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般香港市民來說,詹宏志是近年《壹週刊》上的新進專欄作家,最擅長的就是評析全世界各種流派的偵探小說;但是 對所有喜歡讀書、關心出版的讀者而言,詹宏志則是一個驚人的奇才,早年是台灣有名的文學評論人,後來則是出版界的革命家,一手促成了「城邦」集團的出現, 更熟悉他的人還能數出他是雜誌《PC Home》、華文世界第一份網絡報紙《明日報》的創辦人、侯孝賢與楊德昌的電影策畫人、「滾石唱片」黃金時期的老總及傳統電視台和割據一方的大報也都曾留 下他的身影。
無論走到甚麼領域,詹宏志總給人一個停不下來而且永遠指向未來的夢想家印象。然而,不論他的身份又有甚麼新變化, 有一點是不變的:他是一個讀者,而且是個幾近全能的精練讀者。難得遇到這種人,我們當然想向他請教一些讀書的方法或祕訣;可是詹宏志的讀書能力是一種天 賦,而天賦是學不來的。真的要學點甚麼的話,倒不如學他的態度─一種寬容的讀書態度。當然,他那股終身學習的動力也是可以效法的,雖然我很討厭「終身學 習」這四個字,因為我們香港人把它變成了終身考文憑的意思,是恐懼失業的中產階級與面臨經濟轉型的無助勞工的專用詞;不過在我所知道的人當中,又的確沒有 多少個能夠比詹宏志更擔得上終身學習的典範。
梁文道(梁)/詹宏志(詹)
發明一款電話?連我也沒想過
梁:離開了出版業,你現在的工作是甚麼?
詹:我現在的公司是一家互聯網公司,最初它只不過是 一個雜誌的網站,後來變成了一個portal(門戶網站),現在則成了全台灣最大的e-commerce(電子商貿)的公司,光是去年就有六十幾億(新台 幣)的生意,是台灣一個較為活躍的互聯網公司,也是台灣第一家上市的互聯網公司。它的業務有點複雜,除了是一個e-commerce的公司,也是一個 portal,更是internet telecom(互聯網電訊),在台灣做Skype(互聯網手機)的服務,也做Skype的device(設備)。沒想到我現在也開始做硬體,這是三十年 來從沒做過這種事。
梁:真的沒想到。
邊做邊學
梁:我想很多人看到你過去幾十年來做的事情,都會覺得你走在時代的前面,做了很多既大膽又富開創性的事情。比如說Skype電話,你剛才也說這是三十多年來第一次做硬體。這是一種冒險性格嗎?
詹:T.E.Lawrence說過,有人睡覺時做 夢,有人醒着做夢,而醒着做夢的人比較可怕,因為他真的會去做……我想這可以解釋為甚麼有時我會把局面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知道自己是醒着做夢,還是 糊裏糊塗的在做。就像我看Skype,裏面好像有一股動力要往前走,但卻沒有人願意去把它釋放出來,也沒有人相信。如果有人做了,我可能就不會去做;但如 果沒有人做,我就會很好奇,試試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可行。回想起來,有點天真,這也是決定了我過去做對的和做錯的所有事的命運。
我原來是一個寫文章的人,然後我做了編輯,我發現為甚麼我們同行覺得有些書很好,但真的賣不出去,那到底是我們的市場行銷出錯,還是社會本來就和我們格格不入呢?我有一種好奇心,也想讓所有人知道,我們的編輯必須自己跑出去賣書,才能知道我們想的事情是對還是錯。
梁:很多人如果想知道一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會坐下來討論、探討,說完就算;但是你會去實驗甚至實踐,這是一種求知的方法嗎?
