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帝國裏的別墅（達爾文，生日快樂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雖然達爾文的《小獵犬號之旅》至今仍是旅遊書寫的經典，但他卻不能算是一個熱愛旅行的人。相反地，他很內向，不喜社交，要是有陌生人登門拜訪，他多半會緊張得想要嘔吐（他是一個常常嘔吐的人，所以研究室裏有一個用小布簾隔開的衞生間，以備不時之需）。自從回國之後，他大半生都隱居在倫敦市郊的唐恩小築，在那裏種花養鴿，做各種各樣的實驗，苦心構思他的理論。

英國古生物學家伯爾特（ Michael Boulter）在他的《達爾文的秘密花園》（ Darwin's Garden: Down House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裏頭說：「在一八四○和一八五○年代被視為歷史大事的事件，如拿破崙三世的要脅等，雖然在當時擾亂了政治家和仕紳階級，現今看來意義不大。同樣地，在當時微不足道的騷動，長期看來卻有着偉大的意義，像是總是不為人知的蚯蚓挖地道。這位住在唐恩小築的文靜紳士算出，他每畝地裏有五萬三千七百六十七條蚯蚓，而拿破崙只有一個。這些鄉村裏的野生生物，無視外界表面的大事件，太平無事般持續雜亂無章地持續進行牠們的活動，無論發生甚麼事，都處變不驚。達爾文決定，物種演變沒有終點，沒有目的；無視於帝國的興衰，它都會持續進行下去」。

儘管達爾文的演化論可以無視於帝國的興衰，文明的起落；因為它的時空尺度是如此地遼闊。但我很懷疑達爾文本人是否真的可以不必在乎帝國的存在；要是沒有一個帝國的網絡在背後支撐，他能夠在自己的別墅裏安然地沉思寫作，然後創造出如此宏大的理論嗎？

達爾文是最後一代的紳士科學家，這種不必在大學教書為稻粱謀，只需要憑着繼承得來的財富，每天躲在家中的小研究裏專心追求自己的嗜好，就像在他之前的許多大科學家一樣，足不出戶，便可對着望遠鏡窺測天機。不過對於一個地質學出身的近代生物學者而言，這種隱居狀態是很可怪的，畢竟生物學和天文學不一樣，它需要大量的野外考察與樣本採集。尤其是達爾文。讀過《物種源始》的人都曉得，裏頭牽涉到的物種何其繁多，光是藤壺，就不知道他要做過多少個品種的解剖和觀察才能得出那麼精細的分析了；達爾文怎麼可能隱居呢？

答案就在郵遞。大衞．奎曼的《完美先生達爾文》裏面錄有不少達爾文書信的資料。其中包括一封寄給曾經擁有牙買加地產的英國官員的信，達爾文想問他牙買加的馬長甚麼顏色。大英博物館則把館藏的藤壺標本一箱箱地寄到他家。甚至連他後來的「對手」華萊士也從印尼的龍目島給他寄過一隻鴨子的標本。雖然他常常拿這種事煩擾一些身在海外的陌生人，但很幸運地，那些人往往並不介意幫祖家一位學者的小忙，例如當時的港督寶寧（ Sir John Bowring，順帶一提，寶寧的兒子可能是香港史上第一個蝴蝶專家）。這是那個年代的文化風尚，每一個出海的人都是某程度上的知識探險家。

如果沒有這些遍佈全球的英國人，達爾文就不可能得到那麼多的資料去佐證他的創見；如果沒有一個可靠的環球航路，這些從世界上各個角落寄來的標本、報告和私人觀測紀錄就不可能平安送抵達爾文的郊區別墅。換句話說，在唐恩小築的寧靜外表下，有一座帝國的血脈湧動。當代的後殖民研究和「科學研究」（ Science Studies）提醒我們，知識的成長與殖民帝國的擴張是平行並進的雙重軌道，炮艦去到那裏，科學就去到那裏。不要忘記，當年啟蒙達爾文的小獵犬號之旅本來就是皇家海軍的一趟環球測量行動。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當年根本只有英國才出得了達爾文的演化論，德國不行，法國不行，中國就不必提了。

坦白講，我相當佩服往昔那批帝國的哨兵。走進東亞各地的殖民者墳場，我時常站在墓碑前想像他們離開港口時的心情。難道他們不知道前面是無情的大海，異國的語言與未知的命運嗎？難道他們不曉得這一去就可能再也回不到家鄉了嗎？不，他們很明白；然而他們還是去了。在今日中國人的眼中，包括英國在內的這些歐洲王國都只不過是蕞爾小國罷了，但是他們的崛起之路卻走得如此冒險如此雄大。學者、教士會和商人一同前進，因為帝國的野心也是知識的雄圖。

梁文道：涮羊肉的品味（二之一）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今年北京大雪來得特別早，溫度低得叫人吃不消。雖然我沒趕上下雪，但雪後結凍的滋味其實更難受。這等天氣，還有甚麼東西好得過涮羊肉呢？

很多海外老食家初回大陸涮羊肉都會有點不適應，怎麼有那麼多人都大把大把地下肉，大把大把地撈呢？涮羊肉不是應該吃一片燙一片嗎？一下子就把肉都弄熟了，那還有涮肉的情趣呢？莫非六十年的時間已經長得足夠改變老一輩的飲食習慣，叫人忘記昔日的老規矩老作風。其實這是個誤會，最早的涮羊肉本來就很粗放，和烤牛肉一樣，是草根百姓的美食，大肉大酒正是它的應有之義。我們今天所知的涮肉規矩是後來斯文人的吃法，他們覺得涮一片吃一片的悠閒比較能配合自己的身份，否則就像一群餓狼碰到羊，太不像樣。也就是說，羊肉該怎麼涮，是個階級差異的問題，而非古今差異的問題。

可是，另一些東西就真是今昔有別了。比如一家近十年來特別受歡迎的名店，本是北京城西吃涮肉的不二之選。但那天我一進房就覺得不對勁，原來燒炭的黃銅大爐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一具小鐵盆，底下則是現代化的電熱板。我最討厭這種電熱板了，它看起來很有智慧，懂得自動調溫，其實卻使得水溫忽高忽低，十分不平均；要是你剛剛下了一片肉就碰上它降溫，這涮肉往往也就成泡肉了。

一人一爐還是最不像火鍋的火鍋，因為它不用你站起來湊前彎身下料，免去了大家又站又坐的動作，因此也減少了那種挪桌動椅的熱鬧；而熱鬧，乃是火鍋的本質。

也罷，反正這家人的肉還行，爐的問題就當作是時代必有的變化吧。於是我們一桌人吃吃喝喝，轉眼就到了飯局尾聲。不料店員這時送上兩碟麻醬燒餅，我們一下子就呆住了，急忙詢問為何等到東西都吃完了才來燒餅。那店員非常正經地說：「這是主食呀！當然要等吃過菜了才上。」然後我忍不住給她上課，告訴她燒餅是用來夾肉的，不能分開來吃。她的表情半信半疑，似懂非懂，彷彿在這家店裏頭從未聽過這等奇聞似的。

又有一晚，朋友請我去一家據說十分高檔的涮肉店，裝潢是那種老外一看就喜歡的黑沉沉簡約派，不消說，它當然也是一人一爐。然而，叫我震驚的是它有七種湯底選擇，偏偏沒有老派清湯底；它有包括山葵醬油在內的多種蘸醬，就是沒有最規矩最傳統的那些著料。不止如此，他們的店員還大力推銷和牛、鵝肝與鮑魚。這真的是家涮肉館嗎？我還以為自己回到了香港呢。

事後總結，我發現這兩家店都不約而同地標榜自己「品味高尚」，是款宴貴客的好地方。所以我就明白了，人家賣的不是涮羊肉，人家賣的是品味。

梁文道：散文已老（台灣奇人舒國治二之二）

【am730-觀念】我不想說太多舒國治這個人的事，我想談的是他的文章。只是他的為人為文，讓我想起「文如其人」這句老話，所以不能不從其行止風貌談起。經過現代文學理論的洗禮，人人皆知作者已死，「文如其人」早就是老掉牙的過時神話了。可是你看，許多年輕讀者不都說「舒哥的作品不像現代人寫的」嗎？正由於其古老，他才能迷倒一眾台灣讀者，成為彼岸十年來最受歡迎的散文家。

散文是老的，它快老到被人遺忘的地步(難怪我曾見過有些年輕人會批評某某某不寫小說不寫詩，所以不算作家。可見就連周作人、林語堂和梁實秋的作家地位也很可疑了)，當然，散文還是存在的，就文體而言，它甚至是最常見最普及的，小至一條手機短信，大至一份公文，皆可歸入廣義散文的範疇。正因其常見普及，散文遂成了一種最不「文學」，也最(看起來)不必經營的文類。比起詩，小說與戲劇，散文少了一份「造作」，自然得有如呼吸飲水，凡常而瑣碎。

