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第一印象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走進羅布松（Joel Robuchon）在香港開設的L'Atelier，第一印象肯定來自那一列吧台般的用餐區，它既有一般高級法國餐館缺少的輕鬆自在，又把食客的注意力引向了工作中的廚師，與那一份份正在成形的餐點。這當然是壽司吧式的設計，本就深受日本影響的大師自己也要親口承認。我們可以說它是代表日本菜征服世界之旅的新高點，不再只是碟飾方式，也不只是食材的處理手法，而是整個用餐空間的調度原理都日本化了。

看見日本菜的風光，不少中國食家都有不平之感，博大精深的中國菜何以一出國門就走了樣，成為「炒雜碎」（Chop Suey）和「幸運曲奇」；至於進食方式，洋人一說起中國菜想到的大概就是那些保溫的外賣紙盒吧。同樣是亞洲出品，為甚麼中國菜的海外形象會變得這麼「Cheap」呢？大哉問，幾乎每一個食家都不能不面對這個問題，但是他們提出的答案卻都很相像。

其中一個常見的說法是中國菜的塊頭大，一碟菜炒出來往往是幾人用的分量，放滿一桌之後再大夥分食，既不合西人的飲食方式也殊不雅致。於是十多年前開始有酒店餐廳想到了分菜的作法，由侍應代勞，比如說，分屍好端端的一條蒸魚，讓客人不用自己站起來就能在自己面前的小碟子上取食。先別說這種貌似斯文的手段毀了魚的原汁原味，它甚至還壞了中國人吃飯姿態的根本美學。

我一直以為一群中國人圍張大桌子，忽坐忽站，偶爾起來彎身伸筷的動作別具一番起伏有致的熱鬧韻律。更何況自己想吃甚麼就在滿桌的碗碟間自己選擇也是種隨興的趣味。所以不論是如今大型宴會常見的侍應分菜，還是新派中菜那種一人一小盤的西式上菜法，我都不大能夠欣賞。

其實早在唐人街的「炒雜碎」流佈全球之前，就有人想過用西式包裝來呈現中國菜，好讓西方人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那是1884年的事了，倫敦正在舉辦「健康大展」（Health Exhibition），其中一個焦點是為了展示中國飲食文化而特別搭建的中國餐廳。當年負責籌備這個特別項目的是大清海關總監赫德（Robert Hart，清朝官場中最出名最有權的英國人），在他安排底下，一隊中國廚師帶了最珍貴的材料遠征英國，誓要弄一頓豪華晚宴來震驚倫敦的上流社會。因為要抬高中國菜的身價，他們刻意洋化上菜方式，甚至還用法文來寫餐單。我謹抄錄原份餐單如下：

HORS D'OEUVRE

Pullulas a L'Huile．Saucisson de Frankfort

Olives

Bird's Nest Soup

Visigo a la Torcue

Souchee de Turbot au Varech Violet

Biche de Mer a la Matelote Chinoise

Shaoshing Wine

Petit Caisse a la Marquis Tsing

Roulade de Pigeon farcie au Pistache

Copeau de Veau a la Jardiniere au Muscus

Snarks' Fins a la Bagration

Boule de Riz

Shaoshing Wine

Noisettes de Lotus a L'Olea Fragrance

Pammes pralinee. Compote de Leechee

Persdeaux Salade Romain

Vermicelli Chinoise a la Vanille

Gelee aux Fruits

Biscuit Glace aux Amande praliree

Glace a la Creme de Cafe

Dessert

Persimmons, Pammes Confit, Peches,

Amands Vert, Grapes

THE IMERIAL

這就是中國菜帶給倫敦人的第一印象了，來自古老王朝的山珍海味以全法式包裝盡情展現在他們眼前，即使是今天最高級最洋派的中餐廳都想像不出這種排場。結果呢？英國人心目中的中國菜很快地就完全被來自新界元朗新田村的文姓村民重新界定了。（海外中菜墮落之謎之一）

梁文道：新班子的問題就是未來特首的人選問題

【明報-筆陣】曾蔭權成功連任特首，拖了兩年的「看守政府」本該正式告終，讓曾蔭權自行組班放手大幹。但是此刻卻又有傳言現在那幫司局級高官多半要再留任一兩年， 「以便觀察」云云。這裏頭到底有什麼好「觀察」的呢？何以新一屆的政府班子會這麼難產，導致許多風聲耳語？其實說穿了，這只不過是香港畸形政制生出來的另一怪胎罷了。

雖然香港的特首選舉已經進入了「有競爭」的年代，但我想沒人相信下一屆特首會是真真正正選舉產生，而完全用不中央政府的挑選與「欽點」。既是如此，那麼曾蔭權之後的真命天子現時身在何處？又該被放在哪裏呢？答案就是新一屆的政府班底了。經過董建華的混亂管治，不論中央抑或一般市民，大概都很難再相信毫無管理公務機構經驗的人，因此在司級局的高官裏挑人是再合理不過了。一個人就算早就晉身行政會議參與最高決策，也不代表他能順利舞動巨大的政府機器，董建華就是個好例子。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只要梁振英仍然留在行政會議，他接任特首的機會就不可能太大。其他一度傳為熱門的商人如吳光正等就更不消提了。

正因為新一屆的特區政府班底就是誕生下一任特首的魚池，所以它的成形才會如此困難。那麼這一池魚可以有什麼樣的組合，其中又有哪些熱門的肥魚呢？且讓我們先來看看盛傳會成為局長的曾鈺成。大家知道民建聯向來是中央悉心栽培的本地政黨，而且他們也從不諱言要有執政的準備，不斷發展不斷壯大。等到香港終於有普選的那一天，說不定選出來的特首就是民建聯黨員。這也該是中央政府和民建聯長期規劃的目標。所以曾鈺成已經走到了一個不能再拖的地步了，他或許當不上特首，但他不能不代表民建聯參與實際的政府運作，一方面是為了汲取經驗，一方面是為了建立市民的信心。假如為了區區一個立法會議席而躊躇，卻放棄了參與執政的機會，這不只對民建聯的未來沒好處，也不利於香港的民主發展（假設普選進程的速度和民建聯的茁壯是正面相關的話）。

關於曾俊華，很多人都說他是曾蔭權的心腹，而且精明幹練，只可惜中央不夠「信任」他，所以曾蔭權雖然屢次提議由他接任政務司長，都得不到北京正面的答覆。談及中央政府和香港的關係， 「信任」二字是個輿論愛用的關鍵詞，但它又像是一個非常玄妙不能言明的符咒，從來沒人能說得清楚信任成立的條件是什麼，連中央政府也從未把「中央信任」宣諸於口，當作特首候選人的必備要素。在中國的官場文化裏，信任除了是對上位者的忠誠換回來的獎品，它還是一個模糊的黑盒，可以裝進不少東西。為了贏取信任，有人甚至會對上級揭露或製造自己的「痛腳」，各種花樣層出不窮。又因為信任是這麼神秘的東西，所以又有許多旁人可以藉它大作文章，散佈謠言，語意不清地說某某其實「得不到中央的信任」。曾俊華的「信任問題」亦應作如是觀，我們該小心分辨那些是人云亦云的傳聞，那些又是實情。要知道曾俊華到底能不能得到中央的信任，參考曾蔭權的例子就是了。難道你以為中央摸不清那幫港英餘臣的底嗎？如果曾蔭權都可以任用，難道曾俊華的往績和人格就會比他還有問題嗎？

我倒贊成蔡子強的說法，真正阻礙曾俊華接上政務司長位置的，正是他和曾蔭權的親密關係。內地省市長與省市委書記的配對絕少出現兄弟班的組合，原因是不想地方上的一二把手都是同一條線的人，以免出現失去制衡，權力過度集中在某個團伙手上的情。中央領導會不會以同樣的態度決定香港特首與政務司長的人選呢？相當值得注意。

再考慮另一名政務司長大熱門唐英年，我們就會看到一個更根本的路線問題了，那就是特首應該來自商界還是公務員呢？九七之前，很多人相信商人治港，覺得他們既然能夠管好一個牟利的企業，自然也能管好這個「經濟城市」。所以直到九七之後，傳媒還是很注意幾個有志商人的動向，覺得他們可能是未來的真命天子。不過，董建華令人失望的表現卻徹底揭破了這個神話，而且商人治港會產生官商勾結的看法也愈來愈流行，因此董下曾上就成了根本路線的轉變了。曾蔭權目前享有的民意似乎證明了曾經服侍殖民宗主，誰是老闆就聽誰的公務員，要比愛國有餘但從政經驗有限的商人更好。更何公務員出身的官員對政府架構與決策流程的熟悉程度是商界精英完全比不上的。

然而擔任過立法會議員與財政司長的唐英年絕非另一個董建華，他的工作表現不差，政治技巧也日益進步，使得商人治港又重新成為一個可欲的選項。究竟他和曾俊華誰更適合當政務司長呢？這其實也就是下一任特首的預選了。畢竟政務司長是特首之下最顯赫的人物，隨時要有接任的準備，而現實情是不允許兩個司局級官員同時公開競選特首的。

說到這裏，我們就會發現梁家傑說自己熟悉國情是多麼可笑的事了。他提議中央放棄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這不只是要修改《基本法》，而且根本是要中央放棄未來特首的「揀蟀權」。

梁文道：摸索新角色的中國政府

【南方都市報-媒體思想】海外觀察家在談論中國的時候有一組固定的詞匯，這組詞匯表達了一整套框架。比方說「開放」與「保守」，他們很喜歡把這兩個價值意蘊飽滿的形容詞加諸中國政府的領導層身上，辨識出誰是開明派誰又是保守派；而開明自然是好的，保守當然很壞。這套二分法依據的是一系列標准，例如開放輿論是開明，管束私人企業則是保守。同樣的形容詞、同樣的判准和同樣的觀察框架還可以套用在任何政策與事件之上。就以剛剛落幕的「兩會」來說，有人就說中國更開放了，但也有人反過來說中國變得保守了。

說中國開放，主要是因為《物權法》的通過，英國的《經濟學人》甚至認為這是一場「革命」。在許多人心目中，社會主義國家居然要保護私有產權，這難道還不是開放嗎?說中國保守的，則注意到了政府在加大教育與醫療投入的同時，還會加強約束這兩個領域的「自主」。更何況增加政府資源的投入往往也意味政府規模的擴張。一個規模更大權力更強的政府難道還不是保守嗎?

這些判斷的前提來自於對中國數十年的歷史觀察。回顧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的變化，我們可以總結為「集權的弱化」或者「政府的撤退」。大家都知道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政府是「全能主義」的，也就是政府全面介入了人民生活的所有方面，文化、經濟和社會盡在政府的掌控之中；經濟領域、文化領域與社會空間是和政治領域高度重合的。自從鄧小平開啟了改革開放，政府就逐步撤出各個領域、還市場自行運轉的空間，還社會自主管理的可能，還文化自由表達的機會。所以在海外觀察家的眼中，整個改革開放的歷程就是一段由保守邁嚮開放的進程。政府越後退，人民越自主，國家就越開放；相反地，政府介入得越深，社會就變得越不獨立，國家自然就是保守了。

這種判斷的根本問題就是太過簡化，把個人與政府對立起來，分別放在天平的兩端，仿佛只要一頭重了另一頭必然就輕，中國不是更開放就是走回頭路。正好碰上近年關於改革開放何去何從的大討論，本屆兩會變得格外令人矚目，大家都急於從會議的決策看出中國未來的軌道。看見《物權法》通過了，就說這是官退民進，開放了；看見政府重新介入教育、醫療甚至房地產市場，就說這是官進民退，保守了。

其實今天中國政府真正面對的不是開放或保守的是非選擇，而是另一個政治學上的根本難題，那就是應該如何定位政府的角色。假如改革開放前的全能主義政府是一個極端，那麼一個徹底退縮的「最小國家」就是另一個極端了。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的光譜是很寬闊的，要把自己放在其中的哪一個點則是既脆弱又敏感的選擇。

很多人說過去近三十年來中國追求的經濟發展是種不計環境成本與社會代價的「粗放型發展」，其實過去近三十年來的開放又何嘗不是一種粗放型的政府撤退呢?教育、醫療、住房和一連串的社會需要都不能沒有政府的位置；新自由主義夢寐以求的最小國家也未曾真正出現過。今天我們看到的許多問題，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子，都不是太過「保守」的結果，而是政府退得太遠太快。

