛盾」；在文學方面，則有「個人價值矛盾學者枉費精神」的壞處。總之，偽書為害甚烈，所以才有必要編寫這本大書。

中國有這麼深遠的辨偽之學，可見中國有更博大的造假文化。小時候聽老師講古人偽造書籍往往喜歡自己弄本書出來卻硬說是前人聖賢所著，就覺得咱中國古人真高呀，寫書不求聞達，還把光彩謙讓給別的作者。現代人不行，明明不是自己的都要剽竊過來當作自家貨。老師又說那是因為古人求的是讓人家看重自己的說法，自己寫的東西影響不大，作者換成是孔子那就不得了了。思想至上，十分清高。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這種偽著對作者有莫大的好處，例如王肅論道理勝不過大儒鄭玄，就生造一本《孔子家語》，用虛構的孔子言論支持自己對儒學的解釋。情況好比今日香港有人為了《基本法》的解釋爭論，如果我發現了一本《基本法草委立法原意大全》，我還能不成贏家嗎？又有一種情況是皇帝下旨，凡呈獻失傳典籍者一律重重賞賜，窮酸儒生想發達想得不行了，於是偽造一本「古文尚書」之類的東西敬獻，說是蹲茅坑時無聊用手指摳牆摳出來的古物。

最叫人佩服的是明朝的姚士，號稱藏盡天下書，而且沒有一本沒看過。為了誇耀自己甚麼稀奇古怪的書都有，甚麼失傳的寶典都讀遍，索性自己按佚書名錄一本一本寫出來。這種人這種心理，張心澂都覺得拿他沒辦法，只好在「作偽之原因」一節中把他分類到「因好事而故作」裏。其實這種心理不難理解，但凡讀書人知道有某本名著失傳，某大作家留下的未刊手稿毀了，不免都很遺憾。不一定為名，只為了遺憾得太厲害，說不定就有偽造的衝動。像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缺了半卷「論喜劇」，歐洲史上就不知出過多少「好事之徒」代為補全。

迷金庸武俠小說的日子，我也常常感到遺憾。《神鵰俠侶》說小龍女蒙眼睛給尹志平姦污，還以為是楊過欺她這個姑姑，只覺「又羞又喜」。我們一群血氣方剛的男生看了真是心癢難搔，很不過癮，那羞是如何喜？喜又喜到哪個點上呢？後來我居然發現一部《神鵰後傳》，重寫了這一段，痛快淋漓。只是它的作者名字有點怪，不叫金庸叫「金鏞」。

梁文道或馮振超：大學BBS事件

【都市日報-兵器譜】香港報紙在報道中國內地新聞的時候，越來越依賴互聯網。每當遇到各種意外事件，無法直接詢問普通老百姓，就會上網看BBS(討論區)裡的留言。可見網絡已經成了內地最有自由最開放的言論空間，雖然仍有種種限制手段，但許多不能在電視和報紙上發表的言論還是可以無孔不入地滲透進各個討論區裡。

可是最近情勢似乎開始有點變化。本來中國用來監控網上言論，看到敏感「帖子」就要刪的「網管」(即「網絡管理員」，又稱「白警」)據說已有二十萬之多！這幾年也不斷有比較激進的網站被封。但近日矛頭卻直接指向幾間大學的討論區，一下子收拾了好幾個熱門的區域。其中最受矚目的就是清華大學的「水木清華」和南京大學的「小百合」，控制他們的辦法主要有二：一、禁止外人進入，使他們純粹成為校內型討論區，二、採用實名制，迫使所有上網留言的人都得用真名登記真名發言。

有這個行動，據說是因為當局覺得網上有些思想對學生影響不好。其實比起前兩年，被整個砍掉的北大「一塌糊塗」、「水木清華」和「小百合」等討論區既不激進，社會影響也不算大，上頭往往充斥著許多生活上的閒情交談，不成問題。因此它們的「被封」也就格外令人不解。

禁止外人登錄，其實就是在網上阻絕學校與社會的交流，打擊校園師生與校外網民共同探討一些社會文化議題的機會。這種做法實在有違大學要面向社會，對社會開放知識和社會切磋見解的根本精神。而「實名制」則違背了網上虛擬空間的基本原則。

匿名發言固然使人可以肆無忌憚地惡毒攻訐，但也有鼓勵大家無所畏懼暢所欲言的好處。而且匿名交談還可以使大家更注意言論本身，而非發言者的身份地位。故此說當局這一招形同「封站」是毫不足奇。

其實在內地大學上網本就諸多限制，號稱是最高學府要打造成世界一流大學的幾家院校，都對學生上境外網站收取額外費用，而且流速極慢。

這都是甚麼世代了？上網是獲取資訊的根本手段，而北大清華的學生竟然因為不夠錢就去不了外國網站。看來，「世界一流大學」云云畢竟只是奢談。

梁文道：我們願意花多少錢去買糖？

【明報-筆陣】雖然 許多相信自由主義的學者都贊成開徵遺產稅，好保障機會的平等、競爭的自由，但主張廢除遺產稅最經典的理由，卻還是出自自由主義陣營。他們認為，一個人掙回來的錢財是他自己的東西，他願意如何處置是他自己的事，他想在身後交給任何人也是他的自由。如果一個人想把財產轉移給另一個人，而那個人也願意接受的話，這就是他倆之間的自由行為，不該有任何人可以插入干涉，比方說政府跑進來收取稅款。

這套說法聽起來很有道理，也合一般香港人的脾胃。但那個要轉移遺產給後人者，和那要接受遺產的後人，又有沒有想過自己的行動絕非沒有任何法律和政治背景？也絕非沒有任何公共成本？遺產這個概念，並不是在一個社會真空的狀態底下自有永有的。遺產權的特殊之處，在於它的擁有者不能自動行使這項權利，要確實保證它必須得有公權力的介入。假設如果有人要在死者身後發起訴訟，想推論其遺囑無效，那麼去受理這項訴訟的是哪個機構呢？法庭的開支除了庭費，難道就不用半點納稅人的錢嗎？

許寶強在「經濟轉型，紙上談兵---由取消遺產稅說起」(《明報》2005年3月20日)一文不只分析了取消遺產稅的政治意涵，而且準確地指出「香港並不是一個重視學理原則的社會」，關於加稅減稅的討論也往往流於感性反應，乃一種民粹主義的表現。

事實上，在香港一談起加稅減稅的問題，就總是把稅款看成一種負擔，一加就是加重市民百姓的痛苦，一減就是為市民去掉肩上的重負。所有的納稅人都有過為稅所苦的經驗，我們很容易本能地感到稅款是一種從我的收入和我的財產中被硬生生奪去的一部分，打了我資產的一個大折扣。但我們很少去問政府憑什麼要抽稅，這筆稅款和我的財產有什麼關係。

其實所有稍稍讀過法律的人都知道，私有財產是被法律界定的一連串權利。這個本來自然不過的道理，卻常被納稅人忽略。尤其在香港，我們向來以低稅率自豪，覺得低稅率不只是香港成功之道，甚至是香港人身分的一部分。又正好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底下，減稅被說成是普世通行的成功之道，經濟要發展端看稅減得夠不夠狠。我們忘記了私有財產這個權利，得靠稅收支持的政府來保障，以為政府無非是被納稅人血汗養肥的大跳蚤。

芝加哥大學的桑斯坦(CassSunstein)是美國最重要的法學家之一，他和普林斯頓大學的霍爾姆斯(StephenHolmes)合著的《權利的成本》(TheCostofRights)是對當前新自由主義減稅風潮背後思想的有力反擊。他們清晰地論證了只有稅收充足的政府，才足以保障私有財產：「財產權依賴於一個樂於徵稅和花錢的政府。執行財產權是昂貴的。」

最簡單可見的，就是為了捍衛私有財產，一個政府要花多少錢在治安、消防和海關等保障措施之上呢？要防止知識產權被侵犯，政府得用多少的人力物力？更不用說機場、道路等大型基建為多少商人創造了他們不願意自己投資的有利條件。每年政府花在教育上的經費有多少？它們為企業和財團提供了多少經過一定訓練的僱員？如果沒有公共房屋和公共醫療設施，這個社會又怎麼可能有健康和生活安定的勞動力？如果沒有福利設施和政策，貧富日益分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又如何保持穩定？

