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記住三千種薯仔的名字（薯仔的故鄉之三）

【飲食男女】台灣詹宏志大哥是個奇人，除了種種外間所知的頭銜之外，他還是個出得廳堂、入得廚房的烹飪高手。從前他夫人王宣一女士還在的時候，他家便以夫婦二人四手的家宴聞名。只不過無論如何我也想像不到他居然會做秘魯菜，當他告訴我，許多年前他從秘魯旅行回台之後就在家裏頭試着做烤牛心等當地特色菜式時，我還真是嚇了一跳。要知道秘魯菜在技法上或許不太困難，比如說現今人盡皆知的「Ceviche」，大家都能在家自己調配青檸酸汁去把魚生醃「熟」； 可是材料該怎麼辦呢？你去從甚麼地方找到那許許多多古靈精怪、聞所未聞的食材？可能是我孤陋，但我真沒見過像秘魯食肆這樣的餐牌，一打開，裏頭起碼有一半我不認識的名字，比如利馬名店「Malabar」一份簡單午餐的菜單：

Conchas Selladas "Con Palta Y Fermento De Aji.
Quinoa Popeada: Eusalada De Papas Nativas Y Ollucos Huateados Y Sachatomato
Bonito En Escabeche: Con Camote Crujiente Y
Cebollas De Rabo
Colita De Cuadril: Y Rabano Picantes

就算用上Google translate，勉強搞懂了西班牙文，一個華人恐怕也還是很難完全看得通這份菜單在講甚麼。像是「Ollucos」，儘管字典會讓你知道它是類似薯仔的一種根莖類作物，不過要是沒有真的見過嘗過，光知道其品類是沒有用的。然而這已經算是秘魯最家常的一種食材了，市場裏頭堆積如山。

難怪秘魯菜現在會變得那麼有名，他們可用的東西實在是琳瑯滿目，取之不竭。這國家有海拔六千米以上的雪山，有乾旱的沙漠，有漫長的海岸線，有放牧牛羊的草原，更是亞馬遜河的上游，全球三十二種「微氣候」（microclimates），它獨佔三十，物種之多樣舉世罕見。

就說薯仔，我們都曉得這種改變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的糧食，原產秘魯安地斯山區。可是我們知道薯仔的種類有多少嗎？根據利馬的「國際馬鈴薯中心」，只在秘魯，他們就辨認出了三千多種不同的薯仔，且絕大部分是秘魯才有的特殊品種。現在世界上流行的薯仔，滄海一粟而已。

感謝秘魯幾大古文明的開發和試驗，他們馴服了薯仔天生的「毒素」，在非常不合適耕種的安地斯高地上開拓出連山遍野的梯田，這才有了後來養活大半個地球的重要資源。他們的試驗，即使以現代目光去看，也是叫人嘆為觀止的。

印加古都庫斯科以南五十公里的高原上頭，有一片名字叫做「穆雷」（Moray）的遺址，地上大大小小好幾個層層下陷的圓形人工構築，真確用途不明，但學界一般認為它們是實驗梯田，因為其中設有精巧水利系統，似乎有灌溉疏水之效。由於座向、採光和受風等佈局的安排，在一座這樣深度三十米左右的圓形梯田裏頭，從最高那層到最底那一層，溫差竟有十五度之多。印加帝國的農業科研人員很有可能利用了這個機關，在每一層小片田土上頭試種不同作物，配以不同的澆灌水量和肥料，甚至不同的土壤，看看每一種根莖植物最適宜的生存條件，紀錄它們的長成狀況。研究出來的結果，政府會將之公佈於帝國全境，以利各地農民耕作。

所以正在走紅的那些秘魯大廚總是以他們的祖先為傲，總是想開掘更多古文明留下來的智慧。他們的自豪是有道理的。

梁文道：反對港獨不是梁振英的專利（為什麼「梁振英路線」不是對付港獨的妙方之一）

【蘋果日報】國家主席習近平「充份肯定」最後一次上京述職的行政長官梁振英，誇他「在遏制港獨，依法處置街頭暴力等重大問題上，嚴格按照基本法、全國人大的釋法及香港法律辦事，維護了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香港經濟發展及社會穩定」。看起來，這似乎完全印證了近日建制派中「梁粉」的說法：梁振英的路線是對的，就算現下沒了梁振英，這捍衛一國底線，嚴打港獨的道路也必須貫徹始終地走下去。但換個立場來想，那些反對「梁振英路線」的疑問因此也就變得更加奇異了，假如中央這麼肯定梁振英的道路和功績，覺得他幹得那麼出色，又何必在他的班子積極備選的當兒，要他用「家庭理由」去退出跑道呢？如果中央喜歡「梁振英路線」，又何苦去換一個人來執行「沒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線」？

其實這個看似矛盾的現象一點也不複雜，大家之所以覺得困惑，是因為我們多數人都不自覺地接受了「梁粉」的主張，等同了遏制港獨和「梁振英路線」這兩樣不同的事，以為對付港獨和激進本土主義是「梁振英路線」的獨門專利，任何其他不走這條路線的人都是在出賣一國，姑息分離勢力。但事實上就像曾鈺成所說的，反對港獨是國家核心利益，和什麼路線差異完全無關，不管誰去競選特首都不可能不守這道底線。就算泛民和非建制派主流，我相信他們也不會儍到去支持一個不覺得港獨有問題的參選人。

遏制港獨，守住國家核心利益，既是在港參選從政的根本前提，我們接下來要問的就是該用什麼方法去完成這個目標了。所謂「梁振英路線」，正如拙文〈梁振英真的走了嗎？〉所述，乃是一套「執政手法及其背後的邏輯」。放在港獨這個背景上看，梁振英政府雖然看準了問題，嚴守原則，並可能因此得到習近平讚賞；但「梁振英路線」卻未必就是解決問題的唯一答案，它甚至還是使得問題更加嚴重的原因之一。我相信這才是中央政府一方面充份肯定梁振英對付港獨的努力，另一方面又要把他換下去的原因。現在肯定梁振英，就是要肯定他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心志雖正，欲振乏力；同時釋放訊號，要各方人馬思考應對港獨的其他方案。

為什麼「梁振英路線」不只不是處理港獨的好辦法，而且還是惡化港獨趨勢的觸媒呢？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從基本情況開始思考港獨現象，再把它放在目前的國際局勢當中估量。

首先，我們香港人切莫以為港獨只是幾個頭腦發熱的青年一時口喊抗爭無底線，一時又怕被收監的遊戲；也不要把它當成一個文人一下子說要建國，一下子又說要復興華夏的狂言亂語。要知道，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保住政權，坐穩江山，無論何時都是頭等大事，半點玩笑也開不得。既然你說要暴力革命，他就一定當真，不惜以任何代價來處理你。往昔之所以一直不願香港「真普選」，不只是害怕在港失控，更是擔憂香港由此成了民主示範，井水犯過河水，波及它在整個中國的威權。比起民主普選，港獨當然更加嚴重，立刻將香港升格為國家安全鬥爭的最前線。

港獨比疆獨和藏獨還要可怕，是因為一國兩制底下，香港不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轄，所以全國性法律皆不過羅湖河。於是在西藏絕無可能出現的分離輿論可以在港遍地開花，在新疆絕對難以想像的鼓吹獨立的政團能夠公然在港活動募款。請注意，香港不是台灣，港獨也不是台獨。台獨聲勢再大，台灣終究不在中共治下；而香港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唯一一個有分裂傾向，但中共政府又沒有辦法徹底壓制的地方。它甚至連把香港和內地徹底隔開都做不到。西藏情況最惡劣的時候，中央政府可以嚴格管控入藏通道；新疆暴亂之後，它更能乾脆全年截斷互聯網。請問中央政府能用類似的手段去孤立香港嗎？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對內對外一切信息和人員的流動暢通無阻。香港始終是中國對外的窗口之一，多少內地資金受惠於此地特殊條件，借此出入。香港的經濟地位越是重要，香港的國際角色越是吃緊，港獨對中共政權的威脅就越大，因為它不只不能像對付疆獨和藏獨那樣子來對付它，而且失去香港的危害可能還要比失去新疆和西藏還大。

包括練乙錚先生和沈旭暉兄在內的少數幾個評論家都指出了特朗普上台對中央治港路線的影響，王慧麟兄更獨具慧眼地提到了泛民主派在這盤國際棋局當中的尷尬位置。我完全同意他們的基本判斷，但是我想專從國安角度略談整個世界局勢的走向如何使得「梁振英路線」失效。

梁文道：使得華人必須移民的食物（薯仔的故鄉之二）

【飲食男女】我記得很多年前聽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容世誠教授說過，王晶的父親，已故導演王天林先生原來在香港拍過一些閩南語電影。只是他不懂閩南語，所以沒法直接和那些多半來自廈門的演員溝通，常常要靠翻譯。換句話說，這是些連導演自己都聽不懂的電影。更有意思的是，這批電影當年幾乎從未在港上映，因為它們的資金來源和目標市場都不是香港，香港只不過是它們的製作中心而已。幾十年後，香港電影資料館才為它們辦了個特展，讓今天的港人見識到本土複雜的身世。

忽然想到這事，是因為我想繼續談點薯仔的故事。

且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說起，當年那批香港製作的閩南語電影多由菲律賓華商出資，而它們的市場則是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等地，因為這些地方聚居了大批閩南人。直到今天，你在新加坡和檳城這幾個華裔人口密集的東南亞城市，也都還能用閩南話和當地人溝通。當然，除了閩南語之外，東南亞華人社群還流行着潮州話、客家話、廣東話以及中國南方沿海一帶的各類方言，因為這片地區本是中國海外移民的主要來源。

為甚麼東南亞會有這麼多來自中國南方沿海省份的移民呢？今天最通行的常識是除了明代開始南下的商人之外，清末還有一大批「豬仔」「苦力」，他們全是借着地利，比較容易對外開拓生路。這種講法強調了東南亞等地的吸引力，但卻忽略了移民現象除去拉力，必然還有推力，也就是說一定還有甚麼力量在背後逼着這些華人移民先祖非走不可。答案很簡單，那就是因為他們都窮。福建、潮汕，一直到廣東客家地區，山多地狹，沒有太大的平原，無法拓出良田萬畝，一旦人口增加到負荷不了的地步，就會產生壓力，使吃不飽的農民必須另謀生計。

但這些地方並非向來都是這麼多人的，直到清末才有一大批人想要離鄉背井，是因為整個中國在清朝中葉經歷了一次人口大爆炸，從乾隆六年（1741年）的一點六億人，一下子上升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四點三億人，奠下了日後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基礎。麻煩的是經過數千年的開墾，中國可耕面積實在無法相應增加，於是只好連東南地區那些貧瘠的丘陵地帶也都小心開發了。再開發下去，要是依然養不活這麼多人，他們當然就得到海外尋求出路。

是甚麼使得當時的中國在百年不到的時間裏頭一下子多了兩億多的人口？答案就在明朝徐光啟的《農政全書》當中：「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黃獨。蔓生葉如豆，根圓如雞卵，肉白皮黃，可灰汁煮食，亦可蒸食。」這種食物儘管吃起來沒有鮮明的味道，但究竟是舶來品，所以明代剛進中國的時候，只能出現在皇室和達官貴人的飯桌之上，圖其新鮮罕見。沒想到，再過百年，原產南美洲安第斯山的這種作物，就要徹底改變整個中國的命運。

梁文道：枱面參選，枱下造王

【蘋果日報】胡國興法官公佈他的參選政綱之後，好評似乎不多，建制派的反應固不必談，就連泛民主派的梁家傑和尹兆堅議員也都表示失望，覺得他提出的綱領太過零碎，「欠缺願景」。評論人李慧玲甚至覺得他「少了當初那一份人味」。可是胡官這份政綱真有他們說的那麼糟糕嗎？且看其中幾項要點，首先是將特首選舉委員會過渡為提名委員會；同時把功能界別的選民數字逐步從二十五萬擴大至三百多萬，恰好就是目前全港選民人數。沒錯，站在泛民主派的立場來看，你可以說這還算不上是「真普選」。可是請問包括葉劉淑儀、林鄭月娥以及曾俊華在內的潛在對手，他們有哪一個人能在中央政府沒有授意的前提底下，在迴避了人大「八三一」的框架底下給出如此明確的政改建議？

再說《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胡官直說在政改沒有共識之前，不應急於在本地落實它的立法，這難道不已足夠貼近主流泛民的共識？相反地，行政體系出身的另外三位對手就算有此念頭，恐怕也不敢如此明言。因為中央政府視港獨為國安大害，今天確立「二十三條」立法的急迫猶勝十四年前，極有可能會反過來把它當作一切政改重啟工作的條件。所以葉劉淑儀才會勇不可當地在她宣佈參選的第一天就把「二十三條」重新祭出。

另外，諸如全民退保、標準工時、強積金對沖、取消小三TSA，乃至於回購西區海底隧道等雜七雜八的項目，胡官就算說得空泛，可大方向對於泛民而言也應該是「啱聽」的。

我不知道目前已經表態的泛民選委是怎麼想的，但是我們大概可以猜得到在接下來一兩個月裏頭，當其他幾位特首參選人以及疑似參選人一一浮出水面，各自宣說政綱之後的局面走向。到時候假如葉劉淑儀是光譜的另一端，我們幾可斷定胡官就是最接近泛民的這一端（除非吳靄儀力倡的『公民提名』真能成事）。也就是說，如果不投白票，又沒有其他代表泛民的參選者，那麼胡國興法官就會是理論上泛民選委的最佳選擇了。假如屆時泛民主派三百多名選委不願提名胡官，那一定得是他們找到了比他更「民主」的人選，否則又有什麼理由連提名他都不願意呢？又如果胡官得到了一百五十個提名，正式競選，要不是另有「公民提名」產生的人選，或者大家打定主意杯葛選舉，我也想不到太多泛民不把選票投給胡官的道理。

除非泛民覺得這麼做太不實際，就像當年的司徒華和梁家傑一樣，民主是夠民主的了，然而泛民以外就別無票源，投了他們等於白投，絲毫影響不了大局。還不如把票集中給一個建制派和中央政府能夠接受，取態足夠溫和，能對泛民訴求讓一些步，最後還真能在這小圈子遊戲中勝出上台的人選。但以今日整體泛民主派四分五裂，沒有主導勢力的情形來看，到底有多少人敢犯天下之大不韙，「出賣原則」，實際到這個地步呢？

我在這裏更關心的問題是，究竟誰是那個泛民勉強可以接受，而又真有機會獲選的候選人？不用多說，大家都知道那人就是曾俊華。不只如此，贏得到泛民支持甚至被認為是曾俊華的優勢之一，若是完全無法得到泛民選委的提名，又拿不到一張半張的泛民選票，那麼曾俊華面對着林鄭月娥和葉劉淑儀的競爭，形勢就會十分不妙了。首先，所謂「唐營」和工商界對他的「力挺」根本不像很多人所以為的那麼有力，一來是商界十分實際，最後一刻才「西瓜靠大邊」的機會甚高；二來則是商界大佬習慣分散風險，絕對會讓每一個建制出身的參選人雨露均霑。其次，曾俊華的對手也不是完全搶不到地產勢力為主的商界票源，尤其林鄭月娥，她對商界的「友好」遠超一般市民印象（這一點以後有機會再談）。

因此，我們可以大膽推論，對於曾俊華而言，不管多半不可能在特首選舉當中獲勝的胡官是否真如一些論者（如劉細良兄）所說的，出來是為了「鎅票」，陪跑的他實際上也起到了「鎅票」的效果。假如工商界用心不專，沒有把票集中給曾俊華；假如林鄭月娥或葉劉淑儀真的走上「梁振英路線」，繼承了梁振英的鐵票；那麼胡官那邊多一分，就是曾俊華這裏少掉一分了。若是胡官可以出線，那就意味着曾俊華的形勢凶險了。若是胡官出不了線，那麼他的立場和政綱也能成為一個道德制高點，會對曾俊華形成壓力，讓他再靠近一些也不是，離遠一些也不是；他再靠近胡官一些會得失建制派，再遠離一些又不可能滿足得了泛民。

主張胡官是出來「鎅票」的朋友有一個很值得探討的提問，那就是向來在政界不甚活躍的胡官為什麼會下這麼大的決心「拋個身出來」？是誰在支持他，他的班底又是些什麼人呢？雖然在胡官公佈政綱的那天，何安達兄的現身肯定會讓不少圈中人有似是故人來的感覺。

可是我不想對是誰在操盤這點上多做沒有確實依據的猜測，只想在「鎅票說」之外提出另一種可能。那便是會不會有人在此扮演「play maker」的角色，透過胡官，大玩合縱連橫的政治遊戲？我這大膽聯想的靈感來源是何安達兄那句「希望曾俊華能夠取得足夠提名票」以及「胡國興和曾俊華都是他心儀的下屆特首人選」。請注意，何安達兄是胡國興競選班的成員，那有公開稱讚競爭對手也是他心儀候選人的道理呢？再往前看，胡官自己也在宣佈參選的初期說過曾俊華的好話，甚至表明如果他和曾俊華票源重疊，「會慎重考慮退選」。那麼現在梁振英不在了，曾俊華參選在即，標明反梁的胡官為什麼還要繼續選下去？他會不會選到一半又忽然宣佈退選，然後把班底和支持者轉讓給曾俊華呢？

多推一步，我們就會發現「鎅票」有可能變成「讓票」，威脅有機會成了禮物；一個目前最接近泛民主流傾向的參選人及其支持者，也許會奇特地為一個溫和的建制派參選人讓步。反過來，要是局面有變，比如說曾俊華不願或不敢收下這份大禮，又比如說有人收到明確指示，不能讓曾俊華成功。那麼胡官就可能會繼續走下去，並且走得更激，使得泛民不可以不支持他，使得曾俊華功虧一簣了。

假如形象向來正派的胡官真的不自知這個形勢，是他後面另有操盤手掌控。那人（或者那些人）可就太厲害了，不用泛民三百二十五個選委自己辯論要不要造王，他就已經在拿着他們來造王了。造出來的也許是曾俊華，更也許是林鄭月娥和葉劉淑儀。因為利用泛民造王實在太過容易，找一個他們拒絕不了的人選就是了。即便這不是造王，至少也是足以左右大局的力量。

梁文道：回家的路上（常識有幾難二之二）

【飲食男女】我是貨真價實的「堅離地」，幾乎每個星期都要去機場報到，碳排放量積累下來到了犯罪的地步。也因為這樣子的生活，使我能夠從一個類似遊客的角度去看香港，尤其是香港的服務業。仔細想想，這幾年香港在這方面的變化還真是不小，許多從前我以為是常識的東西，現在都變得可疑，甚至乾脆被人遺忘。

例如香港機場的吸煙室，自從大陸遊客多了之後，吸煙室的門就常常關不上了。倒不是裏頭人滿為患，不得不如此，而是有些大陸遊客嫌裏頭空氣不好，所以開門站在門邊，可以一邊享受比較清新的空氣，一邊對着門外呼煙好讓不吸的人也能分享菸草的芳香。奇的是我從來沒見過有人勸止他們，似乎這是大家都該接受的命運。我每次去吸煙室吞雲吐霧小歇一會兒遇到這種場面，都會把門帶上並且好言勸告那些過分大方的同好，他們也都合作，態度友好。

不過不用多久，下一批來人又會重新開門，繼續接下在那門口站崗的任務。算了，我總不能老是守衞吸煙室大門，還是看看吸煙室裏滾動播放的電視新聞吧。說起來，這也是件怪事，從前吸煙室的電視總是調校到CNN、BBC，又或者Al Jazeera那幾個英語國際新聞頻道；但大概是三年前開始，它居然變成了無綫電視互動新聞台，乃至於久違了的翡翠台。前者還好，至少是新聞；後者則總是逼迫我看一些我很不想看的電視劇和娛樂節目。不管是新聞還是大台師奶劇，請注意這是國際機場，滿室都是世界各地來的遊客，他們多半聽不懂粵語，只能儍儍盯住那不斷閃爍的畫面。這是響應本土文化熱潮，讓全世界都學廣東話嗎？該是排隊坐的士的時候了。這幾年的士司機也變了不少，以前還有不少人願意下車幫乘客搬行李，就像全世界多數發達地區那樣，對很多外地人而言這該是坐的士的常識之一。

會這麼幹的司機漸漸少了，他們多半下車之後就站在車尾廂旁休息，看着乘客自己動手，哪怕那個乘客是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家。最近幾個月 ，形勢又有新發展，有些司機甚至不下車了，讓乘客搬完行李之後自己關上行李廂蓋，再自己坐回車內，全程自助。為甚麼不乾脆叫乘客自己開車呢？那豈不是更加輕鬆。

當然我明白現在去機場是苦差，因為遠程車費比從前少了，所以有些的士大佬一聽你說要去機場。就立刻耍手擰頭，揚長而去。到了機場之後，他們還要排上半天的隊，自然受氣。於是等到客人上車報上目的地，距離短他嫌短，距離長他嫌遠，要是不想看他臉色，你只能博彩一般地報中他心目中最理想的那個地方。這類買中頭獎的機會太低，所以很多時候你都會在他開動車子的那一刻聽到他在唉聲嘆氣。我一向很能同情的士大佬的苦況，也偶爾遇過一些態度極好，曉得在客人上下車時協助料理行李的司機（有幸碰到這種機會，我一定有如遇上大赦，自動自覺交出貼士），所以我總在想這一切變化的原理，是甚麼使得他們幹這行幹得如此不情願。

香港人怨氣戾氣漸增，這是在各種場合都能感受得到的，就拿大圍某屋邨的冬菇亭打冷茶餐廳來說好了，因為離我家較近，所以儘管出品很一般，我每每在下機之後去那裏吃點東西喝杯奶茶，以解鄉愁。最近一次叫了碟經典焗豬扒飯，一口下來赫然發現豬扒半生，當然得招呼侍應質詢。不料他回報廚房之後得回來的答案竟是：「師傅叫你下次要早啲出聲，唔好咁遲先响。」事已至此，食興大敗，我起身埋單走人。這原本算是熟悉的店家，侍應在收銀時還說：「雖然碟嘢你冇食晒，但係錢都係要收足o架。」這真是太違反我在香港生活幾十年的常識了，還是我近年太過離地，變得跟不上香港的新常識呢？於是聽到這話，我也一肚子怨氣，成了個正宗香港人了。

梁文道：梁振英真的走了嗎？

【蘋果日報】政治是這樣玩的。中央政府再次給大家上了一課，展示高超的手段，在選舉委員會選舉的前兩天，讓梁振英「被不參選」，好回去照顧他的家庭。令人措手不及的這一步棋，至少起到了三個鮮明的效果。一是藉着拔去共同敵人，瞬間瓦解「ABC」的聲勢，減弱非建制派的動員力量，鞏固建制派既有的席位。二是重新一統在過去四年多被鬧得分崩離析的建制派，讓香港政治回到簡單二元的「建制VS泛民」的常軌。第三，也是一時間還沒引起太多人注意的，則是透過除掉至今為止民望最低的特首，奪回香港的民心。也許很難重演董建華時代那種港人信任中央政府多於特區政府的現象，但起碼這算是「為民除害」，怎麼樣都能稍微慰解主流香港社會那種容易滿足的情緒。

然而梁振英雖走，卻不代表「梁振英路線」的徹底消失，今天預備要去投票的選民不可不察。

什麼叫做「梁振英路線」？我指的可不是梁振英當年競選特首時提出的意見和政綱，現在說句不合時宜要挨人罵的話，我始終以為當年他對香港社會和經濟問題的判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對的，而且那時他還有不少引人遐想的承諾（例如研究推出《檔案法》）。所謂「梁振英路線」，當然不是那些從來沒有兌現過的支票，也不是他擺在書面上的政綱和「願景」，而是一套執政的具體手法及其背後的邏輯。

「梁振英路線」的第一特點體現在用人。想當初，他延攬張炳良和陸恭蕙，甚至一度想請黃英琦出任籌設中的文化局局長，不可說沒有廣開政府大門，盡量向非建制力量伸手的用心。不過後來不知怎的，這個政府不只沒有突破原有局限，反而還倒行逆施，從根處動搖百年來的香港政治慣習。我們都曉得港英那套「吸納政治」的玩法，藉着廣泛的委任制度籠絡香港各界各階層的「精英」，使他們成為管治者的盟友，將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意見變成屋子裏的談判與交易，好穩固政府的基礎。這套招術縱有百般不是，但許多雀屏中選的「精英」至少不負精英之名，若非才幹超群，至少是界內領袖一方的人物；若非識見不凡，至少也是人脈深廣的老江湖。但自從梁振英上台之後，由他眾多任命看來，我們可以發現這整個遊戲被倒轉過來了，再也不是因為你是精英，所以我要委任你；而是我委任了你，於是你自動成了精英。

這類俗稱「梁粉」的「新精英」往往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很好的人脈根基，根本發揮不到「吸納政治」的精義。他們有的就是忠誠，並且恰恰由於他們什麼都沒有，一旦上位就必須更加對上效忠，上頭的支持是他們出來行走江湖的唯一靠背。尤其有趣的是這種特點不僅體現於政府任命的一些官員（吳克儉最著）和諮詢架構成員身上，還延伸到了部份建制黨派那裏，比如說連「記者會」是什麼都不知道的新民黨容海恩議員。

這整套人事變化的要點就是換血，它不是設法吸納民間潛在反對力量，更不是要加速原有建制力量的新陳代謝，卻是要以一脈除了忠於自己之外就樣樣都缺的新血去徹底代替本來的建制同盟。且看與梁振英斷帛的傳統建制精英曾鈺成和曾德成兄弟，再比較一下芸芸新貴，其間人品、歷練和能力上的差異豈以道里能計？

