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一家兼營出版業務的書店，從它的店東開始，一直到管理運貨的店員，先後失蹤五人。這五個人裏頭，有三個人是香港永久居民，在廣東消失；有一個人是瑞典公民，在泰國失聯；另有一個香港永久居民，最後被人看見的那天，是在香港公司的貨倉樓下。天下怎麼會有這麼巧的事？同一家小企業竟然在短短兩個月內不見了五個人？若是按照最一般最合理的推論方式，我們一定會從這五個人的共通點着手，比方說他們都和這家書店暨出版社相關。然後我們發現，這家公司的主要業務原來是「禁書」。所以按照那最一般最合理的推論方式，我們就會接着研究「禁書」的問題，不可避免地將它導向政治層面，看看這家出版社是不是要出本很猛的禁書，還是中國政府打算全面清理一切禁書的源頭，不惜任何手段。我們還會追問，那個在香港失蹤的香港人是怎麼離開香港，那個在泰國失蹤的瑞典人又是怎麼離開泰國的。我猜，這都是一切有理性的正常人會問的問題。
然而現實神奇，總有常理未及之奧，這是個屬於推理小說世界的魔幻國度。有人提議，我們不妨追尋另一條線索，聽聽「朋友」的說法。原來那五個人是一齊約好去大陸嫖妓，其中三人堂而皇之地持證出境先去廣東那邊等着，另外一個則從泰國出發，再設法偷渡過去；最後一個，待隔了一個半月之後，才在香港搭艇仔前往目的地會合伙伴。雖然聽起來很荒誕，但在一個推理小說家的筆下，這種情況絕對是有可能存在的。最最起碼，這條思路還試圖把焦點定在那五人的共通之處，只不過那個共通點不是政治，而是嫖妓。
不過這麼寫推理小說就不好看了，太過尋常，不夠出人意表。真正厲害的高手能夠全面顛覆我們的常識，他會令人信服地讓我們驚嘆，這五個人的失蹤竟然各有原因，彼此一點關係都沒有，尤其不關禁書的事。就拿那瑞典人來說好了，他們說，十二年前他曾經在寧波醉駕，撞死了一個大學生，緩刑兩年之後還沒完成民事賠償就潛逃出國。到底是文藝青年，一定讀過《罪與罰》，深明良心無處安放之苦，所以十幾年後的今天，他再也受不了那罪惡的煎熬，決定再犯一次法，從泰國偷渡出去（泰國警方已表明沒有他的出境紀錄），好回大陸自首。
接下來，另外那四個人是否也都另有自己的問題與毛病呢？如果故事真是這麼寫下去，自是引人入勝，精彩可期。可是不，它有了新的轉折。原來至少有三個人牽扯到那位瑞典人的案件，照目前所得資料而言，估計也就是他當年開車撞死人的事。如此一來，那起車禍就變得很神秘了，真相讓人期待，整樁書店失蹤奇案的情節因此充滿懸念。
更別忘了香港人最關注的案中最後一個香港人，他說他是用「自己的方式返回了內地」，「完全是我的個人行為」，因為他「急需處理有關問題」。那所謂「自己的方式」，無論怎麼看都不合法，因為他沒有帶着回鄉證過關。對於這一點，我相信大部份以常識常理思考的人，大概都會覺得他一定是被綁走的，就和大家思疑那名居泰瑞典人的消失一樣，皆非出自個人意願。再說一遍，常理和常識在這裏是不管用的。有不少人叫我們相信瑞典人在電視上說的話（為什麼中央電視台總是如此神通廣大，總能找到沒有人聯繫得上的人物？又總有辦法在案件調查的過程當中讓人上去公開向全世界坦白錯誤？這就是另一則推理故事的主題了），叫我們相信香港人交給他太太的信。換句話說，相信他倆不是被擄，而是偷渡。不是一個，而是同一家出版社的兩個人都恰好選擇了以犯法越境的方式去承擔自己的責任，或者配合當局工作。所謂常識常理，在此就是大家對人性的通常理解；我們多半以為人是自私的，不太會在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情形底下自投羅網。就算瑞典人是文藝青年，思考過良心的問題，決定提起勇氣面對命運；就算香港人極度愛國，知道同伴原來是個壞人，願意主動出面協助辦案；我們也會認定他倆實在沒有都跑去偷渡的必要。這正是二流推理小說和上升到文學殿堂的第一流作品之別，第一流的推理小說會使我們洞悉到人性的複雜。你猜沒有人會儍到為了十幾年前的舊案回去懺悔？錯了。你猜世事不會如此湊巧，兩個一身正氣、良知發現的人居然都愛上了冒險，打算用違法的辦法去塑造自己的英雄性格？你還是錯了。
彷彿光是推理小說還不夠刺激似的，向來被看作是喉舌的《環球時報》還要為這事抹上一層驚險的動作色彩。它不認為這是兩個人自己偷渡的故事，大概是怕談人性會談得太過文藝，影響銷量。相反地，它明明白白地坦示：「全世界的強力部門通常都有規避法律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的辦法」。執法部門執法必須遵守法律？這只是常識而已，別忘了常識在這裏的限度，這是個流行小說和類型電影的國度。看過《Mission:Impossible》和《Bourne Identity》嗎？在那裏頭大展神威的便是「全世界」都有的「強力部門」。我們看電影的時候看得目瞪口呆、心跳加速，只見「強力部門」本領之高強，卻從不質疑他們的所做所為是否合法合理（比如美國人憑什麼在另一個國家開槍）。為什麼我們就不能帶着同樣的心情來欣賞眼前這幕大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