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還是老實好（在歷史裏學不到教訓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第一次知道「南海公司」這個名字，是許多年前在藍姆散文裏頭看到的，當時只曉得那是家引致巨大泡沫，而且在爆破之後動蕩了整個英國經濟的公司，並不瞭解其中的來龍去脈。麥凱在《異常流行幻象與群眾瘋狂》裏頭專闢一章，把這樁大事的始末說得相當清楚。

原來這家公司最初是為了替政府償還陸軍和海軍的債務而成立的，它不只獲得保證能在那些國債裏取到百分之六的利息，還讓議會立法通過壟斷了南海貿易的專營權。自從成立，種種不切實際的樂觀期望就圍它打轉，許多夢幻般的傳聞更是不知從何處飛來。例如說南美的黃金白銀不只取之不盡，而且控制該地的西班牙還願意讓出四大港口，使南海公司能夠把財寶源源不絕地灌進英倫。中間種種發行新股的計劃和看似複雜的操盤手法就不多說了。我們只需要知道它的股價最後居然上漲了1000%就夠了。

那是十八世紀初葉，市場的分工不如今日精細專業，投資者也不比今天理性成熟，於是隨南海公司的神話還生出了無數受人追捧的空殼公司。根據麥凱的研究，「泡沫公司」（Bubbles）這個名詞就是那時候誕生的。「一些公司只存在一星期，或者兩星期，然後再也聽不到它們的消息；還有一些公司，甚至撐不到一星期」。當然，它們全是騙局。在那種人人殺紅了眼，錢都不知往那裏丟才好的氣氛裏，任何誇張、空洞得脫離常理的計劃都能受人追捧。比如說「一個專案是製造永遠滾動的輪子」，募集資金一百萬英鎊；另一個專案是：「促進英國的養馬事業，改善教會的土地，修葺和重建牧師的住房」。還有還有「一家公司由不知名的冒險者所發起，標榜為『一家承擔偉大的冒險事業，但是沒有人知道這是甚麼事業的公司』」！更絕的是這個計劃竟然也在上市前被認購了一千股，每股一百英鎊！

覺得當年的英國人都是蛋嗎？請回想一下我們親眼見過甚至參與過的IT狂潮吧。那時任何一家公司似乎只要加上了.com這個字樣，都能莫名其妙地招發新股；許多不見經傳的小友只要打出「內容為王」的免死金牌，就能在一夜間豎子成名，都當上了甚麼總監或者C甚麼O，可是，大家那時候可曾問過「利潤從哪裏來」嗎？沒有。很在烈陽之下排隊的老先生老太太就只憑一句話：「單係李家搞」。

這種情況或許和正在發生的金融海嘯不大相似，但是最起碼在一點上，它們的背景是一樣的。那就是許多小投資者都相信了魔術的力，認為一塊錢可以變出十塊，十塊還可以無窮無盡地滾下去。麥凱在紀法國的「密西西比計劃」時，很生動地描繪了發財夢的美麗：「有一個持有很多股票的人，因為生病，就命令他的僕人賣出250股，售價是每股8000里拉，那是當時的報價。僕人到了蘇伊森花園，發現那裏的價格已經是每股1萬里拉。每股2000里拉的差價，一共是250股，差價總額就等於50萬里拉，相當於2萬英鎊。他很鎮定地將這筆差價放入自己的口袋，剩餘的交給他的主人，當天晚上就出發去了另一個國家」。就是如此，「許多在社會底層的人，早上起床的時候還是窮人，晚上睡覺的時候已經是富人」。

不過十年之前，香港有些中學生發現讀書考試很不實際，他們炒球鞋炒「閃卡」，就能賺那麼多錢，誰還需要學位呢？到了前兩年，報上常見幾位天賦異稟的大學生在上課的時候專攻手機上的報價表，結果都賺到了他們的第一桶金。去年，我又聽聞有中學與企業合作，為學生開辦以理財為名投資為實的課外活動；他們說這是建立良好人生觀的通識教育。

整整十年，我目睹一代人裏最優秀最精明的頭腦都湧進了投資銀行。他們出入中環，以這個地名當做身份的表徵，就像那些說自己「在華爾街待過」的人一樣，非常自豪。也對，瞧我的幾位朋友，衣光鮮得體，週末晚飯則在兩瓶身價過萬的葡萄酒之間猶豫躊躇，比起其他還在學院裏埋首實驗，或者奔波珠三角工廠的舊識，實在是值得驕傲的。

然後，在短短幾天之內，投資銀行成了歷史名詞。像林行止先生這般的大評論家都說這未必是壞事，因為未來的人才將會在其他對人類社會更有建設性的領域裏綻放光彩。可是我很懷疑歷史不會重演，因為同樣的事情早就發生過好幾次了。後來出掌「首席財政大臣」，第一個入主唐寧街十號的華普（Robert Walpole），在南海泡沫的最高潮曾經警告過他議會的同僚：「南海公司的計劃鼓勵危險股票交易，將國家的人才從貿易和工業中吸走」。

梁文道：香港還有小吃嗎？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很多人去台灣旅遊都愛逛夜市，依照旅行指南找出那幾家人龍最長聲名最盛的店家，秋風掃葉般地一一征服，然後嘴裡五味紛雜，挺著碩大的肚子回酒店癱躺在床上。這，實在不是一個嘗小吃的好辦法。

甚麼叫小吃？顧名思義，就是一小碗一小碟呈上來，分量不大。幾口吃完，點心一類的吃食。不應遠圖，不須慎重準備就餐前的心情，甚至也不該專門為了幾家小吃店規劃專門的行程。它是那種住家附近隨處可見的鄰舍聚腳地，早晨讓人在上班前一邊看報一邊吃，下午讓家長接了放學的孩子來此小啖兩款點心。它也是你路過一道巷口，見炊煙從轉角處升起，湊近一瞧，路邊原來開了幾張小桌，三兩食客悠悠漫談的所在。

因此，小吃又是一種comfortfood。它太過家常，是一生記憶的節點。在每一個移民和每一個留學生的意識深處，都有幾種小吃單純渾厚的味道纏繞。於是他們一回故鄉，首先想到的就是放下行李之後，要立刻奔向回憶中的小攤，直到東西進了口，才真真正正生出一股到家的踏實感受。

在整個華人世界裡面，香港、成都、檳城、澳門與台北，是小吃文化的五大都。尤其台北，窮過，於是曉得世道之艱難，一粥一飯得之不易，故再平常再粗野的材料也要用心做出豐富的變化，小吃本色在焉；你見過用海參做的小吃嗎？富過，於是開始知衣食，不再專注於基本的溫飽，口味變得細緻了敏感了，雖小道亦有細節上的繁複講究，不同店家的風格甚至流派也就漸漸成形。

台北有的條件，香港都有；皆歷戰亂之後的移民浪潮，同為避禍偏安的停居福地，雜聚了南北各省的文化習俗，又走過了由貧至富的坎坷道路。但是香港今天的小吃文化卻呈現出一幅看似豐華實則凋蔽的景象，這是為甚麼呢？

首先，我們常見的小吃早已不能說是小吃了。最有名的例子是雲吞麵，一般店家的雲吞固然碩大得離奇，裡頭藏含了經過化學處理所以寡淡無味的整蝦，那碗麵條更是分量大到了足以令人飽滯腹脹的地步。滷味、炸品、碗仔翅等本應分門別類專業販售的小點，常常集聚於一個屋簷之下，表面上極多彩極豐富，其實沒有一樣做得出色。然而，食客們還是甘之如飴地大排長龍。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這都是一種貧窮的表現，似乎此城居民從來沒吃飽過，總是想用一碗麵食果腹；大家都為口奔馳十分勞碌，總是要在一家店裡食不知味地匆匆幹掉好幾種風味截然不同的小點。

我在台北夜市常見香港來的遊客成團出沒，每人胸上都掛著相機，每人都興奮地手舞足蹈，目中茫然失焦；而臉上，就是一種香港人苦貧飢饞的表情了。

梁文道：品牌的泡沫

【am730-觀念】溫家寶在論及「毒奶粉」事件的時候，特別提醒企業要盡社會責任。這讓我想起上個禮拜和一位教工商管理的教授聊天，她也批評中國學院裡的工商管理系不注重社會責任，人家外國的管理學院不只專科教導學生甚麼是企業的社會責任，甚至還把它列為必修課，確保學員將來都成為有良心的管理人。但這真是「毒奶粉」事件的要害嗎？翻翻國外企業社會責任課的教材，裡頭說的多是如何平衡股東利潤最大化的要求與社會公益間的矛盾，例如生產過程不污染，產品要環保，勞工權利不受損，甚至尊重多元文化主張等熱門課題。那些課程會教學生不能在食品下毒嗎？當然不會，因為這麼簡單的道理根本不用教，更談不上是甚麼企業該盡的社會責任；它是做人的道德底。正如針對年輕人的性教育，會不會訓誡學生不能為了宣洩性慾而強姦他人呢？

