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7日星期日

梁文道:呂大樂的懺悔(都是呂大樂惹的禍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有兩大核心,一是社會流動,二是世代更替。把這兩大部份結合起來,探討世代與社會流動的關係,得出的觀察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那一代人(也就是他所說的「第二代」)生得其時,既碰上了外在國際環境提供的機遇,又遇到相對寬容的上一代人給出的大量空間,於是出了不少年紀輕輕便能扶搖直上,佔據各種行業關鍵位置的中流砥柱。

問題是這批人很年輕的時候便成就了一番事業,他們也會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自動退下火線嗎?當然不會。就拿我比較熟悉的媒體行業來說吧,今天你去大陸看看各大報刊,三十出頭當老總的比比皆是,香港有這可能嗎?並不是因為他們的上一代特別大方,個個懂得急流勇退,我們的第二代則貪慕權位戀棧不去,而是因為他們今天的大陸在某些方面某些領域就像當年的香港,忽然來了一場產業大爆發,空缺特別多;年青人往上一瞧,晴空萬里,半個人影都沒有,那可真是捨我其誰。

於是香港便出現了第三代人上位的問題了,不只要面對仍然生龍活虎的上一代,更遭遇到上一代人沒有經歷過的人事結構扁平化,產業機會收縮的問題。換句話說,這一代人不只不能再按着老一代人的模式順着既有階序拾級而上,也不會可能再做那白手起家自己拼出一片天的舊夢。

這本是個很經典的社會上升流動停緩的問題,當呂大樂把世代框架放上去之後,它就變成近日為人注目的世代之爭了。

處在第三代與第四代之間的青年學人周思中在〈一個「香港」故事的誕生──『世代論』小傳〉裏質疑呂大樂憑「甚麼理據能支持《四代香港人》裏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宏大斷言」?並且追問其論點的關係所在,「在回歸十年這時機,以這個視角相當有限的『世代論』重寫香港故事,希望回應或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周思中認為呂大樂描述的那批第二代基本上只是一群中產階級,這群人相信競爭,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向上就能找到美好的生活,並且推而廣之,以為這是整個香港的核心意識,是香港成功的不二法門。坦白說,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裏對這種意識是極不客氣的,他不只調侃第二代的虛偽,揭穿他們表面開放實則啥事都想管它一管的心態;而且還根本地揭穿這種事成功盡其在我的自欺,指出他們過度誇大自己的能耐,漠視了客觀環境的助力。

但周思中更進一步地挖掘呂大樂世代故事的敍述策略,指責他只以「七十年代冒起的中產階級為中心,描寫他們與另外幾代人的關係,第一代為他們打下基礎,第三代恰恰給他們『騎』着不見出頭天,第四代作為他們的兒女被溺愛被規訓」;無異於把「其後一兩輩,以至父母一輩都以某種角色收納在戰後嬰兒那一輩的勝利者故事」。不錯,呂大樂的香港故事的確是以第二代為中心,表面的理由是這代嬰兒潮寶貝人口數字龐大,曾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佔去了香港整體人數的一半。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他們(包括呂大樂本人)把握了三十年來的主流話語,有能力將自己的經驗放大為全香港的經驗,有辦法把自己對社會的看法說成是香港的故事。為什麼呂大樂不另闢蹊徑,看看其他幾代人的視角,甚至在第二代的中產階級之外找出當不了成功中產的失敗者,以他們的觀點去說一遍香港人的戰後經歷呢?

在我看來,答案相當簡單,《四代香港人》沿續了《唔該埋單》的思路,是呂大樂對所謂「香港意識」的否思,更是他對自己那一代人的自我批判,無論我們有多討厭那麼從李嘉誠到曾蔭權都念兹在兹敍之不倦的香港神話,我們都不能否認它在香港的霸權地位。呂大樂在《唔該埋單》裏最有力的批判就是指出它的局限,用九七前存在着五十萬名貧窮人口的事實否定香港遍地是機會的傳說。敍後他在《四代香港人》裏更貼近地描述出自己這代人如何誤解了自己誤解了香港,同時還漠視了社會不再流動的情況,以為一切全是下一代人不肯努力的錯。在這個意義上,呂大樂其實是香港神話的掘墓人,而非它的追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