一些老朋友今日以「白票」為參選宗旨，政治道德上頭毫無可議之處，因為光是那種老式吸納遊戲就已經違反了理想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的本質。身為泛民，更怎能輕易認同小圈子的選舉呢？但看過去四年多政府捧上台的這一批「巨鯨幫」幫眾，你就會發現特首權力之大；看過去四年政府諸多不得人心的措施，你便會發現一個權力極大的特首究竟可以幹出多少難以逆轉的事情。所以若是不談有趣的創意，但是如何實施如何生效暫且不明的「公民提名」，光提「白票」，我在現實上是很難接受的。不過如今梁振英既去，再也用不着「ABC」了，所以投「白票」也好像很無害了是吧？

必須小心的是枱面上的幫主不在，並不表示整個幫派的潰敗。很多人以為現在的「梁粉」必將樹倒猢猻散，卻忘了失意喪志的他們依然還在既有的位置上頭，初步成形的系統也暫時沒有動搖。少了姓梁的幫主，做不成統「梁粉」，並不意味着不能來個姓「×」的接收梁振英餘部，使他們在一夕之間轉成「×粉」。

換句話說，只要「梁振英路線」健在，另找一個新當家，換血行動就大可以一個更聰明的方法繼續下去。大家只見白韞六主持下的廉政公署，有沒有想過終審法院好幾位常任法官年屆退休，而負責建議他們接班人選的司法人員敍用委員會當中至少有7名是行政長官委任？再這麼換血下去，五年後的香港又會是什麼模樣？

「梁振英路線」的第二大特點就不必多說了，路人皆知，那便是沿襲了大陸新近維穩政治特色的鬥爭為綱，無中生有，小事化大，直至社會撕裂，達到危害國家安全的地步。利用種種外緣條件的變化，內外人鬼，一樁又一樁的案件，一個又一個的危機，然後就可以替自己樹立英勇忠義的形象，藉大義之名博取政治地位，甚至乎維穩成本，這原是內地部份地方官員的伎倆，不料近年卻也隱隱出現在香港了。在香港施行這種招術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把打擊面擴大，一棍子打死原有的反建制陣營。何韻詩的遭遇，就說明了以要求真普選為出發點的佔中如何被變換成了萬惡不赦的港獨；「DQ」議員數目從辱華反中的梁游二人增加到根本和港獨無關的四個本土派上，只是最新的例子而已。既然這一招能夠挾全國民意和政治上的根本底線來逐步壓毀非建制勢力，同時鎮懾所有建制派中蠢蠢欲動的對手，誰能擔保梁振英之後不會有人再用？而這招屢見奇效的手法又要香港和整個中國的民間為它付出多少彼此誤會、懷疑和仇視的代價呢？

故此，今天不論是預備去最後要投白票的朋友（我建議他們最好不要把『白票』當成原則，頂多視之為候選人產生之後的策略選項），還是建制派內一心要「ABC」的朋友，切莫輕忽「梁振英路線」還魂的可能。

梁文道：只不過是常識（常識有幾難二之一）

【飲食男女】本該接續上周談點薯仔的故事，但是最近一次遭遇卻如骨鯁在喉，令我不吐不好。且先從一件其實和我沒有多大關係的事說起，大概有不少人聽過以介紹日本文化知名的博客劍心前陣子在日本被斥作是「香港之恥」 的消息吧。東京一家食肆在臉書上公佈了劍心訂座的名字，批評他和朋友到店之後只點了一杯酒，兩個小時之內不停拍照，甚至還順手把在別處買的外賣吃完之後留下來「當手信」。隨着劍心第二天帶着和菓子上人家店裏登門道歉，這件事算是結局得不錯。劍心的表現怎麼樣都要比另一個日本旅遊達人杜如風強多了，一向以「真性情」（在我看來往往是放肆）著稱的她前陣子在節目中介紹日本一家麵店，竟然不顧當地禮俗，把三根筷子插在碗裏作勢參拜。網民罵她，她的回應則是「Why so serious！」，她認為觀眾應以「輕鬆啲嘅心情去睇」節目。按照這個邏輯，一天到晚罵大陸遊客不規矩的香港人也應該不要那麼serious，大可以「輕鬆啲嘅心態」去睇那些不符本地規範的行為才是。

不是為港人護短，正如《立場新聞》專欄作家安騏所言，其實劍心拜訪的那家日本食肆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參見她的《又關公災難？——「香港人之恥」事件是一次更深層次文化交流的契機》）。首先它的店主就可能是個很容易類型化外人的民族主義者，否則便不會把一個客人的不當行為上升到整個香港代表的層次；老實說，就算劍心真的不對，那也只是他一個人的事而已，和我這個香港人又有甚麼關係呢？更何況平常一家日本食肆就算遇到再詭異的事情，世絕少如此公開抨擊它的客人。

不過話說回來，為甚麼向來讓人覺得十分熟悉日本社會的劍心，居然也會惹出這次奇特的小風波呢？由此我想到了近年在外地一些地方碰到香港遊客的尷尬。例如某次在一家不錯的餐廳晚飯，正好鄰桌就坐了一個香港人，看得出來他是個食家，因為每倒一杯新酒，他都要像在酒莊試酒似地把酒倒進嘴裏弄得呼呼作響；每上一道菜，他都要和侍應探討碟中每一樣材料的出處細節。我怎麼知道？因為他的聲音比較大，所以其實連整家餐廳的其他客人都知道他內行。他當然還得拍照，用一部單反拍下每一碟菜的不同細節。這是家安靜的館子，於是他顯得格外搶眼，直到人家快要打烊，我們所有人結賬出門，他都還在裏頭繼續內行下去。這類巧遇「達人」事件，我不只見過一次，他們或許真的懂吃懂喝懂遊玩，並且還懂得圖文並茂地把經歷分享出來，可惜的只是少了一點點常識。

甚麼是常識？簡單地講，就是在恰當的時候做恰當的事，遇到各種情況能有恰當的反應。如果人家店面不大，店內聲量不高，那你就得小心自己發出的聲音，這叫做恰當。你到了人家店裏，而人家又不是酒吧，兩小時內恐怕就不好意思只是要一杯酒，同時還要不斷拍照，留下垃圾，這就是恰當。相反地，你如果是去大牌檔吃飯，也許就不用在乎音量了，正如到大家樂鋸扒不必堅持法式table manner一樣。這和你熟不熟悉日本文化無關，也和你是不是資深食家無關，這點常識是走到哪裏都不會差太遠的。

然而，今天的香港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漸漸在很多不同領域浮現了一種常識淪喪的狀態。比方說我最近在一家街坊菜館的遭遇。

梁文道：狂人的理智（狂人之二）

【蘋果日報】「瘋狂傑克」被俘的那一天，他原本率領了一支合共四十人的突擊隊打他擅長的登岸上坡戰，慣常地在衝鋒時刻齊聲高喊「Commando！」，意在擾敵視聽。可是這天沒有濃霧，天朗氣清，德軍根本不受影響，於是一行人傷的傷，死的死。到得山頂，他發現身邊只剩四人，其中兩人還要重傷。終於彈盡，眼看大勢已去，他便抬出了隨身攜帶的蘇格蘭風笛，不知是否要悼念隊友和將逝的自己，他吹奏了一首「Will ye no come back again」。一顆手榴彈爆炸，傑克終於暈倒。

他這種喜歡在彈如雨下的戰場上吹奏風笛的習慣，常被後人歌頌為無敵的英勇，很容易讓人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場上另一個有名的風笛手Bill Millin（又稱Piper Bill）。我第一次知道這個人的存在，當然也和其他人一樣，是看了老電影《碧血長天》（The Longest Day）。片子裏頭的他在諾曼地戰線上不畏槍火，異常勇敢，人家拿武器自衛，他就抱着風笛奏樂，遠處被困待援的英軍一聽這熟悉的樂聲莫不士氣高振，同樣被困的美國大兵則搖頭大嘆其瘋狂。後來我才曉得這不是劇情需要的創造，而是真人真事。原來真實的Bill Millin是受了長官命令，一開始他也覺得不妥，因為英軍指揮部當時早已下令不可在戰事中玩奏樂器，哪怕是用來打氣也不行。不過他的上司就說：「去他的，那是他們英格蘭人的事，我們是蘇格蘭好漢，打仗怎能沒有風笛？」於是Piper Bill就一心奏樂，幾乎進入忘我境界。

問題是為什麼當天Bill Millin多個同袍中槍，偏偏就他一個人安然無恙呢？後來負責開火狙擊他們這個連隊的德國士兵接受訪問，答道：「因為我們以為他是個瘋子」。

以為他是個瘋子，我想這就是「瘋狂傑克」一直死不掉的原因之一。想想看，在二十世紀的戰爭裏頭，有這麼一人手持中古闊劍衝鋒，背後一把長弓，要不就一邊吹着風笛一邊穩穩地踏步前行，你看了會不會也覺得他是個瘋子呢？戰爭本來就是毫無意義的瘋狂，但是作戰中的人卻是非常理智，要在瞬間計算一切能夠影響下一刻形勢的條件，即便單兵開槍，也得極端精準地瞄正目標，容不下一絲意外衝動。在最瘋狂的事情裏頭做一個理性到冰冷的人，這就是戰爭的荒謬原則。所以一遇上像「瘋狂傑克」和Bill Millin這樣的人物，原來那工具般運算的理性就會反應不過來，有點像棋手碰到了不按牌理的棋步，一時陷入停頓當機的狀態。然後該按下去的按鈕沒按，該殺的人不殺，這是被蒙上理性面紗的戰爭之荒誕被揭穿的一剎那，因為一個本來被調校成逢敵便殺的戰爭機器忽然問了自己一個只有正常人才會問的問題：「我應該殺這個人嗎」？而那個能使得他短暫恢復常性的人，卻是個在戰爭當中最超乎常理的狂人。

戰爭的可怕，在於它總是被包裝得那麼有意義有道理，而軍隊又是一具那麼合乎理性的機械，裏頭沒有人會問為什麼，只會問怎麼做。好比近日我在北京地鐵看到的一段徵兵廣告，那配合短片的歌曲氣勢奔騰，其中一句尤其刺耳，它熱烈地呼喚「殺！殺！殺！」原來當兵的重點始終離不開殺，可是要殺誰呢？為什麼要殺？殺人道德嗎？這恐怕是軍隊裏頭最不該問的問題，也是徵兵者和一心想要去參軍的人最不願問的問題。然而，你的對面卻來了一個完全不像是該在戰場上出現的人，他太不合乎你的預期你的慣性，於是你猜他可能是個瘋子，你猶豫不決，居然想起他們不願你去想的事，所以他就活下去了。那個活下去的狂人奇詭地拆穿了戰爭的本來面目，讓人一下子在瘋狂中因遭遇瘋狂，而發現了實質的、有目的、有意義的理性之存在。

「瘋狂傑克」活下來了，因為他姓「邱吉爾」，捉到他的德軍以為他和那個邱吉爾有關係，便把他送到柏林。但他們很快就發現這個會在運送他的飛機上偷偷點火，打算人機俱焚的家伙，實在不是英國首相的什麼人，接着便把他運到著名的「薩克森豪集中營」（Sachsen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他就是有本事，居然逃了出去，往北海方向前進，打算弄艘船回英國。就在離海岸只有幾里路的地方，他再次被捕，這回去了奧地利接壤德國邊境的另一個戰俘營。不久，他再度越獄，趁着停電摸黑爬到附近田野，然後一路向南，跨越阿爾卑斯山，走了八天一百五十英里的路，抵達意大利。在那裏他碰到一列路過的美軍，儘管衣衫襤褸，可他一記標準的英式軍禮立刻就截下了車隊。獲救的「瘋狂傑克」不是很高興，因為他聽說歐洲戰事快要結束，自己居然錯過了那麼多。想了一會兒，他又振奮起來，對着那些美國大兵問：「However, there are still the Nips, aren't there?」（「Nips」是英軍流行的日本人貶稱，和美軍口中的「Jap」是一個意思）。等到他真的如願以償，去到緬甸，預備在那裏大幹一場，卻發現兩顆原子彈已經摧毀了廣島和長崎，便憤憤不平地說：「If it hadn't been for those damned Yanks, we could have kept the war going for another10 years.」

他真是那麼嗜血，還是就像唐吉訶德，總是幻想着更多的冒險？無論如何，他沒有仗可打了，只好在其他地方表演自己的冒險家角色。例如以四十歲的年齡通過傘兵考試。又如他在澳洲訓練士兵海空作戰的技巧，同時在當地迷上衝浪，回到英國之後不只設計了自己的衝浪板，還成為在塞文河（River Severn）第一個趁着那有名大潮衝浪的人。等他轉任文職，狂性依然不減，每每在乘火車回家的路上打開車窗，把公事包丟到外頭的夜色之中，嚇儍其他乘客，後來他解釋，他是提前把東西扔到家裏的後院，那就不必下了車還要拎着包那麼麻煩。晚年，他和他的妻子喜歡開一艘小蒸汽船行駛在泰晤士河流經牛津的那一段，他夫人扮演將軍發號施令，他就控制自製的無綫電軍艦模型巡航。

他一生最後一次冒着生命危險幹事，是在英國快要撤出巴勒斯坦託管地的時候。當時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彼此仇殺，衝突劇烈，他負責維安。有一次他奉命到希伯來大學救出被困的人，一共救了七百人出來，目擊者說他站在吉普車上，無視四處伏兵，舉起手杖對天打圈，「彷彿是在倫敦街頭勝利遊行」。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嗎？有一天，他一個人走過交火地帶，衣裝整齊，安步當車，對着拿槍指着他的阿拉伯士兵一路微笑。他後來跟人家解釋：「阿拉伯人很有幽默感，你對他們笑，他們又怎麼會開槍呢？」

梁文道：他們為甚麼不吃薯仔？（薯仔的故鄉之一）

【飲食男女】瑪麗．安東妮（Marie Antoinette）皇后是不幸的，雖然死在斷頭台上已經兩百多年了，可是她的聲名始終離不開各種謠言的纏擾，直到今天。舉個例子，你就算一時想不起來她是誰，但你肯定聽過以下這個故事。話說法國大革命前夜，着急的大臣向她報告：「天下大亂，百姓們因為吃不到麵包，都快要餓死了。」她卻大惑不解，天真無邪地反問：「那他們為甚麼不吃蛋糕呢？」

其實這是一則謠傳，正如大部分關於她的消息一樣，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她真的說過這種話，多半是憤怒群眾的編造。但可以肯定，瑪麗．安東妮確實喜歡打扮玩樂，不只奢侈，而且還有非常獨特的品味，曾經是上流社會貴族仕女的潮流風向標。比如說有一回，她在頭上別了一朵淡紫色的可愛花朵，那是種大家都沒有見過的花，非常罕有，十分搶眼。後來貴族圈子才搞清楚那是甚麼花，發現它原來不難取得，於是開始流行，甚至男士都會將它扣在胸前，蔚為風潮。這種花，其實只不過是薯仔開的花，一種當年在法國沒有人瞧得起的作物。

十六世紀西班牙人征服「新大陸」，那個時候他們眼中的瑰寶是堆積如山的金銀，沒有人在意美洲人栽培種植的東西。後來我們都曉得，薯仔、粟米、南瓜、番茄、辣椒、花生、菸草和可可，這一大堆看起來不如黃金寶冠奪目的植物，才是他們真正帶回「舊世界」的寶貝，徹底改變了人類歷史的走向。其實當年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帶着他的小股人馬入侵印加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這絕對不可能是一個他們口中落後原始的野蠻部落，儘管他們不願公開承認；因為他們不只看到了比任何一座歐洲教堂和宮殿還要宏大的石造建築，也不只看到極盡精巧的金雕工藝，他們還看見了一望無際，沿着整座安地斯山脈鋪展開去的梯田，那是一個完全被人類改造過的自然環境。而那些梯田，主要的作用就是種植薯仔。

換句話說，西班牙人很早就曉得薯仔可以是種主食，它繁殖迅速，耗水不多，可以在各種嚴酷的氣候條件下順利成長。不過就像歐洲其他地方的人常開的那句玩笑一樣，「西班牙人甚麼都不懂」。他們堅持這是種只適合美洲原住民的食物，低賤可鄙，高貴的歐洲人還是吃麵包最好。所以西班牙人最早發現薯仔，但他們幾乎是最後一個把它納進日常主糧的歐洲國家。

別的歐洲人也不是一開始就懂得薯仔的好處。比如後來絕對少不了薯仔的荷蘭，上周我們不是說過保守的荷蘭新教牧師譴責亞洲香料，說那是邪惡的誘惑嗎？對於美洲來的植物，他們一樣懷疑，因為它們同樣不曾出現在聖經裏頭。而任何聖經裏面沒有寫到的植物，最純正的教徒都認為是不該吃的。更何況薯仔長在地下，而且不用播種，它自己會長芽蔓生，顯得格外可疑，與地獄有空間上的關係。又像許多美洲帶回來的植物（例如番茄），薯仔居然也被認為是種有催情效果的東西，所以正當善良的好人家就更不該碰它了。它唯一的好處，大概就是花朵可以拿來裝飾頭髮。

梁文道：找對戰場的唐吉訶德（狂人二之一）

【蘋果日報】Alec Fleming Churchill，這是一個沒有人聽過的英國人，從一九一○年開始，在香港住了七年。在那七年裏頭，他做過香港工務司，行政局議員，以及立法局官守議員。由於他那工務司的位子只是署理，所以我找不到他當時的官方中文譯名，不像後來正式出掌該職的漆咸（William Chatham），直到今天依然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不過他那出生在錫蘭（今天的斯里蘭卡），後來和家人搬到香港，並在此度過童年的長子John Malcolm Thorpe Fleming Churchill，可就是個人物了。就連中文世界也有不少人聽說過他，尤其是在那些軍事迷和痛恨自己生在承平時代的硬漢崇拜症患者圈子裏頭。人家管他叫做「傑克」，更響亮的綽號是「瘋狂傑克」（Mad Jack）。

「瘋狂傑克」是個軍官，你很容易在網上找到一張有他出現的黑白照片，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某次登陸作戰的場面，一群士兵從泊岸的小艇衝上灘頭，其中右下角那個軍人特別顯眼，因為他手上的武器居然是一把蘇格蘭闊劍（claybeg，一種尺寸比中古蘇格蘭闊刃大劍claymore小上一號的輕量級軍劍）。他喜歡用劍，此外他還總是背上一把弓和箭囊，以及一具蘇格蘭風笛。有人說他是紀錄裏頭，二戰西方戰場當中最後一個使用冷兵器的人。在一次授勳典禮上頭，一位將軍問他為什麼非要用劍不可，他回答道：「In my opinion, sir, any officer who goes into action without his sword is improperly dressed.」

我們一生之中總會碰到一兩個像他這樣瘋狂的人，似乎身體裏頭不知道住了什麼，就是沒有辦法循規蹈矩，就是按捺不住要做些非常古怪的事。在軍校上學的時候，他就不是一個好學生，考試之前常常準備的是另一個科目，凌晨三點起床練習風笛結果吵醒整個軍營。有一趟步操，他帶了一把傘去排隊，教官喝罵他到底想做什麼，他的答案輕描淡寫：「It is raining, sir.」，看來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什麼不對。一開始他被派去緬甸，那時他迷上了電單車，於是常常在沒有任務的時候開着他的新寵到處亂轉。最遠的一次是從浦那（poona）騎到加爾各答，橫跨了幾乎整個印度次大陸，因為他接到出征命令，要趕船回去仰光。這件事使他成了印度史上最早用機車穿越印度騎士之一。

軍隊如果不真的作戰，他就特別無聊，所以他退伍到了肯尼亞當記者。但是新聞工作一樣無聊，他便趁機學會弓箭，並且一度代表英國參加世界錦標賽。由於他箭射得不錯，樣子也還可以（那段期間他兼職當模特兒），一部里察．波頓主演的電影就請了他演一個需要射箭的小龍套。好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間隔不長，很快他就不用這麼混下去了，可以扮演他認為自己命中注定要演好的角色。

他的第一個任務是率領一支小游擊隊，神出鬼沒地在法國鄉郊偷襲前進中的德軍，好掩護英法部隊撤退到鄧苟克。軍事迷最津津樂道的事件就發生在這一個月當中。在襲擊一座村舍之前，他叫下屬等他信號，等他信號一發，大伙立刻開槍掃射。然後他看準機會拉弓，把一支尾端帶着羽毛的箭送進了一個德軍的胸膛，這就是他的信號。為什麼這個故事那麼迷人？那是因為它實在是太詭異了，詭異到好笑的地步，都到了什麼年代，怎麼還會有人用弓箭對付拿槍的敵人？許多人因此驚呼他是「神人」，我卻覺得這個從來都不安份的人這時才透露出他的可怕慾望；他把殘酷的戰爭當成是自己表演中世紀英雄騎士故事的背景。他確實是個狂熱的歷史故事和浪漫詩歌的讀者，好比一個找對了戰場，但是一樣妄想的唐吉訶德。

回到英國，他主動報名參加突擊隊，他不太清楚剛剛編制的突擊隊究竟要做什麼，他只是聽徵募突擊隊員的將領說過，那絕對是危險到隨時送命的工作。接下來，他接連率隊登陸突擊好幾個不同的地點，先是挪威，再是義大利，最後到了南斯拉夫會合鐵托的反抗軍，每次都完成目標立下戰功，每次都在槍林彈雨當中吹奏風笛鼓舞部屬，每次都一馬當先拔劍衝向對方的哨站。久而久之，「瘋狂傑克」的名字就傳開去了，盟軍裏頭不少人聽過他怎樣只帶着一個近身，自己則只用一把劍，俘虜了總共四十二名德軍的故事。那天他命令那些俘虜用手拖車推運他們德軍自己的軍火物資，連人帶貨一起回到基地，據說靈感來自他讀到的拿破崙故事，當年拿破崙也是這麼對付普魯士戰俘的。他還稱讚這些德國人的服從、紀律跟效率，「難怪他們會成為好士兵，真了不起！」

不久，輪到他自己被俘，但他覺得自己很受善待，所以他寫了一封短箋給看管他的德國軍官，裏頭寫道：「你真是個好軍人，對我以禮相待，我非常感激。戰爭結束之後，你要是有機會來英國旅遊的話，記得一定要來找我，我和我太太要好好請你吃頓飯。」信上還附了他家的住址跟電話。戰後，這名德軍軍官之所以沒有被南斯拉夫以納粹戰犯的罪名處死，就是因為他出示了這封信。等一下，「瘋狂傑克」也會被俘嗎？會的，運氣再好也總有用完的一天。

梁文道：天堂的滋味

【飲食男女】真沒想到，曾經在阿姆斯特丹輕易碰得到，被認為是荷蘭國食的醃鯡魚（herring），今天居然要拐彎抹角專程去找才找得到。尤其是在潮流地帶和遊客區，在路邊遇見一檔土耳其烤肉甚至越南米卷的機會，都要比看見一家鯡魚小攤容易。當然季節的因素很重要，可是以往就算不是當造，你也還是能夠隨時在市場上看見有人用標準的姿勢，手持魚尾將一條鯡魚倒過來吞進口中。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在一家很受歡迎的新派印尼菜館裏頭，一位侍應生給出的答案是：「那當然，荷蘭人自己都不吃荷蘭菜了，不是Stamppot（一種薯蓉為主的傳統荷蘭菜），就是hutspot（另一種薯蓉為主的傳統荷蘭菜），又或者zuurkool（還是一種以薯蓉為主要材料的傳統荷蘭菜），又悶又沒味道。今天我們都吃意大利菜和西班牙tapas，當然還有印尼菜囉，味道的層次多豐富呀。」

我不只一次聽人這樣子說，看來這位侍應的話算是準確。只有一點，荷蘭人並非今日才開始吃印尼菜，而是早在二戰結束，印尼獨立，大批荷印混血後裔以及西化印尼人被迫「回到」他們從來沒去過的荷蘭之後，印尼食品就已經跟着移民到這個沿海低地國家了。但在這些印尼餐廳的菜單裏頭，你會發現一些在印尼本地絕對沒聽過的菜名，例如「rijsttafel」。很多人會點，很多人愛吃，荷蘭人幾乎把它當成最典型的印尼美食，可它到底是甚麼呢？

與其說這是一種菜，倒不如說它是一種上菜的方式，「rijsttafel」在荷蘭文的字面意義就是「飯桌」，十幾種乃至於幾十種包括沙嗲和蛋卷在內的小菜，一一盛放在一堆小盤子裏，陣仗很大地一齊上桌。這種吃法源自於蘇門答臘的上流筵席，叫做「Nasi Padang」，現在的印尼人則把它變成自助餐似的東西，飯館會把各種做好的菜餚展示在玻璃櫃後，好讓客人看着叫菜。當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高級僱員把它變得更加精緻，更加豪華，改造成視覺上就已經很震撼，並且還得配上一隊白衣傭人來專門服侍的滿漢大餐，名之為「rijsttafel」。如果你今日去峇里島旅遊，高級印尼餐館裏頭上的，往往就是這類精簡荷蘭版的「Nasi Padang」，要比一般平民版本講究扮相。

彼時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亞洲總部巴達維亞（Batavia，也就是後來的雅加達），完全不像一座典型的荷蘭城市，社會風氣崇尚奢華，殖民新貴盡皆一副暴發戶的模樣。特別是在周日崇拜，仕女們錦衣綢緞，選美一樣，從雕飾華美的馬車上頭下來，還得在一片僕傭張起的陽傘陣中cat walk似地走上幾步，這才進去教堂向上帝禱告。於是他們在飲食上也一反老家豐盛但是樸實，營養但是乏味的傳統，盡情享用遠東熱帶地區的各種奇花異果，來自上萬個島嶼的珍禽和鮮魚；當然還得有大量迷醉人心的香料，畢竟這是他們不遠大半個地球而來的理由。「rijsttafel」就是他們餐桌上的周日崇拜，主要目的在於炫耀，炫耀整個東方的富饒物資，炫耀歐洲老家想像不到的異國風味。

