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雖然達爾文的《小獵犬號之旅》至今仍是旅遊書寫的經典，但他卻不能算是一個熱愛旅行的人。相反地，他很內向，不喜社交，要是有陌生人登門拜訪，他多半會緊張得想要嘔吐（他是一個常常嘔吐的人，所以研究室裏有一個用小布簾隔開的衞生間，以備不時之需）。自從回國之後，他大半生都隱居在倫敦市郊的唐恩小築，在那裏種花養鴿，做各種各樣的實驗，苦心構思他的理論。
英國古生物學家伯爾特（ Michael Boulter）在他的《達爾文的秘密花園》（ Darwin's Garden: Down House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裏頭說：「在一八四○和一八五○年代被視為歷史大事的事件，如拿破崙三世的要脅等，雖然在當時擾亂了政治家和仕紳階級，現今看來意義不大。同樣地，在當時微不足道的騷動，長期看來卻有着偉大的意義，像是總是不為人知的蚯蚓挖地道。這位住在唐恩小築的文靜紳士算出，他每畝地裏有五萬三千七百六十七條蚯蚓，而拿破崙只有一個。這些鄉村裏的野生生物，無視外界表面的大事件，太平無事般持續雜亂無章地持續進行牠們的活動，無論發生甚麼事，都處變不驚。達爾文決定，物種演變沒有終點，沒有目的；無視於帝國的興衰，它都會持續進行下去」。
儘管達爾文的演化論可以無視於帝國的興衰，文明的起落；因為它的時空尺度是如此地遼闊。但我很懷疑達爾文本人是否真的可以不必在乎帝國的存在；要是沒有一個帝國的網絡在背後支撐，他能夠在自己的別墅裏安然地沉思寫作，然後創造出如此宏大的理論嗎？
達爾文是最後一代的紳士科學家，這種不必在大學教書為稻粱謀，只需要憑着繼承得來的財富，每天躲在家中的小研究裏專心追求自己的嗜好，就像在他之前的許多大科學家一樣，足不出戶，便可對着望遠鏡窺測天機。不過對於一個地質學出身的近代生物學者而言，這種隱居狀態是很可怪的，畢竟生物學和天文學不一樣，它需要大量的野外考察與樣本採集。尤其是達爾文。讀過《物種源始》的人都曉得，裏頭牽涉到的物種何其繁多，光是藤壺，就不知道他要做過多少個品種的解剖和觀察才能得出那麼精細的分析了；達爾文怎麼可能隱居呢？
答案就在郵遞。大衞．奎曼的《完美先生達爾文》裏面錄有不少達爾文書信的資料。其中包括一封寄給曾經擁有牙買加地產的英國官員的信，達爾文想問他牙買加的馬長甚麼顏色。大英博物館則把館藏的藤壺標本一箱箱地寄到他家。甚至連他後來的「對手」華萊士也從印尼的龍目島給他寄過一隻鴨子的標本。雖然他常常拿這種事煩擾一些身在海外的陌生人，但很幸運地，那些人往往並不介意幫祖家一位學者的小忙，例如當時的港督寶寧（ Sir John Bowring，順帶一提，寶寧的兒子可能是香港史上第一個蝴蝶專家）。這是那個年代的文化風尚，每一個出海的人都是某程度上的知識探險家。
如果沒有這些遍佈全球的英國人，達爾文就不可能得到那麼多的資料去佐證他的創見；如果沒有一個可靠的環球航路，這些從世界上各個角落寄來的標本、報告和私人觀測紀錄就不可能平安送抵達爾文的郊區別墅。換句話說，在唐恩小築的寧靜外表下，有一座帝國的血脈湧動。當代的後殖民研究和「科學研究」（ Science Studies）提醒我們，知識的成長與殖民帝國的擴張是平行並進的雙重軌道，炮艦去到那裏，科學就去到那裏。不要忘記，當年啟蒙達爾文的小獵犬號之旅本來就是皇家海軍的一趟環球測量行動。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當年根本只有英國才出得了達爾文的演化論，德國不行，法國不行，中國就不必提了。
坦白講，我相當佩服往昔那批帝國的哨兵。走進東亞各地的殖民者墳場，我時常站在墓碑前想像他們離開港口時的心情。難道他們不知道前面是無情的大海，異國的語言與未知的命運嗎？難道他們不曉得這一去就可能再也回不到家鄉了嗎？不，他們很明白；然而他們還是去了。在今日中國人的眼中，包括英國在內的這些歐洲王國都只不過是蕞爾小國罷了，但是他們的崛起之路卻走得如此冒險如此雄大。學者、教士會和商人一同前進，因為帝國的野心也是知識的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