所以一方面訂立了《物權法》，另一方面強化自己在教育與醫療上的功能的中國政府既非更「開放」，亦非更「保守」，它只是更敏感地在摸索自己的新角色。

梁文道：港男存在嗎？

【都市日報-兵器譜】如果有「港女」，那麼有沒有「港男」呢？

前幾天在電影院?，我遇見三、四個年近三十的男子，身材瘦削，全都穿?襯衣牛仔褲(而且還是把襯衣塞進牛仔褲?的那種穿法)，其中有兩個戴了金絲眼鏡。由於他們坐在我身後，所以他們說話的內容我聽得很清楚。我聽見他們評論一段沒有太多台詞的安靜場面：「咁悶?？都唔知個導演想點。」我又聽見有人忽然接了一通電話(看來他很乖，把手機調至震動狀態；但他為甚麼又要接電話呢？)：「喂？我睇?戲呀，遲?call返你。」

散場的時候，我跟在他們身後離去。電影院出口的大門一向厚重，我看見他們推開大門，但是沒有為後頭的人扶一扶門邊就逕自離去，而在我身旁的是一對母女，那女兒看來不過六歲。

我又想起電影放映前的廣告時間，有一條標榜健康的快餐店廣告片，主角是個相貌平凡但滿臉健康笑容的女服務員，相當配合廣告的題旨。但我聽到來自身後的評論：「搞錯呀！都唔靚女?，好心拍廣告就搵個靚女啦！」

我想，這大概就是傳說中的「港男」了。喜歡靚女但不要求自己的儀容，討厭沒有禮貌的港女但自己在戲院說電話而且不為人扶門，討厭沒有內涵的港女但自己無法忍受那怕只是一分鐘的無聲電影。

我第一次聽說有「港男」這種品類的人群，是還在電台工作的時候。每次要做商場活動或者特約節目，客戶都會要求我們找明星；每次我們都會批評這種手法毫無創意，懷疑一個青春偶像到底能有多少宣傳效果。但是客戶和負責接生意的同事都會再三向我保證，「一定work」，因為群眾要的就是這些。「你知啦，香港?口靚仔係咁上下啦，太有創意佢?唔明，嘉賓唔係靚女明星佢?又唔鍾意。真係唔駛搞咁多??。」

雖然他們沒有用上「港男」二字，但是我知道要是換了今天，他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使用這個稱呼。

我也明白，「港女」、「港男」都是一種偏見的產物。偏見來自於片面的觀察和過度簡化的概括，形成了一種看人看事的取向之後，就生根難移，無論何處都能看到自己預期中的「港男」。可悲的是，偏見一旦成形，大家就會依據它去行動。比方說拍廣告，客戶可能就會發出警告：「女主角梗係要靚啦，如果唔係，班港男係唔受?」。

梁文道：尋找角色的中國政府

【都市日報-兵器譜】海外觀察家在談論中國的時候有一組固定的辭彙，這組辭彙表達了一整套框架。比方說「開放」與「保守」，他們很喜歡把這兩個價值意蘊飽滿的形容詞加諸於中國政府的領導層身上，辨識出誰是開明派誰又是保守派；而開明自然是好的，保守當然很壞。

這套二分法依據的是一系列標準，例如開放論是開明，管束私人企業則是保守。同樣的形容詞、同樣的判準和同樣的觀察框架還可以套用在任何政策與事件之上，就以剛剛落幕的「兩會」來說，有人就說中國更開放了，但也有人反過來說中國變得保守了。

說中國開放，主要是因為《物權法》的通過，英國的《經濟學人》甚至認為這是一場「革命」。在許多人心目中，標榜社會主義的共產黨政權居然要保障私有產權，這難道不是開放嗎？說中國保守的，則注意到了政府在加大教育與醫療投入的同時，還會加強約束這兩個領域的「自主」。

更何況增加政府資源的投入往往也意味政府規模的擴張。一個規模更大權力更強的政府難道還不是保守嗎？

這些判斷的前提來自於對中國數十年來的歷史觀察。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變化，我們可以總結為「集權的弱化」或者「政府的撤退」。

大家都知道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政府是一個「全能主義」式的國家，也就是政府全面介入了人民生活的所有方面，文化、經濟和社會盡在政府的掌握之中；經濟領域、文化領域與社會空間是和政治領域高度重合的。

自從鄧小平開啟了改革，政府就逐步撤出各個領域，還市場自行運轉的空間，還社會自主結社的可能，還文化自由表達的機會。所以在海外觀察家的眼中，整個改革開放的歷程就是一段由保守邁向開放的進程。

政府越後退，人民越自主，國家就越開放；相反地，要是政府介入得越深，社會就變得越不獨立，國家自然就是保守了。

這種判斷的根本問題就是太過簡化，把個人與政府對立起來，分別放在天秤的兩端，彷彿只要一邊重了另一頭必然就輕，中國不是更開放就是走回頭路。正好碰上近年關於改革開放何去何從的大規模討論，本屆兩會變得格外令人注目，大家都急於從會議的決策看出中國未來的軌道。

看見《物權法》通過了，就說這是官退民進，開放了；看見政府重新介入教育、醫療甚至房地產市場，就說這是官進民退，保守了。

梁文道：誰是今天的波斯王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聽說《戰狼300》是一部令所有男性觀眾都大呼過癮，而女性觀眾則呵欠連連的電影。擺開它的拍攝手法和劇本不談，它要講的故事確實是很激動人心的。斯巴達王列歐尼達斯（Leonidas）帶領三百壯士，和希臘盟軍四千人，守候在狹窄的熱關（Thermopylae），等待來犯的三百萬波斯大軍。根據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的記述，死守到最後的斯巴達人抱犧牲的決心，「長矛斷了就用刀，沒有刀的就用手和牙齒」，然後全部倒下，染紅了一片黃沙。直到今天，熱關的紀念碑上仍然刻那句斯巴達人的遺言：「陌生的過客呀。去告訴斯巴達，我們遵守了她的律法，在此倒下」。這句話絲毫沒有炫耀的意思，它表達的其實是這三百人的擔憂，他們害怕家鄉裏的同胞不知道自己盡忠職守，不知道這裏沒有一個人敢違背斯巴達的律法。大家都曉得唯一令斯巴達人恐懼的，就是他們的律法，而律法規定了戰士只能勝利或者戰死，永不投降。

熱關之役是場決定性的敗仗。雖然它是敗仗，但它拖住了波斯軍團的前進速度，使得雅典為首的希臘艦隊可以突破包圍，終於造就了隨後的勝利。或許更重要的是列歐尼達斯和他的三百人用行動告訴了全希臘，哪怕是面對世界上最強盛的帝國，歷史上最龐大的軍團，只要無畏無懼，慷慨就義，人是有可能加入奧林匹亞諸神的。自此之後，每當遇上以寡敵眾的戰役，遇上自由與奴役的對決，西方人就會想起熱關。前赴東方加入希臘獨立戰爭的拜倫固然為之賦詩；在納粹轟炸倫敦的夜晚，熟悉歷史的邱吉爾又何嘗沒想起過列歐尼達斯的身影呢？這是文明與野蠻、西方和東方的決戰，不是嗎？擅長以通俗手法消化學術研究的古代史作家Tom Holland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藉古喻今。他的上一本書《盧比孔》（Rubicon）透過羅馬共和的末日暗諷現代民主的消亡，近著《波斯之火》（Persian Fire）則把希臘和波斯之間數十年的衝突定位為今日東西之戰的源頭。他說：這是一場文明的世界強權和雅典與斯巴達等恐怖主義小國之間的戰爭。很多人都說過，要不是列歐尼達斯，要不是當年希臘諸將的英勇和智慧，後來就不會有蘇格拉底、歐幾里德，乃至於羅馬。正是這一場戰爭最早地界定了東方與西方的身份區別，明確劃分了亞細亞與歐羅巴的不同，它是西方的源頭。Tom Holland不能否認希羅多德筆下那些可歌可泣的偉大故事，但他提出了挑戰。對於活在斯巴達奴役之下的那些異邦人而言，難道波斯王一定是個更壞的選擇嗎？以當時的文化水平來看，難道擁有巴比倫與埃及的波斯不是一個更文明的國度嗎？為歷史翻案，我們會發現波斯的成就。身為第一個相信自己的疆土無邊無界的世界帝國，波斯開了日後「羅馬和平」的源頭，讓後人認識到了為什麼寬容是種帝國的美德。統治那麼多的民族，波斯怎能不?容？於是各種矛盾的宗教信條，各個原本對立的邦國，都在波斯的帝國大道上彼此往來和平共存。至於希臘，那群愛琴海岸的小城市，不只心胸狹窄壓榨奴隸，不時出海劫掠商船，還常常煽動波斯西陲的叛亂。在「萬王之王」大流士的眼中，他們怎能不是流氓國家呢？當然波斯是失敗了，再自信的帝王這時也該明白過度擴張遲早會撞牆，他停止進軍不是因為希臘人太厲害，而是後方的巴比倫造反。他會不會反省自己深信的拜火教呢？他一直相信世上善惡二分，真假的鬥爭永不停息，而自己就是真理與至善的守護者，希臘人則是幫有待改造的騙子……。Tom Holland的意圖再清楚不過，誰是今天的波斯實在呼之欲出。

梁文道：扮代表的政治學

【明報-筆陣】沒想到八大電子傳媒聯合舉辦的特首候選人論壇結束之後，大家最感興趣的不是任何實質的政策討論，而是曾蔭權和梁家傑的「分化」之爭。梁家傑當日再度祭起他的標誌口頭禪： 「我代表無權、無勢、無錢、無票的市民參選」，乍聽之下十分動人。孰料曾蔭權也有神來之筆，爽快回應： 「無論有錢沒錢、有權無權、有票無票、有勢無勢，都是我的老闆。不能叫香港陷入階級鬥爭，不能把香港分為有錢人與無錢的人。且今天無錢的人，會成為日後有錢的人；今天無權的人，會成為明天有權的人。千祈不能分化，和諧的社會才是我們的發展目標」，結果頗得到些掌聲。

雖然一個說自己代表了「四無階層」，另一個則更狠，乾脆說自己代表全體香港人；看似非常不同，但其實他們都有一項共通點，那就是不約而同地聲稱自己「代表」了什麼。問題是梁家傑到底怎麼代表了無權無錢的市民，曾蔭權又是如何代表了全部香港人的呢？你們在代表我之前可有問過我願意被你們代表嗎？假如投票是一種產生政治代表的機制，我有投過票給你們去代表我嗎？兩位明明都是選委會提名的產物，怎麼成了那麼多人的代表呢？莫非只要宣稱自己代表了誰，這個代表關係就會自動出現而且確立？

本來這只是兩個辯論對手一時間耍耍嘴皮的戲言，不用當真。但是一個星期下來，坊間也有人嚴肅看待，把這番來往看作香港前途是「分化」還是「和諧」的大問題。梁家傑要不是點出了香港的階級矛盾，就是刻意製造分化鼓動民粹主義；而曾蔭權要不是想掩蓋事實，就是在塑造和諧的願景。更簡單的方法是把曾梁之別看成一道簡單的選擇題，選擇梁家傑就是選擇分化，選擇曾蔭權就是選擇和諧。

自從中央政府提出了「和諧社會」的理念，香港政壇也一天到晚跟高唱和諧的頌歌，似乎和諧就是大家團結一致，不分彼此。然而和諧的前提不正是要承認社會差異的存在嗎？如果人群之中根本沒有任何分別，那就是「同質」而非和諧了。恰恰因為區別是存在的，差異是現實的，追求和諧才是有意義的。

細看曾蔭權和梁家傑的言論，我們可以發現二人都不否認香港社會差異的存在。梁家傑固然把市民一分為二，然後自行代表無權無錢的那一大批。其實強調不要搞分化的曾蔭權又何嘗不知道香港既有富人還有沒錢的人呢？否則他就用不說今天沒錢的也有晉身富人階層的機會了。但是，二人同時也都掩蓋了其他的差異。梁家傑所代表的「四無階級」算不算「同一個」階級固然可疑，曾蔭權的說法更是有趣，他認為有錢也好沒錢也好，有權也好無權也好，所有人起碼在另一個層次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他的老闆——香港人了。換句話說，雖然香港人明明有分別的，但卻又不能「分為有錢人和無錢的人」，因為大家都是香港人。因此香港人這個身分可以掩蓋甚至取消了現實存在的收入分別、權力分別和階級差異。

