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溫和派之哀

【蘋果日報】最近幾個月，朋友圈子裏的談話總是離不開新一輪的緊張局勢。有些人本來約好見面，但臨時被人送上了車，帶去京郊某處「集中看管」。有些人則三天兩夜地間歇「失蹤」，下回收到消息已經不曉得給弄到神州大地的某一個角落去了。更有一些，乾脆正式拘捕，只是送審時間仍未確定而已。至於各種彼此聯絡的工具，電話電郵，自是早在監控之中，只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還更嚴密罷了。在這屬於習近平的年代裏頭，最叫人意外的地方，是許多受到打壓的朋友，正好是大家心目中的「溫和派」。似乎越是溫和，越要受到對付。不過回頭再想，便曉得能發現事情本來也就沒那麼意外。

例如許志永、郭玉閃和笑蜀這幾個香港人比較熟悉的人物，雖然常在外間媒體亮相，是大家心目中的標準異見份子。其實放在內地某個圈子的標準來看，他們只不過是溫和得可以的改良派而已，並且因此常常挨罵。尤其笑蜀，早在他仍廁身體制內媒體的時候（也就是在《南方周末》當主筆的時候），就已經不斷宣揚公民社會的理念，鼓吹一種由下而上的漸進改變。他的務實意見，他對當權者用心良苦的寄語，總會受到更激進圈子的批判，說他不切實際，甚至幻想合作。老實講，我有時也覺得這人未免單純到了「迂」的地步；只不過我始終未能理解為什麼一些曾經天天見面親如兄弟的好友，會在路線分歧之後，反過來惡言相向，乃至於割席絕交。都是希望國家變得更好，有必要為了政見和策略的差異鬧到敵我鬥爭的境地嗎？

既然這都是些想在現有體制之內擴大合法維權範圍的改良份子，並且因此被人譏笑為想跟當局合作共謀的「投降派」；為什麼今天反而成了當局壓制最力的頭號大敵呢？我想，那恰恰是因為他們溫和。

由於溫和，由於他們的不少意見是真有可能落實，由於他們的行動真的起到了足以引人仿效的作用；所以他們期盼的轉型也就要比更激進的藍圖容易實現（起碼在當局眼中）。因此，他就成了最危險的人物。好比香港幾個呼籲「佔中」的學者，較他們激進的，大有人在；但他們卻是建制派全力招呼的對象，而非那些更勇武更進取的力量。為什麼？就是因為他們的主張更加逼近現實的轉變。

梁文道：一盤大棋

【蘋果日報】據說習近平政府掌權至今，被拘的政治犯人數已經超過了「胡溫十年」的總合。就從意識形態的管理來看，最近這一年的嚴酷程度，也是之前想像不到的。許多前兩年還能大規模討論的議題，比方說「憲政」和「公民社會」，如今居然都成了禁區，好端端的一本嚴肅學術論著，只因為書名副題叫做「知識份子與政治」，便成了必須審核再三乃至於更名換姓的敏感出版。大學聘任政治學教授，不能延請沒有入黨的博士新人，仍未入黨的社會科學老師，則要輪流去黨校報到培訓。如此情狀，不禁使我想起好些朋友幾個月前的樂觀預言，其中一位相當著名的評論家甚至說：習近平正在下一盤格局很大的棋。

這是中國研究的傳統，每當新任領袖上台，外間便要競猜其路線走向，到底是更加開放呢？還是回頭變得保守。總有一些知識份子，把自己的樂觀情緒引入現實的局勢分析，幾乎到了不顧事實的地步，硬要說這位新登大位的領袖是個骨子裏的開明派。別看他言語兇狠，也別看他一上來就做了些叫人齒冷的舉動；這一切全是為了掩飾他的真正意圖。待他大權在握，障礙掃清之後，他就要放開手腳大膽前進了。眼前種種貌似「反動」的舉指，只不過是欺敵的讓子；他其實正在下一盤很大的棋。

問題是這「讓子」究竟該讓到什麼地步？我們又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看到他那深埋心底的本來面目呢？這類預言好玩的地方就在於時間拖得越久，反向的表面證據積得越多，它反而就變得更加「真實」，也更加玄妙了。因為這一切無非指明，這盤棋還下得真是夠大。沒錯，我也同意，舉凡經濟上的改革想要勇敢邁進的時候，中國領導人就會在政治上表現出更為保守的傾向。李克強似乎展示了市場化的決心，所以習近平就得在其他地方先「穩住大局」了。然而，所有的「傾向」和「規律」，都並不是真正科學的歸納。當一個評論人太過相信那類在腦海裏構想出來的棋局，他就很容易變成一個不顧現實的空想家了。中國時事評論，正是這麼一個盛產空想家的領域。

梁文道：進步

【蘋果日報】薄熙來這個案子的審判過程實在精彩，簡直比電視劇還要肥皂，難怪熱衷討論《衝上雲霄》的街坊，最近也開始關心起了國是，把薄熙來當成「Cool魔」那一級別的人物，時常把他的名字掛在嘴上。

