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這個世界有一種理想的生活狀態存在

　　剛剛過去的十年，是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

　　一百年前的此時，中國文化正處於歧路徬徨。此後是急劇的動盪，戰亂與情仇，由帝國而民國，由民國而共和國，以至於今。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伴隨著民智的浩大、互聯網的普及、知識階層的分裂與共存，中國文化進行著新一波轉型，既接續上世紀的遺產，又開啟新世紀的未來，未知的未來。

　　十年中，一群新的中國知識人，不是書齋中的學者，也不是街頭的義人——— 他們的職業更加多樣，他們的講壇更加寬廣，他們的生活更加豐富。他們身處改變的洪流，又引領著這一股改變，既繼承上世紀的無奈，又呈現新世紀的種種可能性。

　　CHANGEIS HERE .

　　本專題謹選擇十位中國知識人，以圖記錄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

　　一個星期天的下午，記者跟梁文道約在香港旺角一家咖啡館熱鬧的露台上見面。旺角一如既往的嘈雜、喧囂，梁文道黑衣黑褲，泥土色的布質背包斜背在身後。兩個多小時裡，竟然沒有一個人認出他來。

　　這位自稱「香港最後一代的文化人」今年39歲，2009年在內地連續推出《常 識》、《噪音太多》、《我執》、《讀者》四本書，風行一時，開啟了時評類圖書熱賣的先河；而從2003年起，他和鳳凰衛視正式簽約，在《鏘鏘三人行》這檔 最受內地知識分子歡迎的談話類電視節目中被廣為熟知。他被視為香港人「北上」最成功的一位知識分子。

　　最高峰時，他為11家報紙撰寫專欄，同時主持四檔電視節目，觀眾在24小時裡可以在電視上見到他八次，因為每個節目得重播一次。

　　這些都在過去的十年間發生。十年前，不肯做被政府和商人籠絡的「飯局作家」的梁文道，過著典型香港文化人的窮日子，書買不起，一日三餐在家吃方便麵。有一陣子他實在不知道寫什麼賺錢好，還寫了幾回連載小說，標題叫做《鹹濕黃飛鴻》。

　　這位香港大學哲學系的94屆畢業生，在初出道時一度對電視等俗文化進行兇狠地批判，那時他的文風被人總結為「敘述流利、抒情深沉、說理尖銳、開罵狠毒」，「不少文化耆老都被他燒得吹鬍子瞪眼睛」——— 香港作家鄧小樺曾這麼描述。

　　李照興在那時認識了梁文道，在一個介紹新書的電台節目裡，梁文道能談、能快速思考且拋出觀點。李照興說，他似乎就是一個為媒體而生的人。

　　梁文道住在遠離港島的沙田村，他說，習慣了沙田村莊裡的大樹，親切的鄰里，樓下的茶餐廳，還有滿屋子雜亂堆放的書。在這個村莊裡，他住了近十年，村裡有百來戶居民，村後是小山，山上有荔枝樹，山上的猴子不僅荔枝摘得歡，「還常跳到陽台，扒我的衣服」。

　　就在這間屋子裡，他像文字工廠一樣產出成品。完全不用熱身就能進入狀態，高密度作業，為中國內地、香港、馬來西亞等地的報紙撰寫專欄。一貫的豎排稿紙，寫完用傳真機發出。

　　但他並不是一個囿於書齋的讀書人，不僅坐而論道，還要「起而行」。

　　2001年的秋天，梁文道和一幫朋友在香港土瓜灣的一個被棄置的動物檢疫站，開辦「牛棚書院」，不提供學歷、文憑或者專業資格。2005年，牛棚書院因為經費原因，宣告停業。

　　2006年，梁文道與蔡子強及蔡東豪合辦上書局出版社，旨在推出普及的非文學類書籍以引介知識，並在第二年的2月份出版免費雜誌《讀書好》。

　　1998年底，在好朋友馬家輝的介紹下，他認識了竇文濤，「後來竇文濤還跟馬家輝埋怨，你怎麼給我找了個這樣的人，你看長得那個樣子，怎麼能上電視？後來覺得這個人樣子雖然長得怪，但怪得有特色，就這樣一直做下來了。」梁文道說。

　　聲名紛至沓來，他被網友稱之為布道者，財富和聲名，虛榮、謊言和貪慾隨之進逼。

　　2009年4月5日，梁文道在深圳中心書城做新書籤售。有一男青年要求他在書上寫：我們是勝利者。他問清楚，寫了。後來有人發現，這本簽了字的書，在淘寶網上掛出，起拍價65元。

　　梁文道說，他急切地需要尋找更有力的武器去和伴隨著聲名一起到來的東西抗衡，這似乎像是一個不得不去戰勝的新敵人。

　　「我想他做的一切，一定有一個簡單而單純的夢想，就是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邱立本這麼概括。

　　未來十年備忘錄之梁文道

　　南方都市報：你想成為怎樣的人？

　　梁文道：讓自己和別人都活得安穩自在的人。

　　南方都市報：你最願意放棄什麼？

　　梁文道：自己。

　　南方都市報：你最想擁有哪方面的才華？

　　梁文道：對自己有更深的洞察和關照。

　　南方都市報：你會選擇在哪個城市居住？

　　梁文道：無所謂。

　　南方都市報：你覺得10年以後的中國是什麼樣？

　　梁文道：更快樂，更理智，更開放。

　　南方都市報：你覺得誰會是10年以後最有影響力的文化人物？

　　梁文道：很難說。從現在來看，我仍然看好韓寒。如果論群體，我看好上海年輕的文化人和廣州的傳媒人。

　　南方都市報：你有什麼話對10年之後的自己說？

　　梁文道：你還在那裡嗎？

　　南方都市報：你希望什麼能不要改變？

　　梁文道：理想。

　　南方都市報：你期待這10年能夠給自己帶來什麼？

　　梁文道：更多的修煉，更多的慈悲，更多的智慧。

　　南方都市報：你又老了10歲，你怕死嗎？

　　梁文道：不怕。

　　時評人是喊醒大家趕緊逃命的人

　　南方都市報：我看到一個評論說，上世紀90年代的梁文道一定看不起今天的梁文道，因為當時的梁文道更生猛。

　　梁文道：不全是如此，我真的所謂很猛烈的時候應該是90年代初期、剛出道那幾 年，由於受到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非常激進，喜歡和人打筆仗，有一次寫劇評，把香港劇壇的老前輩都罵遍了。在當時，我覺得所有主流的東西都是壞的，文化工 業是庸俗墮落的資本主義，電視是可疑的，大眾媒體也不可信任，直到後來接觸到後現代主義理論。我發現雅與俗的界限涉及到權利的界限，俗文化是庶民的反抗， 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的看法、對傳媒的懷疑其實也是不成立的。儘管我後來繼續寫批評文章，但趨於溫和，也許言論本身很大膽，但我的文章並不兇殘。

　　南方都市報：在90年代，你的熱情似乎主要體現在文藝評論上，後來怎麼轉到時事評論這一塊了？

　　梁文道：我一直很關心香港的文化政策。文化政策不是孤立的，它和官僚機構、統治 形態都有關聯，這些文章越寫到後面，就越接近更根本、更緊急的體制問題。加上我念大學和研究院時主攻的是政治哲學，對文化的看法就不可能和政治沒有關係。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在香港寫文化評論的也不少，將來寫得比我好的也大有人在，我想就不需要我來寫了，反而我覺得來寫時事評論，自己能夠寫出一些跟他們不一樣 的東西，走出一條路子來，所以更願意把精力花在這個上面。我真正開始接觸時事評論，是在2003年，在香港商業電台主持一檔時評談話類節目，2004年前 後才在內地報紙發表評論。

　　南方都市報：從藝評切換到了時評寫作，對你會有些怎樣的改變和影響？

　　梁文道：對我來講都差不多，因為時事評論、文化評論、藝術評論在我來講都是一種 公共話語，都是介入公共事務的一種方式。我們通常會有一種幻覺或者誤解，以為藝術是比較「私人」的，不那麼「公共」，其實不是。如果是這樣，它何必展示出 來？電影何必要公映，書何必要出版？「出版」的英文是「publish」，它的詞根是「public」，出版這個行為是有一定公共性的。我寫文藝評論的時 候，就很清楚自己是在介入一個公共領域的事務，我想達到的目的是希望促成一些討論和反省。

　　南方都市報：相對而言，時事評論的寫作會不會更見實效，影響更為寬廣？

　　梁文道：也不一定，時評不一定會發生很大的效用，我寫了差不多十年，我說的問題現在也還存在。今天看30年前的時事評論，你覺得當年的那些文章有用嗎？好像也沒有什麼用，很多問題到現在也沒有解決。

　　南方都市報：作為一個時評人，你執筆著文、普及「常識」的目的是什麼？

　　梁文道：與其說我是在普及常識，倒不如說是在反省常識。這個社會不可能沒有常 識，一個社會沒有常識是沒有辦法運作的。比如拿你開車經過一個路口來說，你看到前面有行人過馬路，你就會停下來，如果你不停下來，就可能會撞到別人，這就 是一個常識，如果沒有這個常識，每天街上會死很多人。所以我想我們現在更大的問題是要認清楚我們的常識是什麼樣的常識，我們的常識裡面是不是有矛盾的地 方，是不是出現了內部斷裂。

　　在中國也有很多常識、規範，問題是這些常識不一定是管用的常識。比如食品裡能下 毒嗎？當然不能了，這是常識，但是這個常識不管用；你說記者能夠隨便被侮辱嗎？官員能搶你的錄音筆嗎？能隨便挨揍嗎？也不能，這些都是常識，但是統統都不 管用。真正管用的常識是我們現在稱之為「潛規則」的東西，這個管用的常識，我們說不出口，不能公開鼓吹。我們的小學教育、中學教育教給我們的都是不管用的 常識，那些不教給你的常識，反而是最管用的常識。我們太習慣於說一套做一套，說的一套常識不是用來做的，做的一套常識是不能說的。這是今日中國最大的問 題。

　　南方都市報：面臨這樣的情況，你認為時評人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

　　梁文道：我打個比方，當你看到一個樓快要塌了的時候，裡面的人都還不知道，或者拒絕知道，你覺得你該不該喊大家逃命？哪怕你明知道那些人不會聽你的，但是你也有責任提醒大家逃走。這是你的責任，也是時評人的責任。

電視在威脅和冒犯我

　　南方都市報：在你開始寫時評這八年，是內地報紙時評版的復興期，報紙提供言論平台、展示觀點成為一時之間的潮流，你怎麼看這些年來時評的崛起？

　　梁文道：現在與其說時事評論的崛起，倒不如說今天的中國面臨的情況是時事評論終 於回來了。我們看1949年前的報紙，時評是重要的構成部分，梁啟超、儲安平、王芸生都是非常有影響的時評家。時事評論過去我們一直有，是1949年之後 才沒有的，社論取代了時事評論。社論是一個聲音往下傳達，時事評論是從下往上的眾生喧嘩，是個人的表達，兩者有截然的不同。

　　可能是我們有五十多年都沒有見過這個東西了，它現在回來，我們都覺得好陌生，不 懂得怎麼去判斷它，甚至拿它和文學比。我舉個例子，很多人在談論時評人時，會認為時評沒有思想性，比起學術論文或學術著作，它可能沒有那麼深刻；比起文學 作品，時評又顯得淺薄短小，時評寫得快，出得快，過時得也快。時評潮流甚至被當成我們這個時代思想力度淺薄化、文學輕薄短小化的趨勢。這種說法恰恰表明了 不少人對時評是多麼的陌生。我們看別的國家，也有很多非常有名的時事評論家，但從來沒有人會說這些時事評論家的思想深度不及某個大師。他們幹的是不同行當 的事，拿他們進行比較，就無異於要求一個計程車司機開車要像F1車手。

　　南方都市報：讀你的文章會有一個明顯的感覺，就是你的行文就像一次談話，而把你的談話整理出來，和你的文章風格又是非常一致的。

　　梁文道：我除了早年寫評論的時候書面腔比較嚴重外，後來寫任何文章都講究用一種 傳統白話文的語言，就是你怎麼想就怎麼寫。我心目中優秀的白話文就應該是這樣的，它應該是很直接、淺易、流暢、不造作、不帶過多腔調的。為什麼大家覺得我 做節目說話跟寫作很像，其實你也可以反過來想，是我的說話很像我的文章，我反而覺得我做節目是受我文章的影響。

　　我是1989年開始寫作的，我寫作的時間比做電視的時間長一倍，在做節目之前，我已經寫了十年，我的寫作已經把我的思維和說話的方式都訓練成了寫作的感覺，所以我做節目可以不用稿子，鏡頭一開，說完8分鐘剛好，整個腹稿也在，語言也在。