詹:或許這就是learning by doing。在出版這一行,大家都賣廣告;但我會先把廣告放在一份報紙裏,計算每一天的訂單量,再把同一個廣告放在另一份報紙,看看它帶來的訂單數;然後 我再比較每一份報紙所收的廣告費,跟我能得到的訂單數。時間也很重要,一個廣告在星期一刊登,訂單可能有三千,星期四有四千,星期五有五千。我要這麼做才 能選出最好的時間,找到最合適的報紙。當時出版社的規模很小,因此每一筆錢都要用得很小心。後來連其他出版社的人也跑來跟我說:「你能不能告訴我們你是怎 麼做的?」我會告訴他們,因為我的經驗也是其他出版社給我的,我花了大家的錢。我早期在遠流的時候,其他同行陸陸續續希望我幫他們做這種事,因為大家的錢 都不夠用。
後來我開始發現做出版要注意的不只是marketing,不只是賣書,也不是怎樣管理一家公司的問題,而是怎樣處 理創意跟社會對抗的問題。出書的人並不全都跟社會配合,否則他為甚麼要出書?出版一定隱藏着要改造社會,和改變甚至對抗世界的理念。你怎麼在資本主義的體 系裏找到這種距離呢?靠原始的個人力量嗎?或許你今天有力量,明天就沒有了。我想這裏面或許有一個客觀的東西,我希望能學到這個原理。一個企業在社會上若 要有所作為,他應該要向資本市場學習,一個小型出版社也可能要向上市公司學習。這份理解你也沒別的辦法得到,你只能去做。
梁:後來你做電影也是基於類似的想法嗎?
詹:其實我對這個工作一點興趣都沒有,每次到了拍攝 現場,我都覺得很痛苦,因為大家都在等,我一直都不明白,為甚麼拍電影不能用更有效的工作方法呢?我真的很不耐煩,所以我沒有辦法參加任何電影現場的工 作。我只能向大家說你們收工後到我家裏來吧,所以那時候都是他們半夜到我家裏來開會。
我之所以嘗試做電影,完全是因為我很喜歡侯孝賢的新電影。一個朋友那麼厲害,但卻沒有資金拍片,我覺得這是不可忍 受的,於是我跑來做一個電影的策畫人。當時我跟電影界的老闆們坐下來,他們總是說你要勸勸侯孝賢,節奏要快一點,動作要快一點,不要那麼慢,也不要用那些 演員,為甚麼不用劉德華、葉子媚?我知道他們是好意,但是在我聽來每一句話都是消滅侯孝賢的方法,而不是幫助他。
我覺得侯孝賢的發展已經不可以用這樣的電影環境來支持他,不可能,你一定要有一個前進的想法。於是我就把它想像成 書,如果它是書,我會怎麼做。有的書暢銷,出版之後每一個人都會買;而冷門的書,我則不能發行到處處都有,我只能發十個、二十個書店。如果侯孝賢的電影用 一般院線那麼昂貴的一種發行方法,做了二十個拷貝,光是到處宣傳就已經花了八百萬,而你的票房根本沒有八百萬的收入,這就已經說明你根本不能賺到錢。然後 我就想到電影能不能不在院線發行,就像賣書一樣用郵寄的方式呢?我甚至還想過要不要發行侯孝賢公債,因為很多人希望他有戲拍,拍完後大家拿到廣場上放,觀 眾都不要付錢。我很想試試我的想法是不是可行,於是將他的電影賣給從來沒有發行過電影的公司,後來證明了是可行的。
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電影,但就這樣從 1989年後,四年內我做了九部電影的製作,大部份是侯孝賢的,楊德昌的有兩部。再強調一次,我不喜歡這種工作。電影要發行了,我要跟片商坐下來談發行計 畫,那時候家裏沒人,我還得把小孩帶去開會。很多電影人是流氓,所以我的語言馬上就變了,我的小孩就瞪着眼睛看着我,因為他沒有看過爸爸這樣子說話,他不 知道我是個演員,我可以變。 |
我的工作時間也不對,我是個早上四點起來的人,晚上很早就睡覺。我還做過兩次唱片公司總經理,在滾石做了一年多, 後來又去了另一家公司,做過伍伯、林強這些人的作品,那是1991及1992年的事。我只知道我的life style跟他們格格不入,我早上八點鐘就回辦公室,到下午五點他們才起牀;晚上八點開會後,九點他們進錄音室,可是進去以後他們十一點才開始工作,兩點 鐘進入狀況,一直到天亮。我發現我跟他們的節奏完全不一樣,我不喜歡那個生活,而且演藝圈朋友的情緒起伏很大,我則像機器人一樣永遠沒有脾氣……
梁:你常常都是那麼冷靜?
