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許志永、郭玉閃和笑蜀這幾個香港人比較熟悉的人物，雖然常在外間媒體亮相，是大家心目中的標準異見份子。其實放在內地某個圈子的標準來看，他們只不過是溫和得可以的改良派而已，並且因此常常挨罵。尤其笑蜀，早在他仍廁身體制內媒體的時候（也就是在《南方周末》當主筆的時候），就已經不斷宣揚公民社會的理念，鼓吹一種由下而上的漸進改變。他的務實意見，他對當權者用心良苦的寄語，總會受到更激進圈子的批判，說他不切實際，甚至幻想合作。老實講，我有時也覺得這人未免單純到了「迂」的地步；只不過我始終未能理解為什麼一些曾經天天見面親如兄弟的好友，會在路線分歧之後，反過來惡言相向，乃至於割席絕交。都是希望國家變得更好，有必要為了政見和策略的差異鬧到敵我鬥爭的境地嗎？
既然這都是些想在現有體制之內擴大合法維權範圍的改良份子，並且因此被人譏笑為想跟當局合作共謀的「投降派」；為什麼今天反而成了當局壓制最力的頭號大敵呢？我想，那恰恰是因為他們溫和。
由於溫和，由於他們的不少意見是真有可能落實，由於他們的行動真的起到了足以引人仿效的作用；所以他們期盼的轉型也就要比更激進的藍圖容易實現（起碼在當局眼中）。因此，他就成了最危險的人物。好比香港幾個呼籲「佔中」的學者，較他們激進的，大有人在；但他們卻是建制派全力招呼的對象，而非那些更勇武更進取的力量。為什麼？就是因為他們的主張更加逼近現實的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