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再談僧人上街

【am730-觀念】緬甸的和尚不一定都擁有十分完整的「左翼佛教」的社會理論，而且他們修持的多半是近代南傳佛教大師為哈希禪師的內觀禪修。在中國佛教徒眼中，這是典型的小乘佛學；根據由來已久但卻很粗糙的簡化偏見，又有大乘佛教才會教人普渡眾生，小乘佛教祈求的則是個人的涅槃；為甚麼一群天天靜坐尋求智慧的和尚卻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以眾生的名義走上街頭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要理解南傳小乘開出了「左翼佛教」的根本原因，絕對不是一兩篇小文章可以解答的；但是我們可以列舉一點來說明。所謂「內觀」，在政治上最有力量的地方就在於對現世涅槃的強調。修習內觀，靜坐冥想，為的不是「積累功德」，然後擺脫下一輩子的輪迴苦業，它的根本目的在於覺悟，且是此世的覺悟，因此參與政治行動的僧侶都很關注此時此刻的日常生活。他們的禪修不是脫離俗世，而是在世的修行，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他們內觀的材料和對象。

貪念、憤怒與愚昧都是他們應該在日常修行中去除的障礙。假如這些障礙正是來自政府的作為，政治的結構和社會的體制，那麼他們是應該好好地繼續清修，還是設法改變現實呢？很明顯，「激進」的僧侶走上了後面那條道路。

在他們看來，參與社會行動就是一種布施，因為這得耗去個人的精力、時間甚至生命；參與社會行動更是一種修行，因為它是從現實世界的枷鎖中解脫出來的方法。所以，從靜態的內觀禪法到非暴力的政治遊行之間，實在有一以貫之的邏輯。

介紹這些南傳左翼佛教的故事，目的不是宣揚他們的理念，我只是想指出佛教的廣大多樣，絕非一般媒體呈現出來的片面形象所能概括。佛教自然是和平的宗教，但它和政權和不和平，卻是因時因地而不同的。我們覺得緬甸僧侶的行徑奇怪，是因為我們知道得太少。

梁文道：政治人的年紀

【am730-觀念】看日本、英國和美國幾份大報的社論，他們對於剛剛閉幕的中共十七大的印象似乎就是「平淡」二字，覺得這場世人矚目的盛會沒有出現甚麼驚天動地的結果。相反地，香港傳媒則注意到了一個重點，那就是胡錦濤在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時特別介紹了「兩位比較年輕的同志」。

習近平與李克強的確是中國政壇的下一代，兩人都不過五十多歲的年紀，可是大家在這年紀的問題上看到的更是中共高層接替的常規化。正是六十八歲的上限得到了尊重和延續，年富力強的新人才得以登場。這本來應該是國際傳媒應該格外注意的，因為中國政壇曾被人冠以「老人政治」的稱號。如今的安排則充份體現了權隨人在的時代經已過去，未來的中國政治應該會變得更制度化，更有常規可循，而且更注重權力來自職位而非個人威望的正常原則。

既然如此，為甚麼許多慣用懷疑眼光看中國的外國傳媒仍然不為當前的局面所動？仍然奮於給點掌聲呢？

說到年紀的問題，這可真是當今世界政壇的迷思，似乎大家都認同張愛玲的名言「成名要趁早」，覺得政治人物也是越小越好。俄羅斯總統普京固然年輕到了退任後還要再當國會議員的地步，英國前首相貝里雅和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過早退休」之後更是展開了政治生涯的第二春。這些領袖級人物的經歷似乎證明了越年輕就越有活力越有創意，因而也越容易得到人民信任的說法。難怪法國和英國內閣班子裏也不乏四十出頭甚至三十多歲的「小伙子」，而下屆英國首相的熱門人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更是剛到四十。

在這平均壽命拉長，人口漸老化的時代，許多人呼籲延遲退休年限，世界政壇卻出現了年輕化的異像，這是為甚麼呢？再看一下這些國家的政治環境，就會發現其背後的動力可能是年輕選民普遍的政治冷漠。所以許多政黨為了得到青年認同，爭取他們的選票，就紛紛推出了年齡和他們相去不遠的新星，好把他們拉進票站。

其實一個政治人物的能耐與他的年紀實在沒有甚麼必然關係，日本史上最年輕的首相安倍晉三的短命任期就是個反面示範。年輕確實是賣點，但它不一定就是優點。縱觀這些產生了不少青年領袖的民主國家，它們和中國最大的不同是對從政者的年齡往往不設上限，反而只有下限。例如美國，你要到了三十五歲才能競選總統；如果你有辦法贏得人民的信任，甚至可以如傳奇性的參議員特爾曼(Strom Thurmond)那樣一幹幹到一百歲。選戰之中，年齡或許有作用；但在制度的層面，只有民意才是一切。或許這就是許多外國傳媒看不到十七大人事布局「亮點」的原因了。

梁文道：書房不可無書梯（天堂近了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林行止先生不只是擅寫評論的「香江第一健筆」，他更是個愛讀閒書的讀書人。幾年前和他午飯，正好是他要重新裝修房子的時候。他最關心的，自然是藏書的問題。聽林太太說，林先生想造一副爬梯，就像圖書館裏用的那種，既方便在書架的高層取書，又可以在整面書牆前左右滑移。恰巧我剛在書上看到紐約有家專造書梯的「普特南滑梯公司」（Putnam Rolling Ladder Company），於是立刻介紹給林先生，希望他真能從這家老字號訂到一座優雅實用又牢靠的梯子。我家可沒有那麼大的空間，樓底又不高，實在不需要這種專門又氣派的梯子。但慾望就是如此，有一件漂亮的衣服就想要合適的配襯，接下來就該要個寬敞的衣帽間了。小時候渴盼坐擁書城雖南面王不易的樂趣，真到了家裏頭書滿為患的地步，就開始思慕一架很有圖書館味道的爬梯了。尤其自我知道這個世界上竟有普特南公司這種專造書梯的店子之後，就更是覺得生活裏好像少了點什麼。好在我是那種書迷，就是自己沒有的東西固然想要，若是人家得了也不妒忌，反而替別人高興，覺得自己喜歡的事物有同好欣賞，吾道果然不孤。

這就是我看鍾芳玲《書天堂》的感覺了。鍾芳玲本行和我一樣唸的是哲學，但她比我強的是起碼讀到了博士才半途而廢。照她的自述，那是因為「在寫博士論文時，發現自己喜愛古騰堡更甚於亞里斯多德」，「自此拋棄哲學，投身與書相關的行業」。雖然我知道她是個勤快的作家，做過出版社總編輯；但和大部份讀者一樣，我總以為她真正的職業是逛書店，而且是逛遍全世界的書店。她的第一本書《書店風景》就是份書店閱讀報告，我們可以看到她怎樣尋幽探秘，然後登堂入室地逐一拜訪歐美的著名書店。到了《書天堂》，她走得更遠，連普特南都去過了。看她的描述和照片，那些林林總總五花八門的書梯簡直變成了必需品。西塞羅有一句名言：「沒有書籍的房間，就像沒有靈魂的肉體」。鍾芳玲則以為「一個充滿書籍的房間，還必得包括一個普特南打造的書梯，才真正稱得上完美無憾」。說得真好，假如滿屋子的書就是人類文明的靈魂，又怎能沒有一座梯子去測量它的深度呢？這架書梯的作用不是炫耀藏書的數量，也不是為了彰顯書房的氣派，它不是勞斯萊斯車頭上的那隻小飛人；相反地，它是提醒我們的工具，告訴我們天堂總在上方，一面書牆前的書梯就像把過於迷你的尺子，始終無法量度出智慧的無邊極限。唉！你看，我還只是在奢望一把梯子的幻想階段，就已經開始為擁有它而辯解了。好在鍾芳玲也說明了自己的情況：「我目前的書房雖已有一整面書牆，礙於地形之限，書架高度僅二米左右，兩腳一蹬、手一伸，就可觸及書架最上層，根本不需要書梯」。更好的是，書迷都有寬大博厚的胸懷：「在這個夢想成真之前（擁有普特南書梯的夢想），所幸我還是能在一些書店、圖書館中，不時與普特南的書梯相遇」。

梁文道：左翼佛教

【am730-觀念】除了漢傳佛教不得不敬王者，其實自從推廣佛法最力的印度阿育王開始，各地的佛教都已經逐步找到了自己政權之間緊張關係的調解辦法了。例如武俠小說裏頭常見的法王，它指的絕非甚麼武功高強的番邦國師，而是以護教傳法為己任的國王本人。原始佛教本來沒有這種概念，它純粹是大乘佛教興起之後，為了適應政治現實才發展出來的說法。直到今日，中南半島一帶的南傳佛教在政治上還是享有很高的地位，泰國和緬甸固然以佛教為國教，尤其前者更有備受禮遇尊貴非常的所謂「僧王」。可是就在這塊佛教傳統最穩固，政府對佛教最友善的地方，卻發展出了一種關懷弱勢社群，與社會運動，甚至不惜抗衡當權者的「左翼佛教」。「左翼佛教」乃「Engaged Buddhism」的漢譯，「Engaged Buddhism」一般又被譯作「人間佛教」，以強調佛教入世人間的性格。

可是在中國佛學界裏，「人間佛教」通常指的是由太虛大師開啟，當今的星雲法師所推動的那種佛教傳統。這種「人間佛教」或許會教導生意人修心為善，甚至透過靜坐修持來增進自己的工作效率，但通常不會參與太過對抗性的激進活動。所以復旦大學的劉宇光教授主張把南傳佛教與歐美流行的那種「Engaged Buddhism」譯成「左翼佛教」，好和政治傾向截然不同的「人間佛教」做個區別。

