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演出(4)

【成報-秘學筆記】後來，我一邊翻閱拉丁文和英文對照的《懺悔錄》，一邊想起往昔種種，例如還在劇場的那段日子。

前兩天，老友來訪，說起他的新作，極有意思。原來上次和他合作已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時候的日子過得清閒，我可以在寫劇本的階段就開始與他推敲某句台詞的長短﹔直到演出結束，再和全體演員檢討大家學到了些甚麼。可是今天，我竟連走進劇場看一齣戲的時間都沒有了。

老友問我﹕「這回如何﹖一起來玩吧，如果有空，畢竟你很久沒創作了。」事實上，我有太多的東西要說了。一幕又一幕的表演在我的腦海裏反覆上演，我研究一段聲響出現的時機，一盞射燈的亮度是否合宜。我有太多太多的東西要說，就以那條他送給我的手帕來講，我能夠為它排出一部五小時長的不分幕舞蹈劇場，能夠為它寫出一整部討論人與物件之私密回憶的論著，能夠為它譜一首短小但是低迴動人的曲子。我覺得自己接下來的整個人生可以是一齣無盡的表演，主題就是他的人生。我像一管萬華鏡，在他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把他的任何一句話，任何一個細微的小動作，扭轉演繹成華麗奇幻的鏡像。我的創作就是我的全部，而我的創作就是為了記錄與詮釋另一個人的存活……

突然一陣浪頭，小艇劇烈抖動，我從幻想中驚醒，一身冷汗，乃抬頭看天。日正當空，天上大風，一幕奇詭且聖潔的景象出現了﹕那些雲正迅速奔走，但是不管它們經過哪裏，不知道為甚麼，每一朵雲就是恰到好處地出現在它們應該出現的地方，沒有一絲差錯。然後我發現原來自己坐的這艘小船也正好處在它最正確的位置，我方才所想也完全適宜它合該浮現的時機。

「萬事萬物無非一場演出，你們都是宇宙之弦的顫動，每一粒音符都是為了讚頌祂而存在。」

梁文道：真正的詩不證自明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小時候常聽人說：詩人沒有真假之分，只有好壞；詩也沒有真假的區別，只有寫得好與寫不好兩種而已。後來我才發現這是哄人的謊話。就像一個小孩喜歡踢足球，做大人的就騙他，說他真是一個足球員，然後叫他好好努力長大之後說不定能變成施丹。這種大話，在寫作班裏很常見，善心又貧窮的作家不忍挫折年輕學子的喜悅與自尊，所以不敢向他們揭露殘酷的真相，那就是會踢一兩下球不代表你是球員，能寫兩三行字也不表示這就叫詩。

詩人廖偉棠今天結婚了，我不知道他會不會也說這樣的大話，但是我絕不對他說謊。他是個真正的詩人。

當然這是廢話，三十出頭的他早就走遍中港台，藝名揚天下；從台灣、香港到馬來西亞，能拿的文學獎幾乎都拿過了。可是我們實在不需要有這麼多的掌聲這麼多的獎章來說明一個人是好詩人，更甭提真詩人。

為了再次向他的妻子保證她今天確實嫁給了一個真正的詩人，也為了證明我如此主觀武斷甚至不負責任的論點，請容我很無聊也很辱人地花一點時間介紹趙麗華（『辱人』的意思是侮辱廖偉棠以及所有真正的詩人）。

趙麗華是近期最走紅的內地「詩人」，各大網站的論壇都有人在討論她，或者「惡搞」她。她出幾部詩集，《人民文學》也刊登過她的作品，還編過《中國詩選》，當過「魯迅文學獎」等多項文學獎項的評委，資歷比起廖偉棠深厚得多。那麼，她都寫了些甚麼呢？

且看她幾首近作。《我終於在一棵樹下發現》：「一只螞蟻，另一只螞蟻，一群螞蟻可能還有更多的螞蟻」。《剩下我一人》：「我的侄子劉又源他5歲半和另外一個孩子出去玩了」。《張無忌》（一）：「張無忌和他太師父張三丰學過一些太極功夫接練會九陽真經和乾坤大挪移他研習聖火令上的武功用了一天一夜後來他又得到了武穆遺書和九陰真經」。還有這首《瓜燈──我堅決不能容忍》：「我堅決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場所的生間大便後不沖刷便池的人」。

為甚麼說起廖偉棠，我會想起趙麗華呢？那是因為有些常被人用來評論趙麗華的字眼恰巧也可以放在廖偉棠身上。比如說「事性很強」，又比如說「有音樂性，節奏感極佳」。另一方面，又有些「評論家」稱讚趙麗華的說法正好能跟廖偉棠的特點做個對比，例如「不求專做，不求濃裝，不以華麗的辭藻去嘩眾取寵」，或者「語言平實樸素而自然」。而廖偉棠近期的詩卻以援引典故，意像濃密奇詭見稱。

我可以用一篇更長的文章去分析音樂怎樣影響了廖偉棠（Bob Dylan與Joy Division），討論那些頻繁出現的異國名物（一隊貝都因騎兵與波特金戰艦），以及他如何回應藍波又如何接續舊體詩的溺情。但是如果我只是想說明甚麼叫做真正的詩，我並不需要這些支撐。相反地，再多的評論你也說服不了我趙麗華寫的是詩。我還在編雜誌《E + E》的時候，邀得一組九首廖偉棠的〈新唐宋才子傳〉（現收錄於《苦天使》），是他重寫和詮釋李商隱、秦觀等九位詩人的形象與詩格的作品。當時我就對詩興正發的拍檔胡恩威說：「拜託你就別再寫詩了，你看看甚麼是詩」。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李白