桑斯坦和霍爾姆斯又說：「財產所有者完全不是自立的。他們依賴於由公職人員協調的社會合作。」

我們習慣了政府收入得益於出售土地這種特殊情，習慣了跌入稅網者少於其他發達地區的歷史，習慣了低稅率，很容易就會忘卻上述事實。

香港部分中產階級於是還產生了一種奇怪的印象，把自己交的稅和社會福利等同起來。所以網上有人會議論加稅就是向基層「派糖」，把自己辛苦掙回來的錢，給政府抽成拿去養育愈養愈不自主上進的綜援戶。反過來，如果政府減稅，就是體恤中產階級，向中產派糖。所以討論財政預算案的焦點就是派不派糖、向誰派糖的問題，至於稅收和權利成本與社會成本的關係，則完全被甩到一邊去了。

我並非主張加稅，也不是反對減稅，而是覺得看待稅務問題和財政預算案不能只是眼於「派糖」與「收支平衡」之上；更重要的是分析為了維持市民的種種權利(包栝私有產權)，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否合理。真正要平衡的，不只是資源再分配中各個階層的利益，更不只是政府的支出與收入，而是我們願意付出的成本與我們享受到的權利。

梁文道或馮振超：第二張臉

【都市日報-兵器譜】最近有推銷胸圍的電視廣告，以女人第二張臉來形容女性胸脯，廣告說的是如何透過胸圍的幫助來改善曲線美。廣告開始時，是女朋友坐在男朋友身邊，其後問道女方與過去有何不同，最後鏡頭當然是拍攝女友的玲瓏曲線用以說明女人第二張臉的變化吧。

台灣名女人陳文茜曾經說過，女人的乳房是社交的一種工具。這句說話大概與上述以胸脯作為女人第二張臉的說法有點相似，意思就是女性的胸脯除了有正常的生理作用外，也是外觀的一個主要部分，重要性及受重視程度與臉可媲美。

從最講究外表形象的娛樂圈趨勢分析，胸脯對於女藝人而言，也出現了大變化，六、七十年代以性感作招徠的女星，多會被稱為肉彈，「肉彈」這字眼從字面已可看出是何所指。八、九十年代，以驕人身材殺出光影旅途的葉子楣帶出一個新稱呼—波霸。但是無論肉彈還是波霸，女藝人們都只是利用這第二張臉來開闢演藝事業，並沒有甚麼單純直接從胸脯所得的利益收入。

直至進入豐胸、瘦身年代的今日，情況就截然不同了，女藝人們可憑著出眾的第二張臉來拍攝豐胸廣告，堂而皇之成為豐胸產品代言人，明刀明槍的挺起胸膛，擺出以胸脯為焦點的動態來拍照，性感照自是必然，再沒有甚麼因暴露而引起尷尬這回事。並總會以只要「拍得健康就可以」，作為向外交代拍攝超極性感照的最佳開脫理由。女藝人的胸脯變成一種推銷商品的宣傳工具，富有商業價值。

至於在受眾或是女性消費者的角度上，女性的第二張臉這種表達手法，也著實夠噱頭，試問哪位女士不著重儀容呢﹖化妝品、整容這些針對女性粉臉的行業，就是經濟低迷也自有其固定客路，廣告商把胸脯形容為第二張臉，明顯是嘗試把胸脯在女性心目中的地位進一步提升，而一些有助改善曲線的胸圍也自然令女士們覺得如化妝品一樣，是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談到胸圍，不得不提胸圍之母Mary Phelps Jacob，這位美國女士在1914年設計了世界上第一個胸圍。瑪莉小姐最初以兩條手巾作為胸圍的主要物料，故這個史上第一胸圍是十分輕型、超薄的。據講瑪莉小姐更著書立說，大方地談論對胸圍的見解及體驗，在她的著作《The Passionate Years》中，更說道「I did invent it」(我創造了胸圍。)

梁文道：偽書真趣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既然我們國家甚麼都能假，「打假」的範圍自然也是無遠弗屆。比如說，最新的熱點就是打假書。市面常見假書有兩類，一是用知名作家的招牌出書賺錢，掛羊頭賣狗肉，讓讀者以為偶像又出新書，趕快捐輸；另一類則是企管書，明明是國人自行編撰，偏偏要弄個洋人作者名，假裝是全球暢銷書的翻譯版，封面還要印哈佛大學某某學院指定教材，或者名列《紐約時報》甚麼十大暢銷書榜等子虛烏有的假推介。

假書偽書成為潮流，許多文人認為是國家大患，罵出版商道德淪亡，痛百姓民智未開，似乎偽造書籍乃純粹之惡，毫無價值。但偽作書籍作為一種事業，千百年來禁之不絕，「凡存在皆合理」，可見裏頭定是大有學問，不能只是批判一下放到一邊就算。我第一次讀到假翻譯書，是現代新儒家大哲唐君毅譯的《愛情之福音》，作者叫克爾羅斯基。從內容看來，不容易分辨它是否真是外國人的作品；但那個叫做克爾羅斯基的作者，原名卻非常古怪，Killosky，真不知何國人也。後來有學者考證，發現根本沒有「殺偶司機」，《愛情之福音》的真正作者其實就是號稱譯者的唐君毅。一代宗師也玩偽冒，為的就是假借一個老外的身份介入中國愛情哲學的討論，方式雖然佻皮古怪，但不能不視之為一次嚴肅的「實驗」。

其實西方的假翻譯也是源遠流長，足以成史。比如說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中段就突然加進了一個作者，記述唐吉訶德先生的事蹟，那人叫做Cide Hamete Benengeli，據說是以前統治西班牙的摩爾族的一個史學家。而他關於唐吉訶德的紀錄，則被一個翻譯家譯成了西班牙文，再收錄到《唐吉訶德》裏。這是大文豪塞萬提斯開的玩笑，因為十六世紀西班牙的很多騎士傳奇，都被宣傳成是古代文獻的翻譯本。

我最喜歡的一本偽書是撒瑪納札（G. Psalmanaazoar）的《福爾摩啥》（Formosa）。撒瑪納札自稱是台灣人，1698年被耶穌會教士騙到歐洲，再輾轉逃到英國成了聖公會信徒。他在英國用拉丁文寫下這歐洲歷史上第一本台灣史，迅即成為暢銷書，並被譯成多國語文，名噪一時。但他根本不叫撒瑪納札，也不是台灣人，甚至從沒離開過歐洲，他是個出生在法國的超級騙徒。

這本完全憑空?造的台灣風土誌非常有趣，尤其當你知道它是偽作之後，讀來更是妙趣橫生。它把台灣描繪成一個自古獨立的君主國，先後被蒙古和中國侵佔，又先後被趕跑。到了一六五二年左右，復國不久的台灣又被日本天皇莫里安大奴的詭計吞併。所以撒瑪納札說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日本人。又是獨立又是日本領土，差點就以為這是李登輝的前世所撰。不過，那個佔領了台灣的日本天皇原來竟是中國人，當年以計篡位，殺了萬世一系的日本天皇血脈。這下子憤青們可就樂了吧。

梁文道或馮振超：中東詞典—大利亞

【都市日報-兵器譜】上次我們說到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用一種比較寬容的方式去管轄它那龐大領土上的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社群。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歐洲列強興起，逐步蠶食這個古老中東帝國的領土，例如法國就在黎巴嫩地區找到了一個缺口。那個缺口是基於土耳其帝國一個奇特的制度—治外法權，意思是帝國領土上非伊斯蘭教信徒可以接受擁有相同信仰的外國保護。

黎巴嫩山區自古以來就有一批被羅馬天主教和希臘東正教視為異端的基督徒，叫做「馬龍派」，處身在伊斯蘭教盛行的中東地區，時而和睦相處時而兵戎相見。法國就利用大家都是基督徒這一點插手進來，逐步控制這個區域。

另一方面，一個民族應該擁有自己主權獨立的國家這種民族主義思潮正席捲全球，歐洲列強利用這股熱潮鼓動中東各地的民族和社群起義獨立，好徹底瓦解土耳其帝國，然後再把新出現的國家納入保護傘下。

