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李登輝曾經對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說自己在二十歲前是個日本人，結果當然遭到許多人的辱罵，說他做漢奸真是做到家了。可是只要冷靜下來想一想，就會發現其實他沒說錯。李登輝在日本的統治底下長大，自幼接受的就是「皇民化」教育，而且他又是個用功聽話的好孩子，在那種以當個日本國民為榮的制度和環境裏一步步向上攀爬，直到日本青年人心目中的聖殿東京帝國大學。二十歲前的李氏怎能不是個日本人呢？然後台灣光復了，他突然發現自己原來不太會讀寫中文，二十年來奮苦掌握的一切語言素養與世界觀全盤報銷。他要學習重新當一個中國人的過程真是非常艱難呢。在台灣出生的美國杜克大學教授荊子馨有一本絕佳的好書《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他不只提醒我們台灣人身份意識的由來是多麼地複雜，更開了後殖民主義研究的新局面。提起後殖民主義，不少讀者甚至學者都會十分頭疼，覺得「混雜」、「差異」和「預先構成」等術語滿天飛舞不知所云。《成為日本人》本是寫給內行人看的學術論著，當然也免不了專業的行話，但它又不像史匹瓦克（Gayatri Spivak）這批明星的近作那樣，肆無忌憚地重手下藥，還算挺有可讀性。
為什麼要認識台獨就得先瞭解日治台灣呢？這是因為那段日本殖民統治的歲月被公認是台獨意識茁長的關鍵。許多台獨論者（包括上次說到的林濁水）認為台獨的一個重要源頭就是日本殖民政府的反抗，當時的志士們一方面要對抗日本人的歧視政策，另一方面則對中國感到失望（就連梁超都曾勸告台灣精英，反殖不能指望自身難保的中國），所以出路就是自治甚至獨立了。然而，也有不少反台獨的學者指出，無論是親共左翼還是右傾自由派，當年投身反殖民運動的台灣人全都抱有一種對祖國大陸的渴望。荊子馨厲害的地方就是細密地分別拆解這兩套對立的觀點，左打中國大漢民族主義，指明它不是台灣人與生俱來血濃於水的鄉土之情；右打台灣民族主義，說出所謂的台灣人認同不完全是日本統治下的自主產物。他發現「中國派」主張復歸中國之餘也堅持台灣的獨特地位，而「台灣派」即使要求獨立也無法洗脫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荊子馨把兩種表面對立的意識形態放回具體的社會經濟背景之中，力證它們都是台灣精英階級爭取反殖的不同策略。簡單地講，今天的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都不是那麼地單純，「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份」與「台灣人向來就是另一種人」這類政治口號都太過簡化。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其實是不停地在日本與中國之間的三角關係間游移浮動。假如你對台灣史沒有太大的興趣，還可以注意《成為日本人》的另一重點。荊子馨揭示了一個以前比較少人談到的問題，那就是日本的殖民主義了。後殖民研究近年蔚為大宗，但講的多是西方老牌帝國的經驗；挖掘日本殖民史的不是沒有，卻總是集中在東亞區域史方面。中國人一談起和日本的歷史糾葛，更是不離「日本軍國主義」六字，全然忽略了它是唯一一個非西方殖民帝國的事實。荊子馨拿日本比較英美，說明日本和它們的不同在於沒有經歷過一個戰後逐漸瓦解的痛苦歷程，解殖似乎就在一夜之間完成。所以日本至今都沒有正視自己也曾是個殖民帝國，也就不會有深刻的歷史反省了。當大家老在追問「日本政府為什麼不認錯」的時候，荊子馨的分析是不是一個新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