早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從對抗殖民地政府開始，南傳的「左翼佛教」就已經發展得很興盛了。著名的越南高僧一行禪師曾經領導過反戰和平運動，泰國的素拉．司瓦拉差是坐過牢的反軍政府運動領袖，印度的安培德卡爾則是印度賤民解放運動的旗手，這些著名的佛教徒全都走上了一條不與當權者輕易為善，反而站在受壓迫者那一方的激進道路。就和我們最近看到的緬甸僧侶一樣，他們的表達方式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而且他們採用的方法也和一般社會政治運動不同，他們強調人心的解放與社會解放一樣重要，要改變社會的不公就不能忘記深藏在人類意識之中的偏見與執著。所以他們雖然也是一種反抗運動，但卻是很有特色的反抗運動。

根據劉宇光教授的研究，左翼佛教有一+共同特點，那就是認為我們不能再按傳統觀點，把貪、嗔、癡等三毒單純地放在個體層面，因此也不能以為個體的解脫就必然能導致集體的解脫。相反地，在現代世界裏面，「無明」(delusion)已經制度化，成了整個社會一部分。舉凡市場經濟帶來的階級剝削，種族偏見導致的社會隔離甚至屠殺，專制政府的壓迫，甚至工業化引起的環境破壞，都不再是個人修行所能解決的問題，真誠的佛教徒更不能輕忽他們對世間解脫的束縛。

梁文道：害怕人民

【明報-筆陣】特首曾蔭權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種民主，以此警告香港市民，民主步伐不可操之過急，結果引來強烈反彈，逼得他第二天急急道歉。看來他果然是說錯話了，然而他到底錯在什麼地方呢？各方的意見卻頗有混淆。例如有人發現內地沒有一家傳媒轉載和報道香港行政長官的這番言論，以此證明他的錯誤有多嚴重。這種錯是一種不懂內地政治氛圍的錯，不明白「文革」二字至今仍是官場禁忌，等閒不能訴之於口。更多人則指他侮辱了民主，因為「文革」恰恰是獨裁專政的結果，完全站在民主的對立面，可見曾蔭權的國史常識非常糟。

但是曾蔭權真的錯了嗎？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馬家輝兄就是眾口一詞中的諤諤一士，他在「他沒有全錯，你們也沒有全對——曾蔭權最需要的不是國情教育」（《明報》2007 年10 月23 日）一文中指出： 「文革是濫權，民主是限權」。意思是曾蔭權並非不知道「文革」那種「誰跑得快，誰先到，先到公章搶到手，權就是誰的了」的真相，他只是不懂民主絕非盲目地追求權力濫用權力罷了。純粹為了討論，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人人鬥快搶公章，人人爭先奪權就不是民主呢？

我們今天常常掛在嘴上的民主其實只是民主的一種類型，也就是那種由百姓選出一群代表議政決策的代議式的民主。而馬家輝兄所說的「民主是限權」則隱含了另一重大家對現代政治的理解，亦即行政、立法與司法等三權的各自獨立和相互制衡。由於這一切都已成了常識，因此使得我們很容易對任何其他種類的民主理念都嗤之以鼻，覺得它們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民主，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度標榜的「人民民主」。

從字面上看， 「人民民主」裏的「人民」是多餘的，既有「民主」又何必再加一個「人民」前綴呢？但是在政治思想史的脈絡和政治實踐的經驗裏頭， 「人民民主」則是意有所指的。首先，它要在實踐上和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民主」有所區分，強調一種跨階級跨界別包含了全體人民在內的民主政治。其次， 「人民民主」就是要和歐美主流的代議式民主對幹，以避免代議民主走向「資產階級民主」的錯誤道路。而這種思路是有其哲學根源的。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導師盧騷就很反對代議民主，他覺得選一幫專業政治人代表全民執政議政根本不足以體現人民的意志，頂多只是「加總式的民主」（will of all）而非更民主的「全體意志」（general will）。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也繼承了盧騷的想法，認為人民選出的代表久而久之會淪為一群脫離群眾的專業政客，使得政治成了一幫有錢又有勢的資產階級的玩物，竊取了人民的授權，尋求自己的利益，最後反過來奴役大眾。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可以在主流民意反對的情形下斷然出兵伊拉克，和美國政壇習以為常的游說政治使一些有利於大商家的政策得以順利通過。

至於馬家輝兄談到的「限權」和一般常被拿來和民主配套的「三權分立」，我們更應該注意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實踐史上，它們往往不是民主理念的邏輯結果，而是制約民主的設計。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的建國諸父在「費城制憲會議」時的經典論戰，當時有不少人反對「三權分立」的構想，就是因為它限制了人民的權力。

所以有代表提出大法官不該是終身制，甚至主張把法院放在議會之下。今天回顧那段為人稱頌的美國建國史，我們不難發現除了民主之外，對「多數暴政」和「過度民主」的恐懼與提防也是它的重要主題。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代議民主的弊端？又該怎樣落實「人民民主」的理念呢？舉其大者， 「人民代表大會」是也。「全國人大」在體制上是全國最高權力來源，不論行政、立法還是司法，最終都要歸在人大之下。很多人批評這種體制容不下司法獨立的空間，可是贊成它的人則會反駁憑什麼讓非民選的法官凌駕在人民的權力之上呢？再說代表的身分，也有許多人主張人大代表應該專職化，就像西方國家的民意代表一樣。不過人大的原初設計理念正是要反對專職，讓人大開完會之後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不致脫離群眾蛻變為專業政客。

再回到「文革」的問題，沒人可以輕易否認它出自於毛澤東奪權鬥爭的個人目的，更沒有人能夠否定「十年浩劫」帶來的災難和痛苦。但是單純地在文革和獨裁之間畫上等號，就太過輕視當時受鼓動的百姓的自由意志了。直到今天為止，都還有部分內地「新左派」的學者和外國的激進思想家如巴迪烏（Alain Badiou）以為文革在早期確實是場「真正的革命」、「民主的實驗」。

你可以說毛澤東講的「大民主」只是煽動人心的說詞，但是你不能說那些佔領學校的學生和衝進政府單位奪公章的人全都不是「人民民主」的真誠信徒。對不少當時的參與者而言，文革真正是從根本改造人性，徹底打倒官僚體制，達成「沒有黨派也不再有國家機器」之革命理想的「偉大鬥爭」，是「人民民主」這個理念的終極落實。

說了這麼半天，我的意圖絕非要平反文革的惡名，也不是要替中共的極權體制塗脂抹粉，更不是想為曾蔭權開脫錯誤；恰恰相反，我是要提供一個現代中國官方民主概念的系譜，循此才能看到曾蔭權的真正問題。

首先，我們要注意曾蔭權的言論其實是有所本的。曾有學者專門做過研究，指出自從鄧小平上台執政之後，「人民民主」這個說法出現的頻率就急劇減少了，政府甚至連「民主」二字都不大願談，直到最近幾年才有改變。與此同時， 「穩定」和「發展」成了新的關鍵詞，「革命」則逐步讓位予「改革」。鄧小平不喜多言「民主」不是因為他獨裁（不要忘記講民主講得最多的正是大獨裁者毛澤東），而是因為他把「民主」（更準確地說，是「人民民主」）和文化大革命放在了一起。其實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想法，在很多重新出山的老幹部眼中，文革裏的打砸搶，十年浩劫的種種亂象就是一種最極端的民主， 「把權力交給人民」的最可怕結果；簡單地說，暴民政治。

從這個角度上看，曾蔭權甚至相當熟悉國情。問題是一個生長在英國殖民地，曾在哈佛攻讀公共行政的香港仔怎麼會接受如此一種非西方主流的民主觀？怎麼會認同「文革等於徹底民主」這種後文革老幹部的看法呢？

我想這就是曾蔭權那種殖民地政務官的基本意識形態在發揮作用了。大家不妨比對一下他的言論和葉劉淑儀也要為之認錯的「希特拉也是民主產生」那番話。這兩位前高級公務員，一個說文革是徹底的民主，一個說民主也會選出暴君，表達出來的難道不是同一種心態嗎？對這群經歷了重重考驗，晉身殖民管治機器高層的精英來講，人民是盲從的，人民是愚蠢的。只要給他們權力，他們要不是肆無忌憚地挑戰建制，就是挑出一個懂得煽惑人心的可怕惡魔。民主因此絕對有可能危害管治，破壞穩定。所以人民是要小心提防的，只有一群精英才懂得怎樣駕馭他們，把穩定帶給社會，在「穩定中謀求發展」。

換句話說，殖民地官僚的想法，和後文革時期那種「少談政治多講經濟，少談民主多講穩定」的意識形態是親和的。他們都很害怕人民；他們都以為只要一不小心，民主就會滑向民粹。這才是曾蔭權的真正問題，他一方面鼓吹更多的公民參與，但另一方面卻打從骨子裏不信任人民。

牛棚書院院長

梁文道：沙門豈可不敬王者？

【am730-觀念】前一陣子緬甸的僧侶上街遊行，抗議軍政府的獨裁惡政，有不少人看了之後覺得很疑惑，不明白出家人怎能這麼關心世事。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出家為僧侶就是要遠離俗世，靜心修行，政治這等骯髒的事情更是連碰都不該碰。和尚要是扯進政治，那就不夠清淨了。這種說法反映了大家對佛教的誤會，以為佛教是徹底出世的一種宗教，最好全部躲在山裏，就算在世間弘法也只能教人自求解脫，追求心靈上的寧和。如果真是這樣，佛教為何還要搞慈善事業，又為何還要辦學做教育呢？

再說政治，今天香港就有一些僧人當上了政協委員，甚至特首選舉委員會的成員，這算不算搞政治？中國的佛教全在國家宗教局的管理之下，這又是不是和政治沾上了邊呢？為甚麼做政協委員，或者善頌善禱地與高官同場敲鐘賀回歸不是搞政治，而為了受苦百姓冒雨示威就叫做搞政治呢？