但中東的問題正正在於數百年來，各種教徒和民族混居的情況很普遍，同一個民族裡面可能有不同信仰的社群，同一個信仰人口組成的社區裡又可能有不同民族，獨立起來的話國界該怎麼劃分呢﹖

比如黎巴嫩，根據1920年一項條約，法國人把黎巴嫩從它委任統治的?利亞中分離出來，靠的就是這是個以馬龍派基督徒和德魯茲派伊斯蘭教徒世界代居的地區(雖然兩派自己也有矛盾)。

但這個國家的領土上佔大多數的卻既非馬龍派也非德魯茲派，而是各支最近移居進來且迅速膨脹的其他部族。更要命的是，又有一種不以信仰為核心的民族主義主張，認為?利亞和黎巴嫩根本是同一個民族，應該建立起「閃族人」的大?利亞。

經過一場戰爭，本來得到多數人支持的大?利亞主張失敗了，英法兩國成功地割斷?利亞和黎巴嫩。但直到1991年以前，?利亞都不承認黎巴嫩是獨立地方；而到了上個禮拜，?利亞才心不甘情不願地在國際壓力底下把軍隊撤出黎巴嫩。美國傳媒很高興地把近日黎巴嫩人反抗?利亞的抗爭作「雪松革命」(黎巴嫩自古就以種植雪松聞名)，卻忽略了有更多的黎巴嫩人上街抗議?利亞的退出。支持一個國家的獨立自主是容易的，認識黎巴嫩人支持大?利亞主義的原因卻是複雜的。

梁文道或馮振超：預算案

【都市日報-兵器譜】每年三月，陰晴不定的時節，正是財政預算案公布的日子。

這個關乎政府來年財政計劃公告的大日子，過去是財政司(港英時期)或財政司司長(回歸後)一顯身手之時，但在財政資源緊絀，政府無財的情況下，市民對預算案的期盼程度明顯下降，反而一些因預算案而產生的人物與事物則甚有意思。

在港英時代的洋人財政司，每每能夠藉著預算案的布局來令人了解他們的理財哲學，如彭勵治把財政儲備準則刪除的做法，是非常罕見的，當時這位胖財爺為著在當年財赤的日子中，使政府不用因預算見紅而為難，大膽作出這種有違前人的做法，可見其富彈性的理財哲學。而正當港元匯率風雨飄搖之時，他果斷地用上聯繫匯率制度，對香港之影響更不言而喻。

另一位財政司夏鼎基也十分厲害，提倡積極不干預政策時，有板有眼，夏鼎基的經濟理念獨到，懂得如何以理論作為分析經濟政策的基礎，每個措施實行的理據與分析俱備，叫人折服。

在70年代的香港，民智不及今天，但夏鼎基已提及自由市場運作，他的言論與財政哲學理念為後來者帶來莫大啟示，其策劃財政預算的理念，被曾特首及任總裁奉為金科玉律。這些財爺的風範，近幾年特別令人懷念，也顯得當今一輩的功架如何。

因預算案而衍生的獨有景物也甚有趣味，如「派糖」—這個形容財政司司長給予一些稅務寬減或優惠的特定用詞，在港英管治、曾特首還是財政司時經常出現，由於當時經濟意氣風發，曾財爺自然可以提供形形色色的「糖果」，如提高薪俸稅免稅額便是市民最受落的殺著之一。

可是自回歸後，政府儲備由高峰期逾四千億狂跌至現時只得二千八百多億元，「派糖」的日子自然一去不返。

傳媒預測—不知是政府事先吹風，還是傳媒們神通廣大，近幾年的財政預算案成為各大行家表演水晶球預測伎倆、一顯身手的大舞台，今年預算案公布前，因著唐司長愛好紅酒的前提下，傳媒們便在酒稅上作出各式各樣的預測解讀。

另外，在一眾稅收項目如利得稅、遺產稅等，在預算案公布前均傳言滿天飛，可是最後結果每每會與眾預測大有出入，更叫人覺得有趣的，是預測還預測，結果還結果，無論傳媒與讀者都不會考究預測的真確性，證明香港人對新聞消息準確度的要求有多高。

梁文道：回到公務員主導政黨政治玩完？

【明報-筆陣】曾蔭權上場，真的是一個換了新天新地的新時代嗎？這就要看你是拿哪一個時代來比較了。比起建華七年那種商人主導、公務員輔助，而政黨勢力日漸興起的時日，將來的政局或許就有一番新面目。但如果再往遠一點的時光回溯，我們可能會發現未來竟然是過去。

很多評論都指出，在這回「董下曾上」的變局裏，香港全部黨派都是輸家，誠然。首先，泛民主派就在這一役裏完全暴露了他們這個鬆散聯盟的全部弱點。董建華下台傳聞一出，他們還在忙於四出確認消息，沒有掌握先機地第一時間跑出來搞祝捷大會，把事件定調為「人民聲音的勝利」，接收「勝利成果」。過多兩日，在港人心情由錯愕轉成喜悅、傷感和茫然交錯轉換的時候，他們之中又有人居然由原來倒董的立場轉成為董建華說起好話，進一步喪失了事件的解釋權。更不堪的是，幾個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脫離了感知實際民情的能力，用議會動物的本能再次祭出要董建華上立法會交代的老招，徒惹一般市民反感，覺得泛民主派大事幹不成，只會搞些細眉細眼的小動作。無法於第一時間鼓動市民情緒集結力量，現在才去談什麼中央操控、兩年五年，戰略上根本已經無關宏旨。如果沒有強大的民意支持，泛民主派就沒有前途可言。

自由黨商界背景出身，恃的一向是「商人最實際而且懂經濟」的過時迷信，希望憑這種印象奪取中產階級的支持，再加上一點人脈關係得到中央的信任。但是一來所謂的「商人治港」在過去七年已被證實是一種虛幻的神話，一家公司的總裁和一個城市的首腦，幹的到底是兩碼子事。二來近一兩年「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傳聞甚囂塵上，加上不少富商北上告御狀，指出香港政府有傾向某些財團的現象，自由黨濃厚的親商形象怎不能成為包袱？何親商但由專業政治人操辦的政黨和商人親自下場組織的黨是不同的，自由黨的問題就是他們從來沒有轉型成前者。現任國家主席胡錦濤是第一代沒有參與過解放建國工程的中國領導人，但他的路線卻和容許資本家入黨的江澤民大有不同。從他一掌權就去西柏坡「朝聖」，又先後提出「新三民主義」與「保先運動」等主張看來，中央政府目前走的是更為關注基層百姓的左傾路向。胡溫對資本家從政的看法，又豈會與江澤民一致呢？

最慘重的還要數「親民建聯」和其他「愛國愛港」陣營。民建聯在上個月還摩拳擦掌，吞併了港進聯之後打算大幹一場，放話要挾手中百多席選委會的力量面試第三任特首候選人。怎知董建華要當政協的消息一出，仍有人懵然未醒，不知發生何事。就算是研究一國兩制問題近二十年的邵善波，一直被認為是「有天線」的人，也在上周六《星島日報》的專欄裏自嘆「不明白上上下下在這件事情的決策和過程」。在一般市民的心目中，「愛國愛港」陣營就算不是中央在港的分身，也是最能「溝通」中央的人馬，為什麼這回卻顯得手足無措，好像一直被蒙在鼓裏呢？而且登台繼位的居然是「港英餘孽」，英國女王冊封的爵士，這又怎能讓數十年來對北京忠心耿耿，為此慘遇港英壓制的傳統「親中」陣營心服？

而這番董下曾上，親建制力量收不到半點消息的詭異局面，許多人都注意到它的不正常，卻很少深入挖掘它的原因，頂多就說是中央核心決策過程保密功夫到家。但在我看來，這或許是中央對港方針根本轉向的徵象。意思是揚棄過去十多年扶助本地愛國勢力，希望他們成為「港人治港」的主幹這種思路；轉而啟用港英殖民地公務員系統管理香港的方式，由北京直接決定重大政治路線，忠誠的公務員則擬定政策細節並予以執行。如果真是如此，那對「愛國愛港」等親建制陣營的打擊就實在太大了。一般港人，尤其是民主派的支持者可能很難明白，對民建聯來說，若有一日他們可以循普選途徑贏得特首的職位，那簡直就是現代中國民主進程上可歌可泣的一頁了。在中國的土地上竟然有一個城市的執政黨不是共產黨，其情好比上海出了個市長是「民主黨派」的人，而且後頭沒有市委書記。