那天，他們便興致勃勃地問我：「梁生，你話中國係唔係進步咗好多呢？起碼呢單case夠膽拿出嚟公審俾大家睇，真係法治咗好多噃」！我看這群街坊的年紀也不算小了，於是反問他們記不記得當年審判「四人幫」的情況。三十多年前，我們豈不也都是在電視上看到了審訊四人幫的畫面？如果電視公開轉播就叫做法治進步，那麼中國早在那時候就已經很「進步」了，不是嗎？相反地，在審判劉曉波和艾未未這些政治異見份子的時候，為什麼電視又不播送實況？甚至連一張庭上的照片都沒有呢？那麼多的貪官送審，到底那一趟庭訊可以公開？誰的案子能夠全程透明？說到底，這難道不是一種政治決定？不是一個來自上頭的策略謀算嗎？

請不要誤會，我對薄熙來沒有半點好感。當初聽說他出事的時候，我就和大陸許多朋友一樣，幾乎忍不住拍手叫好。然而，這一切都不能影響我對這次審訊的看法：不管你喜不喜歡薄熙來和他代表的一切，你都很難否認，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政治審判。

一場審訊應不應該公開；如果公開的話，又該開放到什麼地步；這從來都是一個政治問題。那些知名異見份子的審訊之所以不公開，是怕他們在庭上的言論太有力量，「造成不良影響」，就像當年蘇聯的一些審判一樣，徒使法庭變成他們傳佈政見的舞台。今天決定轉播薄案，同樣是為了它的影響；怕他在民間威望太大，成了毛派眼中的偉大烈士，所以要當眾揭示他一家人的醜行，徹底摧毀他歷年以來苦心經營的形像。

可惜百般算計就是算不到對手的厲害，沒想到薄熙來不只當庭翻供，還要氣勢磅礡地對質證人，反過來更加「證明」了他在粉絲心裏的「冤屈」。果然，一位街坊忍不住懷疑：「睇嚟單嘢真係有內情噃，佢個樣都唔似咁壞啫」。我猜，經此一役，這種透明審判大概就要絕跡，中國法治的「進步」又要暫告中止，再等個三十年了。

梁文道：大隱奇人（尋找最完美的烤全羊二之一）

【飲食男女】 我本來以為中國不會再有這樣子的人物了，沒想到今天竟然就被我遇上了一個。

這是家傳說中的餐館，嚴格地講，其實是家茶館。儘管裝修設計上頭還有不少缺點，但看得出來，主人家已經盡力想把它造成一個可以和朋友閒談散心的好所在了。四周掛了不少唐卡，室內點上藏香，並在角落處放了三把古琴，可主人家不只信佛，他信的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土風格。這個地方位處北京市郊，附近全是民居，不是有人介紹，特意來尋，你一定找不到。尤其特別的，是這家茶館順帶兼營烤全羊私房菜，樓下喝茶拂琴品香，樓上就是羶氣十足的大酒大肉。我們當然就是衝着這烤羊而來，朋友再三保證，這將是我這輩子最難忘的烤全羊。

他沒騙我，這的確是在蒙古和新疆都吃不到的烤全羊。不只是烤，烤完之後還有一爐羊肉清湯，可以煮涮烤羊剩下的羊腦羊雜。這整個體驗，我甚至要說是這一輩子試過最好的羊肉大餐。

所以當我們飽餐過後下樓品茶，店主人引介大廚李先生出來聊天的時候，我才會愕了一下，居然是一位斯斯文文，書卷氣十足的青年。他怎麼看都像個書呆子，完全沒法把他和適才那頓叫人吃得忘怱所以的單烤羊肉拉上關係。

當然啦，李先生畢業自「北京外國語大學」，原來的專業是中英同聲傳譯，乃智商一百二十七的高材生。他和烤全羊的故事聽起來簡直就像武俠小說一樣。

那一年，他在山東老家翻閱祖父的藏書，無意中發現一本手抄筆記，記的全是烤羊的秘訣。原來民國年間縱橫西北的大軍閥馬步芳的大廚，曾經流落山東，得到他祖父照顧，為了報恩，便把畢生所學傾囊相授。李先生的祖父邊學邊記，就有了這本新疆烤羊秘笈。而自幼好學的李先生不看還好，一看便着上了迷，不可自拔，甚至偷偷拿了頭人家宰好的老山羊做實驗。打從這隻可憐的實驗品開始，他到現在已經烤了一萬多隻羊了。

雖然他後來上了北京名校，也有了一份體面的專業工作，但他始終忘不了家中那本秘笈，以及想像中的烤全羊。於是他毅然換下白領，背起行囊，走遍神州大地拜師求藝。數年之間，寧夏、重慶、甘肅、新疆與內蒙古的名店，他都一一走過，在人家六十度高溫的廚房裏頭當學徒做小弟，為的就是尋找世間最完美的烤全羊。

