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笑歸玩笑，我猜大家對這首歌以及神話般的「新亞精神」，還是打從心底裏佩服的。尤其值得注意，錢穆先生親撰的這闋歌詞，並非取喻而已，且是當年新亞創校先賢的真實寫照。
徐復觀先生曾經如此憶述：「新亞書院之創立，蓋有類於乞食團，托鉢僧，……日則講授奔走，夜則借宿於某一中學課室。俟其夜課畢，則拼桌椅以寢；晨光初動，又倉皇將桌椅複原位，以應早課之需」。錢先生也說：「學生來源則多半為大陸流亡之青年，尤以調景嶺難民營中來者佔絕大比數。彼輩皆不能繳學費，更有在學校天台上露宿，及蜷臥三、四樓之樓梯上者。遇余晚間八、九時返校，樓梯上早已不通行，須多次腳踏鋪被而過」。
正是這般處境，才能托顯新亞校歌那無一言虛詞之氣概：「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絕非叫人一輩子挨窮挨餓，而是無論外在物質境遇之豐寡，人世命途之吉凶，「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這等境界或許太高太難。「我欲仁，斯仁至矣」，或許也還是離我們凡人太遠。然而，做不到且不打緊，這種精神是切切不能輕侮的。
昔時先賢又是怎麼熬過那段歲月？如何真能活出「新亞精神」的呢？無它，道統在焉。新亞首屆畢業生余英時先生就見過道統活先生的體現，他說：「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錢穆先生）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裡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我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