　　南方都市報：很多人都是通過鳳凰衛視的電視節目認識你的，你認為上電視後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梁文道：收入有保證，名氣大了，影響力大了，跟著就是會破壞你對自己的認知，對 自己的掌握會造成威脅。這個威脅是一步一步來的。因為你出名，你就必然帶來某些隱私的暴露，人家會關注你個人，收集你的言行，你去什麼地方，說什麼話，都 收集整理出來，這其實是一種對一個人的過度關注。我到現在也都不太習慣。你會覺得被冒犯，我必須一直要跟這些問題去掙扎的。第二就是它會威脅到你對自我的 認識，自我認知會不會因此被扭曲，你會不會端起來，你會不會以為自己很怎麼樣了。

　　南方都市報：也就是說會形成一種幻覺？

　　梁文道：是的，我常常會說，媒體是個哈哈鏡，你透過媒體或者人家對你的看法認識 你自己，這個自己有時候過於美好，有時候過於醜惡，假如你常常看人家怎樣罵你，你會很憤怒，常看別人怎麼誇讚你，你會很虛榮，所以你必須搞清楚，這些其實 都跟你未必是有關的，或者不直接有關，或者他根本不是你自己。名人的虛榮感，會讓他不再真實地做一個普通人，保持隔離狀態顯得非常有必要，你很難想像成龍 能夠來這個地方不受干擾地喝咖啡。

　　對演員來講，他的生活和一些人隔開，他可能失去了日常生活裡面的接觸，他可能將來塑造角色會遇到困難，但是，對於做時事評論的人來講，你很容易失去對正常的老百姓的真情實感。還好的是我還沒有那麼有名，在鳳凰衛視做主持或在報紙開專欄，並不會讓你有名到那種程度。

　　南方都市報：聽說你上電視也有生計方面的考慮，當時窮成什麼樣子？

　　梁文道：就是香港典型的文化的那種窮，生活比較拮据，一天三餐都是在家裡吃方便麵，買書買不起，當然也買，但是不能買太多，當我有機會做電視節目，何樂而不為呢？

　　在香港寫評論維持生計是很難的，稿費再高，你也很難維持高消費的生活。我寫的評 論跟別人的也不一樣，不像那些吃吃喝喝的家常小專欄，稿費高，又能經常寫，還有意外的收入。香港的專欄圈子很複雜，特別是以前的讀者愛讀專欄，很受專欄作 者的影響，把他們當成意見領袖。一些商人、政府部門喜歡請專欄作家吃飯，通過他們散佈一些資訊，這種飯局有時候是有錢收的，即使不直接賄賂，他認識你了， 也會有一些工作機會提供給你，我管這種人叫飯局作家。

　　像我們寫評論，又不屑於參加這些活動的人，就很難靠寫作來謀生了。後來，我在內 地能夠寫這麼多東西，能量的基礎是來自過去在香港20多年的鍛鍊。在這中間，太多人選擇了中途放棄，真能做到10年以上的，都是很有理想、很有熱情的。當 給你機會了，像內地給我們這群人一個舞台，我們的能量就能噴發出來。

　　南方都市報：到了電視台，你的僱主是一家面向內地為主的電視台，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你在點評時事時，如何把握言論的尺度？

　　梁文道：這個倒不難，在這方面，我不用去管，我會交給編輯處理，合作時間長了， 我會知道哪些能談，哪些不能談。所謂的言論的禁區和底線，我們都知道沒有立法規定，有些東西可能去年敏感，今年不敏感了，或者去年不敏感，今年變得敏感起 來了，這個要看氣氛。我常在大陸跑，我認為投身其中是能作出判斷的，真正難的地方是你能不能投身其中，特別對於一個香港作家來講做到這點尤為重要。

　　在香港、台灣一直都有很多所謂的「大陸觀察家」，我覺得我在香港同行裡面不一樣 的地方在於我是第一個投身進去的人。他們是在海外暢所欲言地談大陸，關心中國是知識興趣上的關心，他們不會把自己當成是一個國民。但我不一樣，我不是以台 灣人、香港人的視角來關心大陸，我真的是覺得自己是一個中國的國民。我要的是這樣的感覺，雖然你住在香港，但你同時又覺得自己仍然是心在大陸。對於一個時 事評論人，要有這個感覺才是最難的。

　　南方都市報：正是因為你投身進去了，就內地的社會焦點話題積極發言，你怎樣防範寫作中自我審查的慣性？

　　梁文道：自我審查分兩個層面，一個是顯性的層面，就是你是否意識到哪些東西不能寫，不要碰，像我剛才講的，我對這些不大關心，我交給編輯，由他來處理。當然，我也會有一定的把握。

　　正像你說的，隱性的審查非常重要，這在所有的評論人身上都會有，包括美國、北歐 等言論自由的國家也不例外。隱性審查是在內心看不到的角落，你自己都不知道，會是某些思維方式的盲點，你需要做的就是不斷反省自己，把這些東西挖出來，認 清楚，當你知道它的存在時，不僅僅是去突破它、繞開它那麼簡單，而是想想它是怎麼來的，它是怎樣發揮作用並影響我的。

　　在這個問題上，我有一個優勢，就是我在香港、大陸、台灣、美國都待過、跑過，所 以我常常用一種外地人的角度去看這個地方。我舉一個例子，魚是不知道什麼叫水的，你只有把魚從水裡拿出來，魚會才知道原來水那麼重要。每個地方的人大概都 不會太清楚深藏的意識形態是怎樣在影響你，制約你，但是，外地人就很容易看得出來。所以我常常強調寫評論的人要能投入成為本地人，但又要能抽身出來成為外 地人。

　　我追求好奇心、同情心和理性

　　南方都市報：「九七」回歸後，這十年間不少香港知識分子選擇了「北上」，你甚至也被視為「北上」最成功的一位，你的書在內地賣得非常好。

　　梁文道：首先要弄清楚什麼叫「北上」，馮驥才的書到了香港，張鳴教授的文章在廣州的報紙上發表，我們不會說他們是南下。在這個問題上，香港很多人認為要成為中國文化界的一員，必須搬過去住，的確很多人是這麼做的，比如陳冠中，還有我的好朋友李照興。

　　之所以有這樣的心態，是因為我們仍然認為香港和大陸是區隔開來的。我理解的「北 上」不是肉體的北上，而是活動空間的拓展。我現在家在香港，在北京任何一處都沒有房產，也沒有租住的空間，我為什麼就不能夠既住在香港又能成為中國的一 員？像張鳴那樣不離開北京也能在廣州發表文章，他為什麼要「南下」呢？

　　南方都市報：所以你認為自己是最後一代的香港文化人？

　　梁文道：我想說的是，未來香港的文化人的概念會消失，就像蘇童可能一直住在南 京，馮驥才一直住在天津，可是我們會不會說馮驥才就是個天津作家，他不是中國作家呢？不會。過去在香港的情況是大家說西西是香港作家，但是在數今天中國文 壇有哪些作家時，你不會注意到她，這是一種很怪的現象。我之所以說自己是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是因為這一切在發生變化，今天有人會說我梁文道只是香港的評 論人嗎？不會，大家會承認我已經是在中國評論人隊伍中的一員。

　　南方都市報：儘管如此，你在香港創辦牛棚書院和上書局，編《讀書好》雜誌，感覺你對這個城市還是有很強的文化使命感的，並且是一個行動派。

　　梁文道：牛棚書院已經停止運作了，因為沒錢；上書局有一個很專業的股東做管理，《讀書好》也就編過一年，現在每個月我會給他們寫一篇答讀者問，偶爾還會做一些專訪。

　　無論我做節目，還是寫時事評論，或者是做出版，這些工作對我都是一樣的，我都是希望大家能夠變得更有好奇心，更有同情心，更為理性。可能我的目標很玄乎，也很卑微。就這些，沒有別的了。

　　南方都市報：你後來是怎麼信佛了？

　　梁文道：兩年前，我發現自己太忙碌，生活太緊張，壓力很大，情緒有時會不太好， 有時候我常常會想自己是不是一個很虛偽的人，是不是常常說謊，是不是貪慾很重，外在名聲是不是影響了我。在這個時候，我特別需要好好地把握住自己，給自己 一種力量去對抗這些問題，這個時候就需要修行。在我看來，佛教提供了一套最系統的修行方法，我一去學就入迷了，於是乾脆皈依了。

　　南方都市報：學佛以後對你有哪些改變？

　　梁文道：我不敢說我變得更寬容、更快樂、更自在，但最起碼在學佛後，叫我知道了人生可以怎麼過，人可以怎麼活，原來這個世界上是有一種理想的生活狀態存在的，知道這一點，讓我內心有了一個依託。

　　南方都市報：如果哪天你不在電視和報紙專欄上出現了，你預計你會在哪裡？

　　梁文道：就算不出家，我也會到寺院常住，我喜歡那種生活。也許會有那麼一天，我 不再被需要了，過時了，我關心的問題已經解決，我也不需要在香港寫文化評論，因為有更多年輕人，我覺得他們會寫得更好；在內地，我發現更多評論人能夠寫出 非常優秀、出色的文章，寫的東西我完全想不到，更契合時代、更有影響力，我想我不再需要繼續去幹了，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可以很舒服了。

梁文道：原始積累的歲月（論抄襲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電腦普及，互聯網發達，所以學生抄襲也就變得不容易了。我收過一份功課，裏頭有一大半分明就是出自第二人之手，而且還莫名其妙地夾雜著「正如我們在上一章所說」之類的怪話；不到五千字的作業，哪裏來的上一章？於是我直接給他一個不及格。按照大陸的說法，這種抄襲也未免抄得太沒有「技術含量」了。假如不是上網找東西很方便，假如不是電腦的文字剪貼功能很順暢，他還會犯下這種低級錯誤嗎？換做從前，你自己動手一字一句地抄，恐怕再笨也抄不出「我們在上一章」吧。如果用英文交作業，那就更難辦了，老師只要把它送上專門檢測抄襲的網站，是龍是鼠一試便知。對老師來說，比較麻煩的是抄襲外文著作的中文功課，目前還沒有一套足以對付跨語種抄襲的軟件，我們只能憑自己的閱歷與目測的能力，很考功夫。

我上大學的時候，常常購讀大陸翻譯的學術論著，讀得一頭霧水。正打算告別中文，全面轉當洋奴，一位明智的學長就告誡我：「千萬不要看大陸學者翻譯的東西，要看他們自己寫的二手書」。這幫人連翻譯都不行，難道還能寫得出優秀的外國最新思潮評介嗎？原來那些論著也有不少是抄回來的，同樣來自國外，抄襲卻比翻譯好，因為翻譯是硬橋硬馬的真功夫，抄襲則靠咀嚼消化的軟實力。許多學者的外語不到家，時時弄出把 free rider譯做「自由騎士」的笑話；可是他們的領悟力奇高，又肯埋首苦讀，一本洋書翻得爛透之後，再下筆就全成了自己的心裏話了。所以你看他們譯回來的東西往往文句不通，令人費解；但看他們自家「寫」的書，卻能把繁複的思想化作繞指柔，百般難題均可娓娓道來引人入勝。

於是我們同學之間就流行一句順口溜：「大陸的外國貨，抄得比譯得好」。並且開始一種學術上的小遊戲，專門查找那些所謂「原創論著」的真正源頭，互相比賽誰的發現多。這一玩下來不得了，多少今日的成名學者早年都曾當過文抄公呀。英雄莫問出處，好些靠引進西方思潮起家的大人物，早年都有這麼一段不甚光彩的「原始積累」；可我現在看到他們還是恭恭敬敬，嘴上不說，心中有改。這倒不是虛偽，而是出自同情的理解。

我們當然可以很惡意地批評這批人挾洋自重，拿外頭的名字回來嚇唬中國人，然後佔上學壇高峯。但是換個角度想，那年頭有誰管學術規範呢？就別計較論文格式工不工整了，一本磚頭般的大書竟連參考書目都沒有，絕大部份的翻譯更是省下了註釋，讓讀者看一堆沒頭沒尾的「潔本」。可是大家還是甘之如飴，照讀無誤。我甚至覺得當時的學界對於「抄襲」根本有一套和現在截然不同的文化認知，不只不以為恥，反而視之為稀鬆平常的瑣事。為甚麼？就像李澤厚編的一套美學譯叢的前言裏所說的，快速引入新知要比甚麼都重要，其餘的事將來再說。

梁文道：另一種「識食」？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葉一南兄的橫空出世，頗能解我心中一塊謎團。想當年蔡東豪化名孔少林在《信報》重開專欄，內容與昔時筆名原復生的那個傢伙十分不同。其中最叫人驚異的，是這個孔少林非常識食，在評點上市公司年報之餘總不忘提醒讀者去哪裏買齊天下一品火鍋料。可是我所認識的蔡東豪卻完全不是那種會為了美食就上窮碧落下黃泉的人；他不止常常自言對吃不講究，而且還用行為證明他的不講究。一周六日，他大概有三天中午會躲在辦公室裏啃飯盒，那些飯盒的內容大概還是重複的。我和他要是兩個人自己出去用膳，他一定選擇附近那家美式餐廳；每次到了那裏，他就一定點熱狗；百發百中，從不例外。這種飲食習慣，怎麼說呢；有點像農民。就憑他也能教人何處覓食？莫非平日演技太好，深藏不露？直到葉一南亮相江湖，我才曉得懂吃懂喝的孔少林原來另有其人。