這太不像是今日中國出得了的故事。因為在這個號稱民以食為天的國度裏頭，絕大部分的廚師都不是為了愛好而入行，他們只是無奈地要靠這門手藝謀生而已。又由於只是單純地想要謀生，所以手藝也就稱不上手藝了。有辦法有本事的，幾乎全找到了好東家，拳腳大展，先是擴大店面，然後連鎖式營業，終於把手工業變成了工業。可是，這位李先生卻和茶館主人躲在這片郊外的住宅區內，不宣傳，甚至還不接受生客訂位，每天只做六頭羊。他大部分的時間精力，全都耗在羊身上，想着怎樣才能達到他心目中的完美境界。從這個層面來講，他確實是個呆子，難怪朋友後來問我：「怎麼樣？是不是就像我說的，是個有點儍的小伙子」。

梁文道：價值教育（流氓愛國二之二）

【蘋果日報】又到該吃月餅的日子了，往年這個時候，總有一些政治團體會把月餅當成禮物，向他們的選民或潛在選民示好。所以月餅也就成了本地政治活動的四大神器之一，與其他三樣時令食品合稱「蛇齋餅糉」，殺傷力極大。儘管建制派（或者保皇黨）並非這四大神器的唯一供應商，儘管建制派的支持者也並非全是為了它們才投身「愛國愛港陣營」；但是久而久之，建制派和「蛇齋餅糉」的關係已經在港人的心目中變得牢不可破，甚至在「愛國愛港」和「蛇齋餅糉」之間劃上了等號。

要是再加上可以隨便毆打反對者而又不會受到警方制止的黑社會，那麼這個所謂的「愛國愛港陣營」又會變做什麼模樣呢？

縱觀當代國史，「愛國」的定義已經十分含混，幾乎可以任由當權者來界定詮釋。雖然它常常被宣揚成為一種天然自發的感情，一種神聖崇高的美德；可它的內涵卻是實效至上。黨叫我向右，我就向右；黨叫我向左，我就向左；至於那右和左的對錯是非，則不在考慮範圍之內。

回到香港，「愛國」則得後綴「愛港」二字，以「愛國愛港」的面目出現，是內地愛國宣傳的本地版本。這份愛已然功利，而吸引大家去愛它的手段，竟然更是赤裸裸的功利。不必和你談什麼大道理，也用不着在價值原則的立場上明辨對錯，只要直接祭出「蛇齋餅糉」，或其他與政治無關但又很有吸引力的實際利益便好。為了彰顯這個陣營的浩大，為了「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甚至不惜出動黑勢力打手。於是整件事就成了一群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去愛上一個更大的利益。

情勢發展到這個地步，將來再搞什麼愛國教育都不會有意思了。因為現實已經教育了大家，這套價值教育骨子裏其實是反價值的。它什麼都不相信，只相信權力和實利。所以流氓也得趕緊愛國，因為你一旦愛國，你就不再是流氓了。

梁文道：黑貓白貓（流氓愛國之一）

【蘋果日報】就在警察的面前，就在媒體的鏡頭之下，一伙疑似黑社會成員的「愛港」人士悍然毆打不同政治立場的示威者，而警方及政府竟然無所作為。這意味着什麼呢？

並不只是再次證明了警方指揮系統的政治不中立，也不只是再度曝露了梁振英班子的陰狠邪暗；這一陣暴打的根本效果，乃在於它打掉了最基礎的是非黑白，也打掉了未來一切「愛國教育」的機會。

這真是一場活生生的價值教育，就像近年大陸不少地方官府勾結黑勢力的案例一樣，等於公告天下：只要站在我這一邊，只要肯聽我的話，不管你犯過什麼罪，做錯過什麼事，你就會忽然變成正義的好朋友。

最近的事，難免要叫大家想起九七以前時任中國公安部長的陶駟駒的那一句名言：「黑社會都有愛國份子」。這套思路的邏輯，無非就是今日中國最流行的實用主義：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在這裏，抓住老鼠就是愛國與否的唯一判準。那麼，如何才算是抓住老鼠？又要怎麼做才叫做愛國呢？

可惜的是，就連「愛國」本身，也是個不斷滑移的電兔。十來年前，曾有電視台製作長篇連續劇歌頌「施琅大將軍」的威風，稱許他當年替清廷收回台灣的功績，據說就是為了「宣揚愛國主義」。然而，背叛明鄭，反過來給滿洲人賣命的施琅，卻是個即便在後來清朝宮定的文獻裏也給列做「貳臣」的人物。因為他這種背棄舊主的行為，一向不容於中華正史的價值觀；反過來看，終身力拒清軍於彼岸的鄭成功父子，卻因其忠義節氣，成了清廷厚待的英雄。康熙甚至贈輓聯：「四鎮多貳心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壁；諸王無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幫着自己辦事的助手被貶作小人，奮勇和自己做對的敵手則奉之為榜樣，這固然是政治手段，可它更是一整套價值觀的體現。相比起一時的政治效忠，有些東西更加神聖更加重要，甚至就連政權的合法與否，都要決定於它是不是符合了歷來不易的價值系統。

如今的愛國，除了忠於眼前一時的政治形勢之外，就再也沒有什麼價值可言了。所以歷史上的黑白可以任意倒置，隨時變更，十年乃至於五年就換副新妝容。

梁文道：強國遊客

【飲食男女】前陣子剛說過大陸遊客在頤和園撒尿的故事，沒多久，就在《主場新聞》看到了「美國遊客損毀意大利中世紀雕像」的消息。一瞬間，曾經長期名列全球最惡劣遊客之首的老大哥，便和旅行業新霸產生了隔代的連繫。這幾年，香港人忙着批判「強國人」，一方面內拒「蝗蟲」自由行，另一面則極力在外切割自己和中國遊客的關係（成不成功是另一回事），大概都不太記得這個地球原來還有另一個「強國」了。