如今我們都愛說佛教是個講和諧的宗教，最近還有一群高僧大德辦了一場以和諧為主題的大會，與胡錦濤主張和諧社會十分配合，和諧得不得了。

而這和諧二字在很多人看來也的確就是佛教與政治之關係的恰當描述，比起老是喜歡談政治甚至發動遊行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佛教與政權的關係要好得多了。－所以我們總是看到官員甚至國家領導人會拜訪佛寺，甚至參加佛像的開光大典，但卻從未見過他們去教堂參觀。

其實佛教和政府的關係也不是自古就和氣友好的，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偉大的護教者慧遠就曾和東晉的獨裁者桓玄展開過一場著名的辯論。

慧遠主張沙門不敬王者，意思是僧侶乃徹底的方外之人，有自己的理想和行為模式，因此不只不該和世俗的權威沾上邊，甚至見了皇帝也不用行俗人之大禮。他甚至認為反而是王者要多加尊敬僧人，好好把他們供奉起來，因為比起他們帶給俗世的好處，王者的區區供養根本算不了甚麼，正所謂「濡沫」之惡復，焉足語哉。

不過這段維持了數十年的辯論很快就有了結論，因為對向來尊重天子權威的中國人來講，一批不守世俗禮法，不結婚生子因此不孝，不納稅服役因此不忠的傢伙實在是不能忍受。現在你竟然還想見了皇帝不下拜？這豈不是目無王法？所以在世俗王權的淫威底下，佛教要想在中國好好地生存下去，實在不能不屈服。接下來就有了一千多年的「和諧」。

梁文道：田北俊夠坦白

【am730-觀念】為甚麼立法會的功能組別一定要廢除？我想田北俊近日那番驚人的言論就是最好的回答了。只因為地鐵公司行政總裁周松崗支持公民黨的陳淑莊參選區議會，田大少就公開放話，聲言自由黨日後在立法會不讓地鐵有舒服日子過。大家都說田北俊放肆張狂，恍如黑道大哥；可是大家卻又想忽略了，到底是怎麼樣的環境氣氛使田北俊膽敢公然「兇」人？全世界的議會都充滿了利益的交易，香港也不例外，只不過這等事通常心照不宣，就算說也不至於如此坦蕩公開，為甚麼田北俊可以視忌諱如無物，理直氣壯地失言呢？答案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因為香港政圈的利益交換根本已經公開到了一個制度化的地步了。比如說特首選舉，那八百人的選委會是甚麼？那不就擺明了是一個凌駕了全體市民公眾利益的小圈子嗎？立法會功能組別是甚麼？那豈不就是一群專業精英以界別利益的名義平衡和「干擾」民意的機制嗎？區議會的委任議席是甚麼？那更是政府換取某些黨派支持的小小禮物。

在過往多年的政治爭議裏頭，例如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我們總是能看到一些功能界別的議會代表說要照顧各界別業內人士的意見，以他們的取向為自己的指引。請注意，他們不是從全港市民的角度著眼，甚至也不是憑自己的良心與知識判斷某條法例該不該通過，而是以某個行業的利益凌駕一切公共決策的基本原則，而他們竟然還覺得理所當然。

你幫我，我幫你；你俾面我，我俾返面你；你給我甜頭，我一定回報；這種私相授受的精神已經成為香港政制的正式邏輯了。田北俊的表現只不過再次證明了它完全不是「潛規則」而已。

田北俊何許人也？自由黨之首。自由黨是甚麼黨？它乃是全港三大政黨之中立法會地區直選議員最少，功能組別議員最多；區議會裏直選議員比例最低，委任議員比例最高的一個黨，一個幾乎全靠政治點心支撐起來的黨。它的黨魁說出這番話，又有甚麼好奇怪的呢？我們不應生氣，反而要慶幸。

最起碼在討論香港雙普選進程的時候，他們還要裝模作樣的說甚麼要「注意香港社會穩定」，要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等看似大公無私的話。

最起碼他們還不敢說政制改革要注意小圈子利益的平衡穩定，要「有利於資本家的發展」。最起碼他們不會說：「普選？咁我仲邊有位企呀」！

梁文道：萊辛「偉大的失敗」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再好的廚師也有失手的時候，作家亦然。只不過好廚師要力求水準穩定，同一道菜你吃兩回可不該有太大的分別；而好作家則被容許犯錯，只要他至少有一部足以挽回他所有聲譽的驚世鉅著就行了。如果你以為凡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出品就必屬佳作，那你也未免太天真了。絕大部份的諾獎得主都有過失敗的作品，只不過那些用來界定他們一生的扛鼎之作實在太耀眼了，遮掩了一切的缺陷與暗角。

有些傳媒形容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爆出冷門」，居然落在八十七歲的多麗斯．萊辛手上。我真不知道他們所謂的「冷門」是什麼意思？按照什麼標準？是賭博公司開出的盤口嗎？沒錯，事先是沒有多少人猜到這個結果，但萊辛的得獎絕對不能稱作爆冷門，這叫「終於」。誰是熱門？村上春樹？假如真讓這個名過其實的紅人得獎，那麼我就不會再相信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的眼光了，雖然本來我就很懷疑憑什麼一幫瑞典人就是天下第一流的文學評論家（恕我孤陋寡聞，瑞典今天出過什麼文學批評大家嗎？）

說回萊辛，她可說是近幾年來最實至名歸的諾獎得主之一，在這位教母級作家五十多年的創作生涯當中，單是一本《金色筆記》就不知能夠壓過多少人了。說她是冷門黑馬的人大概根本沒看過這部超越時代的經典，就算看了多半也沒看懂。不過，正如三星級大廚也會生病，萊辛也有她的低潮。

萊辛今年推出的《裂縫》（The Cleft）在很多人眼中就是她的低潮了。有些論者把它批得一無是處，例如我十分敬佩的科幻小說大師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Le Guin）就認為這本書犯了「本質主義」的錯誤：「解剖學就是命運，性別絕對二分。女人被動、不好奇、膽小，只為生育而存在；沒有男人，他們很難脫離動物般的無知。男人則聰明、有創意、大膽、魯莽、獨立，他們只需要女人去釋放自己的慾望和養育更多的男人」。這簡直完全背叛了萊辛早年在《金色筆記》裏表現出來的複雜思考。即使是最客氣的論者，也說《裂縫》是場「偉大的失敗」，意圖偉大但是下場慘淡。

究竟《裂縫》是本怎麼樣的書呢？簡單地說，這是個寓言，人類起源的寓言。萊辛根據她讀到的科學發現，構想出一群介於人與海象之間的遠古人類，她們全是單性繁殖的母獸，定居在一座島嶼的海岸崖壁之間。這群早的「女人」（如果她們算是人的話）自稱「裂縫」，一方面是因為她們住的地方有一道巨大的裂口和孔洞，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她們的生理特徵。這些女人鎮日徜泳在海水之中，以水草和魚類維生；要不就躺在岩石上頭，無所事事。可是她們偶而會生下一些「怪獸」，身上長了「管子」的變種，於是驚慌失措的她們就會把這些怪胎從懸崖推到裂縫裏頭消災解難。後來她們才發現，有些怪獸被巨鷹叨走，活了下來，開始成群地活在內陸的林子裏。人類的歷史就在這兩群人註定的相遇、對抗、謀殺、強姦和各種疑惑之中誕生了……。

這麼類似母神傳說的遠古記憶被保存在一份殘缺的口述檔案裏頭，而整理和研究它們的就是這本小說的述者了，一個尼祿皇帝時代的羅馬老參議員。整本書就在原始檔案的複述和這位參議員的評註之間來回跳動，平行前進。

坦白講，儘管勤瑰恩的批評不甚公允，但她的觀察是正確的。在這個傳說裏面，火的發現，房屋的建造，武器的生產，船筏的使用，幾乎全是長了「管子」的男人的功勞。女人最擅長的，似乎就是投訴男人不關心小孩，和記住所有發生過的瑣碎雜事。何以如此？萊辛沒有解釋，看來果然是「管子」和「裂縫」天然的生理區別，因為全書沒有多少心理描寫。就像有些評論所說的，既然這本書根本沒有什麼角色可言，又怎麼描寫心理呢？然而，角色的存在卻是正常讀者對一部正常小說的應有期待。

我覺得《裂縫》最了不起的地方正正在於它要說的是一個不可能被訴說的故事。請注意，那群女人是真真正正的先民，一開頭他們甚至分不開「我」與「我們」的區別，沒有完整的自我意識，所以連姓名的意義也是可疑的。在這種情況底下，「角色」又該怎麼確立呢？再說時間，另一個小說的必要元素，這群先民卻也不知其為何物。而空間，那些出海探險的勇敢男子竟然鬧不清左右遠近的概念。萊辛用羅馬參議員的聲音不斷反省述這個故事的艱難，因為故事裏的一切全在文明之前，文字之前，時空之前，感情之前。如何用文明時代的概念去理解史前的狀態呢？這群人不知時空，不知自我，不知愛恨，乃絕對的先祖。整部小說要處理的就是這些我們視作當然的事物漸次出現的過程，時間的真正開端。

萊辛的野心確實很大，寫得有點囉嗦，因為她在寫的是故事的源頭，要用一堆歷史開展以後的工具去描述歷史以及這些工具的發生，你怎能不囉嗦？怎能不在恰當文字的選擇面前進退失據？《裂縫》也許是個「偉大的失敗」，但我相信未來會有更多人注意它的偉大，多於它的失敗。

梁文道：美食之都（澳門變身二之二）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澳門變了。在街上招的士是一件考驗耐力的旅遊活動，就算有幸遇見空車，你也得做好心理準備，長程還好，短程就得額外收費。酒店越來越高級，餐飲越來越昂貴，如今去一趟澳門已經不比台北或曼谷便宜多少了。