這就是政治哲學家拉克勞（Ernesto Laclau）所說的民粹主義邏輯了，用一套「等同的邏輯」（logic of equivalence）去暫時取消所有的差異。比方說台灣目前明明有嚴重的貧富分化，但陳水扁之流的政客卻教大家要「愛台灣」，彷彿台灣人的身分大於其他一切（這也就是他所謂「沒有左右路線，只有統獨問題」的真義了）。類似的例子歷史上層出不窮，政治人總喜歡用「人民」、「中國人」、「人類」等空泛的字眼去把不同的社會群體統一在一個帽子底下，似乎只要大家都是「X」，窮人就等於富人，女人就等於男人，資產階級就等於無產階級……

民粹主義邏輯的政治效果就是消化整合各種因差異而產生的訴求。例如面對梁家傑提出的貧富差距惡化和政治權力分配不公，曾蔭權就以「全香港人都是老闆」的說法回應，好讓有錢沒錢，有權沒權的人都統一在香港人這個身分底下。而他恰巧就是代表全體香港人的。梁家傑的方法則是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把原本紛雜多樣的「四無」統合起來，另一方面則把他們和權力集團劃分開來，形成社會「內部的敵對邊界」（internal antagonistic frontier），以打擊曾蔭權的代表性。

所以在指摘梁家傑煽動社會敵對情緒大搞民粹主義之餘，也別忘了曾蔭權走的也是一條民粹主義路線。在他那裏， 「和諧」與「香港人」都是遮掩差異的空洞名詞，純粹是種召喚支持的工具。

所有民粹主義邏輯的踐行者都擅長以「部分代表整體」，其實只是某個集團的精英卻自稱代表人民，其實只是一小部分人的選擇卻聲稱自己代表了全體的意志。這種代表關係往往就只不過是一種宣稱，只要抬出了人民的名義，就好像真的代表了人民。所以曾蔭權不用大家的選票，只要他說自己代表了所有香港人，他就是大家的代表。至於這種宣稱是否有效，這層代表關係是否被大家接受，那就要看整個操作過程和被代表的人了。由於梁家傑的配合，這次特首選舉居然成了「有競爭」的選舉，所以曾蔭權成為港人代表的過程相當順利。又由於香港人真的很「務實」，所以民調結果對曾蔭權十分有利。看來曾蔭權果然「靠把口」就能代表全香港。

梁文道：把暴力還給故事

【都市日報-兵器譜】恐怖分子的斬首短片與《狗咬狗》這類暴力電影有何不同？我們首先想到的答案自然是真假之別，《狗咬狗》是虛構的劇情片，恐怖分子拍的卻是真實的殺人紀錄。可是我覺得這裏頭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關鍵，那就是使得暴力可被接受的機制之有無了。

除了真實的斬首短片之外，影像史並不乏同樣令人不忍卒睹的虛構作品；比起它們，《狗咬狗》的血腥簡直就像熱狗裏擠出來的多餘蕃茄醬，雖然叫人不快，但還不至於難以下嚥。它們之間的不同就在於有沒有一個邏輯、一套脈絡與一組機制，去合理化呈現暴力的片段，讓它比較說得通，讓它比較合乎常識，讓它從突然的噴血變成溢出的茄汁。

換句話說，我們真正不能忍受的是沒來由的暴力，而非任何暴力。我們知道恐怖分子殺人也有他們的理由，可是我們的文化常識告訴我們那不算理由。當我們在影像上看到一些沒有前文後理，如從天降的恐怖畫面時，我們往往會忍不住說一聲「變態」！這句「變態」與其說是那些場面得以出現的背後原因，倒不如說是我們緩解自己壓力的解釋。因為「變態」是可以解說所有不可思議之事物的萬能鑰匙；只要是「變態」的，再變態的東西也就都有了位置，有了說法。這就有點像發生了意外之後，人們暗自咒罵命不好。

在這個意義底下，《狗咬狗》還不算是一部變態的cult片，因為導演自己在電影裏就已給出了暴力的理由。他以劇情和無所不用其極的音像設計告訴觀眾，陳冠希的冷血是有原因的，李燦森的蛻變也是有源頭的。他們都是環境的造物，是環境令他們成了野獸，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使得他們人性漸退，獸性漸露。

如此一來，《狗咬狗》的暴力就說得通了，因為人性底下的本能是獸性，文明的背後是野蠻這種道理是主流文化裏的常識，任誰都一聽就懂。接下來我們就能回味那些用刀剖腹，以石樁爆頭的片段了；它們在感官上帶來了逾越界限的快感，同時又不超出理性的範圍。所以《狗咬狗》雖是一部挑戰觀眾的電影，但它的挑戰就和「笨豬跳」一樣，後頭繫了一條安全索，有玩命的刺激沒有玩命的危險。

其實《狗咬狗》只不過是個樣本，我用它說明的是文化裏無處不在的暴力元素。電影、音樂、電子遊戲和電視都有越來越張狂的暴力，但它們多半都被約束在一個安全範圍之內，都在主流大眾可以理解的世界之內。而某些哲學家所說的「純粹暴力」和「純粹邪惡」，可不是我們隨便能看到的。就算真有人敢去觸摸邊界，也很難找到人投資出版。極致的暴力總在世界的彼岸。

梁文道：日本壽司遠征軍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常在外頭吃飯，自然會認識一些餐館裏的人，然後你就會發現這真是個小世界。比如說壽司店「鮨松戶」的張老闆，第一次見他是在十多年前的「京」，當年那地方還是個香港罕見的正宗日式居酒屋，有不少像海參腸之類的少見菜式。它的顧客大半是附近工作的日本人，下了班就來此便飯一解鄉愁。

後來張老闆與朋友合夥開業，搞出一家「八海山」，走的也是居酒屋路線，但店面大多了，總是人聲鼎沸，十分熱鬧。最近見他，多在「鮨松戶」。說起「鮨松戶」，當然不能不提松戶利雄這位曾在日本國宴上亮過身手的大師傅。我和他也算有緣，最早嘗他的手藝是在上海波特曼酒店。後來聽說他給人高價挖到香港的「原澗」，於是又去光顧。現在他和張老闆都成了老闆，合作弄出這家「鮨松戶」。妙的是他每回見我都要交換名片，想來是我不常去，沒成熟客；他又閱人無數，認魚的本事強過認人。

那天坐在吧台前和張老闆聊起往事，才想起這十多年來香港的餐館環境真是大有變化，尤其是日本菜的處境。十幾年前，香港也有不錯的去處，但怎也不及如今遍地花開、像「鮨松戶」這種水平的店起碼就不下十家。九七前後，曾有一陣日本人大撤退的趨勢，居港日僑少了許多，那時大家還在擔心日本菜的水準可能會下降不少。沒想到今天坐在我左邊的一班OL才坐下就指明不要三文魚刺身，而左邊的一對情侶則正在研究現磨山葵的新鮮程度，不禁想起從前香港人熱衷「花之戀」的日子（還有人記得「花之戀」是甚麼嗎？）。

這十年來到底是甚麼變了呢？廚師和經理其實仍是那幫人來來去去，轉戰各地。莫非是日本人多了，帶旺了場面？聽說數字上也看不出有這現象。我想答案只能在香港食客的身上找，看他們今天坐下來這等架勢，多半是近年飲食雜誌深化教育的結果。再看他們人數之浩大，大概就是哈日之風的影響了。

但我知道日本菜的潮流不限於香港，走遍全球大城市，現在要找一個不知Sushi為何物的人還真難（去年那個被毒死的俄羅斯前特工就是在倫敦一家迴轉壽司店裏中招的）。所以這股日菜風潮的背後一定還有來自日本的推動力。

亞洲菜系之中，最早揚名世界的是中菜。但和中國人比起來，日本這個後起之秀在食物文化輸出的問題上實在認真得多。他們不僅是個別廚師到了海外仍堅守本色，戰戰兢兢地試圖貼近母國水平，甚至連整個國家也參了進來，力求日本菜出國之後不辱祖宗。

例如一些教年青人出國流浪的指南手冊就會建議他們學點手藝，好在異地城市當個壽司師傅。恰巧外國也有這需要，光是美國的駐日大使館一年就會批出一千個壽司師傅的移民名額。但大家也都曉得，壽司這玩意可不是說做就做的，因此東京還有家商會主辦的「壽司大學」，好確保學生在出國期間習得一身基本技藝。

許多人不知就裏地以為全球化就是美國化，殊不知全球化其實是種更複雜的跨國交流。在日本菜全球化的過程裏，日本不只輸出人才，甚至還牢牢掌控了各種各樣的基本標準。就以捕捉吞拿魚來說吧，即使遠至克羅地亞，你也能看見日本漁夫在當地漁民的船上監督作業，確保殺魚放血的方式與日本一樣；同時要保證魚穫原條上機，哪怕運輸成本會高出許多。甚至連他們包裝魚身的特製紙張，也都是從日本出口運來的。

即使如此，日本人仍然覺得不夠嚴格。最近看日本前財務官木神原英資的《吃遍世界看經濟》，他還在擔心現在的日本移民廚師不夠標準：「餐飲的輸出，也就是文化的輸出。本國的文化是否受到尊敬，得到地位，事關重大。」於是下回你去一家高檔日本料理用餐，就知道它的背後不簡單了。

梁文道：暴力的邊界

【都市日報-兵器譜】最近看了不少以暴力場面著稱的電影，其中一部是去年上映，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又重新展映的《狗咬狗》。還記得當時有許多影評人稱之為「Cult片」，意思是它劍走偏鋒，不合主流心態，卻又別具另類的趣味。怎麼個偏鋒法呢?且看片中第一個驚心動魄的殺人場面：陳冠希飾演的柬埔寨殺手就是在扮演警員的李燦森面前，劫持了他的同胞，再不急不徐地用一根鐵刺橫貫了他的咽喉。這一幕已完全違反了一般警匪片觀眾的期待，一個被追捕的惡徒怎能害手中的人質呢?難道他不要命了嗎?更何況他是用這種示威式的殘暴手法殺人呢，雙眼直直盯住持槍的李燦森，右手卻毫不猶疑地把鐵刺緩緩插進人質的咽喉，直到它從另一側洞穿而出。觀眾的反應想必就和片中的李燦森一樣，在死者陣陣的叫聲中目瞪口呆，腦中一片空白。

曉得有這一幕，我也就不用再花筆墨去說陳冠希後來殘殺整隊警員，和他與李燦森的最終對決有多慘烈了吧?作者鄭保瑞是香港近年最值得關注的導演之一，他本來就有走「Cult片」路線的傾向，到了《狗咬狗》就更是義無反顧。為了拍柬埔寨郊野與香港垃圾場的荒涼，他幹脆把色彩打得一黃到底；為了突顯兩位主角野狗般的本性，他不惜反覆使用狗吠的聲音效果。這種做法很能震撼閱歷不豐的觀眾，奉之為誇耀暴力的「Cult片」新典範。但是對見多識廣的影評人來說，就像吾友湯禎兆所說：「不少人以為把電影的色調統一，又或者貫穿同類型的配樂，就可以建立導演的風格。」實則過度的重複只會令人生厭，「變成為負累的想像力貧乏及缺乏變化的證據」。

但是即便如此，還是有很多人被《狗咬狗》那連篇累牘的暴力吸引，那是為什麼呢?我想起前三年伊拉克恐怖分子割掉被俘美軍首級的那條著名短片，其實它的可怖程度與不少《狗咬狗》這類以過度暴力著稱的電影不相伯仲。但為什麼很多人就是不敢按下滑鼠，讓電腦屏幕播出那駭人的終極片段；卻又可以接受電影裡的虐殺場面，甚至甘之如飴呢?它們的不同到底在哪裡呢?