他們以為自己身在天堂，可是他們運回歐洲之後身價立刻百倍的熱帶香料，卻受到不少牧師的詛咒。在這些傳統的，嚴肅的，以醃鯡魚為傲的保守派荷蘭人眼中，豆蔻、丁香、胡椒和肉桂，根本就是撒旦亞洲部下的詭計，它們的香氣只會使人沉溺在肉體感官的滿足當中，仔細再聞，你就會聞出藏在它們底下的硫磺味。

梁文道：現在就是最好

【蘋果日報】二、三十年前，我還在學校唸書的那個年代，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還算是本相當流行的書，許多文科學生的書架上都有一本（儘管未必會看）。一來是因為那個年代的老師和教授多半是「大中華膠」，常把此書列進參考書目；二來則是因為它便宜，滿街都是本地書店自家製的盜印版。今日回頭再看，當年這本書的普及也是夠奇怪的，明明是部五四之後的暢銷書，裏頭很多東西都過了時，為什麼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大中華膠」還是對它念念不忘呢？理由大概只有一個，那就是梁漱溟先生數十年前提出的問題，即過了那麼久，也依然得不到人人認同的善解。那個問題，簡單地講，就是身處西方文化已成主流的時代，中國文化應當何去何從？它在這個世界當中的地位又是什麼？

好老土的問題，是不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最叫知識份子困惑的問題，現在再提，完全不合時宜。不只是它設問的方式以及解決的思路經不起現代學術的考辨，更是因為整個時代基礎都不同了。那個年代，全中國上下都有一股急迫的危機感，覺得自己熟悉的所有皆成了問題，古老的儒家思想有問題，歷史悠久的政治傳統有問題，家庭組織的原理有問題，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模式有問題，就連用來思考和表述這一切問題的漢字也是可疑的。這種危機感是這麼地強烈，以至於直到二十世紀最後那十幾二十年，中國大陸和香港關心中國前途的知識人也還在思索這個題目。可是這個問題，以及形成這個問題的背景，卻在過去幾年之間一下子消失了。因為當下的中國沒有危機，有的只是「自信」。

舉個例子，十年前是自由主義者，如今提倡儒家的學者秋風先生，近日在一篇討論中國正在編纂的《民法典》的文章裏頭主張「要以民法典為契機，重建文化自信」。他說：「當年，我們之所以以西法為本，建立現代法律體系，純粹是因為，中國人被西方打敗，從而在觀念上肯定了西方法律相對於中國固有法律之先進性，而確定全面移植策略。然而，百年之後，當中國之富強從總規模上已坐二望一之時，所謂西方法律之先進性，還能成立嗎？今天，我們制定民法典，一以德國為範本，然而，就現代國家建設的重大方面而言，今天的中國已超過日本，早已超過德國，我們今天還用得着奉之為圭臬嗎」？

秋風先生著作等身，在中國知識界擁有相當影響，不料他對當下國際環境的認識，竟是這種街坊閒談的水平。中國到底在哪些「現代國家建設的重大方面」超過了德國和日本？是機場的規模和數字嗎？是高鐵的速度嗎？是城市中心的大樓高度嗎？這些東西恰恰是中國不少遊客去了所謂「發達國家」之後，回來感慨人家究竟還是比中國「落後」的參照。

以眼下中國人喜歡以「硬指標」來衡量發展水準的習慣，今年各項諾貝爾獎名單全部公佈之後輿論界便有了一個新話題：二十一世紀開始，十七年內竟有十七個日本人獲得諾貝爾獎。這才赫然發現，一直被官方媒體唱衰，「失落了二十年」的日本原來並沒有壞到大家想像中的那個地步。除了盛產能造好精美工藝品的匠人，除了價廉物美的馬桶蓋，本來「早就不行了」的日本居然在基礎科學的領域有那麼厲害的表現。不過，這個發現可能只是一時熱門，沒多久，大家應該就會回到「自信」的主旋律上了。

秋風先生那段話最令人擔心的，還不是如此淺薄的世界知識，而是它立論的基礎。似乎現代中國法律的「西化」純粹就是因為當年西方船堅炮利，咱們鬥它不過；如今我們「富強」大夢已成，所以我們的法律也就該有點「自信」的表現了。不曉得從什麼時候開始，上自精英階層（包括官員和商人），下至販夫走卒，很多中國人都默默地接受了這一套「富強」就是所有文化甚至邏輯判斷的首要標準的觀念（姑勿論怎麼去界定『富強』）。所以當台灣和香港有人在抱怨部份中國遊客不守規矩，批評他們在公共場所隨意小便時，你總會看到有人反脣相譏，說些「要不是我們來消費，你們的經濟早就完蛋了」之類的話。彷彿誰夠「富強」，誰就有了規定言行文明標準的資格。就像秋風先生這樣，不在法學內部的理路和邏輯來談民法如何可能中國化，卻從國勢消長的角度提出強大的中國要有中式的民法。難道「富強」真是無論走到哪裏都走得通的王牌？

不過我還是佩服像秋風先生這樣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們至少還在想像一個未完成的，理想的中國；他們依然在將近一百年前梁漱溟先生提出的那個問題上前進。所以有些人還在思考一個「中國式」的社會科學是什麼樣子，一個「中國式」的文明應該如何勾勒。真正可怕的是連這種問題都不必問了，乾脆直接把當下的「國情」當成最理想的狀態。我們不必再去尋找一個烏托邦，也不必再追求什麼不一樣的新世界了，因為我們已經到達了烏托邦，現在的中國就是一切可能世界之中最好的中國。我們不只富強，而且我們還是其他地方的模範，所以我們不單要相信自己的「制度優越性」，並且還要宣傳證明成功的中國模式。西式的民主很好嗎？你看美國的總統大選選成什麼樣子。我們不用再擔心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了，更不用去問什麼叫做中國。因為活在盛世，人是不會有問題的，你只需要肯定當下。以後一切，就只是如何在維持現有模型的前提下，穩步在數量上發展下去而已。因此「維穩」才會成為政治上最具前瞻性的願景。

梁文道：畫餅充飢（go Dutch之四）

【蘋果日報】畫餅當然不能充飢，這從來只是一句笑儍子的話。然而，活在這個形象比甚麼都重要的年代，我開始懷疑畫出來的餅說不定真的能夠叫人吃飽了。例如「食物造型設計師」，這是一種以前不可能存在的專業；但我們今天這麼喜歡在吃飯前先餵飽手機，這麼喜歡在網上晒圖好讓人家知道自己吃過了甚麼好東西，又如此熱衷以這些照片為依據來決定該去哪家餐廳，於是飲食這麼簡單這麼本能的行為就開始變了。現在的吃，首先是用眼睛來吃，並且很有可能根本是種和視覺相關的感官活動。

於是我又想起了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靜物畫。上回說到，當年那些圖畫裏的食物及飲宴場面，幾乎全都有着教化意義，表面上看是可口的水果和飲飽食醉的食客，內裏卻包含了道德乃至於宗教的深刻寓意。光是這麼說，實在在點武斷，因為我們不能忘記，那些油畫到底是藝術，畫它們出來的藝術家甘心於只當個視覺語言版的道德警察或者牧師嗎？買它們回去的藏家又願意花了一把銀子結果取回一則人生格言釘在牆上嗎？
當然不可能。於是我們必然能在那些今天擺在美術館裏供人瞻仰的畫作裏頭發現一些世道人心大原則之外的東西，那都是些甚麼東西呢？首先自然是美，油畫藝術本身的美。也許畫家必須依從社會規範，在梨子、啤酒、鯡魚和麵包的組合當中暗藏教訓；可他們同時也在研究這些靜物排列出來的構圖，描繪它們的用色與筆觸，以及光源位置的變化所造成的明暗對比。在許多大師級的作品那裏，我們甚至還會看到，是這些純粹和視覺相關的考慮，而非古板嚴肅的教條，才是他們提筆作畫時真正關心的問題。

更不能忘記的是，儘管牛油與火腿都代表了一些東西，是某些抽象觀念與人生律則的象徵；但牛油究竟還是牛油，火腿也依然先是火腿。於是這些以食物為主題的靜物畫，我們不妨把它們當成一份份畫出來的菜單，有的是早餐，有的是晚餐，有的是富裕階層的酒宴，也有的是小康之家的食糧。又有些時候，那些食物還會被畫成給人吃了一半的狀態，比如說一杯半滿的酒，一塊切開了的麵包，似乎是在邀請觀者加入一場正在進行中的午飯，又像是在暗示畫面所見乃是你正在享用的好物事。且看那鍋燉湯上方蒸騰的熱氣，那條皮鱗閃現着新鮮油光的三文，以及那杯顏色艷麗無匹的紅酒，幾乎全在表明這豐裕物質生活的美好，全在展現食物本身的魅力。並且畫家畫得愈好，這些本來該教導我們精神食糧要比俗世肉身要緊的靜物畫，就愈能彰顯物質的無盡誘惑。

畫的食物比真箇做出來的飯菜吸引。讀懂這些靜物畫，也就能夠讀懂歷史上荷蘭文化的深層糾結了。

梁文道：新天地

【蘋果日報】在上海，我從酒店房間的窗戶下眺，就是一度聞名的「新天地」入口了。當時很多人讚賞，誇它是成功的老街活化工程，把破舊的石庫門里弄改造成了時尚消閒場所，而且還妝點了些許文化氣息。於是類似的概念走紅，逐漸蔓延，許多城市也就都有了自己的「新天地」，自己的老區「復活」。當年第一次走進這塊空間，印象最深的並非那些容易入口容易消費的文化符號，而是裏頭那片「廣場」。真正傳統上海石庫門建築帶裏頭不可能有這麼開闊的一片休憩空地，因為它們原是建給數量暴增的外來移民棲身，如何在有限的地方安置最多的人口，才是這種底層民居的重點。很明顯，此處真正地方上的「里弄」讓位給了一種外來的空間概念。然後我知道，規劃這塊地方的設計師「參考」了美式（尤其是加州式）的商場類型，決定要在這裏開出一個被店舖和餐飲場所包圍的廣場，只不過加州版本的商場廣場偏好義大利以及地中海的風格；到了中國，將義大利建築語彙換成本地符號，便是有中國味的商業廣場了。

義大利城鎮中心的廣場一開始是怎麼去到加州的呢？「微觀史學」宗師，來自博洛尼亞的義大利史家金茲堡（Carlo Ginzburg）每年都會在洛杉磯住上六個月，我最近在他的一篇訪談裏讀到他對這類廣場的感受：「那種震撼，對於來自義大利的人來說，是巨大無比的。……舉個例子，在聖莫尼卡（Santa Monica），人們想要發明一種『廣場』（piazza），卻把它放在商業中心的中心，一個在義大利長大的人，整天在本地廣場穿行，對他們而言，一想到這種廣場的『再發明』就有點不對勁的感覺：那完全是另一件事物。」

我的家人住過洛杉磯一段時間，我明白那種廣場的模樣，也知道當地人對這類空間的感受，他們早就習慣了，乃至於早已把它當成是自己的東西，似乎一座像樣的商場就該有如此一片義式廣場。一個這麼容易接受異國情調，並且將之消化為自身血肉的地方，想必底層不深。

再抄一段金茲堡的話：

「去美國工作，令我重新思考我所認識的城市語境，亦即義大利的城市語境。……首先是感受到歷史層次的叠加──對生活在義大利城市的人而言，這成為日常感知的一部份。而這個，譬如在洛杉磯居民的日常感知中，是完全缺席的。在那裏，甚至一棟1950年的建築已經是古董。

這種文明的層叠，實際上，就是當我們漫步在羅馬街頭，見到古羅馬的廢墟，或者羅馬柱子嵌造入基督教堂之內，等等一切，都讓我們感受到，我們不是第一批人類，我們的生命是由過去塑造，過去沒有消失，沒有完全消失，或以廢墟的形式存在，或改成別的建築還在用。

除此之外，物理上的層叠，還令我們思索看不見的過去（也屬於景觀的一部份），即我們的說話方式。我們在說的語言，並不是由我們這一代人發明的。那是一種有着若干層次的語言，嵌着一些非常古老的詞語。這些看似尋常道理，而事實上，例如在洛杉磯，日常感中缺少歷史感，會導致語言的歷史三維感缺乏，彷彿我們就是第一個正在運用所說的語言一般。」

「彷彿我們就是第一個正在運用所說的語言一般」，這正是我對今日中國最強烈的感受。說起來也怪，中國號稱「文明古國」，歷史悠遠，但為什麼我總覺得現在的中國人就好像是第一代的中國人呢？首先當然是居住的城市空間，例如「新天地」的廣場，假如洛杉磯人是在藉着一種借來的空間類型，為自己的周遭注入一些可以消費的，擬仿的歷史氛圍的話；我們就是透過這片其實是借來的空間類型邊角上的零碎建築符號（比如磚頭與房頂的簷角），去營造出一種歷史依然與我們同在的幻覺。就好比北京當年強制在所有新落成大樓的樓頂上蓋個中式「帽子」一樣，只有這一點點可疑復可憐的，電視劇場景裏頭最常見的「中國」，座落在日常生活空間的邊緣。

大家都曉得，要是一下子把自己空降到中國任何一座城市的中心，你是很難辨認得出自己究竟身在何處的。雖然在機場進城的這一點上，或許會看見不少巨大的標語宣傳這塊地方的歷史，它出過的名人，以及它繼承的所謂「文化」，但你還是無法在物理感官的範圍內認知到證明那一切口號真實不虛的蛛絲馬跡。有些時候，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他們所說的「文化」到底是什麼意思。譬如合肥，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就聽聞當地標榜「包公文化」，除了歷史人物包拯和這座城市有淵源之外，「包公文化」還能包括些什麼呢？是這裏的市民全都黑白分明？還是這裏從來沒有貪官？所謂地方傳統文化，通常就只是口號，一系列官方機構操作出來的文宣成果，幾座殘留的遺址，以及新簇簇的地標而已。

不，我不是在期待它們要有「特色」。義大利每個城鎮都有一個中心廣場，那根本算不上是特色。我說的是歷史，活生生的，一代代繼承下來的，並非今人刻意「打造」的歷史和傳統。傳統，如今有點社會科學常識的人都曉得，是被「創造」出來。但請注意，創造不是向壁虛構，傳統之所以可能被「創造」，首先也得有點可以依憑的根據。

它們當然不是洛杉磯，不是金茲堡口中那建立在一片薄薄底層，沙漠和曠野之上的城市；它們更像是一塊被塗抹掉所有過往痕跡的畫布，主政者好比藝術家，能夠在上頭任意揮灑，說拆掉一座城市的圍牆就拆掉，說要重建就重建，說要掃除舊世界就掃除，說要有地方特色文化便又有了文化。然後住在上頭的人就都是新人了，等着打造一片新天新地。

梁文道：杏仁的涵義（Go dutch之三）

【飲食男女】「靜物」（Stilleven）畫是荷蘭「黃金時代」繪畫中最常見的類型之一，甚至連這個名詞也是由荷蘭人首先創造出來的。和之前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天主教大師不同，普遍信仰新教的荷蘭畫家沒法在教堂的牆壁大展身手，只好在人物肖像和日常生活的描寫上另闢蹊徑，就算他們也畫聖經故事，但那也不只不過是為了裝點主顧的家居，而非四壁清樸的新教教堂，於是荷蘭人反而在一堆靜靜置放的物件當中創造了一片新的天地。好玩的是，食量很大，可是對食物的藝術不甚講究的荷蘭人，偏偏喜歡描繪食物，可能是一群人飲宴，也可能是一頓日常早餐的內容（包括鯡魚、火腿、芝士以及麵包）。畫這些東西有意思嗎？

有意思的。不只靜物，就連以一般生活場景做主題的「風俗畫」（genre painting），全都不只是我們肉眼表面所見那麼簡單，它們幾乎盡皆包含了十分嚴肅的道德意蘊。彼時正當脫離西班牙的長年爭戰高潮，又值新教鼎盛，荷蘭儘管富裕，財通四海，但社會上卻是一片克制禁慾的清教風氣，再有錢的人也只能全身上下一黑到底，在黑色的衣著布料質地上頭「悶騷」競秀。那年頭愛說教的人特別多，稍稍見到縱慾奢華的不正現象，就要批判那是「不愛國」的非荷蘭作風。在這些人的心目中，荷蘭人應該是一群非常實際的人，克勤尚儉，自由卻又自律，這才對得起良心對得起神，不似崇拜偶像的西班牙人那般糜爛無度。所以即便藝術，也該貫徹這一原則，成為社會教化的工具。在最理想的狀態下，觀者對着每一幅畫都應該發出幼稚園學生聽完老師說故事之後的標準反應：「它的教訓是甚麼？」

例如一群人或在酒館狂歡取樂，或在廚房大吃大嚼，桌上杯盤狼藉，地下是傾倒的酒壺肉塊，如果你在這種風俗畫裏看到一隻貓或一條狗正躺在畫面前景的地上，你就應該明白，這幅畫的教訓是叫人小心貪婪的誘惑。假如你見到的是「靜物」畫，且留意其中出現的食物及杯盤的種類與數量。芝士和鯡魚都是好東西，因為它們素樸，是人人都愛的營養食品，沒有階級之分；但芝士和牛油要是放在一起，那就有問題了，因為兩種乳製品一起食用明顯太過膩口，代表了過度。蜜瓜是很特別的，它通常被用來表達節制之必要，當它顯得非常成熟可口，甜美無匹，那就是「愈是早熟，愈是早腐」（Vroeg rijp、Vroeg rot）這句格言的視覺呈現。如果它和白麵包被畫家畫在同一幅畫裏頭，意思大概就是勸告家長不可溺愛小孩，因為白麵包還應了一個當年常被用來形容縱壞了的孩子的形容：「白麵包兒童。」

除此之外，還有更加離奇的象徵食物，好比切開了的杏子，它的果肉豐潤，果核堅實，不只被認為是耶穌人神二性共存的隱喻，甚至還有着耶穌為人犧牲的意思，因為硬如木頭的果核會令人聯想起折磨耶穌血肉的十字架⋯⋯

梁文道：從遊客到中國

【蘋果日報】據報上個月尾某日下午，兩名中國遊客在雪梨皇家植物園對着一棵樹小便，正好碰上巡警經過，結果發生衝突，最後兩個遊客被澳洲警方起訴「襲警」，於是又成新聞。坦白講，看到這類「中國遊客不文明」的消息，我已經沒有多大感受了。它能呼喚起的反應，來去兩類為主，一是痛斥「這些人丟盡了中國人的臉」，二是嘲諷「他們再度證明了中國人的文明質素」。這兩種反應皆與我絕緣，主要是因為我不太明白新聞事件當中的主角和我有什麼關係。兩個恰好和我同文同種同國籍的遊客在澳洲隨地便溺，如果要說是丟人，那也只不過是丟了他們自己的人格罷了，反正我不會幹這種事，我為什麼要替他們汗顏？要是外國人看多了這類消息，形成固定印象，所以在遇見我的時候就已經帶着另類眼光，我也只能暗自慨嘆不幸，不巧碰到了習常偏見。這算是阿Q嗎？也許吧。

所以還在關注此類新聞，是為了看網上的短評快語。我覺得有意思的地方在於除去前述兩大主流反應之外，總還有一部份試着「批判地」回應，甚至為那些涉事的人物辯護，感覺上這種言語還有越來越多的趨勢。比如說「媒體一天到晚就在報道這類消息，到底用心何在？中國人在海外還有不少正面表現，為什麼不多說點那些正能量的事」？「輿論總是宣傳這種新聞，目的就是要抹黑中國」。我也曾經試着認真思考，媒體究竟應該怎樣「正面報道」中國遊客在外地的「積極表現」，但很快我就放棄了，因為我完全沒法接受這套思路背後預設的媒體觀。在這種想法底下，做媒體就是要宣傳，於是一切新聞便皆有了前設的價值，非黑即白，非好即壞，報道遊客便溺乃壞宣傳，報道遊客正面行為則是好宣傳。

問題是這類宣傳機器教導出來的媒體觀幾乎從來就沒搞懂過什麼叫做新聞。所謂新聞，按最俗常最老套的理解，總該是有些異常的，和平日我們天天遭遇、可以預計的東西有些不一樣。於是兩個遊客在公園小便，之後還要襲警，才成了一條新聞，實在是因為這太不像是經常會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了，而非它們可以起到什麼負面宣傳的效果。反過來想，也許我們都會同意那每天數以百萬計的中國遊客裏頭，絕大多數都幹不出這類怪事，表現相當「正面」，那麼以宣傳為重任的媒體是否就得多多報道這些合乎人情常理的正常言行呢？假如真有一份媒體起了一個標題，叫做〈大部份中國遊客在澳洲都會使用公廁〉，難道那些嫌惡負面宣傳中國形象的人看了就會老懷安慰，覺得「正能量滿滿」嗎？

當然，我們還可以繼續思辨下去，進一步反省「正常」的意義。的確也真有人是這麼做的，就在那條新聞後面，好幾個人發言的大意是：必須認真看待國情的差異，中國有很多事情是不能用「普世價值」來衡量的。我看不太懂這番話的意思，他們是想說中國人在公園小便是正常的國情嗎？應該不是。於是我猜測他們只不過是慣性反饋，無論看見什麼不利於中國的消息，或者一些會引起國人「不自信」的言論，都要立刻提醒大家批判反省的必要。

「國情」確實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用來反擊任何批評中國諸種狀態的萬靈丹。不論你在談的是新聞自由、人權狀況、民主發展，還是現在的遊客表現，「國情說」一概派得上用場。任何「國情說」的預設，多半都離不開相對主義的討論，也就是說你不能外在地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國家、文化和社會的情形，必須從內部出發，看看那些國家、文化與社會自己對事情的想法以及評斷標準。例如新聞，我就不該拿我那一套辦法來判斷中國流行的「新聞即宣傳」說對不對，因為中國自有一種非常特別的輿論環境和價值，不容外人說三道四。更重要的是，我那套所謂「普世」的標準也遠遠沒有我所想像的那麼「普世」，它背後其實也有一個很獨特的地域文化標準，並且主要來自「西方」。於是外人對中國的各類評論，都難免染帶了一層他們自己文化所賦予的偏見，不夠公正；只是他們自己意識不到，還要以為自己那套遍行天下罷了。簡單地講，蘋果和橘子是不可能放在同一尺度下衡量的。假如就連自己人也學會了外人那種「普世」尺子，動不動就拿中國說事，這便是中了「西毒」，受染太深，理該回頭學習「國情」，慢慢懂得用中國人自己的觀點來思考和感受。

一旦涉及到文化和價值相對主義的討論，可就是個大題目了，相關論述文獻在所多矣，三言兩語講不清楚。取巧一點，我換個方式繞着來想，看看這些「國情說」假定的那個「中國」指的到底是什麼。要是有人批評中國遊客行為不文明，我們反擊，指出這是文化差異，聲明中國別有自己一套言行規範的話；我們在此所說的「中國」，究竟是哪一個「中國」呢？不論它是《詩經》裏的中國，還是《環球時報》的中國，它在這類說法當中都應該能承擔起一個價值原點的作用，有一套規範系統和邏輯，於是才可以用來支撐所有人我之別的說法，使得我在說「我和你不一樣，不要拿你那套來看我」這句話時理直氣壯。然而，當前各種「國情說」後頭真有這麼一個能夠說得上是價值源泉的「中國」嗎？

梁文道：畫的比吃的還好（go dutch之二）

【飲食男女】傳統荷蘭式的烹飪或許談不上是甚麼很了不起的美食藝術，遠近皆知。可是荷蘭人在繪畫上表現食物的能力卻絕對是第一流的，任何親眼見過「黃金時代」荷蘭靜物油畫的人，想必都會同意，就算是一般人不太熟悉的畫家如Pieter Claesz，也都能把一塊掰開了的麵包畫得香氣四溢，一條躺在銀盤上的鮮魚展現得油脂芬芳。

為甚麼荷蘭人那麼懂得描畫食物，但又不能把真正的食物轉化成叫人口水直流的可口菜餚呢？從前我以為這是一種壓抑，正是因為他們不願在實際的吃喝上頭下功夫，所以才把一切口腹之慾轉化昇華，變為一種創造與欣賞藝術的衝動，正如某些性生活不夠滿足的人必須另求出路一樣。

但到底是甚麼壓抑了他們？是甚麼力量使得荷蘭人在他們歷史上最富裕最輝煌的年代不能稍稍整治一下自己的飲食生活呢？後來我在常於媒體亮相的史學家西蒙•沙瑪的經典著作《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上找到了一條線索。根據沙瑪教授的研究，十六、十七世紀的荷蘭可以說得上是全歐洲最不愁物質生活的國家，大城市的有錢人就不說了，即便是小鎮裏的工人也都能夠享用每周起碼一頓的鮮肉鮮魚。這個沿海國家的漁穫如此豐富，乃至於青花魚（即鯖魚）和紅衫魚被人認為是種不適合人類食用的海產；有些家傭甚至還要和老闆討價還價，能不能讓他們吃得豐富一點，變化多一些，別老是把三文魚留給他們這些下人。

其他食材像是蔬菜、水果、芝士與牛油等乳製品，也絕對是大量供應，人人負擔得起。饒是如此，他們也還是沒有辦法把如此豐盛的材料調製成精緻的好菜，因為他們幾乎全是吃苦耐勞、克勤克儉的新教徒。