假如一個國家的商學院要告訴學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學生不准強姦，這難道不是一個很可怕的國家嗎？但是非常不幸，我們的確正在面對道德最底失守的危機。「毒奶粉事件」的起因可以歸諸於商人無良、官商勾結，也可以追溯至監管體系的缺失，行政隊伍的失效；可是歸根究柢，它仍然是個基礎道德的問題。

平心而論，全世界任何一個乳品製造商都不會好端端地為了三聚氰胺而設計一道檢驗程序，因為他們壓根就想像不到居然有人會在牛奶裏下這個東西。如果全中國所有產品的生產商都要為了各種超出想像的有害物質設置檢驗工序，那麼「中國製造」的品管成本一定會是全球最昂貴的。

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一堆大型「民族品牌」的興起實在是它後半十五年的事。十五年如何打造得出這許多獨霸一方，衝擊全球市場的名牌呢？許多商家靠的不是兢兢業業地踏實工作，不是按照傳統智慧苦心經營自己的產品質量；而是仰仗那些舶來的商貿潮流知識和術語，大談市場推廣與品牌形象的建立，說穿了，就是搞公關賣廣告；捨本而逐末。我常在媒體上看見某些企業老總誇誇其談，說一堆很時髦很懾人的營商哲學、品牌理念；後來卻又聽說他們的公司出事，甚至還得為此瑯璫入獄。

這情況就和對著一批在牛奶裡添加有害物質的傢伙大談社會責任一樣，無異於告訴一幫連汽車都沒坐過的人該怎麼選擇最佳航班座位，是種無聊而虛幻的泡沫。從這個角度看，「毒奶粉事件」，就是過去十五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一種泡沫爆破了。

它揭出的真相是：原來我們連站都還站不穩，居然就想飛了。

梁文道：我相信

【am730-觀念】那天我在北京機場一座自動咖啡機前喚來一位侍應，告訴她咖啡賣完了，她看也不看地迅速回應：「有呀，怎麼會沒有？當然有」。等到她自己仔細查看過以後，才發現咖啡果然倒光了，於是她沉默地為這座機器裝上一袋咖啡豆。其實這也不是甚麼很不尋常的奇事。我們坐計程車，要是發現車子震動得有點不正常，司機一定會說：「沒事」。奶粉吃得孩子生了腎結石，負責官員卻在大規模檢測開始之前，就信心滿滿地告訴大家：「出問題的只是極少數產品」。

這又令我想起中央電視台轉播奧運開幕式的解說，據說他們後來做了內部檢討，承認當時的表現的確不夠好。我幹電視這一行，很明白他們的問題其實出在讀稿；事先寫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再把它高昂地朗誦出來，完全不顧當時現場的實況。於是觀眾看見的，和他們聽見的，彷彿來自兩個不同的星球。這是一個語言文字與真實世界嚴重脫離的國家。前人花了一萬多年努力去命名世間的每一樣事物，例如一頭山林中的走獸，一座架設在河道上工具，一種曖昧的情緒，甚至海面上突然升起的風暴形態。到了現在，這一切名字卻像黏力失效的小紙片，從它們所在的東西上逐一剝落。

所以我們開始習慣不再相信言詞。滿街的標語，我們當作裝飾。課本上的教訓，我們當作考試過關的口令。甚麼「國家名牌」、「免檢產品」，我們當作是產品包裝裡的圖畫。甚至連我們自己也變成了在真空之中戲耍修辭的高手，公司辦的一切活動都是「盛大」的，到訪的賓客一律是「尊貴」的。國營商店的牆上稱我為「親愛的顧客」，但裡頭的工作人員則用「喂」這個單詞來呼喊我。

我很難不想起哈維爾在《無數者的權力》中所說的那個著名故事，一個市場上的蔬果販在店舖裡打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但這句話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關係呢？它是他的理想嗎？他真心信仰這句話的力量嗎？恐怕不。可是他仍然無可無不可地掛上了那面標語旗。如果每個人都以類似的態度對待言詞與事實的隔離，這個社會不只是個信任匱乏的社會，它還必然會滋生出一種犬儒的冷漠。對於種種明明背離了現實的描述和形容，他們會說：「這真是沒辦法」、「反正事情就是這樣了」。

齊澤克如此總結包括捷克在內的前東歐國家：「對官方意識形態的那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正是政權真正希望的──對於該政權來說，其滅頂之災是它的臣民把它的意識型態太當真了，並且將其付諸實施」。雖然很多人都過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勸說我們「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為當一個產品說它是安全的時候，它就應該是安全的；當一個人稱自己是公僕的時候，我們就要以對待公僕的方式去要求他。天然綿線已經不是天然的了，甚至蛋白質也不再是蛋白質了。假如連我們自己也不試圖活在真實中，任由成熟的犬儒蔓延；那麼遲早有一天，「人」這個字的意義也要淪為虛無。

梁文道：有人在管治這個國家嗎？

【am730-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中國就像以往的「東亞四小龍」，國家機器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形式保證的民眾授權之上(如選舉)，而在於經濟增長與人民生活基本保障。至於大家認識到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意識形態，其實只是一道黏合劑，讓百姓感到自己生活的富足安定是國家的賜予，民族的自豪。假如民生凋敝，社會不安，再多的愛國宣傳也挽救不了統治的危機。

難怪中國政府一直致力於經濟的高速增長，因為這正是官方共產主義破產之後仍然力保政權不墜的不二法門。其中的等式是這樣的：經濟發展等如百姓生活無憂，百姓生活無憂等如政府長治久安。

明乎，便能瞭解近日「毒奶事件」的嚴重了。縱觀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們看見的不只是商人的貪婪無良，還是各級政府各種部門的集體缺席。

早在今年二月，就有消費者向工商局投訴「三鹿」奶粉的品質有問題。但當局的回應竟然是要該名消費者先給兩萬塊錢人民幣，才能替他檢測相關產品！作風就和救命先繳訂金的無良醫院一樣。如果政府連它該盡的本份也要收錢才做，誰還需要政府呢？何不乾脆讓民間自行開辦產品檢試實驗室？說不定取價還能便宜點呢。

能夠預先測知並且處理牛奶問題的部門有一大串，但它們全到哪裡去了呢？至於地方政府，從石家莊市到河北省都曾接過投訴，他們的回應是甚麼？就算出動到了新西蘭政府，他們依然默不作聲。我很難想像當新西蘭總理打電話給溫家寶的情景，對他說「你們那裡的牛奶出事了，他們沒告訴你嗎？」的情景。我只感到政府好像不見了。這是不是個體制問題？當然是！但它甚至已經和民主不民主無關了。就算是在「東亞四小龍」式的威權體制之下，這種無政府狀態也很難發生。不要搞錯，就算是鄧小平式的強人統治，也不大可能出現這種整體管治失效的情況。

政府已經不能保障人民生命的安全，它還能夠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嗎？由次按風暴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必將打擊中國來年的出口貿易，我們的內需再怎麼擴大也補不上那巨大的缺口吧？

如此一來，這個國家的合法性能不遇到空前的危機嗎？到底有沒有人在管治這個國家呢？肯定有，最起碼還要有政府部門勒令媒體不得擅自報道毒奶事件，更不能發布類似這篇文章的評論。

梁文道：貪婪的歷史（在歷史裏學不到教訓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朋友在雷曼兄弟上班，這家歷史輝煌的大行倒掉之後，他成了個失業漢。聽說他很慘，損失很嚴重。大家知道，去年的市場表現還不錯，這幫投資銀行家的收入相當可觀，花紅裏頭有一半是公司股票；可現在，這堆股票頓成廢紙，這損失難道不巨大嗎？但是另一些朋友卻表現出一副幸災樂禍的態度，他們說：「沒錯，股票是沒了。但那另一半花紅呢？這種失業恐怕根本無法與一般人的失業相比吧」。正巧報紙上也有小段報道提及華爾街精英頭上的淒風苦雨，「Prada的銷情肯定要下跌，一位美林的僱員就表示他的女友今年生日應該收不到Prada了」。