詹:冷靜可以掩護我內心的衝動。大部份時候我都可以冷靜地分析一件事,可是要去做每一件事最原始的動力卻都沒有理性可言,我做的每一件事按理性來說都是不該做的。可能是因為選擇了不該做的事,就要用理性去掩飾一切的錯誤。
鄉下人進城
梁:看來你做的所有事情其實都是跟求知慾有關,所有工作和計畫似乎都是一個又一個知識探討的機會,背後有一個很強的will to truth, 一種will to knowledge,一種意志。
詹:我自己倒沒有這樣想過,不過你剛才說的又的確可以解釋我的狀況。
首先我是個從鄉下來的人,本來就不了解城市,所有事都是硬着頭皮去做。說一件很可笑的往事吧。剛到出版社時我幹的 是美術設計,因為那時候我還在學校讀書,而文字為主的工作至少要大學畢業才能做。我之前畫過地圖,所以很早就學會一些繪圖方法,所以基本上還能應付美術編 輯的工作。
可是我並不是很喜歡那份工作,然後我就到了《聯合報》做編輯。有一個祕密我不敢跟我的主編講,那就是我沒有用過電 話,因為我從鄉下來。每一次用電話我就會出錯,只要聽到話筒那邊的聲音我就會很焦急,要不我就很大聲說話,要不我就很着急地想掛線,所以很多時候沒等到對 方把話說完我就會把電話掛掉。
那時候我在《聯合報》副刊工作,瘂弦是我的主管,有一回他要我聯絡當時一個叫彭歌的作家,到他那裏把稿子拿給林海 音。我先打電話給彭歌,我說我馬上就來,再打電話給林海音,我又是很慌張的把電話掛掉,沒有搞清楚就出去了,結果最後那個稿子失去了下落。隔一段時間,瘂 弦問起來,反正我沒辦法,只好坦白跟他講了。自此之後,我就叫自己有事一定要問清楚,一定要硬着頭皮。
後來轉工到《中國時報》,當時的老闆余紀忠不知道甚麼緣故,對我有很大的興趣,其實我當時只有二十多歲,但是他好 像不知道。他每天問我一個問題,聽完我的答案之後,他就會叫我明天去做,所以後來我就有六個職位之多。有一天他說我們要在美國辦報,叫我去跑一趟,明天就 去。他大概不知道我其實沒有出過國,我連護照都沒有,所以那天報社就忙翻了,所有的記者都幫我去辦這個手續,然後我就上飛機了。到了美國,我也不知道我的 英文能不能用,因為我也沒用過,我只讀過書,但是我沒用過。他給了我一個名單叫我去拜訪一下,一看,他們分布在十一個洲,所以我跑了一個月,但我又不會開 車,只好一個一個地方坐灰狗(Greyhound)長途巴士、火車、飛機,甚麼都坐過了。每到一處我就找找看有沒有同學或學長,請他們告訴我那些地方怎麼 去。然後每到一個地方我又裝作很有經驗,要請中國學生吃飯。這個就是我說的鄉下人入城,硬着頭皮,反正甚麼事情都是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你要勇敢,要像鄉 下人一樣。這是我工作的一個力量。
除此之外我也很幸運,讀書能懂,這個能力使得我不害怕,要是遇上甚麼我不懂的,我就找書來看。
梁:我記得郝明義先生訪問你的時候,你也說過幾乎所有事情都是自己靠讀書學會的。
詹:對。所以或者可以說,I read therefore I will be。不是 I am,而是 I will be。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否真能做到某件事,不過我總覺得沒關係。所以我改行沒有遇上太大困難,總是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變成那個行業可以接受的人。
梁:你轉過多少次行?
詹:反正很可怕就是了。羅大佑建議我也許有一天可以辦一個名片大展,我想我有過不下兩百種不同的名片。我以前的律師也笑我是一個以轉業為業的人。
梁:你剛說的「鄉下人進城」,是否也是你看書的情況?接觸到一些你沒有讀過的書,就硬着頭皮栽進去。
詹:是的。不過我在書裏頭比較自在,因為它等着讓你了解,也不會嘲笑你。
好像甚麼書都能讀懂
梁:在《人生一瞬》裏,你曾寫到小時候常窩在家裏看舊報紙,那是你最早的閱讀經驗嗎?
