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在芸芸美國建國之父當中，華盛頓之人格高尚是出了名的。雖然有許多人批評他開設莊園，請黑奴打工是個資產階級奴隸主；但好歹他放棄了當上更大型的奴隸主的機會，戰事一完就交出兵權，回到自己那塊田產專心種地。要知道那時的北美十三州真可謂百廢待舉，所謂聯邦其實只不過是個空殼子，連欠了士兵的糧餉都發不出來。幾年下來，一群忍無可忍的軍官就想發動兵變，來一齣黃袍加身。其中一人自告奮勇寫信給華盛頓，勸他出山掌政，「待時局一穩就順理成章做國王」。素以嚴格律己著稱的華盛頓氣急敗壞地回了一封信，他說：「我一定是做錯了什麼事，竟然讓你以為我是這種人」。最近，有位批評家很善意地提醒我，寫了這麼多年小文 章，是不是也該考慮何時「出一本論著」了。我很想對他說：「我一定是做錯了什麼事，竟然讓你以為我是這種人」。我一定是做錯了什麼事。早在十多年前，湯禎兆就語重心長地勸告我，要我好好寫一本書出來。然後是董章，他自己埋頭苦幹，馬拉松式地經營長篇也就罷了，可他憑什麼以為我也能像他那樣閉門數年弄一部大書出來呢？做人做事真是要量才適性。寫書？我可是個連碩士論文都完成不了的傢伙呀。想當年過了死線還交不出論文，對臉色不大好看的導師，我還胡謅一些很高尚的理由，說什麼法文沒學好，不敢隨便動筆寫傅柯之類的混話。我甚至還引用了霍布斯（Thomas Hobbes）看完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神學──政治論》之後，對朋友說的一段名言，好支持自己為學的嚴謹態度：「霍布斯告訴我說，斯賓諾莎較他更勝一籌，因為他可不敢如此肆意著述」（He told me he had outhrown him a bar's length, for he durst not write so boldly）。
文化研究巨擘霍爾（Stuart Holl）至今也沒有出過一本他獨力完成的論著，他的「工作」（那真是一組工作）就是教書編書寫文章，不斷地組織集體研究的項目，不斷地介入，在彼時尚稱保守的英倫學界裏開出一番新局，打破壁壘分明的學科界限，把知識份子重新武裝成政治上的新力量。雖然大家還是很期待他那本應該面世但永不出現的論著，可是沒有人會以為他應該這麼做。因為霍爾親身示範了一種久已失落的知識份子類型，述而不作。曾幾何時，西方知識份子也不追求「作品」，更不會以一部作品界定自己的身份與終極歸宿。創作一本書，最初是瀆神的自大慾望。漸漸地，它成了一種必須完成的使命，不寫書，無以言，於是每個自命知識份子的人都成了作者，寫書的壓力使他們模糊了寫書的目的。我特別崇敬湯馬士．佩恩（Thomas Paine）這類人，一輩子沒出過大書，其思想深度更不能與同時的一批蒙大師相比。但是他寫了《常識》，一本薄薄數十頁的小冊子，用最簡單最雄辯的語言鼓動風潮，告訴北美十三州的老百姓「政府乃必要之惡」，「喬治三世只不過是條畜牲」。結果一紙風行，促成了獨立建國的大業。「小冊子」（pamphlet）的傳統一向是知識份子介入現實的利器，普及深奧的知識，推廣激進的觀念，所以直到今天還有「Prickly Paradigm Press」這類專出小冊子的出版社，而「進一步」則是我們香港的代表。不過，今天我們已經有了比小冊子更具力量的工具了，那就是大眾傳媒和互聯網了。寫書？假如我能夠在電視上完成一切我用文字完成的事，我就根本連文章都不要寫了，你還叫我寫書？對我而言，只是對我而言，文字乃是工具，每一篇小文章都像一次性武器，使用它的恰當時空環境一過，它的任務也就完成了。我掙扎多年才決定結集出書，是因為我發現把一堆小手槍集合起來廢物循環，原來還變成中程武器發揮第二輪效用，僅此而已。就拿這個專欄來說吧，世上的好書實在不少，與其自己勉強湊和一部四不像，何不替人作嫁衣裳？既然自己沒有能力設計原子彈，最好就是幫人發射標示目標的照明彈。
2007年9月30日星期日
梁文道：我一定做錯了什麼
2007年9月28日星期五
梁文道：再見〈兵器譜〉
【都市日報-兵器譜】今天是我最後一次在這裏和大家見面了。「見面」？多麼奇怪的一個字眼，明明是透過文字的交流，為甚麼我們寫作的人總是很輕易地，不加思索地，使用「見面」這麼貼近鮮活的隱喻呢？我甚至不大敢用「交流」去形容過去三年在這裏的文字習作。
當然，應編輯的要求，我在此留下了一個電郵地址，也收過不少讀者的反應；可是坦白講，我不只極少回信，也很少打開來看。我不是不注重讀者的感受，而是不大敢真正聽見讀者的聲音，彷彿害怕接近一個灼人的真相。為甚麼？我也不能說得清楚，或許是某種自閉的傾向吧，可笑嗎？像我這種靠在媒體上拋頭露臉討飯吃的人居然也會自閉？
從前，我曾經很嚮往法國思想家巴泰伊(Georges Bataille)的自閉境界，他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幾十年裏從不露面，不接受採訪，不參加公開活動，甚至也不大願意見人，他只是閉門思考、讀書和寫作。由於大家幾乎連他的照片也見不，因此他有「無面目的作者」之稱。可惜我意志不堅，自從第一次登上電視螢光幕開始，就不可收拾地做到今天每周十集節目的地步了。
除了做電視，我也沒丟下寫稿的本行，字數達到每周一萬字以上的數量。我有多忙，可想而知。這也就是我很少回覆讀者的另一個原因了。所以，對於那些批評我的讀者，對於那些邀請我去吃飯的讀者，甚至那些要求我為他們子女的功課計劃擬一份參考書單的讀者，我只好很抱歉地說一聲對不起了。如果我真的一一覆信，大概我那所餘無幾的睡眠時間也要犧牲掉了。
想當初，在香港報紙副刊最盛行的日子，有不少作者都喜歡在自己的專欄裏東家長西家短地拉雜閒談。有的還常去各種大大小小的飯局，以吃飯代替讀書，把主人家在席間透露的訊息順利地傳達給讀者，形成了某種公關傳統。要是遇上無話可說的日子，就回答一下讀者來信，可以很方便地佔去幾天篇幅。我一直不敢答應寫每日見報的小方塊，就是因為怕自己有天會變成這樣。
我以為，身為一個報刊雜文作者，對讀者負責任的方法不是有信必答，而是誠懇地寫好每一篇文章。我的文字工夫不大到家，沒有華麗修辭的能力，也不擅長幽默調侃；但是我真的很認真地試去寫，盡我所能地把資訊、知識和觀點提供給大家，不流俗，不重複，因為我相信知識與觀點的創造力量。我不敢說這裏出現過的每一篇文字都做到了這一點，但我已經盡力了。如果還有甚麼做得不好的地方，我請求大家諒解。
最後，我要多謝三年來所有給我機會，和負責處理我的稿件的編輯。他們太寬容了，不只放縱我的天馬行空，還要常常等到最後一刻，把我難看的手稿轉變成可讀的文字。
梁文道：一飯之恩（飯前祈禱二之一）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曾經，我不大習慣和我一起吃飯的人要做飯前祈禱，因為這意味接下來這頓飯我不可以肆無忌憚地胡言亂語，例如說粗話；也意味我不能抽煙（當然啦，這是指我們還能到處抽煙的日子），因為不知道為甚麼，香港的基督徒都不抽煙，而且討厭人家抽煙。
有好幾回我甚至差點忍不住要和同桌的基督徒說一個他們聽了一定很不爽的故事。話說有一個在非洲傳教的傳道士不慎迷路，被一頭餓壞了的獅子擒住。自知大限將至，傳道士請求獅子給他一個最後的祈禱機會。反正是遲早要到肚子裏的肉，獅子就答應了這小小的要求。於是傳道士跪了下來，向上主誠懇地懺悔此生的過犯與罪惡。祈禱完畢，他一抬頭，赫然發現獅子竟然也跪了下來肅穆祈禱。傳道士大喜過望，想不到自己的舉動感動了獅子。正在他預備高呼，感謝上帝的大能和恩典時，他聽到了獅子低聲的呢喃：「主啊！多謝賜給我這豐盛的一餐……」。
這個故事，我當然沒有說出來。再怎麼罪孽深重，我也還不至於缺德到這個地步吧。只不過當時我真的不明白，為甚麼基督徒一定要如此公開地祈禱呢？耶穌不是說過，「你們要在屋內祈禱」，以免給人偽善的感覺嗎？可是我又聽說，公開祈禱原來另有深意，那就是在人前承認主。好吧，就當我甚麼都沒說過吧。
其實我也曾經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然後經過了漫長的墮落歲月，如今才總算重新漸漸體會了飯前祈禱的深刻意蘊。
雖然我也有過因為領禱者的話太多，導致飯菜變涼，麵條泡軟的經歷；但是認真地想，這個世界上還有比飯前祈禱更尊重食物更尊重食伴的行為嗎？不管眼前的是山珍海味，還是白粥一碗，祈禱都能使它變得格外難得。經過祈禱的謝恩，你不會再把食物當成理所當然的一回事，不會輕忽它的價錢。一切回歸根本，食物原是滋養我們生命的重要補給，你的確應該感謝，感謝它，感謝烹煮它和生產它的人，感謝孕育它的陽光、雨水和土地；如果你信神，感謝神的創造。
就像我們常在電視裏看到的那樣，祈禱也包括為同桌的食伴祈福。世上芸芸六十億人，大家湊在一桌是件多麼難得的事呀？感謝如此良機，你說不願浪費一分一秒，充分投入這個愉快的時光，不傷害他們，不說侮辱人的話。你為他們祈禱，希望和你分享同一餐飯的人都能健康、幸福和喜樂。
所以，我始終沒有說過那段獅子與傳道士的故事。
2007年9月27日星期四
梁文道：本土一定是保守的嗎？
【明報-筆陣】回想97，曾有一波香港熱，市面湧現了大量以香港為題材的書籍、藝術品甚至電視劇，但這股熱潮轉眼即逝，接連沉寂了好幾年。直到2003 年，從「香港核心價值」的討論，SARS 疫潮和第一屆7．1 大遊行開始，香港才又重新成為大家關注的主題。尤其是最近兩年，圍繞天星碼頭、皇后碼頭與灣仔利東街的討論更把這第二輪的香港熱推向了高峰。表面看來，這兩次香港熱似乎很相似，都在大眾媒體間引起了一股懷舊訪古的情緒；可是再仔細深究，就會發現它們其實有很不一樣的內涵。其中一個關鍵的差異就是最近一輪的香港熱不只是場虛談，而且還是一連串的行動，這些行動更指向了香港定義的爭議：香港真的只有「中環價值」嗎？香港是否容不下自生自發的社區？誰又有權去書寫香港的歷史與集體記憶呢？