問題是我那群惡狠狠地罵人，嘴角還掛一絲冷笑的朋友也不會高興得太久。他們將會發現自己的投資、強積金，以及後半生的退休保障，也要跟跑掉一大截。而且後續的連鎖反應更可能會大到一個他們難以想像甚至難以承受的地步。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場號稱百年難見的金融危機究竟是怎麼來的呢？

「我的老朋友，如果你對股票一無所知的話，我不得不說你可真有點無知，這個神秘的行業，既是歐洲最公平的行業，也是歐洲最具欺騙性的行業；既是世界上最高貴的行業，也是世界上最惡名昭彰的行業；既是地球上最精緻的行業，也是地球上最粗俗的行業。它既是學術的精華，也是欺騙的典型；它既是智者的試金石，也是魯莽者的墓碑；它既是有用的寶庫，也是災難的泉源……」。

這段話出自維加（Joseph de la Vega）在1688年出版的《困惑之惑》（Confusion de Confusiones），它是世界上第一份金融危機的反省和紀錄，也是第一本探討投機心理的奇書。在它面世之前，股票交易才剛剛出現了一百年。《困惑之惑》與蘇格蘭記者麥凱（Charles Mackey）寫於十九世紀中葉的《異常流行幻象與群眾瘋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都是很古老的著作，可是直到今天，它們還是投資書籍中的經典，被許多人推介為投資人士的必讀教材。它們談的故事已成明日黃花，它們也都有不同的缺陷（維加寫得太過「文藝」，浮飾虛華；麥凱則疏於考證，弄錯了不少歷史資料）；可是他們描繪的現像，那著名的「鬱金香狂熱」、「南海公司倒閉案」與「荷屬東印度公司泡沫」，如今讀來就像發生在眼前一樣。也許人類金融交易的方式進步了，也許市場分析的工具複雜了，可是人類貪婪與狂熱盲目的本性卻沒有改變多少。

這兩本書曾經在2000年合併出過中譯本，正是大陸不少股民最瘋狂的時候，但它沒有起到清涼劑的作用。去年台灣的「財訊」出版社又出過一次新版，及時趕上了次按風暴。回頭看來，投資大師譚普頓（John Marks Templeton）不也早就呼籲過大家要從麥凱的書裏學點東西嗎？結果大家學到了甚麼呢？

次按風暴的源頭，可以說是一個相當高明而文雅的欺詐，把一些不大可能償還得了的債務包裝成甚有獲利前景的資產。對付類似手段和想出這些技巧的人，以前的英國政客是這樣建議的：「將罪惡的南海公司計劃的策劃者和執行者看作這個國家的弒父者，只有將他們也縫在麻袋裏，扔進泰晤士河才感到滿意」。或許就是在麥凱的書裏讀到了這些駭人的言論，後來者就學懂了怎樣在輸掉了投資者的錢之後，還可以在離職的時候依約取走一大筆錢去渡假退休。

梁文道：專心聽歌的神話

【am730-觀念】坐一趟地鐵，原來也是聽一場音樂會。短短二十分鐘之內，我聽見了幾個小節的《新世界交響曲》，半首《The Girl from Ipanema》，以及Stephy唱的幾句歌。當然，全是手機播放，全是手機鈴聲。這到底算不算聽音樂呢？好像不算，因為我們總是以為音樂不該這樣聽。

人類進入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音樂爆炸期，不只音樂的生產極具氾濫，而且生活之中幾乎無處無音樂。看古人對音樂的態度何其慎重，遇到空氣中樂聲的振動時又是何等地興奮，何等地惶恐，乃知音樂本是極其罕有的一種遭遇，非國家重禮不可聞，非婚喪祭神不可得。

但是今天我們想在一天裡不碰到一點音樂恐怕都很難了，手機鈴聲固然是音樂，博客有音樂，餐廳商場有音樂，即使電梯裡那短短幾十秒亦是無所逃於天地間。

於是純粹派的老樂迷，就不禁要懷念音樂要坐下來聽的老好日子了。他們愛說，在貝多芬的年代，聽眾們得特別跑進演奏廳，正襟危坐地用一晚去把一首交響曲完整地由頭聽到尾，沒有零碎的片段，也沒有喧鬧的雜音，一切是那麼地純正而真實。

事實自非如此，很多人都曉得以前歐洲人聽歌劇其實就是去社交，上頭有上頭唱，下頭有下頭聊，熱鬧得不得了。就算到了至今不到一百年前的那段時期，史特拉文斯基的觀眾還會為了有爭議的樂曲內容，公然在台下分成兩派大打出手。

至於音樂章節之間，觀眾不能拍手的基本禮儀，其實也是1950年之後才漸漸形成的。可見許多古典樂迷心目中的賞樂傳統根本就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傳統，正如古典音樂的「古典」也只不過是三百年歷史一樣。

最近看見音樂學者Alex Ross的一篇文章才知道，原來往日音樂會的內容也絕非如此純粹。莫札特在世的時候，一晚的標準曲目常常包括某部交響曲的一個樂章，一小段鋼琴奏鳴曲，甚至觀眾臨時「點唱」的小曲。一代琴魔李斯特算是現代音樂會形式的奠基者了，往往一晚又奏某位作曲家幾組同類作品。然而，他大部分的演出其實更像是場綜藝節目。他不只接受觀眾「紙條」點唱，然後逞其才華炫技地即興變奏那些知名樂曲，甚至還會回答觀眾寫在小紙片上的問題，比如說「您覺得結婚好還是不結婚才好呢？」這麼一算，所謂專心聆聽一兩首完整曲子的賞樂方式，只是過去一百多年裡才逐漸出現的。與其說是個源遠流長的傳統，不如說是有意識的美學選擇。

梁文道：存罐不只是保鮮（平反罐頭二之二）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原子筆和原子技術一點關係也沒有，得名若此，純係當年商人見原子彈的威力震驚全球，原子二字十分時髦，於是把這種新登場的書寫工具譯作原子筆。名字的來由已經夠無厘頭，但還不及當年的市場無厘頭。話說今日賤如糞土的原子筆，那時竟然賣得比絕大部分墨水筆還貴，即使是老牌如「派克」，一時亦不得攖其鋒。

於是我們就可以理解罐頭剛面世時的轟動了。1810年，現代罐頭的先驅，法國人Nicolas Appert出版了一本書，專談他製作罐頭的心得，其主要原理是以陶罐封存食物，然後再浸到熱水裡面泡一段時間。根據這本暢銷書，幾乎任何食品都能做成罐頭，而且水果會變得更甜，肉醬會變得更香，都要比存罐之前還美好。Nicolas Appert自己製作的罐頭取價高昂，是市場上的奢侈品，只有富裕家庭或餐館才用得起。

那年頭的法國菜館並不介意用罐頭做材料，他們認為罐頭是高檔貨，而且覺得它的口味真的別具一格。換作今天，這簡直就是不可饒恕的罪。更有意思的是那些實驗罐頭製作技巧的先驅全是廚師，因為罐頭無非也是一種保存食物的方法，而煙燻、風乾、醃泡等各種食物保存之道本來就是廚師的手藝，愈是專注，愈是有志氣，這些東西就愈不能假手於人。所以在整個十九世紀裡面，生產和販賣罐頭的小作坊主人全都以廚師自居，和今天出罐頭的老闆叫做工業家的情況大不相同。

由此可見，那時的廚師一定知道罐頭就和任何保存食物的方法一樣，絕不止是延長了食物的食用期限，同時還改變了它們的形態、質感與味道。我們現在總把罐頭看扁了，以為它只是新鮮食物的代替品，卻很少注意兩者口味的分別不全在高低上下，還在於它們根本是不同的食物。舉個鮮明的例子，義大利菜不可無番茄，但是不是一定只能使用新鮮的番茄呢？當然不是，如果沒有干番茄，也沒有罐頭番茄，大家熟悉的義大利風味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就算去到拿坡裡，披薩的原產地，你也會發現許多薄餅餐廳的廚房裡有成堆的番茄罐頭。