澳門的繁華有目共睹（且先讓我們忘記那些抗議貧富不均的遊行工人）。以往常去的館子，現在大排人龍。那些新開的名店更開始有點紐約的氣派，訂位起碼得提前兩週，而最好的座位則要「看情況安排」（意思是看那天有沒有臨時出現的達官貴人，或者你自己是不是達官貴人）。

在這一切不知是好還是不好的變化裏面，有一點格外搶眼，那就是許多最受注目的新餐廳都不是傳統貨色，而是馳名的舶來品：上海來的新派江浙菜，日本來的天婦羅老店，意大利來的米芝蓮名廚，名單你還可以自己延續下去。然後我又發現，很多人真的會為了這些絕非澳門土產的洋明星豪擲萬金。情況就像去東京幾天也要擠一餐給世界頂級的美式扒房，去紐約試一頓名流最愛的日本菜，去巴黎吃正宗地道的越南河粉。

為甚麼我們到了一個城市不吃它本地的特色，卻要嘗那些別的地方傳過來的東西呢？這就是「美食旅行」的第二階段了。在「美食旅行」的第一階段，旅者的目的是遍嘗聞所未聞的陌生奇珍，到不同的國家征服不同的食制，獲取一些他不曾有過的新體驗。所以他們追求的不止是美味，而且還要正宗，所謂正宗就是當地人也叫好的東西。

然而在這個「美食旅行」的第二階段，旅者要的就只剩下美味了。他不介意在紐約吃一頓法國正宗的小館菜，只要它真的好；他甚至也不介意在北京試一回平常他在香港天天吃的粵菜，只要它果然高。在前一種「美食旅行」裏面，世界是一張五顏六色但國界分明的地圖，每一塊被界限區隔開來的地方都有它獨特的色彩，都代表一種獨特的飲食傳統，值得探險值得追尋。後面這一種「美食旅行」的世界地圖卻被一道又一道的色線平均地填滿了，每一道線就代表一種食制，它不局限在某一個角落；相反地，它跨越全球仿如經緯。這些線交聚集得最繁密的地方，就是所謂的「美食之都」了，一個齊集各國風味，而且盡皆是美好優秀的城市。

新派的「美食旅行家」可以定下目標，他要吃遍世界各地的最佳法國菜，然後在一座又一座城市之間跳躍，而那些城市的本地特色他只當常是目標之外的餘興小品。

美食之都當然都是城市，只有城市才有聚集各地美食的本錢。尤其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有一批跨越國籍的專業人士、銀行家和企業高層，他們旅行得如此頻繁（乃至於他們不再知道家的意義），他們旅行得如此貧乏（很少離開城市的範圍）。地方特色？他們要不是毫不稀罕就是早已厭倦，他們只想在難得的機會裏好好休息一下享受一番。如果他們常駐某個城市，他們偶爾會去尋找老家的味道（所以各大城市都有一些日本人落腳的餐廳）。由於這批人的擴大，由於自身中產階級的口味全球化，如今全球每座大城都會有一兩條像中環Soho和蘭桂坊這樣的街道，你不用走進去就知道裏頭一定有西班tapas，南意大利菜館、日本居酒屋和印度 tandoori。其實，這也是一種飲食的全球化，高級版的麥當勞。

澳門正在從前一代「美食旅行」的目的地邁向新一代的美食之都，就像香港一樣。不過，這也沒甚麼不好。對很多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經常去東京或巴黎，也不可能老是光顧香港本地名店的香港人來講，一個價廉物美的地區級美食之都絕對是個好鄰居。

梁文道：大學生的幼童化

【am730-觀念】十五歲以前，我在台灣唸書，每間中學皆有軍方派來的「教官」駐校，表面上教導學生上軍訓課練練步操打打槍，實則是監視師生，是一種另類的訓導主任。非常搗蛋的我乃教官辦公室的常客，有一回，教官狠狠處罰了我一頓，然後告誡我校規的神聖，他說：「國父孫中山先生說過有四種人是沒有自由的，其中一種就是學生」。另外三種是甚麼已經忘了，大概不是軍人就是罪犯吧。

帶這種學生和罪犯乃同一種人的觀念，我回到香港之後就有點不適應了。尤其當我知道有些大學的校方發公函給學生，抬頭竟然是「X先生」或者「X小姐」，我更驚訝，怎麼同學全成了可敬的先生女士了。再過兩年，我才知道原來不少中學的老師也是如此稱呼學生的，他們說這叫英式傳統。自從法國史學大師埃里亞斯在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發表那震動一時的兒童概念史以後，學界就漸漸形成了共識，知道兒童、少年、青少年和成人的觀念都不只生理現象那麼簡單，它們還是一組社會文化的構成。而現代成人與非成人的重要分野就在學校，仍然上學不用工作的就是非成人，需要接受特別的看管和教育；不用上學可以工作的是成人，不應再受校園保護也用不事事聽從父母。

在這樣的分界標準裏，有一個特別尷尬的群體，那就是大學生。你應該當他們是小孩，還是大人呢？最近，著名的南大與浙大都頒布新命令，禁止新生自備電腦返校，據說是避免沉迷網絡遊戲，可笑是一方面一竹篙打翻一船人，把學生的個人電腦全都看成遊戲機；另一方面則是暗示學校緊密監控校內電腦的使用情況，學生全無隱私可言。更嚴重的，是它假設了大學生都是孩子，毫無自律。回想中國百年大學史，那真是一部學生幼童化的漫長過程，以五四時的學生可以上街打軍閥，今天的大學生則要校方代行父母之責。大學生這年紀不只可以結婚，更要依法負上完整的刑責，為甚麼一個年輕人能夠為自己的人生大事負責，為作奸犯科負上法律的責任，卻不能為自己遊戲玩得太入迷而負責呢？大學是不是也該替所有學生力爭刑法豁免權呢？

香港的大學教授不時抱怨，內地來的學生樣樣都比香港的學生強，就是性格太依賴，每逢開學介紹選科資訊，家長提的問題比學生還多。再看內地某些重點大學新生入學時家長睡滿一地的盛況，你就更能理解大學生會退化成小學生的原因。古希臘盛行同性戀，男性師生相愛很常見，但當時還是有不少爭論，許多人擔心年輕學生會在師生的尊卑關係裏習慣被動承受，將來成不了積極主動的城邦公民。

這確實是教育的基本問題，你用甚麼態度對待學生，他們就不會成為真正的主人翁。我們如此對待學生，又憑甚麼抱怨如今的年輕人不成熟，又憑甚麼指責那些青年「哨老族」呢？

梁文道：歷史的複雜 （下）

【am730-觀點】上文提到，有些人曾經協助侵華日軍指認出匿藏於平民中的敗逃國軍，結果害死了這些抗日軍人，表面看來應是最罪大惡極的漢奸了，但是這種惡行卻起到了保護其他平民百姓的效果，使得他們免遭日軍濫殺的厄運。這些人的目的到底是為了無辜百姓，還是純粹無恥的自私呢？我們很難判定，因為我們只是看了表面的行為就定了他們的罪，沒有興趣去翻箱倒櫃查檔案深究他們的口供和心理。

或許是外國人的緣故，太多包袱的卜正民甚至還舉了很多實例說明現情況的複雜。比方說歷經屠城之後的南京就有一個典型的漢奸，城裏的洋人稱之為famous Jimmy，這個百姓漢奸在日本人手下負責分配食糧給市民，同時提供一些妓女慰勞日軍。卜正民認為若是不看目的，你很難判斷其行為的好壞。一方面他極力向日軍爭取最大限度的糧食配額，使許多百姓不捱餓；但另一方面這也曲線地強化了日軍佔領的合法性。一方面他找來中國女子供侵略者享樂，但同時這卻也使得日方不再有藉口任意欺凌婦女。

歷史絕不只是一堆事實的積累，它的書寫，它的構成，全賴我們從甚麼角度詮釋，而這個角度的選取就和許多價值觀至政治的立場有關了。大家都知道，中國抗戰至今仍是一塊荊棘滿布的叢林，兩岸曾經各有不同詮釋，連國民黨共產黨誰的功勞大都還是問題。不過兩黨都把抗戰當做政權的「奠基神話」之一，以領導民族抵抗外侮的成就證明自己的合法性。

既然如此，雙方的官方史學就都必須以一套份外分明份外嚴格的標準辨識那混淆灰暗的年代與人物，不容半點含糊。因為歷史教育始終是國民教育的一部分，有責任生產一批符合標準的好國民。何謂好國民？典型在；何謂壞國民，漢奸簿上斑斑可數。

又不過這種符合國民教育目標史學不一定就是套上好的道德教材。因為道理教育不能只是傳授一堆抽象的原則，提供幾個完美的人物典範，還要提供一些複雜的處境，讓學生知道怎樣在現實的環境(尤其是黑白難判的異常難困的處境)下明智地行動，把道德原則應用在實踐的需要之中。多年以來，中國史學界對抗戰的歷史已經推進不少，可是大家的成果仍然沒有進入大眾的意識和教育層面，特別是漢奸那一段往事。今天換上更客觀的目光重新審視他們，不是翻案，也不是單純的學術興趣，也是為了更好的道德教育。可別忘了，所謂的是非不分，並不是有些人不知是非為何物，而是他們雖有是非觀念但確不知怎樣實踐在具體的時空當中。漢奸的歷史不就正好說明了這點嗎？

梁文道：丈量世界的慾望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數學王子高斯八歲那一年，老師給他們班上佈置了一道習題，把一到一百的每一個數字全加起來，結果小高斯只用三分鐘就完成了其他人得花上幾個小時才做得了的計算。存心捉弄他們的老師很不可置信地看這個還流鼻涕的小子，覺得他一定使了些什麼詭計。原來高斯只是把一百零一乘以五十，得出了五千零五十的答案，理由是一加一百等於一百零一，二加九十九也等於一百零一，三加九十八還是一百零一，從一到一百的每一對數字如此相加永遠都是一百零一。

