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漸地，他們就得出海坐船撈龍蝦了，而且還是一種特製的底艙開洞船。不過牠們的產量還是很高，高到一把魚網撒到海裏便滿滿沉沉一大捆的地步。在十八世紀的這段歲月裏，龍蝦是種比豬肉還賤的肉類蛋白質來源，通常拿去給黑奴和囚犯填肚。據說有些工人在受聘的時候，會主動在合約上寫明「每周只能吃不多於兩餐的龍蝦」。還有一回監獄暴動，是因為犯人再也受不了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從早到晚的龍蝦餐了。
再過一百年，漁夫就得花點工夫，才能在海床附近找到足夠的龍蝦。這時候，有人想到了一個點子，那就是在岸邊圍建養殖池，以保日後供應無憂。終於到了我們這個年代，野生龍蝦成為難得的美味，再也沒有人記得拿龍蝦殼去製造工具，以龍蝦肉去種粟米的古老日子。
同樣模式的海產故事，我們大概都曾聽過，比如東海黃魚。這種魚你今天要是去館子裏吃的話，可是能叫來請客長面子的貴價貨。但我小的時候，台灣幾乎隨便一家外省菜館都能把牠當成必備常備的日用菜式，根本就沒甚麼了不起。許多老一代的漁民都還記得黃魚季節的盛況：要是白天，金黃色的牠們會在海上反照日光，形成一大片翻滾的金浪；要是晚上，會用腹肌摩擦魚鰾咕咕叫的黃魚則能從遠方響出高吭的歌聲（所以台灣人又管牠叫『叫咕魚』）。見過或聽過這樣的景觀，便才能確切明白中文裏的「魚汛」是甚麼意思。
黃魚魚汛，漁夫的工作最是簡便。大夥開船圍上去，每人拿兩根木棍，朝左右敲擊漁船兩側，水裏頭的黃魚自會被這陣陣聲浪震得頭昏腦漲，自動暈得肚子朝上浮得整個海面都是。
傳聞倪匡很瞧不起蘇眉，覺得這是種只配拿去滾湯的雜魚。如果連蘇眉都是「雜魚」，那甚麼魚才算不「雜」呢？原來是三刀、冧蚌、七日鮮……，盡是一些運氣好才碰得上的頭獎魚。然而，在倪匡叫人拿着蘇眉滾湯的那段日子裏，牠們本該是香港海域的常住品種；就算是佳品，也不至於稀罕到今天這步田地。
我最近在《人、魚、海的兩種未來》（Four Fish）裏頭學到了一個觀念，叫做「移動的基準線」（Shifting baseline），首先提出它的海洋生態學家丹尼爾•鮑里（Daniel Pauly）把它定義為每一個世代對自然界中「正常」狀態之期許的不斷衰變。上一個世代覺得龍蝦是種在沙灘上撿的東西，下一代則把大海之中取之不盡的豐盛看做正常，再下一代就開始認為龍蝦本來就是種難得的海鮮了。每一代人都將上一代的記憶當成傳說，一再隔一代都會徹底忘記前一代人的記憶。
就像現在，我和年輕點的朋友說起幼時吃黃魚的平易，他們都不太相信。也許，七日鮮在將來就是種史冊裏才找得到的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