再看香港人熟悉的餐肉，除了罐頭午餐肉之外，你何曾見過鮮制的午餐肉呢？就和公仔面相似，午餐肉是食物保存工業的獨門絕技，它不是某種火腿或者豬肉的贋品，甚至也不是保存了它們弄成的某一道菜，它根本就是在存罐過程製作出來的另一種食品。時至今日，它竟然成了許多中國人日用飲食不可或缺的一環。且不說香港茶餐廳的早餐、午餐、常餐和速食沒有了餐肉會是多麼叫人絕望的景象，就算四川的麻辣火鍋也不能不把餐肉當成基本配備了。

如果將罐頭的製造看作是煮食的方法，那麼食材的選用，烹製的過程，罐身的原料，以及存罐的技術，就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步驟了，罐頭食品的好壞全在於此，劣品的生產商一定不把它當成烹飪的藝術，上品的主人則視自己為美食的魔法師，兩者不可相提並論，其價位往往也有雲泥之別。

很奇怪，人類搞了幾千年才發明出來的冷凍保藏本來是最高端最進步的，保鮮程度也是最高的，偏偏它卻是最與烹調無關的一種技術。別的法門都豐富了、變化了食物本身，唯獨冷藏是以儘量不改動食物的狀態為目標。若它真能完全保障新鮮食物的本來條件，那當然是好事，可是它做不到，反而往往添上了一種雪櫃裡的冰鮮味。尤其蔬果，我特別不情願用上數倍於原產地的價錢去買一些實在離不開水土的產品，因為多花了的那些錢根本得不回在冷藏和運送過程中損耗掉的天然美味。例如榴槤，凡在馬來西亞甚或檳城嘗過樹上掉下來的，又怎麼能忍受泰國金枕頭在冰櫃裡熟出來的寡澹呢？唉，可是在香港，身不由己，面對次貨，吃，還是不吃好呢？

梁文道：沒有信任就沒有社會

【am730-觀念】連雷曼兄弟這麼巨大，這麼悠久的投資銀行都能在一個禮拜之內急急宣布破產，連號稱「中國媽媽」的三鹿奶業都能叫嬰兒吃出腎結石；我們到底還能相信誰呢？身邊有不少朋友是美國國際集團(AIG)的客戶，在聽說這家管理資產達到萬億美金的保險界航母可能也要沉沒的消息之後，他們全都慌起來了，深怕積累了半輩子的血汗錢要化為烏有。無論別人再怎麼分析，再怎麼向他們保證客戶資產安全無虞，他們還是很難安得下心。

信任原本就是一種最重要的社會資源。我們打開水龍頭，要相信裡頭流出來的水沒有毒。我們過馬路，要相信所有汽車都會在亮紅燈的時候停下來。我們睡覺，要相信屋頂不會無緣無故塌下來。我們遇事報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盜賊的同伙。沒有信任，社會就不可能存在。已故德國社會學大師盧曼(Niklas Luhmann)就說得好：「當一個人對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時，早上甚至會沒辦法從床上爬起來」。

弔詭的信任偏偏如此難得，我們根本沒有任何合理的基礎完全相信每一滴自來水都是安全的，每一位駕駛者都是清醒的，每一個建築商都是負責的，甚至每一位警員都是廉潔正直的。然而，我們還是不斷地付出我們對他人的信任。那是因為我們不認為這世上沒有一個人是可信的。這個社會如此複雜，任何發生在身邊的事，任何擺在面前的東西，其背後都經過了重重的機制，層層的人手；在這一長串的流程裡頭，總有一些人會對得起我們的信任，會為自己應做的事負上責任呢？

比如食品，我不可能親自檢測任何送到我嘴邊的東西；但是我會相信生產商愛惜商譽。一個老闆不可能掌握生產過程的每一個環節的正確，但是他會相信他聘用的管理人員。假如工人或者原料出了問題，產品檢試部門會查得出來。假如出廠的產品真有毛病，相關政府機構會及時發現。假如那些機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良心的傳媒會揭發真相。到了最後，我們還要信賴政府的確能夠查清問題，司法體系的確能夠按法處置肇事人員。

這是一個牽涉了多少種人多少個程序的事呀，怎麼可能每一個人每一個步驟都出了錯呢？為了保證不會出現如此荒謬的情況，為了讓社會可以正常運作，人類設計了各種制度去保障信任這種極其必要但卻易受傷害的資源，例如權力與利益的分化。大而化之地說，商家與官方的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官方不會掩飾商家的錯誤；媒體又與商家和官方的利益不同，所以媒體不會為商家與政府文過飾非。

萬一這三者的利益高度重合，那麼我們還可以怎麼辦呢？那就只好相信界外的力量與更高層級的結構了。在三鹿奶粉事件裡面，那個界外的力量是新西蘭總理，而更高層的結構則是收到通知的中央政府。當然，我們還可以相信自己；只不過，一個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會還能叫做社會嗎？

梁文道：自由黨其實是功能黨

【am730-觀念】自由黨之所以淪陷，田北俊與周梁淑怡之所以敗選，其實是一早就能預見的事。首先，這固然是他們一直以來搖擺不定的政治決定甚至投機性格所致。想當年李鵬飛目光長遠，冒險參加直選，雖然失敗，但也是好漢一條，而且立下了不錯的開局之勢。可惜田北俊接任黨主席之後，眼見以李鵬飛聲名之盛猶落得個敗北收場，遂放棄李氏在競選時鋪下的地區網絡，退守功能組別以自保。發展日後的地區選舉，自在沒有刻意經營的情況之下，全憑以小博大下注心理，又怎能僥倖呢？等到廿三條立法之際，靠著倒戈老董得來的一時聲勢，田北俊就以為將來的選戰只要有漫山遍野的廣告加上高知名度就好，何其幼稚？

自由黨之所以不注重地區工作，問題還不在這種患得患失不敢冒險的小商人格調，也不在許多所講的公子貴婦放不下身段，而在更根本的定位抉擇。他們對地區直選的準備和相關接班人的安排不夠投入，是因為他們太過偏重功能組別的小圈子遊戲。對這個工商界背景的政黨而言，功能組別不只是更容易取勝的地盤，還是爭取界別利益最直接的場所。也就是說，一個矢志代表工商界利益和看法的政黨，與功能組別的畸形設計簡直是天造地設的絕配。

問題是，自由黨可以把他們在功能組別裡代表的利益，直接翻譯成地區選民都能理解能接受的語言嗎？不能。因為一邊是少數的利益共同體，另一是跨階層的，意見分歧的大眾，你怎能期望自己的訴求和主張在兩邊都說得呢？世界各地都有親商政黨，其榮榮大者如美國的共和黨就是個好例子。但是他們從來都不及只有一套純粹說給商家聽而不及其餘的主張；相反地，在促進商界利益之餘，他們一定還要有一套完整的社會視野，方能勝得大選。自由黨對香港的整體理念是甚麼呢？人家就算是減免遺產稅之類的親富政策，也能把它改寫或包裝成一套符合部分百姓信念的述。

自由黨行嗎？自由黨往往不願效法其他地區的親商政黨，妥協精英和大眾間的矛盾，把自己定位為一個「親商但是最終卻為大眾服務」的全民政黨；它就是那麼赤裸裸的一個工商黨。然後在地區選舉裡頭不倫不類地提一些其實不合黨格的，「紓解」民困的訴求。你說，它會是一個適合直選的政黨嗎？不，為了保證自己的生命，它甚至可能是未來幾年內力阻真正直選，想方設法替功能組別借屍還魂的一個功能黨。

梁文道：紅酒也是一種罐頭（平反罐頭二之一）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還記得很多很多年前，第一次在當時香港唯一一家高檔西式超市看見雅枝竹的情景。它那麼可憐，孤零零地被人停放在噴著白色冷霧的貨架上，就和停屍間裡的屍體一樣。沒錯，它不是雅枝竹，而是雅枝竹的死屍；嫩綠的尖角開始變黃變硬，完全喪失了蔬菜該有的鮮活生氣。然而，就是這麼一塊死氣沉沉的東西，居然要賣上一百多塊港幣。我把它拿起來瞻仰一番，結果還是恭謹地將其回置原位，然後轉身走向堆滿了入口罐頭的那條小巷，左一罐右一瓶，滿載而歸。

縱然今天那種高價超市和貴族雜貨店早已開得到處都是，縱然保鮮的技術比起十多年前又進步了許多；但是我坦白告訴你，如果要用同樣的價錢，我還是寧取一個十分精緻的罐頭，多於一份號稱「新鮮」的入口蔬菜。