詹:在找到那堆報紙之前,我也發現過別的寶藏,我偷 偷打開哥哥、姐姐的抽屜,看到一些他們擁有的一些書籍。我有一個後來當圖書館館長的姐姐,她從小就有很多的書,我等他們上學後就偷偷拿來看,看完後再好好 放回去,可是我那個姐姐回家之後一定會說:「誰動了我的抽屜!」我也不知道她是怎麼發現的。而我母親只有一本書,用月曆紙包起來,是一本日文的中藥書。一 直到大學我才問我父親:「你也是個讀書人,鄰居有問題都來找你,你讀些甚麼書?」他說當年的日文書在二二八之後的國民政府看來是很危險的,所以全都丟掉 了。
梁:不安全到那種地步嗎?就連收藏日文書都是……
詹:因為一個誤會而出事吧,太多這樣的例子了。我沒 有怪罪那些從大陸到台灣的軍人,他們打了八年仗就是打日本人,不是嗎?他們不是跟日本人有那麼深的敵對歷程嗎?戰事結束來到台灣,卻發現祖國的另一塊土地 全都是日本人,你說該怎麼辦?我父親生在日治時代,受的是日本教育,他整個發展都是日本人提供的。我父親的經歷很特別,他在漁村長大,沒辦法讀書,他的小 學校長是日本人,在他畢業後全身盛裝走路到他那條漁村,到我祖母家裏,跟她說這個孩子一定要讀書,然後他就把我父親帶到他家。一直讀到大學畢業,全都是這 個日本人出的錢。
父親過世以後,我在他的遺物中找到一些沒有被丟掉的東西,是在台北讀大學時的橋樑工程課本跟一本筆記。台灣光復 後,國民政府來了,日本人走了,台灣政府算是一無所有。我父親是做煤礦的人,他需要幾樣工具,需要炸藥、水泵,但是當時甚麼都沒有了,你需要美元才能換, 可是申請美元要寫英文信,我父親沒有讀過英文,我看到他在筆記本寫了一封英文信習作,Dear Sir甚麼的亂七八糟一封信,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得到一個水泵,這可能是1950年的事了。
那個時代,我父親看到那麼多的朋友「消失」了,所以把自己的書都丟了,所有年輕時候的照片,所有跟日本人有關的東 西全都丟了,即使是他那位恩人的照片和他送的東西也要丟光,徹底變成一個沒有歷史的人。可是我母親卻在所有日文書裏藏起了一本很重要的書,就是那本中藥書 了。還真有點焚書坑儒的味道……
梁:那些報紙呢?
詹:我發現家裏的報紙已經是比較晚的時候了,我已經 在上小學一、二年級,早已偷看了家裏所有的書。忽然有天發現家裏一個樓梯底下的角落有一大堆報紙,大概有七、八年的報紙,按照日期一天一天地全都排好,也 沒有缺期,只有一些文章被剪掉了。所以有時候會看到一個洞,必需用想像力把它補起來。我可能花了一年時間看完了幾年的報紙,每天下午,一張張的看,連新聞 也看了。
梁:看七、八年前的新聞有甚麼感覺?
詹:那時候還小,反正沒有那種時空感。後來長大,人家說一些往事,我就能詳細地描述,這才發現我跟其他人不一樣,沒有人讀過我讀到的東西。然後我到《聯合報》工作,我的上司們說起那一年的新聞,我也接嘴回應,他們就看着我說:「那一年你應該還沒生下來,你怎麼知道這個事情!」
梁:我也是從小就看很多舊報紙、舊雜誌,還到舊書攤 看一大堆沒人要的東西。後來很多年紀比我大很多的人跟我談起往事,我竟然能糾正他,甚至繪聲繪影地述說當年那種感覺,那種氣味,大概因為很多東西都被文字 渲染過。然後他們就會很驚訝地說:「你到底有多大!」話說回來,你這段讀報紙的經歷,在你整個閱讀能力的構成來說,佔了一個甚麼位置呢?