面對這樣的趨勢，有些害怕既得利益受到衝擊的人就要擔心以往的慣性路徑是否走不下去了，也有些知識分子懷疑新世代的香港定義不一定要比老的那一套更進步。
香港大學地理系的梁啟智先生在〈「定義香港」的危險〉（《明報》2007.9.24）一文所表達的，就是後面那一種疑慮。他以每逢中日足球賽就要群起喝倒采的內地憤青為例，說明「本土認同不一定是件值得慶賀的事」。他引述英國地理學家梅西（Doreen Massey）的說法，指出「如果一個地方的自我認同是建基於對環境改變的反作用力，依靠某些（想像中）的內在歷史而確立的話，這個認同是內向的，而不可能是進步的」。
誠然，本土認同和由此而來的本土主義實在不一定是件好事。上個世紀70 年代開始爆發的英國社區運動曾經被認為是場非常進步的運動，許多鄉鎮以建立社區博物館和保存古蹟文物的手段確立社區的本土認同，質疑現代化的發展力量，抗拒現代商業運作模式的入侵。可是這些日趨強烈的本土運動卻演變出一個又一個的封閉社團，拒絕一切改變，不只拒絕了大財團和政府的干擾，甚至也排斥了所有不見容於傳統價值的思潮、行為和族群，例如女性主義、同性愛以及外國移民。本土之狹，於此可見一斑。
從學理上講，本土認同的主張也備受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研究的批評。從這種角度來看，沒有一種身分是純粹的，任何一種關於地方、歷史及傳統的本質定義都是可疑甚至危險的。它有多危險？我們看看納綷就知道了，堅守來自德國南部的鄉土信念和一套純粹人種的學說，就會導致極端的暴政和對異己的屠戮。反過來，就算是被壓迫的人民也好不了多少。比如猶太復國主義者，由於長年活在被壓抑的結構之中，習慣了本質性的思考框架，一旦當道，他們也會複製敵人用來對付自己的模式，建立了以血統為主要標識的民族國家，打壓非我族類的巴勒斯坦人。
回到香港，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最近這一波重新定義香港的潮流，以及隨之崛起的香港本土主義，會不會也陷入上述的危機呢？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香港這座城市雖曰開放，實則有它封閉排外的一面。梁啟智先生提及的梅西教授曾經批評一些反對大型商場私有化了公共空間的人太過浪漫，忽略了所謂的公共空間其實也一直處於不斷的鬥爭之中，絕非大家平常所想的那麼中性。證之於香港，可以大會堂及愛丁堡廣場一帶為例。這片地方每逢假日，皆為菲籍女傭聚集取樂之處。結果就讓一些香港人很看不順眼了，到了一個地步，甚至有前市政局議員公然提議禁止菲傭使用大會堂的公共廁所。另一個更顯眼的例子，則是回歸以後的「居港權事件」，這件事完全暴露了港人過去20 年來形成的「香港意識」之淺陋可怕。
多年以來港人對內地同胞的偏見歧視，與那過度膨脹的自我感覺，徹底體現在當時一片「香港陸沉」的恐慌當中。如此看來，梁先生的憂慮似乎不無道理了。
不過，當我們再深入一點閱讀梁啟智先生的文章，卻又看不出他有任何具體的證據和推理去得出眼前的本土主義很危險的結論；相反地，他只是依循主流後現代/後殖民批評的慣性理路，單純地抗拒「任何本質化的定義」罷了。他認為： 「香港主流的土地開發主義固然是霸道，卻不見得現時挑戰它的本土論述就更為開放。一篇又一篇的抗爭文宣告訴我們，露天市場必然地更有人情味，舊區小店才是『真正的香港』。文化界的朋友高呼舊區的消失等於香港被『消滅』，任何的商場都及不上街道的『港式風格』。這些說法雖然感人肺腑，邏輯上卻和《心繫家國》訴說毛筆書法就等於中華文化一樣，同樣是依靠缺乏驗證和以偏概全的例子，來激發公眾對某些地方的情感。」類似的說法，早在十多二十年前就曾被人用在南美洲及澳洲的原住民身上了。那些原住民不只重新發掘湮沒已久的傳說與神話，甚至不惜創造一批子虛烏有的傳統儀式，好證明自己的族人和雨林及大地有密不可分的神聖聯繫，定義自己族群的獨特。在相信所有社群都是被人想像出來的學者眼中，這種種神話傳統自然也是一堆本質化的定義嘗試，甚且犯了「自我東方化」的錯誤；白人就是覺得你們很另類很有異國風情，你們偏偏還要把自己的身子抹得又紅又綠，頭戴羽冠，赤足跳舞。假如美國清教徒把自己定義為擔負了解救萬民之重任的「新以色列人」是種危險的偉大符號，那麼這些原住民自命為眾神後裔難道不也是危險的偉大符號嗎？
對於這種曾經流行一時的說法，美國人類學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老早就毫不客氣地斥之為「無聊且無情」。他敏銳地指出： 「本土主義對身分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與對生存的迫切關注聯繫在一起的；它不是停留在比喻意義上的，而是非常有形的。美國印第安人的土地，或者說其中剩下的部分，不僅僅是對已逝去的殖民歷史的一種提醒，而且仍然是國家和社團想摧的目標。」抽空地說（或者用梁先生的用語， 「邏輯上」），這些原住民的神話式本土主義和大國霸權式的民族主義的確有類近的構造；可是作為一套論述，它們的目的或者計劃卻是完全不同的。南美原住民虛構傳統，是為了捍衛那被石油公司逐步侵蝕的雨林棲地；澳洲原住民鼓吹本土主義，則是為了奪回被白人政權壓抑了幾個世紀的權益。如果一個身居廟堂的學者這時跑去提醒他們不要犯了「本質主義的錯誤」，隨時得保持「身分邊界的開放」；就算不是無情，至少也是無聊吧。
同樣地，新一輪的香港本土主義對很多人而言，也是與生存攸關的鬥爭利器。就拿近年灣仔和深水重建區街坊的抗爭來說吧，他們之所以強調香港老街道的人情和舊小店的風味，固然是他們自己體驗感受的表達，更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生路。而「任何的商場都及不上街道的『港式風格』」之所以不同於「《心繫家國》訴說毛筆書法就等於中華文化」，就在於不少街道仍然容得下自力更生的小經營者，所謂「港式風格」就是論者維續小商販市場棲位的一種符號表述。梁啟智先生說得很對，香港主流的土地開發主義是很霸道的，因此挑戰它的本土論述才更需要勾連起一串容易為人領會為人接受的意像與符號。我們都恐懼過度發展的本土論述會變得封閉排他，及早提醒也是應該的，只不過任何批評都應該歷史地、辯證地落實在具體的時空之中，同時要舉出通向錯誤終局的具體步驟以為警示；否則一個社區眼看就要淪亡消逝了，你卻勸告他們將來不能排斥新移民，不要抗拒外來事物，這豈不是很沒意義的一件事嗎？
齊澤克（Slavoj Zizek）調侃一些「激進知識分子」的「犬儒」，哈伯馬斯（Jrgen Habermas）（儘管有失公正地）斥責法國後結構主義者是一幫「新保守派」，理由就是那種只從邏輯上消解一切的推理，看起來很激進價值上其實很虛無，輕則無利亦無害，重則成了當權者的幫兇。不知梁啟智先生有沒有注意到，市建局重建利東街的理由之一正是要把這條街區「開放」給市民。我當然不會誤以為梁先生是犬儒的新保守派，只是同為關注城市發展的有心人，大家應該切磋共勉。
2007年9月24日星期一
梁文道：重新發現香港的街道
香港芥子園
我每一個月都起碼花一個禮拜呆在北京，這個陳冠中口裏最有趣的城市。可是坦白講，直到今天，我還是沒辦法完全領略北京的妙處。
沒錯，北京是全國的文化首都，聚了各式各樣有趣好玩的人物，梳辮子的、剃光頭的，樣樣不缺。沒錯，北京總像一個蓄勢待發的大工地，隨時要出現甚麼好玩的事情。然而它就是缺了一點甚麼，就是那點東西，讓我不能毫無間隔地進入北京的肌理。
和香港比較一下，你就知道北京缺的那一點是甚麼了，那就是街道，可以行走可以遊可以隱的街道。從前的北京不是這樣子的，從前的北京固然有寬闊得只合檢閱部隊使用的長安大街，也有全世界最大因而也違反人性尺度的廣場，可當年它還有窄街與胡同。
然而如今的北京卻為縱橫的路所切割，無論往哪兒都要坐車，而坐車其實也就是堵車。
北京已經變成一座不宜行走的城市，如果勉強行走，難免會惹來一身塵土，彷彿是漸被沙漠侵蝕的孤島綠洲。
我城香港，其實是個很小的城市，它的市區面積甚至比不上北京和上海的一個區；偏偏人人都說它是座國際大都會。它怎可能同時既小且大呢？關鍵就在它的密度了。從旺角開始，你若沿筆直的彌敦道向海前行，一路上都能看到海港對面的「中環廣場」，那棟其實位處灣仔的高樓看起來如此之近，幾乎就像天安門廣場的最南端到故宮以北的景山那麼近。
不過這條彌敦道要是仔細走下來，一天絕對走不完，因為它的兩旁隱伏了太多街巷，靠右可以走到砵蘭街看夜場燈招的五光十色，靠左是西洋菜街附近數不清數目的電器行與波鞋店。再往下走，還有上海街的廚具、廟街的小販、佐敦的「助聽器」唱片行、加連威老道的本土時裝……。
香港就像一具古人珍愛的多寶盒，尺寸雖小，然拉開一層又是一層，納須彌於芥子；人在其中，竟然很容易就忘了這本是一片多麼狹窄的地面。
由於空間的密度如此之高，香港人全都成了最擅於計算效益的設計師。在家，主婦懂得怎樣把一切雜物不露痕跡地收納在假天花和組合櫃裏；在街，商人曉得如何將招牌懸在五樓的窗台外引人耳目。
如此密集，如此緊湊，於是在香港逛街就是一種可以很花時間很花工夫的運動了。家裏太狹小，香港人都愛往街上跑，而上街靠的多半不會是私家車，所以香港人的運動量其實很大。
或者這就是香港人均壽命長度名列世界前茅的原因了。明明生活得這麼緊張，壓力這麼大，但我們卻比舒散悠閒的西班牙人還長命，你說奇不奇怪？
行街復活