為甚麼不呢？罐頭犯了甚麼錯？為甚麼大家都先入為主地把它當成一種代用品？若不是因為颱風而被迫滯留家中，或者露營而避難在外，大部分人都會覺得罐頭絕對不能當正餐，它只是不入流的垃圾。

食物當然要新鮮，在這「綠色生活」成為主流新追求，「慢食」「LOHA」變成黃金律的年代裡，食材不鮮簡直是宗罪。因此我們多麼容易忘記原來自從人類懂得煮食開始，食物的保存就是最重要的課題了。

就拿生火燒烤來說吧。人類的祖先為甚麼要烤肉那麼變態？為何他們就不能像其他動物一樣，把獵物撕開生吞活嚼，茹毛飲血呢？傳統的說法是肉烤過之後很香，古人發現這麼吃很過癮。但也有另一派學者認為那是為了保存食物，肉煮熟了之後要比生肉更耐放；對抗自然時間，盡可能地拖長食物的期限，乃是人類的偉大之處。我覺得這種理論很有說服力，證據是許多活在冰天雪地裡的部落社群都嗜生肉，因為他們的生活環境自動替他們完成了保存食物的複雜手續。中國有兩個地方的人懂得吃魚生，一是廣東順德，二是東北中俄邊境一帶。順德人敢吃魚生，是因為河塘太多，隨手一撈就有好幾條鮮魚，根本不用考慮保留的問題。東北的少數民族吃魚生，理由是那裡氣候苦寒，人們根本就活在一個大冰箱裡。

我又常在美國出版的野外求生指南上看見教人燻肉的方法，那是因為荒野之上打獵不容易，要是幸運地捕獲了一頭野鹿，但卻發現蒼蠅的動作比你還快，那可就慘了。通常在幾小時以內，你就會看見剛才還在喘著氣的獵物身上爬出了一堆白白胖胖的小肥蛆。為了避免意外身亡，宰殺獵物那一刻立刻動用煙燻的手段是很必要的。

說到煙燻，我們都曉得它是一種為食物增加風味的方法；其實它的目的本來只是想延長食物的壽命。人類還發明了大量保存食物的方法：煙燻、風乾、凍藏、鹽醃、醋泡、油浸；每一種都在保留食物的同時改變了食物的味道，使它們更甜更鹹更複雜。因此，保存食物的辦法也是一種烹調的技術。

所謂罐頭，亦應做如是觀。如果你仍然堅持新鮮就是好食物的唯一判準，請回憶一下果醬和火腿的味道；請想像一瓶葡萄酒，其實它也是某種意義上的罐頭。你願意喝新鮮的葡萄酒嗎？

梁文道：如果旅行不自在（東亞病夫的旅遊札記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除非是個扶手椅上的旅行家，否則任何一趟旅行都必然是肉體的遷移。聽起來像是廢話，但這卻是常被遺忘的事實。在機場與車站之間來來去去，行動的基礎始終是血肉之身，而非抽象的心靈。所以，一個人的身體條件很自然地限定了他的旅行體驗；眼睛不好，你看到的花叢就像一團彩霧；腳踝受傷，每一步就都是測量地面平準與否的尺度了。這讓我想起某位新晉食評人，他很關心一間餐廳過道的寬窄問題，那是因為他長得比較壯碩。

文弱書生馬家輝雖胸懷壯志，嘗在美國的高速公路上馳車疾奔，豪言：「香港有馬，其名曰家輝，輝之志，不知其幾千里也……」；可惜一離開駕座，這批壯馬就只剩下觀賞價值了。看他寫黃鶴樓最是有趣。

如今的黃鶴樓是一九八四年重建的仿古贗品，「有點似深圳翠亨村之類的港式茶樓」。但當地的導遊還是要催促遊客登樓，領略一下「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的滋味。我們的馬博士不堪寒風折磨，這天患了感冒，就不和團友爬樓梯了。他趁別人湊熱鬧的時候去了樓底下一個人煙稀少的景點，「黃鶴樓研究中心」。「所謂研究中心原來只是照片展覽廳，幾道牆上掛大大小小黑白和彩照，從五十年代開始，什麼什麼權貴高官來過，外交部長、國家總理、西方政要，原來是用名人效應來肯定黃鶴樓的文化價值」。如果他當日不病，上了黃鶴樓，心情是會更好還是更壞呢？

中國文人遊山玩水從來不是赤裸的，看到什麼都能聯想起無數的詩詞和掌故，每一處名山勝境都承載了太多的記憶。文藝而善感如家輝者，遇上今日種種化過濃妝的景區，血脈裏的文化傳承和眼前的俗野現實，其失落甚至憤恨可想而知。不過，文人畢竟是文人，從小背起的文字可以把肉眼結構得份外浪漫。就算到了「三峽」，分明一座水壩，他還是在江面冷風如刀的夜裏想起了「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飛，十日三千里，郎行幾歲歸」。千年前的李白把詩句銘刻進今人的肉眼；縱是平湖，你也看成了水急如箭的老三峽。

不喜歡遠行，卻偏偏要搭跨時區的長途航班，於是馬家輝的挑剔就變為品味的講究了。這品味不是《GQ》裏穿什麼上飛機才不丟臉的那種品味，而是更難得更貴氣的品味；他講究進入一個陌生城市的時機。「深夜不好，因為累了，城市累了，你也累了」；「下午更不好，因為城市太熱鬧了，紅塵滾滾，你半途插入，根本沒法替自己定位」。只有清晨，「早上之好在於從容二字，這本是生命裏極難做到的一種姿勢，你因坐了一程飛機而得，就算是獎賞吧」。

讀《死在這裡也不錯》，比起其他也寫得相當好看的遊記，我覺得它最大的特點是作者的諸多矛盾躍然紙上。和許多立志當專業旅行家的人不同，馬家輝不會對世界好奇寬容到放棄自己的地步。由於他的旅行往往帶一點不情願，所以他總是反覆無常，有時候好像看得很開，有時候又想躲回到自己的身體以及身體之內的溫暖習性。出入之間，總是猶豫，總是敏感。我幾乎想用「雞婆」這句台灣話來形容這位台灣女婿的旅遊書寫。

行旅於他，好比抽煙；十多年來老聽他說戒煙，但沒有一次戒得成，真正印證了馬克吐溫的那句名言：「戒煙很容易，我戒過十幾次了」。他究竟真的喜歡抽煙，還是只是受迫成癮？是真愛旅行，還是無可奈何？離開「抽煙如做賊」的美國，他發現了倫敦的好，「原來肆無忌憚可以如此過癮」。到了煙民王國，他又覺得「煙槍們分布各桌吞雲吐霧……，煙霧在暖氣的籠罩下久久不去，隔眼望去，一張張男人的臉，眉頭深鎖，眼含怨懟」，不是個好地方。也許他還在尋找，一個真正死在這裡也不錯的地方。

梁文道訪問陳雲

【明報】在我認識的朋友之中，陳雲或許是看起來最寂寞的一個了。他的為人，他的職業，他的文章，一切一切看起來都是那麼地不合時宜，不符環境。在這 個社會裏面，他的存在是真真正正地被拋擲進來，像一片樹葉飄到還欠缺那最後一片紙塊的拼圖上。細看這張拼圖，無論是他，還是這個他處身其中的社會，都變得 十分獨特、怪異。

大部分不認識他的讀者，只知道他是個行文長篇大論、引經據典，又是《內經》又是《淮南子》，氣勢磅礡，觀點銳利的評論家。認識他的朋友則都曉得，他 是政府部門裏一個研究政策的公職人員。下筆不留情地狠批香港社會和政府施政，他怎能棲身在政府總部之中呢﹖他說﹕「打政府工就只是一份工作，我做了我該做 的研究，人怎麼用是人家的事了。」難道你就沒有想過要在體制內改變些什麼嗎﹖我們都以為你當初進政府是為了實踐理想。「現時的制度及政府並不適合知識分子 獻身，正所謂『君子不器』，打政府工不一定是君子，但一定是器具。古人入仕若是懷抱理想，是想混跡進去有所變化。我進政府也算是變化。只是不能說是成功。 道教最講變化，佛家亦然，仙佛阿羅漢要是為了伏魔降妖，可以變化自身成惡鬼。但現在的政府太平庸，根本不得混跡進去，強行變化會傷身傷人。」傷身是什麼意 思 ﹖「傷身是傷了自己的身分跟道行的意思。」