上周剛剛說過早餐的單調，就在報上見到葉輝先生談農民飲食生活的重複，他還引述了英國大作家伯格（ John Berger）的一篇舊作，指出農民與中產階級的分別之一是前者從不在食物上求新逐異。真不愧是當世最具慧眼的評論家，伯格這話說得太準了。

趕緊找出這篇《吃與被吃者》，裏面有這麼一段：「對於農民，所有食物都是勞動的成果。那不一定是他們自己的勞動，但就算不是，他們也會把它轉換成自己的勞動。因為食物來自體力勞動，所以吃東西的人的身體早已瞭解這將要被他吃下去的食物（農民強烈排斥嘗試任何外來的食物，因為他們不知道那些東西是怎麼做出來的）。他從不期望食物令他驚奇，雖然他偶爾會驚訝於食物的質量。他對食物就像他對自己身體一樣熟悉。」

「對於農民，他的日常食物和進食方式貫穿了整個生活。他的生活節奏是循環的。飲食的重複與四季的重複一樣，而且緊緊相連。他的食物是本地的，季節性的。因此食物、烹調方法以及進食方式的變化，只不過標誌了他人生的重複，厭倦食物就是厭倦人生。

儘管伯格談的是歐洲農民，但這番話完全也可以應用在我所見過的中國農民身上。他們要不是吃自己親手栽種親手蓄養的穀物動物，就是吃和別人交易得回的東西，重點在於他們曉得那些食物是怎麼來的。當年我遊歷華北農村，幾乎沒見過任何一個家庭會買現成的水餃饅頭，從和麵、搓皮、裹餡，每一個步驟都得自家動手。而且這些東西他們日復一日地吃。很少有家庭主婦會看食譜學新菜，她們更不會挖盡心思今天來點上海菜明天試試意大利粉；她們所知的一切全都來自家人與親戚，每家的菜都是家傳菜。食物隨季節而變，不時不食，傳統農民連想都沒想過要買過季的冷藏蔬果與不知名的舶來貨。這並不表示他們不想偶爾來頓盛宴，吃點不平常的美食；不，他們也喜歡年菜的豐富與喜宴的多姿。可那些大菜全是可預期的，今年吃過明年還吃，一頓喜酒與另一頓喜酒並不會有太大的不同。最重要的地方是他們不厭，我沒聽過有誰抱怨自己天天吃麵，反而見到他們神色安穩地用餐，然後老老實實地感受吃飽的滿足。

而吃飽，今天我們哪一個都市中產階級會以吃飽為幸福？我們總是追求更多更新的選擇，因為我們會厭。香港之所以是美食之都，是因為這裏有太多太多的選擇，各國菜式各種食肆，多到你一輩子都吃不完。假如香港只有粵菜，假如這裏只有專賣本地貨的菜市，我們馬上就要覺得這座城市好荒涼，自己的生活好淒慘了。

「識食」，通常指的是飲食上見多識廣，吃遍全球，還能明辨各式美食之高下粗細。但是若照字面理解，把「識食」還原成「認識食物」，那些從播種到上桌一手一腳完全掌握整碟菜的往世今生的農民難道不算「識食」嗎？我們的食家食神害怕食物重複，這叫做「識食」；農人從不倦怠地單調飲食，又何嘗不是一種「識食」？

梁文道與張鐵志對談華人文化圈

梁：過去一年，我們在兩岸三地碰面多次。這說明現在的文化圈和知識圈出現了「華人社群」（community）。以前，到中國的以台商、港商較多，文化界、知識界往來較少，雖然有個別前往的人，但不像現在這麼密集。拿我和鐵志來說，這半年分別在中、港、台六個地方見面，這是過去難以想像的，你覺得這是一個趨勢嗎？

張：這兩年來，我的確對中、港兩地更為關注，不論是文化或是社運。大陸和香港距離台灣這麼近、互動這麼多，但我們卻了解太少，或者太片面。尤其是對中國，主流媒體的報導都是停留在那些商業的、好玩的面向，太過膚淺。所以我深信我們需要更多不同的角度。此外，我一向關注人權，而中國的人權問題在台灣更是冷門的議題。

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大陸對台灣的興趣日增，不管是文化、音樂或是民主化的歷史，但是他們對台灣民主化有不少誤解，所以我希望和大陸知識社群交流台灣民主化的經驗。今年我會在南方都市報和南方周末寫關於台灣政治和文化的一些反思。此外，我作為獨立音樂愛好者，也希望在大陸介紹台灣好的音樂，尤其是主流音樂之外的獨立音樂。

更進一步來看，中、港、台的進步社群或異議者有必要逐漸連結，來抵抗三地的政治和資本日益鞏固的官商聯盟，以推動三地民主的進展和文化生產的豐富化。這不論是從國際主義的彼此聲援團結（solidarity）或甚至是自我觀照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所謂的自我觀照是說台灣可以從中國和香港經驗中學習，因為中共與資本家的聯盟對中國底層民眾的剝削，或者中共與香港資本家的聯盟對香港民主的威脅，都是我們比較陌生的，但台灣在當前的兩岸互動中正看到這個兩岸政商權力集團的影響力日益龐大。反過來，台灣走過的歷史道路，不論好壞，也可以給他們很多啟示。

梁：我開始到中國寫作、工作時，並沒有引起爭議。香港從八○年代工業轉型後，就有大批商人到大陸發展，所以，香港人對有人去內地一事很習慣，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

九七後的今天，中、港的關係更為密切，很多人的生活半徑可以達到東莞，意思是白天到東莞上班，晚上還是回香港吃飯、睡覺。有些人則是反過來，有些住在羅湖和深圳的港人，不願孩子接受大陸教育，就把孩子送回香港讀書。

由此，可以知道兩地關係的密切。唯一的問題在於，在文化界和知識界，甚至在整個文化意識上還無法做到；因為一地的知識群體和文化群體，與當地的文化認同有特別密切的關係。

九七時，我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當時我早已和大陸的文藝界來往，認識了劇場界的林克歡、林兆華、孟京輝等人；後來，進入鳳凰衛視做電視，對大陸更是關注，雖想做點事，卻一直到二○○○年才逐漸在內地寫作。

這段過程裡，我也不免被香港朋友質疑，我寫過〈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提到文化身分認同。九七年以後，我一直強調自己是香港最後一代文化人，這不是指香港之後就沒有文化人，而是指往後香港的文化人不再只是香港的文化人，而是中國的。

我常想，假如蘇童一直住在南京，從沒去過別的地方，我們不會說他只是「南京作家」；馮驥才那麼愛天津，幾乎不願意離開，大家也不會只以「天津作家」稱呼他。那麼，為什麼一個香港作家不能在香港但同時也是中國作家？

香港回歸後，在文化意識上，大家都還沒充分意識到它的潛在性（potentiality），比如西西，長年以來，我們都說她是香港作家；換個角度想，她同時也是中國作家，只不過這一點不但她自己沒有意識到，大陸人也沒有意識到。我希望推動「揮軍北上」，把香港的觀念帶入中國，這絕不是侵略。

對我來說，華人身分認同比國家身分認同更重要，因為前者更複雜、更開放、更刺激。所以，我很樂意引介台灣或馬來西亞的作家，幫忙營造一個前面曾提到的「華人文化圈」出來。

張：你提到「揮軍北上」，或是希望香港作家也能意識到自己已是中國作家，你不覺得維持香港的身分（identity）也很重要，包括文化產業？你覺得需不需要制訂一套文化保護的政策？因為台灣現在也面臨同樣的焦慮。

梁：人的身分認同有那麼多重，我不認為香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華人身分會有什麼衝突。所以，「身分認同」在我看來是處境性多於本質性。

張：我問的不是個人身分認同，而是香港做為一個集體，在與中國整合的過程中，會不會焦慮自己的文化逐漸消失？就以最近香港的反高鐵運動說來說，有人把它提高到看成是香港和中國的關係究竟要不要更緊密整合？贊成方認為高鐵興建是為了避免香港被邊緣化，但也有人擔心，更多的整合會讓香港不再是原來的香港。

梁：的確，特別是年輕人，他們憂心現在大講融合，會導致香港自己的文化特色消失。但我認為，問題不在融合是否會使香港特色消失，而是「融合」指的是哪一種融合？從這個問題點衍生的思考，港、台可以互相借鏡。
一個大陸的融合，只是某種單純經濟的融合而已，我們忽略了融合還有其他面向和種類，比如庶民之間的融合，為了中國人民反高鐵，這也是融合。

張：在你眾多著作中，為什麼會選擇《我執》先在台灣出版？

梁：一開始遠流是先跟我談《常識》，這很正常，也很容易聯想。可是，我考慮到《常識》是一本寫給大陸人看的時事評論集，設定的閱讀對象是大陸讀者，我不清楚台灣讀者會怎樣看。

我一直在琢磨這件事，看到出過的書裡，比較完整的是《我執》。它雖是文集，又不只是文集。因為開始寫的時候，就定了一個架構和目標，有些甚至是一個長篇，再分天完成的。

這本書所呈現的「梁文道」書寫語言，的確明顯與香港、大陸人較熟悉的形象截然不同。

張：不過，我認為《常識》寫到很多中國政治與社會這幾年發生的事件，雖然台灣對這些背景陌生，但是你的觀點可以提供一個理解的管道。近兩年，台灣書市對中國題材的書也愈來愈多元了。所以，我覺得一個在中國很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所寫的分析中國的書，應該有一定市場性和必要性的。

我常開玩笑說，梁文道在各個華人地區都是超高知名度，除了在台灣。所以這本書之後，你希望自己能在台灣的公共領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梁：無論在台灣或大陸，知識份子應該有投入的熱忱，不要把自己當外人，才能努力逼自己去想一些事情。

來台灣後，我想做的事和你很像，我覺得我們需要有個華人知識上的團結或認識。我這幾年做節目或演講，向大陸讀者引介台灣、香港的局勢或文學。既然我在大陸對台灣做那麼多的介紹，我就需要更加「進入」台灣，參與其中的討論，對我來說，這個華人世界才是完整的。

我希望自己不是擁有多少的影響力，而是要進入，能做到多少不知道，但我不能把自己只當成是個來台灣賣書、作秀的人。既然來到一個地方，就要進入（engage），增進彼此的了解，互相介入。

張：也就是說，從今年開始，你在台灣會有更多的書寫或是活動？你會不會希望像在大陸一樣，一年連出好幾本？

梁：這也要靠緣分。《常識》應該會在今年出版；另外《味覺現象學》還在陸續改寫，我打算擴大去寫一些以前沒有談過的，像是談味覺的哲學問題、美學、味道的祕密……

梁文道：讀書讀出一個希特勒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開卷有益？我越大就越懷疑。因為我見過不少人讀書讀成了儍子，不只不通世事，而且滿腦漿糊，說話夾纏行文混亂。每回聽這種人說話，我心裏都想勸他趕快回火星。更壞的還不是讀書讀壞了腦子，而是讀出一個混世魔王。

有些獨裁者自己手不釋卷，老從書裏取靈感，幹下了殺人無算的大業，偏偏又不讓老百姓自由自在地讀書，還要焚書坑儒，毀千古文明於一世。你說讀書對這種人來講是好是壞？先別緊張敏感，我指的不是中國人，而是希特勒。

難得美國的民間學者賴貝克（ Timothy Ryback）想到了一個好點子，試圖從希特勒遺留下來的藏書挖掘他的思路軌跡。他先到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圖書館，發現一大堆戰後運來但至今仍未整理完畢的希氏文檔，再去布朗大學翻閱陪伴希特勒走完最後一段路的八十本書，在書眉筆記的字跡裏推斷希特勒當時的心情，於書頁的切口處推敲他對環境變化的反應，遂成《希特勒的私人藏書》（ Hitler's Private Library）一卷，大開我讀者眼界。

首先，我們發現這家伙還真他媽的愛書。一次世界大戰，希特勒在前線做通訊兵，每天要不是奔命在密如暴雨的槍火之間，就是躲在泥濘一片的壕溝裏喘息。可一逮到空閒，他便立刻跑到戰場邊上的小鎮裏找書，找一些恰好能夠塞進軍大衣口袋的書。其中一本是德國藝評名家馬克斯．奧斯邦（ Max Osborn）寫的柏林建築指南，賴貝克認為此書對希特勒影響至深，因為奧斯邦筆下的柏林是德意志條頓武士風格的極致表現，完全不像其它德國城市那樣受到了地中海品味的污染。自此之後，希特勒就愛上了柏林，愛上了那種最純粹最均衡同時也最剛健的形式。奧斯邦恨鐵不成鋼，以為柏林醜陋的房子還是太多；於是希特勒替他完成心願，大興土木改造柏林，誓要把它建成「世界的首都」。可惜奧斯邦是猶太人，在希特勒有能力重整柏林市容的時候，他人早就跑了，書也給燒了，只餘此冊完好無缺地藏在希氏書房，書裏甚至還夾了一根希特勒那有名的八字鬍。

