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0日星期五

梁文道:批評的慣例(桎梏心靈之一)

【蘋果日報】我曾經在這裏回憶上世紀八十年代大陸出版翻譯書籍的習慣,總是要先搬出一些重得壓死人的大話,例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然後才能好好地「批判地」介紹一本「帶有資產階級唯心論色彩」的論著和小說。八十年代的事,好像已經過去很久了;然而,凡是熟悉內地媒體情況的,都會明白類似的習慣仍然存在,只是換了載體,也換了另一番語言。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埃及民主化的反覆。有不少論者在報刊和網站上分析埃及亂象,既談到了民主化進程的先後步驟問題,也說到了民主化速度緩急之影響,本來都是很好的範本,可供我們未來參考。奇怪的是,這些評論往往要在結尾蛇足地補上一小段但書,強調作者的意思「不是要否定民主的價值」,更不是要驚告中國,「不可學習普世價值的歪路」。那些文章本來就已經寫得夠清楚了,而且也絲毫沒有全盤否定民主政制的意思,只不過是想解釋埃及民主之路的困境而已。為什麼它們的作者還要如此多餘,深怕自己被人誤會呢?

那是因為誤會真的很容易發生,並且可以出現得十分離奇。比如你批評美國的稅收政策劫貧濟富,大概很快就會換來漫罵。只不過他們罵的不是你對美國情況的掌握,也不是你在公開經濟學上的觀點;那是,難道中國的稅收就很公平嗎?甚至「所以中國就應該繼續一黨專政,不能走上西方的邪路?這就是你的意思嗎?」要是完全站在旁觀者的角度,我們可能很難明白這些批評的意思。既然那篇東西要談美國的稅制,它幹嗎非得扯上中國?它批評美國,難道就一定是要維護中國嗎?

再走進一點,再站近一些,便能發現事情的確如此不幸,就像中國官方東施效顰的「美國人權報告書」,就像官方媒體大肆「揭發」埃及民主化的弊端,他們太過習慣這類轉移視線的手法。似乎只要指出了美國槍械氾濫的後果,就能連帶否定了美國所代表的一切;似乎只要說明了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主困境,也就能根本瓦解了民主政制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