馬克•吐溫的《老憨出洋記》（The Innocence Abroad）出版於一百五十年前，原意是要用美國人的天真眼神揭穿舊世界的不合理與虛偽，但「The Innocence Abroad」卻反過來成了大家笑話美國遊客的代名詞，並且沿續至今。表面上看，那位弄斷人家雕像手指的美國醫生，應該是個「The Innocence Abroad」的最好代表；博物館的珍藏明明眼看手勿動，他卻想不到這麼多，出於醫生本能跑去「量度」人像的尾指長度。但這究竟是他「想不到這麼多」的結果呢？還是他根本管不了那麼多？

從前在美國軍艦還常常過港補給的時候，灣仔一帶的夜店門外總有幾個樣貌嚴肅的美國憲兵在街上巡邏，因為只有他們才鎮得住醉酒鬧事的水兵。而美軍鬧事，幾乎是種天經地義的現象，那一頭的街坊老早就習慣了。沖繩的美軍基地附近，更是幾乎每隔幾年就要發生強姦民女的案件，比我們那被噪音騷擾，被人莫名其妙地揍上兩拳的情況，着實慘痛太多。

當然，軍人是種「不正常」的遊客。那一般人呢？

每年暑假，都是美國學生大舉入侵歐陸的旺季。那些學生好認得很，遠遠看去那成群結隊，熱褲cap帽的熱血少年就是了；就算看不到，肆無忌憚的高聲叫嘯也會提醒你：「嘿！我們來了！」到了歌德式天主教大教堂，人家在門口寫明不准戴帽不准穿短褲，他們視之如無物，進去之後還要穿著鞋子踩上信徒祈禱用的跪櫈。到了博物館參觀，人家明示不能拍照，他們咬着香口膠成班柴娃娃聚在玻璃櫃前玩手機自拍。到了不使用歐羅也更加不能使用美金的地方，他們當着商販的面一邊掏錢一邊笑話人家的貨幣很「funny」。勉強要說好話的話，這大概叫做「青春無敵」吧。

成人，則另有一番風貌。有一趟坐郵輪，我每晚光顧可以抽煙的小酒吧，順道和天天在那兒碰面的東歐船員話家常，同時看看BBC新聞或者英超直播。但只要美國客人一到，他們就要找機會把電視大屏幕的頻道轉到《Fox News》。就算客氣點先問你介不介意，他們還是忍不住要在轉台之後大聲感慨：「這才是real news」，然後跟着電視裏的主持人一起咒罵奧巴馬，好像我們之前正在看着的BBC不算real news似的。這些成年美國客還有另一個特點，就是無論走到那裏，都喜歡抱怨人家英文不好。尤其是在法國那種不愛和你講英文的地方，他們還要指責人家態度差，彷彿全世界都應該和他們說他們的母語。

終於有一次，一個英國朋友忍不住了，幾個剛剛相識的美國遊客趁着酒興問他：「為甚麼你的英文口音那麼funny？」又見這位年逾六十的成名設計師，溫文爾雅不慌不忙地回道：「這不叫口音，這叫做original English」。

梁文道：說服（理解鄰人之二）

【蘋果日報】我一直以為說服只是政治討論的核心之一。說之以理，動之以情，使得自己的觀點能被他人接受；無論這個他人到底是和你立場矛盾的對手，還是對你所談的事情仍未產生任何傾向，甚或一無所知的旁人。因為想要說服他人，尤其是那些意見不同的人；所以你必須盡量深入地挖掘對方，理解他們的利益所在，他們的言談策略，最好還要能設身處地地想像他們的局限與選擇。於是，你的說服才有可能成功。當然，你也得做好心理準備，或許必須讓步，或許會反過來被人說服。因為交談溝通，以及溝通之中的說服和被說服，正是健全民主生活的基礎。至於選舉，至於投票，則是站在這個基礎之上的結果。如果少了這種溝通，投票就只不過是種和平的力之較量罷了。

然而，今天我讀到不少評論，卻似乎都忘記了這一點。它們並不在乎說服對手，也不一定想要打動旁人；它們最重要的讀者，大概就是那些本來就和自己站在同一條陣線上的同志。當然啦，這也很有意義。說不定你可以說出一些同志們還沒想到的事情，讓他們更加清楚自己的立場究竟有多麼地堅實，自己的主張又是多麼地正確。可惜的是，這類評論一不小心就會淪為給自己人打氣，甚至自己說了就好的痛快發洩。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說服那些和自己不一樣的人呢？那是因為我們想要把他們爭取過來。難道那些人還能被人打動嗎？不一定，但是不試不知道。說到底，他們和我們始終無法擺脫必須共同住在個地方的命運；除非我們有能力徹底剷除掉一切異己，打倒他們，消滅他們。可能有人會問，難道我們不能「鬧醒」他們，讓他們醒悟，叫他們知恥嗎？也許可以，只是我還沒怎麼見過奏效的例子。請回想一下，有沒有人是被黃洋達「鬧醒」，又或者被陳淨心「鬧醒」的呢？