以前我也曾經在此談過，西歐吃得好的國家多半是天主教國家，比如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而吃得沒那麼好的地方則以新教為主，例如德國；界線大致分明。並非財富之多寡與食材之豐缺決定了他們的吃喝方式，而是宗教信仰與人生態度。社會學老祖宗韋伯在上個世紀初關於「新教倫理」的論述現在已經是常識了，現在我們都曉得，不像犯了罪還可以懺悔或者先去煉獄過一過火的天主教徒，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新教徒總有一種道德緊張，時時刻刻得盯着自己有沒有過錯，在這個俗世上是否建立起了良好的人格與功業，平時生活又夠不夠節制等等，半點也不敢鬆懈。

食慾當然也是他們要小心提防的對象，稍稍放縱就是中了撒旦的誘惑，從腸胃開出一條直接邁向地獄的高速通道。恰好荷蘭在它最繁盛的年代還要和西班牙交戰，正想擺脫這個天主教國家的控制，謀求獨立，於是宗教信仰與愛國主義合一，逐步塑造出荷蘭人的飲食文化。過度的奢華和放縱皆是天主教王國西班牙的特徵，一個好荷蘭新教徒則恰恰相反，不只要對抗西班牙式的糜爛，還要對抗天主教式的無度，這一切你全都能在荷蘭人畫的麵包和芝士上面看到迹象。

梁文道：荷蘭式的吃（go dutch之一）

【飲食男女】荷蘭冇嘢好食。我知道，下這樣的斷語是要捱罵的。因為很多人都曉得，近幾年阿姆斯特丹出了不少有趣的食肆，又潮又得意，完全可以與世界上其他熱鬧的都會比美。更何況它還擁有像Sergio Herman這樣的怪廚，寧願關掉食客不遠千里而來的三星餐廳，轉去其他地方開小館；以及現在當紅的「De Librije」，把一間老監獄變成老饕趨之若鶩的美食殿堂。但我想說的是，這一切其實都和荷蘭「本土」傳統沒有多大關係。都會潮區的餐館酒吧全世界都差不多，是全球化的一個側面，從香港到墨西哥城，集團搞手和個體商戶都在玩着類似的時尚概念。所謂名廚，那更是非常離地的一群國際巨星。就拿「De Librije」的大廚Jonnie Boer來說好了，儘管他一直標榜自己做的是當代荷蘭菜，絕不向一度時興的亞洲風低頭；可說真的，你在他的菜式裏首先感受到的絕對不是荷蘭，而是日本與泰國。

真正在地的荷蘭食物，來來去去還是那副模樣：薯仔泥、煙肉碎，再加上酸椰菜絲攪拌成的「stamppot」，以及青豆湯、醃鯡魚、燉牛肉等種種飽肚有餘，精美卻半點也談不上的家常菜。這才是大部分荷蘭人自己在家裏吃到大的糧食，也是他們吃了幾百年也都不厭的「名作」。真的，荷蘭人的吃是史上有名的，有名大食，有名難食。那種難吃法，就連一向以烹飪技術不濟著稱的英國人都頂唔順。打從四百年前開始，去過荷蘭旅行、做買賣，和當外交官的英國人，大多會在歸國之後記下他們對荷蘭飲食的印象。總結而言，一是嘲諷，正如他們嘲諷荷蘭人的其他一切，荷蘭烹調在他們筆下通常是證明大英美食優越性的對照物；二是驚嘆，他們搞不懂荷蘭人怎麼那麼能吃，幾乎醒着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往嘴裏塞東西，他們推測，這或許就是荷蘭人長得特別高的原因。

我們可以在1660年一位荷蘭酒館老闆的喪事上找到他們驚人食量的佐證，根據記載，這位名叫Gerrit van Uyl的老兄去世之後，他家辦的「英雄宴」幾乎請來全村人，而這幾百人大概吃掉了「七十桶半桶裝啤酒、二千加侖葡萄酒、一千一百磅『Koningsplein烤肉』、五百五十磅西冷、二十八隻牛仔、十二隻羊、十八頭鹿，以及二百磅碎肉。」就算有幾百個人一起開餐，這也還是一頓讓生命無法承受其重的可怕大餐。至於這些材料怎麼炮製，則從來不是那個年頭的荷蘭人最關心的問題。重點是如何在毫不節制的大吃大喝，與符合道德教化的約束之間找到適度平衡，這才是解開荷蘭人一方面能吃，另一方又吃得不講究的謎題之關鍵。

梁文道：紅色資本家的苦心（如果你有錢食大餐，點解你唔去捐助飢民三之三）

【飲食男女】你想不想這個世界不再有人捱餓，七十億人人人吃得飽甚至吃得好？當然想，有誰會不同意這麼美好的願望！但是理想的世界是一回事；我們個人是否有義務成就這個理想，可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一般人就算看到慈善組織的廣告，知道地球另一端仍有許多待哺幼兒生活無着時會感到不安，但這卻不並會影響他在萬聖節晚上出去狂歡的心情，因為他實在沒有犧牲自己生活品質，從而大濟天下的責任。可是真正的左派，尤其是富有的左派，卻不能如此坐視人間之不平。

因為絕大部分的左派都會同意，不平等是不正義的，而目前這個世界確實很不平等。哲學家柯亨（G.A.Cohen）對他們提出的挑戰是： 「當一個人從他認為的不正義之事物中得到好處時，他怎麼可能爽快地否認，他有義務放棄這些好處，好讓這個不正義之事物的受害者得益？」至少，他應該把「剩餘的財富」捐贈給窮人或者任何促進平等的組織，因為在左派心目中的正義社會裏頭，他根本就不會擁有這筆「剩餘的財富」。

當然，就像我們之前看過的那些關於老左的笑話，對於這個問題的其中一個經典回答是：這種捐助沒有觸及基本的不正義。所謂基本的不正義是結構的，體制的問題，幾個有錢人捐身家做慈善根本就改變不了宏觀大局，頂多只不過是對那不平等收入的特殊利用而已。然而柯亨認為，就算體制的不平才是最基本的不正義，但體制不平等導致的分配不平難道就不算不正義嗎？所以一個實在沒有理由不拿出他「剩餘的財富」來減少這種分配的不平等，哪怕這只是「次要的不正義」（比起體制的不正義而言）。

考察過十來個有錢左派可以不捐錢的理由之後，柯亨最後發現：「一位富裕的平等主義為有充分的理由不慷慨解囊」。這些理由裏面，有一個特別具有說服力：「保留我的財富可以使我有為平等主義作出貢獻的能力，如果我把自己的財富捐贈出去，則會使我失去這種能力」。簡單地說，那就是在不公正的社會裏頭做個「紅色資本家」。以幾乎是特務的身份來推動左派大業。比方說由於你的財富替你帶來崇高的社會地位，所以你可以常常接觸到一些位高權重的精英，這時你不就能夠游說他們，替社會上的弱勢群體說話了嗎？再加上你已經這麼有錢，不必為了養家糊口而日夜奔波，你大可把多餘的時間和精力全都用在促進社會改革的事業上面，這難道不是一件美事嗎？

而且我們還可以假想一下這種特殊情況：一個人既有已經輸掉美國民主當總統候選人資格的桑德斯的理念，想要把社會帶向更左更公正的方向；又有特朗普的萬貫家財，能夠挾龐大人脈和資源出來從政，這是不是一個有錢左佬的最佳狀態呢？柯亨認為，只要一個社會的政制愈不平等，這種有錢左佬不捐身家的特別理由就愈站得住腳，因為一個富有的精英在不平等的政制當中會更有影響力。說到這裏，我突然明白為甚麼有那麼多富人都說自己支持共產黨乃至於共產主義了（大陸和香港都不乏這類富人，他們有的甚至是入了黨的黨員），原來他們平日錦衣玉食全是一片苦心，他們出入皆貴也全是別有用意，他們今天積累財富，是為了在這個體制內開拓出人人平等的美好新世界。

梁文道：終於學懂了民族主義（聖戰之四）

【蘋果日報】一九○八年八月一日，迫於全國各省仕紳甚至封疆大吏要求速開國會的壓力，清廷終於頒佈《欽定憲法大綱》，訂出九年計劃，逐步籌備憲政。然而這份大綱同時又規定了未來憲法必須以皇帝總攬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大權。一切對外宣戰、和談和訂約等事項也都由皇帝裁決，議會不得參預。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當然不得人心，於是日後的革命再也不能避免，帝國的日子也就只剩下三年了。

恰好是這一天的一個禮拜之前，七月二十三日，當年中國人份外關注的奧圖曼帝國也發生了一件大事。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面對着兵變的壓力，答應「青年土耳其黨」的要求，恢復了早在1876年就已經頒定但後來卻又被蘇丹本人中止掉的憲法。第二天，整個帝國各大行省的廣場都聚滿了歡慶的人群，大街小巷都是印着「自由、平等、博愛」的紅白革命標語。事後回看，這次憲法革命可說是奧圖曼帝國的最後機會，究竟一個前現代的，不以民族或宗教為立國主導原則的古老帝國，有沒有可能轉型為一個同樣不講究民族與宗教，但又以憲政為依規的現代帝國呢？

根據尤金．羅根的《奧圖曼帝國的衰亡：一戰中東，1914-1920》，這次憲法革命「所帶來的期望把不同背景的奧圖曼人民團結起來，同仇敵愾。奧圖曼社會中有許多不同的民族，包括土耳其人、阿爾巴尼亞人、阿拉伯人、庫爾德人，還有眾多宗教團體──佔多數的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十幾個不同的基督教派和規模不小的猶太教群體。……這次憲法革命的到來，正如一位政治激進份子寫道，阿拉伯人『對土耳其人敞開懷抱，他們相信這個國家裏已沒有什麼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亞美尼亞人、庫爾德人之分，大家都是奧圖曼人，享有平等的權利，承擔平等的責任』」。

可惜的是，這一切不過幻想。因為如今掌權的「青年土耳其黨」根本沒有兌現當初那充滿自由主義色彩的承諾，他們老早就被過去幾十年來的經驗嚇怕了。一直以來，歐洲列強對付和肢解奧圖曼帝國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鼓動民族主義，不只在宣傳上支援它廣大轄土內各個有心謀求自治的民族主義者，甚至乾脆動手出兵。最早的案例是有名的希臘獨立戰爭（拜倫便是死在這場戰爭之中，當然浪漫的他從沒想過自己是帝國遊戲的小小棋子），接下來則是一個又一個的其他巴爾幹半島諸國，以及此時正在蠢蠢欲動的亞美尼亞。「青年土耳其黨」有如驚弓之鳥，每當聽說底下行省想要更大的自治權，聽說有些民族要求更加平等的對待，他們第一個想到的字眼就是分裂。

於是他們不只沒有像好些阿拉伯人所想的那樣，不再和他們區分你我；反而反其道而行，加緊控制他們的自治權限，更在文化上壓迫他們。例如派土耳其人出任所有政府高位，只留下低級公務員工作給阿拉伯人。又如規定在阿拉伯地區學校、法庭和政府機構裏面只准使用土耳其語，把阿拉伯語趕出官方語言的行列。這全是過去幾百年帝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現在卻都在自命革新的「青年土耳其黨」人治下出現了。看來，「青年土耳其黨」最現代化的地方，可能就是它也學懂了一點民族主義，覺得應對風起雲湧的各種民族覺醒的好辦法就是把所有人強行「土耳其化」。

這當然不會是個好辦法。別的地方不說，就拿阿拉伯地區來講好了。一開始，這裏還有一些只想要求平等待遇與文化權利的溫和派。比如「青年阿拉伯協會」，他們反對「土耳其化」，為的不是民族獨立，而是「效仿奧匈帝國，將現有的奧圖曼帝國重構成一個土耳其──阿拉伯雙民族國家。」還有一個組織叫做「奧圖曼反中央集權黨」，他們的期望是像瑞士那樣，將政府權力下放各州，因為「像奧圖曼帝國這樣一個民族和種族眾多的國家，只能用行省自治的聯邦體系管理」。只不過，他們依然擁護蘇丹的統治，「並在主張保留各行省當地語言的同時，也倡導使用土耳其語」。「青年土耳其黨」政府回應這些訴求的方式是更強烈的打壓，因為它認為這全是獨立運動的先兆。到了這步田地，不用想也曉得結局會是如何了。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強國開始在中東重施故技，鼓勵阿拉伯人民反抗帝國的奴役（雖然英國自己就是世上頭號帝國）。我們熟悉的「阿拉伯的勞倫斯」，接下來就要登場了。

梁文道：我都想人人有飯食，不過⋯⋯（如果你有錢食大餐，點解你唔去捐助飢民之二）

【飲食男女】假如一個人自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又或者沒那麼左，但也非常認同平等的重要，奉之為社會最高價值，同時卻又在資本主義這套他覺得很不公正的制度之下玩得如魚得水，發了大財，我們是不是單憑直覺就能判斷他這人是自相矛盾呢？尤其矛盾的是他這麼有錢，卻還不願捐出自己大半所得，好讓那些他覺得被剝削被壓制的貧苦大眾的生活水準提高一點，和他自己的享受稍稍拉近距離；這是否說明他要不並不真心是個左派，要不就是背叛了自己的理念呢？

柯亨（G.A. Cohen）這位老左是個大哲學家，他當然不會如此草率地判斷，於是他按照哲學家的慣技，把這個情況理成一套由三個陳述構成的組合：

1. A信奉平等。
2. A很富有（這意味着A不會捐助出他大部分的財富）。
3. （A認為）A的行為沒有背離他自己的原則。

柯亨發現他打小認識的那些富有的共產主義者幾乎全都滿足了上述第三個陳述的情況，也就是說，他們不認為自己不捐出大半身家是對共產主義的背叛。不只如此，就連他認識的那些成天力倡平等主義的大學教授也一樣如此（可能也包括他本人在內）。雖然大學教授不算富豪，可他們的收入怎麼樣也比一般低下階層要好，可他們還是不會捐身家。

哲學家柯亨不像我們多數人這樣急着譴責這些人虛偽，他很想搞清楚：「他們既信奉平等，又認為其行為不背離信念，他們如何能認為這兩者之間不存在矛盾？」如果這種人在面對質疑的時候回答：「我不是聖人，但也不算罪孽深重。我之所以有錢，不是因為我比普通人壞，而是因為我比較幸運，何況我在富人之中算是慷慨⋯⋯。無論如何，我至少擁有正確信念。假如我不只容許自己從不平等的制度中得益，還覺得這相當不錯，這難道會更好嗎？」柯亨認為這是個得體的回答，因為它至少是種辯解，承認自己沒有做到最該做的事。所謂最該做的事，自然就是捐獻自己所有，不讓自己有錢。而辯解則等於承認了自己的軟弱和無力。

然而，柯亨依然困惑：「因為我們關注的那些人並不承認他們未能實踐原則，他們並不要求為自己的行為找到辯解。」換句話說，他們理直氣壯地認為前面那三句陳述的組合不矛盾。這怎麼可能呢？然後柯亨很有耐性地替他們構想了好幾項不同的理由，並且一一分析它們是否站得住腳。

其中一個比較簡單的理由可以用個同樣簡單的例子來解釋：我或許會相信香港實在不應該再有這麼多劏房般的細面積單位，理想的狀況應該是像新加坡那樣，政府居屋都有成千呎咁大。但是否可以由此推斷，我應該傾盡全力地去實現我這個理想呢？我們當然可以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對未來的社會有許許多多的期望，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必然要有義務去一一實現它們出來。好比那些選美冠軍最經典的願望「世界和平」，沒有人會要求她們此後就該為此獻身，哪裏有戰爭就跑去哪裏。

所以一個人大可一面渴盼地球上不再有人餓死，同時還要每天晚上開香檳，吞掉一頓其價值能夠餵飽幾百人的大餐。

但是，真正的「左膠」卻不能這麼輕易地甩開質難。為甚麼？我們下回再談。

梁文道：終於學懂了聖戰（聖戰之三）

【蘋果日報】在現代世界裏面，第一個提出要團結全球穆斯林，發動「聖戰」來共同打擊敵人的家伙，其實是個德國人，他的名字叫做馬克思．馮．奧本海姆，是個出生在銀行世家的男爵。1892年他從德國移居開羅，一住就住了十幾年，並以當地為中心，四出旅行探索中東地區，乃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人實地考察阿拉伯世界浪潮的先驅。他的四卷本鉅著《貝都因人》是這個領域的經典，啟發了無數對沙漠和駱駝抱着浪漫想像的後輩探險家，例如號稱「阿拉伯勞倫斯」的T.E.勞倫斯。

早在一九○六年，奧本海姆就已經預言了：「未來伊斯蘭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伊斯蘭力量之大，地域之廣，終會給歐洲各國帶來重要影響」。具體點說，那就是要激發起穆斯林「尚武的天性」，重新喚醒最初伊斯蘭信仰擴張時那種人人視死如歸的狂熱，讓他們「一手持劍，一手《可蘭經》」，響應一位偉大導師甚或先知後裔的呼召，趕走騎在他們頭上的歐洲殖民勢力，對付那些瞧不起他們，自以為高人一等的西方異教徒。他這套想法非常激進，就連當年絕大部份的穆斯林自己也沒有想過，偏偏德皇威廉二世十分重視，聘請他當「首席法律顧問」，專門在御前匯報穆斯林世界的狀況。於是這套主張開始流傳，在德國成了廣為人知的「伊斯蘭政治」（Islampolitik），贏得許多人的信服。

為什麼一位德國「東方學者」會構想出這麼古怪的論述？而且還要受到官方支持，想要把它變成實際可行的策略呢？那是因為這些德國人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是全球穆斯林「聖戰」的敵人；相反地，英國人、法國人，以及俄羅斯才是伊斯蘭世界的真正仇人，是他們佔據了穆斯林的土地，將它們納進龐大殖民帝國的管轄範圍。比如說英國，它控制的地方從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延伸到埃及；又例如法國，它將北非地中海沿岸當成是自己兵源和糧食的儲存庫。恰好這兩個國家皆是德國的對手，而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所以在敵後策動謀反當然是個好主意了。只不過主意雖好，實行起來卻還是少了最重要的一環；儘管德國也可以派出龐大的間諜隊伍，深入敵後策動陰謀，可他們也是西方異教徒，未免師出無名。於是他們便將目光投向早已淪為「歐洲病夫」的奧圖曼，極力拉攏這個正被列強割據蠶食的老朽帝國，畢竟它的蘇丹依然擁有「哈里發」的頭銜，大可名正言順地號召「聖戰」。

接下來就是歷史了，德國果然順利地和土耳其結盟，發動起一場針對英、法、俄等其他強國的「聖戰」。這場戰爭，我們今天管它叫做「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華人這裏），比起二戰，它卻更像是一場屬於歐洲人的戰爭，與我們其他地方沒有太大關係。好在從兩年前一戰爆發百週年的種種紀念活動開始，各式各樣的學術研究的成果終於漸漸進入主流媒體，更新了大眾對這場戰爭的認識。便以中國人的角度而言，當年身為參戰國，豈不也有數以萬計的華工遠赴歐陸？而在中國的領土上面，日本與德國不也展開過一場激烈的競逐？進而言之，要是沒有一戰以及隨後的「巴黎和會」，又哪來改變了現代中國的五四運動呢？

牛津大學史學家尤金．羅根（Eugene Rogan）的新著《奧圖曼帝國的衰亡：一戰中東，1914-1920》（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1914-1920），則從另一個幾乎被人遺忘的側面，真正補全了這場大戰在世界史上的意義。書一開頭，他就明言：「現在是時候恢復奧圖曼帝國在一戰和現代中東歷史上應有的地位了。因為奧圖曼帝國的介入是使這場歐洲紛爭演變成世界大戰的最重要原因。與遠東和東非地區小範圍的衝突不同，在一戰的四年裏，中東一直是一個主戰場，而且在此作戰的軍隊也最國際化。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南亞的各個民族、北非國家、塞內加爾和蘇丹人民，與法國、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士兵在中東戰場並肩作戰；而他們所對抗的奧圖曼帝國及其德國和奧地利盟軍中又分別有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庫爾德人、亞美尼亞人和切爾卡西亞人。奧圖曼戰線就是名副其實的巴別塔，這是一場兩支多國軍隊間前所未有的鬥爭」。

不僅如此，這場戰爭還對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包括巴基斯坦與孟加拉）等地日後的完全獨立起到了關鍵作用。它在中東造成的影響更是沿續至今，例如以色列的建國，與伊拉克等幾個阿拉伯國家的劃界爭議，都可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產物。

我們不妨大膽地說，恰恰是奧圖曼帝國在它這場最後「聖戰」之後的瓦解，造成了現今世界其中幾種最激烈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衝突。往昔，奧圖曼人習慣把它管轄的地方叫做「和平之土」，在其統治之外的世界則是「戰爭之土」。這個劃分看起來非常可笑，因為它控制的地方幾乎全是依靠戰爭征服回來的。不過，這個想法背後卻有一個相當久遠的歷史基礎，可以上溯至古羅馬人所說的「羅馬和平」（Pax Romana），甚至波斯屠魯士大帝所締造的寬容太平，那就是在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國之下，所有臣民都不應該為了信仰以及族裔的差別而拔刀相向。果然，奧圖曼崩潰的結局，就是中東和巴爾幹地區此後幾乎從不休止的血腥戰爭。不斷變形又不斷自我分裂的民族認同運動，和幽靈一般不停回歸的宗教認同政治，正是這一切爭端的最大觸媒。

不過話說回來，奧圖曼帝國在當年最後一次圍困維也納時都沒有祭出「聖戰」大旗，到了它的末日卻要乞靈於這個德國人所啟發的戰略，這是否也說明了某些歷史的趨勢已經到了不可逆轉的地步呢？從來不把宗教當成治國意識形態的土耳其人，此時忽然號召全世界的穆斯林聖戰，亮起久已遭人忘懷的「哈理發」身份，是因為古老帝國遇到了它不曾見過的新對手──民族主義。帝國、宗教，以及民族這三者之間的繁雜角鬥，正是尤金．羅根這部新書最叫人嘆為觀止的地方。

梁文道：如果你有錢食大餐，點解唔捐助飢民？（之一）

【飲食男女】今天聽起來或許很怪，但北美確曾有一大批馬克思主義者，甚至入黨成了共產黨員。幾年前辭世的哲學家，牛津大學講座教授柯亨（G.A.Cohen）就是生長在這樣一個被共產主義者包圍的環境當中，不止他的父母是共產主義者，就連他父母那一大幫朋友也全是會在聚會時高唱《國際歌》的同志。

幼承庭訓，他長大之後果然也成了一位非常出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便連論敵也不得不服他的犀利觀點。回想少時那濃濃的「左膠」氛圍，老年的他發現有一個問題是他實在無法迴避的，這個問題就是他一本書的書名：《如果你是一個平等主義者，你怎麼會這麼有錢？》

那時候，他父母那個圈子裏頭頗有一些富豪，其中一位甚至去完蘇聯朝聖之後，盛讚史太林體制下沒有階級分別的社會之美好；可他自己卻是一個腰纏萬貫的地產商。又有一些高談工人應該如何解放的有錢人，對待手下打工仔時卻是心狠手辣，十足一副剝削資本家的模樣。

這看起來真是矛盾，為甚麼他們可以無視自己信念與作為之間的衝突呢？對於柯亨來說，這個問題也是他個人必須真誠回答的問題，因為他雖然不是富翁，可好歹也是個牛津大學的教授，收入比起一般人的平均水平要高，難道他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這個問題的內核是這樣的：假如你是馬克思主義者，那你一定相信平等的重要，認為一個好的體制不應該容許少數人要比大多數人享有更多財貨和資源，它應該厲行財富的再分配，讓貧苦大眾也能過上勉強算是體面的生活。

假如現存體制很不公正，好比我們今天這個資本主義世界，而你又恰好非常富有；那麼就算政府不打劫你的戶口，不抽你重稅，你是不是也應該為了自己的信念，主動捐出所得的大多數，拉上補下，好讓一些人的生活水準和你接近一點呢（哪怕你獻出的一切在全社會而言只是九牛一毛）？

我覺得柯亨這本書有趣（尤其是直接和書名相關的那一章），是因為我自己也會時不時地良心發作，問一下自己憑甚麼可以偶爾食大餐，光顧一些取價不菲的星級餐廳。我不是個「左膠」嗎？這個世界上還有那麼多人捱餓，我這一餐飯可以夠多少人數日溫飽呢？就別說福臨門和吉地士了，即便去大牌檔炒蜆隊啤，也好像很對不起人似的。因為我常常在國際性的慈善組織廣告上看到，原來每天只要捐夠一蚊港銀，就可以讓一個虛弱的幼童多活一天；算算看，一樽「藍妹」甚或「獅威」，又可以救活多少個生命？我為甚麼不乾脆每天白粥鹹菜，把賺回來的不義之財全數獻出；反而還在這裏厚着臉皮跟大家飲食男女呢？

但請不要誤會，這不只是個道德譴責。柯亨回憶，他那幾輩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不喜歡動不動就指罵有錢佬，因為這太「泛道德」了，而且太過個人化，就像我們之前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者關心的往往是整個體制的問題。然而，它依然是個問題，因為這裏似乎存在着一個非常鮮明的矛盾：你一方面相信人人生活水準應該平等，但另一方面卻又有錢不捐（或者捐得很少）；這到底是你不真心相信平等，還是你的道德感很脆弱呢？

梁文道：吃鮑魚的馬克思主義者（左膠食大餐之五）

【飲食男女】由於「左派」在香港主流社會當中從來就不是一塊聲譽很好的招牌，再加上現在天天開口閉口就是「左膠」的大部分人對於到底甚麼叫做「左」也沒有太清楚的認識，所以此間特別流行一堆用來侮辱左派的笑話，其中一個是我從小就聽說過的老故事：