大部份人都曾在小學的時候做過這道題目，大部份人也都聽過這個傳奇；但是我敢保證，沒有人會比丹尼爾．凱曼（Daniel Kehlmann）說得更有趣更有味道。在《丈量世界》（Die Vermessung der Welt）這本暢銷全球的小說裏面，他把天才寫得非常立體生動，而天才這種人物是很難寫的，因為他超乎常人，所以一般人往往略過他們最具體最日常的在世感受，粗疏但又集中地處理他們那些不可思議的傳奇故事，恍如神話。可是在丹尼爾．凱曼的筆下，少年高斯的天才卻以種種不適精準地傳達了出來。比如說他從小就發現身邊的人總要在回答一個問題或者反應一件事前頓一頓，他以為這是種習慣和禮貌，所以他也很艱苦地去學習這種停頓，否則別人就會覺得他很不合群了。只是到了後來，他才理解這種停頓其實是一般人的遲鈍，相比於他的遲鈍與正常。

《丈量世界》的另一個主角是亞歷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哥倫布第二」，當世界上最有名的探險家之一，發現了數以千計新物種的生物學者，推翻了水成論的地質學宗師。可別把他和他的哥哥威廉．洪堡搞混了，威廉．洪堡是當時普魯士最傑出的外交官，柏林洪堡大學的創辦人，現代研究型大學之父，現代語言哲學的奠基者。亞歷山大．洪堡是另一種類型的天才，他的意志力驚人，為了準備遠方的探險，他曾刻苦磨煉自己的耐力，例如把雙手反綁在背後一個星期。在大西洋上遇到海嘯，他叫人把他綁到船首，好對準如牆巨浪用六分儀仔細量度這難得的奇觀。在南美洲登上了仍然活躍的火山口，他請人用一個吊籃把他垂進裏頭觀測。他忍受蚊蟲、鱷魚與瘟疫，找到了亞馬河和奧利諾科河之間的天然運河。他用自己發明的氧氣筒登上了當時已知的最高，五千八百米高的絕壁雪嶺。

十八世紀末的德國，那是個令人神往激動的時代，康德、歌德、席勒、韋伯（物理學家韋伯）全都出現在這本書裏了。那是西方蒙精神達到高的年代，他們相信知識的力量，理性的全能，世界就像一塊未經探勘的荒地，等待科學去發現它最終的秘密。高斯與洪堡正好代表了兩條追尋真理的道路，前者相信演繹，足不出戶，以數學的語言推理出宇宙運行的模式；後者相信歸納，遠遊四方，用實驗和觀察總結出自然隱藏的系統。他們充滿自信，而且高傲。洪堡從法國奔赴西班牙尋求出洋贊助的途中，每遇到一座山都要停下來丈量其高度，他的夥伴很受不了，不明白為什麼要在歐陸花這些功夫，「我們的目的地應該是美洲呀」。洪堡的答案很簡單：「一座山，如果人們對它一無所知，不知道它有多高，這對理性是一種侮辱」。更坦白一點，就是「因為想知道，所以要知道」。

可是我們都曉得，那個時代的遺產幾乎破產了，蒙精神在很多人的眼中就算不是噩夢，至少也是笑話。高斯和洪堡就算沒有經歷如此激烈的反省，也各自在暮年遇上了理性和知識的限度，那個限度以他們衰老的面目浮現。《丈量世界》的高潮不在他們壯年時的功業，在他們的晚年。歐洲兩位最偉大的科學家終於相遇，他們為自己走的道路辯護，他們也都明白殊途同歸，對方就是知己，然後他們都知道自己老了。高斯不再感到其他人的遲鈍，甚至不明白自己剛滿二十歲那一年出版的經典《算學研究》是怎麼寫出來的。洪堡測量西伯利亞荒原上河流的寬度，正要莊重宣佈他的結果，卻發現其他人早就使用了更新的儀器得到更準確的答案；而那些人還是為他鼓掌，他們以看待活傳奇的目光看待他。假如高斯今天還在世，他在我們面前計算他八歲算的那道題，我們大概也會鼓掌，我們的目光就是這種目光。終於，天才和我們都學懂了謙。

洪堡至死都是童身，因為他前半輩子太忙了，為科學犧牲一切。後悔嗎？恐怕不。知識始終是最迷人的誘惑。

梁文道：歷史的複雜（上）

【am730-觀念】汪精衛到底是不是漢奸?這是一個令很多人感到困擾的問題。

大家都很難想像，曾經追隨孫中山先生搞革命，因謀刺滿清攝政王而入獄，且賦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好漢子，怎麼就變成了一個與日本議和，成立南京偽政權的大漢奸呢？於是坊間就有許多傳說了，其中一種最令人神往的版本是這樣的，其實汪精衛是假裝的，他早和蔣介石串通好了，待時機一至，他就會起兵反日。

其實這種美妙的民間故事依然不脫傳統忠奸二分的歷史觀，它反映了大家心底的渴望和想像。大家不只希望能夠準確地把汪精衛嵌在一個簡單的範疇裏面，還很希望一個好人能夠由頭忠到尾；既然汪精衛一開始是條好漢，他就應該繼續好下去，這才符合我們既有的世界觀。

但是甚麼叫做好人呢？我們能穩當地判定一個人是真正的愛國志士嗎？去世不久的美籍中國史權威魏斐德曾在其名著《上海歹土》裏面指出，孤島時期的上海有不少業餘特工，他們平常可能是文員，也可能經營一家小店舖，收入不大好的時候就受僱去施襲暗殺。假如事敗被捕，說不定就莫名其妙地成了烈士吧。

更常見的或許是李士群和丁默等有名的漢奸，你說他們親日倒不如說他們是想謀利。就像托洛斯基所說的「職業革命家」，搞革命不是為了理想，而是為了謀生，革命於他們而言不外乎職業。

為甚麼李士群等人可以一生遊走於國、共和汪偽之間，最後又秘密地替重慶政府辦事呢？這就是因為他們全是職業的特工，誰給活幹就幫誰，處身亂世，但求苟全。加拿大著名的中國史學家卜正民在他的近著《Collaboration》(且暫譯作《合作》)提出了更具挑戰性的問題。有些人曾經幫侵華日軍指認出匿藏於平民中的敗逃國軍，結果害死了這些抗日軍人。

看來這位該是最罪大惡極的漢奸了，但是這種惡行卻起到了保護其他平民百姓的效果，使得他們免遭日軍濫殺的厄運。 (星期一續)

梁文道：遊客以食為天（澳門變身二之一）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澳門變了，香港人對旅遊和飲食的看法也變了。二十年前，我從沒聽過有人去澳門只是為了吃；然後，開始有朋友把家搬去澳門，說那裏的土生葡菜價廉物美，廣東菜傳統地道；今天，有些朋友把家搬了回來，說「澳門變得太鬧了」，同時卻有更多的中產遊客湧去澳門，因為那裏多了許多頂級的日本菜館與意大利餐廳。

二十年前，大部分香港人出門遊玩是要跟團的。例如那些十天七國歐洲地獄團，平均一個國家花去1.42天，每個景點用掉二十五分鐘，其中二十二分鐘拍照，三分鐘排隊上廁所。消費低的，晚上就睡在巴士裏，好省下住宿酒店的費用和時間；至於吃，他們吃過東西嗎？如果你有錢，當然可以報名參加收費比較高的團，酒店住宿的事就不用發愁了；吃，更是能夠保證全程中餐有米氣。

從今天的角度看來，出門在外，遠赴異國，還要堅持天天吃中菜實在是件不可思議的事。但當年就是如此，許多人就是吃不慣外國菜，平常不試，放假也不試。對他們而言，旅行的體驗裏是不包括飲食的，身在陌生的國度，吃喝一定要安全、保守和正常。

然後，自助旅遊興起了，新一代的中產都不喜歡跟團，他們覺得被一個導遊用面小旗指揮，一群人戴滑稽的小黃帽鴨子般地挪來舞去是很沒出息的事。他們認為自己不是「遊客」（tourist），而是「旅者（traveller），所以堅決不要陷入「遊客陷阱」（toursit's trap），不去拐騙遊客的土特產免稅店，不去酒店宴會廳改裝成的旅行團專用自助飯堂。他們甚至不要接近那些迎合外國人口味的本地餐廳，他門要和當地人一樣，吃他們自己人吃的館子。

正好過去十多年，全球也興起了「美食旅行」（gastronomy tourism）的熱潮，飲食不再是旅行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正常生理活動，更是旅遊經驗裏的主要角色。我有很多朋友會以在那裏用餐為核心來規劃自己的整個行程，他們可以為了一頓飯就犧牲掉不少可遊之處，只因為那些地方「唔就腳」，附近沒有甚麼好吃的地方，我懂，因為時間有限，他們都不想把寶貴的一個晚餐浪費在無聊平庸的廚子身上，免得回來一肚子氣。我懂，因為我也曾是這樣的人。

表面上這種「美食旅行」和「旅者」的自助遊是很相近的，因為二者都強調旅行一定要嘗當地的風味，抗拒麥當勞也抗拒自己的家鄉菜。但是仔細分析，就知道它們還是不同的。背囊式的「旅者」不以美味為目標，他們要的是地道。對他們來講，旅行就像旅行研究先驅麥坎尼爾（Dean MAcCannell）所說的，是為了在陌生的社會裏尋求最「本真」的（avthentic）生活，徹底沉入旅遊目的地的文化當中，過當地人的日子。而飲食正是任何社會任何文化最重要的環節之一，不和當地人吃一樣的飯喝一樣的水又怎算得上體驗了人家的生活呢？