我猜測這便是今日大陸雜文家日多，而散文家益少的原因了。在我們的期待裡頭，雜文應該寫得機巧銳智，處處鋒芒，它的經營痕跡是鮮明可見的，它給讀者的感受是爽快直接的。更要緊的，皆來自雜文的議化功能。相比之下，傳統散文未免顯得大過平淡，花草蟲魚之屬未必太過沒深度。於是「美文」就興起了，恍惚不經一番香濃艷裝的堆砌，散文的「文學性」就顯不出來。於是「文化大散文」就抬頭了，似乎不發一聲文明千年的哀嘆，不懷國破山河在之思古幽情，散文就不夠「深刻」。就在這個意義上，我說舒國治的散文古老。

你看他有多無聊，居然用一整篇文章去寫賴床，而且還要討論賴床怎樣才算賴得好：「要賴床賴得好，常在於賴任何事賴得好。亦即，要能待停深久。譬似過日子，過一天就要像長長足足的過它一天，而不是過很多的分，很多的秒」。然後他還能分辨一個人是不是賴床的人，因為「早年的賴床，亦可能凝鎔為後日的深情。哪怕這深情未必見怕於良人、得識於世道。」「端詳有的臉，可以猜想此人已有長時間沒賴床了。也有的臉，像是一輩子不曾賴過床。賴過床的臉，比較有一番怡然自得之態，像是似有所寄，似有所遙想，卻又不甚費力的那種遙想」。也許是我見識不廣，但我的確好久沒見過有人這麼認真地去寫「賴床」這樣的題目了，如斯細碎，如斯地無有意義。而且他不故作幽默，沒有埋伏一句引人驚嘆叫人發噱的punch line；也不連繫甚麼名人偉業，沒有扯出甚麼賴床賴出太平盛世的大道理。他就只是老老實實地寫賴床：「我沒裝電話時，賴床賴得多些。父母在時，賴得可能更多。故為人父母者，應不催促小孩，由其肆意賴床」。

梁文道：精英的機會還不夠多

【南方週末】曾幾何時，中國的文官體制是歐洲政治改革的靈感來源。那年頭歐洲各國的掌權人物幾乎全是貴族，你能不能登上朝廷做那掌璽大臣，得先看你的血緣出身。要是出身貧賤，哪怕你能力再好，也只不過像把從未被人放進過布囊的尖錐，根本連入圍競賽的資格都沒有。所以在啟蒙思想家的眼中，中國的科舉制度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公平最理性的創製了。除了推崇教育的文明中國，他們想不出還有哪一個國家能夠用考試這麼科學的方法擇仕選官。漸漸地，他們也開始了自己的國家建設，改變固有的權力體制，把權力精英的血緣基礎換成了成就基礎。尤其是英國，它吸收了中國制度的優點，創造出現代文官體制的雛形。

科舉縱有百般不是，但我們不能否認它畢竟是個偉大的發明。用考試去決定社會的上升流動，實在要比靠出身和階級公平得多理性得多。從歷史角度來看，說中國人是個考試的民族，並不完全是種貶稱。

然而，考試的缺陷也十分明顯，它是一套硬化的標準，並不適合每一個人。有些孩子不大會考試，但他可能具有考試考不出來的驚人才華。所以由古至今，制度總會為少數人開一扇方便之門，比如說「舉薦」。如今歐美許多名牌大學都有各式各樣的方式去吸收考試不行的「特優生」，或者憑學生被公認的驚人成就破格錄取，或者倚重某些可信人物的大力擔保。

考試本來是公平的，考試之外的多樣途徑本來也能補考試的不足。但是每一個社會都還有貧富差距的問題，有錢人的孩子的確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因為他家有錢請家教，能送他上學費比較貴的名校，所以他考試成功的機會也就比較大了。就算不看考試，理論上富家子弟的表現也可能會好一點；因為他見過世面，面試的時候比較有自信，而且他會得到不少音樂藝術等校外教育的熏陶，容易發展出一般同齡人所沒有的能力。

教育是種社會再分配的體系，怎樣不讓富者恆富，精英永遠是精英，這一直是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就拿英國的牛津和劍橋來說吧，大家對它們的印象就是「精英貴族名校」，也就是說它們不只精英，而且貴族。如果你中學是在伊頓和哈勞這些地方上的，你進牛劍就有一半的保證了。於是英國的「重點大學」都有扶助困難學生的獎學金，幾十年前還開始了中學校長推薦的計劃。他們會請一些較貧困地區的中學校長推介少數極有潛力的學生，給他們特殊的面試機會。饒是如此，直到 2007年，牛津大學也還是只有1/10的學生來自窮困家庭。

去年8月，備受輿論壓力的牛津大學終於公佈了一項驚人的計劃：它的入學導師會在挑選學生的時候格外注意學生的地址，看看他是不是住在較為差勁的小區，如果是的話就要優先對待了。牛津入學登記處總監麥克·尼克松（Mike Nicholson）說：「只看成績太殘忍了。我想確認一個學生是否來自高等教育機會比較稀少的地區，我們應該讓他們打破障礙。」這個計劃用心良苦，但又有不少人嘲諷它是「住址博彩」，以學生的住址掩蓋了學生的真正的能力。怎麼做都不是，可見教育的公平實在不是個容易對付的難題。

然後再一次地，中國走在了世界創意的前列，因為我們的精英大學似乎領乞放棄了公平的負擔。今年11月，北京大學開始推行「校長實名推薦制」，選出 39家中學，讓他們的校長各自推薦一位學生，不用筆試即可進入北大的面試階段。細看這些中學的成績和所在的位置，大半算得上好學校好地段，既有4家已經出過不少北大生的北京名校，更有10家中學來自「教育強省」江蘇，總之全是不愁學生出不了頭的學校。我們都曉得北大不是牛津，前者是全國納稅人支持的公立大學，後者則是私人讚助的私立大學；前者一向優待北京本地生，讓這個全國首善之城的孩子入學門檻要比別人低一些，後者則開始重視有欠發達的地區，使教育資源不夠豐厚的學生得到更大的優勢。為什麼一傢俬立名牌大學會比一家公立名牌大學更關注全國教育公平的問題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說今天的中國好像完全信服了「馬太效應」；「凡是已經有的，還要給他更多；凡是沒有的，連他剩下的也要拿掉。」我們唯恐精英階層得到的還不夠，所以就要想辦法為他們開放更多機會。培育精英，國家才會更強大，這套優生學式的教育理念也許就是中國下一輪的創見了。

梁文道：人生就本質而言是孤獨的

幸福感對一般人來講是很依賴於別人怎麼對待他，而如果能做到不依賴這個外在，內心很穩定，不會被忽然而至的東西影響，不會看到雷雨就心旌搖晃，那麼這時候應該是更滿足的。

採訪那一天，大雨，風聲、雷聲、咖啡館裝修的鑽頭聲，聲聲入耳，他全然不為所動，叫拍照就拍照，叫擺姿勢就擺姿勢，真真是「很習慣把自己抽離出來」。

而跟他聊天，就好似開啟了一個自動問答機，拋過去的問題在他那裡都不是問題，也不怕沒有好答案，並且嗓門大，言語密集。當然，前提是他肯說。

間中還捲了好幾次煙卷——從隨身背的黑色雙肩大包裡摸出煙盒和煙紙，捏一小撮煙絲出來，再兩手並用認真投入地把煙絲捋成長條狀，捲起，點著。煙癮不小——真真似有老派文人的嫡傳。

他聲名漸漲，擅長在公共領域指點江山，每當發生一些事件之後，很多人就會產生「看看梁文道這回怎麼說」的應激反應，當然這也是一種信任機制。而他識時務地說，「這樣很危險」。

喜歡他的人都揀好的說。「他什麼都懂，是百科全書」；「他的聲音有迷惑力，發音的調子、頻率剛好是最容易給人信賴感的那個刻度」；「他造型溫潤，沒攻擊力」；「他幽默可愛，沒那麼多的矯揉造作」；「他乾脆利落，不拖泥帶水」；「他堅持觀點但沒有戾氣」；「他樂於自嘲和暴露缺陷」……

豆瓣梁文道小組人數近萬，組員發帖踴躍，他覺這「不是好事」，屢屢勸散。「他們知道的我都是從媒體中看到的我，那是意識的一個幻影，為一個幻影耗費那麼多的心血和時間是不值得的。」

梁文道出道20年，17歲開始寫報紙專欄，他不吝嗇隨時隨地傳達聲音、表達自己，深諳「借力打力」之道：「我在內地的影響力，可以提升我在香港的話語權。」但他也深知早晚自己會退隱江湖，很早就做好心理準備，那就是「有一天應該而且必然要被人忘記」。

愛情是很重要的一種分享

記者：你在新書《我執》裡談論情感、人生、困境和矛盾，那麼你自己身上有沒有這些問題？現在這些問題是消失了還是依然存在？

梁文道：我肯定有很多個人問題，但我並沒有把我自己的歷史放到書裡面去處理，它不是我個人矛盾的表達。我頂多是把我看來大家面對情感時會遇到的問題，用第一人稱的寫法寫出來。那裡面有一些對情感的思考可能是我個人思考的結果，或者是由我的經歷總結出來的東西，可是，基本上「我」是一個半虛構的主體，它其實是在營造一種自傳效果，這是文學裡常常使用的技巧和方法。