希特勒絕對不願承認一個猶太作者的教益，這點大家明白。可是我們也別以為他只愛德國作品，恰恰相反，他覺得莎士比亞要比歌德還偉大，起碼莎翁在《威尼斯商人》裏維妙維肖地寫出了猶太人的刻薄計較。除此之外，美國人也很不賴，例如格蘭特（ Madison Grant）的《 The Racial Basis of European History》，這是本他奉之為聖經的書。以前希特勒反猶是有局限的，只懂得盯着德國只懂得搞政治，此書則打開了他的國際觀大歷史，讓他學會了從人類文明存亡的高度思考猶太人的問題。他在裏頭學到了雅利安人的光輝往績，和猶太人等二流種族帶來的病毒污染，並且瞭解到「唯獨有益於社群和種族的生命才是有價值的，自然的法則需要我們淘汰不適者」的真理。終於，他不再只是為德國奮鬥，他還要為全人類奮鬥。

從前大家提起尼采，心裏頭總是有點陰影，因為傳說希特勒很鍾情尼采的超人哲學。賴貝克告訴讀者，原來尼采不太對希特勒的口味，他真正下過功夫研讀的哲學家是叔本華與費希特。尤其費希特，他是「德國例外論」的先鋒，主張德國人從語言到思維都有自己的一套德國模式，和其它歐洲國家大不相同。此外，費希特還是一個堅定的反閃分子，深信猶太人永遠都是「國中之國」，有礙於日耳曼的統一。難怪希特勒很認真地在費希特的著作上留下了過百頁的眉批。

賴貝克不是專業哲學家，他對費希特的解讀或許失之於膚淺，偏誤難免。不過他在這本書裏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那就是魔頭讀過的書並不一定要對魔頭的作為負責。有些人批判尼采，着眼於他的思想與納粹的淵源，背後的假設是書對人的影響是直接而單向的；一本書怎麼說，讀者就怎麼看。同樣的邏輯使我們習於把書分成健康和有害兩大類，老是教年青人遠離色情小說親近勵志傳記。賴貝克當然關心書本對希特勒的作用，但他更注意希特勒讀書的方法。他在希氏萬餘冊藏書的劃線和筆記裏找到一顆頑固的大腦，那個腦袋的目光是有偏見有盲點的，永遠只能看到自己認同的段落；對於那些可能會衝擊到根本框架與價值取向的東西，它視而不見。雖然希特勒的確讀了不少書（平均每夜一本），也的確從書裏學到了不少知識（比方說毒氣室的原理），可是他並沒有因此改變。如果真有改變，那也是沿着同一個方向的演化，從種子長成了大樹，從一艘艨艟變成了一群潛艦。

盟軍攻入柏林的前夕，第三帝國的末日，希特勒帶了八十本書進入地堡。裏頭有一本是湯馬斯．卡萊爾為弗德烈大帝立的傳。想當年，普魯士的弗德烈大帝陷入苦戰，四面楚歌，情況不比後來的希特勒要好；但他始終不放棄自己的信念，依然野心勃勃。皇天不負有心人，就在最危急的時刻，沙皇伊利沙白駕崩，俄羅斯大軍班師回朝，解了弗德烈的圍城之困。歷史還會重演第二次嗎？這一次會是喜劇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羅斯福病逝的新聞傳進地堡，希特勒欣喜若狂，大叫道：「看！看！這就是我一直預期的奇蹟！你看是誰對了！」然後他派人探詢美軍撤兵的消息，等待，一天又一天。

梁文道：早餐頌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有時候吃東西真的不用在乎味道，例如我的早餐。

只要身在香港，又不須特別早起，我一定會去我家附近的一家茶餐廳吃早飯。是因為她的選擇特別多嗎？不，她每天只提供六款套餐，而且內容十年不變，就像麥兜點的那些一樣， A餐是火腿煎蛋加多士，沙嗲牛肉公仔麵； B餐是火腿奄列加多士，雪菜肉絲米粉； C餐是腸仔火腿雙蛋加多士， D餐是腸仔煎蛋公仔麵， E餐是火腿煎蛋公仔麵……公仔麵換「一丁」加三蚊，熱飲換凍飲加兩蚊，火腿換煙肉唔使加錢；如此類推，任君組合。更妙的是同樣的東西在中午變成「特餐」，下午就是「茶餐」了，還真給麥兜說中，公式化得不得了。

可是有誰會計較早餐內容的選擇範圍呢？雖然有人說一日之計在於晨，早上那餐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頓飯；但我們大部分人起床的第一餐郤往往是最欠創意最沒變化的一餐。幾乎每個人的早飯都是日復一日地吃着相同的東西，毫無怨言，從不厭倦，這難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別看大酒店的自助早餐五花八門琳瑯滿目，仔細觀察，你將發現許多長年在外的熟練旅客慢慢地就會由博返約，眼多心不亂，永遠按照既定程序替自己組合出一套固定的早餐餐單。既然如此，我又何必計較。每天都吃雪菜肉絲米呢？

那麼一定是我光顧的那茶餐廳東西做得特別好囉？也不盡然，我甚至要說她乏善可陳，該鹹的，總是太鹹，要淡的往往也鹹。尤其煎煙肉，它哪是煎的，根本就是水煮，一片濕淋淋的模樣躺在盤子上，就像剛剛經歷過海難似的。不過話說回來，你有多久沒在一般茶餐廳吃過真正的煎煙肉呢？如今大部分人對付它的方法不是油炸就是水燙，完全沒工夫耗火耗神地慢慢煎；久而久之，現在連火腿腸仔也一併是煮出來的了，反正泡到麵裏頭，多數人都不覺得奇怪。而且吃早餐的人都很趕，煎是最不適合他們的烹調方法。

再說衛生，我一直搞不懂為甚麼茶餐廳總要把餐具倒過來放在一個筷子筒裏，就算不學連鎖快餐店用餐巾紙將它們一份份獨立包好，也用不着讓那些匙子叉子面朝上柄朝下地豎在筒裏呀。每個人用手去拿都會碰到其他刀叉，每個人用的刀叉都會被每個人的手摸過；說它有多髒，它就有多髒。可店家要是反其道而行，把筷尖叉頂倒過來塞進餐具筒裏，食客就更不放心了，眼不見為淨，誰曉得那個筒底藏着些甚麼。

然而，我還是上班一樣地天天去那裏報到，風雨不改。坐在露天的座位，先是三扒兩撥地填飽肚子，再用奶茶配上香煙慢慢消化掉幾份報紙。偶爾和街坊聊聊特首是不是也應該辭職補選全港公投，今天早上菜市場的豬肉甚麼價，也偶爾逗逗他們帶來的小孩和小狗（我把他們看作同類）。為甚麼我要每天來吃單調乏味而且還很有可能既不健康也不衛生的早餐呢？這裏頭好像有某種很深刻的理由，但我想不出來。

梁文道：說句真話真那麼難？

【南方週末】中國媒體其中一個最令人厭倦的老話題就是「講真話」。每隔一陣子(而且不用隔得太久)，總有人再度提出「講真話」的重要，然後大家再次熱烈討論講真話的現實意義。然後呢？等待下一次有關講真話的輿論浪潮。為什麼「講真話」會變成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話題？難道在我們這個國家說句真話就真的那麼困難嗎？

今年「兩會」開幕沒兩天，全國政協常委張維慶就帶頭痛批官場惡習，稱為官廿多年，發現講真話越來越難：「有些人不敢講心裡話，只能選擇一些過得去的話」。他這番話照例引起關注，大家熱情跟進，紛紛叫好。沒想到才過數日，「兩會」會場就為張先生的言論下了一個現成的註腳。

冬季奧運會女子速滑1500米金牌得主周洋小姐上月接受記者採訪，坦言最該感謝的人是自己的父母，說終於有機會改善雙親生活，非常高興。這番話聽來平平無奇，卻能感動萬千網民。不過，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於再清先生則有不同的看法：「說孝敬父母感謝父母對，心裡面也要有國家，要把國家放在前面，別光說父母就完了，這個要把它提出來。」周小姐「知錯能改」，在網站訪談裡修正感言如下：「感謝國家給我們提供了那麼好的條件，讓我們有這麼好的條件去征戰奧運會，也要感謝支持我的人，感謝教練，感謝工作人員，感謝爸媽。」足足謝到第五位才輪到爸媽，而「國家」這次則穩穩妥妥地佔據了首位。此事立即掀起波潮，網民幾乎一面倒地站在周小姐那邊，逼得前體操中心主任高健出來澄清，說大家誤會了，于先生的話根本不是針對周洋云云。

這場茶杯裡的風波難道也和講真話有關嗎？有的，因為網民當初讚賞周洋小姐，理由之一就是她講了真話。那麼周小姐究竟講了什麼真話呢？「拿了金牌以後會改變很多，更有信心，也可以讓我爸我媽生活得更好一點。」基本上，這和太陽永遠在東方升起一樣，是句真實得幾近於無趣的大白話，為什麼大夥卻要為之震動，覺得它既真誠又有人性呢？原來周小姐打破了金牌運動員獲獎感言的慣性，不只沒有首先感謝國家，甚至根本沒有提到。

想想看這是一個多麼荒謬的局面，一個運動員只是因為沒提到國家就被人認為是說真話的代表，那豈不是說其他所有謝過國家的運動員都在撒謊？

通常我們會把道謝看成是一種有感而發的真實反應，你必須真正感到他人的善意，或者感激他人的協助，你說出來的這句「謝謝」才是誠懇無欺的。當然，道謝也可以是單純甚至機械的禮貌表現，人家幫你斟茶，替你拾起一張紙，你那聲謝謝就完全沒必要牽扯肺腑翻騰五內。可無論如何「謝謝」不該是逼出來的，否則就是虛偽了；而虛偽的道謝又有誰需要呢？就以周小姐得到的讚美看來，大家似乎覺得一般金牌運動員對國家的鳴謝原來都不太誠懇。

也許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遇到感謝國家和稱讚國家的壓力，明明心裡並沒有時刻念記著國家的好處，但也要在某些場合把「謝謝國家」掛在嘴上，不說不行。這正是周洋小姐令人感動，令人覺得她夠真誠甚至夠勇敢的心理背景。妙的是於再清先生那番（也許是誤傳的）評語和周小姐的隨後改過，恰好印證了網民心裡的猜測：運動員對國家的感恩果然是給教訓出來的。如此一來，最無辜的既不是周小姐，也不是于先生，而是那些由衷感謝國家的運動員。萬一人家是真的，我們豈非冤枉好人？這情況好比你的伴侶老是纏著你，要你天天說好話，稱他本事讚她動人，一千天一萬天之後，她或者他還能要求你的美言是出自真心的嗎？

全世界都有以家喻國的現象，常稱國家為「祖國」（motherland）。中國人尤其有忠孝同源的傳統，將忠和孝當成同一回事，把國家和父母看得一樣親切。可就在周洋的母親後來對記者的一段回應裡，我們看到了國家與雙親的一點點小分別。她說，孩子不懂事，以後會叫她先謝謝國家的。這就是父母，他們只要孩子好，既不介意兒女會不會感恩，更不介意他們會不會把爸媽放在鳴謝名單的首位。

梁文道：無綫「公共」在哪裡？

【am730-觀念】我們把陳志雲被捕的新聞當是娛樂新聞，正如我們長期把無綫電視當成是家娛樂機構。說起「無綫」，我們會想起一連串的電視劇集，一大堆明星藝人，我們還會想起以前的《歡樂今宵》和「香港小姐」，現在的《志雲飯局》與《東張西望》。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這都是家娛樂業的巨無霸；全世界恐怕只有它會自己給自己搞一個內部大獎頒獎禮，然後所有當地媒體還要煞有介事地猜測誰拿到「視帝」，揣度誰又在背後為了那個「視后」的席位爭風吃醋，而且沒有人覺得這個現象很荒謬。所以任何有關「無綫」(乃至於一切電視台)的新聞幾乎都只能在娛樂版上見到。這家機構這個行業實在太特別了，與其他媒體截然不同。例如報紙，你何時見過一家報紙的名記者跳槽會成為娛樂新聞(當然，我們平常也不在意報紙記者跳槽的問題)；但無綫的藝人離職就一定是八卦媒體關心的要事。直到廉政公署高調拘捕陳志雲，我們才赫然發現無綫電視要接受最高規格的防貪標準，因為按照《防止賄賂條例》，它是一家「公共機構」。甚麼叫做「公共機構」？難道無綫電視不是個私人企業，不是個專業娛樂的媒體嗎？它何時和公共發生過關係呢？