要真是恢復公務員系統主導治理香港，那麼政黨政治的發展起碼在短期內就得停滯受挫了。中央政府主張新一任特首的任期是兩年，很多人的解讀是要擺平不同勢力，一方面測試曾蔭權的能力與忠誠，另一面則給其他有志之士一個機會。可是這兩年會不會也是一個測試公務員系統治港行不行得通，同時調節各方勢力使他們適應「新時代」的試驗期呢？

我一向不喜歡也不擅長政治預測和陰謀推論，但為了拆解眼前紛亂局勢只有勉為其難。只願這篇文字被證實為錯，否則本地日趨成熟的公民社會和方興未艾的政黨政治就要面臨巨變了。

梁文道或馮振超：衰多口

【都市日報-兵器譜】讀者許小姐電郵問道，為何會把專欄名字稱作「兵器譜」，很簡單，這個專欄每次也會論述一些字詞的特殊含意或變化，且在現代社會中，文字每每是軍火槍炮以外的一種文明武器，正如有道「輿論可以殺人」，文字就如兵器一樣，故本欄取名「兵器譜」，就是希望論盡文字武器與我們生活的互動關係。

但有時一些不擅利用文字作為武器者，卻很容易反被刺傷，說得俗一點，這就是「衰多口」。

近日最令人難忘的「出事」例子，我必選自由黨田北俊主席的一番話，日前在談到特首這熱爆話題時，他被記者問及會否如支持董先生般支持曾特首時，田公子答得妙不可言，他曰：「曾司長咁醒，佢唔使啦，以後有詳議題，都應該唔使我政黨出頭先......」，當談到曾特首會否被「狂篤」時，田公子繼續其偉論，「佢咁叻，邊個篤到佢﹖你估好似董生咁好人......」

從這兩段面向記者的談話觀察，田公子無疑是表達了對曾特首的看法，但這有必要嗎﹖

從政治上，個人根本沒有喜惡取捨的權利，貴為一向與政府關係親密的政黨領袖，這樣忽然說出「倒氣話」，從政治現實而言，只會有反效果。

再者，曾特首民望比董先生高，市民認受程度亦然，田公子之言，既得罪官府，又不得民心，有點不知為何而為之，令人摸不著頭腦。

日不落國王夫菲臘親王，雖然活在皇冑宮廷超過半世紀，但說話依然經常惹禍，是國際舞台上的失言大行家。2003年，這位曾參軍的王夫伴著英女王出訪非洲，參加英聯邦會議時，有記者問道對非洲之旅的感受，王夫想了好一會兒，突然答道：「如你不介意的話，我不會說這問題。」

要知道王夫與英女王當時正身在尼日利亞。在一個非洲國家的土地上，竟連半句客套話也不說，更遑論要他擅用外交辭令增進國際友誼吧了。

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是少有因說錯話而要當眾道歉的國際名人。話說2001年在柏林的一次記者會上，他宣稱西方文化比伊斯蘭文化優勝，並指伊斯蘭文化停滯在1,400年前，此語一出，即受各方炮轟，他最後在不認不認還須認之下，唯有公開道歉，賠個不是。

梁文道或馮振超：第一夫人

【都市日報-兵器譜】近日傳媒焦點除落在代理特首曾蔭權的一舉一動外，對香江新任第一夫人曾鮑笑薇也立時注意起來，被問及對丈夫日後榮登大寶有何看法時，這位第一夫人對答頗為得體，只簡略稱會以平常心視之，觀乎片面，曾夫人的小家碧玉與董夫人的大家閏秀大有不同，但要品評則屬難事，只因第一夫人孰優孰劣根本沒有任何量度標準。

曾有政治學家認為，第一夫人能幹與否並不重要，反過來幫夫分憂、緊守本份才是關鍵。但從近代一些著名第一夫人的言行分析，這番話或者需要略為修改一下。

中國抗戰期間，在美國國會山莊發表長文演說的蔣夫人宋美齡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中最具個人魅力的第一夫人，她的主動出擊，單人匹馬進行逾四十六天的美國之旅，把中、美兩國在抗戰事業上拉得更近。

而這位中國女當家更是唯一一位女性參與了1943年11月、由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及蔣中正等聯合召開的開羅會議，共商世界大勢，顯然在國難、危困關頭，若然第一夫人撐得起的話，對丈夫的支持絕對可以超越只是站在背後的角色吧。

美國前總統甘迺迪(John F.Kennedy)的第一夫人積琪蓮(Jacqueline Bouvier)也是另一位了不起的第一夫人，她為甘迺迪在美國人民心裡打造了一個近乎完美的形象，一家四口的家庭照成了當時美國家庭價值觀的一個正面形象楷模。

積琪蓮的美國時代婦女形象，甚至是國際冷戰時期對抗蘇聯等共產主義國家的一種宣傳武器殺著，她衣著時尚高貴，總予人一種優雅大方的感覺，看在活於共產主義中的蘇共婦女眼中，自然會出現極大反差及眼紅症。

還有一個有趣的小故事，原來積琪蓮與甘迺迪曾經出現微妙的戀愛關係，據講，積琪蓮在認識甘迺迪前其實心有所屬，並已與另一男子訂下婚約。但當她遇上這位當時仍未在政壇幹出大業的世家子弟時，竟能迅速解決這段三角關係，在1952年冬天正式解除婚約，開始與甘迺迪交往起來。

雖然兩人的愛情故事最後因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悲情作結，但積琪蓮在甘迺迪身後仍然撐下去，事件發生時，她拖著一對年幼子女時的神情，除了悲傷，也盡顯第一夫人的風範與尊嚴。

梁文道或馮振超：中東詞典—奧圖曼方式

【都市日報-兵器譜】港事紛亂，且將目光放遠，看一看遙遠的地方，看一個更亂的地方。最近利亞從黎巴嫩撤軍一事，讓很多對國際事務不明所以的港人看得一頭霧水。外國軍隊從自己國撤離當然是好事，所以許多黎巴嫩百姓上街歡呼；但為甚麼同時又有更多的人上街抗議，想利亞軍隊繼續留駐﹖到底哪一邊才是「人民力量」﹖

說起來，黎巴嫩的局勢真是一筆二十世紀史的爛帳。比起巴勒斯坦，它更能代表中東地區的混亂。幾乎該區任何國家都把彼此之間的矛盾擺到這裡解決，伊拉克、伊朗、利亞、以色列、巴勒斯坦等等都把黎巴嫩當成自己的境外戰場。冷戰時期，美蘇雙方是這些勢力的幕後木偶師；如今這裡則是美國新帝國主義和阿拉伯反美勢力的另一衝突點。

要搞清楚，我們還得回到歷史。話說直到二十世紀初，整片中東地區還是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疆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都在首都伊斯坦堡蘇丹的管治底下。奧圖曼帝國怎樣去控制這麼紛雜眾多的社群達數百年之久呢﹖

雖說這片土地的主流信仰是伊斯蘭教，而奧圖曼的國教也是伊斯蘭教；但伊斯蘭教內部也有不同的宗派，何況該區還有東正教、天主教、新教及其他小型宗教呀﹖答案就是「奧圖曼方式」。所謂「奧圖曼方式」，就是約束帝國中央政府的權力，盡量不干預各個社區的內部事務，讓猶太人的拉比(教長)當他們自己的領袖，執行他們自己的律法；阿拉伯半島上的遊牧民族則繼續追隨自己的酋長，享有部分自主權。至於國境內的部分異教徒，帝國甚至准許相信同一種宗教的外國勢力去保護他們，例如法國就有保護住在黎巴嫩的天主教徒的權力。

其實歷史上所有偉大的多民族帝國都會採用類似的制度，去促進各民族各宗教的和諧共處，穩定自己的統治基礎。這就是為甚麼會有「寬容是帝國的美德」這個說法的原因了。在帝國以內，雖有官方語言的流傳，但不同的方言繼續保留；雖有正式的國教，但很多時候各種異教神祇還是可以繼續被崇拜。帝國往往喜歡鼓勵各族人民相互尊重，在國境內遷徙混居。