「行街」這個廣東話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在街上行走，實際指的則是漫無目的地逛街消費。然而，擁有優秀「行街」條件的香港，在過去二十年裏卻走上了消滅街道的歪路。有多少地方，被政府整片整片地收購再規劃，賣給地產商發展為樓房加商場？於是「行街」幾乎變成了「逛商場」的同義詞。
大部分到過香港的遊客都會去過港島金鐘的「太古商場」和蘭桂坊一帶的街區，這是兩個多麼不同的地方啊，「太古商場」是全港最受歡迎的高檔商場之一，從Hermes到西武百貨，集聚了各種名牌商品，叫人目不暇給。但是只要走到外頭，就會碰上整個港島北岸最無趣最枯燥的街景了：除了汽車和電車，就是寸草不生的道路與呆板的櫥窗。
從灣仔走到中環，金鐘這個小小的中轉站是個令人尷尬的斷裂；地方雖小，卻給人一種孤寂無邊的感覺，因為它沒有那種我們熟悉的、變化多端的、充滿生機的街道。夾在繁華現代的中環與市井庶民的灣仔之間，「太古廣場」就像一架由天而降的大型太空船，硬生生地切斷了原有的聯繫與生命。
比起街道的外散，商場是一種內聚的空間，它對內發展，卻對外封閉。二十年來，香港最大的不幸就是任由一座又一座的商場取代了一條又一條的街道，讓看似包含一切的超級市場吞噬了傳統的街市。商場遍布的香港就像長滿了巨瘤的荒原。巨瘤之內，是有空氣調節和開放時限，布局可以預期並且往往是被過度管理的人工環境；巨瘤以外，是毫無人趣的冰冷外牆和交通軌道。而香港，本是一座用腳丈量的城市。可以行走的城市是開放的，容忍驚喜甚至意外，這一條街人聲鼎沸比肩繼踵，下一條街則清靜幽暗至到了令人忍不住嘆一口氣的地步，它們構成了起伏跌宕的節奏，使行人不自覺地走出了韻律。
如果說這兩年的香港還有甚麼能夠叫人驚喜的話，那一定不是越來越多的國際級名廚餐廳分店，也不是新興的年輕設計力量，而是街道的覺醒。首先是四、五年前的灣仔利東街，這條街以印售婚嫁用品聞名，因此又稱為「喜帖街」，是條對外人來講很有情調，對居民而言社區網絡健全的街區。在政府部門收地重建的壓力面前，街坊們聯合起來推出了香港歷史上第一個居民參與規劃案，要用更新過的老街風貌對抗空洞的樓房和商場。
最近的例子是深水的一幫住戶以路邊畫展的方式呈現自己的營生方式，那是典型老派的「前舖後居」或「上居下舖」的建築規劃，一種不分居住和商業，也不分生產和銷售的混雜空間。一個小孩要是生在這種地方，縱是街童，也能從街上學到不少東西，他能看見醬油的釀造過程，看見汽車底盤的複雜構造，更能在街角的報攤學到認知世界的分類範疇。
雖然這兩塊地方最終可能還是敵不過官方的推土機與資本的巨輪，但居民們的創意已經喚起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識。請注意，這絕非懷舊，他們分別使用了極具創意的手段去對抗過去二十年來的發展逆流，因此他們才會得到大家的注意，產生了磁石效應，引來一批又一批文化人、藝術家、建築師、大學生乃至於一般市民。雖然他們可能擋不住官僚的決心，但到底提出了警號，使政府的機器在其他原來也要拆除的傳統街市面前急速煞車。
香港是一個能夠行走的城市，街道是她的根本元素，「街坊」則是香港市民的別稱。重新發現這一點基本特質，就是香港市民這兩年來最大的成就了。每一回我從北京回來，我就更肯定這一點，更愛我這個仍然走得動的小城。
2007年9月23日星期日
梁文道：帝國步兵
「美帝」不再是一個罵人的字眼了，「帝國」現在是許多愛國的美國人用來描述自己國家的概念。美國怎麼會成了一個帝國呢？不要談複雜的全球經濟秩序，也不用深究美國財團與「軍火工業複合體」中間那千絲萬縷的關係，更不用收集荷里活電影商全球盈利的數字，我們只需要看一張最簡單最實際的地圖。五角大樓的主要會議室都懸掛了一幅「指揮部責任區全圖」，一幅世界地圖，它把地球分成五大塊：北方指揮部、南方指揮部、歐洲指揮部、中央指揮部和太平洋指揮部。羅伯特．卡普蘭（ Robert Kaplan）在他的《帝國步兵》（ Imperial Grunts）舉了一個很生動的例子說明這張地圖的涵義：「這張圖沒有遺漏地表上的任何一點。如果站在北極點這個所有經線聚的地方，我可能有一隻腳踩在北方指揮部的地盤，而另一隻腳則停在太平洋指揮部的轄區；如果我的腿移動了，那就會踏入歐洲指揮部的責任範圍」。
這就叫做帝國，有史以來，人類史上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像美國這樣，把整個地球納入它的軍事管控範圍之內。當然，我們可以說這是個軍事迷小鬼的幻想，起碼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不受美國支配的。可是請考慮這張圖的名字「責任」二字的意思，它表示美國把全世界任何地區的軍隊調動和保安問題都看作是它應該注意的責任。根據卡普蘭，直到目前為止，美國不只在五十九個國家設有基地，甚至早在「九一一」發生之前，它的特別指揮部每年就要在一百七十一個國家執行不同的任務。
例如蒙古，美國大使館的武官威海姆上校就身肩了一項重任，他認為蒙古是一條判斷中國未來意圖的警戒線，而他決心要使成吉思汗的後人成為美利堅帝國的「維和喀兵」。威海姆上校畢業自西點軍校，加入過傳奇的「一○一空降師」，又曾留學列寧格勒，在波斯尼亞參與過維和任務，現在他在蒙古開了家小診所醫治有需要的百姓。在卡普蘭的筆下，威海姆上校是典型的帝國邊境前哨兵，身兼軍事顧問和外交官雙重身份。他領卡普蘭遊遍戈壁，大部份時候都穿逡在中國邊境，其中還有好幾次和中國軍隊打了照面。他不是去旅遊，他要去不同的村鎮牧場親身感謝那些讓兒子隨美軍遠征伊拉克的父母，蒙古是第一個響應美國號召駐軍伊拉克的國家之一。
當地的軍人都很信任威海姆上校，有個軍官還在酒酣飯飽之餘說：「我在電視上看到很多反戰示威，但美國還是採取了行動。身為一個軍人，這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很想知道，要是有一天蒙古受到侵略，美國會不會像防 衞科威特一樣防 衞我們」？剛剛還以軍人間的漢子情誼和大夥玩得很高興的威海姆上校立刻回復外交官的冷靜：「我想不會，但我們會幫蒙古防 衞它自己。」誰會侵略蒙古呢？蒙古人都怕是中國，他們的商人和貨物淹沒草原的速度比當年蘇聯的軍隊還要快。卡普蘭大概也注意到了這幾年好些中國網民的呼聲，他們認為「外蒙古」應該重回中國的版圖，所以他很贊同美軍在蒙古的特別行動。
在訪問威海姆上校的最後幾天，卡普蘭一行應邀登上了一座火山，上校向他解釋：「這是他們的聖山，來此祭獻是崇高的行為。俄羅斯和中國的武官都不會跟他們這麼辛苦地爬上來，所以蒙古人信任我們多於中國和俄羅斯，因我們尊重習俗，我們愛蒙古」。卡普蘭有點明知故問地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美國人幹嗎要來蒙古」？飽歷風霜的上校回答：「在『九一一』發生之前，很多人也不明白我們為何要把兵力投放在阿富汗邊境等中亞地區。永遠不要說『永不』。誰知道萬一有一天北韓垮了，無數難民湧來，這個地方會變成什麼樣子？」。
羅伯特．卡普蘭（ Robert Kaplan）最初混得不是太好，出了兩本書都賣得不怎麼樣，直到一九九三年的某一天，有人發現克林頓總統手上抱一本《巴爾幹幽魂》（ Balkan Ghosts）。當年的美國市場對這類題材不大感興趣，卡普蘭的書稿因此還遭過好幾個出版社的拒絕；可是克林頓的助手卻說它對總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他相信出兵干預波斯尼亞是件不智的事。卡普蘭整本書想說的，就是遠離巴爾幹，因為這是個命中注定的火藥庫，宗衝突、族群分裂，任誰介入都是白費功夫。因此，許多批判美國坐視波斯尼亞人道危機的知識份子後來都把卡普蘭列為禍首之一。
卡普蘭的第二個總統讀者，就是接下來的布什二世了。這位以文法錯亂、胸無點墨著稱的大老粗竟然很喜歡卡普蘭的《帝國步兵》，覺得他寫出了美國軍人在全世界各種險惡地帶表現出來的勇敢堅毅。
在政治光譜上，他是那種右翼的新帝國論者，主張美國不能再扭扭下去了，反而應該大方承認，老子就是個帝國，而且是有史以來第一個真真正正的全球帝國。承認這一點，對人對己都有好處，自己的政策不含糊，人家對你也是敬畏有加。儘管我覺得這一派人完全是在胡扯，但也不得不佩服卡普蘭的本事。他的述功力實在一流，結合了旅遊文學的獵奇風味與戰地記者的敏銳深度，把一個個士兵寫得有血有肉，將他們身處的環境描繪得聲色俱全。可以想見，布什二世縱然不上前線，也能透過這本書產生親臨現場檢閱部屬的幻覺。
如今的卡普蘭已非吳下阿蒙，要是沒有位高權重的讀者在背後支持，要是沒有美國軍方的引導護航，他怎能跑遍全球美軍駐地，實行他的前線採訪計劃，接觸一般記者摸都摸不到的秘密特種部隊呢（《帝國步兵》只是整個計劃的第一步，他的第二本美軍採訪錄剛剛在美國面世了）？不過，他卻常常反過來指責軍方高層，認為這些坐在冷氣房的五角大廈高層與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官僚將領根本配不上底下那批默默耕耘的實幹軍人。在他的筆下，無論是派駐蒙古大使館的武官，還是在中美洲雨林對付游擊隊的士兵，全是好樣的；而華盛頓那堆坐在沙發上的大腦根本不知道真實的世界是怎麼樣的，所以他這本書的副題特別強調「落地」（ on the Ground）這兩個字。一般讀者應該都能輕易接受這種對比，因為好萊塢電影就總是喜歡把前線士兵塑造成能力超凡、天真單純的愛國者。相反地，上層的將領和穿西裝的國安顧問則無一不是無能又冷血的陰險之徒。
