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是1919年的五月四日，那座房子就是曹汝霖當時住的趙家樓，而不幸挨揍的家人則是留下「漢奸」惡名的章宗祥。這場事件，後來被人叫做「五四運動」。
老實說，我始終覺得那班情緒失控的學生是有問題的。再怎麼愛國，也不能掄拳頭打人，更不能縱火燒掉別人的物產呀。但為什麼當時的輿論都不集中在那幾十個學生的暴行上頭，反而轉過來聲援他們，要政府放人呢？另一方面，身為教育界最高精神領袖的蔡元培，竟然也不罵他們放肆，說他們樹下了壞榜樣；他的反應是為了營救他們，不惜號召全國上下罷工罷市。
打人不對，放火不對。但假如當時的民間組織集會示威，焦點全都招呼在學生身上，又假如南北各地的媒體也都要求相關學校開除那幾十個學生；再假如教育界的師長集體沉默，甚至還附和官府，斥責學生。我們會不會反而覺得整件事更不對勁呢？
我不贊同林慧思老師粗言辱罵警察的舉動，也不是想把這件事拔高到五四運動般的地步。我只是以為，當一個錯誤是被更大的系統錯誤所激發出來的時候，我們是不能只把矛頭指向前者的。若有內地民工自焚討薪，大家只顧着批評這個工人太危險，卻放着惡意欠薪的老闆不管；這就算不是本末倒置，也是轉移視線。
應該公正執法，應該嚴守中立的香港警隊，如今表現得越來越不像話，明擺着幫人欺壓異見。這時候卻有各類組織跑去追究那個看不過眼說了粗話的老師，其中邏輯，豈不正像一場反着來的五四運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