我研究過，這個自傳效果的達成主要是靠給人一種喃喃耳語的感覺，有了這種感覺，有一個語蔫不詳的「我」在發言，那它就會營造出這種氛圍和感覺。所以我在寫的過程中其實也在不斷地探討這種寫法可以寫到什麼程度，我覺得挺好玩的，因為以前沒寫過這種類型。

記者：在書中也時常能看到你對感情非常理智的感悟，比如「情人按其本質就是一種長久不在，永遠隱身的對象」、「對不起一開始就是個錯誤」、「愛情與傷害是共生的」、「人間的一切情感都是形式與內容的調整與掙扎」等等。你好像對待很複雜的感情問題也能做到以極大的理性和透徹去裁剪它。

梁文道：我不算是一個太理智的人，但我可能比更多人容易馬上回到理智的狀態。比如我認為愛情應該是很重要的一種分享，不只是愛情，所有的感情都是這樣。

人生在世就本質而言是孤獨而寂寞的，我們有時候不知道這個世界是否真實存在，不知道現在跟我說話的你是不是我想像出來的。那麼在這樣的狀況下，遇到高興的或者悲傷的事情，就需要找一個人分享，極力去確定我所看到的東西是真的。人生如此孤獨，需要透過他人的保證來告訴自己，「我不是單獨存在的」，這就叫做分享。

記者：你覺得成就幸福婚姻最重要的核心或者說決定性的條件應該是什麼？

梁文道：就是我剛才說的那種分享的狀態。所有的愛情、婚姻，一切人間的親情、友情都是這樣，要分享，要選擇一些人來分享，這些人就是能夠幫助你確認自己的存在意義的人。

但是，當這樣的關係再發展下去，比如往一個成熟的感情方向推進之後，最好的結果應該是放棄自己。所謂放棄自己就是不自私地去愛，愛一個人不是因為要滿足自己的某些需求，恰恰相反，是開始放棄對自己的一種我執，這個時候你是打開胸懷的，這個時候的愛才是比較完美的。

記者：你說的這個狀態是非常理想的狀態，很多感情初衷是非常好的，但是常常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後來就沒有辦法繼續了。

梁文道：這是因為我們都自私，我們大部分時候是利用別人來滿足自己，而不是想著怎樣放棄自己，愛情也是如此。所以有的人越愛，他的自我就越堅固，當自我越堅固的時候，就越痛苦。如果一直想著自己，就永遠不可能得到滿足，而越是不執著於自己的滿足則越容易獲得滿足。這是一個悖論。


讀書是為了顛覆我的既有想法

記者：很多人都很好奇你的知識結構非常龐雜，這樣的一個知識結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

梁文道：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只要對世界上各種事情有好奇心。真正難的地方在於，我們今天處在一個信息爆炸的年代，每天都會知道很多事情，接受很多新知，問題在於你有沒有選擇，怎麼規劃自己的資訊。我的資訊吸收量跟大家差不多，可能我能做到的事情只不過在於我有規劃，知道自己應該吸收哪些信息，怎麼吸收，以及吸收回來之後怎麼用。坦白講我不是一個記性特別好的人，但是當我要寫、要用的時候，我的腦子裡就像是有個搜索網或者檔案庫，會自動分類整理過去我所看過的東西。

記者：通常你的閱讀速度很快嗎？

梁文道：閱讀速度不是我決定的，而是由書來決定的。我一個月大概看20本書，有時多點有時少點。其實速度不是問題，專心才是問題。我相對來講是個容易專心的人，現在我在說話，需要的話我可以隨時拿本書來讀，我很容易從一個狀態到另一個狀態。

記者：在這樣一個浮躁的年代，人對精神生活的需求真的是有必要的嗎？

梁文道：有必要吧，要不然沒有錨了，人就在海上漂了。很多喜歡看小說、詩歌的人在30多歲以後就不看了，通常最熱衷看話劇、舞蹈、電影的都是二十幾歲的階段，年齡大到一定程度之後，人們就覺得自己不需要了。但是真的不需要了嗎？我覺得不是，只是這個需要被埋沒、被忘記了，他麻木了，不再開放，不再有問題了。一個人並不是後來沒有了問題，而是他以為自己沒問題了，結果他就活得很有問題了。


信仰是通向真理的一個路標

記者：思考過多、看得太透太清楚的人，是不是也不容易獲得一種普通層面上的幸福感？

梁文道：我不認為想得很清看得很透就特別痛苦，對人際關係看得很透，瞭解到虛偽、懦弱、卑鄙，不會因此就更恨那些人，相反可能會更寬容，更自在，這是一種大智慧大情懷。幸福感對一般人來講是很依賴於別人怎麼對待他，而如果能做到不依賴這個外在，內心很穩定，不會被忽然而至的東西影響，不會看到雷雨就心旌搖晃，那麼這時候應該是更滿足的。

記者：說到你自己的信仰，你也經歷了一個從尋找到堅定的過程，人的信仰是不是都是為了為自己的人生尋找到一個出口？

梁文道：人會有很多的終極關懷，所謂終極關懷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人為什麼活著」這個問題，而對於這類人類必然面對的問題，人類歷史上發展出很多不同的答案。所謂信仰，是你知道並且相信一個東西有答案，而且你肯定自己順著這條路走就能夠到，這就是信仰。信仰等於是通向真理的一個路標，路標不是終點，你順著這個路標走，能走出去，有希望，這就叫信仰。

記者：參禪修佛真的解決了你的很多個人問題嗎？

梁文道：沒有解決了，但是在解決，在尋找解決的方式。

記者：你說過說話負責、寫東西負責這是寫作人應盡的本分，這個其實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吧？尤其是當一個人成為公眾人物之後，很有可能會產生虛榮的心理。

梁文道：我也有很不負責任的時候，也常有說錯話、寫錯東西的時候，虛榮我也會有，所以更知道自己的虛榮，要修行，擺脫它，跟它保持距離。你會不會習慣了別人的掌聲、追隨這種掌聲，會不會有一天沒有了掌聲你覺得好難受、寂寞，要注意這個。每個人都應該學習準備這一天的到來，這個準備不是為了讓自己到時候好過一點，而是現在就瞭解到，這一切是如此的虛幻。

梁文道：革命的來臨悄無聲息（達爾文，生日快樂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倫敦的林奈學會舉辦了一場也許是科學史上最古怪的論文研討會。這天傍晚，三十多個聽眾無精打采地聽完了論文宣讀（也有人說是二十多個），沒提意見，也沒有問題，好像甚麼都沒發生過似的，散會之後便各自回家，完全不像世界即將改變，一股風暴就要襲來。在他們剛剛聽到的論文裏面，其中一篇是彼時遠在摩鹿加群島寄回來的〈從原始形態探究異體不確定地分異傾向〉，另一篇則是達爾文《物種源始》的概要。也就是說，這一天他們目睹了演化論的正式登場。

「為甚麼會這樣？」美國科學作家大 衞．奎曼（ David Ouammen）在他的《完美先生達爾文》（ The Reluctant Mr. Darwin）裏問了一個很多人都想問的問題。他的答案是華萊士和達爾文都沒有提到令人敏感的「演化」這個字眼。而「另一個聽眾沒抓到重點的理由，也許是他們從未問過自己『一個物種如何變成另一個物種？』這個達爾文和華萊士正在回答的問題。」看來他倆關心的問題太過超前，乃至於時人根本聽不懂他們的解答。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雖然從前沒人能像達爾文這樣精巧系統又佐以大量實證地構築過演化論的框架，可是生物演化的想法老早就出現過了。在法國人拉馬克之後，各種版本的演化思維更是層出不窮，蔚為風潮。我們甚至可以說「時代精神」已經走到那一步了，只待有人承擔起宣示它具現它的責任，讓演化論水到渠成地敞露成形。否則，我們又該如何解釋事情的巧合？為甚麼達爾文和華萊士這兩個身份和經歷完全不同，彼此也從未見過面的人會在地球的兩端「同時」提出相近的想法呢？

今年適逢達爾文兩百週年誕辰，市面出現了許多種達爾文的傳記以及演化論的歷史，我挑了好幾種回家細讀，不是湊熱鬧趕時髦，而是因為我一直對這段歷史十分着迷。那裏頭有太多令人神往的細節，你可以從科學社會學的角度分析達爾文與華萊士在「演化論之父」這個頭銜上爭端，也可以懷念紳士科學家的最後霞光；還可以具體進入達爾文的個人生活，瞭解他如何在背棄了信仰之後還能坦然接受至親的死亡，與一位虔誠的妻子共渡生命的結局。當然，我們還能回到那個總是叫人浮想聯翩的問題：一種觀念是怎麼出現的。