奧圖曼土耳其帝國是歷史上最後一個古典意義的多民族帝國，現代民族主義的興起和歐洲列強的介入，使它崩潰瓦解，成了今天的中東各國。黎巴嫩就是帝國解體留下來的後遺症代表。

梁文道：我城是那一個城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曾經有一段日子，每有人問起香港有文學嗎？香港有了不起的小說家嗎？我就說：「有，西西。」如果有人再追問西西有什麼代表作的話，我就說「有，《我城》。」但現在回想起來，我的回答很有問題。首先，什麼叫做「代表作」？一部作品又能夠代表什麼呢？比如《我城》，它代表西西的銷售技藝和成就？代表香港文學？還是代表香港呢？

曾經，《我城》被認為是一部代表香港這個城市，卸除了這個城市的特質，表現了當時正在形成的香港意識和香港身分的一部傑作。你看，這部銷售沒有什麼顯赫的政要鉅富，也沒有什麼人人皆知的大明星，有的只是阿果、悠悠、麥快樂、阿游和阿髮這夥年青人。他們只是一群普通人，是香港這個城市的「眾生」。

他們都幹些什麼呢？例如主角阿果，曾經這麼表白：「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曾碰見過這樣的作文題目：我的志願。我當時是這樣寫的，我說，我將來長大了做郵差，做完了郵差做清道夫，做完了清道夫做消防員，做完了消防員做農夫，做完了農夫做漁夫，做完了做警察。當時，我的社會課本上剛好有這麼多種各類職業。」以今日標準而言，這叫做胸無大志，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職業選擇乃七十年代以前社會課本提供的，是一整代人的希望範圍，一整代基層百姓的理想人生。

西西寫《我城》，原是報紙上的連載小說，但它不是那種情節緊湊得教你天天追故事看的連載；而是隨報上刊載的每日新聞，讀者每日面對的社會氣氛發展轉變的一趟思考。因此很多人覺得這部小說反映了香港七十年代的基層青年，反映了那個年代的生活環境。連西西後來自己也說這個活潑歡快的小說是寫「年輕的一代，寫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城，用他們的感覺去感覺，用他們的語言去說話」。很多批評發現這些年青人就算是做清道夫，也總是滿懷希望。那真是一個起飛的年代，一切美好正面而樂觀。

不過很容易就會發現《我城》不能簡單地和香港劃上等號，甚至不能說它「代表」了香港。不是它忽略了失敗而悲苦的另一群，更不是它在今日風雨飄搖自我懷疑的香港環境底下顯得過時。是《我城》的語言實驗，和它那種被稱做「童言」的敘述語調，例如開篇第一句「我對她們點我的頭」。一個成熟的漢語表達沒有這種孩子氣，只會是「我對她們點頭」。書裏貫徹的視點轉換，孩童般可愛有趣的敘述語調，就算不是西西的口吻，至少也是小說敘事者的口吻和觀點。這種敘述方式增添了小說的快樂氣氛和活潑節奏，它未必是香港這座城市很快活，但它肯定是作者「我的城市」很快活。說《我城》代表七十年代香港，真是可愛的誤會。

現在我仍然會看許多據說代表了巴西的電影，代表了南韓的小說，但我知道那實在不是巴西也不是南韓，而是一座又一座的「我城」。反過來說，所謂的「代表」，不論是在藝術還是政治裏，都不一定就是好的意思。

梁文道或馮振超：闢謠

【都市日報-兵器譜】謠言終於被證實為真相，不只是一個謠言的勝利，而且是所有謠傳集體的勝利。對於任何一個被傳言困擾的人或者機構而言，就算成功地把99個謠傳破爛截下來，只要剩下一個跑了出來而且還被發現是真的，那麼也就前功盡棄，一切信譽化歸烏有了。

克林頓還在當美國總統的時候，最棘手的傳聞莫過於萊溫斯基事件。

當時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小道消息流竄，無論克林頓和他的幕僚們如何出來辯解，就是沒有多少人願意相信他們口中所謂的真相。結果白宮居然想出一道怪招，那就是開設電話熱線。

但凡感到困惑的國民都可以打電話進去，有專人接聽，一方面聽取最新版本的民間傳聞，另一面告訴給你最「客觀」的事實，希望你也能再傳開去。

這個方法的要點是有血有肉的真人單對單地闢謠，要比在報紙和電視上公開澄清有效多了。結果呢﹖好像也沒有大用處。

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造謠及闢謠運動，都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交戰雙方都拼命在敵境大肆造謠，又由於其時信息封鎖的緣故，這場心理戰的威力反而要比任何時候還大。

為了控制謠言的流布，美國心理學家歌頓奧爾波特和羅拔納普在1942年開設了一間叫做「謠言診所」的機構，後來在整個北美先後成立四十多間同類「診所」。他們各自廣鋪眼搜集謠言，分析它們流傳的路徑。當遇到特別有害的傳聞時，就在報紙專欄裡破解救治。

「謠言診所」會在專欄中列出可疑的謠言，分析排比一番，再引述權威的官方消息對症下藥。它的前提是口耳相傳的謠言極不穩定，會迅速變形，只要把它們固定在可信的報刊上化成書面文字，就能予以處理。

而摘引排列謠言，又能夠改變它們的句法結構，於是一眼看去有不攻自破之效。例如他們會如此陳述重寫同類的謠傳：「謠言數則， 一支少數民族(有人說是黑人，也有人說是猶太人，還有人說是天主教徒)對美國不忠，正在策劃一場暴動，或者陰謀控制政府，或者鼓吹逃避兵役)。」

戰後，謠言診所的兩個創辦人聲名大噪，寫書教人分辨謠言。他們在書裡說「放射性物質能持久滯留於某地」是謠言，叫公眾不用恐慌。

1965年他們的書剛出第二版，美國政府就承認核輻射的危險。結果闢謠專家成了政府隱瞞消息的陪葬品。

梁文道或馮振超：Corea與Korea

【都市日報-兵器譜】南韓政府近年在重塑國家長遠發展的道路上作出了不少驚人之舉，先是具體地把首都位置遷移，用以解決城市規劃問題，及避免首都與北韓邊界太接近而出現軍事上風險(南韓曾發現北韓以挖地道方式試圖進入南韓境內)。更見魄力的，是盧武鉉總統實現了把漢城這個沿用已久的首都中文名字也去掉，取名首爾。從這些改變看來，南韓下一步大有機會是連英文國家名稱Korea也改回原來的Corea，向世界展示這個國家民族對歷史的尊重與尊嚴。

近年無論南韓與北韓，對於Korea這個國家英文稱呼也大有意見，事緣Korea這個名字的出處對兩韓人民而言，多少也記上一種不安與苦難的意義。

據了解，在日本佔領朝鮮半島及進行殖民統治前(即1910年至1945年之間)，朝鮮的英文名稱一直為Corea，但當日本施行其殖民管治後，Korea這個與Corea英文發音相似的名字便開始出現，逐漸更被廣泛應用及成為官方稱呼。

有歷史學家直指，日本銳意以Korea代替Corea，實為一種對韓國人民民族尊嚴挑戰的具體表現。希望在順序國家英文名稱排名中，Japan永遠也站在Korea前頭，以彰顯「日本領先於朝鮮」的一個標識。

今時今日，世界形勢逆轉，韓國內部要求正名的聲音時有出現，南、北韓雙方近年也有為此溝通。從政治角度而言，兩韓正名所考慮的政治風險並不太高，反過來更可視為一種增強國民團結的象徵性運動。

但世事如棋，每每出現一些出人意表的情況，如南韓當局早前把首都漢城的中文稱呼改為首爾後，便引起中國內地網民一番討論。

有網民指南韓把沿用已久的漢城去掉，是一種「去漢」的手法，並不友善云云。(其實「去漢」在南韓文化歷史中並非新事，早在1970年，當時的朴正熙總統便曾進行「去漢運動」，把中國漢字從韓文中去掉。)