單從寫作的角度去看，卡普蘭的最大問題是有過份美化基層士兵之嫌，而這種過份的美化則來自另一種傳統的類型對比，那就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和粗魯但卻一片赤忱的武夫之間的差異了。卡普蘭不只批評軍政頭目，他更討厭那些只懂得反戰的所謂知識份子與空談理論的學院蛋頭，在滿臉汗污的真正男子漢面前，這些傢伙就和侮辱從越南歸來的 Rambo的大學生一樣無恥。這當然是一種傳統，一種文人的傳統。很奇怪，由古至今，最好戰的通常不是身經百戰的武將。而是寫書論道的文人。許多文人都有一種精神病，他們老是嫌自己的生活貧血蒼白，虛幻不實；於是把幻想投射在軍人身上，認為肌肉就是生命的本質，血汗就是存在的見證。推演下來，一個二等兵的粗言穢語自然要比文人的反戰推理真實，子彈更是要比言辭有力，難怪羅伯特雖然沒有提出什麼有力的論據去批駁反戰蛋頭的說法，可他還是堅持自己在前線基地上看到的一切就是最實在的見證，毋須多言。誰要是再舉標語，就給他一顆子彈。
《帝國步兵》（ Imperial Grunts）書名的「 grunt」這個字本來指的是重裝步兵走動起來發出的咕噥聲，乃貶視基層士兵的字眼；可是被人瞧不起的步兵卻反過來以此自豪，脆以「 grunt」自稱。就像「大老粗」三字原沒什麼好意思，但有人偏偏喜歡用「大老粗」說明自己的粗豪坦蕩。假如卡普蘭生在中國，他一定就是《狼圖騰》的作者，說不定還會把書名改成《我是野狼我怕誰》。
2007年9月21日星期五
梁文道：本幫上海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最近在上海南昌路一家叫做「屋裏香」的小館吃了一頓意外的好菜。意外，首先從店名開始。「屋裏香」，乃上海話「屋裏廂」的諧音，意思是「家裏邊」，挺有私房家廚的感覺。可是它還有一個英文名字「Art Salon」，而且大大的字體佔據了整道外牆屋簷，配上地中海式的白牆藍框，頗為洋氣。這就很令人困惑了，到底這裏吃的是正宗上海本幫菜？還是唬洋人的融合菜呢？
進得門去，見牆上掛滿了現代繪畫，店東多用混合素材，設色鮮艷，以粗麻細絹作畫布，更添質地上的變化趣味。一打聽，知道這是店東兩兄弟中大哥的手筆，或許就是「Art Salon」這個西名的由來了。然而，這派頭加上雅致的桌椅陳設之後，就更叫人擔心了，因為根據經驗，但凡環境裝修特別用心又特別新潮的滬菜館，多半都和廚房的表現成反比，室內設計做得愈巧，飯菜就愈不堪。
坐下來之後，發現左右坐了不少外國人，桌上放紅酒杯，菜則盛在一小盤一小盤的青花小皿裏，心想這回果然上當，大概又是一家販賣懷舊氣氛的新派食肆。
不料它菜的分量雖小，但口味卻正宗得不能再正宗了。蘇淅菜裏的涼菜我一向喜歡，花樣比起粵菜多得多。這天吃了一道經典的鹹蛋黃豆瓣酥，做法與別處不同，薄薄一片鹹蛋黃鋪在切成方塊狀的豆瓣酥上，極易入口，又添了層次感，但味道還是老派的。還有一碟鹹雞，手撕成條，嚼勁十足，也是如今許多平庸館子做不到的基本功了。
我最欣賞的是兩道濃油赤醬的傳統本幫菜，其中之一是紅燒黃魚，魚身鮮嫩，汁醬雖厚也不掩其真。另一個是現在很少人做的弄堂菜，「紅燒舌尾」，豬舌加牛尾。上海人吃牛尾是當年向洋人學的，但做法不同，他們用冰糖加醬油去煮，較合國人習慣。這家人又因應牛尾和豬舌所需火候的差別把兩樣材料分開做，臨上桌前才放在一塊，結果牛尾皮入口即化，牛尾肉一觸離骨，豬舌則依然有筋道，可堪咀嚼，非常精彩。這麼好吃，又這麼單純樸實的菜，為甚麼很少見呢？因為它肥。
我說「屋裏香」叫人意外，是因為中國菜在這幾年來有了很大的變化。有一路新派人馬順應潮流，把脂肪當成萬惡之源，務求去之而後快，上海菜尤其是這股改良風潮的重災區。很奇怪，這種改良食風又總是和餐館環境的整體設計同步的，彷彿餐廳名字一用洋文，室內裝潢稍為考究，吃的東西就一定得跟起革命，劣質的革命。久而久之，食家心裏就有了一套標準，飯館分成兩大類，一類吃環境，一類吃食物。請生客要討好，就去前一類；自己人要吃得過癮，就去後一類，那種人聲嘈雜有點擠又有點髒的老店。二者之間，別無中道。
老實說，我不反對改良中國菜，更不抗拒創新，可是有些東西本來就很好，所謂「改良」要是改掉了它原來最吸引人的特點，那又有甚麼值得自豪的呢？比如上海本幫菜，要清淡少油，倒還不如不吃。「屋裏香」打破了我的成見，吃環境和吃內容，原來還是可以並存的。
2007年9月19日星期三
梁文道：記一次文化交流的發現
【都市日報-兵器譜】所謂交流，一般的理解就是兩撥不同的人聚在一塊，互相學習學習。大約九年前，當我第一次參加「上海、深圳、台北、香港．四城文化交流會議」的時候，腦子裏想到的無非也就是這種很抽象卻也很浮濫的「交流」。完全不知道當它開展實現出來的時候，會是甚麼模樣，能有甚麼效果。然後今年九月，我去了上海，參加這個會議的第十屆年會；現在，我可以具體地說出「交流」的意蘊了，而且是一種從(或者)沉悶的議程上看不出來的意蘊。
我們在會上看了一套上海社會科學院找來的短片，紀錄一批文化工作者怎樣在莫干山路的藝術倉庫即將被推土機推倒的十二天前阻止了它的機輪。這些熱心的藝術家在極短的時間之內組織了起來，聯署公開信，走訪各個有關的政府部門，告訴官員這些老建築的價值有多重要。結果，很不可思議地，他們竟然成功了。
在我們這群香港來客的眼中，上海文化人的這次壯舉實在是個不可能的任務，因為我們才剛剛經歷過類似的爭論，目睹了中環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倒下。我們有一群熱血青年在那兩個碼頭露宿了好幾個月，我們發動了龍應台和李歐梵等數百位學者、文化人出來聲援，但是我們的政府依然一意孤行，決心除掉我們心目中重要的文物。為甚麼上海做得到的事情，香港做不到呢？
晚上吃飯，大家還在談這個話題，有人提出：「其實香港在這件事上比不過上海的地方，不正是香港一直以來的優勢嗎？」沒錯，上海政府可以在一座建築快要消逝前的短短十二天之內拍板叫停一切工程，懸崖勒馬，順應市民的意思，只要你能打動一個高層的負責官員，說不定他就有這能耐。反觀香港，就算特首曾蔭權在幾個月前就被大家說服了，接受民間的觀點，認為皇后碼頭果然是個有價值的地標，他也沒辦法違逆既定的決策。因為香港政府是一部機器，任何決策都要跟隨規矩，經過論證，而一項決策一旦定下來了，就如一部不大靈敏的機器按下了發動鈕，再也停不下來。
另一個例子是官員的態度。我常常在內地政府官員的講話裏面聽到「這方面我們做得不好」、「我們的工作還有很多不足」之類的話，似乎不來點自我檢討，一篇報告就不成為報告。然而香港官員是從來不會說這種話的，他們絕不認錯，要是認錯，那一切就都完了。因為他們並不是一個人，起碼在以官方身份發言的時候不是，他是整部龐大機器的一個環節。如果他承認缺失甚至錯誤，那豈不是意味整套決策程序出了毛病嗎？「四城文化交流會議」開了這麼多年，每回有各地官員出來講話，這個差別就格外地顯眼。比起來，你寧願要一個可以憑藉個人價值判斷就能阻止既有程序的官員，還是要一套態度傲岸但行事有規可循的制度呢？我們依然沒有答案。
不過，那些內地的官員也不是從一開始就如此「謙遜」的。我還記得在最早的時候，不只官員，幾乎一半的上海會議代表說起話來都格外激昂，聲量宏大，內容高瞻遠矚，彷彿一個無限美好的新上海就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來。幾年之後，或許是受到了台北代表溫言軟語的感化，香港代表跳脫隨意的觸動，上海人軟下來了。如今再開會，他們的聲線比較平和，比較像是在日常閒談。即使身具官方色彩，他們也少了官樣文章，多了自我懷疑。不論是文人、學者、藝術家，還是公務員，四城代表都能平等地共聚一堂，在同一層平面上交談。
甚麼是文化交流？它不是各個地方的競賽，用不彼此較量，因此也不需要端起架子生怕丟了臉。文化交流是一種發現的過程，發現和自己不同的人，發現自己的特質與缺點。
2007年9月17日星期一
梁文道：布爾喬亞的偽裝趣味
【都市日報-兵器譜】巴伐洛堤當然是個偉大的男高音，他的聲音圓潤宏亮，輕輕鬆鬆地就能從腳底把一股力量提上來，在高音的領域裏瀟灑無比地遊走飛翔。然而他的成功，至少有一半是現代音樂工業裏公關炒作的功勞。永遠都在宣稱古典音樂已死的「末日派」樂評家諾曼．萊布列希(Norman Lebrecht)，就曾在其名著《誰殺了古典音樂》裏頭無情地揭露了巴氏的經理人如何費盡心思地包裝他、宣傳他。
七十年代，巴伐洛堤曾經在一次演出裏唱出了唐尼采第《軍中女郎》第二幕中難度極高的九個連續的高音C，成為一時佳話。坦白講，雖然不容易，但這也絕非其他男高音做不到的事；巴伐洛堤真正厲害的地方不在於他做得到，而在於他做得妙，一氣呵成，飄逸且精準，彷彿呼吸般容易。
於是他的經理人就為他取了一個非常俗氣卻又很能嚇到外行人的封號：「高音C之王」。久而久之，以訛傳訛，如今有些媒體竟以為這是巴伐洛堤的專利，似乎除他之外，世上便沒有第二個男人能唱到這麼高了。
對於沒有多少歌劇經驗的群眾來講，甚麼叫做唱得輕鬆唱得準，他們未必知道；但甚麼叫做音域寬廣，他們卻是曉得的。
所以巴伐洛堤就變成了一個用歌喉玩雜技的藝人，不管他唱甚麼，也不管他的唱法變得有多油腔滑調，更不管他有沒有使用麥克風犯了正統聲樂的大忌，大家還是喜歡他崇拜他。一個人可以從來沒聽過歌劇，但照樣花高價去捧他的場；一個人也可以毫不認識歌唱的藝術，但照樣人云亦云地稱巴氏為歌王。
「真正」樂迷透過貶視巴伐洛堤的晚年演出證明自己內行，一般聽眾則透過參加巴德那些越趨流行的「popera」演唱會(也就是以唱歌劇的方法去唱流行歌曲)去顯示自己也有品味，這其實是同一塊硬幣的兩面。為甚麼是巴伐洛堤這麼一位男高音，而非一個鋼琴家或者指揮家，成了最富有最受歡迎的古典音樂演繹者呢？答案繫於歌劇的性質。
歌劇本來就是一種十分布爾喬亞的藝術，比起一般的純器樂，它有通俗易懂的劇情，華貴的舞台，盛大的陣容，極盡視聽之娛。
所以從一開始，它就被許多嚴肅的學者和教士貶斥，視之為墮落的藝術。巧的是，歌劇史上也真不乏誘惑者的角色，從唐喬望尼、夜后、美狄亞、杜蘭朵、卡門、露露一直到莎樂美，歌劇從來就有一種獨特的誘惑，仿如海妖賽倫的歌聲，把紳士淑女和想當紳士淑女的人一一吸引到劇院裏去。