喜自稱「貧道」　文字風格老派

這就是陳雲，你和他談在政府工作的同時評論會不會有矛盾，他的答案不是什麼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一類常見說法，而是佛道修煉的原則。常常看他的文字，應不會 對此陌生，他的文章不斷流露出對道教的鍾情。以前他在文章裏甚至自稱「貧道」而非「筆者」或「我」。為什麼現在不用「貧道」二字了呢﹖「因為有些讀者反映 給編輯，說我用這兩個字太過古怪。那就算了吧。其實叫自己『貧道』不一定是道士的專利，但凡求道修煉之士都可以這麼用，而且『貧道』指的是功夫不深道術貧 乏，自謙的意思。」其實陳雲在大學開始真正求道，禪定打坐統統學過，並且至今練習不輟。

我欣賞陳雲的地方，是他非常完整。他從做人到寫文章，服膺的都是一套系統，一脈精神。不只寫文章引用道學著作，還要身體力行。只是他跟隨的這一條路 是這麼不時髦，連作文也與眾不同，有一種幾十年前「學衡」那幫國粹派的味道，在時下的媒體文字裏一眼就認得出來。「其實我連讀書也不大看現代的東西 了，90年代之後的中文書除了研究需要我不大碰的。以大陸來說，89年後的東西就太過商業化了。我現在只讀古籍和五四前後的近代作品。如今寫中文的人多數 都不認真，沒要求，不知道中文可以有更好的風格和表達方式。」

專寫老香港　交織歷史評論

其實不只文字的風格老派，他現在連寫作的題材也是已逝舊日的小東西。他在《信報》的專欄「我私故我在」連載了幾年，專門回憶兒時玩意和老香港的民間風俗。 但那又不是一般的掌故小品，卻是筆端飽蘊感情，把私己經歷和社會史交織起來的歷史評論，憶舊的同時剖析當前社會失落了什麼，提醒大家不要只被新東西迷惑。 這些文章我總覺得和他的學術背景有關，他95年在德國拿的博士，論文題目是《中國民俗學學科史1918-1949》。「我研究的是在那段日子裡，西學如何 影響了新文化運動，使顧頡剛等人開始用現代科學方法系統地收集和整理歌謠、傳說和祭祀活動等民俗傳統。那是草根的中國文化，過去的正統士大夫並不重視，卻 非常有意義，可惜共產革命之後就戛然而止了。」「因為共產黨雖然也蒐集民歌，甚至推動秧歌舞，但目的是為了政治改造它們。這和民俗學者想保留傳統的精神大 相逕庭。」

了解亦諒解　反共旗幟鮮明

「所以我以剷除共黨專政政權為己任，他們原來只不過是一批政治流氓加上少數讀書不精的人，胡亂從西方引入馬列主義的東西，完全違反了中國傳統，所以不會得到百姓真心支持。他們數十年來的作為不知摧毀了多少中國文化裏有價值的東西。」

我最早看到陳雲文章，就是在80年代的《開放》和《香港時報》，那時他已是旗幟鮮明地反共，但沒想到他今天還是這麼毫不忌諱。而且他反共的出發點也 和如今大部分批評共產政權的人不同，是從中華文化興滅的角度出發。這會不會是與他出身自新亞書院有關呢﹖因為這種久違了的說法正是以往徐復觀等人愛談的。 「看他們的書成長，多少有間接的作用。但我在學術上比較傾向於錢穆，可能寫作風格受了點徐復觀的影響。」那你贊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嗎﹖

「是的，我贊成。可是另一方面，人權和自由等價值也非西方獨有，而是一種普世價值，中國傳統也有這些東西。說到自主的民間社會，中國向來有深遠的民 間結社傳統，搞祭祀的香會和濟貧民的善堂就是民間自發互助組織。香港的可貴就是保留了這些傳統，如東華三院。同時香港也有現代西方的體制和論述，我們須承 認它們可以更好地發展和保護那些普世價值。其實中國古代也有商品經濟，現代西方的文官體制甚至起源於中國。所以香港在保存和發揚中華文化兩方面都很有價 值。」

陳雲修道，講求變化，所以他甚至不排除有可能的話也進入共黨去「混跡」一下。「因為比起平庸，共黨有成大惡的能力，也有做好事的可能。」「其實現在 的共產黨也有點不一樣了，進入了全球秩序，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少了浪漫，多了實際。」「其實我老是批評他們也會因了解而諒解，甚至變得像他們。這是 要小心的。」

習武練功夫　直言為了打架

古代文人不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書呆子，往往還要健體習武，預備有天要帶兵上戰場。我知道陳雲功夫底子不錯，打過蔡李佛和詠春，可是他當初為什麼要習武呢﹖ 「為了打架，學功夫當然是要打架。什麼健身云云是騙人的藉口，因為站樁一類的基本功其實非常傷身。我覺得最好打的是太極，所以也學過陳家太極。但是陳家太 極有很多招式也是會練傷肌肉筋骨的。」哪你現在還有練功夫嗎﹖「我現在還在練，但不多，只是簡單的動作。總得保持一定的狀態，隨時可以作戰。其實學武和寫 評論都是要保持戰鬥性，看不過眼就要出手。中國知識分子有武技傍身，又習得一身道術，才可以隨時收伏妖邪。他們這麼做沒有西方知識分子那麼系統的理論支 持，但靠一股自然的正義感。」



後記﹕最老的激進派　最年輕的國粹派

說起來，陳雲這個筆名還是當初胡恩威與我一起為他改的，就是為了變化一個身分在《明報》世紀版寫稿，好開闢另一個戰場。認識他幾年，又說不上太熟，我們是 太不一樣的人了。我話多，他內向﹔我喜歡掉書袋講現代社科理論，他則沉浸在故紙堆中﹔我身體孱弱，他非常好打。但我挺喜歡陳雲，因為他跟我太不一樣了，他 是個國粹派。又因為他這麼不合時宜地傳統，所以又成了我欣賞的另一種類型﹕激進分子。

什麼人問﹖梁文道

跨媒體文化人，不時在報章撰文評彈時事及文化議題，又為電視台主持清談及諷刺時弊的節目，並曾經主持電台早晨烽煙節目。近期針對西九龍發展項目，有份發起文化界及其他界別組成聯席，為政策發展提供建議。

他現為牛棚書院院長，與陳雲認識於早期辦《打開》雜誌之時，陳當時為該雜誌撰文。

什麼人答﹖陳雲

專研民族學，愛從民間掌故及風俗出發去理解社會的人和事，以「陳雲」作筆名在報章撰文，筆鋒銳利，每每咬牙切齒。近期引起廣泛討論和注意的，是刊登於去年 11月18日《信報》副刊文化版，題為〈香港，你哪裏都不用去﹗——酬答龍應台之「虛火集」〉，以毫不客氣的文字反駁龍應台就政府西九龍計劃之批評。

他現時在政府任職，負責文化政策研究的工作，並兼職在學院教書。

梁文道：其爭也君子

【am730-觀念】所有哈利波特的忠實讀者一定都知道甚麼叫做「魁地奇」，那是魔法學校的學生最愛玩的一種運動，而書裡頭好像就沒有別的人會參與這種刺激的高難度遊戲了。這一點恰好印證了大家對《哈利波特》的看法，那所魔法學校的原形根本就是現實中的英國「公學」(Public School)，例如著名的「伊頓公學」。

這些學校多半有一種獨家運動，只有他們的學生才會玩，外頭的人看了肯定一頭霧水，於是這些獨門運動就成了校友們日後舊念往的好材料，大家一說，就能進入那個只有自己人才能分享的貴族小世界。「公學」不是有教無類的公立學校，它的大門只對極少數人敞開，它的「公」指的是學子們日後都是處理公共事務的上流人士，或許從商或許從政，反正全是一群管治國家的精英。

他們的特殊運動除了有獨樹一格的標榜作用，更要緊是可培養未來棟樑的基本人格。因為在運動競賽裡頭，人人都要努力向前，刻苦鍛練，以求勝為目的。一個喜歡運動擅長運動的人必定充滿競爭性，力爭上游，他不喜歡失敗，也不甘於平庸，為了達到目標，也會用最強的意志約束自己，以最高的標準要求自己。無論是在職位公開競逐的政壇，還是在嚴厲殘酷的商場，贏家都不能不具備這種人格傾向。然而，勝利不是一切，榮譽才是。