關於這個問題，傳統上有兩種進路。一種是傳記，深入考掘一個主角留下來的文檔，從他的生平言行看他孕育和孵化觀念的艱苦歷程，看他如何一步步推導出震動世界的想法。另一種是老派的觀念史，以抽象的觀念取代具體的活人，分析一個陳舊的觀念接引出一個新觀念的結構，似乎思想者只是完成思想的工具。

看達爾文的傳記，我能體會他緊張的情緒，因為他在自家的花園裏養育鴿子，培育植物，秘密地探究着一個不敢輕易示人的爆炸性學說。這個負擔如此沉重，使得他總是苦於胃痛（他甚至要在研究室裏闢設一個洗手間，方便嘔吐）。看演化論的歷史，我能感到抽象力量的壯麗，它要來的時候必定要來，就算沒有達爾文，它也會扶起華萊士，叫後者完成那恍如命定的功業。演化沒有目的，問題只在於演化的單位是甚麼，是基因還是個體？觀念的散佈亦可作如是觀，是人在傳佈演化的想法，還是演化的「瀰」（ meme）在利用人呢？對於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晚上那些聽眾來說，這一切也許只不過是學術史上不值得注視的細微變異；正如我們偶而在街上看見一個目光如隼相貌精奇的人，但不知道他可能就是一支新族群的祖輩。

梁文道：飲茶時光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尾指應該屈摺起來，還是自然地往外伸出呢？這是個問題，是個禮貌的問題，這是個有關喝茶的禮貌的問題。

我說的是在英式飲茶的時候，持杯手應該如何擺放的問題。首先，用拇指、食指和中指這三根手指去輕輕把持杯耳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了。而無名指雖然派不上用場，但它多半也會順勢與食指和中指一起呈顯彎曲的形態。唯一有爭論的地方在於尾指。從肌肉的生理機制看來，這根小小的指頭會自然地往外突出，頗有一枝獨秀的派頭。可是十九世紀的貴婦卻嫌這個姿態太沒禮貌，顯不出上層社會的文明與自制，於是他們就刻意把它和其他手指一齊向掌心收攏。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初，風氣陡變，貴人們紛紛講究自然，開始討厭「過於造作」的禮節，所以屈摺尾指這個小動作就被認為是「故作有教養而可笑的矯揉造作」了。

我為甚麼要花上一整段文字去介紹這麼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問題呢？那是因為它很能說明喝茶究竟是怎麼回事。正如人類學家艾瑞絲．麥克法蘭（ Iris Macfarlane）所說的，喝茶本來只牽涉到一些很簡單的動作，「只需要花上一兩秒的時間，但這樣的動作無法讓準備飲料給賓客的過程中有太多社交互動，也不會有太多細節繁複的社交儀式。」而儀式卻是種深深埋藏在人類心中的渴望，所以無論是在英國、日本，還是茶的祖國——中國，喝茶都變成了一種遠不止是喝茶的複雜社交活動。

儀式需要與儀式相應的時間與空間，所以我一直對半島酒店的下午茶感到不以為然。不是它的道具不對，更不是它的茶點不美味，而是它的環境太過閉塞，原來挺寬闊的大堂總是被人山人海的場面弄得鬧哄哄的，非常違背下午茶的本義。我們今天所知的英式下午茶之種種規矩與形象，皆源自十九世紀中葉。那正是英國造園藝術的鼎盛時期，判斷一家人的家底和教養，看的不是他的大宅宏偉與否，而是看他家的庭園經營得優不優美。一場美好的下午茶，本該設在一道可遮陽的廊道，或者一座玲瓏通透的涼亭，能被清風吹拂，能聞鳥啼草香，更能觀賞四方綠野與遠方群山。下午茶與庭園就像是天生的一對璧人，彼此需要，並且能把對方提升到另一個層面，共同界定了英式優雅生活的理念。回過頭看，當你坐在半島酒店的大堂，正要擺開架勢研究尾指的問題的時候，卻見一隊遊客排成的長龍擠在一角，等着你的位子，你還能優雅得起來嗎？

空間固然重要，但時間也許才是喝茶的真正本質。就拿我們廣東飲茶來說吧，大部分人都把它當做吃點心的同義詞；也有人認為飲茶既然叫做飲茶，可見茶才是它的第一主角；更有人相信懸在半空的鳥籠與托着點心來回叫賣的堂倌，以及木製家具所共同渲染的氣氛是飲茶的不二本相。但我卻堅持，飲茶首先應該是一種時間的概念；就和西式的下午茶一樣，那是一段神奇的時光，在勞碌緊湊的日常生活裏開出了一片時間之外的例外時間。它是上午、中午，還是下午，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這段時間裏面你無所用心，自然放鬆，既能與陌生人共桌交談，也能同枱飲茶各自修行；既能和一家老小閒話家常，也能放着伴侶不管低頭只顧自己的報紙。這麼飲下來，這一餐茶往往一不小心就從上午坐到中午，渾然不覺時光流逝匆匆。就算你在數字上坐得不長，可感覺上它卻悠然得近乎停頓，只有陽光在地板上靜靜擺過。

為了這段時間，我可以不介意桌上的茶具是壺還是盅，更可以忘記那隻蝦餃的餃皮到底摺了幾摺。可惜的是，比起好茶和好點心，這種已經失落了的時間觀念更難復現。想想看，以前我們在路上碰見朋友，急忙中還會言不由衷地說一句「得閒飲茶」；意思就是大家都忙，有空再一起忘掉時間吧。現在呢？你是不是已經很久沒再聽人說過這句話了？因為我們已經忙到根本忘記世上曾經有飲茶這種時間了。

梁文道：目光奇準（台灣奇人舒國治二之 一）

【am730-觀念】看見劉健威寫台灣奇人舒國治，我也想起了他的人與文，及其眼光之犀利。

「若選擇住，我不會選擇紐約。……最主要的是它太抽象。……我常想，有人喜歡它，便因它太抽象；這是紐約了得之處，太多的城市做不到它這點。而我，還沒學會喜歡抽象」。

「日本是氣氛之國，無怪世界各國的人皆不能不驚迷於它」。

「英國的全境，只得蕭簡一字。而古往今來英國人無不以之為美，以之為德；安於其中，樂在其中」。

除了舒國治，我想不出還有誰能簡簡單單地只用兩個字，就這麼精準地寫出紐約的抽象、日本的氣氛，以及英國的蕭簡。早在十四年前，我就領教過他這過人的本事了。那年香港快要回歸，他正預備要寫一本談香港的書，於是我請他到我家裡夜聊，向我這個土生港人形容一下他所知道的香港。沒想到他竟然把這片我們傳統上習稱的「福地」形容為「窮山惡水」。「由於沒有多少平地，他們總要在那麼彎曲狹窄的水道旁邊蓋樓，這些樓一面緊貼被人工剷平削尖的山丘，另一面就是曲折的海岸了，這麼險要的形勢，竟然就住了這麼多人」。我不得不承認，他說得很對，從這個角度看來，香港的確很像一座擁擠的邊塞，住滿了無路可逃的難民，此外已是天涯海角，再往前走就是陸秀夫背主投海的怒洋了。

舒國治眼光銳利，甚至可以說是毒，否則又怎能如此獨到又如此準確？可是你千萬別以為他是一個禿頂冷沉、漠觀世情的思想家，不，他高高瘦瘦，走起路來像風一般迅捷，十分清爽，而且常帶笑容，隨處安然。他不介意和朋友在高檔餐館裡暢飲貴價葡萄酒，但他自己的生活在許多都市人看來，卻遠遠說不上舒適。住在溽熱的台北，他竟然堅持不裝冷氣，家裡也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例如電視。

就像他在《十全老人》裡所說的，他的理想生活是「容身於瓦頂泥牆房舍中，一樓二樓不礙，不乘電梯，不求在家中登高望景，顧盼縱目。」「穿衣惟布。夏著單衫，冬則棉袍。……件數稀少，常換常滌，不惟夠用，亦便貯放，不佔家中箱櫃，正令居室空淨，心不寄事也」。基於同樣的原則，「聽戲曲或音樂，多在現場。且遠久一赴，不需令餘音樂縈繞耳際，久繫心胸。家中未必備唱器唱片，一如不甚備書籍同義，使令暗合家徒四壁之至理也」。「家徒四壁」，這是何等的品味，何等的好生活？今天老把「奢華」、「尊貴」掛在咀邊之時，恐怕還要再過五十年才能領略其中意趣。

梁文道：史學也要苦中作樂（悼念唐德剛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在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余英時先生把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說成是一種比喻。我猜他這麼說，已經是很客氣的了，因為在許多嚴的學者看來，這套大而化之的講法根本沒有足夠的論據支持，構不成一個有學術意義的假說。更糟的是，唐德剛還要大膽預測中國的轉型可能會在 2040年左右完成，到時候甚麼法治民主全都會燦然大備，幾代人用血淚追逐的夢想終將實現。莫非他以為自己掌握了歷史發展的規律，有一具能測天機的水晶球？