歌劇院不只是一個城市誇耀財富和權勢的地標，還是上流社會的交際場所。可是要入其門，卻又不甚困難，難怪聽歌劇成了身份的象徵，彰顯品味的途徑。
或許歌劇今天式微了，不過能和它沾上邊還是好的。在許多人看來，同樣是聽流行悅耳的曲子，與其看普通一位流行歌星去唱經典金曲，何不欣賞穿燕尾服的男高音那種很「藝術」的版本呢？
這也恰好說明了為甚麼那些樣貌不錯、名字帶點拉丁味而歌喉明顯受過訓練的小伙子現在會大受歡迎，他們裝腔作勢的流行曲就等於是十九世紀末的意大利歌劇，同是文化品味的符號。在這股浪潮之前，自然會有一批樂迷跑出來撥亂反正，在「假品味」中間堅持真正的「藝術」。
2007年9月15日星期六
梁文道：甘乃威的啟示
【明報-筆陣】假如馬力留下來的港島區立法會議席補選真的成了陳方安生與葉劉淑儀之爭，那就是20年來香港政黨發展史上最大的悲哀了。在泛民主派這邊，公民党聚集了一批專業精英，民主黨乃資歷最厚網路最廣的老牌政團，社民連則擁有幾位知名度甚高的「激進派」；但是為了團結大家也好，為了製造必勝的氣勢也好，他們卻要聯合起來乞靈於兩年前才改走民主路線的前政府高官。至於民建聯就更不象話了，這個議席本來就是他們的，何以一個萬人大黨現在也可能淪落到要找外人代己出征的地步呢？
兩個不乏中青世代接班人的政治勢力分別要抬出兩位年過半百的政壇老手去搶一個議會議席，放眼全球，恐怕這也算是一項小小的香港奇跡了。雖然這又是一次香港世代淤血症的實例，但我們不能只眼看表像，就說老一代人霸著位子不放，讓甘乃威等「青年人」上不了位。在政圈的實際操作者眼中，他們也未必不想給「第二梯隊」多點機會，只不過那「第二梯隊」卻總像是扶不起的阿斗，成不了大器；他們也是百般無奈，才勉為其難地在外頭請回一個人氣超高的明星。換句話說，政壇的世代淤血是個問題，而非答案，要解答它的成因必須從它處下手。
就拿陳方安生和甘乃威來比較好了，到底陳方安生有些什麼東西是甘乃威缺乏的呢？首先當然就是名氣了。陳方安生不只在香港曾經位極人臣，即使在國際媒體上也是備受歡迎的「香港良心」。而甘乃威雖從政多年，但一出他自己那小小選區(區議會的選區)，還有多少人認得他的樣子呢？而名氣的差別和年紀的大小是沒有關係的，譬如比甘乃威年輕的陳淑莊，儘管政治年資極淺，但憑著大律師的資格和登臺演出的經驗，成了媒體寵兒，要是比較起來，說不定比甘乃威出名得多。
為什麼甘乃威的知名度會這麼低呢？正是因為他在區議會的工作上「默默耕耘」了很多年。所謂「地區工作」，真是一種只有默默耕耘卻永遠養不成一株異卉的苦差。從解決大樓冷氣機滴水問題到延展巴士站上蓋篷簷的寬度，從新春車公廟祈福轉運到中秋賞月晚會，幾乎街坊的任何需要，你都要想辦法滿足。偏偏這一切都是媒體不感興趣的瑣碎雜事，而且你還不能怪媒體，因為一個住在荃灣的讀者為什麼要知道港島西區地鐵工程的進度呢？
陳方安生比甘乃威優勝的第二個地方，是她的「管治經驗」，這也是其他民主派不可能擁有的本錢。的確，甘乃威又有什麼「管治經驗」呢？他那點地區工作的歷練甚至連「政治經驗」都談不上，因為區議會註定是個地區性的諮詢架構，既沒有多少資源在手，更沒有什麼實權，他們能做的頂多就是向有關政府部門反映一下區民的意見。然而，任何一個政黨吸收新人卻又都以區議會為其從政生涯的第一道平臺，彷佛區議會真是一個政治舞臺似的。
或許就是這個原因，政府和某些政黨才會把希望放在即將開設的局長助理的職位上，想讓這個仍然不知其權責內容的新崗位成為培訓新人的練習場。不過，比起有選舉成分的區議會，局長助理的任命似乎沒有規則可循，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選擇一個人擔任局長左右手的確切理由是什麼？而一名有志從政的年輕人也不會曉得加入政黨是不是做這份工作的先決條件。
簡單地講，甘乃威留給大家的教訓就是立志從政者切不可從區議會入手。你可以先去考政務官，幾年之後再跳出來改行做時事評論；你也可以先去弄個專業資格，再演一下舞臺劇；但你萬萬不能聽信黨的安排，一頭埋進據說是最扎實也最能體會民情的區議會裏。要是你進去了，大人物的政治世界就要和你說再見了；如果你偶爾不依區議員常規搞些「高層次」超地區的活動如反對填海，媒體就會懷疑你是「博出位」。
怪的是，這種地區工作又真得有人去幹。陳方安生縱有再高的認知度，縱有再深厚的政治經驗；若是少了政團組織底下這批基層，誰去替她聯絡地方樁腳？誰去為她洗樓發傳單？誰去幫她找一具電力充沛的「大聲公」呢？可見高飛天際的政治明星還是需要甘乃威等地頭蛇的輔助，只不過這兩者的前路是很難走在一塊的。想要在選舉中勝出，一定要有地面的經營整固；想要在政壇出人頭地，最好就不要跟隨政黨鋪設的生涯路線圖。這就是香港政治人的悲哀了，在扭曲體制的局限底下(例如空間範圍和權力分配都很狹小的區議會)，從政根本沒有生涯規劃可言。
突然想起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兩大熱門，希拉蕊．克林頓與巴拉．奧巴馬，這兩顆人氣超旺的巨星早年都是在貧困社區幹網路工作的。大家都只看到他們今天又上電視又出書，卻忘了他們也曾開著舊車跑遍大街小巷。到底人家是怎麼從一個獨居老人的廚房走到如今這個大舞臺的呢？這大概是甘乃威午夜夢回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謎題。
2007年9月14日星期五
梁文道：真正的樂迷都不愛「歌王」
【都市日報-兵器譜】關於巴伐洛堤，沒有一個樂迷能說他不偉大；但也沒有一個自命真正樂迷的人能不惋惜，甚至踩他兩腳，說他墮落了。如果撇開一切審美判斷不談，我們或許可以引用已故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說法，把這種古典樂迷的矛盾稱之為「品味區隔」或者「品味秀異」(distinction)的表態。
也就是說，當全世界都誇巴伐洛堤是「世紀歌王」時，我們偏偏要說他其實早就走下坡了；當媒體不分青紅皂白地緬懷這位「世界上最後的男高音」時，我們偏偏要說你們其實不懂甚麼叫做男高音。如此一來，我們才能突出自己那內行的真正的樂迷身份，好隔開你們這群盲目無知和品味平凡的大眾。
然而，這種品味區隔的遊戲是可以無窮地玩下去的，所謂古典音樂迷的圈子裏也還可以再細分出好幾個不同的層級。喜歡歌劇的，華格納迷會嫌意大利歌劇不夠深刻，尤其是巴氏擅長的普契尼與唐尼采第。喜歡管弦樂的，又會謙稱自己怕「歌劇太鬧」(意思是歌劇有劇情，講究視覺效果，所以討大眾歡心，因而不夠「純粹」)。再數下來，還會有幫人說自己最愛的是室樂，特別是貝多芬晚期的弦樂四重奏。總而言之，口味上越是陽春白雪，越是遠離群眾，就越顯得自己地位高資歷深。
在西方古典音樂短短的四百年歷史裏面，這種藝術對媚俗，正統對外道的區分一直是它的重要核心。任何文化藝術的傳統都不能只靠一群人同時愛上同一批作品，然後代代相承地傳下去；它還要有這種內在的張力與矛盾，要有口味的差異和美學上的爭辯。這樣子它才能形成一套可供討論可以爭奪的價值標準，持續它的活力，不斷地繁衍發展。
例如李斯特，對很多行外人來講，他該是個沒有爭議的「大師」了吧？不，在最嚴肅的樂迷心目中，李斯特幾乎是完全不入流的。
自稱喜好鋼琴，而居然愛上李斯特，那簡直就像自稱雅好詩詞卻最崇拜柳永一樣可恥。而且李斯特是從一開始就被人看不起的了，當年在他最紅最火爆的日子，正統樂界就嫌他太過誇張太像大眾明星。他被歧視的正式理由是他的作品和演出太過「炫技」，缺乏「內容」。而這種厭惡單純炫技，高揚內在深度，講究文質相符的價值傾向，就在此類關於李斯特的辯論中成為撐起整座古典音樂大樓的柱石之一了。透過這種區辨，古典音樂才能形成一套自有高下層級，自有核心價值的傳統。
從這個角度看，今天的巴伐洛堤就和以前的李斯特一樣，喜歡他還是討厭他，乃一個真正樂迷身份的標識。就算喜歡他，也得強調自己喜歡的是那個在七十年代初的《弄臣》裏大放異彩的青年天才，而非如今頂大肚子用麥克風胡混的時尚名流。
梁文道：月餅的消逝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已經不再知道甚麼是月餅了，自從有了雪糕月餅之後。
小時候，月餅是種很簡單的東西。年年中秋，外公會從台北市裏帶回一兩個鐵盒，盒面五彩俗麗，有一名宮女打扮模樣的艷婦（或許是嫦娥？），上頭印「鳳城酒樓」；而盒裏裝的，當然是港式月餅了。港式月餅，不論是最傳統的蓮蓉鹹蛋，還是豆沙，都講究油水，就是一拿上手沉甸甸的，切開來要見油光。這樣的月餅，在七十年代的台灣當然是罕見且昂貴的。說來也怪，外公是北方人，在廣州和澳門加起來大概也住不到二十年，不知怎麼也會喜歡上廣東人的月餅。
由於我自幼吃的就是港式月餅，所以難免就把它當作月餅的典型了，以之衡量其他一切月餅的長短。儘管後來我也挺喜歡葡式月餅，但那一年要是沒吃過蓮蓉雙黃月餅，我就覺得那年沒過好中秋。原因？可能是以前種下的偏見，我認為月餅一定得切開來吃，但凡可以一手拿幾下就把它幹掉的其他種類的月餅，都不算月餅。也就是說，港式月餅的分量與油膩已經成了我心目中最標準的月餅了。
為甚麼各地的月餅分別這麼大，大到了一個幾乎沒有甚麼共通點的地步，但我們還是都把它們叫做月餅呢？你或許會想起子，也是各處有各處的做法，千變萬化。然而子和月餅還是不一樣的子就是用米包一些食材再裹在葉子裏蒸熟的食品，葉子可以不同，用料也可以不同，但葉包米米包料這條基本方程式是不變的。但月餅呢？難道說所有藏了餡的餅都能叫做月餅嗎？當然不，中國餅食數之不盡，但絕非任何一種都是月餅。那麼，在如許之多的月餅款式背後，是甚麼統一了它們？月餅的「本質」到底是甚麼呢？