一場比賽的冠軍固然享有無上榮譽，可負者若已傾盡全力，也說得上是雖敗猶榮；因為他們全都遵循遊戲規則，秉持體育精神，公平而盡力地完成了比賽。相反地，如果某一方使詐欺敵，勝之不武；又或者自恃本事了得，表現出一副趾高氣揚的態度，拒絕向對手行禮，那麼光榮就不會降臨到他的頭上了。簡單地講，運動不可脫離公正，「公平競賽」(fair game)才是體育的第一要素。

治國之才亦當如是。競選的時候大家盡可拼個你死我活，但絕對不能犯規，絕對不能逾越既定的尺度。投票結果，勝負已定，敗者就得向勝者道賀，甚至呼籲支持者擁護對手，一切以大公為重。政壇之上，腥風血雨，人人勾心鬥角；可是在國會的神聖殿堂上，大家卻不能輕侮對手，因為不尊重別人就是不尊重自己。在這種環境底下，政治鬥爭絕對不會演變成你死我活的局面，因為說到底，It is just a game。敗退下來，離場之際照樣會得到滿堂掌聲，沒有誰會想到要趁機清算，也沒有人敢下賤地玩一些人格謀殺的小把戲。

就像體育比賽，賽完之後還用得著追殺對手嗎？說不定大家還能當朋友呢。從政從商，都要有追求勝利的意志，更要有尊重規則的公平意識，這就是「公學」要注重體育的原因了。到了今天，「公學」的獨家運動還是沒有外流，但這種體育價值已成為大部分國家基礎教育的必要環節了。因為體育實在不只是為了強身健體，也不是為了將來從軍報國，它更是一種身體力行的公民教育。

梁文道：味覺還原主義

【飲食男女】你知道「分子美食學」與超級市場貨架上的「披薩味薯片」有甚麼共同點嗎？那就是它們都相信科學；更準確地說，它們都是一種「飲食還原論」的產物。

「飲食還原論」是我杜撰的名詞，它的意思其實很簡單，就像某些科學家的理想，要把所有學問還原到最基本最微觀的層面。研究人類的行為不容易，但說不定我們可以把種種複雜的心理現象歸因於大腦神經的作用；這麼一來，事情就好辦了。假如我們還能用化學成分的變化去說明一切腦神經的活動，那就更妙了。再往後退，也許我們可以將所有的化學作用看成是原子層面的東西，用物理學去搞定一切問題。還能更簡化地往後推嗎？能，曾經有學者相信數學是宇宙的語言，他們的夢想是只用數字和程式就能說明世間一切。

「飲食還原論」走的就是這種路子，把豐富的飲食現象還原再還原，不斷地向後倒溯，直到尋得根本為止。那麼，甚麼是飲食的根本呢？上回說過的那種小藥丸就是了，那是種功能上的飲食還原，將吃喝看成純粹的人類維生需要，不考慮它的複雜體驗，更不談味道。美國學者米高．波蘭（MichaelPollon）是有名的「食物鬥士」，近年寫了兩本暢銷書批判這派功利的思想。在他看來，營養學就是功能派的代表，單從營養的角度看食物，使得很多人一天到晚只吃些健康但是乏味的東西。

其實，除了養分之外，味道也是可以還原的。請看「分子美食」的起源，它是一種生物化學，專門研究各種口味的科學依據。從前，人類只曉得辣椒很辣，可以用來調味，使菜餚添上一重刺激的色彩。但是科學家則想瞭解辣椒的構造，試圖找出它吃起來很辣的理由，分隔出那些造成辣味的成分。然後，我們就能弄出各式各樣辣得刺激卻又不見辣椒真身的東西了。這還不止，學者們還想知道辣的定義，搞清楚這種味道到底是怎麼產生的。當他們發現辣原來是種痛楚的時候，理論上講，我們就有可能使用其他的東西代替辣椒去令舌頭感到痛苦，讓食客以為自己正在吃辣椒了。這是一種味覺的還原，把所有食物的口味歸納成一系列的生化反應；它同時也是抽象的過程，將一切食物帶來的感覺抽離出食物本身。如果海膽的味道可以從海膽分離出來，魚子的爽脆口感可以從魚子本身割裂，那麼我們就能利用各種手段去把抽象的濃鮮海膽味與顆粒狀的爽口感受重新組合，做出一道海膽魚子醬了。

「分子美食學」對大部分人來講還是一種高不可攀的食風，聽起來很複雜很新奇。其實不，在味覺還原的意義上，我們每一個人老早就試過「分子美食」了。你去超級市場的零食貨架看看，那裡的每一樣東西幾乎都是廉價版的「分子美食」。例如薯片，明明是薯仔薄切炸成的零嘴，為甚麼吃起來會有「意大利拿坡里披薩」或者「北海道燒魷魚」的味道呢？這難道還不是化學的效果嗎？而且它比「分子美食」更古老，也更「化學」。那批研究人員不在廚房後面弄個實驗室，他們直接在大型工廠裡頭分析薄餅和燒魷魚的味道，結果就是一瓶瓶和薄餅燒魷魚完全無關的白色粉末。只要有一小瓶，工廠就能把一整噸的普通薯仔變成「意大利薄餅風薯片」了。我可以保證，就算你翻遍了整座工廠，你也看不到一塊真正的薄餅，比吃牛肉不見牛肉的「分子美食」還要神奇。

梁文道：為什麼香港人不想投票？

【明報-筆陣】特首民望拾級下滑，選民投票意願不斷冷卻，香港是否出了很大的問題呢？市民一方面對政府的表現愈來愈不耐煩，同時又不認為自己可以改變什麼；至少在現有的管道之下，他們看不到有任何可做的事情，失望、憤怒而無力。這到底是種什麼情緒呢？

要理解它，不能只靠數字，不能只靠客觀社會局勢的分析，還要發揮一點想像力。因為這是一種情緒，一種感性的印象；但是這種感性的情緒的存在卻又透露出了些許真實。

想像一對中產夫婦，正在為孩子的教育頭痛。雖然小孩才不過兩歲，但是他們早就打探好了各所幼稚園的消息。因為他們發現要上好中學，不能不先進家不錯的小學；而要進好小學，就不能不先在一間不錯的幼稚園打底。更不用提那些早已串成了「一條龍」的名牌學校了。此外，他們還發現「教育改變命運」的說法原來早被「命運決定教育」的現實取代，因為升學不再只靠考試死讀書，補習之餘還要參加各種興趣班，游泳繪畫學鋼琴固然是指定項目，凡是據說能夠全方位培養孩子成才的校外活動也不可不去（比方說「英國遊學團」）；李麗珊那「養大一個小孩要四百萬」的名言原來是真的。

問題是錢從哪裏來呢？朋友的朋友是家連鎖眼鏡店的老闆，一盤小生意在不少人眼中已是大買賣，照理說該不會出什麼問題。可是過去一年多來，各個商場頻頻加租，算盤一打，他就發現賺回來的錢還抵不上租金的增幅。與此同時，眼前的市卻又不容許他在顧客身上撈回足夠的本錢。為了孩子的將來，他在想這生意還是別做為妙；壯士斷臂，止蝕離場。底下的員工呢？當然要自求多福了。

香港的低收入戶沒有減少，領取綜援過活的人愈來愈多。往日克難的「打風」，如今是很高貴的一餐飯。他們會不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大家都說香港的窮人增加了，奢華名牌的旗艦店卻一間間地開呢？偶而在社區中心翻報紙看雜誌，裏頭全是名表名車和名勝景點的介紹；香港就有那麼多花得起錢的人嗎？為什麼樓下茶餐廳的老闆都說生意難做，卻有不少從海外歸來的專業人士和豪門第二代開家「設計有feel 的餐館」， 「同班friend 聚腳」呢？好在，大眾媒體都很流行講基層。只不過當他們採訪名人家居的時候，那叫做「生活風格」；當他們來探尋我們的時候，這叫做「社會關懷」。高官和一群行政總裁坐在一起談經濟，那叫做「高峰論壇」；高官和一群天水圍居民坐在一起談經濟，這叫做「真情對話」。只有他們的生活才算生活，只有他們的經濟才叫經濟。

沒錯，現在的經濟問題是全球性的，不獨香港受災。沒錯，貧富差距的拉大是現存資本主義的長期趨勢，不獨香港專有。也沒錯，經濟情不好的時候，所有政府都會被人民埋怨，不只是香港的政府信任度下滑，不只是香港特首的民望插水。但香港難道就沒有一點辦法嗎？莫非香港別具獨特社會結構，使得港人的情緒格外灰沉？

