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辜鴻銘變成辜鴻銘的那一夜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保羅原來叫做掃羅，是個信念堅定的法利賽人，面對新興的耶穌追隨者，他下手毫不猶疑。可是後來他卻成了一個最忠貞的基督徒，不只三次外出傳教，把基督信仰傳到猶太人地區之外的地中海世界；還以書信辨析教義，成了教會史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許多歷史學者甚至以為，保羅才是整個基督信仰運動的真正奠基人。然而，掃羅是怎麼變成保羅的呢？一個迫害基督徒的兇手又為甚麼會劇烈地演化成一位殉道的聖徒？唯一說得通的理由是他遇上了奇蹟。據說在前往大馬色追捕其他門徒的途中，耶穌親自光照，使他痛悔前非，自此歸信。

只要涉及宗教，則任何一人的急劇變化皆為可能。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理解辜鴻銘的轉變呢？

辜鴻銘，人稱「文化怪傑」，曾任張之洞幕僚，專事涉洋外務，因為他懂得英、法、德、拉丁文及希臘文等九門外語。辛亥之後，他仍然留辮，身着馬褂，頭戴瓜皮小帽，出入於新文化運動的震央北大校園，蔚為奇觀。他反對革命，支持復辟。他認為女子纏足有理，男子納妾無罪。不單止用中文宣揚他那一套不合時宜的奇言怪論，辜鴻銘還用英、德等外文翻譯《論語》、《孟子》及《中庸》，並以著述對洋人大談中國文明之高妙，是當時西方世界裏頭最著名的中國傳統辯護人。

這麼一個奇人，研究他的學者自然不少。可惜大陸學者多只注重他回到中國之後的怪，卻很少談到他回國之前的不怪。

當然啦，那所謂的「不怪」在今天許多中國人看來，恐怕要比在二十一世紀的大街上穿漢服更不可思議。

辜鴻銘是個檳城出生的混血兒，父親是英國人當老闆的橡膠園主管，母親是金髮碧眼的高加索裔。他十一歲隨英籍義父往愛丁堡求學，接受正統西方古典教育，後來又到德、法進修，二十四歲才回到檳榔嶼。無論是看血統，還是講出身，他都是一個典型的「土生華人」（ Peranakan），也就是一般華人所說的「峇峇娘惹」（ Baba-Nyonya）。「土生華人」最早可追溯至明代，彼時華南男性海員遠航到馬六甲海峽一帶定居，娶當地馬來女子為妻，世代以降，遂成社群。這群人保留了中國姓名，保留了部份生活習俗與信仰，但在另一方面又非常地本土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他們一般不會說中文，卻講一套混合了閩南話的馬來話（即 Baba-Malay）。十九世紀，英人勢力入侵東南亞，建立海峽殖民地，特別重用這批精明能幹擅長變通的混雜族群。於是「土生華人」又成了全世界華人中最早西化的一個群體，就像辜鴻銘那樣，說外語着西服，閒時以哈地奧斯汀及網球取樂。


我說他們「怪」的理由是對於今日國人而言，既然「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那想當然「永永遠遠都是龍的傳人」了；可是他們的生活習尚，他們的語言文化卻又如此迥異於中土，乃至於他們根本不太可能會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我說他們不怪，那是因為在那個國界不甚分明，民族國家仍未出現的年代裏頭，這種混雜的背景跟身份可以是很正常的，他們不必為此尷尬苦惱。

問題來了，辜鴻銘身為「土生華人」，生在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二十四歲前完全浸淫在歐洲文化之中，他怎麼會忽然「發現」自己是中國人，後來表現得要比普通中國人更「中國」呢？一個從小讀莎士比亞，到老都還能背全《失樂園》的峇峇，為甚麼會轉眼就成了腐朽孔老二最忠貞的信徒？

根據眼下常見的資料，都說那是馬建忠的關係。馬建忠，江蘇丹徒人，曾留學法國政治學院， 1881年奉李鴻章命往印度調查鴉片貿易問題。他途經新加坡，遇上了正在新加坡殖民政府工作的辜鴻銘。二人一夕長談，徹底改變了辜氏對中國文化的看法；三天之後，辜鴻銘啟程中國，此後未再踏入南洋一步。

我一直都很着迷於辜馬二人的那一夜長談，在我看來，那一夜就相當於掃羅奔向大馬色的旅程，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宗教皈依。就和掃羅變成了保羅一樣，「土生華人」辜鴻銘也變成中國文明的信徒。保羅以羅馬公民的身份勇於向外邦人傳教，辜鴻銘也以混血兒的面目大膽對外弘揚他認同的那一套禮教。

那到底是個怎麼樣的夜晚？馬建忠究竟和辜鴻銘說了些甚麼？

最近拜訪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的黃賢強教授，他曾考出那場會面發生在現已不存的 Strand Hotel，但是他也不曉得那次對話詳情。這個神奇的故事主要來自於辜鴻銘後來的簡單憶述，而馬建忠更只在記述中留下短短數言；會不會是辜氏誇大了自己的記憶，好證明他那套新信仰的魅力呢？也許就和當時其他「土生華人」那樣，辜氏也感到了英國源源不絕的殖民人才輸出的壓力，覺得自己不再像前人般受到重用，何不另闢天地再謀發展？要不然我們又能怎麼解釋？那場深談甚至不是用中文說的，那時候的辜鴻銘頂多只會一點閩南話，他怎麼跟江蘇來的馬建忠溝通？

然後我們發現了一個幾乎被所有大陸學者忽略的細節：辜鴻銘離開南洋之後，先是到了香港。正是在香港，他用三、四年的時間學懂中文，研讀古籍，完成他轉化的最終階段，這才結識了張之洞的下屬，走進後來的歷史。在絕大部份關於辜鴻銘的論著裏頭，香港這四年往往一筆帶過，沒有人知道他在何處上學，也沒有人知道誰是他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