再和端午節吃的子比較下來，我們就能發現一點線索了。端午吃，但子並非專為端午而設；正如大年十五吃湯圓，並不表示除了元宵就不能吃湯圓。月餅可不同了，月餅是中秋的專有食品，過年不吃它，聖誕節也不吃，全年除了中秋以外的任何日子都不是吃月餅的恰當時機。所以我們大可把月餅定義為中秋節吃的餅，不管是甚麼餅，只要是你在中秋才吃的餅，那就叫月餅了。所以金華火腿月餅是月餅，牛肉餡餅不是；豆沙月餅是月餅，而紅豆餅不是。
儘管冰皮月餅也是種中秋期間才推出市面的糕點，可是我始終沒辦法接受這麼古怪的東西居然也能叫做月餅，至於那些雪糕月餅就更用不說了，把平常不過的雪糕壓成餅狀物就敢自稱月餅，那豈不是「旺旺仙貝」一類的米餅都能當月餅？
雖然說月餅是種被節慶時刻定義的食品，可也不是一切這時出現在廣告上的妖異邪物都能冠以月餅之名。要知道中秋是個古老的節日，而各地月餅縱有極大差異，到底也是地方上的風俗文化、水土食材與烹調傳統的產物。每個省份選用不同的材料，使用不同的方法，都一定有他們自己的規範和道理。月餅，就像符號學所說的符號，棋盤裏的一只棋子。你可以用一塊錢幣去代替丟失了「車」，但你不能同時改變「車」的行走方式，它的傳統規律。你也不應該無視於月餅的傳統脈絡，任意創新。
不過，這是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有些人不只把任何時候都吃得到的東西叫做月餅，甚至還不分寒暑地全年售賣月餅。如此一來，月餅還是月餅嗎？
外公晚年歸鄉，僻居河北農村，再也吃不他心愛的港式月餅，那離家之後數十年來養成的口味。如今，除了在他的遺照前呈上一盤月餅，我就沒甚麼可以做的了。只好默默告訴他：「爺爺，那些月餅走了，它們都走了」。
2007年9月12日星期三
梁文道：搬家的必要
香港人為甚麼要搬家？
只有在香港，不搬家是需要理由的。
千年以來，中國以農立國，講究重土安民，百姓等閒不願遷居，為的是守住祖宗傳下來的那份祖業，為的是留在滋養自己的土地之上，生活在教化自己成人的社群之中。在這種傳統?面，一個人不用回答為甚麼不搬家這種問題；相反地，想要搬家才真是個問題。
假如古早的農業社會離我們太遠，那麼就看看近代以來的西方都市文明吧。平常去歐洲旅行，許多香港人都很驚訝，為甚麼竟有那麼多的古城，竟有那麼多的古建築，動輒數百年而不衰毀？尤其值得注意的，不是威尼斯等旅遊名都，而是那些星羅棋布的中歐城鎮，因為那些房子都不是甚麼建築瑰寶，它們就只不過是當年最簡單的民宅罷了。
再說美國，一個由移民建造的國家，雖說是移民，但他們住定下來之後也就不願再踏上那流徙的旅程了。於是去美國探望朋友，他們也還能帶你參觀數十年前住過的老宅；就算故人已去，一窗一瓦仍然靜靜地等?歸來遊子的目光。
在所有這些地方，搬家都是一年值得思之再三的大事。然而，搬家在香港卻是種常態，每個人隨時都有要搬的理由，渾然不覺自己的動機背後潛藏?一個巨大的、自己看不見的，但卻又受制於它的機器。
甚麼機器？那就是地產業為主導的經濟邏輯與一切為它服務的機構了。我們不妨想像一下，要是有一天香港人都不願搬家了，那麼還有誰能啃下那些新起的樓房呢？全靠內地來的投資者和新移民嗎？要是有一天香港人都不想再搬家了，政府還批得出住宅用地嗎？以後要用甚麼來裝滿政府那空虛的庫房呢？
在整部機器的運作之下，我們每一個人都不知不覺地成了鏈條上的齒輪，只知搬家之必然，而不知不搬家的常理。
是誰想賺更多的錢？
儘管香港人是不能不搬家的，但歷來還是有人違反這套常理，抗拒搬家。為甚麼？可能是戀舊，也可能是最單純的原因：想不到要搬家的理由。
後一種人的命運可以是很坎坷的，尤其要是他們不富有的話。假如他們住在半山或淺水灣那些有幾十年歷史的大宅，那叫做「間隔大方」，乃傳統豪門之選；但若不幸住在深水和灣仔的平民老區，那就叫做老化殘舊，環境惡劣了。
為了這些老區居民，香港設有幾個特別仁慈的機構，一是市區重建局，二是房屋協會。它們會出一筆不高於市場價格的費用，向居民收購房產。然後仰仗全世界最不利於業主的香港「土地收回條例」，在取得一定比例的業權之後，即可公然違反香港人信奉的自由市場原則，強行奪取(正式的說法叫「徵收」)他們的產業，把他們趕到另一個地段。
於是很吊詭，這些老區被「成功」改造了，殘破的唐樓變成了簇新的高層住宅和商業大樓，但原來市區重建局和房協聲稱要協助的居民卻再也回不到這些地方。他們曾經有過一個生機勃勃的社群，房子雖舊，但人情也老，街坊們彼此照應，不用甚麼現代化的管理公司，他們自能把自己服務得十分之好(下樓發現外面正在下雨嗎？用不向管理處登記借傘，樓梯口的報販自會借你一把）。更重要的是，那些做小生意小買賣的，他們在這老區裏經營不只享有低成本的好處，這個區域甚至根本就是他們的唯一市場。你把他們搬走了，你叫他們以後靠甚麼維生呢？替超級市場打工？還是以「生果金」度日？
最近，深水元州街一帶的居民面對的就是這個問題了。房協徵收他們的居所商舖，怕他們住得太殘舊。很奇怪，這裏頭有不少街坊倒覺得自己過得挺好，用不搬，搬了反而立刻面對生計無的困境。所有建築本來就有老化的一天，而官方機構出於「執政為民」的好意，也的確可以出手改造。可你為甚麼不能在保留原有建築的基礎上修補一番呢？難道只有完全拆毀才是一個改善建築環境的方法嗎？假如你真是為了他們好，又為甚麼不答應他們的要求，日後讓他們回到「改善」了的原區，繼續做自己的生意過自己的日子呢？
你或者你的祖輩花錢置業，一心想安居樂業。突然有一天，有個幫派跑來告訴你，說你的生活很不堪，最好快點收了錢走人。你不願意，認為我的東西他們憑甚麼拿走，就算我的東西老，但我覺得好就行了。不料他們居然有權告你犯法！天下可有這種道理？有的，實例就在深水了。
房協總幹事王麗珍在上個禮拜寫了封公開信，回應外界就重建深水一事的批評。她不只說不清這麼簡單的道理，回答不了前述那些簡單的問題，還反過來猜測那些不願搬的街坊只不過是貪錢，以為吵鬧一番之後可以得到更多的賠償。世上還有比這更荒誕的邏輯嗎？人家躺在床上睡得舒服，你偏要叫人家起床；人家不願意，你就說人家是為了錢，以為全世界的人都不想睡好覺。
其實這也是此等機構多年來的慣技了。總是以改善舊區居民生活為理由強行徵地，「改善」了舊區樓價之後，卻沒有改善那些居民的生活。分明自己才是自負盈虧，有花紅可分的機構；分明自己是為了替政府賣地賣出個好價錢，再讓發展商賺錢的推土機；卻要反過來指責那些不想搬家的老實人是求「財」若渴的奸民。世界之大，果然無奇不有。
2007年9月9日星期日
梁文道：陳老師的病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滬上小遊，當然要拜見文壇大佬。幸蒙曾經迷倒不少大學才女，如今更見倜儻的孫甘露請飯，寶爺、沈爺、陸灝等俱在席上，你調侃我兩句，我揭你老底，一夕胡言，不在話下。但不知怎的，大伙慢慢都把損人的話招呼到一個人身上了，反正他也不大反抗，那人就是陳子善老師。
毛尖在《探幽途中》的代序〈子善老師〉裏說：「有時候真是懷疑，這些年一批批見天日的珍貴史料，真是魯迅真是張愛玲真是台靜農很多年前很多年前寫的嗎？為什麼全中國這麼多人，就陳老師一個人看得出來？……說起來，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梁實秋、葉靈鳳、郭建英這些人，沒有一個是他的親戚，可他怎麼就比人家老婆孩子知道的事情還多呢？」。
那天夜裏，懷疑開始成了指控，有人問陳老師帶領的那個什麼現代文學史研究室其實是不是現代文學史「創作室」，還誇他和他的弟子們功夫好，學誰像誰，三不五時就又替張愛玲完成了一篇她本來也很想寫的「佚文」。於是我笑問陳老師：「怎麼樣，最近又有什麼新發現？」，沒想到他竟然很正經地答道：「有篇張愛玲的東西，剛發在最新的《印刻》上了」，立刻我就啞了。見我玩笑開不下去了，毛尖迅速補位：「陳老師對學生很親切的，那些女孩子都去他家上課。到了他家又沒地方坐，陳老師只好被迫要她們坐在床邊。」一天夜訪陳老師那聞名的「梅川書舍」，我發現原來學生真的只能坐床邊，因為滿屋子書，連一張好好的床都給書佔得只剩吋許空格。
回到旅店，翻閱陳老師兩部新著《探幽途中》和《素描》的毛邊本，一邊裁一邊讀我一邊想，原來陳老師有病。
在文學研究全是理論天下的今天，陳子善幹的活格外不討好。當其他行家在努力讀懂嚇人的術語的時候，陳老師就泡在圖書館裏泡舊報紙，一日一日地看，一頁一頁地翻。說好聽點，這叫做為文學史沉索隱添磚加瓦；有人瞧不起他，就說這叫怪僻，甚至無聊。但你真能說他的興趣是沒有意義的嗎？
我孤陋寡聞，是看了陳老師的書話之後，才曉得民國三大才子之一的吳興華原來這麼厲害，一生沒出過國，但「他在燕京大學的導師謝克（H. Shedick）就曾表示，吳興華是他在燕大的學生中才華最高的一位，足以和他的另一位高足，美國文學批評大家哈羅德．布魯姆相匹敵」。陳子善不只善於發掘名作家的散佚作品，他更喜歡重新發現那些被冷落被遺忘的優秀作家，覺得這些人的作品不是不好，而是時運不濟，後人的偏見虧待了他們。例如陸小曼，在文學史上可說是臭名遠播，直到近年很紅火的電視劇《人間四月天》都還把她描述為害死了徐志摩的狐狸；可陳老師偏要說她才高八斗，散文真切，評論有見地，一切誣言純屬傳統大男人中心思想做怪。他還帶點傻氣地說：「也許是偏見，如果非要在三者之中作一選擇，筆者是寧取陸小曼而棄張幼儀和林徽因的」。看來日後大伙又多一個笑話了：「陳子善？不就是那個喜歡陸小曼的家伙嗎」。