梁文道：真理越辯越明？

【都市日報-兵器譜】據說香港特首候選人的兩場選舉論壇是個劃時代的創舉，在中華大地上頭一回有兩個競逐地方行政首長職位的人要在電視上當百姓的面答問論辯(除了台灣)。而這兩次論壇還透過電視網傳遍廣東省全境，於是有論者說它「起到了很好的示範作用」，讓大家認識到「民主的風氣」。

示範？民主？在大談這些美好的願望與宏偉的概念之前，我們永遠不應忘記香港的特首選舉是場結果早知的比賽，而電視機前的七百萬觀眾之中也有八百人是真正有投票權的選民。然後，我們再來看這兩場辯論到底辯了些甚麼東西。

請回想一下，所有看過這兩次論壇的觀眾們，你可記得曾蔭權和梁家傑說過些甚麼嗎？在台風與辯才以外，你對他們說過的話可還有任何印象嗎？除了導演張堅庭特訓梁家傑與曾蔭權助手苦思應敵方法等花邊新聞，你記得曾梁一人各自提出了甚麼政策要點嗎？如果答案全是沒有，請放心，那不是因為你的記性特別糟，而是因為我們確實沒法在這兩回辯論裏看見「牛肉」，聽到太多實質的政策爭論。就算偶而有一點關於政策的爭辯，那也不是大眾傳媒關心的重點，不是過去一周以來傳媒想要我們記住的東西；而大眾關於一樁新聞事件的記憶，總是由傳媒塑造的。

於是我們更加關注的，是哪一位候選人的「表現」較好，而不是誰的話比較有理；是哪一個人更擅長說故事講笑話，而不是誰的建議更實質更不空泛；是哪一方的表情手勢更生動，而不是誰更加了解香港社會的需要。

這不是香港獨有的現象。即使在歐美等老牌民主國家，過去二十年間的政治辯論也有淪為娛樂表演的傾向。根據《普林斯頓評論》(The Princeton Review)2001年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美國總統候選人的公開辯論在過去二百年間有不斷弱智化的傾向。分析他們使用的辭彙之深淺，可以顯示觀眾聽懂演辯內容所需的最低教育程度。結果小布殊在歷屆候選人中得分最低(6.7)，他的對手戈爾則有7.9分；甘迺迪和尼克遜都接近10分，林肯與道格拉斯更有11.2和12.0表現。換句話說，美國總統候選人在辯論中所用的詞語和概念是越來越淺顯易懂了；直至今日，美國最重要的公開辯論講的都是小學生的語言。

這個趨勢說明的不只是群眾的弱智化，也不是政客的弱智化，而是政客把群眾當成兒童的傾向。在公關形象顧問與職業撰稿人的協助之下，政客越來越不關心自己所要表達的觀點與內容，卻反過來把重點放在表達觀點的手法之上。在政治化妝師(spin doctor)稱霸的年代裏，從政壇到媒體再到一般百姓，比起政策上的真理越辯越明，大家更看重的是表演的刺激和有趣。

自古以來，民主政治就是一種靠言語決勝負的遊戲，所以古人流行修辭學，今天要學演講術。但從未有一個時代像今天這樣，文大於實，娛樂勝於政治。

梁文道：不要以可疑的原理去限製傳媒

【南方都市報】政府都有不知不覺把自己當成保姆，將人民看做孩子的傾嚮。它們害怕只要一不留神，人民就會犯錯甚至犯罪。為了防患於未然，它們會忍不住想從「根處」下手，消滅人民走上歪路的機會。

那麼，什麼是那個可以深深影響老百姓的「根處」呢?通常被指出來的就是媒體了。根據一種流傳已久但在學術上仍然無法確證的常識，媒體是能夠教化受眾的。如果一個人老是看描寫黑社會的電影，他很有可能會變成黑社會；假如一個人老是看《超級女聲》之類的選秀節目，他的品位會變得很壞。為了防止有人加入黑社會，為了防止整個社會的品位低俗浮淺，政府有必要出手介入。所以廣電總局最近下令，各地電視台「選秀節目」的播出時段不准超過兩個半月。原因就是這些節目太媚俗了，人民看多了沒好處。

先不管傳媒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的學理爭論，也別碰「超女」之類的節目是否低俗的審美問題，我們應該注意的反而是這種「保姆政府」的假設。我始終不明白的，是為什麼一個普通人只要進了廣電總局之類的部門，就會變得比較聰明，比較有品位，比較有能力去辨識美丑善惡?是不是這些部門都有一些嚴格的甄選機製，少點智力少點藝術上的天分都進不去呢?還是它們都有精深的培訓課程，使得一個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經過訓練之後能夠搖身一變，成了看電視的專家?答案我們是知道的，在媒體管理部門工作的也只不過是普通人。

可見，「保姆政府」不只在政治哲學的高度上備受爭議；就算我們真想要一個把人民裹在襁褓里的政府，也很難去找到有足夠資格當保姆的官員。

那麼政府是否就徹底放手，讓媒體放任自流呢?當然也不，即使是全球媒體自由度最高的丹麥等北歐諸國也不可能毫無底線，問題只是底線何在。這條底線該怎麼劃，決定於國家的形態，有的注重提政治，有的注重提道德。以中國的情況來說，我們在這里先不討論政治問題，而專注道德品位的問題。

最近《鏘鏘三人行》成了媒體焦點，原因是嘉賓王朔在我有份參與的那幾集節目里說了許多粗言穢語，逾越了一般電視可接受的尺度。有意思的是，經過事後一番查考，我才發現所謂的「尺度」原來是不存在的，國家根本沒有足夠的法律去定出這樣的尺度，更沒有明確的法律去管理電視傳媒的用語範圍!因此，目前絕大部分的尺度幾乎都是來自傳媒自己的約束，或者政府部門的意志。

這種情況當然極不理想，也有悖於依法治國的大勢，所以許多學者都曾提出要為傳媒管理立下可行法規。我完全贊成立法，問題是立法的原則是什麼?具體操作的辦法又是什麼?

先談立法管理傳媒品位與道德的原則問題，且以語言問題為例。同樣是粗話與不文明的內容，你可以因為它會造成壞影響而規管它，也可以因為它會傷害受眾而限製它。也就是說，你可以不准某個字出現在電視上，但出於截然不同的原因。關於影響這種說法，就像我在前面所說的，還存在許多爭議，因此有些發達國家越來越不願意根據它去管理媒體。相反，你若對電視上某人的粗言穢語感到惡心，或者覺得某種言論是在歧視你的性別、冒犯你的族群，這種感覺則是實在可感的，它造成的心理傷害和尊嚴受損也是可以具體說明的。因此，若要立法管理傳媒的言論，我們應該把重點放在語言是否會傷害人，而不是它們的影響好不好，更不是它們的品位高不高。

至於操作上的程序，不少國家都采用字庫的方法羅列不宜出現在電視傳媒上的詞語，讓傳媒依靠自律，觸犯者自當以法論處。然而，語言造成的傷害就和品位問題一樣，可以是件非常主觀的事，沒有人有能力去為它做個最終的客觀評斷。故此又該有某種評審委員會的機製，在專業人士與學者之外，還要集合各種階層與界別的代表，使之成為全社會的樣本，代表主流共識，去為我們定出一份字庫，告訴媒體有哪些字眼是當前社會主流所不能接受的。可是語言流變不拘，很多曾經污穢不堪的字詞經過歲月的變遷早成了大眾日用的語言，例如「吊兒郎當」和「王八」。所以這份字庫又要定時重檢，這個評審團又得定期重審，與時俱進剔出過時的東西再加入新生的說法。

以上所言雖然局限在語言尺度方面，但其原則也適用於整個傳媒的法律管理之上。它不外乎不要以可疑的原理去限製傳媒，比如說「造成壞影響」和「品位低俗」，而該以尊重主流國民的感受和尊嚴為大前提。在具體操作上，它不該信任少數官方精英的能力和品位，而要用一種機製去盡量體現整個社會的主流意見。如果大家能夠把最近有關媒體的新聞轉化為開拓未來的理性討論，壞事說不定就能變成好事了。

梁文道：成為日本人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李登輝曾經對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說自己在二十歲前是個日本人，結果當然遭到許多人的辱罵，說他做漢奸真是做到家了。可是只要冷靜下來想一想，就會發現其實他沒說錯。李登輝在日本的統治底下長大，自幼接受的就是「皇民化」教育，而且他又是個用功聽話的好孩子，在那種以當個日本國民為榮的制度和環境裏一步步向上攀爬，直到日本青年人心目中的聖殿東京帝國大學。二十歲前的李氏怎能不是個日本人呢？然後台灣光復了，他突然發現自己原來不太會讀寫中文，二十年來奮苦掌握的一切語言素養與世界觀全盤報銷。他要學習重新當一個中國人的過程真是非常艱難呢。在台灣出生的美國杜克大學教授荊子馨有一本絕佳的好書《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他不只提醒我們台灣人身份意識的由來是多麼地複雜，更開了後殖民主義研究的新局面。提起後殖民主義，不少讀者甚至學者都會十分頭疼，覺得「混雜」、「差異」和「預先構成」等術語滿天飛舞不知所云。《成為日本人》本是寫給內行人看的學術論著，當然也免不了專業的行話，但它又不像史匹瓦克（Gayatri Spivak）這批明星的近作那樣，肆無忌憚地重手下藥，還算挺有可讀性。

為什麼要認識台獨就得先瞭解日治台灣呢？這是因為那段日本殖民統治的歲月被公認是台獨意識茁長的關鍵。許多台獨論者（包括上次說到的林濁水）認為台獨的一個重要源頭就是日本殖民政府的反抗，當時的志士們一方面要對抗日本人的歧視政策，另一方面則對中國感到失望（就連梁超都曾勸告台灣精英，反殖不能指望自身難保的中國），所以出路就是自治甚至獨立了。然而，也有不少反台獨的學者指出，無論是親共左翼還是右傾自由派，當年投身反殖民運動的台灣人全都抱有一種對祖國大陸的渴望。荊子馨厲害的地方就是細密地分別拆解這兩套對立的觀點，左打中國大漢民族主義，指明它不是台灣人與生俱來血濃於水的鄉土之情；右打台灣民族主義，說出所謂的台灣人認同不完全是日本統治下的自主產物。他發現「中國派」主張復歸中國之餘也堅持台灣的獨特地位，而「台灣派」即使要求獨立也無法洗脫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荊子馨把兩種表面對立的意識形態放回具體的社會經濟背景之中，力證它們都是台灣精英階級爭取反殖的不同策略。簡單地講，今天的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都不是那麼地單純，「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份」與「台灣人向來就是另一種人」這類政治口號都太過簡化。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其實是不停地在日本與中國之間的三角關係間游移浮動。假如你對台灣史沒有太大的興趣，還可以注意《成為日本人》的另一重點。荊子馨揭示了一個以前比較少人談到的問題，那就是日本的殖民主義了。後殖民研究近年蔚為大宗，但講的多是西方老牌帝國的經驗；挖掘日本殖民史的不是沒有，卻總是集中在東亞區域史方面。中國人一談起和日本的歷史糾葛，更是不離「日本軍國主義」六字，全然忽略了它是唯一一個非西方殖民帝國的事實。荊子馨拿日本比較英美，說明日本和它們的不同在於沒有經歷過一個戰後逐漸瓦解的痛苦歷程，解殖似乎就在一夜之間完成。所以日本至今都沒有正視自己也曾是個殖民帝國，也就不會有深刻的歷史反省了。當大家老在追問「日本政府為什麼不認錯」的時候，荊子馨的分析是不是一個新答案呢？

梁文道：做回老百姓

【都市日報-兵器譜】「老百姓」真是一種奇怪的稱呼，難道軍人不是百姓嗎？難道一個普通百姓只要從了軍，就會變成「官」「民」二分法裏的「官」？

「人民軍隊為人民」這句口號好像是軍民一體的意思，但它卻正好點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人民軍隊」並非人民，他們只是為了人民而存在罷了。簡單地講，北京大院和台灣眷村裏的軍人都不是一般人，連他們的家屬和孩子也不是一般人。在他們的眼中，外頭的一般人都是「老百姓」，他們不是。

軍人聚落裏的孩子在兩岸都得到了優待。北京大院不用說，可以享受相對平靜安全的生活，甚至還可以看到一些老百姓看不到的內部書刊，知道老百姓所不知道的秘密消息。台灣眷村的地位比較低，住的多是中下層軍人，但他們的孩子至少有一項優勢，那就是天生說「國語」，不用像本省小孩一樣羞恥地洗刷口音。

所以這些第二代有看不起同齡老百姓的本錢。就拿我熟悉的眷村小孩來說吧，他們的父母就已習慣把村外的本省稱作「野孩子」，他們自己也感覺良好；受到家庭環境的影響，相信自己身負「反共復國」的歷史大任，此外還染有了一份因父輩流徙而來的獨特滄桑。聽說北京大院的子弟也是如此，特別深信毛主席的教誨，身雖不在革命的浪口刀尖，卻胸懷革命大志。這點單純的熱情與自信是外頭小老百姓很難想像的。

可軍隊到底是軍隊，暴力的本質結構了聚落裏的社會意識，軍人家庭的教育又格外嚴格遏抑，小孩難免受到薰陶甚或扭曲。所以大院也好，眷村也好，裏頭的男生莫不好勇鬥狠拉幫結夥。然後父親過紀律的生活，兒子卻整日遊蕩無事生非，滿嘴粗言穢語，腦子裏則總是女子與性事。