梁文道：理解能力（「理解鄰人」二之一）

【蘋果日報】我極不喜歡替拙作辯白，除非辯白還可以澄清及指向比自己更大的東西，例如今日部份香港人理解力的狀況。

兩個星期以前，我曾經在此把針對林慧思老師的攻擊，形容成一次倒轉過來的「五四運動」；更久之前，則批評過香港警方的偏頗以及警隊頭目的愚蠢。正是在這樣的前提底下，便有了上週的《仇人也是鄰舍》。我以為，當前種種針對前線警員的攻擊，少了一層關於他們心理、情緒乃至於文化的理解。於是，便有部份讀者以為我在呼籲大家不要再罵警察，應該包容他們的一切作為，甚至還要反過來對付所有受到警方不公對待的市民。

他們的這種「理解」本來不難預想，因為當前的政治氣氛非常嚴峻，足以把許多熱心人的頭腦也加溫到了一個滾燙的地步。另一方面，有些原本十分正面的字眼則被當權精英濫用成了壓制異議的藉口，比如說「向前看」與「寬容」。所以，我才在《仇人也是鄰舍》裏頭，特別明言不是要「寬容」警員，而是要「理解」他們。只不過，事後反省原來就連「理解」這麼中性的詞都不能用了，也許將來它也該被列進我的香港敏感詞字典才是。

且讓我們回到基本，認識一下「理解」這個詞彙的意思，以及它在具體脈絡中的應用。為了避免太像小學教課，不妨直接例解。美國有一本大學本科常用的教材，叫做《理解恐怖主義》（Understanding Terrorism）；但是大家千萬不要誤會，以為這是株教人「諒解」和包容恐怖主義的毒草。不，兩位作者的用意在於引人深入認識恐怖主義的內涵和背景，比如說恐怖份子的動機與心理（為什麼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去幹一些明明錯得離譜的行為？他們又如何確信自己的正確？）

面對自己不能同意的意見、立場與勢力，你當然可以鬥大晒冷，號召出比對方更加龐大的人數，以力取勝。不過，我們也可以像下棋一樣，先去理解對方的謀略性情，然後才能你來我往地把局面導向自己想要的結果。想想看，那些站在示威群眾面前的警員，他們往往面無表情，但他們到底在想什麼呢？當他們執行那些在我們看來非常錯誤的命令的時候，他們又如何理解這些命令呢？你不能只是把他們當成壞人和「共狗」，反而該從常人的角度去想像他們的處境和思維；不是為了包容，而是為了明智的下一步。

梁文道：閱讀理解

【蘋果日報】我以前很怕在港式報紙專欄上頭寫豆腐文章，總覺得篇幅太短，不能盡意；文筆不好，又做不到人家那樣字字珠璣。但在這裏獻醜年多以來，還是學到了不少東西，尤其是在批評我的讀者那裏（只要我看得到的話）。

我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假設讀者會天天跟着看你的專欄，對你的看法有個大致的掌握。不，他們看到的大部份東西，可能都是facebook上流傳過來的，是一些不接前不續後的片段。以前你寫專欄，就算撇開忠實讀者不論，你也還是可以假設有一大批每日追隨這份報紙的固定受眾，他們很有可能會連續地讀到一位專欄作者的文字，從那裏頭總結出一套印象和傾向。在這種情況底下，一個人的觀點有沒有矛盾，是不是融貫，是很容易就會看得出來的。在這種情況，一個作者的思維幅度也就有了變化的彈性，能在預設某種早已存在的前提之後，試着展開不同方向的探討。

我學到的第二件事，是在這麼繁忙的時代裏頭，甚至不能要求讀者好好地把一篇東西看完。儘管這個時代多了不少讀者回響與互動的機會，大家也確實喜歡在鍵盤上迅捷敲出自己的反應；但你就是不該以為他們已經看完了他們想要回應的那篇東西。因為回應的欲望要比閱讀的耐心還大。

上個星期，英國《金融時報》的著名專欄作家Lucy Kellaway在她的文章開頭開了一個小玩笑，宣稱自己這份文字活快要告終。結果引來很多人寫信道別。其實這些讀者只要把那篇文字由頭看到尾，就不難發現這只是個笑話而已；不過他們沒有。雖然他們還費力地專門去信，但他們就是沒有辦法把Kellaway小姐的那段東西讀完。於是，她在這件小事上也學到兩個教訓：一，不要說複雜的玩笑。二，「就算你必須極力捉住讀者的注意力，想讓他們跟着看下去；你也永遠不能以為你真的做到了」。