其實，比喻也沒甚麼不好的。許多開一代風氣的史學論斷在今天的學院標準看來，也都只不過是些比喻罷了。吉朋把羅馬帝國的衰亡歸咎於基督信仰的興起，難道這又是個有效的解釋嗎？恐怕不是吧？有時候，公眾對史學的要求並不太高，他們只是想要一套勉強能通古今之變的敍事，使他們大概知道自己身處何方，瞭解自己這時代與過去的關係，最好還能發揮點照明的作用，為暗霧籠罩的前方照出依稀可辨的輪廓。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和黃仁宇的「數目字管理」就是這種公眾史學的最佳範例了。

假如把史學看成寫作，把史學家看成作者，也許我們會更能明白作者唐德剛的苦心孤詣。廁身於千年未有之變局，生逢爭戰離散的亂世，唐德剛一定很想搞清楚這是個甚麼世代，也一定難免要把他的見聞和研究當成可資反省的體驗。而體驗正是文學想像的基礎（不管是甚麼意義下的「體驗」）。比喻也好，文學想像也好，那都是能讓我們咬緊牙根活下去的救生圈。這個國家夠荒唐，這一百多年也夠苦了，不發揮一點苦中作樂的想像力，將種種不可思議的遭遇放在歷史的長河之中遙距觀測，甚至嘻笑把玩，唐德剛和我們又怎能面對那些沒有意義的殺戮，與荒謬透頂的結局呢？

你看李宗仁在回憶錄裏記述的民國士兵：兵敗時「軍紀廢弛，士無鬥志，沿途騷攏焚掠」，直是古書裏記載的亂軍，沒有半點現代軍隊的模樣。就算見到身為長官的李宗仁上前斥喝，那些正在強姦民女的士兵也敢持槍反抗。晚年的李宗仁回憶起來，還是要痛心自責，不能原諒自己的無能：「黑夜之中，我隨從的衞士又不多，也無法管束。統兵者治軍無方，為害百姓，罪大惡極，實難盡言」。你只能把這場面看做是軍政現代化的轉型階段，才能稍解心中的苦悶與無奈。

心胸一寬，許多傳統的負面人物也就值得同情了。近年替袁世凱翻案的人不少，唐德剛或者是其中較早的一位，他在《袁氏當國》裏說：「袁老四先做總統做得很起勁，並發誓要帝制永不再現於中國。何以口沫未乾，立刻就違誓要做皇帝呢？這雖然是他個人野心的終於現形，其實他也是經過一整年的親身體驗，確實也體會到，共和國體不適合中國國情，……因此才要開倒車，搞獨裁，做皇帝。」要知道當年中國人口四億，其中八成是文盲，剩下的兩成也還都不曉得甚麼叫做民主。因此國會裏八百多名議員其實是沒有選民的議員。這批議員也多半不是甚麼好鳥，往往是些前清想當官謀職的「轉型政客」，沒了科舉，遂把選舉當科舉，自求入朝致仕，完全沒有代議政治裏的代表意識。乃至於弄得民國初年的政局烏煙瘴氣，真叫人懷念大清的有規有矩。

轉型，就將這一切看成是轉型必經的陣痛吧。深圳市政府最近宣佈禁止十來種「非法上訪」（所以合法的也就沒剩幾樣了），其中一種是自殺。自殺也能禁止嗎？能的，中古歐洲就禁止過。如果不把這項堪與古人媲美的禁令看成是轉型未成三峽未出的殘留尾巴，你說，日子該怎麼過呢？

梁文道：他的鞋子在哪裏？（名廚的通貨膨脹二之二）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人的嘴巴有兩種功能，一是說話，二是飲食。這兩種功能是矛盾的，有你無我，不是說話就是吃，絕不可能同時進行同時發生。沒錯，我們可以一邊吃飯一邊聊天，但我指的「同時」是真的同時，在嘴部動作的那一刻，你很難用你的舌頭和牙齒去完成這兩項根本不可共存的任務，這還不是禮儀的問題，而是生理上的限制。

而吃飯又比說話原始，因為人類是種動物，而動物當然得進食維生。我從沒聽過有誰是先學會叫媽媽再學懂喝奶的；相反的，會叫媽媽說不定是嬰兒討好大人要奶喝的手段。

於是我們就能發現言語與食物的一項重大差別了，那就是言語能夠拿來遮掩真相，編造謊言；食物則不然，好吃與否，分明判然。所以你應該相信廚師多於作家，因為作家騙你可以騙上一輩子，而廚師就其本質而言是說不了謊的。就算廚師說謊，那也是言語的責任，他做的食物仍然是誠實的，誠實到就像一面鏡子，完全照穿他華麗腔調下的空虛與蒼白。舉個簡單的例子，一位廚師給你上道粉絲，他卻硬說是魚翅，你說這能騙得了誰呢？

偏偏廚師開始寫書做節目，開始用嘴巴的次要功能取代了它更根本也更真實的另一種功能。於是飲食業就繼地產業之後，成為本港新興的文字通脹的第二波了。有些樓盤廣告把自己周邊的建築物全部抹掉，代之以綠野藍天；有些飯館廣告就把一位新請來在米芝蓮廚房裏工作過的助手，說成是自己剛剛得到米芝蓮的小星星。有些樓盤把四十八樓上頭的四十九樓叫做「六十八樓」，有些餐廳就把一位名廚一年兩度的業務巡視叫做「監製」。

眼前這股明星廚師熱最叫人困惑的地方，在於它一方面令我們日益相信廚師也是藝術家，另一面卻把他們的作品變成量產的工業。假如廚藝就像製錶，是門精細的手作功夫；假如廚師就像畫家，以其親手創作的藝術品為傲；那你又如何說服我去接受一間沒有他本人在場的廚房，甚至一瓶只是印上了他的肖像的醬汁呢？

許多名廚開的分店是真的好，但我懷疑那其實是這間分店裏的大廚和經理的功勞（雖然我們也不能否認師傅教導有方）。假如大師的作用就是定下菜譜，那豈不是所有人只要照着買回來的食譜做菜就能自封名廚之後嗎？

經營一座飲食王國是門很深奧的學問，並不是每一個明星廚師都能輕易勝任的。不止一次了，我聽說有人專程飛去加州 Napa Valley光顧大名鼎鼎的 French Laundry，卻落得個敗興而歸。這讓我想起一個記者在它老闆 Thomas Keller的紐約分店裏的經歷。那位記者很意外地看見大師失去了平日的冷靜自持，在廚房的人群中失神落魄地低頭來回，慌慌張張地不曉得在做甚麼，完全沒有了那種指揮若定的大將風範。原來他竟然在忙亂中弄丟了一隻鞋，是一隻鞋！ Thomas Keller早已不用廚房裏常見的膠底鞋了，他現在只穿手工訂製的名牌，好出去用餐區和貴客打招呼。可憐這位忙得一塌糊塗分身乏術的大明星，這時卻鑽在熱氣蒸騰的廚房地上尋找他失落掉的那隻鞋。

梁文道：還在冷戰（冷戰下）

【am730-觀念】沒錯，在主流的「冷戰終結」論裡面，中國是個獨特的例外。因為在驚心動魄的那一年裡面，中國並沒有發生改朝換代式的政體變革。如果有人認為作為政治體制的共產主義，已經在那一年徹底破產，那麼它該如何解釋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呢？比起朝鮮和古巴這容易被人在認知上邊緣化的「現存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甚至成了世上有數的經濟大國，因此它的例外也顯得格外不容忽視。

可要是換個角度從經濟制度的變化來說，中國的市場化，卻又比任何一個前社會主義國家都還來得早。難怪有些西方觀察家甚至把改革開放視作冷戰終結的開端，因為在他們眼中，它無異於社會主義中國對資本主義的「投降」。假如我們接受西方主流的說法，認為冷戰的結束就是西方民主政制，與資本主義對東方共產主義與計劃經濟的全面克服，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理解中國這種變與不變共存，政治體制延續，但經濟路向急轉彎的局面呢？我們是不是可以據此大膽推測，冷戰對中國而言是個介乎存在與不存在之間的詭異狀態呢？

要了解這種詭異的曖昧，最好的辦法，就是去問一般中國老百姓如何確定冷戰終結的年份。如果有人說中蘇交惡就是冷戰終結的那一點，那麼他大概是把東西兩大團塊的對立視為冷戰的本質，所以才會格外看重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裂變。如果有人以尼克森訪華標記，那他大概是把中美友好，當成兩大陣營突破閉鎖關係的第一道門鎖了。要是有人以改革開放為起點，那麼他一定是認為經濟制度背後的意識型態才是冷戰的根本要素。要是有人說冷戰其實還沒結束呢？

其實，在某些隱晦但又確實存在的跡象看來，我們的確可以說冷戰還未終結；至少我們仍未完全走出二元對立的冷戰思維，仍然把「自由、民主、人權」等所謂的「普世價值」歸在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世界」名下，仍然小心警惕「西方霸權」的持續入侵，仍然把眼前許多實在的制度改革選項，視為兩大意識型態的戰場。