理想的高遠與實際的無能造成了巨大的反差，越是自命不凡就越容易沉溺在夥伴中爭強得來的快感。此時，牆外的老百姓野孩子正步步為營，刻苦求全……，直到牆破門開的那一天。

大陸有不少大院子弟出人頭地，台灣眷村也有一些成了名的人物，於是大家就都以為軍眷家中果然出人才。有時候我們還能看到他們舊的聯歡會，確實精英滿堂。不過這和所有的同學會一樣，年年必至的都是那些成功了的樣版，悄然間逐年消退的才是大多數。只有特別把持得住，或者特別幸運，你才能從眷村和大院的圍牆裏破土而出。而那些一度崢嶸但終於暗淡的，我們並不認識。不論結局如何，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最後大家都成了老百姓。

梁文道：敬酒要喝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得先說清楚，夜總會一類的地方我是很少去的。不是我有多正經多清高，而是我真的很不喜歡那種昏昏暗暗燈紅酒綠的地方；每次處身在那樣的環境底下，我都會覺得自己特別低能，我不懂猜枚，也不玩骰盅，所以我實在領略不到「落club」的樂趣。可是偶爾去一回，原來還是挺有教育意義的。

前年在深圳的一間夜總會裏，我就遇見了想都想不到的情景：有一桌客人個個喝得頭昏腦漲左搖右擺，說話的聲音腔調愈來愈豪邁。仔細一看，原來他們手中各自握的不是酒杯，而是一枚小膠盒，裏頭放的全是藥丸。我不知道那是甚麼丸，但應該就是讓他們high得如此忘我的主要原因了。這幫人不是在鬥酒，而是在鬥「啪丸」，只見其中一人站起身來大喊：「，我先隊為敬。我兩粒先，你千祈唔好縮沙！」從「隊酒」發展到「隊丸」，這不可說不是一個飛躍性的「進步」。兩年前如此，兩年後的今天又如何呢？我就真是不知道了。

「敬酒」真是一種十分奇妙的行為。為甚麼大家就不能靜下心來細細品酒，而要你敬我一杯我回你一杯地狼吞虎嚥呢？其實這個道理就和我們上次談過的「請客邏輯」一樣，都是社會學家牟斯（Marcel Mauss）所說的「報」。例如在敬酒的時候，我們會特別講究公平，如果你喝了一滿杯，我也必須接受挑戰跟喝光整杯的酒。相反地，要是我自信滿滿，不只乾杯而且還回敬一杯，但你卻只是「隨意」一口，那我就有權要求你也得乾掉你那一杯了。若是你拒絕，就得自承不勝酒意認輸，否則就是不給面子，後果可能很嚴重。大家喝多喝少不是自己的意願，而是決定於你來我往的關係之中。一杯報一杯，一瓶換一瓶，其間不容半點弄虛作假。

很多人說這是中國人特有的陋習，既不文明也不現代。不少早年去大陸經商的港人談起四處交際「隊酒」的經驗，仍是一臉惶恐心有餘悸。可是放眼世界，從日本的居酒屋到德國與愛爾蘭的「飲酒社」（drinking o club），敬酒的方式雖然各有不同，但這種公平的飲酒競賽其實到處都有，就和人類送禮請客的習慣一樣，是普世的文明現象。收禮必須還禮，喝下人家的敬酒必然也要回敬一番。

類似北美印第安人的「誇富宴」，敬酒也是種分出彼此高下的方法。酒一輪輪地敬下來，誰能撐到最後誰就是贏家。過去在某些生意酬酢的場合之中，喝酒的贏家還真能佔去最多的好處，得到最有利的條件，因為他是唯一神志清醒的人，其他人說不定早被灌得糊裏糊塗滿嘴說是了。讀傳記或小說，常常見到許多英雄都被描述為「千杯不倒的好漢」，似乎酒量也是判定英雄的標準之一，例如金庸筆下的「喬峰」。就算到了今天，我們雖然不再以酒量論成敗，但要是說起某人「好飲得」，它也絕對不是貶意。無論任何時候，「好酒量」都是一種讚美。

比起「誇富宴」那種窮盡家財來請客的豪邁，無止境的敬酒是種更讓人佩服也更叫人頭疼的自誇方式；因為前者誇耀的是自己的財富身家，後者卻是自己的生命能量。就算請客送禮到了一個視錢財如糞土的地步，你慷慨的也還是身外物罷了；但逢敬必乾地飲酒卻是在慷慨自己的一條命。或許這就是人類不敬咖啡不敬茶更不敬汽水的原因了，因為只有酒能致命。這世上還有甚麼要比慷慨生命更豪邁更令人折服的事呢？

人家舉杯來敬酒就和送禮一樣，你必須還報他，只不過要注意這份禮是能要命的。難怪英文裏的「gift」兼具「禮物」和「毒藥」二義了。

梁文道：權貴開玩笑 百姓很無奈

【明報】全國政協常委何鴻燊先生一向語出驚人。回想前年董建華才辭職沒多久，他就公開表示過去種種「挺董」的言論都是違心的「大話」，其「轉數」之快實在叫人歎為觀止。不料近日他更進一步，在特首選舉即將達到終點前的「緊張時刻」（ 「緊張」指的是曾蔭權得票能夠高到什麼程度），發言警告796 名選委： 「我跟你們講，你們以為投白票就無人知道？一樣知！」雖然他後來又作出澄清，指出自己的說法只不過是依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的傳統智慧」；但是亡羊補牢，這番話已經為形象本來就不大好的小圈子選舉造成了更大的傷害，隱約地「證實」了許多市民心中的想法：選委會果然是個被操縱的投票機器。

首先我們大家都要搞清楚，投白票絕對不是一件不負責任的行為，相反地，如果對所有候選人都不滿意，投白票才是一個選民真正誠實和負責的做法。如今有這麼多人擔心特首選舉開出有白票的結果，只不過是怕選委藉此表示不滿，壞了曾蔭權當選的威風和榮譽罷了。比起喬曉陽的勸喻，何先生的恐嚇言論簡直可以說是放肆，無視於特首選舉程序上的公平公正，無視於令香港尚足以自豪的廉潔法治。為了表達忠誠，為了替曾蔭權固票，一個位高權重富可敵國的大人物就值得這麼不顧大局毫不自重嗎？

我們都知道現有的選舉方式不大可能讓人發現選民的確實抉擇，但要是真有這種方法的話，像何先生這樣的人會不會利用它呢？依照傳統智慧，只要有可能，一個社會裏的權貴必將盡其所能地維護他們的優勢與特權。假如我們的投票方法有漏洞，一定有人會想盡辦去鑽；假如某種選舉的結果能夠操縱，一定有人會想盡辦法去延續這種選舉的存在。大家都曉得，選委會選舉的最大特點正是它的選民少規模小，不容易出現意外的結果，一切盡在預料之中。所以最想延續這種選舉制度，拖延全面普選的，還不是大家常說的中央政府和「傳統親中派」，而是一群像何先生這樣的權貴精英。對他們來講，能夠順利選出自己屬意的執政者自然最妙，但能夠確定執政人選的範圍就已經夠好了。

為什麼精英權貴要比中央政府更熱中於維護現有的政治制度及選舉方式呢？答案很簡單，那是因為他們都是這套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尤其在香港這種以地產為主導的經濟結構底下，大地產商更是不願意見到一個更開放更民主的政制，因為它有可能為他們帶來更巨大的稅務負擔。現代政治經濟學界本就流傳一種常見的看法，認為同樣是巨富，靠土地致富的資本家要比靠人力資源致富的資本家更厭惡民主制度。2005 年克拉克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Daron Acemoglu 與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家James Robinson 更在其新著中給出了一個經濟模型，說明了大地主阻延民主化過程的微觀基礎（詳見Economic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第九章EconomicStructure and Democracy，劍橋大學2006 年出版）。很多人批評中國的政治制度不開放，覺得一黨專政實在有違現代民主原則。也有很多人心痛於中國官場的腐敗，對官商之間的權錢交易恨之入骨。可是請注意，中國政壇就算再腐敗，也不會在制度上給予商人特殊的政治優勢，更不可能讓商人主導中央領導的人選。資本家能入黨是沒幾年的事，正式保障私有產權的《物權法》也才正要通過，如今的大陸資本家還處在一個急求政權保護的階段，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像香港的商界權貴這樣，擁有左右政局的勢力。在這個意義下，香港的政制其實比大陸還不如。

再看近年人人關注的貧富差距問題。沒錯，全國範圍內的貧富分化很嚴重，甚至已經瀕臨危險的地步。沒錯，小部分先富起來的財主也可以得到地方政府的配合，協助他們打壓被徵地的農戶與被剝削的勞工；商人甚至還能透過賄賂腐敗的官員牟取政治利益。但一般百姓與擠進《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的新富至少在明文的政治權利上是平等的，現有的政制並沒使得山西煤老闆在制度上比礦工擁有多得離譜的政治力量。反觀香港，富豪與平民的差距卻忠實地反映在政制上。少數權貴精英的財富與社會地位本來就遠遠高於一般市民，結果他們的政治權力也還要相應地比一般人大。如此荒謬的現象，全中國就只有香港才有。

香港面前有兩座大山，一是政治權力分配的不平等，一是社會上的貧富懸殊。嚴重的政治權力的不平與財富分配的不均皆能導致社會失衡、經濟敗壞和民生凋敝。歷史上有太多的例子告訴我們，財富與政治權力的分配失衡往往互為表裏，甚至是同一回事，結果就造成了階級的敵對，更糟的情則是動亂甚至革命。香港當然還是和平穩定的，但放眼世界，它這種愈有錢就愈有政治權力的制度安排，即使不是孤例也算罕見了。要解決隨金融中心的建設與經濟全球化所引致的貧富差距已不易；若還要任由這個差距與政制掛下去的話，恐怕何先生未來的生意也未必做得安心。

曾蔭權政府未來要怎麼解開這個結，實在是個大難題。為了要化解已經出現的階級矛盾，他必須在政治開放和社會公平兩方面同時手。假如政制改革走不遠，他就只能綁起一隻手在社會福利上多下工夫了；問題是對於像何鴻燊這樣的權貴來講，哪一條路他們更能承受得起呢？

早在20 年前，就有論者勸告香港的既得利益階層要盡快調整心態，適應現代代議政制的遊戲規則。比起資助政黨搞游說一類的手法，找出誰投白票的成本當然要小得多。可是，這種廉價午餐他們又還能吃多久呢？

梁文道：從大鵬所城說起

【都市日報-兵器譜】原來深圳也有古蹟。五年前，朋友帶我去深圳大亞灣海邊的「大鵬所城」(全名「大鵬守禦千戶所城」)，一座六百年歷史的灰色古城。

厚實城牆內是一個小村落，除了少數幾間舊房舍和大抵維持原樣的街道外，大部分的屋子都是近代化的樓房了。現在村子裏住的主要是外來戶，據說原居民都在海外，城裏就只剩下十來個還戴傳統「涼帽」的老太太。

說到原居民，這條村子是很難搞清楚甚麼叫做原居民的，即使在舊日，全村竟包含了六十七姓，真不是一般的村莊。因為這是個所城，城裏住的是其他地方來的軍眷。

從明朝開始，廣東水師就築城此地，守衛南疆，轄管範圍包括香港。軍人從各地徵來，不問出處；若有家眷，也只好跟部隊南北奔波。於是這小城就像今天的深圳，是個移民城市。然而它是個軍事化的移民城市，城牆內外必有間隔，所以牆外是嶺南農民種的地，水上人家討的海；牆裏則是領受軍餉的各省軍眷。久而久之，隔絕的城裏竟然有了自己的語言，叫作「軍話」，是一種混合了廣州話與客家話的罕見方言……。

聽朋友說這裏的故事，越聽很耳熟，我忍不住問：「城裏人怎麼稱呼城外的人呢？會不會管他們叫『老百姓』」？

最近看北京導演葉京一部備受內地文化界關注的電視劇《與青春有關的日子》，感覺很像王朔的小說《動物兇猛》，也很像改編自它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那是另一種文革故事，海外華人所不認識的文革，不恐慌不陰暗，一幫年輕人在太陽底下放肆青春。

這幫年輕人快活，因為他們是北京「大院」裏的孩子，而軍隊眷屬寄居的大院則是那個年代裏最平靜的孤島之一。外面天翻地覆，裏頭的小孩逍遙自在。

我又想起了台灣的「眷村」，六十萬隨蔣介石渡海東去的國軍多半住在這些竹籬笆圍起來的村落裏。遍布全島的眷村就像北京的大院，以軍種和部門為單位劃分，有的甚至連村名都冠上部隊番號。