梁文道：長期而言

【飲食男女】休漁期剛剛告終，就遇上了颱風「海燕」，本地漁民自然叫苦連天。一直以來，休漁結束後的頭三天都是捕魚的黃金三日；休養生息之後，便是魚群復現之機。

然而，停止捕魚是否就真恢復魚產呢？當年香港政府定下這條法例，便曾引起一陣爭論。大部分置疑這條規定的人都是站在漁民的立場，擔心這兩個月的空白會讓他們手停口停；可也有人認為，休漁的作用未必有想像中那麼大。最有名的例子莫過於加拿大的紐芬蘭大漁場，這片海域曾經是世界上魚群最多的地方，尤其鱈魚，三百多年來餵養了不曉得多少人，簡直捉之不盡。但是到了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牠們忽然消失，嚇壞了北大西洋兩岸的漁民。於是加拿大政府急急下令，禁止再在該處捕撈鱈魚。但奇怪的是，從九二年的命令頒佈之後，該處鱈魚的數量始終不曾回復，有時候甚至可以用「稀少」來形容。

這種意見並不是簡單反對休漁，也不是要鼓勵漁民繼續狠撈，而是想悲觀地指出一個事實：休漁的決定總是來得太遲。

目前為止，大部分政府在評估是否已有「過漁」危機，決定要不要休漁的時候，都是看魚穫量的穩定程度。換句話說，在某座漁場裏頭，假如魚穫量一直保持在某個水平，沒有逐漸下滑的趨勢；大概就表示這裏沒有太大問題，用不着限制人家捕魚。只不過，近數十年，有愈來愈多的研究顯示，許多漁場會以「非線性」的方式忽然潰敗。去年看起來還很正常，今年就變得幾乎都撈不到魚了。科學家把這個現象叫做「族群潰滅」，在過去五十年間消失的魚群之中，起碼有百分之二十一是這種情況，原來穩定的魚穫一下子就下降到了徹底崩解的地步。

海洋生態何其複雜。許多魚群的數量早已降到了危險的門檻，繁殖開始困難，又應付不了掠食者的進襲，尤其重要的是遺傳多樣性的銳減會影響群體再生率的表現；但是表面上看好像沒甚麼問題，大家仍然活在年年豐足的假象裏頭，而且還要加強捕撈的技術。等到事情發生的那一天，一切措施都已經來得太遲。這個時候才休漁，是我們樂觀過頭，以為再隔一段時間，大自然自有休復它自己的機制。

聽說今年漁民的日子過得特別苦，海產的數量還不足去年同期的一半。有些人甚至已經做好賣船的準備，打算轉行當水手。我看到一些報道，說這是休漁期和禁止拖網的結果；莫非他們以為取消休漁，准許拖網，魚產量就會神奇地增加？人類捕魚的辦法愈來愈厲害，拖網炸魚都能帶回前人想像不到的魚量；巧的是，全球魚穫量正好就在這段技術躍進的期間持續下跌。今天開工沒錢賺；長期而言，我們全是死路一條。

梁文道：仇人也是鄰舍

【蘋果日報】這些年來，目睹香港警方處理群眾集會和社運人士的手法，真不能不懷疑他們到底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是不是真的成了朝廷鷹犬，成了某種政治主張的捍衛者。然而，在看到劉達強警司慷慨激昂的發言之後，在看到一些警員的憤怒迴響之後，我又不禁反過來想問：我們是否真的瞭解他們的立場、情緒及心理呢？

香港警察不止是全世界其中一支編制最龐大的警務機構，也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專業的警隊之一。香港治安不錯，他們功不可沒。恰巧我又認識一些做警察的朋友，使我覺得這兩萬八千多人不可能都是許多人口中的「共狗」，存心打壓遊行示威的市民。所以我更加好奇，當這麼多人在抗議他們處事不公，批判他們淪為政治打手的時候；那一個個穿着制服、面無表情的警員究竟在想些什麼呢？

這並不是要叫大家簡單地「寬容」，因為「寬容」往往輕易地被用成一個骯髒的字眼，只不過是體制要求大家忍受不義的藉口。我想說的是比寬容更加基本的東西，那就是「瞭解」。瞭解之必要，乃在於一個難以動搖的前途：到了最後，我們還是得生活在一起。

沒錯，不管你有多討厭陳淨心，最後你還是要和她一起共存在這座城市。不管你有多不喜歡法輪功，他們也還是這個地方的一份子。或許你是「熱血公民」的支持者，是「民主黨」的忠誠黨員，是「民建聯」的不二之臣，是「愛港之聲」的老實粉絲；或許你認為其他人在出賣香港，覺得其他人想攪亂香港，是「港奸」，是「走狗」；但是很不幸地，就算到了香港有了民主普選的那一天，他們也還是你的「同胞」（fellow citizens）。

一位和我政見不同的老朋友曾經在網上激動宣稱，等到支持他那一派的人取得政權之後，等到香港「真正民主」之後，要叫我這種人「無地容身」。我也很願意這個世界上真有一種可以讓和自己不同立場的人都滾出去的「真民主」；可惜沒有。我們如何共同生存？在我看來，這始終是民主政治的首要問題。

梁文道：倒轉五四

【蘋果日報】打人不對，學生打人一樣不對。可是就有這麼一群學生，不只硬闖人家宅邸，還打傷了正在那裏聊天的客人，最後更乾脆一把火把人家房子給燒了。這難道還不是暴徒，不應該好好懲治嗎？然而，這群學生雖然也遭到了軍警逮捕，卻成了老百姓人人拍掌叫好的英雄，更是後人紀念至今的偉大歷史事件的一部份，再也沒人譴責他們的不是。