冷戰的幽靈依然在上空廻繞，大家全都不自覺地在其籠罩之下，於是一方面我們會和美國爭辯貿易保護主義的問題(居然是我們這一邊在反對貿易壁壘！)，另一面彼此卻把對方看作未來世界發展道路的對手(比如說，用「北京共識」去代「華盛頓共識」？)。

梁文道：冷戰結束了嗎？（冷戰上）

【am730-觀念】雖然柏林圍牆的倒塌，幾乎被人公認為冷戰結束的標記，但我愈來愈懷疑這個標記對中國人的意義到底有多大？一場曾經分割全球政經布局，乃至於知識生產的無煙戰爭，就真隨著那一堵象徵之牆的粉碎，輕而易舉地被送進了歷史的積塵之中了嗎？

在我這個生長於冷戰時代，經歷過冷戰教育的人看來，今日年輕一代對冷戰的陌生是很不可思議的。更令人困惑的，是那些年紀與我相當的人也好像不再記得冷戰是怎麼回事了。明明我們的內戰狀態曾被納入全球冷戰格局之內，雙方鬧得劍拔弩張；明明美國曾經是亡我之心不死，總想以太平洋島鏈封銷中國的帝國主義者；這一切究竟是怎麼消失，又怎麼被遺忘的呢？

於是我做了一個小實驗，用三個問題去問身邊的朋友，希望他們的答案可以給我一點啟示。第一個問題是「你認為冷戰結束了嗎？」大部分人都說它結束了。然後我把出第二個問題：「那麼冷戰是哪一年結束的呢？」除了少部分人比較猶豫之外，大多數人都說是一九八九。接著是第三個問題：「我的意思是對中國人來講，冷戰是哪一年結束的？」這時候，原來順暢迅捷的問答就中斷了，大家似乎都不太能夠確定這條問題的涵義。而且朋友們的反應也都開始變得五花八門，甚麼答案都有；有人說是中美關係正常化那一年，也有人說改革開放之後，甚至還有人說「好像還沒結束」。

問題就出在這裡了。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柏林圍牆倒塌那麼清脆俐落的戲劇化場面；或者更準確地說，中國人在那一場戲裡，並沒有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一般人心目中的「冷戰結束」是個急促的歷史意外。短短半年之間，波蘭舉行大選，匈牙利和奧地利之間的鐵絲網被剪斷，捷克爆發「天鵝絨革命」，蘇聯逐步邁向解體。

據說這是「西方」的最後勝利，「歷史的終結」，資本主義和代議民主政治全面取代了計劃經濟與共產主義。從這個角度來看，冷戰的總結是非常明確的，它的時間座標清晰，它的意義也毫不含混。只不過這種一度盛行的說法，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那就是中國例外。

梁文道：好日子不遠了（悼念唐德剛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要檢測一個人究竟是樂觀還是悲觀，我們得先看看他是不是唐德剛的讀者。如果他不是，那就按照古方，給他半杯水。如果他是，那麼便對他再說一次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提醒他中國還得再花上好幾十年才能轉成一個民主的現代國家。他要是驚呼：「天呀！還要等上那麼長的時間嗎？」我們便能肯定他很悲觀了；相反地，樂觀的人則會含笑嘆道：「苦日子快完了，中國有望！中國有望！」

那麼唐德剛自己呢？我想，他必然是樂觀的。

許多人認識唐德剛皆從他的口述史學開始，我卻莫名其妙地在少年時代先讀到他早年的論文〈中國郡縣起源考〉。見他從「縣」和「懸」這兩個字的關係，推斷郡縣本是古諸侯國未曾分封暫時懸置的行政區時，真是大開眼界，發現教科書外的史學竟是如此有趣。很多年後，我依次看完他的作品，才發現這篇論文的旨趣始終不脫他一輩子念茲在茲的中國轉型問題。而他的樂觀，或許也就是來自於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吧。

想想看，上一次的中國大轉型從分封采邑轉向設郡置縣，從封建制度轉向中央集權，由戰國轉到漢朝，這一轉就轉了足足三、四百年。按照唐德剛大膽推測，眼下這一輪告別中央集權駛向現代民主的轉型，則只不過是區區兩百年的工夫罷了。更況吾人已經趕上是次轉型的尾班車，說不定到了二○四○年便能離開「三峽」，一日千里。這叫人怎能不樂觀呢？

唐德剛這套說法很容易被更「科學」的史學家鄙夷，或者覺得他沒有足夠的支持，越出了嚴格的實證規範；又或者覺得他大而化之，以雜文的筆調寫出這等大命題太不嚴肅。然而，唐先生的讀者都能明白，這是他長年埋首近現代史料，親炙不少關鍵人物之後才能得到的一份貼切觀察，是種積年累月的閱歷所磨出來的直觀分析。也許它的論證結構不夠周密，但它的確是一位有才氣的史學家以敏銳靈感所孕育出來的史識。

例如在評註他的老師胡適的口述回憶時，有點誇張地把讚美孔子的話拿來稱譽胡適，說他是「聖之時者」。那是因為中國當年的學術仍在「發展中」階段，大家只能搞「恰當學術」（ appropriate scholarship），而胡適正正是一位「了不起的『恰當學人』（ appropriate scholar）」。他對胡適夠熟悉，所以在尊師重道之餘，更能近距離地發現胡先生的局限與點出學問上的半新不舊古今折衷。這一點恰好又接上了他那套轉型史觀：「近百年來的中國現代化運動是個整體。在其他方面都沒有完成現代化的情況之下，學術現代化是不可能的」。因此胡適結合乾嘉考證與實用主義，半西半中的「整理國故」，便是既無可奈何卻又適逢其會的「恰當學術」了。

只要細心地看，任誰都看得出來強把唐德剛著名的口述史學和他體量龐大的通史寫作分開來是不對的，因為貫注其民國通史的史觀恐怕就是他做口述史的感性後果；替胡適作傳，於是想到學術和時代轉型的關係；沒有前者，後面的判斷是出不來的。

梁文道：他不在廚房就在電視（名廚的通貨膨脹二之一）

【飲食男女】聽說 Gray Kurz回來了。

八、九十年代，香港最紙醉金迷的年代，他在當年繁華的地標麗晶酒店主理過布侖餐廳，後來去了紐約，在那裏開了自己的餐廳，終於躋身世界名廚的行列。

那個年頭，維多利亞港對岸的文華酒店裏頭還有另一個廚師正在鑽研自己的技術，等待屬於他的時刻，那就是 Jean-Georges Vongenchten了。果然，他也走了，後來也去了紐約，並且開創了比 Gray Rurz更顯赫更龐大的帝國。

十年前，他曾回歸文華，以他旗下的二線餐廳 Vong風騷過一陣子。如今 Vong早已停業，讓出位子給另一位名廚開店賺錢，回歸後的 Gray Kurz的命運又將如何呢？

宣傳說這家新開的餐將由 Gray Kurz「主理」，但坦白說，我不太相信他真的會天天站在廚房裏頭燒菜；就算他會，這恐怕也是暫時的，遲早他要再開分店，學習其他同行，染指全球。

在這個廚師都拼命想把自己變成品牌的時代，我卻愈來愈不信任那些經常在電視上露臉的名廚。我知道這麼說會得罪人，傷害了我和一些朋友的關係；可是說真的，假如你一天到晚要忙着拍照做節目，甚至帶團到處旅遊玩耍，你該叫我如何相信你的廚房仍然是你的呢？

另一個走進香港食壇的名廚是新加坡的 Justin Quek。很久以前他還在彼邦為人打工，我慕名而去嚐過他的手藝，確實有一份亞洲法國菜廚師中少見的細緻。

後來他紅了，上海和台北兩邊跑，我兩邊都去過，而且都是遇上他不在的時候，結果已經不復昔日的美好印象。現在他還要「監製」一家新餐廳，我就未必有空再去試試了。

這十年的名廚品牌熱當然有好處。首先是入行的人不再是找不到其他事情幹的小伙子了，許多有學歷甚至有過專業工作經驗的人都跑去廚藝學院，夢想着自己的餐廳，夢想自己有一天也能穿着一塵不染的帥氣制服，站在鏡頭面前展露迷人的微笑。的確，我們應該感謝那些明星，他們使得廚師這個行業變得更受人尊敬。

然而，你若是去英國旅遊的時候想登門造訪 Gordon Ramsey，你多半會感到失望，因為他很可能正在忙着救治另一間失敗的廚房。即使你真在他其中一家分店遇見了他，你也能從他身上的衣服和氣味得知他只不過是來巡視業務。至於 Anthony Burdain，紐約 Les Halles裏的侍應會告訴你，他早就不在這裏工作了。你不如果酒店看電視，說不定能看見他正在里約•熱內盧的沙灘上喝啤酒呢。