「美食旅行」不止要正宗，還要美食。如果只求正宗地道，你去東京四天就根本不應該光顧壽司鋪，因為當地百姓絕不會幾天就吃一次壽司。美食旅行者以食為最高律令，他們會在一年前就設法訂好桌子，然後專程前赴Napa Valley尋找French Laundry，或者從巴塞隆拿開車跑到鳥不生蛋的小村鎮朝拜El Bulli。你可別告訴我French Laundry與El Bulli就是當地人平日吃午餐的地方！

二十年前，澳門的非洲雞是賭完錢後的餘興節目。後來不知怎的，大家忽然發現這座小城原來也是「美食之都」，值得為了「船屋」、「里斯本地帶」和「祥記」特地走一趟。

梁文道：陳方安生的作用

【明報-筆陣】陳方安生在泛民主派舉行的「撐遮行動」裏「愚不可及」（蔡子強語）地中途退場，固然使她失分不少，可是與其說這是一次純粹的公關災難，倒不如說它是刻意執行的策略裏頭意外的的技術錯誤。所謂的技術錯誤，就是陳方安生在離開遊行隊伍之後不避行人目光，也不躲記者鏡頭，直接跑去理髮店洗頭。假如她不是如此張揚地走去「恤髮」，而是回家休養，說不定大家就只會說她維持自己的行事習慣，再次沒有走畢遊行全程。但為什麼她參加遊行，卻又不堅持到底呢？這就是個策略的問題了。

打從一開始，陳方安生就很小心地保持自己和泛民主派的距離。雖然參加泛民主派的初選機制，但她從不承認自己是代表泛民主派的候選人；雖然和泛民主派的成員站在一起高呼爭取2012 年普選，但是她又表示還有妥協的餘地。因此問題不是她為什麼要這麼做，而是泛民主派為什麼要推舉她出來？再細看她的競選團隊和傳聞中的幕後推手，那裏頭沒有一向被認為「最有得傾」的馮檢基和劉千石，也沒有號稱「呔針」的鄭經翰，反而盡是和公民黨有關的班底，以及民主態度最硬朗的一批人（例如李柱銘和黎智英）。正是因為有這批人的影子，保守派才會死抓陳方安生不放，覺得她已背離中央，投向「敵營」。可是大家又有沒有想過，一群立場最「激」最堅定的人為什麼會支持一個公開取態溫和，連遊行都不願走到底的人呢？動機的問題不好猜測，但是我們可以從這個古怪的組合推演出未來的效果。

首先，大家都可以從近日的消息感到2012 年就實行普選的機會已經愈來愈渺茫了。大家也都知道，香港市民再怎麼渴望普選也好，真正的決定權還是在中央手中。只要中央稍後「批註」2012 年普選行政長官不符合「循序漸進的原則」，那麼2017 年甚至以後才實施普選的其他方案就會成為最現實的選項了。如果情真的變成這樣，那麼在泛民主派和保守派都不能獨立佔去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席的局面下，雙方僵持的狀態就一定會出現了。

我們都還記得05 年政改方案的命運，當時就是兩方面互不相讓，結果不只保守派再次揹上了拖延民主的惡名，曾蔭權付出了無法拉攏民主派的政治代價，連泛民主派也被人批評，覺得他們堅持07、08 雙普選徒使政制改革原地踏步。可是回看當年政治力量的分佈，其中實有勢所必至的原因。尤其泛民主派山頭林立，黨派眾多，任何一支都不願背上出賣民主的罪責，去和政府協商讓步，於是除了陳偉業等少數幾人，大部分人都只好靠向最硬朗的立場（儘管其中有些人心不甘情不願），譚香文更因此役一度贏得「民主女神」的雅號。

從今天的角度看來，這種「05 模式」實在是三方皆輸，但是有誰能保證它不會歷史重演呢？眼下的難題是，假如政府在中央「批註」之後，提出了一個2012以外的普選方案，不可能取得立法會三分之二席次的泛民主派該當如何因應？如果他們一如既往，堅定地死守2012 年普選行政長官的底線，那麼他們將會受到很大的壓力，甚至惹惱一批立場比較溫和的中立選民。如果他們試圖妥協，難道就不怕得罪立場最堅定的一群，說他們出賣民主，使70 多歲的老伯伯看不見普選的那一天嗎？

陳方安生和她的團隊的奇異組合或許就是答案了。我們都曉得，陳方安生可以妥協，而且她從頭開始就表明了這個立場，所以屆時極有機會成為立法會議員的她願意讓步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儘管她無法成為真正的「泛民共主」，最起碼指揮不了劉慧卿和社民連等人；但是她和民主黨公民黨這兩大黨的關係倒是很密切的，與05年時表現最勇邁的一批人尤其親近。因此只要她帶頭讓步，向泛民諸子「曉以大義」，其他強硬派「無奈接受」的情形還是很有可能出現的。也就是說不論有意無意，也不管是主動的構想還是客觀的局勢使然，陳方安生都能成為泛民主派陷入政改僵局時的下台階。因為支持她的人本是民主旗幟最鮮明民主資歷最深厚的一群大老，如果陳方安生能夠勸服他們，進而推動泛民主派兩大政黨，那麼其餘少數再怎麼「企硬」也就無損於大局了。

除非屆時出爐的方案十分不濟，政府和中央又不肯退卻半分，否則陳方安生就是泛民主派兩手準備中的「軟手」了，在一個三方面都不想也不敢再拖下去的形勢底下，其關鍵作用不言而喻。如此一來，不僅政府和今日狠批陳方安生的保守派要把她視作游說重點；說不定連中央也要遂其心願，與她重建溝通渠道。要是事成，陳方安生自然會成為香港普選進程上的重要人物，青史留名不在話下。

梁文道：焉能辨我是忠奸

【am730-觀念】《色戒》走紅，連漢奸也重新成了熱門話題。有人說李安與張愛玲豐富了漢奸與愛國志士的形象，還他們人性的本來面目；也有人說這叫做美化漢奸，所以不只本來就很成疑問的張愛玲要罪加一等，甚至李安都快變成新漢奸了。我們中國人學歷史就像小孩看戲，任何人物一出場，首先要問他是忠臣還是奸賊，再無第三條路。這種看待歷史的方法對還是不對？只要把眼光挪向我們此刻身處的現實測試一下。你說馬英九是忠的嗎？他為甚麼也要贊成台灣「重返聯合國」？前英國首相貝里雅尾隨美國人入侵伊拉克，八成是奸的了吧；那你又怎麼判斷他恢復英國經濟活力的政績？再看看身邊的人，誰忠誰奸誰好誰壞？你自己呢？你能肯定地說自己是甚麼樣的人嗎？

俗話常說，這個世界絕不可能非黑即白，我們也很容易用灰色去寬容一下自己的貪心和過錯。可是一轉頭，我們竟不能以同等的寬容去理解逝去的前人了。我的意思不是要寬大地對待漢奸，而是要歷史地對待歷史。甚麼叫做「歷史地對待歷史」呢？那就是把一切放回歷史的境況之中，看人的轉變，事件的出現。談論漢奸，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漢奸這個概念放回歷史裏頭，審視其生成與演變。

漢奸之辨並非全然相對，沒有任何客觀的標準。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大部分漢奸在他生前是不會輕易接受漢奸這種稱號的；所謂漢奸，多半是後人的判斷，而後人的判斷則往往依據了不同的標準甚至某些個人的動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歐陸各國也紛紛掀起了肅清通敵者的風潮(「通敵者」一般英譯為Collaborator，他們似乎沒有「德奸」、「法奸」和「荷蘭奸」的概念)。那是個百廢待舉的廢墟年代，廣廈已毀，人才難求。於是在現實的需要下，許多貨正價實的通敵者都一一過關，重回舞台，重操故業，彷彿甚麼事都沒發生過。可是這裏頭也有一些人為求自保，大力檢舉昔時友伴，因為他越是慷慨激昂地揭發其他人的罪行，他自己就顯得越清白。更有一些戰前極不得意的人，比方說沒甚麼天份的年輕指揮家，這時以愛國者的姿態出擊，狠批幾位造詣非凡的大師曾經出任納粹偽職，主理過一批大牌樂團或者歌劇院。他們的言論舉措很正義，但是心態很陰暗，既然我在事業上爬不過你的頭，我就要在愛國的問題上倒你，取而代之。

這些往事，皆有史可考。關於通敵者的糊塗賬，西方史學界已經研究得十分透徹，實況絕非歷史劇裏那般正邪分明。反觀中國，幾乎所有超越簡化二元對立模式的聲音都成了異議，甚至也成了一種漢奸的雄辯。（上）

梁文道：悲劇照常發生

【am730-觀念】姜文的《太陽照常升起》其實是一部難得的佳作，可惜票房和評語說明它已經被嚴重低估了。它的好，首先好在全片拍的簡直不像是中國，一會兒是天地靈秀的西南小山村，一會兒是西洋風滿溢的校園建築，最後則來了一片黃沙的荒原景象。如果這是中國，也一定是個非典型的中國，是個和絕大部分影像所呈現出來的那個中原相去甚遠的國度。這種角度當然是作者刻意陌生化的結果，姜文想把大家熟悉的中國染上一抹異域風情。

再看它設定的時間背景，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正好是現代中國的運動時期。縱然這是段以赤為尊的日子，但是在很多人的記憶裏，它卻是灰沉暗淡的一組黑白照。《太》就像姜文的處女作，另一部陽字系的佳構《陽光燦爛的日子》，立意在幾成濫調的灰黑慘藍裏展現出不同凡俗的色彩。可是《太》走得更遠，以刁鑽鏡頭設計和流麗影機運動帶出生猛的活力；那飽滿色彩與亮堂堂的光更不只陽光燦爛，甚至是斑爛繽紛了。