為什麼我覺得陳子善的工作很重要，你從我是個香港人的角度理解就行了。在〈王家的文學老師〉裏面，陳子善向大陸讀者熱烈推介劉以鬯，說他當年在上海辦出版社，來香港主編《香港文學》的功勞，更稱他的《酒徒》真正是「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對我們喜歡文學的香港人來說，這或許是老生常談了。但內地知道劉以鬯的人有多少呢？從前在還沒接觸到港台文壇的時候，很多人甚至以為比《酒徒》晚了二十年的王蒙《蝴蝶》才是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呢。你說陳老師這篇文章叫不叫替我們香港文壇洗呢？且想像你是個活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北京的「海歸」學人，溫源寧自然是你這圈子裏聞名的大人物，知道他的作品根本是種常識。要是發現數十年後原來已沒人聽過這號人物，你又會作何感想呢？
雖然陳子善不愛碰理論，但他這種看似瑣碎的細活卻往往起到了比理論還厲害的發作用，因為他正在不斷地帶領我們重新發現新大陸，而每一趟發現都能引來自省：忽視劉以鬯是不是中原中心的偏見？歧視陸小曼是不是大男人主義的錯？不想碰「漢奸」胡蘭成是不是我們搞混了政治與文學？
陳老師的病，是文學材料飢渴症，起於無書可讀的運動年代。照他的自述，那時凡是禁書都壞不到哪裏去，所以他有了不輕信傳統偏見的習慣，再不受主流重視的東西都要拿來看上一眼。又由於禁書總是要費一番力氣去尋覓的，所以他練就了一身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本事。難怪當年內地門禁才開，他就迅速和港台接了軌，兩個島嶼的一切對他來講都和以前的禁書一樣，是被埋沒了的寶。半生埋藏故紙堆中，他的心胸卻是最開闊的。對這種人，我們自嘆不如，只好常常取笑他的傻勁，他也不在意，總跟我們笑。
2007年9月7日星期五
梁文道：盛宴背後的下水道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在古希臘的喜劇和悲劇裏面，我們不時可以見到這樣的一種場面：一群英雄豪傑，或者一幫士紳名流，在通宵達旦的宴會上狂歡作樂。當大伙談起一些令人憤慨心痛的事時，那些情緒最激動的人就會順手拿起一只尿壺，把整壺的尿液照頭淋下來。沒錯，就在滿桌的美酒佳餚面前，他們把自己屙出來的尿倒在自己的頭上。這個場面最令人不解的還不是這種明顯的噁心行為，而是那些尿壺怎麼會放在晚宴的餐桌旁邊，讓那些醉酒的好漢能夠「順手」就提了起來呢？
後來的羅馬貴族也是出了名的酒鬼，他們的宴會往往更鋪張更荒唐，桌上擺滿了一般老百姓大概夠吃一整個月的食物，美酒更是供應不斷。奈何人的胃納和酒量都是有限的，他們只好不斷跑到廁所扣喉嘔吐，清出之前吞進肚子裏的東西，好嘗盡更多的酒菜。為此，羅馬人還發明了古代世界最多姿多采的催吐方法。有時實在是等不及了，他們索性就不上廁所，乾脆趴在飯廳的牆邊，當眾大吐。聽起來這簡直比淋尿還要令人作嘔，你且想像一下餐廳裏到處都是人類的嘔吐物，空氣中瀰漫一股酸氣的景象。難得的是他們還能好整以暇地在僕役的服侍下照常進餐，而不失上流社會的風範。
我們今天已經把飲食和排洩徹底隔離，不只在空間上如此，心理亦然，任何人只要在餐桌上說起屎尿屁都是非常不雅非常不得體的事情。可見除了生的理由，這裏頭應該還有文化和心理的作用。
其中一點就是相對於飲食可以甚至應該大伙一起來的公共性格，排洩漸漸成了一種很私人很秘密的事情。我們不單是不能在吃飯的時候談論有關排洩的話題，也不可以在任何公共場合面無愧色肆無忌憚地和別人說起昨晚大便的情況。上廁所，乃至於一切有關廁所裏發生的事，都是閣下自己的事情。就算同住在一個屋簷的一家人，排洩也是各人的隱私，所以家裏頭哪間房間沒有鎖都不要緊，廁所門一定要能從裏頭反鎖。
換句話說，現代人把排洩歸類在個人隱私的範圍裏面了，連公開地和其他人談論都很不好意思，更何況在吃飯的地方淋尿嘔吐？人類把甚麼東西看作隱私，是和人的主體性有關的。佛洛伊德有一個很出名的說法，他認為小孩子之所以玩屎玩尿，是因為他們不把這些東西當成外物，反而覺得它們是自己身體的一部分，肢體器官的延伸，因為它們都是自己拉出來的。這就是所謂「肛門期」的特徵了。而一個人的真正成熟，其標誌就是他開始嫌棄糞便，覺得它們是有異於己的外物。這時候，他對自己的身體才有了完整而確切的把握。可是很吊詭，雖然屎尿明明不是自己身體的一部分，它偏偏又是由己所出，所以我們難免會對它特別關切。
自古以來，很多地方的人就把排洩物當作特別粗野不文的東西，因此廢話又叫做放屁，而要人食屎則是種莫大的侮辱。可是前人仍然無法把排洩徹底排除在日常生活的可見範圍之外，愈是接近現代，我們愈是確立了個人主體的身分，我們就愈厭惡自己的排洩物，誓要驅逐它們流放它們。簡單地說，現代文明人的自我肯定，是建立在對糞便的反對之上的。由我們如此討厭排洩物，卻又不能不排洩，所以只好將它們丟進日光照不見的角落，成為絕對的隱私。
與此相反，吃喝卻一直是種社會活動，整部飲食史就是人類的文明史，精緻繁瑣的盛宴是文化的極至象徵。在它的背後，是食物飲料在腸臟裏的蠕動變形與分解，一個不可呈現不可談論的禁忌黑暗世界。
2007年9月5日星期三
梁文道：日本再崛起
日本的新形象
電影《變形金剛》有一幕特別有趣，話說一輛輛汽車在人類面前迅速變形，展現出它那外星機器人的本來面目，結果嚇傻了的人群裡有人自言自語：「這八成是日本人弄出來的。」聽到這一句話，戲院裡立刻爆出一陣笑聲，這是因為大家都懂得它的含義。當今世上，若數製造機器人的技術和花樣，日本還真是穩站前列。問題是這種高端技術的研發本應是小圈子裡的事，一部好萊塢大片的觀眾又是怎麼認識到這點的呢？
那是因為早在日本實際推出轟動媒體的電動寵物犬和家用機器人Aibo之前，日本的動漫就已經無數次描繪過各種不可思議的機器人了。《變形金剛》的觀眾不一定是通曉人工智能技術新進展的內行人，但是他們都從各種渠道得到了日本就是未來古怪新發明的領導者的這種印象。而且這種印象早就不再侷限於傳統上深受日本動漫影響的東亞地區了，否則美國人拍的《變形金剛》又怎麼會開這句玩笑呢？要是在十年前，那些電影裡驚呆的老美大概不會說「這八成是日本人弄出來的」，他們可能會認為那具汽車機器人是太空總署的新發明，或者是美國軍方的秘密武器。可見日本等於創新、日本等於前衛，已經是全球新一代年輕人的共識了。
這種全球正在慢慢接納的日本新形象和中國主流民意所認知的日本，顯然有著很大的差距。根據近日一傢俬人機構的民意調查，中國人覺得世界上最有優勢的國家是美國，而日本就差得遠了，比中國還低；中國人認為日本惟一一樣能夠排上世界第一的，就是他們的小型電子產品，例如相機和攝錄機。我們可以把這個調查解讀為在一般中國人的心目中，日本的名片就是他們的家電用品，除此之外，他們再也沒有什麼東西是能稱雄全球的了。
在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和日本的國勢走向幾乎是完全相反的，中國正在逐漸崛起，大有成為世界新強的機會，而日本則在泡沫爆破之後陷入了長達十年以上的經濟困境。所以很多中國人開始看不起日本了，覺得它真是名副其實的「小日本」。
然而，就在中國和中國產品取代了日本，變成最惹人疑懼和妒忌的對象時，就在日本頭腦發熱的商人從紐約等地的房產市場鎩羽而歸的這十年裡面，日本其實已經悄悄完成了它的形象轉型。過去大家談起日本，想起的總是那些任勞任怨克勤克儉的白領軍團，以及比「大和號」還要龐大還要可怕的企業艦隊。可是今天全球主流媒體呈現出來的日本卻是一個時尚、新奇和充滿幻想趣味的新國家。這個形象是怎麼來的呢？
沒有日本味的日本文化
中國官員「公費考察」的人數和開銷在全世界大概也是數一數二的，如果他們稍微敏感一點，應該都會發現日本壽司是當今全球的飲食潮流熱點，各個西方國家大城市的高檔壽司店和平價迴轉壽司舖外都不難見到長長的人龍，而且那些客人多是年輕的新中產階級。相比之下，中國餐館則仍然不脫廉價外賣食品的老舊形象。為甚麼日本菜能夠成為一種時尚呢？
很多人都說那是因為日式食品成功地打造出健康天然的感覺。可是更重要的一點，或許是藉?這種符合時代飲食趨向的特點，日本菜成功地完成了「脫亞入歐」的變身程序。更簡單地說，今天流行的日本食品其實已經不是那麼日本化了，只要掌握住生魚、米飯和醋這幾個基本元素，任何一個外國廚師都能在一家裝潢摩登的餐廳?似模似樣地供應「日本菜」。
我們在日本的設計和建築裡也能看到類似的情況。「無印良品」和安藤忠雄與伊東豐雄等建築名家的走紅不是沒有道理的，一方面他們掌握住了傳統日本美學的簡約性格，另一方面這又恰恰應驗了包浩斯以來的現代主義精神，強調基本功能，注重簡潔乾淨的視覺語言。對一般外國年輕人來講，「無印良品」的家居用品及安藤忠雄的房子固然有「和風」的味道，但它們更是一種型格十足的無國籍作品。
日本的經濟泡沫爆破之後，傳統經濟支柱產業的退潮反而開啟了另一重新景觀。例如東京的秋葉原，本來是各種家電產品的集中地，外國遊客多半喜歡在此尋獵平常不出口的日本產品。但是在過去十多年?，它卻化為新興潮流次文化的聖殿，聚集了一批以動畫、漫畫和模型玩具迷為核心的「文化產業」消費者。這裡頭各種各樣的古怪玩意不再是歐美趨勢的拙劣翻版，反而成了全球次文化的震源。除此之外，像藤原浩等「潮流達人」和奈良美智等繪圖作家也是不少國際時尚生活雜誌追逐的寵兒明星。
在一切「日本酷」的風潮裡面，最強大的當數動漫產業了。早在二○○○年，日本動畫業的規模就佔去了全球動畫產量的百分之六十；而日本國內的消費只佔其中百分之十，剩下的九成全是出口。傳統動漫強國美國雖然還是大哥，可是新世代的歐美年輕人卻都迷上了「Magna」(漫畫)，而且還以此為榮。