於是我們才注意到它也播新聞。要知道電視台的新聞部是很花錢的，每一節新聞每一集資訊節目都得燒掉不少鈔票；按照無綫電視那唯利是圖娛樂大過天的本性，它根本沒有理由要去養那一大幫專業新聞工作者。同樣地，它不該在黃金時段播出香港電台製作的節目，不該找時間放映一些保證賺不到大錢的文化藝術節目。然而，它還是要播新聞，還是要交出時段播送一些違反牟利原則的東西；因為電視原來是種公共機構。因為它佔據了大氣電波，那是種稀缺的公共資源，同一個波段給了一家就不能再給另一家了。換句話講，免費電視是一種利用公共資源來賺錢的機構，光是交稅還不夠，它必須在牟利之餘完成一些公共交託的任務，比如提供重要的訊息，滿足整個社會在娛樂之外的需要。此所以除了少數國家，全世界絕大部分地區最早最大電視台都是公家營運的，像英國的BBC與日本的NHK。無綫電視可曾把自己當做過一家「公共機構」呢？它的新聞受到質疑，有人覺得它們不夠公正，結果「無綫」用商業機構有自己的商業決定的理由推搪輿論。它必須按照規定製作文化節目，結果那些節目全被丟到周日清晨的「垃圾時段」，而且成本低得可恥。

「無綫」是一家公共機構，但它一直以為自己只是娛樂產業裡的搖錢樹，不只公司搖到了錢，而且連裡頭的人，也都以為自己應該是名成利就的明星。更可悲的是我們從來不覺得這有甚麼問題。

梁文道：萬一他真的感謝國家（二之二）

【am730-觀念】冬季奧運會女子速滑千五米金牌得主周洋，打破運動員必須感謝國家的慣例，網民就紛紛讚賞周小姐，說她講了真話。想想看，這是一個多麼荒謬的局面，一個運動員只是因為沒提到國家，就被人認為是說真話的代表，那豈不是說其他所有謝過國家的運動員都在撒謊？到底從甚麼時候開始，感謝國家變成了大家心目中的違心之言？不謝國家，反倒是誠懇人性的表現了呢？通常我們會把道謝看成是一種有感而發的真實反應，你必須真正感到他人的善意，或者感激他人的協助，你說出來的這句「謝謝」，才是誠懇無欺的。

當然，道謝也可以是單純甚至機械的禮貌表現，人家幫你斟茶，替你拾起掉到地上的一張紙，你那聲謝謝就完全沒必要牽扯肺腑翻騰五內。可是無論如何，一句「謝謝」不該是逼出來的，否則那就是虛偽了；而虛偽的道謝又有誰需要呢？就以周小姐得到的讚美看來，大家似乎覺得一般金牌運動員對國家的鳴謝原來都很不誠懇，連禮貌的層次都達不到，甚至乾脆懷疑它是虛偽。所以現在難得來了一個人不謝謝國家，光謝謝父母，我們就感動得不能自己。

也許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遇到感謝國家和稱讚國家的壓力，明明心裡並沒有時刻念記著國家的好處，但也要在某些埸合把「謝謝國家」掛在嘴上，不說不行；明明有時候覺得政府的表現不盡如己意，但也要在某些時刻對它大誇特誇，讚它樣樣「亞克西」。久而久之，自然而然，我們就難免要懷疑一切對國家的公開致謝了，以為他們都是被訓練被要求的結果。這正是周洋令人感動，令人覺得她夠真誠甚至夠勇敢的心理背景。妙的是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于再清先生卻批評她，孝敬父母感謝父母，心裡面也要有國家。這恰好印證了網民心裏的猜測：運動員對國家的感恩果然是給教訓出來的。如此一來，最無辜的既不是周小姐，也不是于先生，而是那些由衷感謝國家的運動員。萬一人家是真的，我們豈非冤枉好人？這情況好比你的伴侶老是纏著你，要你天天說好話，稱他本事讚她動人，一千天一萬天之後，她或者他還能要求你的美言是出自真心的嗎？全世界都有以家喻國的現象，常稱國家為「祖國」(motherland)。

中國人尤其有忠孝同源的傳統，將忠心和孝順當成同一回事，把國家和父母看得一樣親切。可是就在周洋的母親後來對記者的一段回應裏，我們看到了國家與雙親的一點點小分別。她說，孩子不懂事，以後會叫她先謝謝國家的。這就是父母，他們只要孩子好，既不介意兒女會不會感恩，更不介意他們會不會把爸媽放在鳴謝名單的首位。

梁文道：腰帶漸寬終不悔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往昔買書，回家第一件事不是在書裏簽名以誌物權，而是拔掉書背上的價格標貼。那時年輕，少不更事，總以為書是世上頂神聖的物事，超凡脫俗，豈容金錢玷污，所以這標示書價的貼紙非除不可。後來我才明白，雖然書不只是商品，但它始終也還是商品。與其造做，不如存真，還它一個商業交易的本來面目，日後還能從那張小小的標貼上管窺物價的變遷，時代之演化。

後來買書，最要緊的是抽去包在封面上的腰封。只不過這回的目的不同了，不是因為討厭腰封那廣告的銅臭味，而是覺得它礙事，插進架上它容易撕裂，讀起書來它有阻翻動，十分不便。

書腰討厭，似乎是許多愛書人的共識；可是討厭歸討厭，這東西還是蔚然成風，尤其這兩年，簡直無腰不成書，你躲也躲不了。
腰封的英文叫做 tummy band，中文則沒有固定名稱，可以叫腰封，可以叫書腰，也可以叫做書腰帶。這是種古老的書籍封皮設計，可是發明它的西方人卻很少利用，反而我們東亞地區很流行，從日本、台灣，一直到今天的大陸，幾乎每一本書都得別上一張腰封才能上市。

匠心獨運的設計師可以利用它玩出獨特的趣味，也能把它整合進書籍的封面圖式，產生一種和諧的視覺效果，形成一套可分可合的有機整體。但以目前書市所見，絕大部份的書腰都是突兀的添加物，不只破壞了書的外觀，它們自己往往也長得很難看。究其原由，全是廣告在做怪。

就拿書腰氾濫的重災區台灣來說吧，它們的出版社實在有太多話想說，封面根本不夠用，於是一股腦地全部吐露到書腰上，弄得它密密麻麻，而且全是好話，使你覺得這本書要是不買肯定終生抱憾。除去單純的文字介紹，還得留出位置給一眾名作家名學者乃至於鉅富影星名模，讓他們「全力推薦」「熱情支持」「這是我今年讀過最好看的小說」，直到淚水都差點從紙上滲了出來。為什麼台灣的嚴肅書評越來越少？我常和台灣的朋友開玩笑，說那是因為所有能寫書評的人都去書腰留言了，情況就像能寫樂評的人全去了唱片公司撰寫唱片封底的文案，所以台灣連樂評都不見了。

問題是你再會寫再有公信力，大家老見你為人賜序列陣書腰，人家也會對你生起疑心吧？嫁衣做得多，自己就嫁不出去了，這是千古至理；讀書名人出場太頻，他的信用就得變泡沫。於是出版社以量取勝，十個名人不夠看，我給你來足二十個三十個，似乎泡沫一多就表示底下的暗湧格外厲害。結果書腰越做越大，更顧不上什麼設計，終於成了好些愛書人的心腹大患。

坦白說，鄙人忝列書界，不可免俗，這兩年也在不少書腰上露過臉，在大陸更得「腰封小王子」的雅號，是許多出版界朋友的好朋友。明明不喜歡書腰，還老去書腰支持人家，我還要不要臉？

關於這個問題，話得分兩頭來說。第一，我的確不喜腰封，但原因很實在，就是嫌它麻煩，與其銅臭味無關。書嘛，本來就是商品，而且是比起其他商品很沒有競爭力的一種。遇到佳作，當然要在能力範圍內幫它一把；這等於一個普通讀者讀完好書也會情不自禁地推薦給朋友看，只不過範圍擴大了許多。

然後我們就得處理第二個問題了，那就是你怎麼知道你介紹的是好書。廢話，當然是因為我讀過書稿，真正覺得它有可觀之處。我不曉得其他人如何，起碼我自己有義務要把送上門的稿件看完，好就說好送上賤名，不好就胡亂造個藉口推掉了事，忍不住甚至還譏刺兩句，這樣至少對得住自己。然而當前的大陸出版界就和整個商界一樣，來來往往皆為一個利字，並且來往得很心急。所以有時候連問都不問，就直接替我代言，說我「熱烈推介」某某人某某書；用流行話講，這叫做「被」推介。要是我真在文字和節目裏介紹過這本書，美言有加，而它現在恰好要出大陸版，我也就認了。比較可怕是有些書我聽都沒聽過，怎麼我也跑去推薦它了呢？比如說有一本叫做《史蒂夫──喬布斯傳》的書，腰封上赫然印着「唐駿趙本山劉謙梁文道聯袂推薦：令人潸然淚下的勵志書」。先不說我生平最怕勵志書；光看那名單，一個是中國微軟「榮譽總裁」，另一個是中央反低俗運動的文化教父，還有一個敢在春晚公然戲問美女主持「我堅硬嗎」的魔術聖手，我梁文道祖上積德再多，也沒資格去敬陪他們的末座吧？

撇開這些被推介的個案，我真推介過的書也還是太多太多了。不眠不休讀書稿讀壞了身子事小，長年拿名字押注押垮了信用，日後自己出書得貼錢回收事大；我該怎麼辦呢？也好，這算是為書業獻身；春蠶至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附啟事一則：側聞有出版社獎勵腰封推薦專業戶，一個名字五百人民幣，如有知情讀者不吝賜告該社聯絡方式，薄酬。

梁文道：苦口良藥

【飲食男女】一個吃過苦的人叫做大人，一個能吃苦的人叫做偉人；我們中國人尤其相信這個道理，甚至把它上升到更高的層次。以為一個歷盡滄桑的民族必然也是成熟而偉大的民族。賈樟柯曾經在一篇文章裏毫不客氣地批評過這種「苦難崇拜症」。他發現在很多文藝人的聚會裏面，總有一些看似江湖大佬的家伙會在一群小伙子中間大談自己少年時代吃過甚麼苦頭，而且他們的結論通常是現代人沒有真正苦過，所以才弄不出好作品。為甚麼受過苦的人才能創作出傑出深刻的藝術品呢？不知道，反正也沒有追問，大家只能嘆服這位大佬經歷豐富，見識卓絕，彷彿苦和好之間的等式是不證自明的公理。正因如此，有些中國人一喝多就喜歡比較大家受過的苦；你沒東西吃叫做苦？我還吃過牛糞呢！你來我往，互相競逐，雖說是名副其實的吐苦水，但大家卻吐得十分亢奮十分自豪。

苦硬是好，所以連藥也是苦的妙，哄小孩喝中藥，父母老是在一邊連聲唸叨「苦口良藥，苦口良藥呀」。小時候初聞神農嘗百草的故事，絲毫不覺其中有異，大了之後才開始猜疑神農到底是怎麼個「嘗」法。要是好端端地沒病沒痛，他怎知道吃下肚裏的藥草管用呢？他一個人又如何可能試得出那麼多種藥的功效，曉得它們可以用在甚麼病痛上面？莫非他是一具移動人肉實驗室？

神農氏當然是神話人物，但民間傳說永遠都能說出一些道理。在神農的這個傳說裏頭，道理就在一個「嘗」字。中國古人對於味覺有一套和現代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認知，那些老外總把味道當成主觀的感官印象，我們的祖宗卻覺得味道能夠說明一個物質的客觀素質。吃到一個帶甜味的東西，我們不只覺得它甜，而且相信這股甜味是某種功效的指示。

所以中醫才會真的認為藥是嘗得出來的，不同的藥味有不同的藥效。「辛」能發散行血，「甘」能補力和中，「酸」有收斂固澀之功，鹹可以軟堅散結，苦則收泄燥之效；沒有一樣是吹的。相比之下，西方人的味覺範疇就只有「膩」勉強算得上兼具口感和身體反應，和中國人這套味道引發生理變化的邏輯截然不同。

問題是只有學過中醫或者常服中藥的人才能準確分辨這麼多種不同的味道。大部分人一提起中藥，通常就只能聯想起一個朦朦朧朧混混沌沌的苦。由此可見，中國人還真會吃苦，竟然可以在這裏頭辨認出墨分五色般的細微區別。