那一天是1919年的五月四日，那座房子就是曹汝霖當時住的趙家樓，而不幸挨揍的家人則是留下「漢奸」惡名的章宗祥。這場事件，後來被人叫做「五四運動」。

老實說，我始終覺得那班情緒失控的學生是有問題的。再怎麼愛國，也不能掄拳頭打人，更不能縱火燒掉別人的物產呀。但為什麼當時的輿論都不集中在那幾十個學生的暴行上頭，反而轉過來聲援他們，要政府放人呢？另一方面，身為教育界最高精神領袖的蔡元培，竟然也不罵他們放肆，說他們樹下了壞榜樣；他的反應是為了營救他們，不惜號召全國上下罷工罷市。

打人不對，放火不對。但假如當時的民間組織集會示威，焦點全都招呼在學生身上，又假如南北各地的媒體也都要求相關學校開除那幾十個學生；再假如教育界的師長集體沉默，甚至還附和官府，斥責學生。我們會不會反而覺得整件事更不對勁呢？

我不贊同林慧思老師粗言辱罵警察的舉動，也不是想把這件事拔高到五四運動般的地步。我只是以為，當一個錯誤是被更大的系統錯誤所激發出來的時候，我們是不能只把矛頭指向前者的。若有內地民工自焚討薪，大家只顧着批評這個工人太危險，卻放着惡意欠薪的老闆不管；這就算不是本末倒置，也是轉移視線。

應該公正執法，應該嚴守中立的香港警隊，如今表現得越來越不像話，明擺着幫人欺壓異見。這時候卻有各類組織跑去追究那個看不過眼說了粗話的老師，其中邏輯，豈不正像一場反着來的五四運動嗎？

梁文道：老同學

【蘋果日報】前幾天在老同學周保松家裏頭沙龍座談，接近尾聲的時候，天性單純浪漫的保松硬要大家先唱首歌助興，然後才讓我和另一位與談先生回應問題。什麼曲子這麼振奮呢？接過保松早已印好的歌詞，才知道原來他口中要教外地朋友的「香江名曲」，就是他母校新亞的校歌。想當年我就是受不了他們新亞仔的這種德性，多情到了叫我肉麻的地步。遂藉口「我是崇基的，不唱你們新亞校歌」，趁機到陽台外頭解解煙癮。

說起校歌，在我們崇基學院每週的週會都得唱它一遍，儘管我每次都哼得心不在焉，可四年下來，竟也不知不覺地刻進了腦子，居然到現在還會偶而作響。這大概就是教育，上學的時候調皮搗蛋，不覺得自己學過什麼，更不覺得自己會和什麼校訓精神發生關聯；然而莫名其妙，後來卻能在某些重要時刻記起以前覺得十分老土的傳校箴言，甚至還被人猜出：「你一定是崇基畢業的吧」。慚愧。想必是我們那幾屆出了不少壞孩子。

教會辦學，惠我良多。預科以前，我唸的全是天主教學校（連幼稚園都是）；預科之後，我就歸基督教管了。雖然不是基督徒，很難百分百做到崇基校歌裏「崇奉基督」這四字，但這首歌還是很叫我感動。比如「漫漫長夜，屹立明燈，使命莫辜負。學成致用，挽救狂瀾，靈光照寰宇」。回想四九年後，那一大批替香港教育奠下基礎的南下學人，眼見故國離亂，山河板蕩，竟無半點心灰，也竟似沒有一刻懷疑過中華可救，要在暗淡長夜裏的書齋傳燈，好令後人挽狂瀾於既倒，這都是些什麼樣的人物呢？

或許就像關子尹老師悼念師公勞思光先生的文章裏所用的名號：「國士」。老師詮解勞先生的「歷史動態觀」與「歷史的債務與債權」說，指這「是要勉勵國人承當自身文化長久的缺失與不足，以清償歷史的債務，並要不斷尋求改善，以建立對未來的希望，和積累未來歷史的債權，正如先生一語道破：『人是已往歷史之奴隸，卻是未來歷史之主人。』如斯壯語，顯露的豈只是學者的風範，更乃國士般的胸襟」。

先人胸懷，吾輩難以企及。夜半寥寥數語，只好與老同學共勉。

梁文道：魚汛

【飲食男女】前陣子在網上看到一些介紹美國新英格蘭地區龍蝦的文章，才曉得今天名貴得不得了的「波士頓龍蝦」原來是種沒人要的賤貨。四百多年前，當歐洲人大批殖民北美洲的時候，龍蝦是用不着出海抓的，因為牠們自己會被海浪沖上岸邊。季節一到，往往會在沙灘上堆成一排兩呎的「龍蝦牆」。由於數量多成這樣，所以當地的原住民就直接把牠們帶回地裏埋了，當做田產的肥料。