話說幾個衣冠楚楚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一間相當不錯的酒館裏頭聚會，喝了不少，也吃了不少，他們面紅耳赤地爭論未來革命該走的方向，為當下喚醒無產階級鬥爭意識的策略吵個不休，到後來酒足飯飽，人也累了，便起身結賬走人，好預備接下來十分艱險的政治事業。他們剛出門口，就有一個蹲坐門外的瘦弱乞丐伸手向他們討錢：「各位善心人呀，今天夜裏這麼冷，馬上就要下雪了，可不可以行行好，給我一點飯錢，好讓我挺過這個晚上？我實在是餓壞了。」

上一刻還在鬧得不可開交，各自堅持自己主張的這幾個左派，此時卻難得地達成共識，幾乎不用討論，那就是一致不給這個可憐的老漢半毛。為甚麼？明明這些人胸懷天下，心有「大愛」，誓為一個真正平等的美好社會而獻身，現在看見一個活生生的，被無情現實所迫的弱者癱在跟前苦苦乞憐，他們怎麼可以無動於衷？原因是這樣的，其中一人很客氣但又很堅定地彎身告訴那個乞丐：「你的狀況真是太過淒慘，這正是資本主義的殘酷所造成的。放心吧，我們不會不理你的；恰恰相反，我們的目標就是要締造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奴隸的共產主義天堂。在那個天堂裏面，再也沒有人會像你這樣捱凍捱餓，人人都能當家做主，活出人的尊嚴。」

既然如此，那他們怎麼還不快點掏出腰包，給這乞丐幾塊銅板？另一個人便接着說：「但是小不忍則亂大謀，我們必須認清，惟有革命才能推翻現下這個不義的體制，而革命的前提則是人民大眾的覺醒。只要有愈來愈多的人像你這樣受苦，愈來愈多的人無法忍受資本主義的壓制，人們就會找到動力團結起來抗爭。那才是最根本的解決方案，才是真正讓你擺脫困境的方法。我們今天不是不能施捨你一些銀両，但這只不過是個表面的，局部的行為而已，它不止無助於革命的推進，甚至還會側面地幫了資本主義體制的忙。甚至一切慈善事業都是不對的，它們的唯一效果就是延長了資本主義的壽命，拖遲了人民大眾奮起的引爆時刻。好比患癌病人只吃止痛藥，光給你錢是不足夠的。」

最後，這夥志向遠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向老乞丐道了聲珍重，就消失在夜色當中了，留下目瞪口呆的乞丐，獨對天上開始飄下的細白粉末。他今晚很有可能會因為沒有足夠的熱量對抗低溫而死，但他不算白死，他至少成了歷史進程的助燃劑，揭示了現存體制的惡毒，同時還更加堅定了那些革命志士的決心：要是不革命的話，就會有更多像他這樣死在街頭的可憐人。我曾經以為這只是個笑話，但是後來卻漸漸發現原來類似的邏輯是真有人相信的。

真有一些左派不喜歡慈善活動，覺得那全是替資本主義擦屁股；真有一些激進分子討厭服務型的社工，認為那無異於替體制安頓異己的軟性警察。更重要的是，我真見過一個腰纏萬貫的富人一邊用刀切着鮑魚，一邊告訴我資本主義是頭吞食地球的猛獸，造成全球糧食分配不均，幾億人瀕臨餓死的慘況，不推翻不足以挽救蒼生。於是我想到已故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柯亨（G.A.Cohen）的一本書，書名就是《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梁文道：看顧那地上一切受造（聖戰之二）

【蘋果日報】遊人若是來到伊斯坦堡，他們總是會不由自主地抬頭，好仰望那鋪展在山丘與海灣之間的一座座穹頂，以及高高低低、錯落有致的呼拜塔，從而忘記腳下石子路旁的老房子有時也會透露出這座城市，乃至於整個早已消失了的帝國的另一重面目。就拿那些老舊木頭房子門外常見的一種石塊來說好了，它們多半是方形的，邊角不甚整齊，經過年月洗刷，表面凹凸不平。當初這些石頭的主要作用是放置每一戶人家吃剩的飯菜，好讓街上流浪的狗不必為了爭奪食物而打架。

是的，一般穆斯林是比較喜歡貓，傳說先知曾經拿刀割下自己的袍角，因為他不願吵醒正在上面酣睡的一隻小貓。所以直到現在，穆斯林城市的街上還總是有很多小貓散步，毫不懼人。但穆斯林也不應該歧視狗，因為先知也曾說過這樣一則故事：很久以前，一個邪惡的女人居然進了天國，而一個公認良善的女人卻下了地獄。為甚麼？因為那個邪惡的女子曾經倒水給一頭街上的老狗解渴，而那個大家都說她是好人的女子卻活生生地餓死了一隻小貓。這一則故事背後的意思是，你對人做錯了事，你尚可以祈求對方原諒，以為補償；可是你對動物犯下的錯卻是難以彌補的，因為牠們沒有理性，因此也沒有寬恕你的能力。

奧圖曼土耳其人非常認真地執行這條教誨，他們善待流浪貓狗，弄得滿街都是動物。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所有西方人寫伊斯坦堡遊記都必然得提到城裏的街狗，似乎那是僅次於聖索非亞大教堂與藍色清真寺的另一名勝。後來土耳其獨立，「現代化」了，他們才開始收拾街上成群結隊亂逛的流浪狗。

土耳其人當然不是素食者，他們殺生，可是他們就像所有好穆斯林一樣，用最快的刀，最短的時間，讓注定要被吃的羊別受到多餘的痛苦。除此之外，一切無謂殘害動物的行為都是罪過。他們甚至會出錢成立基金會，常以清真寺為中心，照顧有需要的動物。最早的紀錄是1307年，伊斯坦堡一座清真寺被指定為幼鸛養育中心。1558年，一位「帕夏」（奧圖曼高官的名稱）甚至捐出一塊草場，以供野外牛驢生養。這種風氣更延伸至帝國的所有重要城市，今日因戰火受損的大馬士革大學，前身是一所老馬看護中心，因為受傷或年老而退役的馬匹，不會被人「人道毀滅」，相反地，老伙伴會被送到這裏接受專業照顧，頤養天年。更別提伊斯坦堡那許多兼做醫院的清真寺了，他們收容翅膀受了傷的水鳥。就算到了帝國風燭殘年的時刻，伊斯坦堡人還特地眾籌募捐，成立了一個專門組織，好解決冬天大雪人們餵不了鴿子的問題。

難道帝國子民全都這麼慈悲，就沒有人殘害無辜小動物嗎？有的。根據紀載，曾經有一個在市場上開金舖的威尼斯工匠，純粹為了好玩，把一隻活生生的麻雀釘在門上，看牠痛苦掙扎，結果他被附近憤怒的群眾暴打，從而證明了西方人都很野蠻的傳聞。可是，這個威尼斯人到底也是帝國的臣民呀。那時候，歐洲各國派駐伊斯坦堡的使館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防止外交人員叛逃，因為大家都想投靠這個更加文明更加強盛的世界帝國。禁衞軍裏頭有些人的母語是德文，歷年來，帝國海軍的總司令也不乏說意大利文的威尼斯人和熱內亞人，城裏一些售賣古希臘文手稿的書商講的則是法語。

說了這麼半天，不是為了美化終將腐朽終於狹隘的奧圖曼帝國，而是想要稍稍解釋，一六八三年九月十一日那天清晨，圍在維也納城外那支部隊的來歷。那個百年來威脅着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帝國，並不是一群野蠻的化外游牧民族，更不是托爾金筆下那些形貌可怖、茹毛飲血的「半獸人」。他們甚至並不都是穆斯林。

當伊比利亞半島最後一片穆斯林統治的角落也被西班牙的天主教王朝「光復」之後，那裏的猶太人就開始逃難了。奧圖曼帝國接納他們，不用他們改宗伊斯蘭，讓他們在遼闊的轄土內自由集會，自在經商。有些特別念舊的家族保留着格拉納達故居的鑰匙，預備萬一有天還能回家，十九世紀一些西班牙人來到伊斯坦堡獵奇，很驚訝地發現這裏居然有人和他們說家鄉話。

蘇丹要是有事和君士坦丁堡的東正教牧首商量，一定只在教堂後門外頭，就和他們從不踏入耶路撒冷聖墓教堂一樣，他們生怕後人會以「哈里發」也曾來過的藉口強行把教堂改為清真寺。所有在維也納以西找不到容身之地的異端邪說，全都能在東方的新月旗下得到庇護，例如敍利亞和埃及流行的「一性論」基督徒，黎巴嫩的馬龍派基督徒，巴格達的景教，亞美尼亞牧首統率的亞美尼亞正教，波斯邊境上的祅教，當然還有巴爾幹半島上的東正教，甚至上匈牙利地區的新教徒。後來流行文化裏頭所描述的「穆斯林大軍」，其實是從帝國各個角落徵召而來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所構成的聯合部隊。所謂「聖戰」，其實只有在守衞維也納的這一方才說得通，因為這邊才有清一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切莫誤會，奧圖曼帝國絕非政教分離的「現代國家」，它奉行的也不是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宗教寬容」政策。比如說曾經令人聞風喪膽的「禁衞軍」（Janissaries），其最早的成員皆來自被征服的巴爾幹半島，政府每隔幾年就會去那些地方的家庭徵召資質優異的男童，把他們帶回土耳其訓練，教他們改宗伊斯蘭教的蘇菲派，退伍之前不得結婚，養成一支如狼似虎，只忠於蘇丹一人的悍旅。

打從拜倫那個年代開始，這就是土耳其人殘暴的鐵證，強搶希臘基督徒人家的孩子，讓他們回過頭來對付基督文明，滅教滅種，用心歹毒至極。然而，土耳其人利用這項政策，其實是要在另一個層面上羞辱巴爾幹基督徒；因為當時想要皈依伊斯蘭的人實在太多，而穆斯林的身份又是如此高貴，所以他們必須拒絕許多家庭一口氣送上好幾個孩子，甚至拒絕他們全家改信，於是他們只會定期挑人，每家最多只取一子，選剩的小孩則留下來繼承家業，當個地位低下的基督徒農民。　　　　

梁文道：革命晚餐（左膠食大餐之四）

【飲食男女】很多年前，我和幾個朋友想請甘浩望神父吃飯，便帶他去了一間還算不錯的意大利餐廳，用意是讓他嘗嘗久違的家鄉味道。可是你也曉得，再平凡、再家常的意大利菜要是離了老家，跨海來到香港，也會變得十分中產，價錢一點也不平民。於是畢生堅守「神貧」，一路追隨馬克思主義的甘神父這頓飯就吃得很尷尬了。他認為那些菜式弄得相當可口，是他好久沒有嘗過的美食；但他一直埋怨那裏的環境太過高檔，價錢更是貴得離譜。到了最後，我們埋單走人，他替這晚下了個結論：「這是一餐革命晚飯」。

這是他的習慣，每逢花了一些不該花的錢，享受了超出他覺得應該享受的水平的事物，他就要用「革命」兩個字來解嘲這等待遇與開銷。比如說有時候大家開會或者聊天聊得晚了，過了最後一班地鐵，又或者累得不願再等巴士，就乾脆各叫的士順便兜路送他回家，我們必須告訴他這是「革命的士」，他才能稍微覺得好受一些。

這讓我想起少年時代認識的其他「米蘭外方傳教會」的神父（『米蘭外方傳教會』的正式名稱是『宗座外方傳教會』，甘神父正是其中一員），他們有的住在公屋，有的住在離島，有的在工廠當工人，有的種田。他們未必人人都像甘神父那麼革命，長年奮戰在社運第一線上，但似乎都十分地左。起碼我最初知道「解放神學」，就是一位「米蘭外方傳教會」的神父知道我對晢學和社會問題的興趣，專門送我一本他的藏書，並且興致勃勃地向我解釋「共同承擔人類辛酸苦澀的必要」。有一年，意大利奪得世界盃冠軍，這些神父高興壞了，少不免要聚在一起大事慶祝。那他們當晚在慶祝的時候吃了些甚麼呢？其中一位半開玩笑地說：「我們喝了手指湯」。「手指湯？甚麼叫做手指湯？」「就是把一些蔬菜丟進水裏煮了，放涼之後將手指泡進去攪一攪調味」。

我平生第一次親身接觸並且相識的「左派」，不是「新華社」（中聯辦前身）要員，不是共產黨幹部，甚至不是「國貨公司」職工，而是這群意大利來的神父。所以打從那時候起，我就下意識地覺得一個左派（更不用說馬克思主義者了）應該表裏如一，不只關懷貧苦大眾，而且還得活得像是貧苦大眾。因為所謂的「左」，其最簡化也最根本的定義就是以平等為先的「倫理傾向」（ethos）；而非今天在香港常常被加在「左膠」這個罵人話上的種種特質：「大愛包容」、「和理非非」⋯⋯。

但是身為左派，就真的應該把自己弄得很苦很淒慘，連好好吃頓飯都要備受良心折磨嗎？有沒有可能你既以無助蒼生為念，甚至打算投身革命事業，但同時還能理直氣壯地像恩格斯乃至於後來我們所見的許多幹部那樣，錦衣玉食，肥腸滿肚？

梁文道： 另一個「九一一」（聖戰之一）

【蘋果日報】九月十一日確實是個特別的日子，世界歷史的轉捩點。

一六八三年九月十一日，奧圖曼帝國的大軍最後一次圍困維也納。自從那一天起，歐洲人就再也不必害怕這個曾經使得他們心驚膽顫、夜半無眠的老對手了；他們的王室終於可以停止進貢割地，討好自稱是「地平線之主」的奧圖曼蘇丹。自從那一天之後，奧圖曼帝國就停止了它在歐洲的擴張，並且逐漸失去它在這塊大陸上的屬地；曾經戰無不勝的征服者幾乎自此就沒有打過一場值得稱道的勝仗，等着他們的，是長達三個世紀的緩緩衰敗。

可是維也納當時的主人哈布士堡王朝當時還不曉得歷史的走向，所以慌亂緊張；而統率奧圖曼軍團的「大維齊爾」（Grand Vizier，帝國宰相）卡拉．穆斯塔法（Kara Mustafa），也不知道自己和對手之間的差距原來在過去數十年間已經不知不覺地縮窄，所以他好整以暇地命令屬下搭帳篷。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的軍隊就算再不濟，他們搭帳篷的能力也還是舉世第一流的。憑着他們幾百年來積累的經驗，以及高超的組織能力，僅僅兩天，他們就在維也納這座古老的城市外頭用布料和繩索建起了一座規模比維也納還大，街道秩序要比維也納還要整齊的營帳城市，使得城內守軍與居民在城牆上頭看得大驚失色。大維齊爾的帳篷尤其顯眼，四處懸掛絲綢，地上是圖紋華美的地毯，裏頭包含了會客間、卧室、廁所，以及大會議廳，簡直是座宮殿。可是九月十一號之後，這裏卻只剩下一片頹倒的木桿和燃盡的布碎。有史以來第一次，奧圖曼帝國的帳篷城市淪陷了。

就和我們今天熟悉的「九一一」相似，發生在三百多年前的這場「九一一」事件也在大眾文化當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跡。例如奧地利地區特別響亮的教堂鐘聲，那曾是奧圖曼軍隊來襲的警報。又如「貝果」（bagel），據說是維也納人送給遠來援救的波蘭國王「揚三世．索別斯基」（John III Sobieski）的禮物。當然還有牛角包，是大伙為了慶祝擊退奧圖曼的特製麵包，造型來自對手旗幟上的一彎新月。甚至托爾金在《魔戒》裏頭寫到「米那斯提力斯」（Minas Tirith）遭到圍攻那一段時，他參考的原型就是一六八三年九月十一日的「維也納之役」，小說裏城內的「西方人」是當年歷史上的維也納人，城外邪惡的「半獸人大軍」則是奧圖曼土耳其人；而那些勇武驃悍的「洛汗人」，自是揚三世．索別斯基所率領的波蘭「飛翼騎兵」。

二○一二年，又有一部叫做《一六八三年九月十一日》的波蘭和意大利的合拍電影描繪這場戰爭。這是部十足的爛片，在影評網站「IMDb」上面只得到了兩星，另一個網站「爛番茄」上頭則沒有任何一個專業影評人注意到它。對這部電影反應最熱烈的，反而是一些歐洲各地的社群網站，那些網站全都帶着濃厚的右翼色彩，經常揭露穆斯林移民在歐洲的「不文明表現」，抨擊各國政府和歐洲大部份人的「多元價值觀」，他們攻擊伊斯蘭，他們捍衞西方人的基督信仰傳統。這部電影很符合這些網站的世界觀，把伊斯蘭入侵描繪成歐洲人幾百年來的夢魘，將兩個信仰兩種文明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看成是西方世界最根本的問題。對這部電影的編劇和導演，以及深受這部電影鼓舞觀眾而言，三百多年前的那場「九一一」戰役簡直就是二○○一年「九一一」事件的前身，說明了穆斯林從來沒有放棄過對西方文明發動「聖戰」的企圖，而今日與往昔的最大分別就是現在沒有人敢義正辭嚴地站出來統合整個西方，以奮戰至死的壯烈態度去對伊斯蘭說不。難怪最近又有一些人開始在網上社群之間推介和發送這部片子，在他們看來，正在湧進歐洲的難民正是三個世紀前那場入侵的迴響和遺緒。

歷史的確是這樣子被記住的，從十七世紀的民間傳說和歌謠，到二十世紀的《魔戒》，再到二十一世紀的爛片和一群歷史迷的討論，「維也納之役」總是被描述為一場兩大文明兩大宗教之間的「聖戰」。這有錯嗎？沒錯。因為當時哈布士堡家族對外求援，打的就是基督徒聯盟的旗號，號召全歐洲的基督徒（不管是新教徒還是天主教徒）都要擔起抵抗異教徒侵略的責任。參戰各國裏頭，無論是在威尼斯共和國，巴伐利亞選侯國，托斯卡尼大公國，還是神聖羅馬帝國幾個侯國的土地上，也真的看不到一座清真寺的尖塔。這是個信仰非常純粹，容不下任何基督信仰之外的一切宗教的歐洲。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它還真是一場「聖戰」，最起碼戰爭的這一方全都有着可共通的信仰。

只不過歷史沒有這麼整潔，因為戰線後方居然有另一個基督徒王國拖住了大家的後腿，那就是法國了。彼時法國最大的敵手並非被隔在德語世界之外的奧圖曼，卻是近在身旁的哈布士堡王朝。所以它和奧圖曼帝國互通款曲，自己不派兵援助教友也就罷了，居然還積極收買神聖羅馬帝國底下的貴族，勸他們別管維也納。要是用今天那些右派的觀點來說，這自是十足的「歐奸」作派。由於這段插曲太不光彩，無法順妥地整合進「聖戰」的大敍事裏頭，於是現在西方那些「聖戰」論者多半會略過不提，就像他們略過其他很多複雜的國際地緣政治與現實社會環境一樣。要緊的，始終是那個正邪不可兩立的絕對二元世界觀，畢竟那才是簡單的，好理解的，容易激動人心的好故事。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戰場的另一邊，奧圖曼土耳其帝國那邊，他們是否也認為自己正在發動「聖戰」呢？他們真的是為了信仰和光明的擴張而戰嗎？甚至，他們是否全是「東方人」？全部都是穆斯林？

梁文道：飲杯！恩格斯（左膠食大餐之三）

【飲食男女】人性是複雜的。共產主義的老祖宗恩格斯管理家族事業，在棉花工廠裏頭大展身手，一幹就幹了接近二十年，該對工人嚴厲的時候就嚴厲，讓要享受資產階級生活的時候就享受，香檳、美食、打獵、樣樣不缺。你能斥責他的虛偽，因為他對這樣的生活似乎樂在其中，好比一個大力鼓吹動物權益的生態保育運動家同時經營捕鯊船隊，而且還對魚翅質素的高下十分講究。

但問題是享受物質生活真的有錯嗎？一個共產主義鬥士難道就不該欣賞龍蝦的甘甜、生蠔的鮮美？為甚麼一想到為低下階層的福祉而戰的運動分子，我們腦海之中浮現的就是一副面黃肌瘦、日日粗茶淡飯的淒慘模樣，彷彿這才叫做走入民間，與廣大無產階級同甘共苦？恩格斯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他不止自己愛好這種種滿足人類感官的物質刺激，他還很願看到全天下的人類都能過上這種好日子。後來的共產主義者往往有種過度禁慾的傾向，偏嗜僧侶與隱修士一般的生活方式，忘記了在恩格斯的腦海之中，那個即將到來而且必將到來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其實是一個人人都能過上好生活的美麗新世界；就算不是所有人都能天天醇酒美食，至少也不用人人勒緊褲帶，情況大概有點像當年大陸剛剛搞人民公社吃食堂大鍋飯的時候，管吃飽、管吃夠，而且還不用錢。你可以批評這個理想不切實際，但你不能否認它看上去的確很美。

更何況恩格斯勉從父願，當上「棉花大王」，確實有他的「實際」考慮，那就是贊助他的好朋友好搭檔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馬克思是有家累的，而且他還娶了一個男爵的女兒，對生活有點起碼的要求。偏偏馬克思沒有別的謀生本事，專擅思考和寫作，所以生活極不穩定。在英國流亡的那段漫長歲月裏頭，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分工大致是這樣子的：恩格斯在曼徹斯特做生意賺錢，住在倫敦的馬克思則每天定時到大英圖書館的閱覽室報到，寫他畢生最重要的鉅著《資本論》。偶爾馬克思會為遠在大洋彼岸的紐約報刊寫政經分析專欄賺點外快。即便如此，其中大部分的材料也都是由身處資本主義第一線上的恩格斯所提供，後者甚至往往還得代筆，擬出初稿，再由馬克思具名領稿費；因為馬克思的文筆不如恩格斯通俗好懂，馬克思也不願多花心思在這些「沒有太大意義的雜務」上頭。

加起來一算，在那二十年間，恩格斯起碼貢獻出了自己總收入的一半，讓馬克思一家過得比一般中產階級家庭還好。馬克思在倫敦搬了幾次房子，愈搬愈貴，愈住愈高級，他自稱這全是為了孩子的將來打算。他的太太往往還要寫信給恩格斯訴苦討錢，好讓他們能在狗眼看人低的英國階級社會裏頭不致於太過丟臉。但恩格斯從不後悔，絕不埋怨，他心甘情願地支持同志，還要常在下班之後熬夜替馬克思趕稿弄資料。這位商人每天最重要的事務之一就是和馬克思通信，保持自己在知性上的活躍，以及抒發自己那終身不減的政治熱情（其實和他通信，也是馬克思最愉快的生活情趣之一）。他深信，老朋友的鉅著將會改變人類的命運，那是比任何盲目的即時行動更有歷史意義的真正革命事業。

如此恩格斯，難道就不應該閒來好好開一瓶香檳犒勞一下自己嗎？

梁文道：病夫的世界

【蘋果日報】有些中國人可能會活得比其他人幸福，因為他們的世界比較簡單，所以他們相應於這個世界的情緒也就比較單純。在他們看來，全世界這麼多國家，大概只需要分成兩類，一類叫做對中國友善，另一類叫做對中國不友善。對於前者，那自然得把它們當成老朋友，時時在網上替它們拍手叫好；對於後者，那就是嘲諷臭罵，進而杯葛抵制，同時不去旅行，不去消費，不去投資，讓它們賺不了人民幣，窮死活該。這種抵制還能不斷擴充，發展到一切層面。例如我就試過在一個節目裏頭介紹日本文學的古典名著《源氏物語》，結果有幾個觀眾留言，好意勸我不要替日本人做宣傳。

令人驚訝的是，在這類人看來，對中國不友善的國家名單好像變得越來越長了。比方說澳洲，自從南海爭議擴大，以及澳洲游泳選手霍頓出言譏刺孫楊之後，網上對它的攻擊就幾乎沒有停過，而且尺度全都和《環球時報》的社論一樣，可以放得很開。「澳大利亞那樣的國家，有一些人無論搞出什麼事，對中國來說頂破天能是多大的事？經常從西方人的嚴肅論著中看到，說澳大利亞處在各種文明的邊緣地帶，有些西方人如果不高興了，更是會提起澳最早曾是英國的越洋監獄，意思是那裏有些不文明的怪異舉動算不上意外」。假如連國家喉舌都能使用這樣的語言，把一件運動賽場上的糾紛放大到對一整個國家污衊，那麼其他人當然也就可以把現在的澳洲人形容成「囚犯的龜孫子」了。

最近我還看到一篇在網上流傳的文章，題目叫做〈強大王朝衰落，被罵西亞病夫，現在專給中國搗亂〉。開頭第一段就是十足的「環球風」：「現在的中國人最討厭哪些國家，毫無疑問，東亞那兩個來回蹦躂的狂妄鄰國──韓國和日本肯定上榜。再者就是近代以來傷害中國最嚴重的俄羅斯，割去了中國三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至於美國，也不是啥善茬兒。還有一個國家，最近得了很多中國人的反感和厭惡。」這可真是新聞，我還以為很多中國人會喜歡俄羅斯呢，畢竟就連習近平都曾說過，普京的風格和他很像不是嗎？那麼這個「專給中國搗亂」的「西亞病夫」到底又是哪一個國家呢？答案原來竟是土耳其。為什麼這個「一帶一路」大計的重要伙伴會被這篇文章的作者形容得這麼可惡？理由自不外是指它涉嫌包庇「東突厥斯坦」運動那幾件事，就跟《環球時報》主打的國際觀一樣，把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看得黑白分明，以一點涵蓋全局並且無限上綱。

