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他們坐在一起的時候，嚴格來講那並不叫說話，而是一個說，另一個聽。吳爺爺固執、火氣大，話比較多；我外公同樣固執，但是寡言，有時候單憑形貌不容易看出他的喜怒。到了晚年，外公重聽得厲害，就連聽也聽不到甚麼了。可沒關係，他倆還是可以坐在客廳，有一句沒一句斷斷續續地聊，間中筆談，聊舊識境況，聊家國故事，直至天色昏沉下來，一室暗淡。吳爺爺長住香港，在尖沙咀開家古玩紀念品商店，專做遊客生意，尤其是日本人的生意，所以他略通日語。每回從香港來台，他一定捎上幾樣炫目的日本新潮玩具給我，我就央着他給我解讀那玩具紙盒上的日文說明，解來解去，始終不通。我記得，他對日本人似乎沒有太大惡感，儘管他偶爾也會「鬼子、鬼子」地那麼叫。不過，他卻是最後一期的抗日「青年軍」。當年抗戰到了最後階段，日本固然已是強弩之末，中國何嘗又不是打到了山窮水盡的田地？國府經濟崩潰，連兵源補充都成了問題，特別是受過一點教育，能夠用上美式裝備，可以學懂現代作戰知識的年輕人（畢竟開門榴彈炮也得計算彈道吧）。於是蔣委員長號召知識青年從軍，口號有云：「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吳爺爺便是當年棄筆從戎，一腔熱血想要報國犧牲的好青年。
天意弄人，「青年軍」組建不久，抗日便告結束，內戰隨即爆發，許多未復員的青年軍便被國民黨投向對共戰爭，除了201師成功撤到台灣之外，其餘幾乎全被殲滅。吳爺爺應該不在201師，他就是那剩餘的，少數的能走出來的「青年軍」。不像一些出得來的「青年軍」殘部骨幹，後來成為國民黨治台班底，他退到香港，蝸居營生。但他和他們一樣討厭共產黨，討厭到了不願和四九年後的大陸（他所謂的『匪區』）有任何關聯的地步，並有許多古怪的疑共思維。比如說他的長女入讀中文大學，他就氣了很久，因為他以為那是家有共黨赤化之嫌的學校。他生病，或者不生病時體檢，一定要去台灣榮民醫院才行（他所謂的『回國』）。我不記得九七前後那段日子他有甚麼反應了，但依他性格，想必也是會生氣的，因為後來我外公決定回河北老家落葉歸根的時候，他就很不能接受，多番勸阻，試圖對這一輩子「忠黨愛國」的老友曉以大義。
外公是否真的那麼「忠黨愛國」，思想純正？難講。因為我見過他讀「黨外雜誌」，還告訴我那班人只是想民主改革，並非官方宣傳機器所說的台獨。他想念家鄉，後來才會放下「正邪不兩立」的思想束縛，回到老敵人治下終老。但這位戰時逃至後方西安，雖曾大力參與救援工作，但未曾真在火綫上對敵過日本兵的老人，卻一直痛恨日本，和吳爺爺這個退伍軍人恰恰相反。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樣的遭遇？怎麼樣的人生選擇？我也說不清楚。雖然天黑了，他倆便與我出門晚飯，近一點有離家步行十來分鐘的潮州牛肉煱，不怕遠便去台北城中華路吃北方點心，甚至衡陽路一帶的館子去打牙祭。那時候的館子食店有的叫做「北平都一處」，有的叫做「徐州啥鍋」，還有一家和蘇州老店名字一模一樣的「采芝齋」，幾乎整個中國的地名都被微縮移植了過來。而那裏頭的人，口音天南地北，髮色便和吳爺爺與外公一樣，漸漸全白；身子骨也和他們一樣，逐步佝僂。一個老去了的，終將在回憶中消逝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