改名這回事，從來政治先行，實際意義卻非主要考慮。如台灣的民進黨籍總統陳水扁上台後，便急不及待把甚具歷史意義、以紀念前總統蔣中正，位於總統府前的介壽路更改為凱達格蘭大道，用以沖淡昔日國民黨以至蔣氏家族在台灣政壇「君臨天下」的政治面貌，這個街道名字變更的舉動，大有英雄造時勢的意味。

梁文道：當政治只是一種傳聞

【明報-筆陣】無法想像一個非常嚴謹非常「老派」的新聞學者會怎樣拿過去一個星期的報紙和學生討論。所有的消息要不是來自「可靠消息來源」、「熟悉中央內情人士」，就是「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然而那些消息來源到底有多可靠？那些人到底有多接近中央？那些知情人士到底是誰？我們讀者一概無法判斷。但就是這些神秘的消息來源共同製造了一年來最大的政治新聞和政治動盪。根據這些消息，記者四出尋訪，被捉住的政界名人不再說「這類假設性的問題，我是不會回答的」，他們反而也很「假設性」地提出各種各樣的解說。當這些解說也被組織進可以印行的新聞裏的時候，董建華辭職下台，曾蔭權臨時上馬也就成了可以相信的事實了。然後，記者敏銳而感性的目光就突然發現曾蔭權在立法會除去頸巾的動作十分「瀟灑」，可見是他志得意滿的表現。只是我們不知道過去曾蔭權除頸巾的動作是否一向就很瀟灑；也不知道除了「瀟灑」之外，可還有其他字眼適合形容他除下頸巾的動作。

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在SARS肆虐時期就開始步入「後董時代」，不只是他開始失去掌控政局的能力，而且市民也愈來愈覺得他之在任與否，原來可以不用理會。所謂「後董時代」，其實是一個「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既尷尬又可悲的時期。它的尷尬在過去幾個月「估特首」的熱潮裏達至巔峰，距董建華的任期結束還有兩年多，香港最刺激最有趣的政治新聞竟然已是下一任特首的人選了。它的可悲在於雖然民間社會有崛起之勢，市民從自助互助開始，組織成不同的聲音試圖參與政治；但也同時矛盾地對政治產生了無可奈何之嘆。

如果董建華不下台，就像我之前說過的，以後兩年的政局會處在一個很不穩定的狀態。一方面志在問鼎下屆特首寶座的各路人馬會勾心鬥角相互排擠，又或者抱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心態「無為而治」。但如果為了穩定局勢，由中央出手或明示或暗喻地點出人選，則所謂港人自行推選特首的制度就會信譽破產。但現在要董提前離任這一手「絕招」(何鴻燊語)，又是否真能化危為安，順應民情呢？

觀察SARS以來的社會發展，各種各樣的民間新生組織出現了，雖然有「中產之聲」這種在我看來欠缺批判自省的保守勢力，但好歹是一群過去沉默的人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想要介入政策的制訂和施行。大家爭相議論下屆特首人選，就算2007年沒有民主普選，社會總算也「總結經驗查找不足」，然後有爭論出幾種未來施政方向的機會。換句話說，任由「後董時代」在社會發展上延續固然有不妙的地方，但也未必一無是處。只是就近日的傳聞看來，這一切都戛然而止。它終止的不只是眼前可見的亂象(至於新特首上台是幹兩年還是五年，又會惹起什麼問題則仍未可知)；還有香港社會自行討論，形成未來路向的機會。

反過來說，「後董時代」所衍生的民間情緒，那種不信任制度，不信任政府，更不信任政治的情緒卻會在這一刻滋長繁衍。為什麼？因為市民雖然喜歡近日流傳的各種小道消息，喜歡看這齣比《大長今》還要好看的活人連續劇；見到有人說注意到「董先生在桌上放了一盒喉糖」因而暗示他身體欠佳，大家會忍不住大笑；見到特區群英紛紛向傳說中的新主人問好請安，大家會忍不住冷笑；但是看飽笑足之後，大家可以說什麼？又可以做什麼呢？

董建華執政七年多，飽遭攻擊，有人說是傳媒治港之過。但在我看來，傳媒治港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傳聞治港」。我不是要責怪傳媒散播各種來自神秘來源，而市民又無能證實檢驗的消息。事實上，他們的難處可以理解。但傳媒近日的報道的確進一步地反映出了香港政治是如何地不透明，如何地不制度化。讓董建華連任的800人選委會憑什麼標準再選他一回，我們不知道。董建華為什麼要辭職，辭職之後的安排是什麼，我們也不知道。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香港市民在這場辭職風波裏全成了政治外行，能看熱鬧，但沒有任何可以理性追索的門道。政治徹底成為少數內行人的遊戲，而非孫中山所言的眾人之事。

過去幾年，所謂普選和民主化的條件一再被人提起，但說要有條件才能搞民主的人，卻從未在政制討論中仔細開出清單說明要哪些條件。就我所知，「公民能力」(civicliteracy)就是很重要的民主條件，它包含了兩組彼此相關的要素：一是公民參與政治討論和政治活動的意願，二是公民關於政治制度和政策的知識。愈是活躍參與政治的公民，他們關於政治的知識就愈豐富；反過來愈是渴求政治知識和資訊的，也愈有動力參與投票和政策諮詢等活動。根據許多實徵研究(可參見HenryMilner的《CivicLiteracy:HowInformedCitizensMakeDemocracyWork》)，公民能力是成熟而且運轉良好的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

如今港人開始有參與政治和了解政治的興趣，但同時仍對政治保有一種冷漠的犬儒態度。如果要在這個環境底下打好民主的基礎，培養市民的公民能力就是很重要的事了。可是我們循正式途徑得到的知識，卻完全無助於理解圍繞特首的陣陣疑雲。我們從文件裏得知特首的產生是由選委會推選，但小道消息卻說特首人選是中央決定的，我們該信正式文件還是八卦傳聞呢？如果傳聞一次又一次地被證實，比較正式的政治知識和資訊就會一次又

一次地貶值。如果你是老師，要在通識教育課裏和學生討論時事，你怎麼和他們談這件事？你的教材是什麼？而傳聞又是那麼雜多，我們又依據什麼標準去分析去整理呢？當政治淪為一場傳聞戲劇，剩下的就只有政治冷感和陰謀猜測了。

梁文道或馮振超：新種族主義

【都市日報-兵器譜】很多觀察家都發現種族主義正在死灰復燃，一種大家都以為早就完蛋的意識型態。你看，德國人已經為了二次世界大戰的種族滅絕政策道歉再道歉；馬丁路德金的夢想即使還未完全實現，至少美國不再有巴士會把黑人和白人分開在兩組座位；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也是上個世紀的事了，坐了十年苦牢的曼德拉不只當上了總統，而且已榮休下來享受世界性的聲譽。

還有甚麼種族主義？當然，今年被奧斯卡獎提名最佳男主角的《盧旺達大酒店》(Hotel Rwanda)一出，又提了大家10年前的盧旺達，曾經發生過100萬人慘死的滅族大屠殺。但是不少人都覺得那又是第三世界落後地區的事，「文明世界」經過慘痛的歷史教訓，不可能再有同類事件，甚至不可能再有明目張膽的種族主義主張。

然而，就在這個種族主義似乎已經成為過時鬼魂的時候，種族主義正改頭換面悄悄地溜了回來，其基因甚至還潛伏在近日火熱的中國民族主義裡面。大家知道澳洲有漢森領導的「民族黨」，試圖恢復「白澳政策」；法國也有勒龐，想要維護法蘭西的純正血統。

這批新種族主義者和法西斯有明顯的不同，他們不認為白人要比其他人種優越，不會提出同化不同族裔的要求，更不敢說出種族滅絕和清洗等激烈言詞。他們的主張很簡單，他們只是要亞洲移民回到亞洲，阿拉伯人回到北非。他們甚至表示尊重文化差異，尊重亞洲人及阿拉伯人，只要他們住在他們該住的老家。

文化多元主義曾經是對治一元獨裁的種族主義的藥方，對比起認為這個世界只應該剩下一種人，或者起碼該讓最優秀的種族統領其他人的想法，多元主義支持各個文化各有特色彼此平等。但就是在這個似乎十分開放的文化多元主義之上，新種族主義誕生了。新種族主義不提生物學定義上的人種問題，反從文化著手，極度強調每一種文化的特性。