梁文道：沒有誰需要怕誰（下）

【am730-觀念】從頭想起，我發現並不是回歸前後的香港反而變得更西化，學到了更多美式示威的神髓，而是香港政府和市民都變得更成熟，摸到一種現代社會裡的政治生活之道。簡單地講，那就是不要把群眾集會看得太嚴重。香港官員回應遊行示威的必有官腔是：「我聽到了部分市民的聲音，一個正常的社會有不同的意見是很正常的，他們只不過是在表達自己的意見罷了」。這種官腔有時的確會叫人恨得牙癢，除了這句陳腔濫調，他們基本上甚麼都沒說過。可是你不能不承認，比諸從前，這種應對確實高明了許多，因為他們至少沒說那場遊行是非法的，是動亂；更沒把出來示威的人當成別有用心的搗亂分子，甚至敵人。

另一方面，香港市民的態度也相應地變了。三、四十年前去遊行的人，多多少少都可能有點壯懷激烈的慷慨，他們知道自己即將面對的是警棍和囚室。所以臨行之前會有點緊張，例如在七十年代，甘浩望神父帶領水上艇戶爭取陸地居留權，他對群眾喊出的那句香港社運史名言：「不用怕港英的爪牙，敵人只不過是頭紙老虎」！你把我當敵人，我就當你是讎寇；不難想像，接下來的場面簡直就像戰爭一樣了。現在呢，遊行人士也真把自己的行動看成是「表達訴求」，上街就和上網差不多，只不過前者要花的成本更大，表達的態度也更堅決。遊行的目的自然是要向政府施壓，希望它接受自己的意見，而它最終的結果通常是把政府壓回談判桌前，絕對不是你死我活的鬧革命。說到底，反對興建一座焚化爐，或者反對輸入外勞，又哪有那麼嚴重？香港一年一千場遊行也沒有嚇怕外資，更沒有破壞社會和諧呀！理由很簡單，大家的心態都很和平，誰都不怕誰，政府不怕人民，人民也不怕政府，大不了街頭推撞一下，回頭還得坐下來好好將對方當成夥伴般交談。廣州政府最近要在番禺興建垃圾焚燒發電廠，引起很多市民簽名反對，他們號召集會，甚至發動上街。結果警方以「涉嫌組織煽動非法集會」的理由，找了其中一些人夜談，叫他們「支持和諧社會建設，做好亞運東道主」，取消種種行動。我覺得「煽動」這個字眼真可怕，比較像是在搞革命，完全令人想不到，這些人其實只不過是對發電廠的選址有意見。我仰慕廈門美名已久，卻直到最近才第一次見識它的風光人情，其中一個很大的動力，就是去年的「PX事件」，讓我嚮往它的政府和市民竟然那麼溫和、文明而可愛。如果群眾聚會就要鬧垮一座城市的形象，那麼我的香港早該淪落到萬劫不復的地步了。

梁文道@26期讀書好量身閱讀計畫

【讀書好-量身閱讀】

Sky：

很高興收到你的來信，因為我總算有機會不用再回答「怎樣學好中文」之類的問題了。

你說得很對，市面上關於建築的書實在是愈來愈多，叫人眼花繚亂，不知從何下手才好。坦白說，我也不可能一一翻過，不能給你一個確定的推介。但是我以為一般那種網羅大師名作的圖文書都不會差得太遠，隨便挑哪一本都不可能太糟，反倒是深入的文字論著可以考慮以下三本：

魏滔．黎辛斯基（Witold Rybczynski）是非常有名的建築評論家，如果你常看美國報刊，多半都會見過他的作品。他的《建築的表情》（The Look Of Architecture）是本很易讀的小書，而且適合外行人。為甚麼？因為普通人看建築看的就是外貌和風格，而這本書特別的地方就是風格為主題，討論建築物相貌的歷史，以及它和不同時代的關係。不過你要注意，這可不是現代建築師喜歡的角度；在他們看來，過分注意建築物的外表是本末倒置的。

豪．鮑克斯（Hal Box）的《像建築師那樣思考》（Think like an Architect）則以資深建築學老師的身份，帶領我們進入建築師的大腦，是本從裏向外看的指南。我喜歡這本書的原因是它談到了許多非常實際，但又常被一般建築入門書忽略的細節；比方說圖紙該怎麼用，又比方說如何和業主合作，甚至施工承包商的選擇。別怕，鮑克斯寫得一點都不枯燥，而且還能讓你學懂建築師的眼光。

幾乎甚麼都能寫的「英倫才子」艾倫．狄波頓 (Alain de Botton)在《幸福建築》（The Architecture of Happiness）裏頭用生動的筆法說出了建築大師柯比意如何為了美感的考慮而害得業主得上肺炎的有名故事，這個故事證明了建築師也往往會變得不切實際。對一般讀者而言，最抽象的建築書籍也許就是談哲學的那一種了，偏偏這是近年的顯學，有不少哲學家為建築著書立說，還有更多建築師把自己說得像個哲學家似的。而艾倫．狄波頓的本事就在於他能把涉及建築的哲學議題寫成散文甚至故事，輕巧動人。

假如你每天有半小時讀書，就算再慢，一個月也一定看得完這三本書。然後你再翻讀那些巨匠傑作的圖文集就不怕一點基礎也沒有了。

梁文道

文俊：

你的願望非常可敬，你的好奇心也非常博大。可是我實在不知道應該如何在「歷史、哲學、法學」等方面一一對你「指導」。只好就着你對「自由主義」這一點的具體要求推介一兩本書了。

自由主義實在是今天中國語境底下最被誤解的一種主張，傳統左翼對它的誤解始自毛澤東，望文生義地把它看成是一堆散漫的利己說詞；今天的右翼則有過度簡化的風險，將源遠流長而且光譜寬闊的傳統濃縮成一組經濟學上的教條。正本清源，我建議你看看以下幾本論著：

業師石元康先生的《當代自由主義理論》始終是中文世界裏最值得學者重視的一部文集，他不只精要清晰地介紹了從海耶克、柏林到羅爾斯等人的重要觀念，還客觀地點出了其中的問題。你不只可以藉此認識當代最重要的自由主義思想家，還能學到一套嚴謹乾淨的分析方法。

有 關自由主義的史著相當多，法國學者皮埃爾．莫內的《自由主義思想文化史》也許是其中最薄也最直白的一本了。這本書最大的好處是把歷史接上了當代政治生活的 問題，能讓我們一邊了解洛克怎樣想方設法地限制王權，一邊反思當代各國政府行政權力擴大的現象。當然，你可千萬別小看這本書，以為它是一般的教科書；仔細 讀完，你就會發現作者有一套獨特的史觀。

除了這兩本書，你也該進入中國現實，認識秦暉、應奇、劉擎和許紀霖等當代中國學者的精彩論述，他們會給你一個更具體更在地的自由主義圖景。

梁文道

梁文道：人民沒有那麼可怕（上）

【am730-觀念】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國，除了每天在人家的校園和書店打滾，閒時也會逛逛不同的商店。當時我最愛去參觀的，不是甚麼名牌精品，而是平凡不過的大型超市，因為它更能展現常人日常所需，更能讓人認識這個國家的民間文化。結果我很驚訝地在許多超市的貨架上，看到一種示威用的標語牌，它大小固定，形態一致，下面有根小棍讓人手持，上頭是塊白板讓人自己填字。後來我果然見識過不少美式的示威和罷工，那些傢伙安安靜靜，排成一個環形隊伍，人人舉著那種超市買來的道具，循迴不息地走動。走累了，就坐下來休息一會兒；休息夠了，便起來再走；他們不激動，旁人也見怪不怪，該幹甚麼照幹。

那個時候的香港有一條被人叫做「公安惡法」的《公案條例》，是殖民地政府為了壓制風起雲湧的民間運動而特設的法例，它規定市民集會前，必須先向政府申請許可，否則就是非法集會。尤其荒謬的是，它竟然還規定了，但凡三名以上的市民在公共場合聚集，就已經可以當做是「集會」，警方有權介入過問。從上世紀的六十年代一直到現在，在幾代香港市民的衝擊之下，雖然這條法例仍然存在，但內容總算被修改得稍稍合理。更妙的是，包括警方在內的政府部門，也漸漸學懂了酌情技巧，就算遇上未經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也不一定全部依法起訴。久而久之，似乎雙方都找到了某種平衡應對的方法。

公元兩千年，美國的《華盛頓郵報》有篇文章，把香港稱做「示威之都」，因為那一兩年香港竟然出現過上千場示威集會，平均一天一次有多，議題五花八門無所不包。照這個數字看來，香港的監獄應該早就爆滿，警察也應該疲於奔命苦不堪言，而整個香港社會更該變得火頭處處，動盪不安才是。可實況卻不是如此，那兩年你走在街上，市面依然繁忙，地鐵裡的人龍依然有序排隊，真真正正是「馬照跑，舞照跳」。偶而遇上遊行抗議的隊伍，人數遠遠不及示威群眾的警察一邊替他們開頭，一邊用揚聲器播放警告：「你們已經違反了《公安條例》，我們有權檢控有關人士」。