這類文字通常不僅只限於攻擊「對中國不友善的國家」這麼簡單，它們往往還要同時自誇中國國勢之隆盛，好對比出人家蕞爾小國和我天朝的差距直如蚍蜉撼樹。果然，我接着又讀到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已經說明了一切，叫做〈東亞病夫已經崛起了！為啥西亞病夫土耳其還是那個鬼樣子？〉。儘管土耳其最近幾年在政治上出了不少問題，但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土耳其都絕不可能被人稱為「病夫」，到底這篇文章的作者有什麼依據去把土耳其形容得這麼不堪？從頭讀到尾，我只讀到這一句判斷：「雖然土耳其的軍力在世界上應該是可以進到前十的。但是這個世界是這樣的──如果你不是前三的話，那就別談了，進入前三才有話語權」。雖然他還不忘補上一句一樣也很有「環球風」的，自以為俏皮的結論：「現在，中國給世界留下了很多、很深刻的印象，土耳其呢，大概留下了火雞吧！」

就和網上許多誤人甚深的文字一樣，這兩篇批評「對中國不友善」的土耳其的文章充斥了不少事實錯誤。首先，從來就沒有人說過現代土耳其是「西亞病夫」，真正被人稱為病夫的是其「前身」──奧圖曼帝國，傳說俄羅斯沙皇尼古拉斯一世在1853年將之譏為「歐洲病夫」，「病夫」一詞自此才開始進入西方輿論。清末民初，中國的知識份子和政治人物曾經非常關注奧圖曼帝國的命運，認為它和清朝頗有雷同之處，都有過輝煌的歷史，都擁有廣大的領土，都逐步走向衰頹，都面臨崩潰的命運，更都有着改革自強的呼聲。立憲派的康有為和革命黨的胡漢民皆曾到訪彼邦，也皆曾發表著作演講，好讓國人參考人家的情況。

有意思的是，約莫在甲午戰爭之後，西方輿論開始把「病夫」一詞贈給中國，拿它和「歐洲病夫」相比，於是「東亞病夫」這個觀念就成了中國人自此揮之不去的心魔。本來這個詞語的原意指的是一個國家政治制度落後，經濟停滯，社會封閉，並且欲振乏力；但不知怎的，它在中國卻經由梁啟超等健筆的傳布，漸漸轉成了對中國民族性乃至於每一個中國人身體健康狀況的總體判斷。許多西方學者在研究這個觀念在中國的影響時，都很驚訝中國人對這個貶稱的着迷，因為它畢竟是個很普通的說法。日本近年滯漲，有評論說它是「亞洲病夫」；希臘受到債務拖累，也有人因此稱之為「歐洲病夫」。總之從奧圖曼帝國開始，就有一大堆國家被人評論為病夫，自十九世紀的清朝和墨西哥，一直到近年的菲律賓、意大利、奧大利，甚至英國和德國，都有當上「病夫」的經歷。其中幾乎唯獨中國，對此念念不忘，乃至於今天有人要攻擊其他國家的時候，都還要再次像李小龍般強調一遍：「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

梁文道：獵狐高手恩格斯（左膠食大餐之二）

【飲食男女】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的其中一位作者，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源頭和衞道士之一，在他過七十歲生日那天，和他的朋友們大吃大喝，直到凌晨三點。那個晚上，他們喝了一大堆紅酒，吃了十二打生蠔；當然，無愧於第一個「香檳社會主義者」的威名，恩格斯他們還喝了整整十六瓶香檳。

幾乎每次有人想要「徹底地」攻擊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私人生活都是他們不會錯過的目標。比如說馬克思，這位《資本論》的作者，竟然也會跑去炒股票，玩起資本主義的投機遊戲。趁着老婆從英國回去歐陸省親的時機，他還搞大了自己女傭的肚子，生了一個他一輩子都不願承認的私生子。

而恩格斯，身為工廠老闆，則與他自己工廠裏頭一個不識字的女工同居；這難道不算是利用階級優勢的性剝削嗎？一個人怎麼可能既相信人人平等的理念，同時又努力使自己過上優渥體面的資產階級生活？如果這個人真的痛恨資本主義，他怎麼可以如魚得水地投資資本市場，甚至當上一個盤剝工人勞動「剩餘價值」的工廠主呢？

恩格斯的父親是個資本家，橫亙在父子之間的最大鴻溝就是政治信仰的差距。做爸爸的永遠搞不懂當兒子的為甚麼不好好工作，將來繼承家業，反而成天到晚忙着搞革命。明明老爸是個跨國企業的老闆，兒子卻到處鼓吹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終於，在號稱「人民之春」的1848年歐洲大革命之後，身無分文的恩格斯與馬克思結伴流亡英國，被迫向現實低頭，馬克思和家人住在倫敦，恩格斯去了當時舉世第一工業重鎮曼徹斯特，管理他父親旗下的棉花工廠，當上了有人艷羨有人仇視的「棉花大王」（Cotton Lord）。

沒想到恩格斯居然幹得不錯，不止把工廠的業務經營得十分平順，還替父親看住了公司賬本，以防他家的英國合夥人欺詐。而且在有必要的時候，永遠在理念上同情工人的恩格斯還會痛下狠手，把不聽話的工人掃地出門。不要搞錯，他的信仰依然堅定，所以父子倆絕對不能深談；但做爸爸的也算老懷安慰，非常認可這回頭浪子的表現。恩格斯為了「偽裝」成備受尊重的資產階級，他必須加入各種上流社會的活動，比如說成為高級俱樂部的會員。

那種英式會所，你曉得，裏面有深紅色的皮梳化，牆上掛着重彩油畫，地下是上好的木質地板與花樣繁複的地毯，桌球室與圖書館樣樣不缺，雪茄砵酒白蘭地常備，戴着白手套的侍者無聲穿梭於優雅沉靜的貴客身後。

恩格斯不只是曼城其中一家最高級的會所成員，甚至還因為他優秀的協調能力，一度擔當它的主席。維多利亞時代紳士的另一項標準運動是獵狐，恩格斯乃箇中高手，他的馬術備受讚賞，總是一馬當先，以其開闊的視野及靈敏的判斷力取得上佳成績。

他曾在書信中辯解自己愛上這種高級運動的理由，說它是英國陸軍機動作戰能力的基礎，掌握了它的秘訣絕對有助於未來的武裝革命。恩格斯不止喝香檳，美酒之外，他還喜好美食。在寫給馬克思一封信裏頭，他投訴過自己調製龍蝦沙律的精妙手藝在過去半年裏頭因故生疏，令他十分遺憾。

共產主義鬥士可以喝香檳吃龍蝦嗎？為甚麼恩格斯不聽習主席的話，做個「艱苦樸素」的樣辦？這算不算是表裏不一？他的生活方式是不是違背了他的學說？

梁文道：一杯酒可以救活多少飢民？（左膠食大餐之一）

【飲食男女】「每三點九秒，地球上就有一個人因為飢餓致死。」就算你沒聽過這個數字，至少也該見過類似的訊息。萬一你對這類統計真的毫無印象，小時候你大概也曾捱過父母的教訓：「怎麼可以這麼浪費食物！難道你不曉得這個世界還有很多人正在捱餓嗎？他們想吃都沒得吃呢！」我不肯定今天的家長是否依然如此管教子女，但至少在我上下那幾代人的童年裏頭，飢餓確實是個常見的道德意象，揮之不去，似乎每逢用飯，身後就圍繞了一圈看不見的小孩，睜大眼睛瞧着我們的飯桌，隨時警誡我們這個世界的嚴酷。

於是長大之後，出外上館子打牙祭就有壓力了。

雖然不至於每點一道菜都在腦子裏頭換算這個價碼能夠養活多少人，而且很多時候，眼前口舌的歡娛都能迷醉吾人，讓人忘記照片裏那些肚腹鼓脹、四肢細瘦如柴的深膚色孩童；可是高潮過後，街上涼風吹醒了頭腦，「這個世上還有很多人餓死」的教訓就會在意識遠方微微冒起，叫我渾身不得自在。

只有我會面對這種矛盾嗎？我猜不是。

可問題是我們又能怎麼樣呢？放棄一切物慾享受，只留下基本生活所需，把絕大部分收入全部捐獻出去嗎？

然後我們就要面對一個叫人不快的真相了：要不認命，承認叢林法則，承認人人理該自利，飽死餓死全都活該；要不就是坦然看清自己的道德無力，意志軟弱。我又要提起那位英國食評家雷納（Jay Rayner）了，因為他曾經在書上如此寫道：「幾年前我在一家餐廳點了一份英鎊四十九元的酒。不覺得有甚麼了不起？你其實應該佩服，因為那不是一瓶酒，更不是甚麼很花俏的香檳，那只是一杯酒而已，並且不算特別大杯。如果你很客氣，你大概會想這錢花得沒道理；不客氣的話，你大可朝着這一頁紙詛咒。沒關係，我完全可以接受。因為流淌在那玻璃杯中的琥珀色液體，是倫敦『Restaurant Gordon Ramsay』呈上的杯裝『Château d'yquem』，地表上最偉大的白酒。」

一瓶這樣子的酒，即便街上零售，雷納也覺得是他平常不會買的，因為它實在太貴太貴。而現在他居然能在如此高雅的餐廳，只花49塊英鎊，便能買下一杯來搭配最合宜的甜點，豈不是超值？他甚至下了個結論，宣稱「Restaurant Gordon Ramsay簡直是在提供社會福利。」英文裏頭有個名詞，叫做「Champagne socialist」（喝香檳的社會主義者）。

這自然是個諷刺，一個真正關懷勞苦大眾，心存公正理念的社會主義者，又怎麼能跑去喝香檳呢？一瓶香檳的價錢可以救活多少飢民？有趣的是，這個詞語原來指的就是英國一些富裕的工黨支持者，他們多半住在倫敦不錯的地區，而且都是左傾《衞報》的讀者。雷納在寫食經之前，曾經當過記者，寫過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色彩較重的評論；他，正是《衞報》的專欄作者。

梁文道：「日之丸」浴巾 （一個普通人的常識之三）

【蘋果日報】日本戰敗，留在中國東北的軍隊要向蘇聯投降，這些軍人不只是戰俘，更是日本賠償蘇聯的物資。在「關東軍」交給蘇方的陳情書裏便有非常客氣的這麼一句話：「（受俘日軍）返回日本之前的時間，將盡力協助貴軍之經營，敬請盡情調度使用」。於是才到滿洲沒多久的小熊謙二就得跟着大伙前往西伯利亞，與當時全蘇境內那一千多萬奴隸勞工一樣，成為蘇聯惡名昭彰的勞改體系的一員。在物資短缺，天候嚴寒的情況下勞動，有不少日本戰俘病倒，其中一位是謙二的同袍好友京坂：

「他開始患有夜盲，清晨整隊出發作業，沿着雪埋的道路走向工地時，他必須牽着我的手前進。不這麼做的話，在天轉大亮之前他什麼都看不清楚，必然會滑倒。那段期間他的腳開始水腫，每每悲傷地對我說，他的腳套不進鞋子，我總是努力幫他把腳塞進鞋子，打理整齊。到了十二月中旬，他終於開始出現失禁症狀……」。京坂死前幾天，正是日本在過正月的時候，虛弱的京坂喃喃自語：「好想吃麻糬啊」。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死的，死的狀況又是怎樣，謙二全都不記得了。「那就像一則傳聞而已。所有人都失去了關心他人的能力，失去了人類該有的情感。當然，沒有守靈儀式也沒有葬禮，畢竟當時我們度過的，並不是人類該有的生活方式」。

是誰令他墮入這種境地？是誰在戰敗早已注定的時刻還要把這些年輕人無謂地投到前線？那些決定這些事的人用了一套很了不起的語言和信仰來迫使這些青年在告別家人時必須高喊「我將堂堂為國盡忠」，讓無數家庭支離破碎，剝奪了人們正常思考和行動的能力。經歷了這一切的謙二不像那些學歷比較高的軍官，會因為某些「抽象的問題」而陷入不可自拔的憂鬱苦境，他只是每天都在努力地活下去，想辦法吃，想辦法睡。他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一個活得很具體的人；唯有一個活得這麼具體的人，才會在沒有毛巾的時候把「『日之丸』國旗當做洗浴時的浴巾來使用」。又唯有一個會把國旗當成浴巾的人，才會在事後醒悟：「所謂的國家，與人心不同，只是一種無機的物質」。

看起來這是一個很合理的結論，從自己的體驗開始便好，不需要針對「皇國」思想展開縝密的分析，也不需要什麼高深的教育來裝備自己；你看見自己的家庭因為戰爭而破敗，而國家依舊要求大家繼續犧牲；你發現柴米油鹽的供應一天比一天緊張，而報紙和電台卻依舊頻傳捷報；你到底還需要些什麼來證明自己生活在一個名字叫做「國家」的神話底下呢？這難道不擺明了是個謊言嗎？

不要以為苦難必定會使一個人清醒，也不要以為最實際的生活經驗就必然會產生最起碼的常識。有些和小熊謙二一樣上過戰場，像他一樣遭受過戰爭打擊的日本兵在後來會變得特別「對青春無悔」，特別懷念那段全國上下「都很有信仰」的軍國主義歲月。這大概就像好些文革過來人，明明被運動荒廢了青春，明明遭逢過家庭的淪陷，但後來卻居然懷念起那段「有信仰」的年代，甚至覺得那個時代要比今天更加美好。信仰應該是自主的抉擇，當你只有一種信仰可以追隨，並且必須追隨的時候，這還能叫做「有信仰」嗎？同樣道理，你的青春不由自主，沒有半分選擇餘地，它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又憑什麼對它感到「無悔」呢？

《活着回來的男人》裏頭還有一則更加可笑的故事。話說謙二的二姨美登里在一九三○年代移民巴西，初時尚與家裏來往書信，但自戰爭爆發就沒了音信，此後一直失聯。後來他們才曉得原來二戰結束之後，「巴西的日裔移民們分成不承認日本戰敗的『戰勝組』，以及承認戰敗的『戰敗組』，彼此之間相互對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是戰前的『神國日本』教育深深浸透，加上不懂葡萄牙語，導致情報來源有限。在巴西兩者之間的對立逐漸激化，甚至發生互相暗殺、襲擊的事件。」美登里的丈夫正是「戰勝組」的領袖之一，「對於日本寄來的信件，都認為是美國的謀略，根本不閱讀就直接燒掉。『戰勝組』的人們好像對日本寄來說明戰爭已經結束的信件，皆採取不足採信的態度。」

回到日本之後，小熊謙二打過好幾份工，載浮載沉，許久才在一家體育用品店紮紮實實地幹了下去，乘着日本經濟起飛，自己也當上了個小老闆，始終是個平凡而具體的人。大部份時間，他都在為生活忙碌，不算關心政治；可是只要有空，他就會看一點書，為的只是更加瞭解自己活過的時代，於是他看其他士兵的回憶錄，也看索仁尼辛的《古拉格群島》。由於做過戰俘營奴工，所以他成了「國際特赦組織」的會員，關心世界上其他處境和他相似的人。由於他覺得當年戰俘營的情形和納粹的集中營有點像，所以在他退休能夠出國旅行之後，就跑去了波蘭看看。他吃過戰爭和國家主義的苦，認為裕仁天皇和當年一批戰犯都沒有負上該負的責任，所以他一直不喜歡對往事含含糊糊的保守派政黨，長年是左翼政黨的選民。就是這樣子的人，才會在知道吳雄根的消息之後，決定陪他一起起訴日本政府。

我在《活着回來的男人》裏面看到的小熊謙二，他的每一個行動，每一個想法，都是來得這麼自然，彷彿一切合該如此，盡皆常理而已。在他兒子小熊英二的筆下，這個老人就只不過是個最凡常的普通人罷了。不過我們全都曉得，一個普通人的常識是不容易的，就連許多學養深厚的知識份子都不一定能夠擁有；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你能把一塊叫做國旗的布只當成是條布嗎？

梁文道：認真你就輸了

【飲食男女】對於那些懷着一顆虔敬之心，不遠萬里跑去海外世界級著名餐廳朝聖的食客來講，最悲慘的事莫過於你要朝拜的那位天皇巨星他老人家今天不在。沒錯，你還是能見到他設計的菜單，吃到他的廚房出品，可他怎麼能夠不在餐廳裏頭呢？這種感受就和去天后廟拜神，但廟裏的天后娘娘像居然不見了一樣，一間連神像都沒有的廟還算得上是座廟嗎？星星不在現場的星級餐廳大抵如是。

想想看，你已經花了一筆路費，訂機票訂酒店，還要提前幾個月在網上苦候人家開始接受訂座那一刻搶着下單，又或者厚着臉皮找一些只見過一面的外國朋友走後門跑關係，把自己和自己的銀行存款數字都放得很低很低，而那個傳說中很厲害很神奇的名廚竟然缺席。

其實在今天這個名廚滿世界獻藝，動輒開上十來家分店的時代，這種情況是很常見的。我們應該接受這個現實，就好比我們接受全世界每一座教堂裏頭崇拜的神都是同一個神一樣。那些名廚都想我們相信，他們開的分店全掛上了他們的名字，而他們的名字就是神像和十字架，一種信心保證，他本人在不在都無所謂。

不過我們就是心有不甘，覺得真神不該到處亂跑。問題是大師他在不在館子裏頭，你怎麼會知道呢？你當然知道，因為在這種等級的餐廳，大廚出巡逐桌親切問候，簡直是必備的禮儀。要是你吃一頓飯，從開頭入座一直到結尾埋單，都沒看見大廚從廚房出來過一次，那就說明你今天的運氣很糟了。

先別悔恨，也不要難過，我們應該退一步想，你那麼想見到他本人到底是為了甚麼？理論上，一個運作良好，很上軌道的團隊就算一時三刻少了個總設計師和總司令，應該也不致於會有太大的問題；假如大廚不在，出來的東西就大失水準，那麼這家館子根本便夠不上它享有的地位。

所以，如果你真的吃得很愉快的話，就不要再計較見不見得到明星他本尊這種事了。然而人家是明星呀，食客到此掏腰包買的不只是食物，更是「體驗」，而見到明星則是完整星級餐廳體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歐美一些經驗老到的名廚，表現得幾乎就和發哥似的，出來循例問問客人「口味合不合適」之餘，甚至還會主動邀請你一起合照留念，都用不着等你開口，照完相握過手之後他就溜到下一桌去了；他太清楚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太明白小粉絲的心理。

所有看起來是例行公事的禮儀，都有個很切實的源頭；廚師做完飯出來和食客見面，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照相，不是握手，甚至不是接受讚美和鼓掌，而是聆聽客人的意見，和他們交流想法。只不過我們現在大部分人都會忘記基本，乃至於客人見了大廚（尤其是享譽數十年的大師），大廚看到客人，一旦有一方認真起來，另一方都會不知如何是好。我上次提到的那位英國食評家雷納（Jay Rayner）就寫過他的一次獨特經驗，那是很多年前在拉斯維加斯發生的事。

「世紀大廚」侯布匈（Joël Robuchon）受邀至賭城開店，雷納被請去考察，飯才吃到一半，侯布匈出來了，他不止走出來和雷納聊天，而且還坐了下來。雷納見過侯布匈，但那只是最一般的客人和主廚之間的寒暄而已，夾雜了幾句「了不起」「真美味」之類的語彙，毫不深入。

但這次不同，做出那些「了不起」「真美味」的菜式的廚神就坐在他對面，看着他用了起碼三道菜。除了稍為介紹兩句那些菜背後的想法和技藝之外，廚神就一直不出聲地盯着雷納，看他動刀動叉，看他咀嚼吞咽，既像老僧入定，又像是在期待着甚麼。整個過程裏頭，雷納只能支吾以對，還是「了不起」「真美味」之類的廢話，頂多問問某種材料從甚麼地方來而已。他覺得緊張、不自然，只想奪門而出。並非菜不好吃；不，它們真的了不起。只不過他就是受不了一位廚神如此認真地看着他用餐，似乎真想聽他說些甚麼。

梁文道：當愛國撞上現實（一個普通人的常識之二）

【蘋果日報】大家也許會在日本電影裏面見過類似的場面：一個鄉村少年應召從軍，出征那天，他穿着卡其布制服立正站好，抬頭挺胸地對着送別親友大聲宣佈：「我定會堂堂為 國盡忠」。然後他的家人、鄉親，和鄰居則會鼓掌叫好，一副興高采烈的模樣，很多人還會揮舞一面小小的「日之丸」國旗，替打氣壯行。這些參軍青年，在我們的 印象之中，總是規規矩矩，嚴守軍紀，無論何時都不忘「皇軍」威儀。而養成這種年輕人的土地，是一個陷入狂熱情緒的社會，人人愛國愛到頭腦發昏；好消息從前 線傳來的時候，張燈結綵，鞭炮四響；壞消息開始浮現，他們就一臉肅穆，似乎真的做好了「玉碎」的準備。這就是戰時日本社會的典型圖像之一，將愛國、愛天 皇，以及戰爭這三者毫無困難地等同了起來，並且把這三位一體當成個人生命意義的寄託。如果你不贊成戰爭，那就是不效忠天皇；如果你不效忠天皇，那就是不愛 國；如果你不愛國，那你就什麼都不是了。

我還讀過一些研究，指出當時日本最愛國最忠誠同時也是對戰爭最狂熱的，竟是一批低下階層的年輕人。一來， 戰前日本貧富差距極大，這些條件不利的青年苦無出路，眼前即是盡頭，也許會渴盼軍需經濟帶來的一時榮景可以惠及己身。二來，他們全是「日之丸」旗下的蛋， 自幼在校天天誦讀充滿着皇國思想的「教育敕語」，洗腦洗得徹底。第三，也是最有意思的一點，他們的人生實在沒有更大更完滿的意義了，而戰爭，不只能令他們 投入到一個非常壯闊的戲劇敍事當中，使自己的缺憾得以補足；還能讓他們和那些好家庭出生的孩子變得更加「平等」，因為到了最後要是戰死，不管背景貧富，所 有士兵的亡靈都會被供奉在靖國神社當中，正是生殊途死同歸。

然而，小熊英二這本《活着回來的男人》卻糾正了我長存的偏見，讓我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 戰時日本底層畫像。他這本書不只是他父親小熊謙二的口述史那麼簡單，更是一部以個人為經，大量政治、社會及經濟背景析介為緯的歷史社會學佳構。於是讀者能 在其中發現其時日本社會那被遺忘甚至被壓抑的角落。

就說應命參軍的那種儀式吧，原來小熊謙二（即小熊英二之父）入伍的那天，「根本沒人關心，場面 沒有絲毫雄壯的氣氛，連掛在身上歡送入伍者的布條都沒有」。「那種事情，在中日戰爭的時候還辦過，到了太平洋戰爭開始後，就消失了。為了找尋糧食就得花上 許多時間與勞力，大家已經沒有那種餘力，加上召集會也過多。先不說年輕現役士兵的送行場合，已經有相當經驗的年長軍人被召集時，即便舉行盛大的歡送活動， 本人與家人都不會開心。送行時如果哭泣，就會被罵是『非國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們是開心地送家人上戰場。周遭的人們都了解這種狀況，所以也不再辦 什麼送行會了」。

自己的丈夫、兒子，又或者是孫子上戰場，這無論如何都不該是件開心的事，在生離也許就是死別的這種情況底下，哭泣流淚自然不過； 不過，絕對而神聖的愛國可容不下自然，它甚至不承認自然不接受現實。比如謙二一位早逝的室友，為了征兵體檢回到老家，結果驗出當年絕症肺結核，征兵軍官看 到報告之後破口大罵，斥責那個離死不遠的青年「因為你是不忠者（所以才患上結核病）」。一九四零年開始，日本政府又規定國民在經過東京皇居的時候必須「宮 城遙拜」。已經從鄉下來到東京謀生的謙二，有一趟搭電車經過皇居，聽到車掌高叫「現在通過宮城前」，便跟着全車乘客一起彎腰朝着窗外的天皇居所鞠躬，但他 注意到背對宮城那排電車吊環下的乘客擠得實在轉不過身，於是「只好以屁股朝着宮城行禮」。他說：「這種形式上的東西，大家都沒當一回事，逐漸地就自然消失 了」。

愛國主義有時確是一種形式，套在紛雜混亂的現實和自然之上，它或者會對後者提出一些遠離常識，玄而又玄的解釋（比方說一個人在當兵前被驗出 肺結核是因為他不忠）；又或者乾脆遮蔽大家耳目，讓國民用灌進腦子裏的興奮劑去代替他們用感官接觸到的世界（比方說監控審查新聞媒體，拿掉一切不利的新 聞，換上些振奮人心的故事）。問題是當你活在那樣的時代，面對着由於戰爭而日漸殘破的生活，苦苦掙扎；可是一切本來可以用作解釋這種生活這個世界的思想和 世界觀都被抽掉奪去，只餘一套愛國就是至高美德的意識型態的時候，你還可以這麼辦呢？明明一個人最大的問題是怎麼樣養家活口，怎麼樣在物資短缺的情形下經 營生計；但國家卻告訴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是為國犧牲，謀求一個非常遠大崇高但也因此永遠看不清的目標。你失去了憑自己的眼睛去瞭解時勢的能力，疲倦得動不了 大腦，那形式至上的愛國主義則是唯一剩給大家的思想工具。這時你不會去反省這場戰爭到底是怎麼回事，它究竟對不對；你也不會去反抗那要你笑着送親人去死的 主義，拒絕它的聒噪。

你只能麻木冷漠，勞形於生活壓力與包圍着你的宣傳口號之間。自從日軍侵華，每有重要勝仗，日本各地鄰組町會都要舉辦提燈遊 行。但是仗打得越久，人們的反應就越是冷淡；而且愈是底層，人們就愈是無感。終於到了美軍攻克塞班島，「從宣告『玉碎』的廣播員陰鬱的聲音中，可以察覺到 已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態……日本戰敗這件事，從理論上已經可以隱約地推測出來」。不過謙二周邊的人當時都沒有這麼推測，因為大家都太累了，「已經沒有能 力思考這樣的狀況了」。