別小看那些竹子搭起來的籬笆，它們真能隔開兩個世界，一邊說的是台灣話，另一邊則是南腔北調的「國語」。

大院和眷村，解放軍與國軍，對牆外的人都有一致的稱呼 — 「老百姓」。

梁文道：熱關之役

【都市日報-兵器譜】改編自Frank Miller漫畫的另一部電影《戰狼300》快要上映了，看過試片的影評人都說它「Man到震」。當然了，因為它講的故事正是歐洲歷史上最「Man」的一場戰役 — 熱關之役(Battle of Thermopylae)。

年輕時讀「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的《歷史》，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壯烈的一戰。話說公元前480年，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波斯帝國在色且斯王(Xerxes)的率領下，以上百萬人的軍力直撲希臘，繁盛但渺小的希臘城邦組成聯軍頑抗。負責封鎖愛琴海的是以雅典為首的艦隊，鎮守山谷要道「熱關」的則是斯巴達王列歐尼達斯(Leonidas，意思是「像獅子一樣」)統領的數千陸軍。這是一場強弱懸殊的戰爭，假如希臘人失敗了，後來的西方歷史就要全部改寫，蘇格拉底的哲學與歐幾里德的數學未必會出現。

斯巴達人向以尚武聞名，列歐尼達斯王尤其驍勇善戰，但是在熱關的這場決戰上，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勝算。於是他遣走了大部分盟軍，要他們到後方準備，自己則帶三百斯巴達精兵以三千多名不願撤退的盟軍守住關口，等待多達三十萬人的波斯先鋒軍團。

透過希羅多德的生花妙筆，這一幕已經成了西方歷史上的傳奇，成為以寡敵眾的典範，直到《魔戒》裏的中土大戰，我們都還能看到熱關之役的影子。

據希羅多德，波斯王曾在戰前派人偵察敵營。結果探子意外地發現希臘人那天晚上十分平靜，唯一不尋常的是斯巴達軍人正好整以暇地梳理長髮。幕僚提出警告，這是斯巴達人的莊嚴習俗，表示他們預備犧牲。波斯王既驚訝又好笑，於是下令大軍開拔，吞滅這幫螳臂擋車的希臘人。另一面，列歐尼達王又在開戰的那天早上叫士兵們吃一頓豐盛的早餐，「因為我們不知道今天晚上在地獄能吃到甚麼」。

決戰開始了，人數奇少的希臘人一反之前的作戰方法，沒有守在山間狹窄的通道，卻主動奔出山谷求戰。他們屢次殺退波斯人，使得波斯王大為震驚。但久戰之下，畢竟寡不敵眾，列歐尼達斯陣亡了。後來雙方為了爭奪他的屍體殊死戰鬥……，到了最後，「他們誓死抵抗，還有刀的用刀，沒有刀的用手，在槍林之下，把他們完全消滅為止。所有希臘軍隊就這樣地光榮戰死了」。

「不過據說有一位士兵比其他人還勇敢」，他叫做迪斯(Dienekes)。有人告訴他，波斯人數目極多，乃至於射起箭來可以遮蔽太陽。然後他回頭向夥伴說：「這位朋友帶來了大好消息，如果波斯人把太陽擋住了，我們正好可以在蔭涼裏作戰」。三百斯巴達人齊聲大笑。

紀念這場戰役的獅子紀念碑至今仍然矗立在希臘熱關，上面刻：「陌生的過客啊，去斯巴達告訴她；在這裏，我們遵守她的命令而倒下。」

梁文道：改編作為一種工業

【都市日報-兵器譜】改編自香港電影《無間道》的《無間道風雲》不只為大導演馬丁·斯科西斯帶來他從未得過的奧斯卡金像獎，還令許多香港電影人感到揚眉吐氣之快。有些論者甚至指出，連奧斯卡最佳電影也要改編自一部香港電影，可見好萊塢近年肯定有創意枯竭之勢，才會多番嚮日本及南韓等亞洲電影取經，不是改編他們的劇本，就是重拍他們的舊作。

其實只要翻翻影史，就知道好萊塢改編外國作品絕非自今日始。以亞洲電影來說，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好萊塢不就把黑澤明的《七武士》拍成西部片《七俠蕩寇志》(The Magnificent Seven)了嗎?再拉遠一點看，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當意大利還是世界第一電影強國的時候，好萊塢更有大量翻拍以至於抄襲意大利片的情況。

我們很容易以為翻拍或改編的作品不如原作，起碼它顯示了一定程度的創意匱乏，因為我們總是要求藝術品必須有「原創性」。但什麼叫做「原創性」呢?先別說在二十世紀諸多文藝理論的沖擊底下，它已成了一個很成疑問的概念；關於「改編」，我們更是可以質疑有什麼作品沒經過改編。從民間記憶中的經典故事尋求靈感算不算改編?一個導演受到另一位前輩大師的影響又是不是一種最廣義的改編呢?我們應該如何區分「改編」與「影響」的不同?它們的界線又有多明確?

在看美國的《無間道風雲》與改編的關系時，除了比較它和港產《無間道》的高下，除了討論改編與原創那复雜的理論糾葛之外；我們或許更應該注意美國的文化工業有多麼擅長改編，改編又怎樣變成了一種龐大而有效的工業手段。

回想《無間道風雲》得到的「最佳改編劇本獎」，難道大家不覺得訝異嗎?以分工精細而專業聞名的好萊塢電影工業，居然在最能代表它整體技藝水平的奧斯卡獎里開出了「改編」這一專項。這豈不說明了改編從來就是美國電影產業的重要環節？

所謂「改編」電影，除了改編外國電影和重拍經典老片，最為人熟悉的就是改編小說和其它種類的文學作品了。而在百老匯音樂劇的風頭勢不可擋的年代，還有不少把舞台劇搬上銀幕的改編工程。至於《超人》和《蝙蝠俠》，則是源自漫畫的賣座電影。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盜墓者羅拉》這種來源於電子游戲的商業片，說不定網絡虛擬游戲就是未來改編電影的大宗。而日本影人懂得在網絡上尋求材料，把論壇上的真人真事變成《電車男》，就更是走在時代前端了。

很多種類的文化產品都能變成電影，反過來說，許多電影不也可以移植轉換，改編進其它文化領域之內，然後照樣引人照樣走紅嗎?最好的例子莫過於《星球大戰》，從這部科幻巨製派生出來的改編版本不知凡幾。在漫畫、動畫、小說之外，我們也應該把和「星戰」有關的電子游戲、模型玩偶，甚至網站算進改編的範疇。通常談「改編」，我們的視野都被約束在小說、戲劇、電影等「高級」文化作品之上，關心同一個橋段同一組人物角色在不同文類間浮移變化；但要是將焦點轉到工業體製，將改編從一種藝術手法看成一套生產方式的話，我們當會發現，改編包含的範圍其實可以更廣闊。從工業的角度來看，只要把一種商品的故事(所有的文化商品都是有故事的)轉嫁到另一種市場的商品上，就能算作改編了。例如與《星球大戰》有關的各款模型，你或許不能認同它們是藝術品，但你絕不能否認它們是種來自原作電影的商品吧。

最誇張也最超出常識的改編，就是迪士尼式的主題公園了。這些公園的魅力倒不是它的游戲設計精巧，也不是它的技術環節复雜，而是使人人熟悉的動畫變成了「活生生」的具體情境，令消費者不只可以旁觀，甚至還能「走」進去，成為其中的一部分。

美式文化工業的成功之道正在於它擅長改編。透過改編，它整合了幾種不同的行業，創造了一個跨越既有疆界的市場，將一件文化產品所能帶來的協同效應提到最高程度，半點也不浪費。一件文化產品越是有被改編的潛能，就證明它越有「創意」(至少是可以盈利的創意)。

這都不是什麼發現了。各地商人也都明白文化產品的改編是條有利可圖的捷徑，所以《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國產大片也都先後推出了自己的小說版。然而至今為止，我們依然習慣將它們看做「周邊產品」，既不願投入大筆的資金，也沒有周詳的事先規劃，更缺乏專門的研究與技藝傳統；所以我們那些改編自電影的商品還是停留在「周邊」的位置。

《無間道風雲》是一部電影，和剛才所說的那種跨類別改編不同。但是從它的出現，得獎乃至於奧斯卡設有獎項肯定這種翻拍電影來看，就知道美國的文化產業不只不以改編為恥，甚至還把它當成了一種值得鑽研的專業。在為《無間道》的間接榮耀高興之余，大家是否也該看到世上最強的文化工業的純熟運作呢?

梁文道：認識你的敵人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當我還在台灣唸初中的時候，我就覺得馬克思主義一定很有道理。不然的話，為什麼政府一天到晚教我們反對馬克思主義，卻從來不說清楚到底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呢？問老師，他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學校教育更總是重複「萬惡的共產主義」這種無聊的論調。共產主義一定很有吸引力，馬克思一定很有說服力，否則那些大人不會把這些東西藏起來。今天香港的孩子們會不會也有這種逆反的心理，感到禁忌知識的誘惑呢？香港有禁忌知識嗎？有的，那就是台獨了。遍觀所有主流傳媒，我們看得見陳水扁宣佈台灣「只有統獨問題，沒有左右路線」的消息；我們看得見許多論者批判台獨激進派的危險，或者客觀分析台獨對未來局勢的影響。但是自從九七回歸之後，我幾乎沒見過有人正面介紹台獨的理據，更不要說肯定台獨的主張了。

於是問題就來了。如今的學校教育流行講通識，要學生「多角度」地批判思考，又要學生認識時實，還要他們結合兩者，從不同的立場靈活地去分析時局。我很想知道萬一有學子對台海問題有興趣，想要「多角度」地去認識這個題目，他可以發現哪些角度呢？他會找到大量批判台獨的文章，但他很難搞清楚台獨到底是什麼東西，也不知道台獨的由來。為什麼一種那麼愚蠢的意識形態在台灣還會那麼流行呢？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要相信這種被我們徹底否定的立場呢？雖然以今天的政治氣候來說，學界的辯論比賽不大可能拿「台灣可以獨立」做辯題；但是在反對一種主張之前，難道我們不需要先弄明白它到底是什麼嗎？我意外地發現原來用不去台灣，香港的大型書店也有「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的著作。沒錯，台獨也有理論。作為一種政治主張，它必須有堅實的理論基礎，也要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而民進黨立法委員林濁水的《共同體》就是最新階段的台獨理論了。比起往昔的台獨理論，這本書代表了一種很值得注意的新傾向，那就是不再關注台灣為什麼應該獨立的理由了，因為台獨在台灣已經成為主流（至少有一半台灣人支持）。林濁水現在把重點放在台灣為什麼還不能獨立這個問題上，它是個在肯定了前提與目標之下的現實過程問題。因此林濁水可以輕鬆擺脫一些陳舊可笑的舊理論，比如說那種認為台灣人的血統混雜了南島語族、荷蘭人、日本人和漢人的基因，所以不同於中國人的「科學」說法。他也談基因，甚至引述北京科研機構的發現，指出台灣人在血統上果然和中原漢人不一樣；但是其立意不在於以此證明台獨有理，而是為了反駁大陸官方那套「同文同種」的主流論述。其實所有對現代社會科學有點認識的學者都知道，「同文同種」不必然是界定一個國家的基礎，否則美國當年的獨立就很沒道理了。因此林濁水提出了中華可以是一個文明而未必是一個國家的說法；也就是說台灣不需要「去中國化」，因為台灣的確是「華人文化圈」的一份子，但它仍然可以是個獨立國家。看完這本書，我覺得林濁水確實提出了許多有趣的挑戰；但他自己卻沒有好好回應台灣知識界中進步左翼的挑戰。尤其是書名中的「共同體」概念，許多學者都曾指出這個源自李登輝「生命共同體」的說法其實和台獨討厭的「大漢沙文主義」沒有分別，都是一種含混的法西斯意識形態，消弭了社會上各種具體的階級差異，卻代之以大而化之的國族神話。簡單地說，台獨正好複製了他們反對的大一統國家認同，這就是今天陳水扁否認左右路線之分的原因了。無論如何，這本書還是值得一讀的。要反對你的對手，至少要先聽一聽他的意見吧？

梁文道：為反對而反對

【明報-批判者】《曾特首．你會做好呢份工？》

作者：吳志森

出版：次文化堂╱香港

我並不總是同意吳志森兄的觀點，但是我依然一篇不漏地拜讀他的文章，理由是他的文章體現出了一種很重要的品格，那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為了反對而反對」在香港是一項很嚴重的錯誤，如果一個人或一個群體被人認定了是「為反對而反對」，通常就意味這個人或這個群體只尚空談務虛；再嚴重點就是「有破壞無建設」了。面對這種天職反對派的聲音，一般的反應不是正面回答它的疑問與攻擊，而是「你這麼厲害，你來說個解決方法讓我們聽聽看」。