不同的文化應該安放在各自所屬的地區，不得混淆雜居。所以法國應該留給真正的法國人，而非崇拜阿拉的穆斯林，就算他們改宗天主教，法文講到「勒勒」聲，他們血液裡的阿拉伯文化還是換不了洗不掉的。要小心的是，中國式的民族主義也有點這種特色，把文化和血源混為一談，愛說「炎黃子孫理所當然地要認識中國文化」，普通話講不好成不了真正的中國人一類論調。

梁文道或馮振超：請辭

【都市日報-兵器譜】特首董建華的「請辭懸案」已發生多日，但當事人仍然不願說個明明白白，然而一眾特首友好們卻突然在同一時間向外預警，指董特首身體不好，企上半小時會累及面容比較往昔蒼老不少等等。

體面的下台明顯是重要的，但若演變成一場功成身退的大型歡送會，就不免有點那個，或會出現另一場國王的新衣現代版的故事罷了。反過來，坦白請辭可能效果更佳。

董特首的表現從被胡主席「查找不足」、特首在施政報告中「認錯」發展至再被曾副主席表明「還有不足」，已說明箇中玄機。

現今一眾商界猛人，齊齊發聲指特首抱恙，難免會令普羅市民不明就裡，消息來得這麼突然，實在難以消化。今日香港面對的局面，令我想起前日本首相森喜朗，這位大個子首相，外形與董特首差不多，政績並不彰顯，1年多的任期內，被日本政壇教父中曾根康弘描述成「最嚴重的國家危機之中」。當時長期國債達666萬億日圓，其支持率自然長期低企。

在一片劣評之下，森喜朗終於在2001年4月18日宣布請辭，他的辭職演說並不含糊其辭，直認與國民之間的信賴關係產生了巨大的隔膜，坦言任內一系列失言造成了很多麻煩(經典例子是會見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時，把How are you﹖說成Who are you﹖克林頓為之一愕，並打趣說I'm Hillary's husband打圓場)。故他願意鞠躬下台，承擔治國無方的後果是聰明不過的。

這樣一來，長期抱怨執政黨的日本政界及輿論，也只得收口，森喜朗的認錯及請辭，多少也為接任的小泉純一郎營造出一片新象。

現今政壇，請辭其實不是甚麼一回事，如去年台灣立委選舉後，負責統籌選舉的民進黨核心人物張俊雄、李應元便在開票當晚即時承擔敗選責任，請辭去也。連當主席的陳水扁也不能倖免。有時為著大局，請辭誠然是一個政治人物必須承擔的道德任務。

如被指為英國首相貝理雅幕後最重要謀臣的坎貝爾(Alastair Campbell)，於2003年捲入「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醜聞後，為著令火頭不要燒到主子身上，坎貝爾亦寧可掛冠求去，辭去首相公關主管之職，這位在英國工黨苦幹多年的謀臣，多年來為貝理雅出謀獻策，甚至有英國輿論認為他是工黨能在1997年5月重掌政權的關鍵人物。

但到了存亡一刻，坎貝爾選擇了請辭，他的離去，無疑是為貝理雅政府拆除政治炸彈，實為上上之策，也見真正政治人的功架。

梁文道或馮振超：Ganbu-lers

【都市日報-兵器譜】上回說到許多不同的語言都因為英語的流行，而交雜生出新字，混造了英文裡面。研究這些新生英語詞彙，可以看出一道道政治、經濟、歷史和社會的流徙脈胳，例如ganbu-lers，就是最近一年才開始出現的新字，而且饒有趣味。

所謂ganbu-lers，是從接近中國東南邊近城鎮開始流傳的字眼，據說它最早是在賭場出現的，賭場中的工作人員和老闆經理私底下常用它來稱呼中國來的賭客。

首先ganbu-lers讀音接近gamblers，有賭徒的意思；其次它實際上是「幹部」二字的音譯。所以把兩層意義加起來，我們可以把它中譯成「幹部賭徒」。

可見中國幹部出國賭博風氣之盛，竟然有了專用的英文名詞。間題是以中國官員收入之少，待遇之低，他們養家尚有難處，又那來閒錢去越境賭博呢﹖很明顯這些錢都是他們藉職務之便虧空回來的民脂民膏，以權力交易得回來的不法收入。

事實上如果按照法例和規定，中國官員理論上是世界最清儉的公務員。直到日前為止，一個局長級官員出外公幹，按規定也只有每日60元人民幣的補貼。如此嚴苛，可說是脫離實際不近人情。

於是實行起來往往要由各地招待單位另行出資，讓局長們住得體面一點。

大批的「幹部賭徒」催生了由北韓到越南等週邊國家的新生賭場，不只賭場從業人員有工作有錢賺，還順帶活躍了開設這些賭場的邊界城市的經濟。

所以有大陸百姓開玩笑說這批腐敗官員其實是在推動外交，拿國家的公帑去協助第三世界友好鄰邦；而北韓之所以有力發展核武對抗美日，也是他們「抗美援朝」的功勞。

適逢胡溫力倡反腐，打擊腐敗是本屆兩會的重要主題。於是國家就得一手抓幾個貪官打擊，殺雞儆猴，例如懸紅六千美元捕捉先後27次用公款去北韓賭博的吉林中級幹部蔡豪文。

另一方面在仍未能夠從制度下手治腐敗病根的情形下，先且治標，禁止賭博。只是賭性乃人類天性之一，尤以中國人為盛，效果如何仍未得知。

前一陣子更有風聲傳出，連打麻雀都在受禁之列，鬧得百姓人心惶惶。好在後來澄清，一般人在家打打小牌不算賭，大伙人才鬆一口氣。

梁文道或馮振超：國際友人

【都市日報-兵器譜】《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以英文寫成，中譯本卻比英文本還要賣得好。這本書在全國書店都被放在最當眼的位置，大小媒體都用顯著的篇幅熱炒，就算被認為又獨立又有批判性的《南方週末》也不能避免地用兩版正面肯定它。為在世領導人立一本官方肯定的傳記，是現代中國史無前例的事。

而這本書雖說是美國企業家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的作品，好像只是另一本老外寫的中國政治人物揭秘。但沒有官方的支持，它可以得到力度這麼大的支持﹖庫恩可以訪問到像汪道涵這種層級的人物嗎﹖

找外國人為領導人畫像，早有前例。最出名的莫過於當年美國記者斯諾寫的《西行漫記》，毛澤東藉著這位外來崇拜者的筆，魅惑了無數中外年輕人。

3月6日的《亞洲週刊》大爆內幕，揭出了中國傳記作家葉永烈的曾經是《他改變了中國》的共同作者，設定了全書骨架，最後卻不只沒有得享共同寫作的機會，甚至消失在長達四頁的鳴謝名單之中。

據說是安排這個寫作計劃的有關單位覺得作者只是外國人比較好。為甚麼﹖除了怕自己國人為在世前領導立傳有顧忌之外，還有甚麼原因﹖

我想起今年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上面有一位美籍非裔小孩大演京劇折子，成了一時話題，即使學生穿一些中國人自己都不穿的唐裝，手一拿把摺扇，表演相聲、功夫、評彈、書法甚至算命。小時候住在台灣，我也看過很多這類節目，可見這不是大陸的獨有創意，而是中國人的特殊癖好。

為甚麼中國人那麼喜歡看老外表演中國國粹﹖原因之一是中國人的文化自大，總覺得華夷之別端在文化，見異族著我服飾唱我清音，豈能不感到大漢天威無遠弗屆。看由外國人演京劇，那種快感就算不是馬戲團裡看猴子做算術，起碼也有西班牙殖民者看到美洲土著居然會唱拉丁文聖詩的感動。