用環球格局的角度考量，這十年來的「日本酷」標誌裡日本已經從經濟強權蛻變為文化大國了。對越來越喜歡談「軟實力」的中國人來講，日本的經驗有甚麼可以值得參考的地方嗎？首先，我們發現日本的文化產業沒有一味強調「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國際的」這種老調；相反地，在繼承了原有傳統之餘，現在的日本流行文化更有一種學者岩浂刀功一所說的「文化無臭性」，也就是「沒有了日本特色的日本特色」。比如說村上春樹的小說，其背景基本上可以放在全球任何一個城市?面。又如宮崎駿，他的動畫雖然常有歐洲城鎮般的環境，甚至把人物畫得像白人多於亞洲人，但也從來沒人譴責他數典忘祖崇洋媚外。至於Hello Kitty與卡拉OK，就更是談不上任何日本特色了(至少表面如此)。和這種「文化無臭性」的傾向比較起來，我們想的卻還是怎樣把龍呀鳳呀一類很有中國色彩的東西推向國際；這當然是對的，但卻不是建立國家形象加強軟實力的唯一道路。
2007年9月3日星期一
梁文道：中國式的資訊不對稱
【都市日報-兵器譜】只要逛一圈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任何人都能發現如今的中國出版界和二十年前真是大不相同了。從前的翻譯書籍不只在種類和數量上無法和今天相比，而且還要常在書首的序言裏，煞有介事地聲明一番說「本書反映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某些人的觀點，我們應該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批判地檢討」云云。而現在的翻譯書多半已經可以直接跳過這層八股虛文，直接以素顏和讀者見面了。對琳瑯滿目的譯書，你真的很容易生起一種感覺：「中國真的和世界接軌了」。但，這是真的嗎？
今年年頭，英國一家出版社推出了一本非常轟動的書，作者是個土生土長的英籍印裔穆斯林。他就是那種近年震撼歐美的「伊斯蘭極端分子」典型，明明在英國長大，與同齡的孩子一樣聽英國的流行曲，受英國的正規教育；偏偏在青年時期突然轉向伊斯蘭的基本教義派，滿腦子仇恨西方的思想，甚至還做好了執行自殺襲擊的準備。
這位作者特別的地方是他後來有一天突然痛悟，脫離同伴，回到校園攻讀博士，這本書就是他前半生的自傳了。
此書一出，書評界莫不稱善，因為以前還沒有人試過從第一身的角度去談伊斯蘭極端分子的心路歷程。
令我驚訝的是，有不少內地出版界的資深編輯和大佬似乎都沒聽過這本書，而當我問他們會不會代理它的中文版權時，答案則是「這要看中國讀者的反應了。
這種題材，大家多半不感興趣」。事實上，自從九一一發生之後，和伊斯蘭題材有關的書籍一直就是全球各地暢銷榜上的常客，其中，不乏立論中肯觀點獨到的好書，但是被譯成中文的卻是鳳毛麟角。理由真的就是中國讀者不感興趣嗎？還是怕這些書太過敏感，出了之後，會影響「社會的和諧」，「民族間的關係」呢？
我並不認為別的地方流行甚麼書，中國也就一家要趕把它們譯出來。但是暢銷書的確有指標的作用，它可以反映其他地區的人正在關心甚麼，正在渴望甚麼。看到這些書，就意味我們有機會更深入地理解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民情趨向；理解其他人，我們才懂得怎麼和他們打交道，形成一個更完備的世界觀。
如果這個例子太不平常，我們還可以看看「維基百科」和「YouTube」這兩個熱門網站在中國的處境。大家都知道，要在中國境內順利登入這兩個網站並不總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外國一個普通小學生都能自由自在地從「維基百科」裏找材料做功課的時候，我們的大學生卻不能毫無困難地進入這個世界性的平台，這裏頭的資訊差距豈不是大得太離譜了嗎？
沒錯，人家有「維基」，我們有「百度」；人家有「YouTube」，我們還有無數的視頻網站。凡是外國有甚麼，我們就能炮製出一個針對中國市場很有中國特色的模本和翻版。可是，在中國獨家提供的資訊選擇之外，我們就真的不需要去直接接觸別人的聲音別人的世界嗎？
這種中國特色的資訊不對稱不只使得我們很難和全世界做「同一個夢」，而且還會損及我們在知識經濟上和其他人競爭的本錢。「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現在面對的情況是，人家要知道我們很容易，我們對人家的認識卻總是慢了半拍，缺了一角。
2007年9月2日星期日
梁文道：藍姆的心靈雞湯（也說藍姆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第一次聽說藍姆，是小時候看他和他的姐姐瑪麗．藍姆合作的《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印象並不太深，因我看的是個不甚理想的中譯本。後來看梁遇春把藍姆寫得很神，才發現他是個散文大家。只不過梁遇春介紹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好幾十年。今天，不只中文讀者不熟悉他，恐怕連英語世界也只把他當作一個文學史上的人物了。
應該怎麼向現在的讀者推薦藍姆呢？其實藍姆的散文就是心靈雞湯，並且是上好的心靈雞湯。就像梁遇春所說，藍姆一生坎坷，卻總能在文字裏保持幽默；然他又不是那種帶小丑面具的苦命人，他絕不強顏歡笑，也不故意逗人開心，更不掩飾自己生命中的無奈與苦難。藍姆的幽默，是很平淡自然地在別人覺得很不堪的經歷裏看出意思。
少年時代成績很出色的藍姆因為口吃上不了大學，他後來就不時跑去牛津大學看書散步，想像自己是個學生：「在這裏，我可以不受干擾地散步，隨心所欲地想像自己得到了甚麼樣的學歷，甚麼樣的身份。我彷彿已經獲得該項學歷。過去失去的機會得到補償。小教堂鐘聲一響，我就起身，幻想這鐘聲正是為我而鳴。我心情謙卑之時，想像自己是一名減費生，校役生。骨子裏的傲氣一抬頭，我又大搖大擺走路，以自費上學的貴族子弟自居。我一本正經地給自己授予了碩士學位。說實在話，跟那種體面人物相比，我也差不多可以亂真」（〈牛津度假記〉，譯文全引自劉炳善譯《伊利亞隨筆選》）。
他的姐姐發瘋殺了媽媽，人人嫌棄，唯有藍姆終身不娶獨力照顧她而不以為苦，不單如此，他還要說她「為我做管家，年頭可不算少了。實際上，遠在我記事以前，我就受到過她的百般照顧」（〈在麥柯利村頭訪舊〉）。
藍姆自己的精神狀況也不算好，至少進過一次瘋人院，後來又犯過幾次精神衰弱。對於生病，他深有體會：「病人獨床榻，亞賽王侯。看他躺在自己的床上，君臨一切，不受約束，只由性子為所欲為，多麼像一個國王！……人一病倒，他在自己心目中就非同小可了！他一下子成為他自己獨一無二的關心目標。自顧自己、不管別人，變成了他的本份」（〈病體復元〉）。
即便一生多不如意，回顧起來，藍姆還是要說：「過去的不順心之事，我不分青紅皂白地重新經歷一番。往日的挫折，我不再受他們傷害，像是穿上了盔甲……在我一生中所發生過的各種各樣的倒楣事，如今我一件也不想取消」（〈除夕隨想〉）。
雖然藍姆有一批左傾的好友，但依他的性子，那種激昂的檄文他是寫不出來的。然而，他還是很願意把同情心擴展到一切低下階層身上。某一年冬日，他曾在街上摔了個四腳朝天，自言最怕丟臉的他卻給一個掃的小孩指嘲笑：「他站在那兒，用他那黑黑的指頭向我指指點點，讓大伙兒瞧，特別是讓一個貧窮婦人瞧（那大概是他媽媽）；在他看來，這件事太可笑，太有趣，笑得他眼淚都從那紅紅的眼角裏流出來了，他那眼睛是因為平時常哭，再加上煙熏火燎，才變得那樣紅紅的；然而，在萬般淒苦之中，他那眼睛裏還是閃耀出一點兒得之不易的快活的光芒……」（〈掃煙的小孩禮贊〉）。
我說他的作品很像現在的心靈雞湯，是因為他總能平和地看待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得意固然欣喜，失意，多半也是有趣味的。讀者看了，就會想像出一個寬厚好人的形像，就會心嚮往之。不過，從他禮贊掃煙的小孩這點看來，心靈雞湯這麼俗套的說法卻又用不上了。因為他不是一個擅於教人怎樣善待別人的導師（例如面對恥笑自己的小孩），他只是把用在自己身上的寬容、平和與善意，一概地往外推及到別人的處境。他理解自己的命運，因此也會理解他人；他能自嘲，所以不會像個老好人那樣從不說人的壞話，他會溫和地諷刺人，叫人聽了之後一笑置之的那種諷刺。
說了半天，我們當然不能忘記藍姆的文體。他曾經在一篇開玩笑的自悼文裏說：「連篇累牘的作家，身後留下的東西何其微小！他們一輩子說呀，寫呀，可以傳世的也不過只有一兩句閃光的語言！」。可是在芸芸以幽默小品著稱的作家裏面，我自己覺得藍姆能令人記住的「精句」卻是最少的（儘管不是沒有）。這情況有點像周作人，名篇無數，但你能像背魯迅那樣地背出周作人的句子嗎？奇的是，看藍姆雖總令人想起周作人，可他的文章卻極多典故，用字古僻且不避長句，分明就和周作人的寡淡不同。所以有些中譯固然譯得不錯，但就是很難譯出他這種外表華麗內涵質樸的風格。他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呢？這就要問問董橋先生了。
2007年9月1日星期六
詹宏志：讀任何一本書都是為了改變自己
梁：離開了出版業，你現在的工作是甚麼？
 | 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電影，但就這樣從 1989年後，四年內我做了九部電影的製作，大部份是侯孝賢的，楊德昌的有兩部。再強調一次，我不喜歡這種工作。電影要發行了，我要跟片商坐下來談發行計 畫，那時候家裏沒人，我還得把小孩帶去開會。很多電影人是流氓，所以我的語言馬上就變了，我的小孩就瞪着眼睛看着我，因為他沒有看過爸爸這樣子說話，他不 知道我是個演員，我可以變。 |
梁：在《人生一瞬》裏，你曾寫到小時候常窩在家裏看舊報紙，那是你最早的閱讀經驗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