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從文件治國到招呼治國（二之一）

【am730-觀念】當代法國藝術家波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著迷於記憶的探究。他曾經把一間龐大的房間布置成一座巨型檔案室，四周牆壁全是由地板連至天花的木製文件櫃，每個格子裡都存放了一疊陳舊的文檔。這個房間樓底極高，人在其中顯得分外渺小，被那些泛黃的紙張徹底壓倒。

這個裝置能使觀者窒息，對比起鋪天蓋地方正嚴整的櫥櫃與文件，人體的活動就像是有待征服有待歸類的一個小小異例。波坦斯基似乎想要告訴我們，現代世界就是一座讓人無所逃逸的檔案室，所有事件都已被分類好了，所有行為也都被紀錄下來了，文件與檔案背後的冷酷理性，可以吸納一切人間事像的偶發與意外；這是歷史的終結。

熟悉現代文學的讀者，自然不會感到這個主題陌生，檔案的意像，老早就充斥在許多經典之中了。它是象徵，也是現實。自從現代文官體系興起，科學管理方法流行，小至一間公司，大至一個國家，幾乎沒有任何機構能夠不依文檔運行。私人企業的員工自有他的履歷和工作清單，國家公民也有他們的出入境紀錄、納稅清單、教育紀錄，犯罪紀錄，以及各式各樣你想像不到的紀錄，這一切存檔，要比你本人更能說明你是誰。

政策的發展、從制訂至頒布更是離不開文檔。它固然要從那些有關個人的文件中，發掘出一套普遍的趨勢和規律，以便決策；它更要仰賴文件本身來保證政策的穩定和行效。如果沒有文件，上級部門又怎能向下清楚傳達它的意志？靠咀巴說嗎？靠大腦記嗎？當然不行。

雖說文檔管理和支配它的工具理性於今猶烈，它的原則卻是古老的。早在唐朝，基層文官的主要日常工作就是不斷地抄。那時沒有電腦，沒有影印機，甚至連複寫紙都沒有，一切中央決策都得靠一堆官員謄抄，然後分發到全國各地的相關部門。

從漠北到嶺南，從遼東到敦煌，刑法之所以一致，稅率之所以不變，全都建立在這些文件和埋頭傳抄與管理它們的官僚身上。

今天你可以說這套系統很不靈活，很沒有彈性，是因循陳腐的官僚制度的最大特色。但事實上，一直到清朝初年，中國的文官體系都還是世界上最有效最科學的。於是人家就要學中國了，不只學習中國公務員的選拔方式，不只學習中國以文治國的嚴密和穩當，還學到了這套制度的最大秘密；那就是書記官員的重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