既然說苦，不可不注意它在生物學上的意義。一般而言，一個東西發苦就表示它不能吃了，搞不好還有毒，這是大自然給出的警告。雖然苦瓜無毒，但也許是演化的作用，為了避免動物吃它，好讓它的種子順利吸取瓜中養分，健康茁壯，這才演化出如此古怪的苦味。偏偏我們中國人不信邪不怕苦，照樣把它列進食譜。

富貴險中求，良藥苦裏尋。如果苦是毒的外徵，那就恰好可以說明藥與毒藥之別只在一線而已了。古希臘文裏的藥和毒藥享有同一字根，看來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們的神農就是這麼勇敢，冒着生命危險在那條窄窄的線上來回往復，就像走鋼絲的藝人，難免要有出意外的時候。傳說他最高紀錄是「日遇七十二毒」，幸好「得茶而解之」，於是又發現了茶葉消解的奇效，使之成為國人最愛的飲品。可是你去翻翻植物圖鑑便知道，稍微帶苦的茶葉竟然也有少量的毒。我猜書上說的是真話，因為我曾經把茶葉捲進紙裏當煙抽，才吸一口，那苦味就直穿胃底，其惡心得想死。

梁文道：守護宇宙

【聯合報-懷念書】每一個人的藏書都是曾經完整的宇宙，直到他逛書店為止。

我們大概都曾被人問過這樣的問題：「買那麼多書，你看得完嗎？」我們通常不屑回答，因為提出這種問題的人一定不是「我們」的一分子，他和我們處在完全不同的宇宙；而「我們」的定義恰恰就是一群只管收書，卻從不擔心書看不完的人。可是這個說法還不夠完善，它只是條形式上的定義，仍未觸及形式背後的理性與原則。換句話說，「買書卻又不擔憂書看不完」是一個有待追溯、有待解疑的命題，我們當然可以take it for granted地置之不理；不過，負責任的人都曉得這裡頭仍然包藏著更深層的問號，不可輕忽。

所謂「我們」，各自殊異；有人是專門的收藏者，心無旁騖地盯準某個作者某種門類，比如說所有四九年前老雜誌的創刊號；有人是象牙塔裡的學者，努力跟上相關領域的一切新潮，唯恐目光死角將要興起一股滔天巨浪，遲早會把自己捲走；還有些人是永不饜足的貪婪讀者，見獵心喜，深信密林中最隱蔽的地方必定長著最鮮豔的物種。然而我們始終是同一種人，都曾間歇而短暫地以為自己擁有的藏書已經構成了令人心安的小天地，自足圓滿，可居可停。除非我們再次踏進書店。

一走進書店，藏書之間的縫隙就出現了，越來越寬，越來越顯眼，終於擴大成令人難堪的裂痕。你以為自己已經知道莎士比亞是誰了嗎？不，又有人舉出新證，再度掀升他的身世論戰。於是你趕緊把它買下來，將它填進那堆早已排得密密實實的莎翁傳記之中，以免密不透風的圓頂漏下一絲粉屑。再過幾天你又發現另一本書研究莎士比亞筆下的植物，意外地揭示出，他對農業的了解竟然堪比最博學的博物學家。還有還有，一位莎劇演員身後留下的日記，一本當時宮廷宴會菜單的考掘，一部女皇座下首席財政大臣的僕人之回憶……你在書店發現得越多，你的書房就越不安穩。

重點從來不在閱讀。我們就像女媧，不能容許天上出現裂洞，只能不斷從外面那更廣大的黑暗中獵捕路過的流星，將它們一一安放在穩定運行的軌道上，把裡面這個小小的世界偽裝成秩序嚴謹無有缺遺的宇宙。書店提供礦藏，我們採煉補天；書店也是最大的威脅，總有數不完的殞石飛掠。為了世界的完整，為了書架上一本書與另一本書之間再也插不進一線頭髮，我們來回書店，孜孜不倦，是宇宙的沉默守護人。

梁文道：萬一他真的感謝國家（二之一）

【am730-觀念】中國媒體其中一個最令人厭倦的話題就是「講真話」。

每隔一陣子(而且隔得不用太久)，總有人要再度提出「講真話」的重要，然後大家再次熱烈討論講真話的現實意義。然後呢？然後我們等待下一次有關講真話的輿論浪潮。終於大家對「講真話」概念的闡發，幾乎要比這個社會實際說過的真話還要多。何以致此？何以「講真話」會變成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話題？難道講真話就真的那麼困難呢？

今年兩會開幕沒幾天，全國政協常委張維慶就帶頭痛批官場惡習，他自稱從當副省長開始，為官廿多年，卻感到講真話越來越難：「有些人不敢講心裡話，只能選擇一些過得去的話」。沒想到才隔數天，兩會會場就提供了一個現成的例子，恰恰可以說明真話難言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

冬季奧運會女子速滑千五米金牌得主周洋小姐，上個月在接受記者即時採訪的時候，坦言她的最大感受是要多謝她的父母，同時還說這回有機會改善雙親的生活，非常高興。這番話聽起來平平無奇，再正常也不過，孰料卻能感動萬千網民，人人都誇周小姐是個好孩子。不過，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于再清先生，卻在上周舉行的全國政協體育界別分組會上表示：「說孝敬父母感謝父母對，心裡面也要有國家，要把國家放在前面，別光說父母就完了，這個要把它提出來。」於是，周小姐「知錯能改」，隨後就在網站訪談裡修正感言如下：「感謝國家給我們提供了那麼好的條件，讓我們有這麼好的條件去征戰奧運會，也要感謝支持我的人，感謝教練，感謝工作人員，感謝爸媽」；足足謝到第五位才輪到爸媽，而國家這次則穩穩妥妥地佔據了首位。

此事立即在網上掀起波潮，網民幾乎一面倒地站在周小姐那邊，逼得前體操中心主任高健要站出來澄清，說大家誤會了于再清先生，于先生的話根本不是針對周洋云云。

這場茶杯裡的風波難道也和講真話有關嗎？有的，因為網民當初讚賞周洋小姐，理由是她講了真話。那麼周小姐究竟講了甚麼真話呢？我們不妨重溫一遍；「拿了金牌以後會改變很多，更有信心，也可以讓我爸我媽生活得更好一點」。基本上，這句話就和太陽永遠在東方升起一樣，是句真實得無聊的大白話，為甚麼大伙要為之震動，覺得它既真誠又有人性呢？

原來周小姐打破了金牌運動員獲獎感言的慣性，不只沒有首先感謝國家，甚至根本沒有提到國家。

梁文道：沒有不該問的問題，只有不能答的答案

【am730-觀念】有人說兒童是天生的哲學家，不在於他們能對世上一切疑難，說出一套套言之成理的答案，而在於他們擅長提問，因為他們無所顧忌，任由天生的好奇心自由引導，反而問出了一些大人們一時間不易回答的問題。兩會期間，《京華時報》的一位記者找到了湖北省長李鴻忠，問他對鄧玉嬌一案有何看法。然後李先生愣了一下，回頭就伸手奪去該位記者的錄音筆，詢問她在哪家媒體工作。在得知她是《人民日報》旗下分支媒體的記者之後，李先生就指出她身為黨喉舌，要引導輿論，不該問一些不恰當的問題，並進而表示要找她的領導談一談。

雖然我們常把地方官比作父母，但我知道這個比喻不妥；也曉得用孩子去比喻記者更是不倫不類；但我還是忍不住想談一下親子問答的啟示。甚麼啟示？那就是沒有不可問的問題，只有不能說的答案。提問是記者的天職，他們有責任代表大部分發不了聲的人民向權力發問。平情而論，全世界的政府官員都必然會遇上一些他們不願面對的問題，也都希望「引導輿論」，按照自己的意願轉移大眾視線，所以對付媒體從來都是他們必修的一門課。就以使人難堪的問題來說吧，常用的手法是依據既定結論敷衍一番，然後亂以他語，力求弄暈對方，使受眾好像聽到了些甚麼但又說不出來那到底是啥意思。高明一點的就會重申絕對正確的大原則，使人至少感到官員完全站在百姓那一邊，只是細節如何就不了了之迷糊過去。如果問題真的太過棘手，自己又不夠睿智，那就來一句不出色但也肯定不出錯的「不予置評」，起碼過得了眼前這關。這句「不予置評」或者「無可奉告」，一般港台官員總是能不用就不用，因為這兩個地方的媒體善於窮追猛打，就算你躲得過今天，明天的太陽也會照樣升起。而且這類話說得多，官員自身的形象也會受到損害，人家會覺得你卸責，不敢面對公眾。

相比之下，大陸的官員就幸運得太多了。由於特殊的環境條件，大陸的媒體也許是全世界對政府最友善的媒體，大陸的記者也是全世界對官員最和藹的記者。至少我就沒見過有哪一個地方的記者像我們的記者這樣，就算對著芝麻般大的官員也永遠一副見大人而敬之的模樣：笑意盈盈，溫良恭讓。久而久之，連香港的媒體也都適應了國情，每次碰上部分大陸官員有問必答無所避忌，大家都額手稱慶感動得不行，紛紛找人解讀這是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又一個進步象徵。

我的結論是，面對記者你總有更好的選擇。「引導輿論」的精義不在於記者問了甚麼，而在於你回應的方式；而中國實在已經給了官員們最大的選擇範圍。

梁文道：被誤讀的《四代香港人》

【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大陸流行80後這樣的一個稱呼已經好幾年了，香港是直到去年年底才開始忽然大家，在認真的討論什麼叫做香港的80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事件呢？如果你常盯著我們電視台的新聞瞧的話，你也許會知道，就是香港在去年年底曾經發生過一群很重要的事件，就是一群的年輕人，主要是一些80後的年輕人，他們去反對在香港興建高速鐵路，通往廣州的這個鐵路，主要原因就是這裡面牽涉到一些公平和正義的問題。而且這裡面還牽扯到一些香港的農村或者興建地區的破壞等等。

那麼這一群80後帶著一些不同的價值觀，嶄新的運動觀念，湧入到了香港的主流媒體裡面，使得香港政府、主流社會全部大吃一驚，不知道這批年輕人是從哪裡跑出來的。然後隨之而來就是一連串的爭論，在這場爭論裡面，有一本書或者有一個學者常常被人提起，其實這個人在香港已經非常有名了，他就是有名的社會學家呂大樂。他這本書，與其說是書，倒不如說是一篇文章，只不過以一個冊子的形式出現。這本小說是幾年前就出版了，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四代香港人》。

為什麼呂大樂和他這本《四代香港人》會忽然成為一個爭論的中心呢？這是因為有很多人，尤其支持這些80 後的年輕人，覺得呂大樂是一個很保守的人，覺得他這本《四代香港人》的觀念也很保守，在為一個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說話。那麼的確呂大樂當然有他保守的地方，但是我覺得很多人對這本書有一點誤讀，對於不知道這整個背景來龍去脈的朋友不要緊，我給你簡單講一下這本書講的是什麼，也許你能夠從這本裡面，更清楚的瞭解到一點香港的故事。

首先這四代人是怎麼一個算法，什麼叫四代香港人，是這樣的，呂大樂從二戰之後開始算下來，香港總共出現了四代人。那麼這四代人的說法，並不是一個他的獨創，而是你看很多社會學家或者人口學家在講整個世界戰後，都會有這樣一個四代觀念的區分。那麼戰後第一代，主要就是戰前早就已經出生，挨過了二次大戰的痛苦日子，然後在戰後努力含辛茹苦的要重建家園的這一批人。

對於這一代來到香港的人，其實很多都是難民，有的是逃避二戰的戰禍，有的是逃避國共的內戰，那麼解放之後又來了一大批人。那麼這一批人，在當時二戰之後，他們等於是建設香港的第一代，呂大樂對於這一代人的描述是充滿了溫情的，他覺得這一代人都在無私地為了下一代人而奉獻。而且他回想起他們年輕的時候呂大樂就是接下來的第二代人，也就是戰後出生的所謂嬰兒潮時代。

然後他就說，現在回頭再看，當年的年輕人，也就是戰後出生的嬰兒潮那一代人，享受的生活空間，可能連今天已屆中年的戰後嬰兒自己也覺得難以接受。那個時候天空海闊，很多事情都能夠以嘗試新鮮事物之名，一次又一次的偷雞，偷雞這是個廣東話，就是偷偷干。那時候只要打著新這個招牌，萬事好商量，很多事情都會多留幾分空間。

他想講的是什麼呢？他想提一個重點，就是那代人的父母雖然保守，但是問題是他們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對未來想法的開放程度，其實可能比今天的嬰兒潮時代，自己當了父母之後的情況還要開放，還要大膽。反過來說，今天的嬰兒潮時代，在社會裡面是個掌權階級，但其實他已經比他們父母那一代，其實還要保守，然後他們在社會上面營造出來的開放空間也遠遠不夠。