小熊謙二果然如他所言，是「底層的底層」，他的母親在他七歲那年離世，他的父親幹的是隨着時局而起伏的買賣，他有五個兄弟 姐妹，其中一個早夭，另外兩個活不過二十，他自己中學上到一半就要提早畢業，小時候家裏頭一個月未必吃得上一次肉，年紀稍長則開始工作分擔家累，一路走來 都是奔走捱苦。戰爭末期，終於輪到他這個身體本應過不了檢查的小子入伍。可是他沒有被日本軍國主義的「聖三一」劫持，沒有把希望寄在「聖戰」之上，因為他 是一個離自然和現實更加貼近的人。就和他所見過的其他底層一樣，他的關切在於今天晚上有沒有東西吃，而不是國祚是否恒久。他被剝奪了思考的能力；但就算 有，那也沒多大用處，他只能被嚴酷的國家機器推來推去。真正使得他與別不同的，是他一直沒有忘卻現實生活的本相，即便戰後。於是他能養出基於現實的常識， 至少知道一個人前赴戰場告別家人，並非一件值得歡慶的事。

梁文道：天皇的燕尾

【飲食男女】看見日本天皇打算提早退位的消息，我卻忽然想起一些和政治毫不相干的事情，於是在架上找出英國《 衞報》飲食專欄作家雷納（ Jay Rayner）的一本舊著，想要為我那無聊的聯想補上一點依據。

事情是這樣的，雷納這位向以直率幽默見稱的食評家想要瞭解「高級美食」怎麼會成了一個席捲全球各大都會的現象，遂於十年前左右開始四處旅行，幹了一件很多老饕都想幹的事，那就是吃遍全球最好的餐廳。其中一站是東京，很自然的選擇不是嗎？大家都說它是亞洲的美食麥加，幾乎就連歐洲傳統菜餚都要做得比歐洲大多數同行出色。所以雷納覺得他一定不會遇到不愉快的經驗，更何況他去的地方全是眾口稱譽的好所在；可惜他錯了。

平松宏之是第一個用法國菜在巴黎闖出名堂的日本大廚，今天已是一家飲食帝國的主人，他開在東京的旗艦餐廳據說是全日本最有法國風味的名店。雷納進去之後卻發現自己好像走進了一座陵墓，吃的不好且不說，主要問題是裝潢：天花板上吊下來的是愚蠢可笑的水晶燈，木板牆上則懸掛了一堆畫框過度花巧、畫面顏色深得看不清他們在畫甚麼東西的油畫，地上是厚得叫人提不起腳步的地毯，地毯上的重型扶手椅則有瓜子般的椅腳。簡單地講，「他的感覺就像是對老派法國大餐廳的笨拙諧仿」。然後還有侍應，他們的動作精確優雅，但沒有一絲笑容。為甚麼他們不笑？雷納發現那可能是因為他們笑不出來；他們全都穿上了下垂擺動，上半截僵硬的燕尾服。「自從上世紀以來，我就再也沒在任何高級餐廳見過侍應穿燕尾服了」雷納說。

想到日本天皇，第一個浮上腦海的影像就是每屆日本新組內閣覲見他老人家，必定要來的那張全員大合照，裏頭居然每個男性都穿上了「晨禮服」（ morning coat，也有人把它譯成『晨燕尾服』，但它和燕尾服是有分別的，最大特點在上下半身的顏色不同，例如上身外套黑色，下頭的褲子往往就是深灰條紋）！那種穿越感，簡直就像是為黑白老照片重新着色，怪誕而荒謬。

執政期不長，但後來聲譽不錯的前澳洲總理魏德倫（Edward Gough Whitlam）曾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訪問日本，和天皇見面之前，「宮內廳」和外交部的人提醒他必須換上「正式服裝」，而所謂「正式服裝」當然就是這種晨禮服。後來他說：「那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穿這種衣服，也是最後一次」。也許澳洲比較平民化，不能算數。那我們看看英國，畢竟英國是除了日本之外，少數還會有要求晨禮服場合的地方。饒是如此，剛下台的首相卡梅倫在幾年前威廉王子大婚的時候也只不過一身西服，放棄了更加正式的燕尾傳統。原因很簡單，大家都想裝平民，不願人家嫌棄自己太過保守太過精英。

可是擅長學習又擅長「保育」的日本人不和你玩貼近百姓這一套，自從明治維新之後，他們對於「正式」和「西化」的看法似乎就固定下來了，再也不變。於是天皇成了全世界最常穿著晨禮服與燕尾服的男人（日本爸爸也愛在子女婚禮上頭穿上一套白色燕尾），像平松宏之東京店這樣的餐廳，以及遍佈日本各地的老派法國館子，也都保留住了十九世紀的西方空氣。

梁文道：幾乎不存在的歷史（一個普通人的常識之一）

【蘋果日報】吳雄根，我在網上搜索這個名字，除了「百度百科」錄有他的履歷，剩下的訊息幾乎全部都和《活着回來的男人》相關。我看不見有任何中文媒體採訪過他，也看不見有任何中文世界的網民討論過他的事跡，如果只有在互聯網上存在才叫做存在的話，那麼吳雄根就是一個差一點就不曾存在過的人。這也難怪，這位朝鮮族、中國籍，有過一個日文名字「吳橋秀剛」的老人，生在當年的「滿洲國」，又在日本東京唸過書，1945年的時候還被強徵入伍「關東軍」第515部隊，戰後又為蘇聯紅軍俘至西伯利亞的赤塔地區戰俘營勞役，直到1949年才給送回已經解放了的「新中國」。

這樣的人生自然是有缺陷的，不只是他的經歷自身不夠美好，更是因為任何宏大、完整，而又廣為流行的主流論述都很難恰到好處地容下他的一生。從戰後的政治運動角度來看，他是個問題相當嚴重的人，留學過日本，而且還當過「偽軍」，這肯定是漢奸無疑。中蘇交惡之後，像他這種在蘇聯待過的人又有了替蘇聯當間諜的可能，必須仔細檢查監視。當然他是個受害者，他不是自願跑去蘇聯，不是自願加入關東軍，更不是自願生為「滿洲國」國民。可是這種受害者又嫌受害得不夠純粹乾淨，不像那些被戰火弄得家破人亡，上得了電影電視劇的淒涼角色，因為他畢竟在敵人那邊待過，黑白不夠分明。假如他生來就是個日本人，戰後就應該和其他仍然生還的西伯利亞戰俘一樣，最後會被蘇聯遣送回美軍佔領的日本，於是就會惹起另一種疑慮，怕他其實是遭到洗腦改造特地歸日潛伏運動的赤化份子。

我們完全可以想像他這不由自主的大半生如何坎坷，一定吃過許多人想像不到的苦。如果他要在有生之年尋求正義，討一個說法，至少讓他這輩子究竟是怎麼回事有個可供理解的解答的話，他該向何處尋覓？

1996年，吳雄根到了日本，訴訟日本政府，要求賠償。這該是個大新聞，可是很奇怪，不僅保守的日本媒體少有報道，今日回看，當時便連中國傳媒也似乎無人關注這個消息。比起九十年代開始大量湧現的「慰安婦」索賠事件，其實來自台灣和韓國的原日本軍人申訴數目更多，只不過這些人的訴求會使得熱血簡單的國族主義尷尬，不像「慰安婦」那麼正邪易辨，所以大家也就只好冷漠對待，當他們不存在。

吳雄根的官司一路打到日本最高法院，終於失敗。日本建制的說法是很簡單的，它不只不賠償這幾十萬當年被它強徵入伍的外國人，甚至也不賠償土生土長的日本兵，理由一貫是「戰爭受害是國民必須艱苦忍受之事」。《活着回來的男人》的作者，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解釋道：「如果只針對特定被害者進行賠償，將會造成不公平的狀況。不過實際上，日本政府擔心的恐怕是，即便對一小部份受害者進行賠償，往後便將掀起冰山一角，接着來自國內外的賠償將永無止境。……不賠償、不道歉，但撫慰對方。這就是日本的國家立場」。所以，無論是「慰安婦」，還是被強迫從軍的日本軍人及其軍屬，日本政府皆以基金「慰問」的方式了事。那麼它為什麼不「慰問」像吳雄根這樣的外籍士兵呢？他們根本不是日本人，你又怎能用「戰爭受害是國民必須艱苦忍受之事」打發？

另一方面，出於冷戰時期詭譎的國際局勢，且別說外籍士兵，就連「慰安婦」也都不一定會受到韓國、台灣，乃至於大陸等亞洲地區政府的支援。吳雄根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成立了「中國前蘇聯拘留者協議會」，找出二百五十名和他境遇相似的俘虜與遺族，同時要求日本負責。可是這個團體的活動到了九二年就停了下來，因為「當年十月正好是日中恢復邦交二十週年紀念，適逢日本天皇訪中期間」。而且「中國因為一九八九年鎮壓天安門事件而飽受批評，遭國際孤立，原西方各先進國家中，對中制裁最消極且還成為最大援助國的正是日本。中國當時在外交上，非常重視採取此種姿態的日本」。

所以，沒有自己政府支持，也沒有媒體關注的吳雄根，一個人來到了日本。不過他找到一個日本人願意和他共同起訴日本政府，成為亞洲各地對日賠償訴訟的首位日籍並列原告，這個人就是小熊英二的父親，同為蘇聯戰俘營歸來者的小熊謙二。在法庭上，他說：

「他（吳雄根）身為朝鮮族，以日本國民身份接受徵兵，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蘇聯對日宣戰，隔天十日他於滿洲西北部的海拉爾入伍，旋即遭受蘇聯軍隊的攻擊，他捲入戰鬥並身負重傷，被搬送到蘇聯領土內的醫院。一九四八年出院後，經由朝鮮回到故鄉成為中國人。但曾為日本士兵的事實為他的生活帶來許多歧視待遇，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甚至受到瀕死的迫害。

幾年前我領取了給西伯利亞拘留者的慰問狀與慰問金。但日本國認為吳是外國人，因為這項理由所以不適用於領取條件，這點令人無法接受。

為何他必須在西伯利亞過着拘留生活？請各位思考一下。過往，大日本帝國合併朝鮮，使朝鮮民族的人們皆成為日本國民。其結果，他與我一樣因為日本國民的義務而接受徵兵，之後成為關東軍士兵並成為蘇聯俘虜。只要是針對西伯利亞拘留這個事實施行的慰問，他就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

因為是日本國民所以受到徵兵，使他成為西伯利亞俘虜的也是日本國。同樣都是這個不負責任的日本國，事到如今卻說因為他是外國人，所以無法接受慰問，這完全不合情理。

這明顯就是一種歧視，是國際上無法認可的人權漠視……。這是我對國家的要求。類似這種國際性的戰後賠償，應該不具時效性，請不要一直逃避責任。而且，這種負面遺產也不應該再留給下一個世代」。

雄辯滔滔，小熊謙二還在他自己撰寫的講稿裏頭引用了前歐洲殖民帝國與納粹德國的案例，痛陳日本政府之過。這麼看來，他應該很符合大家心目中「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的形象；可他卻只有初中文憑，是一家小體育用品行的老闆，用他自己的話講，甚至是「底層中的底層」。這位小熊謙二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他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呢？

梁文道：食譜的源起（食物之高級之四）

【飲食男女】我們今天知道中古時代的伊斯蘭世界有一套非常文明的飲食程序，知道實行種姓制度的印度有一大堆嚴格的飲食規則和戒條來分隔不同階層的人，更曉得古代埃及和蘇美人早已發展出非常複雜的烹飪技術。

問題是我們從哪裏得到這些資訊？是親眼見過他們吃飯，是從時空隧道鑽到過去看着他們如何準備一頓盛宴？當然不。我們之所以瞭解古人的吃喝生活，是因為他們留下了記錄，而這些記錄，自然都是用文字書寫的。之前在這裏介紹過的人類學家古迪（ Jackson Goody），他很敏感地意識到幾乎一切擁有高級烹飪傳統的社會都是有文字的文明。相反地，在他長年考察過的許多傳統非洲地區、不止國王和酋長吃得和庶民一樣，而且他們還沒有文字。

在文字書寫和飲食方式之間，有一種我們大多數現代人習以為常，不覺奇怪，其實卻又非常重要的聯繫，那就是文字可以記錄食譜。所有飲食文化可以變得很精緻的地方都有專業的烹飪人士，且往往都是男人。從前在加納做飯給國王的，通常都是他家的女眷。這些婦女做給國王的菜餚和一般家庭主婦弄的東西一樣，全是自小從媽媽那輩人手中學到的。歐亞大陸上的各個國家可就不同了，不止國王，便連不少達官貴人都能雇得起專業人士替他們料理飲食。

這些男人與平時在家當煮飯婆的女子的最大不同，在於他們不止會做自己母親做過的菜，他們還會懂得做其他人的媽做過的菜。他們的辦法就是讀和寫，紀錄每個地方的傳統菜餚的烹調方式，紀錄每個家庭的獨到秘方，然後從全國甚至國外搜集這些菜譜，整理研究，再從裏頭推演出一套適合主子的精美菜單。而主子，就能在自己的宮廷裏頭吃到自己主宰的地區的所有特色。

現代發達地區受過教育的人總把讀寫能力當成近乎天然的技能，以為人人都該具有，我們認為它是獲取知識，擴展世界的康莊大道，渾然不覺書寫和閱讀並非我們所想的那麼自然，也忘記了在歷史上有很長的時間（起碼在識字率普及以前），文字甚至還是一種壓迫的工具。在那個年代，在很多地方，讀寫文字不單不是每個人都要會的事，並且還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去學的本領。

比起女人，男人更有這種資格；比起下層賤民，高層的貴人更有這種資格；比起老是蹲在家裏燒飯的主婦，為王族服務的專業廚師更有這種資格。有文字傳統的地方，恰好也就是階層比較分化的地方，又恰好是擁有高級菜餚的地方。這不是巧合，這是社會制度的邏輯。歐亞大陸的文明，怎麼看都好像要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發達」；從法國到日本，歐亞大陸的飲食無論如何也要比從前的非洲、澳洲和北美洲出色；代價就是「文明世界」的性別分工更加嚴峻，階級的區分也更加不可逾越。

梁文道：誰的雷司令（歐洲的觀念之二）

【蘋果日報】許多人以為「雷司令」（Riesling）這種葡萄釀的酒一定偏甜，這當然是偏見；更常見的誤會，則是將它和德國劃上等號，覺得這是德國專產的白葡萄酒。其實位處法國東部的阿爾薩斯地區一樣有很好的「雷司令」酒，其中甚至不乏遠比一般德國貨更加出色也更加昂貴的名莊。假如我們在歐洲地圖上面尋找阿爾薩斯，就一點也不會覺得奇怪了，因為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根本就在德法邊境，與德國那邊的「雷司令」產區只是一河之隔而已。而釀酒用的葡萄，根本不用申領護照，也和現代主權國家的國界無關，真正決定它在什麼地方落地生根的，就只是風土條件與耕種和釀製它的技術傳統罷了。

既然說到傳統，那就不妨再看一眼歷史地圖，阿爾薩斯簡直就是個強權之間的戰場和不斷轉手的戰利品：「三十年戰爭」之後，它從神聖羅馬帝國的屬土變成了法蘭西帝國的轄地；「普法戰爭」結束，它又被割給普魯士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它被法國「光復」；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納粹德國重新吞併這塊歷盡滄桑的寶地。二戰終結之後，很自然地，它「回歸」法國，直到今天。儘管主權隨時變更，但釀酒的莊園卻挺了下來，好些名莊甚至享有三、四百年的歷史，要比號稱「千年帝國」的政權長壽。儘管如此，管理這些莊園的家族到底還是會受到政治變動的影響。我就見過一個訪問，受訪的一個莊園老闆口操流利法語，但他的父親經過二戰，所以年輕上學的時候學的是德語，戰後卻要學講法文，而他的祖父，則是說德文的正宗普魯士人。他這一家人祖孫三代，彼此溝通靠的既非德文也非法文，卻是兩者之間的阿爾薩斯地方方言。

阿爾薩斯的過去，就是歐洲歷史的縮影，一段爭戰不斷、血流成河的悲慘故事。它的「雷司令」酒，可說是亂葬崗裏頭長出來的果實，味道繁複，可堪陳年。名城史特拉斯堡是這個區域的首府，又有「歐盟第二首都」之稱，因為它是「歐洲委員會」等多個歐盟重要機構的所在，見證了過去七十年的變遷，乃歐洲史上這段罕見承平歲月的結晶。今天在這座城市，主要的溝通語言當然是法文，不過德文一樣通行，就連只能說英語的外國遊客也不會遇上太大問題。除此之外，或許你還會聽見義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多種歐洲語言。

歐盟的問題太多，左右兩翼都能各自找到一連串攻擊它的標靶，這是人人都曉得所以也用不着重複的事實（比如它的集權，右翼會厭惡它傷害了民族國家的主權，左翼會抨擊它剝奪了人民參與決策的政治權利）。可是身為一個中國人，一個「東亞人」（我懷疑有多少人會和我一樣有這種古怪的身份認同），看到今天的史特拉斯堡，今天的阿爾薩斯，以及今天的歐洲，我實在不能不欽佩歐洲人的成就。

歐洲不像美國；後者時常把自己表述為一個純粹由觀念所締造的國家，所以才會有所謂的「美國故事」與「美國夢」，所以我們才會在前陣子的美國民主黨代表大會上頭再三目睹他們怎樣用一套觀念去鞏固己方攻訐對手。歐盟這場實驗當然有它的觀念根源，例如上次我羅列過的那些哲學論說。可是這些論說和觀念並不協合，有時候還會彼此矛盾，無法形成一個宏大動人的敍述。可是歐盟好玩的地方恰恰也是這種矛盾，正如已故的德希達所言：「遺產永遠不是被給予的，它永遠是一項任務」，只能通過解構去分疏和批判其中種種相互衝突的可能性。於是「統一的歐洲」在觀念上永不完整，永未完成，一直處在開放的爭辯當中。

對於美國人而言，問題可能是「誰更能代表美國」，或者「什麼樣的主張才是真正美國式的主張」；至於「美國」本身，則從來不是問題。相反地，歐洲人要問的問題卻是「歐洲」二字：「『歐洲』意味着什麼」，以及「『歐洲』可以變成什麼」。美國有一個神話般的建國時刻與一群備受推崇，半人半神的建國諸父；歐洲提出那些問題的背景則是近乎無始無終的歷史現實。經歷過數百年的宗教分歧與戰爭，他們好不容易地確立了現代政治俗世化的原則，而且比起美國還要徹底得多，以至為今日歐洲的社會共識。然而自從土耳其要不要加入歐盟的爭論開始，到現在備受難民問題與恐怖襲擊的困擾，歐洲人才發現自己又得重新面對宗教和俗世化的老課題。歐洲自有可以用來回應這種挑戰的遺產，比方說寬容、平等，和自由；不過對這些遺產的解讀卻是矛盾的，而且挑戰他們的力量並不一定會認同這些解讀，隨時會有把他們拖回古老的「西方vs東方」、「基督信仰文明vs伊斯蘭文明」等黑白正邪大對決的危險。

說了那麼半天歐洲，似乎早已假設有一個不僅只是地理疆域的，可以叫做「歐洲」的身份範疇；偏偏這還是個存有爭議，甚且註定要爭議下去的範疇；那麼到底什麼樣的人是「歐洲人」呢？內部矛盾不斷，彼此為了歐洲吵個不停的歐洲人究竟又認同些什麼呢？過世沒多久的義大利思想家艾柯曾經不滿地說：「歐洲認同是很膚淺的」。可是，一貫戲謔的他又要補充：「誰曉得呢？也許『歐洲人』正在誕生」。他所謂的「正在誕生的歐洲人」，就是上次提過的「伊拉斯謨世代」與他們生下來的孩子。

英國公投脫離歐盟之後，倫敦有一大群支持留歐的青年上街示威，我注意到他們這些戀歐青年舉的牌子上有這麼一句口號：「我不是不列顛人，我是歐洲人」。我猜，這些和多半年紀比較大的「脫歐派」立場截然不同的年輕人裏頭，或許就有不少「伊拉斯謨世代」。受惠於歐盟其中一項最成功的政策，這批參與過「伊拉斯謨計劃」的青年均有過在歐洲其他國家留學和生活的體驗。過去只限於少數貴族和有錢人家子弟的「壯遊」，現在是全歐洲大學生的權利。根據2014和2016年的「伊拉斯謨效應研究」（The Erasmus Impact Study），雖然「伊拉斯謨計劃」可以為參與者帶來更廣闊的就業機會，但是許多學生的動機卻是「認識新朋友」與「在海外生活」。換句話說，他們藉着歐洲成形的新現實，正試圖豐富自己的社會網絡和對世界的認識。又根據報告，這些去過其他歐洲國家，交往過其他地方的人的學子，會更加認同自己是歐洲人。

艾柯半開玩笑地把「伊拉斯謨計劃」形容為「一場性愛計劃」，其實他沒說錯，因為這個計劃而相識相戀最後還要結婚的異國情侶已經超逾百萬，再加上他們生下來的孩子，那就差不多是阿爾薩斯的人口了。阿爾薩斯人是在數百年的戰亂中無奈學懂當歐洲人的必要，這些「伊拉斯謨世代」戀人卻是自願地把自己變成歐洲人。這種我們很少在聳人聽聞的國際新聞上頭讀到的新現實，又會為歐洲開啟一個怎麼樣的觀念可能呢？

梁文道：一份來自摩蘇爾的菜單

【飲食男女】異教徒歐洲的野蠻，真是只有親眼見過，才能相信那不是傳說。就拿吃飯來說好了，哪怕是再顯貴的騎士和王族，也都不用任何餐具，人人伸手。

油淋淋的指頭在大家分着吃的麵包上留下一道道油漬；掰完了麵包，這手指還會探進湯汁裏頭摸索肉塊，由於大家共享所有長桌上的菜餚，所以這鍋湯就成了每一個人的洗手盆。可怕的是，他們還要當眾用手抹擦口水鼻涕，實在叫人反胃。他們大吃大喝，大吵大鬧，桌子上盡是殘餘渣滓和骨頭碎片，以及被碰倒的酒杯和碟碗，毫無儀態可言。這還不止，他們居然當眾打嗝，放屁，甚至嘔吐。天呀，這可是招待外賓的宴會呀。

這種場面喧鬧、狼藉，而且粗鄙，簡直嚇壞了一切外來的使節和行商，令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難怪類似的描寫總是出現在他們的報告和文書上頭，一連重複了好幾個世紀。這些被驚呆了的外賓，來自一個遠比歐洲文明高雅的世界，那個世界的中心一開始是大馬士革，然後轉移到了巴格達，最後則是伊斯坦堡。在這個世界裏頭，有身份的人會在用膳之前先於桌旁洗手，膳後則走進一個專門的側室再度洗手，洗手的水還得泡上芳香的玫瑰花瓣。

坐進餐廳之前，侍者會先吟誦一份菜單，菜名全部押韻，所以聽起來像詩。大家會用湯匙和刀進食，每個人都有一條繡上了精巧花紋的餐巾。盛載菜餚的大碗也是放在餐桌中央，供客人分食，可是有品味的人都懂得禮讓，請鄰座先取。他們小口咀嚼，低聲談話，極力保持整潔，絕不冒犯任何同桌。他們不會喝得大醉忘形，因為他們是不喝酒的穆斯林。

阿拉伯半島上的貝都因人本是游牧民族，在先知穆罕默德的繼承人領着他們逐步征服了整片中東地區之後，他們就學到了古波斯留下的優良傳統，以及早已消失在歐洲大陸上的希臘和羅馬的榮耀，然後把這一切偉大而華貴的生活方式推向極致，舉世堪比的，只有南亞次大陸的印度文明，以及更加遙遠的中國。

他們的飲食考究，證據是當年留下來的大量烹飪書籍（多半源自巴格達），裏頭記載了各式各樣的菜餚烹調技巧，比方說上百款泡在拌了香料的奶酪當中的肉類，專供盛夏享用的冰碎飲料（冰塊由千里之外的高山運來，存放在地庫裏頭），以杏仁碎和胡桃填塞的棗子，甚至一種裝在玻璃瓶子裏的蛋卷。他們喜歡詩，時常舉辦詩歌朗誦比賽，有的比賽會限定主題。在其中一次以食物為題的競賽當中，有一個選手選擇了「摩蘇爾」（Mosul，也就是後來被ISIS佔據的北伊拉克重鎮）一位大詩人的作品：「如果你不知道甚麼食物能帶來最大的快樂，最好讓我來講，因為沒有人有更銳利的眼光。

先拿起最精緻的肉，紅色、柔軟，與肥肉一起切碎，不要過多；然後放入一個洋葱，切成圓圈；一棵大白菜，非常新鮮、綠油油的，加入桂皮和芸香來調味；還加入一些芫荽，然後是極少量的丁香，最精緻的薑和最好的胡椒，一把蒔蘿，只用來嘗嘗，兩把巴米爾鹽，但動作要快，好主人很快把它們磨得很小，很飽滿……」這是文明。高級料理不只是一個複雜社會用來區別內部階級的標誌，更是區分真正信仰和異教崇拜，文明與野蠻的界碑。