這好比一個食評人到處挑剔廚師的手藝，結果大家卻要求他自己出馬掌杓。食評人有食評人的本分，廚師也有廚師的責任，這和一個政治評論家有政治評論家的義務，從政者也有他的工作一樣，二者不能輕易混淆。身為一個反對派，並沒有什麼需要抱歉的地方。面對一個反對派，我們還有第二種回應方式。那就是批評他「不理性」，說他什麼都看不順眼，什麼都罵。那麼該怎麼做才是「理性」的呢？據說是要「是其是，非其非」；該稱讚的時候稱讚，該斥責的時候才斥責。

假如我們這樣要求一個政評家，其實我們是在看扁為政者，把他們當成小孩，不只做錯了事得責罵，做好了更加要讚美一番。掌握權力的人還需要稱讚嗎？只有一管在手的知識分子又有為掌權者鼓掌的義務嗎？當然，我們可以要求一個知識分子或者政評家該有他自己的立場與尺度，當他將這把尺子放在紛亂世事之上衡量的時候，自然會看到不對的地方，也自然會發現還算合度的角落。這應該才是「是其是，非其非」這句話更深刻的涵義，也就是要透過一個人所肯定與否定的東西發現他的是非標準。

在政治上無論左右，不管開明或保守，任何人都應該有個一以貫之的是非標準。這是沒有多少人會質疑或反對的常識，所以我們就更無法接受「為反對而反對」了，因為純粹為了挑毛病而挑毛病，與沒有是非標準無異。

懷疑．批判

這種反對派之所以反對一項政策，之所以批評一個政客，不是因為那項政策或那個政客的作為違背了他信守的標準與原則；而是因為他就是喜歡採取一種懷疑的態度去看所有的事情，他就是不能不反對任何掌握權勢的人物和佔據主流的意見。由於這種反對派違背了我們大多數人的常識，所以我們才會說他不理性，把他的意見看成「噪音」。然而， 「為了反對而反對」曾經是種多麼美好的品德，又是種多麼久遠的傳統呢？自從蘇格拉底成了「雅典的牛虻」開始，歷史上就從不缺乏這種懷疑一切常識甚至攻擊所有主導勢力的知識分子典型。許多偉大的知識分子，許多研究知識分子的重要論著甚至再三告訴我們， 「為了反對而反對」才是知識分子的應有之義。

例如前代社會學家柯塞（LewisCoser） ， 在其經典《觀念人》（Men ofIdeas：A Sociologists View）中就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從不滿意現狀的人」。又如美國左翼的大師級人物米爾斯（C. Wright Mills）也曾說過： 「身為一個政治知識分子，他肯定會對掌權者提出質疑」。不論是「從不滿意現狀」， 「永遠提出質疑」，還是「為了反對而反對」，這種品格，這類型的人物都是彌足珍貴的。對於執政者和所有在政治圈裏活動的人來說，反對派知識分子的存在固然會激怒他們，但假如他們是理性而寬和的話，他們就應該反求諸已，學習謙卑。更重要的是社會的全體成員，因為他們才是反對派知識分子的真正聽眾；有了這種反對派，大家才能從共識的幻像裏解脫出來，發現不同的觀點與更多的可能。

珍貴．保育

我們甚至可以同意反對派是種破壞性的噪音，不一定有助於執政者改善施政，也不一定有助於社會共識的形成；但是他們卻張開了這個社會言論與思考的空間。吳志森兄的評論多數沒有什麼「建設性」，因為他極少提出任何「務實」的善政方案（ 「務實」是香港主流社會最欣賞的關鍵詞之一）；他總是死咬曾蔭權不放，嚴厲地審視其一言一行。在風聲耳語盛行的時局之中，關於政治的言談日趨瑣碎，好談陰謀，但吳志森一如既往地堅持理念高杆。所有這一切，使得他成了今日香港其中一個最珍貴的反對派，我又怎能不懷抱一股「保育」的心情來看他的評論呢？

梁文道：為甚麼政府比較有品味？

【都市日報-兵器譜】所有政府都有不知不覺地把自己當成保母，將人民看作孩子的傾向。它們害怕只要一不留神，人民就會犯錯甚至犯罪。為了防患於未然，為了避免日後可能要付出的龐大成本，它們會忍不住想從「根處」下手，消弭人民走上歪路的機會。

哪裏是那個可以深深影響老百姓的「根處」呢？通常被指出來的就是媒體了。根據一種流傳已久但在學術上仍然無法確證的常識，媒體是能夠教育群眾的。如果一個人老是看描寫黑社會的電影，他很有可能會變成黑社會；假如一個人老是看《超級女生》之類的選秀節目，他的品味會變得很壞。

為了防止有人加入黑社會，為了防止整個社會的口味低俗浮淺，政府有必要出手介入。管理中國電子傳媒的廣電總局最近下令，各地電視台「選秀節目」的播出時段不准超過兩個半月。原因就是這些節目太媚俗了，人民看多了沒好處。

先不管傳媒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的學理爭論，也別碰「超女」之類的節目是否低俗的審美問題，我們應該注意的反而是這種「保母政府」的假設站不站得住腳。這種保母心態假設了政府官員不是一般人，他們的品味比一般人高尚，他們的判斷比一般人正確。

他們對人民的認識比人民自己還要深入透徹。

所以政府部門可以為了人民的好處決定他們應該看到甚麼又不該看到甚麼，因為他們比我們還清楚自己的需要，比我們還明白真正有利於自己的是甚麼。正如孩子總愛吃糖，但父母才明白糖吃多了不利於子女健康一樣。

純正的自由主義者一定會反對這套假設，他們一定不會贊成政府有權替人民決定他們的資訊範圍和口味選擇。

就讓我連這個政治哲學上的問題也先擺在一邊吧，但我始終不明白的，是為甚麼一個普通人只要進了廣電總局或國家出版總署，就會變得比較聰明，比較有品味，比較有能力去辨識美醜善惡？是不是這些部門都有一些嚴格的甄選機制，少點智力少點藝術上的天份都進不去呢？還是它們都有精深的培訓課程，使得一個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經過訓練之後能夠搖身一變，成了看電視的專家？

梁文道：請客吃飯的邏輯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假如有一個人約你吃飯，你實在沒有多大興趣，但又不好意思不去，結果雖百般無奈也只好赴會，那麼你要如何避免還有下次的機會？你該怎麼做才能不用在短期內再見到他而又不失禮數呢？其中一個最好的辦法就是你出錢埋單，把這頓他主動邀約的飯聚變成你的慷慨請客。如此一來就是他欠你一餐飯了，日後就算他再約你，你也可以問心無愧地藉辭推托，反正現下欠債的不是你。

如果你不怕心裡不舒服，也不管這人以後會不會小看你，總之見他一次就算，絕對不要再有下回就行；那麼你也大可反其道而行，愉快地讓他去掏腰包。因為自此之後是你欠了他一餐，依據常理，他斷不會不要臉地三番四次來電催促：「喂，你還欠我一餐飯。」（要是說得出這樣的話，那一定是個不用閃躲的熟人）。於是你就能夠厚起臉皮鐵了心，讓他痴痴地看著手機，直到世界末日。

當然，上述情況已經經過簡化，我還沒把雙方的性別差異、年齡長幼以及地位的高下一一計算進去；假如顧及這些條件的變化，情形當然會複雜得多。然而這麼複雜的道理，我們大部分人卻用不著人教，也用不著看書上課，自自然然就在社會生活裡學懂了。因為請客與被請的邏輯就是整個社會關係邏輯的一個切片，看一個人會不會「做人」，只要看他懂不懂請客就行了。

在同一個社會裡打滾，我們會預期其他人也懂得這堆複雜的原理。比如說李嘉誠叫你出來吃飯，你覺得他會在飯後和大家說「不如這餐AA制」嗎？當然不，因為大家都知道地位越高身家越厚的人就越該請吃飯。法國社會學大師莫斯（MarcelMauss）在他上世紀初的經典名著《論餽贈》裡曾經力證，這套請客的原理不獨中國專享，幾乎全世界上所有文化都有「人情」和「面子」一類的觀念；幾乎全世界有權又有錢的人也都要負責埋單，而且他們是心甘情願的，因為這麼做才能彰顯他們的地位，這是人類社會的不明言規則。

在莫斯引用過的例子之中，最有名的當屬北美印第安部族的「誇富宴」（Potlatch）了。話說每年秋冬，各部落既然無事可做，就聚在市鎮裡大排筵席狂歡度日，有點像咱們過年。不同家族的酋長會輪流做東請吃飯，飯局上山珍海味畢呈自不待言，此主人家還要送給客人大量的金銀珠寶，奇貝皮草。而客人呢，也不能空手赴宴，必得送上份量相當的禮物。為了顯示身份，主人會源源不絕地回禮；再誇張點的話，更要當場銷毀禮品與自己的財貨，就像土豪用一疊百元美金點雪茄一樣，意思是「這點小錢老子不在乎」。吃了人家一頓，其他家族當然也要回請，否則就會被人恥笑。為免辱沒祖宗，回請時切記要吃得更豪華得更很。一個冬季下來，這些部落竟能把全年辛苦積累的財產耗盡一空，而最豪爽的那一家就變成地區上最威風的大人物了。

千萬不要以為這只是少數民族的奇風異俗，莫斯說得很清楚，送禮請客一類的酬報心理無處不在，吃過人家的飯收過人家的禮自然要如數奉還（如果不是加倍的話），這是人際往來的義務，社會關係的基石。為甚麼香港辦婚宴「請飲」通常有錢賺呢？這是因為客人的「人情」加起來可能要比一頓喜酒的開銷大。再看近來年年創下天價新標準的酒店「團年飯」，難道那不是一種現代中國版的「誇富宴」嗎？

梁文道：獨立建國不是夢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舉世知名的「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近年在旅遊指南之外還出版了一系列好玩的小書，其中最新的一部是《微型國家》（Micronations）。「微型國家」不是梵蒂岡這類舉世知名廣受承認的正式小國，而是像這本書的副題所指，乃一種「自製」（home - made）的小國。什麼樣的國家才算是自家炮製的小國呢？且看這本「旅遊指南」介紹的第一個實例，也是最有名的微型國家──西蘭公國（Principality of Sealand）。它其實只是英格蘭外海上一座廢棄了的炮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有一個叫做貝特斯（Paddy Roy Bates）的家伙和夥伴登了上去，架設起自己的地下電台嬉戲。後來他越玩越認真，乾脆宣佈獨立，把這座四百五十平方米大小的海上炮台命名為「西蘭公國」，自稱「賴恩大公」（Prince Roy）。

本來這只不過像是一個長不大的孩子的瘋狂遊戲，但一九六八年的一樁事件卻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命運。話說當年大公一家入境英國採購生活補給，被英國警方乘機拘捕，理由是他曾開槍襲擊試圖接近那座炮台的皇家海軍。最後法庭居然判決英國政府無權干涉大公的行動，因為那座炮台確實不在英國領海範圍以內。這個判例不只間接確立了西蘭公國的地位，還發了世上許多「建國者」的雄心壯志。更戲劇性的事故發生在十年之後。原籍德國的西蘭「首相」阿琛巴赫藉大公出國的機會串通外敵，發動「政變」，俘虜了大公的兒子做人質。但英勇的王儲在短短數天之內就反敗為勝，扣押叛徒。阿琛巴赫雖然早就入籍西蘭公國，不過德國可沒忘記她的子女，於是請求英國協助。然而既有一九六八年的法庭裁決在先，英國政府對它主權範圍外的糾紛自是愛莫能助。百般無奈的德國只好派外交官去和賴恩大公談判，這下子大公可爽了。為什麼？因為根據所有微型國家迷最喜愛的「蒙台威歐公約」（Montevideo Convention），一個國家的成立要滿足四大條件：一、有常住人口，二、有確定的疆域，三、有政府，四、有和其他國建立關係的能力。其中最難達到的就是第四條，相當於被他國承認。德國都派外交官來交涉了，西蘭公國還不算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嗎？在常常鬧新聞見報的西蘭公國之外，《微型國家》還介紹了四十九個形態不同的自製小國。其中有帝國、王國、共和國，政制差別極其多樣，幾個位處澳洲和英國內部的公國乾脆效法「鄰邦」，接受英女皇為國家元首。有一些國家還搞得相當認真，不只有自己的憲法、貨幣和郵票，甚至還建立了軍隊。例如美國內華達州境內的「莫洛西亞共和國」，雖然四周都是沙漠，國民不超過四人；但卻擁有獨立的海軍，其主要裝備是一艘橡皮艇。又如自稱是澳洲大陸上第二大國的「哈特河谷公國」，更曾因為不堪澳洲稅務官員的騷擾而對澳「宣戰」。但大家千萬別以為它是個窮兵黷武的軍人國家，它的統治者深明科教興國的道理，故此特設「皇家高等研究院」一所，且有學刊供人發表論文。這些建國者的目的各有不同，有的是為了對抗原有政府的干預暴政，比方說收稅；更常見的理由就是為了好玩。英國喜劇演員丹尼．華勒斯替BBC主持了一個專門介紹微型國家的電視節目《How To Start Your Own Country》之後，就寫了一份獨立宣言給貝里雅首相，宣佈自己的住宅正式脫離聯合王國，國號「可愛的」，自稱國王丹尼一世。我建議中國外交部必須對他提出嚴正抗議，因為「可愛的」除了台灣就拒絕承認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小心哪一天台灣和它建交，陳水扁就能過境英國去拜會丹尼一世了。