假如《陽光燦爛的日子》是想告訴大家即使在很多人不想記起的苦難歲月，也還有一幫人享受著令人暈眩的日光的話，那麼《太》的異色風格又是為了甚麼呢？難道就只是為怪而怪，換上另一具眼鏡看中國？它裏頭的故事如此日常又如此虛幻，日常處不脫男女情愛的糾葛，虛幻處則有一個從未出過場的神秘俄羅斯情人，總之就是和政治沒有多大關係。難道姜文這回為了一反典型的歷史印象，甚至不惜以一個徹底虛構的故事去顛覆那種每寫文革就必定要談大政治的濫調嗎？有些論者就嫌這部電影躲避崇高躲避得過了頭，竟然把長達二十多年的「大時代濃縮成了幾個人的感情挫傷」。可是，就算在江河翻湧的大時代，人也要吃飯拉屎，也要調情說愛；而太陽，也要照常升起的吧。更何況政治無處不在，人無所逃於天地間；沒有那樣獨特的政治背景，姜文和秋生又為甚麼要去開發大西北？姜文又可必下放到農村去勞動呢？

《太》是齣悲劇，它以最不尋常的方法寫出了幾個普通人的悲劇，而那些人的際遇不是抽空無依的，他們坐落在那個特殊的時空之中。《太》的悲，就在它的結尾。房祖名在鐵軌上似錦的繁花叢中誕生，而其他角色則在晝夜的狂歡之後迎上了東升的艷陽，前景無限光明，青春仍有耗不盡的力量。可是觀眾們都知道這是段倒，房祖名長大之後死在槍下，其他人也都嘗遍了人生的苦楚。最燦爛輝煌的希望終有被現實粉碎的一天，再可愛的新生命也有死去的時候；而太陽，無情地照常升起。

梁文道：晦暗的上海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龍應台曾經說過，以前的台灣人都以為香港是塊很危險的地方，尤其旺角到廟街那一段，簡直子彈橫飛，隨時有人橫屍街頭。香港當然不是這個樣子，它之所以給人這種印象，乃是電影和電視劇的結果。為什麼香港電影那麼迷於槍殺？為什麼我們這群喜歡過小日子的老百姓那麼愛看一個罪惡的黑色香港呢？我有一個胡謅的理論：這大概是種另類的上海情結，香港不只懷念十里洋場的繁華，不只覺得自己的殖民地身份與租界的狀況相去不遠，甚至還很希望這座城市也像昔年的上海一樣，被黑幫大佬和特務警察統治，既有愛國青年的純真也有交際花的妖嬈。我們希望自己也是一個日本人口中的「魔都」，充滿了黑色的魅力。

如果香港其實不算黑，那麼《上海灘》這些流行影像所折射出來的上海會不會也只是個投射出來的幻象呢。去年辭世的美國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證明了，上海果然名不虛傳，確確實實是個充滿了陰謀與暗殺的惡土。晚年的魏斐德對特務和警察特別有興趣，寫過《上海警察》和以戴笠為主角的《間諜王》，而《上海歹土》（The Shanghai Badlands）則是專講孤島時期恐怖襲擊和罪案的小書，它印證了香港人從電影裏得來的上海形象。魏斐德查找了收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的大量材料，以令人生厭的詳細程度記述了從1937年由日軍侵佔上海到1941年珍珠港事變之間的大量罪案，誇張點說，那可真是無日無之。當年有一個記者如是說：「上海變成了這樣一個城市：往往在星期六發現人行道上有具死屍，到了星期一卻還在那兒」。

這種種亂象是怎麼產生的呢？首先要搞清楚當年的基本政治格局。孤島時期的上海大致可以分成四大塊，一塊是日本直接管理的地區，一塊是法租界，一塊是各國聯合管理的公共租界，另一塊是偽上海市政府轄下的無主之城瀘西。插手這些地方的勢力則有多達二十個以上的日本特務情治機關（惡名昭彰的憲兵隊只是其中之一），汪偽政府和並不完全受它控制的「魔窟」極司非爾路76號（《色，戒》裏易先生的原型丁默就是其主管之一），俗稱「藍衣社」的親重慶組織（背後也是五花八門），公共租界管理機構工部局轄下的警察局，當然還有親延安的地下共產黨。

有這麼混亂的背景，自然就有遊走於各方勢力之間的活動空隙，於是本地的小混混和美國來的逃犯就可以一起營造出一個繁榮的非法活動小天堂了。更要命的，是你根本分不出什麼叫做合法什麼叫做非法，因為許多不法的行動其實是正式的機構支持的。例如偽上海市長陳公博雖然誓言打擊賭場，但「七十六號」則在另一面插手黃賭毒，甚至汪偽政權本身就是靠這些收入來維持的，所以才有「蒙地卡羅政權」的稱號。亂世混淆了一切是非黑白，連忠誠也成了一種偽裝。魏斐德對中國人所講的「忠」格外敏感，早在其處理明滅清興的鉅著《洪業》裏頭，他就很細緻地剖析過一批所謂「貳臣」的處境。此時的上海更是一個上佳的忠誠實驗室，有些投向汪偽政權的人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才是對中國最有利的，有些受重慶指揮的特工會把延安屬下的反共志士出賣給日本當局。最常見的則是一批打散工的暗殺計劃執行者與刺探情報的線人，他們今天為蔣委員長賣命，然後開家小店舖避避風頭。沒錢了再向「七十六號」投誠，供出老同志的資料。等到報復的人找上門，他們就說自己是故意打進敵營，刺探情報。魏斐德認為：「這些小市民（學生、印刷工、店舖學徒、製鏡者、珠寶商、茶室堂倌、店員、零售商等等）的社會身份並不固定，他們租借廉價房，從一家遷至另一家，消磨時間，等待另一次恐怖活動的任務。他們在貧富懸殊的全城遊弋」。說穿了，忠心乃是糊口的藉口。

相比之下，真正一腔熱血的愛國青年才是最可怕的。有一個叫做「血魂除奸團」的組織，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著名的親日份子，而是所有不顧抗戰繼續歌舞昇平好日子的一般市民。1939年三月一日，他們在四個舞廳外投擲炸彈，且留書警告：「舞友們：當你們身上散發出被奴役者的腐氣時，為何還把錢花在化妝品上？清除這種腐氣的唯一辦法，就是將你們的熱血獻給整個民族。你們在過年時尋歡作樂，那麼我們在今宵的薄禮炸彈，將為你們增添歡娛」。魏斐德認為，後來當日本接管整座城市的時候，幾乎沒有受過多少抵抗，就是因為大家都厭倦了，厭倦了永不休止的暴力與無序，也厭倦了沒有人再認真相信的愛國口號。最近我在網上看到香港人全是洋奴的新罪證，「因為你們被殖民統治的時候全都不敢起來反抗，而是馬照跑舞照跳」。我不知道這位網民要是生在香港會不會也弄一個「血魂除奸團」，但是我知道香港人對老上海真的有很深的情意結，與一種隱密的認同。

梁文道：陳方安生的光環與包袱

【明報-筆陣】看陳方安生與葉劉淑儀的競選，其實是看兩個政治人物如何處理自己的政治包袱。

早在民主派初選，勞永樂對上陳方安生的時候，政治包袱就已經是個主題了。勞永樂身為前早餐派成員，在平反六四和《基本法》第23 條立法這兩項泛民心目中判分敵我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都表現得很猶豫，因此才會被醫學界選民選了下來，代之以旗幟鮮明的郭家麒。他擺脫這份政治包袱的方法就是激烈變身，投向社會政策最左傾、政治形象最街頭的社民連。對於過去種種，他不只表現出深覺今是而昨非大徹大悟的姿態，甚至還把曾經是功能組別議員這個不大光彩的背景說成是深刻的教訓、「失敗帶來的洗禮」。

相比之下，陳方安生就不能如此灑脫決絕了。因為她曾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政府首腦，如果當年的勞永樂是「保皇黨」，那麼她自己根本就曾經是「保皇黨」所要保的那個皇的一部分。一直以來政府犯下的錯誤，或者被反對派質疑的各種政策和路線，她都很難完全擺脫關係。這是陳方安生的包袱。

另一方面，打從陳方安生冠上「香港良心」的稱號之後，大家就說她的頭上有「光環」，然而這頂光環到底是怎麼來的？它又包含了什麼內容？卻一直沒有人說得清楚。如果不先搞清楚這頂光環的神秘，我們就很難理解陳方安生今天要擺脫包袱的難度了。

簡單地講，陳方安生之所以是香港的良心，乃出自回歸前國際傳媒與香港市民的恐共心態。當年沒有人知道七一之後香港到底會不會變得天翻地覆，而香港主流意識最珍惜的價值又會不會被共產黨逐一侵蝕棄。這時有陳方安生誓言要以自己的職位力保香港原貌，自然會博得大家的好感，覺得她就算不能阻止香港的「赤化」，至少也是個標杆式的人物。

接下來的建華八年亂象紛呈，怨聲載道，陳方安生身居政府要津，本來很難把關係撇得乾乾淨淨，可是她和董建華不和的消息時有所聞，最後更提前離職，於是好像「驗證」了她之前的預言，一下子成為不少市民心目中的英雄。既然大家都不喜歡董建華，那麼和董建華對幹的人物自然是大家的好朋友了。

董建華很想做個大有為的領袖，視原有的行政架構與公務員系統為絆腳石，但他不清楚民情，不曉得後回歸時期人心求穩，最好把殖民地年代的一切都延續下來，這當然也包括了香港人心目中高效廉潔的行政架構和公務員隊伍。在實行高官問責制之前，陳方安生是公務員之首，代表了香港殖民地年代的優秀傳統。陳方安生和董建華的矛盾因此成了兩種價值觀的矛盾，陳方安生保守但穩健，董建華大膽而冒進，以當年的氣氛而言，似乎前者才是市民想要的。03 年七．一大遊行固然是近年公民社會崛起的重要坐標，但正如學者羅永生所言，其中瀰漫的「倒董」情緒不多不少也折射了港人懷念殖民「盛世」的保守心態。