梁文道：割地的故事（歐洲的觀念之一）

【蘋果日報】正當中國為了南海問題和一些國家鬧得不可開交，一大堆人要被逼着排隊表態自己吃不吃肯德基的時候，我偶而看到了一個註定不會被太多人注意的國際花邊新聞，原來芬蘭在今年的12月6日就要慶祝它獨立一百週年的大日子了，身為鄰國，挪威打算送給它的鄰邦一份非常特別的禮物。那是一座海拔一千三百二十四米高的山峰，正好就在兩國邊境附近，目前屬於挪威領土，只要兩國重劃邊界線，把它劃給芬蘭，那它立刻就會變成芬蘭這個萬湖之國的第一高峰了。這個想法來自一份挪威的政府測量師，他是個地質學家，上世紀七十年代他在考察國境北方的山脈環境時，發現挪威和芬蘭的國界劃得很不合理。一座大部份處在芬蘭境內的山脈突出了一小塊在挪威這邊，而這一小塊恰好是這座山脈的最高點，兩個國家在這山脈上的邊界則是一道與任何地質環境無關的抽象直線。他說：「這對芬蘭來講實在是太不公平了，目前它的最高點甚至不是一座恰當的山峰」。挪威政府接受了這個建議，正在研究相關法律問題，一旦釐清，挪威首相表示，他們就會割讓出大概0.015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們希望這個友善的舉動，會讓芬蘭人覺得開心，鞏固他們兩國的關係。

我說這個故事不是為了影射甚麼，我要說的就是歐洲。

這種新聞也只有發生在歐洲，尤其北歐，大家才不會覺得它是大事，才會把它放進一個茶餘飯後的空檔裏頭，當成某個地方的小狗走失三天之後回到主人身邊之類的新聞花絮。因為在我們所有人的心目當中，北歐那幾個國家就是這個樣子，發達、進步、文明、友善，而且樂於以和平姿態介入國際事務，一個北歐國家主動把一座山峰割讓給鄰邦，這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呢？但假如它是發生在泰國和柬埔寨之間，發生在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甚至是中國和任何一個鄰邦之間呢？

世界並不太平，尤其歐洲，人人都說它快完蛋了。英國公投退出歐盟，法國和德國遭遇幾近無日無之的恐怖襲擊，大量帶着不同信仰的難民湧入這片大陸，更不要說從希臘開始的一連串足以推垮整個歐盟的債務危機了，這確實是個危機四伏的地方。或許是我太過天真，我始終覺得，越是在這種時刻，我越能欣賞作為一種理念的歐洲。

我是個唸哲學的人，知道歐洲哲學總是伴隨着一連串的現實問題，特別是在已知秩序面臨崩潰的關鍵年代，就會有人提出一些也許得等到百年之後才有人懂得欣賞珍惜的重要觀念。公元三世紀，西羅馬帝國支解之勢已成，聖奧古斯丁告訴大家不要只把目光放在俗世的帝國，因為還有一座能夠透過普世教會體現出來的上帝之城。果然，在世上的帝國滅亡之後，是拉丁文和一座座的教堂與修道院分別在非物質以及物質層面勾勒出了今日歐洲的地景。

然後是宗教戰爭。現在的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實在無法想像，幾百年前他們的先人怎麼可能為了一尊聖母像或是一段經文的詮解而隨意發生戰爭，放火把人活活燒死。如今遊覽德語地區，一切看起來古色古香，彷彿自天地初開就已經存在的城鎮幾乎都是十六世紀之後的遺物，因為此前的建築大部份都毀於綿延數十年的教派衝突，不留片瓦。就是在這種時刻，笛卡爾和霍布斯繪出了現代科學和政治的基礎原則，讓人明白理性的思考是評斷一切事物的準繩，建立在人民授權之上的主權國家之必要。

法國大革命爆發，家族治理的王朝天下宛如即將傾倒的大廈，革命戰火燃遍全歐。很多人都必須抉擇，自己應該站在什麼立場，應該加入那一方勢力，甚至是要不要逃亡。可是康德與晚他一輩的黑格爾卻能抽離地把眼前局勢當成一樁歷史事件來思考，由此想像出世界歷史的走向，乃至於一個覆蓋整個人類的永久和平的理想國度。

最後是歐盟，我們天天在新聞上頭看到它的壞消息，很容易就會忘記這是一場多麼了不起的思想實驗。這是一塊直到二十多年前還被冷戰分割的地方，一塊直到七十年前還被仇恨和憤怒拖下地獄的戰區，一個幾乎從來沒有停止過彼此爭鬥、屠殺，並且以武力殖民整個地球的暴力發動機。且看今天受益於「伊拉斯謨計劃」（Erasmus Programme）的那幾百萬「伊拉斯謨世代」年輕人，他們在阿姆斯特丹騎着單車，用英語和法語交談，喝自己水壺裏裝的水，計劃未來在德國一家企業工作，又或者回到葡萄牙開一家小公司碰碰運氣。沒錯，他們的前途未必光明，歐洲有大把國家的年輕人失業率達到百分之五十。但我想說的是，你能想像這批人會同意為了宗教，乃至於任何意識型態和國境的糾紛而發動一場戰爭嗎？他們會同意針對信仰、種族，以及性取向的所有制度與非制度化的歧視嗎？他們會認為人類造成的氣候變遷是一種左派揑造的騙局嗎？他們能夠理解美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想讓特朗普當上總統的原因嗎？

這是現代國族主義的源生地之一，同時卻又率先試着放棄國族主義。它是又一次的觀念創造與冒險，但並不完全離地；因為沒有國界，或者國界不重要的現實早就擺在眼前了。假如北歐的故事多少會因為北歐的獨特條件而染上一層童話色彩，我們接下來再談談德法邊境上的現實。

梁文道：維京人的肉骨頭（食物的高級之二）

【飲食男女】小時候看卡通片，常常見到海盜（尤其是戴着牛角帽的維京人海盜）在一場成功的劫掠，又或者關鍵的勝仗之後，舉行慶功盛宴對着餐桌大快朵頤的場面。我總是好奇，他們吃的喝的到底是甚麼東西，讓他們爽得手舞足蹈。

當時以為他們那些杯子裏頭裝的是某種非常美味的果汁，可能要比可樂汽水好喝得多，後來我當然曉得，那其實是酒，而且不見得是好酒。那他們手上那一大塊要用兩隻手才拿得住的肉又是甚麼肉呢？看樣子有點像雞腿，明顯有根骨頭貫穿在肉的中間，可這條雞腿又未免太大了一些。

說它是排骨嘛，那塊肉圓滾肥脹，卻和我們小時候平日所見的中式排骨大不相同。看起來十分誘人的這塊大肉骨究竟是甚麼玩意呢？現實到底不是動畫，動畫裏頭海盜吃的肉其實只存在於動畫當中。但動畫也不完全說謊，後來我聽說維京人確實是支肉吃得很多的民族。並且他們的盛宴就和動畫所反映的那種兒童對於派對的想像一樣，真的就是大杯酒大塊肉，有很多很多的食物，分量大得填滿一張桌子，可是每樣食物都不會精緻複雜得超出兒童的認知程度。

簡單地說，在他們平常吃的東西，與特殊時刻食用的菜餚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其異往往只在數量多寡而已。他們沒有所謂的「高級料理」。這是我們中國人，甚至歐亞大陸上的主要文明都很難理解的一件事，原來世界上還有如此社會，居然沒有特殊的、非日常的精緻烹飪。難道他們過年過節，結婚喪禮，都不會特地費功夫做一些和平日吃的不一樣的食物嗎？

這是人類學家古迪（Jack Goody）經典論著《烹飪、菜餚，與階級》（Cooking Cuisine and Class）的研究主題：食物分化和階級的複雜關係。雖然這是一本複雜的書，不過我們還是能夠非常簡化地從中抽出一些論斷，其中一條就是社會愈平等，關於食物的種類、烹調、處理，以及呈現方式，也就愈不分化。

在古迪長期考察的非洲加納的一個民族裏頭，「至少就菜餚而言，沒有哪個傳統酋長過着和國家其他成員極其不同的生活方式。儘管他們有更多食物，但卻是同種食物，只有在肉類的分配上才有一些差異。與部落裏的家族長輩一樣，酋長有權擁有被屠宰動物特別的一部分，並非一切都屬於特定的接受者（接受者必須表現出年長身份所要求的慷慨），但是他肯定獲得了主要部分」。儘管這是個有酋長有國王的社會，可是掌權階級吃的東西卻和一般子民沒有太大差異。

他們甚至不注意日常與非日常的區別：「如果每天幾乎沒有甚麼變化，每周的膳食也就必然極少變化，除了在節日吃肉之外，沒有吃特別食物的特別日期。變動是季節性的，但即使如此，最重要的變化也是數量方面的，在年底可獲得的食物沒有那麼多。」維京人大抵也是如此，吃得簡單，難怪直到近年新派北歐菜餚興起之前，一直沒聽說過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和冰島這些地方有甚麼像樣的飲食。可是這種現象的另一面，就是他們擁有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人與人之間不存在巨大的階層差異。莫非想要吃得好，就一定得同時接受冷酷的社會現實？

梁文道：噪音、市聲、主旋律

【蘋果日報】假如住家樓下有間酒吧，它不只賣酒，而且三不五時舉辦音樂演出，並且還是音量澎湃的搖滾，往往搖至午夜方休。我想我大概是要投訴的，或者向相關部門告狀，又或者找一個活躍的區議員，讓他「為民請命」，設法停止那擾人的樂聲，甚至乾脆趕走那間閒雜人等出出入入的可惡夜店。這難道不是最正常、最典型的香港人反應嗎？我們投訴公園裏頭老人家的卡拉OK；投訴工廠大廈裏頭不做迷你倉，偏偏搞什麼獨立音樂展演的俱樂部；投訴旺角鬧市抱着一把結他彈唱的青年太過擾民；還要投訴木棉為什麼年年開花，老樹的樹根又為什麼長得那麼繁茂。一世人沒有投訴過什麼，簡直就算不上是個守秩序懂規矩的真正香港人。

但是，音樂人黃津珏卻在他的新書《拆聲》裏頭質疑常識，問了這麼一條古怪的問題：「為什麼起樓打樁又可以？」是呀，活在香港，從來不可能企盼耳根清淨。但我們都有一套針對聲響的分類秩序，能夠自動把隔鄰家中TVB電視劇的對話、馬路上巴士埋站離站的引擎響動、地鐵車廂當中旁若無人的電話獨白，當然還有拆樓起樓時的地盤撞擊，全都歸作不可避免、自然而然的「市聲」。相反地，音樂就不同了，尤其是活人現場演出的音樂。不管你是黎明，還是一隊不知名的地下樂隊，都必須接受《噪音管制條例》第五條的規管。黃津珏解釋道：「任何時間，在住所或公眾地方因奏玩樂器而發出聲音，任何人認為該聲音擾人，即屬犯罪。即是說，如果該名警員熟悉法律，便不用說聲音『超過聲浪』，可以直接說『我覺得你好煩』，或者『今日心情唔好唔想聽音樂』，就可以拉人，完全無關聲浪大小。」音樂如此可厭，乃至於「2011年，葵涌一工業大廈天台舉行免費音樂會，警方竟然出動防暴盾牌與警棍掃蕩，拘四人，警方一度研究加控音樂會觸犯消防及公共娛樂條例，最後只以噪音條例控告三人，並在法庭無罪釋放，剩餘一人因在場與防暴警察辯論而被控阻差辦公……」。

在讀着黃津珏這部文集的時候，我不停想起接近三十年前，剛回香港沒多久的音樂家龔志成在一節當代音樂入門課上給出的其中一種音樂定義：「音樂就是有組織的聲音」。我還記得那節課的重點是美國作曲家約翰˙凱基（John Cage），談到了他對「寂靜」的看法（『他說從來沒有寂靜這回事』），也談到了他怎樣把環境中的噪音組織成作品的實驗，然後我們就開始討論噪音與音樂的分別。如果有組織的聲音就是音樂，那麼很有節奏感的打樁聲算不算是音樂？假如「組織」指的是有意識的刻意經營，那麼一個飛車仔故意改裝他的辣車，讓它在發動的時候來幾下咆哮，這又是不是音樂呢?要是「組織」聲音的人必須有音樂訴求、美學素養，經過這種人有意弄出來的聲音才稱得上是音樂的話；誰有資格去斷定什麼叫做「音樂訴求」和「美學素養」？他又該依據哪些準則來說明這麼抽象的條件呢？

當然這還是文化的問題，不同的文化自有自己的準繩來界分音樂與噪音。比方香港，我們把音樂當成噪音來管制，反而起樓打樁不算噪音，至少它是不必面對檢控，想投訴也無從入手的噪音。不過也不能把話說得這麼絕對，因為一般意義下的音樂，並非任何時候都會被香港人當作必去之而後快的噪音。例如電梯、餐廳，以及商場裏頭的背景音樂，我們不討厭它們，也沒想過要投訴它們。原因可能是這些地方各有業權，輪不到我們抱怨（雖然我們是被人當成國王的消費者）；也可能是我們習慣了，覺得它們自然，天生就屬於播放它們的空間，猶如我們習慣電話鈴聲、汽車，和打樁。

噪音，抑或不是噪音，於是也和舞台與場所相關。這讓我想起了近幾年從大陸開始流行的一個政治語彙：「主旋律」。凡是官方說出來的話，凡是官方表達的聲音，以及一切符合這些聲音的迴響，概可稱之為「主旋律」。「旋律」自然也是個和音樂相關的詞語，所以能夠由此推論，但凡官方的就是好聽的、悅耳的。相對於這種有腔有調的好音樂，則是非由官方主宰的噪音雜響。難怪每當在指斥民間抗議示威的時候，政府發言人又或者官控媒體，總會語帶輕蔑地稱之為「噪音」了。

再講下去便是政治了。黃津珏是個活躍的音樂人，也是個活躍的「保育份子」和「社運人士」，他談音樂往往離不開政治。這種人很麻煩，有時候會被人批評「你好好一個玩音樂的，何必瞎搞政治。」在很多人心目中，音樂乃至一切藝術，都不應該涉及政治。不只是外行受眾這麼想，玩音樂的圈內人也是一樣。且看黃津珏的經驗：「當年與觀塘band友等人組織『自然活化合作社』，抗衡政府的活化工廈政策。有次如常在牛頭角地鐵站行人隧道內收反對簽名時，一名背着結他的年輕人從老遠看到我們，就發足繞過簽名站，向着已被劃成商貿區的前工廠band房羣跑去。看到他，就想起香港人是如何討厭政治。」

那位年輕人大概沒想到，不去簽名「搞政治」，並不表示政治決策下的規劃不會搞到他。正如好些批判某幾位歌手「在音樂之外瞎搞政治」的大陸朋友，他們可能也從來不覺得音樂人登上「春晚」舞台是在「搞政治」。因為主旋律的舞台早已不知不覺地被大家看成是「非政治」的了，唯有在那舞台之外的聲音才叫做政治和噪音。同理，打樁不是噪音，音樂才是。

梁文道：食物的階級（食物的高級之一）

【飲食男女】今天所謂的「高級美食（fine dining）其實是一種很霸道的觀念。比如說韓國，最近幾年多了不少新潮的高檔餐廳，在一些英文為主的媒體裏頭被標榜為「前所未有的高級美食」。

這真是個古怪的說法，難道以前的韓國菜就沒有「高級美食」，只有平民化的大眾小菜？類似的情況也可見於泰國，甚至好些新派中餐館子，莫非我們這些地方的人從前都不曉得烹調還有高和低，美與不美的區分？後來我才曉得，原來那些飲食記者和餐飲公關所說的「高級美食」必須具有以下五個特點：

一是整頓飯必須採用一道菜接着一道菜的次序上桌，頭盤與主菜得有鮮明的差異，不可混淆，更不可以一股腦地上全。二、每道菜的分量都不能太多。三、因為這頓飯的基本單位是一人份，就算十人同桌，也不可以隨意分享共食同一道菜，每個自己顧自己，哪怕大家點的是一樣的套餐。四、擺盤精緻，反正就是不像這些地方的傳統形式，反而更像當前流行西餐風格。最後，當然環境設計必須有情調，不能像老派大酒樓那樣老套地華貴。

簡單地講，就是把韓國菜、泰國菜，以及中菜全都弄成西餐的樣子，適合有錢的孤獨美食家，以及目的往往不在食物的情侶；這樣的東西就叫做「fine dining」了。

真是謝天謝地，我們第三世界亞非拉以前還真不懂得必須把食物搞成這番模樣才算是高級。曾經，在我們的文化裏面，高級美食的定義就只不過是用料珍稀、烹製費工，以及能吃到這些東西的人不多而已。而且我們這種「高級」的歷史還十分悠久，比方說屈原這段歌詠豐收季節宮廷招魂盛宴的文字：

「五穀六仞，設菰梁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鴿鵠，味豺羮只。魂乎歸來！恣所嘗只。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蒪只；吳酸蒿，不沾薄只。魂兮歸來！恣所擇只！炙鴰烝鳧，煔鶉陳只；煎鰿臛雀，遽爽存只。魂乎歸來，麗以先只」。

我猜大部分現代人都不可能不靠譯註地讀懂它到底在講甚麼。很正常，因為這段文字裏頭有許多東西都是今人聞所未聞的菜餚，例如「臛雀」，這是一種雀鳥清湯。但它到底用的是哪一種雀鳥（有人認為是麻雀），做法又是怎麼樣的呢？很抱歉，我都不知道。總而言之，這不是戰國年代一般百姓的食物就是了。沒錯，在各種文化裏頭真正區隔出食物之高級與平凡的，並非上菜順序與分量多寡，而是誰有資格去吃甚麼。這是早在文明還處於搖籃狀態就已經開始，並且至今依然的定律。古代蘇美人有這麼一段諺語為證：「窮人生不如死。如果他有麵包，他就沒有鹽；如果他有鹽，他就沒有麵包；如果他有肉，他就沒有羔羊；如果他有羔羊，他就沒有肉」。

但我們能否想像，這個世界上原來還有一種地方，食物沒有高低之分，因為每個人大致平等。那樣的地方，算不算是一個烏托邦？

梁文道：書呆子匠人（做世界的讀者二之二）

【蘋果日報】首先必須明白，詹宏志可說是一個書呆子中的書呆子。而「書呆子相信凡事書中都有答案，在旅行一事也不應有例外，所以他們通常會以一本書或幾本書做為旅行的依據，我當然也是這種人」。我當然也是這種人，所以我完全懂得，為什麼單憑一本旅行指南裏頭幾句幾近於暗示的引導，他就可以充滿信心地帶着夫人計劃一段預估六小時路程的登山之旅。

其實起步沒多久，他就該意識到問題了。因為一位一看就是運動健將的登山客光是瞧了瞧他倆的行頭，便主動建議把自己的手杖讓給他們；但詹宏志拒絕了。然後呢？然後一路翠綠，瑞士國花edelweiss沿途相伴，他倆只覺自己身處標準的風景明信片當中，儘管山上行人漸少，但也渾然不當回事。直到眼前亮出一整片陡峭的雪坡，唯一的路徑是一個個踩出來的足印，足印一旁是「直下數百公尺的山谷，最底下則是淅瀝聲響的溪澗，只要一個失足，你就要滾下數百公尺，撞上各種巨石，……」。可他們還不回頭，一方面是賭運氣，以為過了這坡又是一片田野好風光；另一方面大概是相信書本不會犯錯。於是他們再走，等待他們的卻是一座又一座的雪坡甚至冰壁。終於，輕鬆的健行變成了艱險的登山，二人爬在盛夏不解凍的高山峻壁之上，掌心劃滿裂痕，掌背曬到灼傷，腳下是鞋底傳來的透骨冰寒，心裏是不知命運何往的恐懼。天色近晚，最後的一班纜車早已開走，他們卻還不曉得自己到底要面對多少座險坡，眼看就要在這雪山上過夜了，可他倆衣裝單薄……。

很多年後，詹宏志聽到一則新聞，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青年失蹤在台灣的中央山脈。從搜救人員找到的遺物看，原來那個年輕人生前是想根據一本旅遊指南，走一趟傳說中的古道。指南並沒有說明，這條古道荒廢已久；而這本指南，恰好和詹宏志拿去用在阿爾卑斯山上的指南，出自同一知名系列。

新一代的旅人大概會壞心眼地暗笑，今時今日，還有誰會依靠旅遊指南書呢。你不必熟悉阿爾卑斯山，光上幾個網站便能發現夏天的高山一樣有成片的冰原，而且網上的遊人一定還會告訴你，行前該有的裝束配備，一路上時間的計算方式（比方說以瑞士人的腳程來看，他們的六小時起碼當是我們的八小時）。書本過時，尤以旅行為甚。難道詹宏志竟連這點都不知道嗎？畢竟，他是台灣，乃至於整個華文世界的「互聯網教父」。早在馬雲的淘寶之前很多年，他就開創了雄霸一方的網購平台「PChome」，台灣三大入口網站之一。還有《明日報》，這份最終失敗的實驗「報紙」，在報刊等傳統媒介還是新聞資訊主要來源的時代，詹宏志便籌辦了這份至今仍然叫人懷念的網絡媒體，形式創新，內容紮實，他最大的失算，其實可能只是他走得太快，沒想到時代與運勢自有自己的步伐。無論如何，詹宏志絕對不可能是位不通世事的書呆子。並且我還記得他和我說過他打工生涯的心得，真是職場金句：「絕對不說現任老闆的好話，絕對不說前任老闆的壞話」。

饒是如此，他還是會在印度上當，高價買下一張其實用不了那麼多錢的地毯，中了明眼人一看就知底細的局；而原因，只不過是因為那位地毯商人能用古波斯語吟誦奧瑪．伽音的詩句。這實在是典型書蟲才會犯的錯誤。但另一方面，書也會讓他變得聰明，知道許多一般遊客不清楚的內行門道。例如，就為了「伊斯坦堡人為兩個羊頭哪個比較好吃而爭論不休」這句話，他把兩位本地作者合作的《吃在伊斯坦堡：探尋巷弄中的美食》當成柱杖，丈量伊斯坦堡的美食地理，效果竟然遠勝大眾旅行網站的集體智慧。

《旅行與讀書》裏面總總因書誤事，因書得福，以及在書本和世界之間的距離摸索出的省悟，又讓我想起了詹宏志很多年前說過的另一番話：「我很幸運，讀書能懂，這個能力使得我不害怕，要是遇上什麼我不懂的，我就找書來看」。這確實是一個凡事都是自己靠讀書學會的人；轉過那麼多次行，做過那麼多的事，靠的就是不斷地讀，似乎全無例外。以他今日的成就來看，這簡直可以編成一鍋心靈雞湯，說明讀書會令人成功騰達的道理。又或者把他包裝成一位時下流行的「儒商」，奉之為全華文世界讀書最多的商業奇才。不過就像我們之前看到的那個故事，一個很會讀書，閱讀量驚人的書呆子，並不一定就能在旅途上頭一帆風順；在他這幾乎改變了台灣面目的精采人生當中，也並非所有事功都是那麼地光輝無垢。我還記得，多年前在他遇到一次事業危機的時候，有記者拍到他在路邊埋頭專心讀書。然後記者還要加上按語，大意是你看這個老闆，到了這當口還有閒讀書，並且讀到入神，他的生意怎麼能做得好？

我想大膽地以一個平凡書呆子的身份去替這位了不起的書呆子回應那張照片的指控。在我看來，它恰恰指出了一個書呆子怎麼讀書其實和他的俗世成就沒有多大的關係，書既不會弄垮他的生意，也不一定保證他能出人頭地。憑他在馬路邊上看書斷定書是毀掉這個人的理由，就和想當然地推論書讀得好是他發財致富的原因一樣，都只不過是同一種陳腐俗見的反映；這個俗見就是不斷地去問：讀書究竟有什麼用。

對於一個書呆子而言，這從來不可能是個問題，因為讀書簡直就是他進入世界的方法，一條不由自己選擇，更加接近天啟召喚的路徑。又好比真正的匠人，讀書是界定他這個人的技藝。由於具備這種方法、路徑，以及技藝，所以他才能夠不害怕，因為不論遇上什麼事，都自有一套安身立命之道去應對。正如一個把生命耗在某項技藝上的匠人，以自己的手藝感知整個世界，在自己的手藝裏琢磨出一套處世哲學；他安穩，不是因為對世界很有信心，而是他對自己的手藝有信心，知道自己始終可以回到原點。藉着書，一位把讀書精進成一門技藝的書呆子能夠學到所有他想學的事情，登山、覓食、買地毯、辦刊物、做唱片、拍電影，甚至開創企業。書的確會誤導他；甚至就算讀對了書，讀得如法，也不保證這一切功課都將結出美好的果子。然而外人不能代他否認，這真是一套方法，而且還是一套使他自在的方法，乃至於即便遭逢困境，他仍能自得其樂地在大街上讀書。

旅行與讀書，一對何其古老的互照行動與觀念。就算不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句老話，不提聖奧古斯丁「世界是一本書，那些不旅行的人只讀過其中一頁」那句西洋名諺。我們也該明白，在把世界理解為一本大書這種隱喻裏頭，可以開掘出多少豐富的義蘊。詹宏志讀書何止萬卷，走過的路更是遠邁萬里，他這部《旅行與讀書》讓我看到，也許在歌德的浪漫主義典範，和艾柯（Umberto Eco）所說的秘教式詮釋傳統之外，世界作為一本大書這個經典課題，也許還能添加多一重題解。那就是把世界看成閱讀的藉口，於是旅行往往因讀書而起，同時又成了讀得更多的理由。將全世界看成一本書，與世界因為我的閱讀而存在，遂成了一體兩面的事。故此，透過讀書進入世界就不是管中窺豹了；相反地，世界之所以完整，唯繫於我在讀書，書的邊界即是世界的邊界，萬一世界真的還有一些角落仍未被任何現存書籍覆蓋，那就意味着我得開始考慮是否應該得寫一本書了。這，會不會就是一個書呆子的世界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