梁文道：曾蔭權忘了誰是觀眾

【都市日報-兵器譜】事前大概沒有多少人可以預料得到，在昨夜特首候選人問答會裏表現比較好的竟然是梁家傑。

因為梁家傑一直以來予人的印象是木訥高傲而欠缺親和力，並且在競選期間犯下不少策略錯誤(例如在新春期間放假，白白把一段新聞空窗期送給對手獨享曝光)。反觀曾蔭權，不只在近年做慣親民騷，而且擅長使用市井民間的語言，又一直在「選戰」之中掌握主動(如果你叫這做選戰的話)。

其實這類電視辯論會無非也是一種表演，它真正的對象絕非在場的八百選委，而是電視機前數以百萬計的觀眾。要評價誰的表現較好，當然是看誰更懂得表演。雖然曾蔭權和梁家傑都不是久經訓練的職業政治表演人才，都不能達到上乘的演出水平；但是相比之下，梁家傑無論在聲線運用和手勢動作上都比對手活潑而多樣。曾蔭權的言語和姿態則不只呆板，更呈現出一種古怪的分離狀態。要知道一個人演講其實是在同時使用兩種語言，一種是嘴巴說的，另一種則用表情和肢體傳達的。而演講的基本要求是用兩種語言必須傳達同一套訊息，切不可口有口說，手有手動。曾蔭權之所以顯得較不自然，就是因為他沒能統合這兩種語言。尤其是在結尾總結的部分，他一方面像在背稿般地把話說得結巴拖沓，另一方面則總有手部動作與言語脫節的情況(例如在談到官民緊密合作的時候，他的雙手一早就先行緊扣了起來)。

更重要的問題出在當曾蔭權花了太多時間去重複「務實」、「方法」和「合作」一類意義不大的套話，反而不及梁家傑的聲勢與平白。如果真是務實，何不趁機大談自己政綱中有血肉的部分呢？

兩個人的交鋒看來就像立法會裏的特首答問大會，一者主攻，一者主守；主攻的可以盡情表演，主守的卻力求穩妥不出錯。雖然曾蔭權是早經御定的真命天子，雖然他是在競選連任；可是只要登上了這個舞台，他和梁家傑就都是平等的候選人，都要爭取觀眾認同自己的理念和綱領，都要在公眾面前揭示對方的不足。然而我們只見梁家傑炮火隆隆(儘管有時顯得無聊，例如在談及建立金融中心的時候仍不忘高舉空氣污染的問題)，卻不見曾蔭權反過來攻擊梁家傑的政綱。

曾蔭權有時候也會「暗寸」梁家傑幾句，例如說他要是真想成為中國與香港的橋樑，最重要是「口裏說和心裏想的一致」。這句話對台下七百自己人來說或許很好笑，對電視機前的觀眾而言不只有欠風度，更有可能是一時之間聽不懂的「in joke」。與其使用這類有骨暗藏的話，何不公開以實例舉列梁氏「口不對心」的「往績」呢？這就是曾蔭權最大的問題了，他忘了一般觀眾才是這場騷的真正目標，不只眼睛要盯鏡頭看，話更是要說給他們聽。

梁文道：西餐為甚麼高級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孫中山貴為「國父」，其實是一個喜歡做夢的人，常常夢想未來中國的完美藍圖。他在《建國大綱》和《建國方略》這些著作裏面不厭其煩地描述有哪些海濱城市可以建成通達百國的深水良港，有哪些河川可以建壩截流，又有哪些險阻萬重的山區能夠用鐵路貫穿。很多人說他的構想盡是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式空想，我卻覺得他是個大孩子，就像在玩網絡遊戲一樣，不亦樂乎地構建自己的幻想樂園。

然而，就在這一堆夢幻般的大型工程與政治建設之中，孫中山突然說起了吃。他說：「中國近代文明進化，事事皆落人之後，唯飲食一道之進步，至今尚為文明各國所不及。中國所發明之食物，固大勝於歐美；而中國烹調法之精良，又非歐美所可並駕。」然後他又接寫道：「昔者，中西未通市以前，西人只知烹調之一道，法國為世界之冠。及一嘗中國之味，莫不以中國為冠矣。」看來，在我們放過洋浸過鹹水的國父眼中，中國縱有萬般不如人，起碼飲食之道是要比洋人強的。

孫先生這個說法並非他的創見，許多那個年代的有識之士皆持此論。不少文人政客、商賈鉅富，明明遊歷廣闊吃遍天下，到頭來還是覺得中菜吃得舒服。就和孫中山一樣，對一代又一代的「海歸」而言，中國似乎只剩下吃是可以自豪的。舶來品儘量從港口登陸，洋人的火車也不妨多用，政治、文化與經濟更要向西潮學習，唯獨中菜是中國人最後的尊嚴堡壘。

怪的是，這批滿腦子西化思想但肚子愛國的文化人偏偏又迷於西式餐飲。不只魯迅等作家喜歡去泡老上海的咖啡館；遇上特別重要的盛事，就連革命家也是去西餐廳擺酒設宴。例如周恩來，聽說他的婚宴就是在廣州太平館辦的。據我的外祖母說，她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結婚的時候，吃的也是「西式大餐」。既然中國菜特別棒，為甚麼還要老去西餐廳呢？而且是在遇上大日子的時候去？

直到一代人以前，中國人都喜歡把「中西」兩字掛在嘴邊，比較文化就說「中西文化之異同」，比較政治就說「中西政治之長短」；彷彿這個世界除了中國就是西方，再無其他文化其他國族立足之地。中國人的飲食世界地圖也是這樣畫的，例如孫中山，在他眼中不是中菜就是歐美的西餐，日本印度皆可置之不理。這樣的世界觀，這樣的飲食地圖，自然是片面偏頗。可是它們正好說明了現代中國的矛盾，一方面不能不承認西方的強勢；另一面則仍然自傲，覺得舉世除了西方列強，就數中國夠威風了。因此他們才會一邊繼續把中國菜捧成天下第一，同時又衣裝隆重戰戰兢兢地去西餐廳舞刀弄叉。

為了解釋自己的矛盾，中國人習慣用一套簡單的二分法去看中西食制的區別，例如「中菜注重口味，西餐講究情調」。故此他們才能寬心地在求愛、結婚和聖誕節等特殊場合去一趟西餐館，因為這都是注重情調的時刻，吃了甚麼反倒其次。就算在改革開放前那窮苦的火紅年代，北京的莫斯科餐廳不只照常營業，而且是許多人心目中的聖地。儘管這家全中國最有名的西餐廳的食物其實一點也不好吃，但有能力有辦法的人還是以去得起「老莫」為榮，為的就是它的環境、情調以及陌生的用餐禮儀，這一切都讓中國百姓覺得好「高級」。對了，西餐在中國人的飲食世界裏不一定是美味的代名詞，但它卻一定是高級的象徵。

梁文道：國民黨的歷史課

在「二二八事件」60 周年紀念日的當天，陳水扁表示這件事與後來將近40 年的戒嚴統治無法分開，在威權統治底下受到迫害和打壓的台灣人民都可說是二二八的受難者；同時他又把國民黨的黨產問題連繫起來，要求國民黨在公開道歉之餘還得「還財於國，還財於民」。從政治上看，這是民進黨一貫技法的再度呈現，也就是操弄歷史問題以打擊現實政敵。陳水扁的邏輯是先行聯接60 年前的二二八慘劇與國民黨「外來政權」的戒嚴體制，再度清算國民黨的歷史原罪；然後指出這個罪債並沒有完全清還，重點就在於國民黨仍然掌有不公義的民膏民脂。

在此之前，陳水扁又曾指出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兇，更為他一系列去蔣貶蔣的動作奠下了理據。若再配合民進黨政府近月如迅雷不及掩耳的「去中國化」與「正名」運動，當可發現他的目的是要在蔣介石父子、二二八事件、威權體制、中國民族主義和現在的國民黨之間加上等號；於是反對國民黨就等於去除中國民族主義的餘毒，高揚台灣人的主體性；而反對國民黨與去中國化就等於問責於蔣氏父子的歷史罪行；這幾樣表面看來各不相關的事情其實都是有關係的，針對其一就是針對全體。

台灣人對於這樣的邏輯連接自不陌生，問題是為什麼它可以屢試不爽，總是能在關鍵時刻起到動員群眾煽動民心乃至於打贏選戰的效果？為什麼在遭逢了百萬人的反貪腐運動的打擊之後，陳水扁仍然可以透過上述言行重佔道德高地，使得國民黨只能在言辭上無力地回應呢！這裏頭當然有歷史中形成的群眾觀感，令許多人可以不加深究地就接受了「二二八事件」=威權體制=中國民族主義=蔣氏父子=國民黨」的等價邏輯。

回想自己在上個世紀70 年代到80 年代中期的台灣生活經驗，我可以找到一點主觀上的經驗說明這種邏輯行得通的原因。在那十幾年裏，我從未在課堂上聽過「二二八事件」這5 個字，真正認識它的來龍去脈與影響，反而是回到香港之後的事。為什麼當年的國民黨政府不願讓學生知道這件事呢？我們自然可以把它解釋成是問心有愧，不願面對自己的瘡疤，所以形成了一個歷史禁區。如此一來，就有一段被壓抑在官方教育之外的民間記憶了。只不過一件歷史事實不會因此而自動消失，只要等到時機成熟，它就會發芽茁壯破土而出，成為曾經執政後來卻在野的國民黨的夢魘。這是我從自己少年教育經歷上學到的第一節政治課，一個政權愈是不願坦誠地面對自己的過去，它未來付出的代價必然愈大。

除了二二八不能教，戒嚴時期的國民黨政府還力行其他打壓本土文化的教育政策，例如中小學裏一律禁止使用台灣話，而課本上有關台灣文化的內容更是乏善可陳。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成長，你又怎能不感到「台灣人的悲情」呢？更慘的是，在千方百計地排除掉任何能與「台獨」二字形成聯想的東西之餘，當局還要孩子們接受一套「半虛構」的中國國情及文化教育。例如當時的中學地理課本竟然不顧現實，堅持依據1949 年前國民黨遷台前的數據，宣稱洞庭湖是中國第一大湖。還記得我曾問過老師： 「經過共產黨政府圍湖造田的運動之後，鄱陽湖不是早就取代了洞庭湖成為中國第一大淡水湖了嗎？」老師的回答卻是：「我們認為共黨是一個說謊的政權，他們公布的任何數據都不足採信。」如果受過這樣的教育，你又怎能不認為壓抑台灣的正是那虛幻而荒謬的中國呢？

所以我很能理解陳水扁的說服力，那不是因為他的言辭有多動聽，而是他說中了許多台灣民眾的心理。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政府是不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兇呢？當然是，否則他們何必在戒嚴時期對此諱莫如深，令之成為不得踰越半步的雷池？國民黨是不是一個說謊的政權呢？當然是，否則它怎麼會在1980 年代仍然告訴孩子中國的第一大湖是洞庭湖呢？台灣人是不是被打壓了幾十年呢？當然是，否則為什麼學校不只不教台灣話，還要阻止同學們私下用台語交談？壓抑台灣意識的是不是大中華沙文主義（而且還是虛構的）呢？當然也是，要不然老師們就不會昧著良心傳授一套並不真實的中國知識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民進黨政府才能在上台之後屢次拿國民黨的歷史問題開刀，把當前種種「去中國化」的政治小動作包裝成撥亂反正的義舉。歷史果然是會復仇的。今天的國民黨老是在族群政治議題上處於下風，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歷史責任」。這是任何政府都該學習的歷史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