儘管如此，但奇怪是那些警察和示威人士都不太緊張，互不理會，各行其是。旁邊圍觀的人不多，大部分路人都保持著香港精神，忙忙碌碌地高速通過。這情景讓我想起了二十年前在美國短住的經歷。照理說，香港和美國是很不一樣的，雙方的民族構成與文化習慣不同，雙方的政治制度更是不能相提並論，為甚麼香港竟然出現了這種看起來十分「美國」的示威文化？如此輕鬆且如此日常？在那二十年裡頭，香港這個中國城市究竟經歷過甚麼樣的變化，使得過去那種警察如臨大敵，群眾情緒激動，雙方劍拔弩張的局面一去不返？

梁文道：如何測量一本書的分量

【聯合報-懷念書】收到Kindle之後，我最意外的是它的外形竟然如此輕薄時尚，完全不像圖片裡所顯示的那麼累贅呆板。就連《青年潮流》雜誌的記者看了都說酷，認為它會成為新一代的「潮物」。就在這具單掌可握的小小白色器具之中，我存放了三十多本書，然後它還剩下一千四百多本的容量。放進書包，帶上飛機，一本書和一千五百本書是沒有任何分別的，於是書的重量就完全成為一種沒有意義的概念了。

「擲地有聲」是以前形容一本書分量很重的成語。這個分量首先是物理的，它真的很厚，重得你手一放，地上就要發出一記悶響。然後它是抽象的，你必須要用盡全力，才能逐頁前進，穿透它那難以窺測的深度。當然，一本書的物理重量和它的抽象重量是不必然重合的，我們都見過太多頁數極多但過眼即忘的廉價小說，也知道有些薄薄數十頁卻能窮人一生的經典鉅著。

然而，「鉅著」這樣的字眼豈不一直在暗示著我們對於書籍的某種固定想望？我們總是期盼一本書的具體實在能夠配得上它的抽象存在，總是覺得一部著作的尺寸、重量和外延能夠在空間中恰如其分地彰示出它內容上的幅員。更精確地說，每一本你看得見摸得著的書都應該是一座隱形王國的一比一地圖。

我還記得大學二年級那年苦讀海德格《存有與時間》的經歷。大概是在進行至一百多頁的時候，我被卡住了，接著整整一個星期我都停在原地，怎麼讀都讀不下去。我走過的那一百多頁和我仍未得見的那三百多頁都是真實可感的。那些頁數不只是一堆數字的系統編碼，還是占據空間的一疊紙張。每天我從宿舍背著它到山上的圖書館，每一天它都要比前一天更重；我心慌亂，直冒冷汗。

如今你又應當如何測量一本書的重量？如何探明一部書與另一部書的分量差別呢？王穎曾經在他導演的《煙》裡頭介紹過替煙測重的辦法，那就是先把一根菸放在秤上，然後點燃它，再去看看剩下的菸灰有多重，於是就能得到煙的重量了。所以我將我的Kindle小心放在浴室的磅秤上面，再從檔案裡刪掉《存有與時間》。很奇怪，我發現它的重量竟然是零；輕如鴻毛。

梁文道：氣氛很好

【am730-觀念】最近局勢大好，可別說些不合時宜的事情掃大家的興，那就講個笑話吧，一個在波蘭十分流行的笑話。波蘭是個天主教國家，信徒也十分虔誠，雖然波蘭裔的前任教宗早已魂歸天國，但波蘭教徒仍然三不五時就成群結隊跑去梵蒂岡朝聖。有一回，大批波蘭信徒擁至，幾乎站滿了聖伯多祿廣場，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要依例出來站在陽台上祝福他們。這位神學家教宗儘管博學多才，卻就是不懂波蘭文，無法按習慣用朝聖者的母語和他們打招呼。幸好他身邊有位德國老鄉，二戰時曾在波蘭服役，於是就請他從記憶中尋回當年最常用的波蘭口語，把它們記在紙上，讓自己照著拼音唸。教宗在那有名的陽台上現身，他一臉聖潔，對著廣場上的波蘭子女溫暖地宣布：「波蘭的守軍們，我們已經把你們包圍了，趕快出來投降吧」！

這個笑話不只好笑，還很值得研究。波蘭這個國家實在太渺小，小到人才濟濟的教廷竟找不出一個懂波蘭文的人；這個國家給人的印象也真是太灰暗了，一提起就只能想到它被人入侵蹂躪的悲慘歷史。更妙的是，這個笑話是波蘭人自己編給波蘭人聽的，還要在波蘭大受歡迎。關於蕭邦，一般國人最了解的不是他的作品如何開創鋼琴演奏風格的新時代，而是他那杜鵑啼血般的憂國情懷。打從十八世紀末開始，這個國家就沒有幾天好日子過，不是給這個強權入侵，就是當那個強權的附庸。平常我們都以為它只是納粹德國的受害者，卻忘記了當年和希特拉一起瓜分波蘭的還有史太林。「反法西斯」同盟的蘇聯，一開始是法西的盟友，與德軍一起在七十年前打響了二戰歐洲戰場的第一槍。在那幾年的戰禍中，波蘭整代精英幾乎全部遭史太林無情的毒手，它更是包括中國在內所有參戰國中國民死亡率最高的國家。可是，它今天卻開始拿這段歷史編笑話！或許，這是因為冷戰結束後，波蘭人終於找回尊嚴；或許，這是因為國際貨幣基金會，最近預期波蘭將會成為09年度，全歐唯一錄得GDP正增長的國家；而華沙也取代了莫斯科，乃未來五年商人們最願意擴大投資的歐洲城市。但這一切成就比起我們中國又算得上甚麼？論歷史苦難，波蘭較中國猶有過之；論國勢之盛，大家根本不在同一個級別。

可是請容我大膽地問一句，我們可曾聽過任何有關民族悲慘經歷的笑話在公共傳媒上廣泛流傳嗎？當然，這裡頭或者有那種玄而又玄的民族性差異；中國人再膽大再有創意，也不會拿抗戰開玩笑。如果說是言論自由的分別，可別忘了，中國憲法保障了我們都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呀；何況全國作協主席鐵凝，最近更在法蘭克福書展告訴外媒，她從沒聽過中國有出版審查。

我只能說，我們比較講究氣氛，遇到甚麼大時大節，全國的氣氛是否一致是很重要的。比如說最近的氣氛很正面很鼓舞，於是我就說個笑話給大家助興了。

梁文道：曾經有種叫作書的東西

【聯合報-懷念書】根本還來不及仔細閱讀合約條款和使用須知，我就興奮地匆匆點下亞馬遜網頁上的按鈕，訂購了我的第一部Kindle電子書。然後，我才發現，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剛才到底做了甚麼。

第二天早上，我搭第一班飛機趕到北京。一路上我試圖說服自己：「你看，如果有電子書，我的行李就不用這麼沉了。」讀書人每次出門都是體力活兒，去的時候辛苦，回來更苦。

我去北京是為了到萬聖書園參加自己的新書發佈會，那是本書話集，我還特別請出版商印了一批毛邊本送給友好，那些愛書人。例如著名的出版家沈昌文與周作人文集的編輯止庵，會後我告訴他們我昨晚才訂了一具電子書，他倆神色疑惑紛紛搖頭，止庵更是連呼：「完了！完了！」我趕緊解釋用電子書看垃圾的好處，比如說丹．布朗的新著《失落的象徵》，這種看完就算了的書不值得佔地方吧？這才讓他們稍感安心，回頭繼續在書店裡漫遊尋樂。

但我知道事實不是這麼簡單。因為我曾親歷CD取代黑膠唱片的過程，也曾目睹音樂下載埋葬掉CD的事變。那種變化快得教人措手不及，不過兩三年，黑膠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只有最懷舊的人還在迷戀唱針刮過坑紋的那種實在質地。這種人我們叫作「發燒友」，黑膠唱片則變成了一種專門針對發燒友的高價收藏品。會不會有一天（這天也許並不太遠），我所熟悉的紙本書也將成為黑膠唱片般的珍稀古玩，而我這種人也成了活在過去的發燒友呢？

不，電子書不是CD，因為它根本不需要一間店面，所以我們也就可以預期書店的命運了。昨天我才光顧了一家往昔常去的唱片行，原來它搬家了，搬到商場樓上人流更少的角落，空間也變得更小。再過幾年，等到整個產業的機制動完手術，唱片公司認命了，中間的發行經銷破產了，水到渠成，這家唱片行也自會終結消逝。再過幾年，最受北京知識份子推崇的萬聖書園又該搬到哪裡？再過幾年，他們會不會保留誠品的敦南老店，把它改成博物館，告訴未來的新人類，這裡曾經是全華文世界唯一一家24小時營業的書店，格調高雅，是愛書人心中的聖殿……

我從來不曾考慮未來的讀者，不敢奢望留下傳世的作品。但我現在卻要為那下一代人書寫，為那些參觀誠品遺址的人說一則故事：很久很久以前，這個世界上曾經有一種叫作「書」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