好，我們接下來看看這個嬰兒潮時代是怎麼樣的一代人，這一代人很奇怪的地方在哪。就是他們是戰後出生，尤其香港這個地方，接受當時西方流行文化洗禮，迷過beatles，趕上了西皮的潮流，有反叛的精神。那個時候他們流行說的話不要相信30歲以上的人，可是這一批人到了現在，他們卻覺得只有30歲以上的人才可信。同樣的曾幾何時，他們認為30歲之前不讀馬克斯，或任何其他激進思潮的，缺乏激情，不夠浪漫，難成大氣。年過30之後的戰後嬰兒，卻認為幾十歲人仍然激進，則代表沒有長大，不夠成熟。

那麼這一批人，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我想這是呂大樂這本書其中最大的一個問題，他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那麼問題是我們要注意這一批人，他們是香港社會的某種意義上的主流為什麼？因為在年齡階層來看，他們這批人人口太多了。1966年的時候，年齡19歲以下的青年，佔當時總人口的50.5%，就是一半以上。那麼這一批人，很自然的就會把自己的問題當做是全香港的問題，替整個香港社會制訂議程。

然後而且這批人，因為在一個劇烈的競爭環境底下成長，而那個時候社會非常開放，空間很多，經濟在爆發時期，所以他們能夠上位，廣東話什麼玩意兒，就說能夠往上升的機會也很多，所以他們變得相信競爭。對他們來說競爭不只是個過程，更是個意識形態，而且他們有一種信念，認為自己得到的一切都是憑個人的實力跟苦幹、聰明、機警、靈敏，而不是整個社會結構或者外部國際局勢、經濟變化造成的結果。

但是快速的經濟發展、長期的順進，確實會令人選擇性的整理個人經歷，只記得自己力爭上游，而忘記了當時社會形勢如何不斷地大量地給他們製造機會，於是他們就把自己那一套當成了是日後的世界也永遠都應該是這樣的。於是接下來他們那一代人，也就是我這一代人，所謂第三代人，就是六十年代末，或者是七十年代生的這一批人。那麼這批人是怎麼樣呢？這批人他們面對新環境，這個新環境裡面機會不是消失了，而是不再全面開放。進入職場的新一代發現隨著彈性僱傭制的普及，僱傭機構的結構趨向扁平，不像以前那麼科層化，一層一層，新增的經理，管理職位因此就會減少了。

那麼於是你這個社會往上流動的階級也就少了，那麼這一批人就會苦於自己總是沒有出路的感覺。我想這個問題，就是我們今天拿香港跟大陸對比最容易看得出來了。我們看看，在大陸，就拿我熟悉的媒體行業來講，我發現很多報紙的老總、編輯居然都是30多，40歲，跟我年紀差不多。而像我這種年紀的人，在香港，如果你仍然在媒體工作、在報紙工作，幹到這個歲數，你可能就只是個採訪主任，你那個總編和社長，可能都是一些五、六十歲的人。也就是說香港這個社會機會已經縮減了，經濟發展到這個程度。

所以很多人說呂大樂保守，就是因為他用這樣一個角度來解讀今天80後或者70後面對的問題，可是你也可以說他是激進的，因為他就在反省他那一代人的缺失，他那一代人的得天獨厚，是如何依賴於社會環境，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梁文道：呂大樂的懺悔（都是呂大樂惹的禍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有兩大核心，一是社會流動，二是世代更替。把這兩大部份結合起來，探討世代與社會流動的關係，得出的觀察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那一代人（也就是他所說的「第二代」）生得其時，既碰上了外在國際環境提供的機遇，又遇到相對寬容的上一代人給出的大量空間，於是出了不少年紀輕輕便能扶搖直上，佔據各種行業關鍵位置的中流砥柱。

問題是這批人很年輕的時候便成就了一番事業，他們也會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自動退下火線嗎？當然不會。就拿我比較熟悉的媒體行業來說吧，今天你去大陸看看各大報刊，三十出頭當老總的比比皆是，香港有這可能嗎？並不是因為他們的上一代特別大方，個個懂得急流勇退，我們的第二代則貪慕權位戀棧不去，而是因為他們今天的大陸在某些方面某些領域就像當年的香港，忽然來了一場產業大爆發，空缺特別多；年青人往上一瞧，晴空萬里，半個人影都沒有，那可真是捨我其誰。

於是香港便出現了第三代人上位的問題了，不只要面對仍然生龍活虎的上一代，更遭遇到上一代人沒有經歷過的人事結構扁平化，產業機會收縮的問題。換句話說，這一代人不只不能再按着老一代人的模式順着既有階序拾級而上，也不會可能再做那白手起家自己拼出一片天的舊夢。

這本是個很經典的社會上升流動停緩的問題，當呂大樂把世代框架放上去之後，它就變成近日為人注目的世代之爭了。

處在第三代與第四代之間的青年學人周思中在〈一個「香港」故事的誕生──『世代論』小傳〉裏質疑呂大樂憑「甚麼理據能支持《四代香港人》裏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宏大斷言」？並且追問其論點的關係所在，「在回歸十年這時機，以這個視角相當有限的『世代論』重寫香港故事，希望回應或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周思中認為呂大樂描述的那批第二代基本上只是一群中產階級，這群人相信競爭，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向上就能找到美好的生活，並且推而廣之，以為這是整個香港的核心意識，是香港成功的不二法門。坦白說，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裏對這種意識是極不客氣的，他不只調侃第二代的虛偽，揭穿他們表面開放實則啥事都想管它一管的心態；而且還根本地揭穿這種事成功盡其在我的自欺，指出他們過度誇大自己的能耐，漠視了客觀環境的助力。

但周思中更進一步地挖掘呂大樂世代故事的敍述策略，指責他只以「七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階級為中心，描寫他們與另外幾代人的關係，第一代為他們打下基礎，第三代恰恰給他們『騎』着不見出頭天，第四代作為他們的兒女被溺愛被規訓」；無異於把「其後一兩輩，以至父母一輩都以某種角色收納在戰後嬰兒那一輩的勝利者故事」。不錯，呂大樂的香港故事的確是以第二代為中心，表面的理由是這代嬰兒潮寶貝人口數字龐大，曾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佔去了香港整體人數的一半。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他們（包括呂大樂本人）把握了三十年來的主流話語，有能力將自己的經驗放大為全香港的經驗，有辦法把自己對社會的看法說成是香港的故事。為什麼呂大樂不另闢蹊徑，看看其他幾代人的視角，甚至在第二代的中產階級之外找出當不了成功中產的失敗者，以他們的觀點去說一遍香港人的戰後經歷呢？

在我看來，答案相當簡單，《四代香港人》沿續了《唔該埋單》的思路，是呂大樂對所謂「香港意識」的否思，更是他對自己那一代人的自我批判，無論我們有多討厭那麼從李嘉誠到曾蔭權都念兹在兹敍之不倦的香港神話，我們都不能否認它在香港的霸權地位。呂大樂在《唔該埋單》裏最有力的批判就是指出它的局限，用九七前存在着五十萬名貧窮人口的事實否定香港遍地是機會的傳說。敍後他在《四代香港人》裏更貼近地描述出自己這代人如何誤解了自己誤解了香港，同時還漠視了社會不再流動的情況，以為一切全是下一代人不肯努力的錯。在這個意義上，呂大樂其實是香港神話的掘墓人，而非它的追隨者。

梁文道：吃得苦中苦

【飲食男女】味道可以用來分辨人群，口味偏甜，多半是江浙人士；無醋不歡，這恐怕是山西人吧；連白飯都要下辣椒，肯定不是湖南就是四川。但你有沒有聽過有誰愛吃苦吃到你一聽見「苦」這個字就會想起他的呢？有的，那就是全體中國人了。

我知道這番話非常政治不正確，因為我把十三億中國人全都簡化成一個類別，而且還要說他們都愛自虐般地吃苦；更別提今日中國如此盛世，中央電視台歌頌祖國起來人人嘴甜如蜜了。可是且慢，說四川人愛吃辣不算歧視，說江蘇人喜吃甜更非歧視，怎麼一說中國人嚐苦就叫做負面抹黑呢？理由很簡單，味道從來都不只是客觀的感味覺現象，它們背後還帶有一套價值意蘊，尤其是苦。

首先，苦是一種成熟的品味，小孩少兒不能輕嚐，所以我幾乎沒見過有孩子是愛吃苦瓜的。

只有經歷過了人間百味，酸鹹嚐遍，你才能體會苦瓜的清涼。盛夏時分，一盤冰鎮苦瓜的消暑功效甚至比得上紅艷艷的甜西瓜，一放入口，直如醍醐灌頂，沁人心肺。中國人愛吃苦在這個意義上非但不是貶損，反而是個褒揚，這表示歷史夠悠久的這個民族滄桑見盡，甚麼滋味都試過，這才曉得細品苦中真味，成了全世界最能欣賞苦瓜的國度。

大陸遊客開放遊寶島以來，最受歡迎的景點莫過於台北故宮博物院；而故宮博物院內又有三寶是他們萬萬不能錯過的，並且按照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以菜名將之合稱為「酸菜白肉鍋」。

這三寶就是西周的毛公銅鼎（鍋），以玉石刻成，像真度極高的五花肥腩（白肉）以及白玉苦瓜（酸菜）了。這方白玉苦瓜晶瑩剔透，完美無瑕，其冰清玉潔恰能把苦瓜那超脫凡俗的清冷苦味完全轉化成可見的外像，難怪連詩人余光中都要為之賦詩吟詠。

除了苦瓜，還有一些東西也是成人趨之若鶩，兒童一試便要吐舌叫苦的。例如啤酒、煙草、黑咖啡。這三樣東西都很怪，絕對是需要學習的口味，沒有甚麼人是天生就會愛上的。你必需壓抑本性，忍耐着用清水漱口的衝動，嚐過一口再一口，試過一回又一回，而且還要加上幾分想當大人的虛榮衝動，不想讓年長友儕瞧不起的自尊驕傲，才能一步步領略其中妙處。

並且這裏頭還有個過程，第一口啤酒第一口煙總是帶着好奇帶着步步為營的冒險精神，然後，你就漸漸地不怕了。但這還不夠，因為你只是不怕，卻遠遠還談不上愛。直到有一天，或許是工作太多，功課太重，熬到半夜睜不開眼，忽然一口濃濃的黑咖啡，它的咖啡因注入血液流遍全身，有如電流；回過神來，你竟然能喝出人家常說的那種「甘苦」，到底甘在哪兒了。

又或者你失戀，或者初次感到人生日後還要經過無數次的苦戀，想學電影中電視中看過不知多少遍的那些姿勢，你再次點起香煙嚥下啤酒，接着不知不覺地吸下去飲下去。黎明乍起，你方發現，你已經算是個人大了。

梁文道：國家不能為人民買彩券（二之二）

【am730-觀念】在今年「兩會」召開之前，包括《南方都市報》、《經濟觀察報》、《重慶時報》的十多家媒體，破天荒地發表了一篇共同社論。他們聯手呼籲兩會代表改革戶籍制度，打破中國在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之間的人為區隔。表面上看，這是重申人民的遷徙自由，讓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有自由流動的權利。實際上它卻是一次根本的平等主張，使進城的農民工享有城市居民的待遇。「農民工」其實是一種獨特的中國現像；別的國家也有不少農村人口進城工作生活，可是他們並不等於我們的民工。我們的民工在城裡從事體力勞動，是各地大興土木的主要人力來源；我們的民工在城裡幹盡許多城裡人不願幹的基層服務，是所有城市正常運轉的必要血脈。但從住房、醫療一直到子女的教育，他們幾乎享受不到任何市民該當享有的待遇。這不是因為他們窮，而是因為他們的戶口不在城市。而且他們的人數十分龐大，在好些城市裡面，所謂的「外來人口」甚至佔去常住人口的一半。也就是說，每一座中國大城市都在剝削大量活在城市但又奇詭地不算市民的人。

任何國家最基礎的公民身份獲取都不外於兩大原則；一是「土壤原則」(jus soli)，你生在這個國家，所以自動擁有該國的國民身份；二是「血緣原則」(jus sanguinis)，你的父母是某國國民，所以你也能自動承續該國國民身份。這是每一個人都不得不在出生前被迫購買的彩券，生在富國還是生在窮國皆由不得你。除了少數學者，大部分人都不會質疑這算不算是違反了公平原則。因為我們目前還不曉怎樣落實跨越國界的全球正義，只好把正義的訴求放在一個主權國家的內部框架來考慮。印度的「種性制度」之所以惡名昭彰，古代封建社會之所以為人詬病，理由就在於他們把出生的狀況當成最重要的分類原則，將人民被迫購買的彩券變成天經地義的社會事實。從這個角度來看，今日中國的戶籍制度，又何嘗不是一種把運氣當做必然的制度呢？戶籍不單是一紙有關抽象身份的文件，更是一連串的權利和實際福祉。