漸漸地，他們就得出海坐船撈龍蝦了，而且還是一種特製的底艙開洞船。不過牠們的產量還是很高，高到一把魚網撒到海裏便滿滿沉沉一大捆的地步。在十八世紀的這段歲月裏，龍蝦是種比豬肉還賤的肉類蛋白質來源，通常拿去給黑奴和囚犯填肚。據說有些工人在受聘的時候，會主動在合約上寫明「每周只能吃不多於兩餐的龍蝦」。還有一回監獄暴動，是因為犯人再也受不了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從早到晚的龍蝦餐了。

再過一百年，漁夫就得花點工夫，才能在海床附近找到足夠的龍蝦。這時候，有人想到了一個點子，那就是在岸邊圍建養殖池，以保日後供應無憂。終於到了我們這個年代，野生龍蝦成為難得的美味，再也沒有人記得拿龍蝦殼去製造工具，以龍蝦肉去種粟米的古老日子。

同樣模式的海產故事，我們大概都曾聽過，比如東海黃魚。這種魚你今天要是去館子裏吃的話，可是能叫來請客長面子的貴價貨。但我小的時候，台灣幾乎隨便一家外省菜館都能把牠當成必備常備的日用菜式，根本就沒甚麼了不起。許多老一代的漁民都還記得黃魚季節的盛況：要是白天，金黃色的牠們會在海上反照日光，形成一大片翻滾的金浪；要是晚上，會用腹肌摩擦魚鰾咕咕叫的黃魚則能從遠方響出高吭的歌聲（所以台灣人又管牠叫『叫咕魚』）。見過或聽過這樣的景觀，便才能確切明白中文裏的「魚汛」是甚麼意思。

黃魚魚汛，漁夫的工作最是簡便。大夥開船圍上去，每人拿兩根木棍，朝左右敲擊漁船兩側，水裏頭的黃魚自會被這陣陣聲浪震得頭昏腦漲，自動暈得肚子朝上浮得整個海面都是。

傳聞倪匡很瞧不起蘇眉，覺得這是種只配拿去滾湯的雜魚。如果連蘇眉都是「雜魚」，那甚麼魚才算不「雜」呢？原來是三刀、冧蚌、七日鮮……，盡是一些運氣好才碰得上的頭獎魚。然而，在倪匡叫人拿着蘇眉滾湯的那段日子裏，牠們本該是香港海域的常住品種；就算是佳品，也不至於稀罕到今天這步田地。

我最近在《人、魚、海的兩種未來》（Four Fish）裏頭學到了一個觀念，叫做「移動的基準線」（Shifting baseline），首先提出它的海洋生態學家丹尼爾•鮑里（Daniel Pauly）把它定義為每一個世代對自然界中「正常」狀態之期許的不斷衰變。上一個世代覺得龍蝦是種在沙灘上撿的東西，下一代則把大海之中取之不盡的豐盛看做正常，再下一代就開始認為龍蝦本來就是種難得的海鮮了。每一代人都將上一代的記憶當成傳說，一再隔一代都會徹底忘記前一代人的記憶。

就像現在，我和年輕點的朋友說起幼時吃黃魚的平易，他們都不太相信。也許，七日鮮在將來就是種史冊裏才找得到的名字了。

梁文道：手空空

【蘋果日報】雖然不是新亞書院的學生，但當年中文大學哲學系有不少課要在新亞人文館上，再加上系裏一半同學來自新亞（另一半就是我們崇基學院的人），所以我對新亞還算熟悉。那時候，我們老愛取笑新亞校歌，什麼「手空空，無一物」，真係擺明畢業要揸兜；而且還要「路遙遙，無止境」，真係慘足一世。儘管大家都是唸了一個注定冇運行的系，可新亞同學的悲劇卻是創校人的理想，實在沒什麼話好講。

玩笑歸玩笑，我猜大家對這首歌以及神話般的「新亞精神」，還是打從心底裏佩服的。尤其值得注意，錢穆先生親撰的這闋歌詞，並非取喻而已，且是當年新亞創校先賢的真實寫照。

徐復觀先生曾經如此憶述：「新亞書院之創立，蓋有類於乞食團，托鉢僧，……日則講授奔走，夜則借宿於某一中學課室。俟其夜課畢，則拼桌椅以寢；晨光初動，又倉皇將桌椅複原位，以應早課之需」。錢先生也說：「學生來源則多半為大陸流亡之青年，尤以調景嶺難民營中來者佔絕大比數。彼輩皆不能繳學費，更有在學校天台上露宿，及蜷臥三、四樓之樓梯上者。遇余晚間八、九時返校，樓梯上早已不通行，須多次腳踏鋪被而過」。

正是這般處境，才能托顯新亞校歌那無一言虛詞之氣概：「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絕非叫人一輩子挨窮挨餓，而是無論外在物質境遇之豐寡，人世命途之吉凶，「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這等境界或許太高太難。「我欲仁，斯仁至矣」，或許也還是離我們凡人太遠。然而，做不到且不打緊，這種精神是切切不能輕侮的。

昔時先賢又是怎麼熬過那段歲月？如何真能活出「新亞精神」的呢？無它，道統在焉。新亞首屆畢業生余英時先生就見過道統活先生的體現，他說：「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錢穆先生）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裡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我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