詹:我自己是沒有能力去這樣分析,也不知道它起了甚 麼作用,反正我就像泡在水中的麵包,甚麼都能吸收進去。後來唸高中時我真的感覺到自己有一種讀書的能力,好像甚麼奇怪的書我都想讀,好像讀着讀着就跟作者 有一種互通的感覺。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同樣的感覺,他們有時候跟某一本書會有種格格不入的感覺;而我就好像特別柔軟,怎樣都能跟某本書有一種相和的感覺。不 管是很嚴肅的、很輕盈的、文學的、理工的書,我都可以從中找到樂趣,好像沒有特別的原則。
梁:如果給它一個名字的話,這叫甚麼能力?
詹:是角色的適應力吧,今天讓你演一個老人,你就會做老人。每一本書可能都有一個假想的溝通條件跟對象,好像你很快就能掌握……
梁:扮演不同種類的角色?
詹:對,然後你就會意識到那本書要你扮演的位置,它希望你讀書的姿態,然後把自己調整成可以接受它的狀態。每一本書都是寫來給某一種人讀,沒有一本書是想故意為難我們,任何一個作者都有一個假想讀者的位置,我好像很快就可以找到那個位置。
梁:這是天生的還是……
詹:不曉得。我後來就把這個當作一個很大的福氣。
有這麼多的書存在一定是有原因的
梁:我知道你閱讀量非常大,幾乎沒有停過,一生中沒有一個書讀得特別少的階段。經過這麼多不同的行業,應該感覺不到有很多做生意或者做管理的人會像你這樣看書吧?
詹:其實我看書跟工作沒有一點關係,因為我看的書都 沒有用!我很少在讀一本書時會想像它的用途。對我來說,讀書是搶來的時間,如果有一天我的shareholders vote against me,說我這個人不應該讀書,不應該這樣用掉他們的時間,我也沒辦法,只能辭職。身為一個管理企業的人,業餘的時候做甚麼事他自己可以選擇,有人會騎馬, 有人會打哥爾夫球,我只希望要是沒有妨礙工作的話,請給我一點時間讀書。
梁:有沒有讀過甚麼書是特別感到悔恨的?
詹:有趣的問題……想不起來,反而自己寫過的書大部份都值得悔恨!我現在讀很壞的書也常常覺得有樂趣,看到很糟的電影也樂趣無窮,下一次說不定可以拿來當教材。
梁:我也有同感,很壞的書能讓我們知道原來書也可以壞成這個樣子。
詹:不過有些書是讀了會感到生氣的,那些對他特別有期待的作者寫了一些書會讓我覺得生氣。
梁:這種情況不會太多,對吧,因為我覺得你對讀書的態度似乎特別寬容。
詹:讀書是自己選擇的,沒有人逼迫我。讀了之後,我 也想知道到底他說了甚麼,他說的是不是我贊成或者是我需要的呢。我覺得一個人需要的書其實是很多的,有時候我們會一不小心倒向一種人文沙文主義,覺得只有 較高人文價值的書才是好書。我自己也經過各種各樣的幫助,也看到很多人讀書的困境。有些人沒有能力讀比較好的書,那是一個不幸,不是不道德,他沒有像我們 那麼幸運,讀了會懂,他讀了是沒有樂趣的。如果他告訴你說他只能讀言情小說,他已經盡了力,你不能說我們今天墮落一點,來讀言情小說吧。因為大部份讀書的 行為本身已經隱藏了改良自己的動機在裏面,讀書絕對不是一個人最能夠得到感官享受的途徑。如果我是一個農夫,我對書的需求可能就是看懂一本書,讓我知道怎 樣接枝,怎樣種花。如果有一個人有力氣寫出這樣的一本書,你要有本事把這本書認出來,知道這本書的價值。個別的書有它特定的用途,有的書是寫給農夫看,有 的寫給工匠看,每一本書都有它隱藏的企圖,我們要有更大的寬容,要知道各種書對各種人的幫助,我們有這麼多的書存在一定有原因的。而一個人需要的書其實也 是一個很龐大、很複雜的架構……我常常在讀書的雜誌或報紙版面裏頭看不到這種寬容,你不會花力氣去評介一本很好的育兒寶典,可是一個人要是剛剛當了父母, 他會多麼需要這樣的一本書,如果有人能告訴他這本書比那本書好,是很重要的。就算一個飽學的大學者也不一定懂得育兒吧,要是他剛生了孩子,你猜他需不需要 這種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