有不少人從現實角度擔心取消戶籍制度的困難，擔心城市消化不了忽然湧至的大批農民，甚至把現實上升為理念，辯稱戶籍制度保證了廉價勞動力，促進經濟繁榮。技術困難當然很重要，但我們不能失去理念的方向與原則的指導，一步步尋求現實的改變。假如把技術困難化妝成原則，延續一套不合理的制度，那就無異要政府放棄秉持正義的本份，反而期盼它充當上帝，主動出手幫大家買一出生前的彩券。

梁文道：國家不能為人民買彩券（二之一）

【am730-觀念】大部分人都買過彩券，少數人甚至因此一夜致富。但有更多人經年累月的買，偏偏甚麼獎都沒中過，只有倒錢出門的實際損失，沒有幸運降臨的意外狂喜。可是不論你是哪一種人，你大概都會同意，中獎與否的責任不在他人，全是自己的事，因為是你自己下了要買彩券的決定。

可是，所有彩券之中最重要的那一種，卻是我們的父母替自己買的，我們毫無選擇的餘地，但又被迫從此形塑一輩子的人生走向。這種彩券就是我們的出生狀況了。

有些人生下來四肢不全，有些人生下來智商超凡；有些人生下來五官模糊，有些人生下來相貌秀美；有些人的父母富可敵國，自小含著金匙長大，又有些人生在赤貧之家，從幼年開始就飽嘗飢餓的滋味。這都不是我們自己的責任，結果卻要我們自己承擔。

你說這公平嗎？當然不公平。可是沒有辦法，要是我生來又醜又弱能，家中一貧如洗，我也只能暗嘆一聲運氣不好了。

還好現代國家的根本原則之一就是公正；就算不求結果一致，也不得不保證每個人的起步點是平等的。所以我們才要立法消除各種各樣的歧視，提供各式各樣的福利政策。雖不能阻止美女當上迷倒眾生的大明星，但可以不讓一家學校憑相貌收生；雖不得不使體格強壯的人成為萬人崇拜的職業運動員，但也能夠令一個身體機能有障礙的人活得大致便利。

我們不會輕易剝奪富人的家產，但我們會透過各種稅收轉移他的財富，目的是不讓他把資產一代又一代無條件地積累下去。我們不可能送一大筆金銀珠寶給每一個窮人，可是透過公共資源，他們的孩子起碼衣能蔽體，而且有書可唸。

簡單地說，現代政府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有限度地對抗命運的彩券，不要讓大家一生下來就差得太遠。在這個原則上，有國家很左，重稅收高福利；有的國家很右，政府盡量不干預；但這個原則本身大致上是沒有人會反對的。偏偏社會主義中國現在有一種怪現象，不只不極力彌補出生彩券所帶來的差異，反而還人為地強化它；不只不消除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距離，反而還用一套行之有年的制度去維持大家起步點上的不平等。我說的就是戶籍制度了。

梁文道@30期讀書好量身閱讀計畫

【讀書好-量身閱讀】



Toyoo :

最近收到許多大陸讀者的來信，可見我們的刊物原來已經跨過深圳河，透過網絡傳入大陸了。不過有些讀者提到的問題已經是老問題了，我在此答過多次，就請恕我暫不重複，有勞各位在網上看看過期的雜誌。

其中一位讀者問了一個很多愛書人都想知道的問題，但我好像一直沒有機會在此答覆，那就是在香港買書何處去了。

坦白說，近年我在港時間不多，平日又忙，早就沒有那麼多的閒功夫去開發新書店了，所以來來去去還是逛那幾家去慣的地方。另一方面，由於香港的租金實在太貴，許多我以前常去的書店也撐不下去關門了。所以我只能在自己的有限行動範圍裏挑出以下幾家：

1.樂文書店
這是香港「二樓書店」中的老字號了，共有兩間分店，我比較喜歡銅鑼灣那家，總覺得它新書品類比較多。假如你來香港是為了看台版書，這家就對了。雖然店小，放不下太多老書，但新書和常銷書它還是有的。

2.序言書室
可能是全香港最有人文色彩的書店之一，幾乎每週都有沙龍活動，而且可以談些十分深僻的話題。但你一走上去，肯定就要嚇一跳；就這麼丁點地方，還搞沙龍？它的藏書不算豐富，但有不少別的地方不一定找得着的品種，尤其是英文人文社科類書和有關香港本土研究的東西。

3. Kubrick
這家書店在內地比較有名，因為它的位置就在百老匯電影中心，許多人去看電影或者找影碟的時候都會順便逛逛。這家書店當然以電影相關的書籍取勝，但它也有不少設計類書和繪本漫畫，文學書更是選得別具品味，是相當有性格的書店。

梁文道

莉葑荑蘭．蔚珊．劉：

好「異國」的一個名字呀！

我完全明白你為甚麼喜歡把故事的背景設定在外國，這個道理就和許多初學寫作的人總是愛談夢境一樣：因其虛幻，因其陌生，所以就能任意發揮馳騁想像了，而且備顯浪漫了。

我必須老實告訴你，我沒辦法「推介一些有關外國文化的書籍」，因為我不知道甚麼是「外國」。一般而言，一位作者如果要寫一些他不太熟悉的題材的話，都要事先做好功課。比如你要談法國的學校，你最起碼得先瞭解一下法國的教育環境。我不知道你接下來想寫甚麼，是談地震前的海地？還是奧匈帝國的末日貴族？你叫我怎麼介紹書給你呢？

我建議你一方面繼續大膽地寫，不要怕人笑話；但另一方面也不妨想想自己寫作的理由是甚麼。要知道想像力其實可以從最日常的地方開始，例如你不熟悉的一位同學的身世，或者你家後樓梯的午夜時分。

假如你現在就能用英文看完Twilight，那麼你的英文程度也不算太糟了。要看奇幻小說的話，不妨留意Philip Pullman和Ursula Le Guin這兩位作者，他們是我最喜愛的奇幻小說家，而且十分可讀。仔細留意他們的文筆（而非故事），你就會發現文學想像的根源始自文字的運用，而非天馬行空的情節。如果你還想再看吸血鬼的故事，那就看Anne Rice的作品吧，她也許是在世作家中寫吸血鬼寫得最出名的人了。

梁文道

梁文道：文字難民論

【讀書好-論寫作】

雄壯．溫情．冷酷

在香港，我們大部分人都不願意稱自己為作家。在香港，說自己是作家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不是怕被人恥笑，不是怕別人說你在做一份沒有收入的工作，而是你會覺得，要去宣稱自己愛好文學、愛好寫作，本身就是難以開口的一件事。這種難以開口並不是怕別人看不起你，而是我們不喜歡過度張揚。

我們還需要一點香港的感性，這跟兩岸三地的不一樣。比如說，大陸的感性是昂揚的，是很激烈的。有一次我搭飛機從貴州飛到北京，坐在我隔壁的看來是個很有權力的人，飛機快要降落的時候，他的手機就響起了，電話一拿起來他就說：「哦，怎麼啦？沒甚麼事幹。出租樓房，買了塊地，那麼，十來億吧。」就這樣子說話。每個人說話都以自己為單位。另外，內地的藝術家、作家也很有趣，譬如最近我在北京收到一位作家給我的名片，寫着「京城五大才子之一」，下面寫着「著名藝術家」，都是這樣的，是很雄壯、氣壯山河的。

台灣的則是另一種，是很溫情脈脈的；溫情到甚麼程度呢？舉一個例子，台灣歌手出的唱片，他們會記低自己錄歌時的心情，每首歌都要記低，而且都非常感性。

香港的情況又不一樣，在香港，我們是很冷酷的，我們不願意張揚，要低調一點的。當你說你是個詩人、小說家，會讓人覺得你好像很文藝。因此在香港寫作的人，我們會自稱為「文字工作者」、藝術家叫「藝術工作者」，就如在街邊賣魚蛋的小販叫作「魚蛋工作者」，就是這樣一個狀態。我們很厭倦去表現自己的一個藝術創作，或任何跟我有關的狀態，甚至連閱讀也一樣。

如果我在香港的大學演講，問台下的一百名學生，你們有誰讀過《紅樓夢》？也許沒有一個人會舉手。但這並不表示一百個學生裏面真的沒有人讀過《紅樓夢》，可能有十個人讀過，但是他們不敢舉手。相反，若我在內地大學問在場的一百個學生，你們有誰把《追憶逝水年華》或《尤西里斯》讀完了？他們當中會有五十人舉手，但說不定沒有任何一個人讀過。他們會覺得承認這樣一個身份是一件很不錯的事。這就是分別所在。

文字人的難民心態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我們所有的文字工作者存在甚麼概念呢？我們會寫很多不同的東西，我們想淡化藝術家的身份，而且若要賺錢的話，我們需要接很多不同的工作。我們也許會做廣告公司的文案，也許會填歌詞，也許會寫很多專欄。而專欄有很多類型。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都是相當好的作家，都曾經為香港報紙開過小說專欄，寫過連載小說──哪怕是言情小說。我也曾策劃過一陣子，因為有一陣子我們不知道該寫甚麼來賺錢好，剛巧有位朋友要我幫他寫，我就為他寫了兩、三回。我們寫的題目叫做《鹹濕黃飛鴻》，我就曾寫了《黃飛鴻盤腸大戰十三姨》一段。

這就是文字工作者。雖說用文字工作，但也做了很多不一樣的東西。我們每個人都很忙，每個人每天都要交稿，像我這樣，就是每天要交稿的。有一個朋友跟我討論，在香港，每一個人都這麼忙，都要寫這麼多專欄。他形容得非常好，他說，我們在香港寫作的人像難民一樣，難民遇到海難的時候會怎麼做？在水上泡着，一有箱子浮過來，他馬上就抱住；一有木頭浮過來，他馬上又抱住。他總是一看到甚麼東西浮過來，就恨不得自己有八隻手去一一把它們都抱住。這是種難民心態，我們也一樣。

所以香港處於一種很兩極的狀態，一方面我們是個文字工作者，凡是用文字做的工作，不論貴賤，我們都做。有時候有些專欄作家會在他的文字工作者的身份上，取笑別人是作家，取笑別人是知識分子的身份。在香港，我們不會說自己是知識分子，這是很可笑的一幕。但同時間，出現了這樣的一些人：他們覺得，只要在這裏，他就能夠完成一個身為詩人的天命。我們沒有一個甚麼文藝圈，沒有甚麼太大的圈子，沒有那種互相往來的習慣。他一方面是很孤獨的、非常疏離的，另一方面，他也是非常入世的，混跡在江湖中的。這兩種狀態的並存就是我所認知的，在香港寫作的環境。

監獄上的一扇窗：台灣

不過，並不是每個作家都能寫專欄的。有些作家就是寫不了專欄。就像我的好朋友，台灣人比較熟悉的董啟章，他就沒辦法寫專欄。為甚麼？我覺得董啟章是唯一一個我認識的，只寫小說不會寫詩的人。他筆下的人物會寫詩，但你叫董啟章去寫詩的時候，他就不會寫；他說他不能寫評論，但是他筆下的人物常常在作評論。就是說他只能化身為他筆下的人物的時候才能寫詩。那麼他這種人怎麼寫專欄？他寫不了專欄。一個人長期困處在一個狀態底下，有點像自己一個人在苦苦熬煉，他居然還可以寫到總數達200萬字的作品，華人世界都沒有人能像他這樣。但在香港就有。像他這種人，寫的時候，長期自己一個人關在牢房裏，不說話，是怎麼樣的狀態？

在內地我認識一個人，他坐牢坐了五年，在單獨的監獄裏，他沒有說過一句話。五年之後他被釋放出來，他說話，別人聽不懂；他以為別人在聽，結果別人聽不懂。於是，他拿報紙朗讀出來，作為重新練習正式說話的一個方法。香港這種環境很容易出現這些古怪的作家，因為你就像一個坐牢坐了很久的人，沒有人理你，你不知道寫了些甚麼。

在台灣，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一點，就好像你覺得監獄上面還有一扇窗。香港有些作家，他們的作品能夠在台灣出版，然後從台灣回流到香港，像西西。我們無法想像如果沒有台灣的出版業，西西會怎樣。正如今天的董啟章，如果沒有台灣出版社，我很難想像他會怎樣，他可能就會成為一個瘋掉了的作家。所以台灣對我們來說，有點像監獄上面的一扇窗。

香港的文學養分

台灣文學對香港的滋養很重要。對我們很多人而言，香港本土的文學當然是我們的營養來源。但是感覺上，我們也從沒脫離過台灣文學。在我們的閱讀視野裏面，台灣文學從來都是構成養分的一部分。比如說，對於寫詩的人，當然會喜歡梁秉鈞的詩，但同時你會覺得楊牧、余光中也是你詩歌源流的一部分。

這種文學現象，我覺得起碼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是很穩固的，現在可能加入一些內地的脈絡。但是，原來在香港文學人的寫作養分方面，台灣文學是最重要的源頭之一，她可能比大陸還重要，起碼十年前我覺得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