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Lost in Translation

【都市日報-兵器譜】你要一個作者談談誰對他的影響最大，通常不用多長時間，他就能數出一個甚至一連串作家的名字出來。已故的王小波比較特別，不只介紹了他最喜歡的法國作家杜拉斯，還把中譯杜拉斯小說的王道乾也一併算上，認為這位老翻譯家也是令他認識「文字筋骨所在」的老師。

說的也是，大部分人看外國作品都是靠翻譯，我們學到的異域思想多半是說中文的，而且是一種特別的中文，既有中文本身的語言筋骨，又有一種全新的陌生感。久而久之，潛移默化，讀者自己的視野和中文的世界就會挪移擴大，漸漸生出各式雜花異華。到了最後，與其說我們從外國名家的身上直接得到些甚麼，倒不如說我們從翻譯那裏中介轉口了一套嶄新的資源。因為原文與翻譯究竟不同，有時甚至是兩碼子事。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文化熱」，一大堆西方思想論著湧入中國。當時的讀者能夠讀到世上絕無僅有的韋伯，例如他那本著名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只有中國人才知道這位社會學祖師爺曾經興致勃勃地談過大炮，因為譯者把書裏「經典」(Canon)一詞譯成了「加農炮」(Cannon)。

另一個例子是政治哲學大師羅爾斯的《正義論》，他時常談到社會裏的「搭便車」(Free-rider)現象，也就是一些不必付出但撈足好處的家伙會不會壞了制度設計的原意。可是中國讀者會發現這個哲學家雖然關心正義卻很厭惡自由，因為中譯本把free-rider譯成「自由騎士」。

想想看，我這一代的中國學生對西方思想世界的了解是多麼地獨特？又多麼地有中國特色？難怪有些外國學者感到困惑，同樣的一本書，咱中國人的解讀硬是別具創意，與眾不同，莫非真是文化差異的緣故？

如今中國出版市場之龐大遠非當日可以想像，翻譯的速度更是越來越快，有時竟快到了同步出版的地步，也就是中文版與原文版同時推出市場。又有些受歡迎的暢銷書，人家才出沒幾個月，我們就動員了一整支翻譯機動部隊把它集體漢化。可想而知，表面上我們是與世界並軌了，其實這還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像王道乾先生那一代的翻譯家，要是活在今天簡直就不用混了，竟然要用幾年才譯得出一本書。時代畢竟是進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