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要檢測一個人究竟是樂觀還是悲觀，我們得先看看他是不是唐德剛的讀者。如果他不是，那就按照古方，給他半杯水。如果他是，那麼便對他再說一次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提醒他中國還得再花上好幾十年才能轉成一個民主的現代國家。他要是驚呼：「天呀！還要等上那麼長的時間嗎？」我們便能肯定他很悲觀了；相反地，樂觀的人則會含笑嘆道：「苦日子快完了，中國有望！中國有望！」
那麼唐德剛自己呢？我想，他必然是樂觀的。
許多人認識唐德剛皆從他的口述史學開始，我卻莫名其妙地在少年時代先讀到他早年的論文〈中國郡縣起源考〉。見他從「縣」和「懸」這兩個字的關係，推斷郡縣本是古諸侯國未曾分封暫時懸置的行政區時，真是大開眼界，發現教科書外的史學竟是如此有趣。很多年後，我依次看完他的作品，才發現這篇論文的旨趣始終不脫他一輩子念茲在茲的中國轉型問題。而他的樂觀，或許也就是來自於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吧。
想想看，上一次的中國大轉型從分封采邑轉向設郡置縣，從封建制度轉向中央集權，由戰國轉到漢朝，這一轉就轉了足足三、四百年。按照唐德剛大膽推測，眼下這一輪告別中央集權駛向現代民主的轉型，則只不過是區區兩百年的工夫罷了。更況吾人已經趕上是次轉型的尾班車，說不定到了二○四○年便能離開「三峽」，一日千里。這叫人怎能不樂觀呢？
唐德剛這套說法很容易被更「科學」的史學家鄙夷，或者覺得他沒有足夠的支持，越出了嚴格的實證規範；又或者覺得他大而化之，以雜文的筆調寫出這等大命題太不嚴肅。然而，唐先生的讀者都能明白，這是他長年埋首近現代史料，親炙不少關鍵人物之後才能得到的一份貼切觀察，是種積年累月的閱歷所磨出來的直觀分析。也許它的論證結構不夠周密，但它的確是一位有才氣的史學家以敏銳靈感所孕育出來的史識。
例如在評註他的老師胡適的口述回憶時，有點誇張地把讚美孔子的話拿來稱譽胡適，說他是「聖之時者」。那是因為中國當年的學術仍在「發展中」階段，大家只能搞「恰當學術」（ appropriate scholarship），而胡適正正是一位「了不起的『恰當學人』（ appropriate scholar）」。他對胡適夠熟悉，所以在尊師重道之餘，更能近距離地發現胡先生的局限與點出學問上的半新不舊古今折衷。這一點恰好又接上了他那套轉型史觀：「近百年來的中國現代化運動是個整體。在其他方面都沒有完成現代化的情況之下，學術現代化是不可能的」。因此胡適結合乾嘉考證與實用主義，半西半中的「整理國故」，便是既無可奈何卻又適逢其會的「恰當學術」了。
只要細心地看，任誰都看得出來強把唐德剛著名的口述史學和他體量龐大的通史寫作分開來是不對的，因為貫注其民國通史的史觀恐怕就是他做口述史的感性後果；替胡適作傳，於是想到學術和時代轉型的關係；沒有前者，後面的判斷是出不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