因此，香港人對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恐懼與疑惑，對公務員的信賴與對老好日子的戀慕，對董建華的厭惡不滿，加起來就構成了陳方安生光環效應的前半部了。至於那後半部，當然就是她近年「忽然民主」的結果。以她的資歷而言，要在短期內轉型為「民主女神」本來也是挺困難的，可是有了前述條件做基礎，問題就不算太大了。畢竟港人對民主普選的渴求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董建華刺激起來的，董建華的老對手加入民主陣營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明乎此，我們就能理解陳方安生的光環何以會出現遞減的狀了。其原因不只是她在過去一年來老是光說不練，不肯放下身段，而是更深層的結構轉變。第一，基於種種原因，香港市民的恐共心理在過去數年以來淡化了。根據好幾次民調的結果，中央政府竟然比特區政府更能贏得港人的信任和認受。這顯示出有愈來愈多的市民不以為回歸後出現的各種問題是中共「赤化」的結果，所以陳方安生最初建立在疑共心態上的光環自然就沒有了基礎。

董下曾上，很多傾向保守的市民都覺得這叫做「撥亂反正」，香港總算從商人那裏回歸到了殖民地官僚的手中了。坦白講，曾蔭權的民望恐怕有一大半來自於港人這種保守懷舊的心態。既然董建華走了，那麼作為倒董市民心中標誌的陳方安生又怎能不隨之淡卻呢？既然香港又重新被「AO 黨」掌握住了，那麼陳方安生的優秀公務員形象又怎能再發揮一呼百應的效果呢？

更大的問題是隨香港貧富差距的惡化，保育、環境和城市規劃又成了嶄新的政治戰場之後，反對運動已經不只局限於民主普選這一條，而「泛民主派」也出現了學者孔皓峰所說左翼右翼之分。在這樣的情勢底下，陳方安生豐厚的行政經驗反而弔詭地成了她最大的包袱。

因為這一切本於新價值的批評和反對運動指向的絕不只是董建華的施政錯誤，更是殖民政府當年定下的路向。

陳方安生乃前朝重臣，在彭定康忙於政爭之時，更曾擔起實際管治政府的大任，她實在不能說現在出了問題的保育政策和城規方式和她一點關係都沒有。勞永樂和泛民主派左翼拿最低工資和兩電協議的事不放，正是看中了陳方安生的這個弱點。

儘管不一定能完全抹除香港市民心中的陰影，但葉劉淑儀到底可以大方地為當年推動《基本法》第23 條立法的手段道歉。陳方安生呢？她可以明快承認昔年簽訂兩電協議時有始料未及的地方嗎？她可以公開批評政府忽略基層，阻撓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的立法嗎？她不能，因為一來那未必符合她真心相信的價值，二來這些包袱正是她頂上光環的一部分：她是兩朝的政務司長。

陳方安生最大的政治資產正正是她今天難以割捨的負累，所以直到目前為止，她都不能提出一個範圍廣泛的政綱。如果她的政綱建議和政府現時的施政方向相去甚遠，那就等於否定自己的過去，更會招來反對者的質疑，說她前後不一（除非她堅持推倒高官問責制）。如果她的政綱建議和政府原有的舉措分別不大，那麼她和葉劉淑儀的分別在哪裏？和曾蔭權的分別又在哪裏呢？

剩下的一條路，就是堅持民主派最本色的旗幟了，一是平反六四，二是2012 年雙普選。可是在這兩項最關鍵的環節上，她居然都有可以妥協的餘地；前者顯示她仍然不放棄和中央溝通對話的希望（我去年就曾在此說過，得到中央的認同是陳方安生「忽然民主」的最大動力），後者則使得她和葉劉淑儀的差距進一步縮短（連葉劉淑儀也贊成2012 年實行普選）。接下來該怎麼做呢？這不只是在測試陳方安生的光環效應還餘下多少能量（難道四萬般的笑容和臉上的酒渦真的就是其魅力所繫？），更是對她的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驗。

梁文道：緬甸為甚麼不見了?

【am730-觀念】如果最近一個星期，你有機會看見內地各個電視頻道的新聞節目，你會發現緬甸似乎是個不存在的國家。全世界都在關心的僧侶示威不見了，軍隊也沒有鎮壓過示威群眾，殉職的日本記者根本沒去過緬甸，聯合國特使？他是誰呀？

和內地的同行談起來，有人說這叫杯弓蛇影，怕給老百姓太多聯想。噢!原來一朝殺過人，以後每見其他人殺人都覺得是在嘲諷自己，影射自己了。可是大家都曉得，近幾年來內地的傳媒尺度實在有了很大的進步，像這種發生在鄰居家裏頭的事，根本不成困擾；那麼中宣部到底在緊張甚麼呢？

這陣子的傳媒管制其實是為了替中共十七大的召開「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所以在這段日子裏頭，扭開電視，盡是一片叫好喝采，海晏河清，不只緬甸沒出事，連殺人放火的事情也少了。彷彿知道黨快要開十七大了，做賊的都懂得自動配合，不要在這陣子搞事，而貪官也都不貪了......一般香港人都不懂這是怎麼回事，甚至覺得愚蠢可笑。不過，中央領導人不是笨蛋，他們絕對不會為了開一個會，就逼全國上下跟著張燈結綵。

國家重要會議前的傳媒管制已經成了中國的特殊國情了，它反映的是整個國家機器由上而下的決策特質。一般來講，開會這種溝通形式是為了在不同的與會者之間取得共識，然後再一層一層地把會開上去，形成全國的共同方針。然而目前中國的重要會議卻是反過來的，它是先由最核心的少數領導人拍板決定最重要的事項，然後藉全國級的大會公布「通過」，再由各與會代表把中央精神和決策帶回地方，以會議的方式一層層頒布下去。

像十七大這種安排人事布局的會就更是要緊了，如果會前某省發生了嚴重的醜聞，或者某個中央部門負責的事務範圍出了問題；不只會打擊到相關幹部的仕途，還會波及他們背後的人脈及派系。我們不妨想像一下，某個中央領導人原來很想提拔幹部甲，但幹部甲的下屬卻被揭發貪污瀆職。這時其他人可能就會有意見了，說幹部甲律下不嚴，怎能再委以重任？這一來豈不就打亂了中央原有的安排？所以十七大前的傳媒管制是很要緊的，中宣部未必參與了所有的人事安排和政策制訂，但它必須「維護大局」，不讓社會上任何突發事件打亂中央原有的計劃。緬甸也和中央計劃有關嗎？誰曉得會不會有人藉此攻擊現時的外交路，拿它當攻擊對手的籌碼？還是先管了再說吧！

梁文道：食物的生與死（飯前祈禱二之二）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幾乎每一個美食家都會叫人尊重食物，幾乎所有像樣的廚師也會聲稱自己是個尊重食材的人。然而這種尊重和許多宗教所講的尊重還是不同的。那麼，一個有信仰的人，一個有宗教精神的人，他應該怎麼去尊重食物呢？黎巴嫩文學大師紀伯侖（Kahil Gibran）曾經在他的經典《先知》裏面透過一個虛構的先知教育大家：

「當你宰殺一隻禽畜，你們應在心中對它說『現在屠宰你的力量也將屠宰我，我同樣也會被吞食。因為把你送到我手中的那一規律也將把我送到更強者的手中。你的血和我的血都不過是滋養天國之樹的汁液』。

當你們用牙齒咀嚼一顆蘋果，你們應在心中對它說：『你的種子將在我的體內生存，你明日的花蕾將在我的心中開放，你的芬芳融入我的氣息，你我將帶喜悅度每一季節』。

秋日裏，當們採集中葡萄釀製醇酒，請在你們的心中說：『我也是一座葡萄園，我的果實也將被採摘釀製，我亦將如新酒，注入永恒的容器』」。

雖然紀伯侖是個二十世紀的人，但他卻寫出了最古老的道理；所有的食物都是生命；雞鴨牛羊、稻米大麥，甚至酒，它們本來都是鮮活的，直到被我吸收轉化。它們死了嗎？你可以這麼說。但是你也可以換個角度去看這條食物鏈的關係：它們其實沒死，它們只是成了我的一部分，而我活，這一切食物，這一切生物，都在我的體內與我共同存活下去。直到有一天，塵歸塵、土歸土，我的肉身也將變成大地的一部分，變成其它生物的食物，其它微生物、植物與動物的生命養料。自然如是循環，生與死的秘密，俱在普通的一頓飯裏。

名滿天下的南海高僧一行禪師喜歡用橘子說法。吃一顆橘子，你應該先聞一聞它表皮散發出來的氣味，觀賞它的色澤，然後才用手指剝開它，感受那濺射出來的細雨般的汁液。吃的時候，你也應當慢慢地吃，以對待最昂貴食物的方式對待一只普通的橘子，專注而集中，仔細品味由酸至甜之間那最微妙的變化。此時，你或許會看見這只橘子的過去：它還懸在枝上的樣子，它還是一朵花的樣子，它還是一株樹的樣子，它還在泥土裏等待抽芽的樣子。萬事萬物皆有來處有去處，變動不居，生生不息，緣起性空。用心進食，這本是佛家最本的修行方法之一。

有一支北美印第安部落，他們甚至連燒飯用的木枝柴火也不放過。在檢拾樹枝的時候，他們會用一種特別的方法詢問一根木枝的意願，假如它不願意成為煮食用的柴火，他們就會把它放回原地，只有那些心甘情願的木枝才會被他們帶回營地。

幾乎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宗教，都發現了食物的不簡單，味道以外，它們首先是人類的生命來源；而生命，永遠不只是物質而已。因此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宗教都存在某種飯前飯後的祈禱，這些祈禱一先一後地把整個進食過程框了起來，使它成為冥思的對象，修煉的過程，感恩的時候。於是最能體現動物本能的進食行為變成了人類超脫的神聖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