反過來卻是百年恥辱經驗帶來的民族自卑，總是渴望走向國際，總是盼望國際友人的意見。所以再小的城市也會在當眼的位置樹起標語「讓XX走向世界，讓世界認識XX」。

自己人再多的稱讚溢美，總不如老外豎起的一根拇指。

梁文道：哪一種香港人夠格生3個小孩

【明報-筆陣】現在香港有人口老化、生育率低至世界之冠的危機，於是看見負責「人口政策專責小組」的政務司長曾蔭權公開呼籲港人多生子女，並戲稱「最好生3個」。不覺好笑，只有悲涼，想起2年多前一段往事。那時候，我每個星期都去旺角一座舊大樓裏教書，教香港社會史也教政治哲學。學生人數不多，就只有十幾個，但是都很熱情，看完印發的文章還提出許多問題討論，每節課都因此超時結束，要下一節的老師坐在外頭等。

我從來都沒有教過這樣的一群學生，要擔心他們上課的途中是否平安，會不會被警察帶走。因為他們是爭取居港權運動的成員，其中有些人身上的居留證已經過期。這個流動教室就是甘仔甘浩望辦的「居港權大學」，讓這些上不了學又不能工作的年輕人不至於光陰虛度。後來預定的內容教完，我就沒怎麼見到他們了。這兩年來事忙，偶而只有一兩位老同學和我通通電話，他們的身影和聲音好像離開我很遠很遠了。直到那天聽見「最好生3個」的笑話，愧疚與苦楚一下子湧了上來。

香港的粗出生率下降的速度在30年內超過了三分之二，而死亡率則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也就一直下跌。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問題不可能是1999年時看不到的，就算政府自己不知，當時也有學者提醒過。但是政府統計處在99年的4月29日發表數字，估計其時合乎資格的港人內地所生子女，最保守有168萬人，是香港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於是就開始了震動全港的「居留權事件」和「人大釋法事件了」。這5年來，政府漸漸改變口徑，說當時的估算可能還值得商榷，今天則公告天下香港的小孩和年輕人太少了！這5年來，還有一批爭取居港權的港人子女在甘仔、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中聯辦和民建聯之間奔走徘徊，不知路往何處去。這5年來，當年負責估算出錯誤數字的政府統計處長何永，依然在位。

當時為了說服市民支持政府提請人大釋法的決定，政府依照168萬這個數字，推算出各種可怕的情。無非就是要告訴大家這批人來了之後，住房會更擠迫，教育的負擔會更沉重(今天所說的「殺校」彷彿是突然蹦出來的怪事)，綜援的開支會更多，公立醫院的候診隊伍會更長；反過來我們的失業率會更高，收入則因為競爭而下降。總而言之，如果讓這些不是在加拿大出生，不是在澳洲出生，而是在自己國家土地上出生的香港人一擁而至的話，香港就會陸沉。一時之間，恐慌瀰漫四周。

這樣子動員的結果，是很多香港人接受了政府的說法，同時接受了一種港人的新形象：有這麼一種人，在香港討不到妻子找不到老公，因為他們比較窮比較低下。這種人只好在內地結婚生育，生出來的也不是什麼高質貨。就連2002年的「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報告書」也說：「普遍來說他們的教育水平都不高，工作經驗有限。」這種人自然是社會的負擔。回歸7年，香港人卻不改對「新移民」的歧視，正是那場社會動員的成果。更多的「心繫家國」就能幫助港人認同中國嗎？近日因為「扶貧」引起了爭論，又見一堆對綜援領取者的典型負面描繪，豈不和那場社會動員打造出來的新移民形象一脈相承？階級的分化，社會穩定的失衡，又豈不多少與此相關？

有論者迷信政府不干預到了政府什麼都不應該做的地步，並以毛澤東「人多好辦事」和後來鄧小平「一胎政策」二論的遺害為例。其實人口政策不只是政府可以做的事，它甚至是一切其他政策的依據，現代政府統治形態的本源。問題只是人口政策如何制定、如何施行。法國思想家傅柯在其晚年的論著裏力證，「人口」概念的發明和相關科學知識的開發，和現代統治形態有共生互動的關係。正是有了「人口」概念，政府才可以透過對它的估算和分析去實施其政策；至於公共衛生、教育、社會福利等種種措施，則是為了維持和增長一個質素健全的整體人口，因為它是國力和現代資本主義裏經濟發展的基礎。

傅柯又分析納粹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指出它是一種不同以往嶄新種族主義，利用人口學和優生學等現代知識，在人口內部錯開不同集團，先分出較優等和較能承擔生產責任的種族，與質素較次只能成為社會負擔的另一種族，再給予不同的處置方式，眼的正是國家生產力和整體人口的進化。採用傅柯的觀點，我們可以大膽地說香港現在就很接近「國家社會主義」的雛形了。一方面要吸引投資移民和內地專才，同時鼓勵「本地人」多在港結婚產子；另一面則排拒「次等」香港人內地所生子女。要吸引的是有生產力有質素的優等種族，要排拒的則是生產力弱水平不高的次等種族。在同一個中國之下，我們正在劃分兩種香港人兩種中國人，難怪有組織力爭要把「新移民」納入反種族歧視立法的保障範圍。

且先把人權問題放在一邊，我們要問這兩種香港人的劃分是對的嗎？當然不，正如亞利安人與猶太人的優次區分一樣，香港本地中產階級與低層新移民及其子女的質素差別同樣是種幻象。就以我接觸過的爭取居港權人士為例，他們不只也曾出現在號稱是「中產覺醒」的七一大遊行裏面，他們甚至比很多慣常靜默搵食的中產階級更關心香港社會的發展。不單單是為了爭取自己的居港權，他們還常常組織起來為其他社會議題上街發聲。在我的教學經驗裏，那十幾個學生閱讀能力和思辯水平都是最佳的。

香港素來是

個移民社會，在生育率和死亡率持續下降的那麼多年裏，移民就是本地人口的最大補給。可是當年特區政府的作為，卻硬生生地把香港「本地人」和「新移民」不必要的區別進一步強化鞏固。為了什麼？為了那虛幻的數字168萬嗎？曾司長，在推動港人生更多的孩子之前，在想辦法吸引內地人用足單行證配額之前，請重新發現那些還在奔走的香港孩子吧。

梁文道或馮振超：中英夾雜

【都市日報-兵器譜】香港人一般說話都喜歡中英夾雜，這對很多內地人而言是一聽便知的港人特色。有的人對此非常不滿，覺得好好的廣府話都要硬生生地加幾句洋文。但隨著內地學英文的人越來越多，「海歸派」日漸上位，加上一片小資熱，中英夾雜已不屬港人專利，甚至成了時髦的表徵。

至於香港，也有不少人挑剔中英夾雜的表達方式，覺得這是中文不好英文不純正的結果，尤其在書寫的時候中英混用更是不可原諒的疏懶。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甚至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洋涇英語，有很多英文字詞到了香港之後，它的用法完全背離了原本意義。例如原復生就曾在文章裡舉過update這個例子，香港人竟然把它變成了形容詞，說這個人不夠「update」，那本雜誌好「update」。「update」在此是潮的同義詞，故此連一個商場也可以命名做update Mall。

在母語之中突然加插外文，或者轉碼轉台，轉來轉去雙語夾雜的行為，語言學裡叫做「轉碼」(Code-Switching)。說話要轉碼，是因為有些事用母語表達不夠確切，有些事又非得要用母語才能傳情達意。

這種情況的原因很複雜，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一種母語環境之中，還有另一種強勢語言流通。比如香港，廣東話以外的最強勢語言就是英文了，所以我們說話寫字才會中英共用，夾雜交錯。而英文也是現在世界上最多人學習最多人使用的強勢語言，因此日本就有日英夾雜，西班牙有西英夾雜，德國有德英夾雜......

長此以往，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新英文出現了，例如中英混交出的Chingish有long time no see這個著名片語。這世上現在還有Taglish(菲律賓常用Tagalog混合英文的產物)和Franglais。Denglish,Wenglish等各式各樣的英語。英語越是國際化，也就是有越多的地方語言特色注入英語裡面。語言學家本來就很重視這些新英語和各地的「X語」轉碼現象，現在連很多跨國機構都不歧視它們，在正式文件裡面大混特混。

結果﹖當然有不少好處。如今看英文報刊遇上不懂的字光靠牛津字典已不管用，但透過那些古怪英文字卻能學習其他文字。比如indaba，現在開始用來指不同黨派的政治高峰會，原來是南非式英語的成就，本意為非洲傳統社會裡不同部落間的酋長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