那天坐的士，司機給了一個很獨到的答案。他先是投訴油價上升，生意淡靜，然後話題一轉，他突然冒出一句： 「香港畀班有錢佬玩晒！」。很奇怪吧，為什麼連一個的士司機的收入減少，也跟「有錢佬玩晒」有關呢？

聽起來很荒謬，很不合邏輯；可是這句話卻表達出一種對很多人而言並不陌生的印象，並且隱隱指向了香港社會的根本現實。

很多地方都有貧富差距的問題，人民會眼紅富裕階層的奢侈生活。很多地方都有大集團壟斷的現象，百姓會感到平等競爭的機會日益縮小。為什麼香港人除了不滿，還特別無力，覺得就算選出一個代表基層利益明白中產心聲的立法會議員也無濟於事呢？那是因為香港的財富集中同時就是政治權力的集中。

雖然負責選出行政長官的800 人號稱代表了香港各界各階層的利益，但是在許多市民的感性印象裏頭，這800 人其實更多地代表了「班有錢佬」的利益。

他們本身若不是富商，就是為富商服務的各界專業人士；他們不只站在財富分配金字塔的頂端，還同時被制度保障了政治權力金字塔的塔尖位置。我們可以想像讓800 個全國最有錢的人去開會決定下一任共產黨總書記的情景嗎？為什麼香港的財富階層就可以擁有這麼大的權力呢？而且他們和他們的朋友還散佈在各個公務組織及機構裏面，是政府的諮詢對象。

或許「班有錢佬玩晒」的印象是普遍的，所以「官商勾結」就是香港政治的關鍵詞了；只要祭出這四字真言，被批的對象就沒有任何辯白的機會。「梁展文事件」鬧出這麼大的風波，原因不在於一向廉潔的公務員體系出了紕漏，而在於它「證明」了市民的感性直觀原來是真的：政府機器是巨賈的工具。

要扭轉這種情勢，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實行更左傾的資源再分配政策，一是民主化政府的權力來源。

但是在香港的現實條件底下，兩條路都不好走，因為任何一條路上都有「權力集團」（power block）的障礙。

就和當年董建華下台前那兩年一樣，最近政圈又傳出「倒曾」的傳聞。大家有沒有想過，什麼叫做「倒董」什麼叫做「倒曾」？是誰在「倒」？怎麼「倒」？我們當年見過選委會成員公開說過要罷免董建華嗎？沒有。董建華是自己腳痛請辭的，雖然沒人會相信。就在大部分人為他下台而歡呼的時候，香港社會已經默默接受了一套潛規則，已經默默承認有這麼一種我們既不了解更不參與的政治運作方式。我不敢相信「倒曾」的來由是因為曾蔭權正在啟動那兩條路上的改革，事實是我們一般無權無勢的市民根本不會知道特區政治的最高層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只知道香港的財富與政治權力的分配並不公平，我們只知道特區政府未必是管治香港的唯一權威，而且我們知道這裏頭一定有些我們看不見也搞不懂的遊戲方式。

所以，請告訴我，如果我們這個禮拜天去投票，香港會變得比較不一樣嗎？立法會在行政主導的原則下固然只能發揮有限作用，更可悲的是那個行政部門自己根本也「主導」不了什麼。在這樣的情下，一再標榜自己「辦實事」的候選人究竟辦得了什麼？宣稱自己有新思維的候選人又究竟指出了什麼新方向？更不消提那些以「健康」為主題以「多一個選擇」為賣點的傢伙了。連換特首都沒法扭轉局面，何議員？

香港不但財富集中

政治權力也高度集中

梁文道：投票不是表達民意（民意與民主二之二）

【am730-觀念】如果仔細查看所有網絡論壇上最受追捧最受爭議的帖子，我們將不難現大部分的網民其實都是沉默的潛水艇。他們來了，他們看見，但是他們不說話。縱使留言的人再多，比例上也還是少得可憐。那些潛水艇為甚麼不浮出水面呢？有可能是覺得想說的話已經被別人說完了，也有可能只是沒興趣，或者懶得打字留言。至於那些留了言的，不管他是片言隻語還是長篇大論，則一定是比較有情緒有意願有閒的人。

我們真能把後者的話也當成前者的心聲？以部分網民的留言為全體網民的民意嗎？恐怕不能。然而，我們還是很籠統地將那小部分網民對某件事的意見說成是全稱的「網民認為xxxx」。

也許有一天我們真能找出一套工具去精準地分析網民留言，從裡頭萃取出全民的意志。也許有一天，民意調查的方法已經進步到了誤差極少的地步，不用投票，我們就知道選舉的結果。即使如此，選舉還是必要的。因為投票和民調的分別不是技術上的，而是本質的。

人的意見浮動不居，今天喜歡吃蘋果，說不定明天就愛吃橘子了。對於一項公共議題，剛開始的時候，我可能有一個粗糙的感覺，所以我的反應也是初步的。等到後來消息更多，所知更全，不同的詮釋評論也看得多了，我的立場可能就不同了。理論上，這個過程還可以不斷延續下去，而民意調查總是發生在這個調查的過程當中。

至於投票，則是這個過程的決斷時刻。面臨一次投票的來臨，我必須很自覺地主動搜集資訊主動思考辨析，因為我知道它不是簡單的意見表達，而是一次決定性的抉擇。猶如餐館點菜，餐牌剛到手，你大可以左挑右選自言自語，但是當侍者記下菜名轉身而去時，一頓飯的好壞就這麼定下來了。菜不好吃可以退回去，但選出來的人原來不合不理想，就只能等下回了。馬英九現在的民意再低，台灣人也不能叫他隨便下台；除非發動罷免，那是另一次的決斷。

為甚麼選票常被說成是「神聖」的？那是因為它是一個你必須承擔後果的決定，它不是你興之所至的一句感嘆一則留言。「尊重民意」和「人民決定」政治之不同，就在於前者的人民其實不必負責，後者的人民卻要背上千斤重擔。

所以我對那位聲稱不必投票的茶客說：你這個周日還是要去投票的，除非你覺得不用負責的人生真是幸福真是輕鬆，除非你只想當個站著說話不腰疼的看客。

梁文道：民意在哪裡?（民意與民主二之一）

【am730-觀念】平均一個星期就會接到一次這樣的電話錄音：「你好，我們是xx報社的研究中心，現正進行一次電話民意調查……」，每一次我都立刻掛機。不過，如果那是真人打來的電話，就這麼掛也未免太不禮貌；好在我總是有現成的理由拒絕對方繼續說下去。「對不起，我在媒體工作，按照問卷調查的常規，是不能接受訪問的」。

活在香港，有哪一個人沒碰過這類調查？於是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民意調查結果公布，從特首的民望升降，到市民對某一項政策的歡迎程度，再到觀眾對某位女藝人裸照看法；香港人每天都在發表意見，而且是對每一事項都有意見，民意調查已經變成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再過幾天，就是香港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日，據調查顯示，這一屆的投票率有可能全比上一次低。一位茶餐廳的茶客告訴我：「那是因為民意調查做得太多。既然我們的意見早就被反映過了，幹嗎還要去投票呢？」這讓我想起多年前教書的時候，一個學生的疑問：「如果民意調查做得夠科學，那種針對單項議題的公投還有存在的必要嗎？」其實，各國大選的票站出口調查早就準確得漸漸迫近真實的選舉結果，會不會真有這麼一天？民調成為民主制度的主要工具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先繞個大彎，談談所謂的「網絡民意」。近年來，內地許多政府部門也許是為了表示開放親民，也許是真的想參考民意，紛紛在網絡上公開徵求人民的意見。上至胡錦濤，下至各地各級官員領導，也不時上網會會網民，回答幾條網友提問。我真心相信，他們平常有空是會上網的，瀏覽各大論壇，看看網民正在熱議甚麼話題，觀察他們的思緒和傾向。這是不是件好事呢？當然是好事。只不過，若是把論壇和博客裡的留言當成民意的代表，那就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了。

首先我們要知道中國網民人數雖已逼近兩億大關，但還有十一億沒有條件的人給漏在了網外，更重要的問題是所謂的「網友熱議」其實也可能是個迷思。網絡論壇裡往往是看的人多，留言的少；而且是極少。且以知名的內地博客和菜頭為例，他說：「以我的Blog為例，日均訪問量是一萬個獨立IP，這意味著每天有一萬個人來訪問。在這一萬人裡，回帖發表意見的人有多少？平均每天不超過100帖，也就是說只有1%不到的人會參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