辭去了高級記者的工作不再為脂粉撲面的大官們歌舞昇平，也不為那些社交名媛、從良的艷星；昨天的太陽在河水中沉浮，我向它澆一杯酒。

而今天的太陽在玻璃幕牆間折射，冰冷的光像政府報告的數字使我煩亂。我跌跌碰碰爬上一座銀行大廈的頂樓，人家以為我想自殺，其實我想看看大風吹過飛鳥。

我寫過一些好文章，當然全部換作了酒錢，可惜〈惡之花〉的稿費太低，我不便為它抒情。我在夜總會和交易所的陰影中吟誦〈天堂篇〉，真想掉進那個天使的眼裏，哪怕它是深淵。

我暢泳，我酣飲，我拔槍把霓虹燈管打斷，碎片流動，又彙成了一部新的好萊塢電影。

我焚燒報紙，向一個少女借來了青春的藥丸，在銳舞派對上，我的長髮飛散，像激流一般」。

梁文道：兩個圈子的邊緣人

【蘋果日報-文化動物園】香港報紙的文化版基本上是其他版面的剩餘；總之放不進港聞、財經、國際、娛樂、消費和體育的東西統統丟進文化版就對了。雖然類似的情況也會發生在其他國家的報紙身上，但是我們的文化版朝生夕死，隨時被砍，投入的人力不能太多，所以比起《紐約時報》或台灣《中國時報》這種擁有一組人馬的特殊案例，我們的文化版能夠養得起一個專職記者就很不錯了。

潘詩韻曾經就是這樣一位文化版記者。「一開始我真是甚麼都不懂，突然間採訪一個編舞或者一位大指揮家，有誰拿了諾貝爾文學獎又得要趕緊出一篇特稿，實在是手忙腳亂。只好惡補，每天不停讀書上網找資料，每晚則猛鑽劇場看各式各樣的表演。一個人實在不可能懂那麼多不同領域的東西」。

做了文化版記者一陣子之後，潘詩韻被調去《明報》「世紀版」，那是一個以評介思潮知名的版面，一般認為是個比較「深奧」的文化版。才上任沒多久，她就給派去北京做一連串人物專訪。「我要去採訪董秀玉、沈昌文、汪暉和李慎之，聽說個個都是大人物，但我對他們真的一點概念也沒有。於是我印了一大箱的材料帶上飛機看，直到動工之前我才約略明白汪暉是『新左派』代表的意義，李慎之則是個自由主義者；沈昌文人稱『沈公』，是《讀書》雜誌鼎盛時期的主編；傳奇性的董秀玉原來做過香港三聯的總編輯」。可是這一系列從零開始的人物訪談後來竟也頗受好評。能在短時間內摸到門路，可見潘詩韻是聰明的。

潘詩韻的確是個不錯的記者，用行話講，那叫做「支筆都幾得」。所以當年商業電台「封咪風波」之後，謝絕採訪閉門靜養的蔡東豪也願意接受她的獨家訪問，和她談談文化抱負。我記得蔡東豪當時還告訴我：「潘詩韻看來還不錯，寫文章很用心而且平和」。

文化記者幹久了之後還要保持平和是很難的。正如所有見過世面的記者，文化記者也很容易有一種冷眼旁觀的蒼老心態，覺得所有人都是說一套做一套，文化圈無非就是個勾心鬥角的小氣世界。比起政治版，文化版的東西通常有更大的空間讓記者發揮個人的態度，於是我們常常能在他們的筆下讀出一股怪異的酸氣，有點高高在上審判一切的姿態，又有點報道甚麼事情都留點懷疑尾巴的習慣。這是處在文化圈邊緣的獨特視界。

「我是在離開報紙加入劇團之後，才有這種體會，才開始發現文化圈果然有不同的山頭而且涇渭分明」。為什麼要離開報紙呢？我這個問題或許是多餘的，本來記者這行的流失率就高，尤其文化記者，你何曾見過文化版中人能升上報紙老總的地位？「原因之一是沒有支援。我很羨慕港聞版的同事，他們遇到甚麼困難旁有其他記者上有採訪主任，一整個團隊都能幫忙」。我見過潘詩韻當時的辦公桌，除了桌面一小塊空白區域，四周都是堆成小牆的書刊資料，就像一座小碉堡。這個空間的形象很能說明文化版在一家報館裏的處境，孤立而隔絕。

潘詩韻離職的關鍵是2004年尾的南亞大地震，她被臨時徵調去泰國布吉，目標是寫一些類似《唐山大地震》的報道文學。「和突發組的同事一比較，我就知道自己不是當記者的材料。到了現場我根本不知從何下手，人家就已經迅速找到線索和對口的單位了。以前做文化版是很靜態的，真正要快速反應的機會並不多。更何況我本來就不是受新聞訓練出身的」。

是新聞界？還是文化界？這是許多文化記者都曾面對的身份困惑。明明是一家傳媒的記者，他們和所謂文化圈的關係往往要比報館同事還密切。明明不算嚴格意義下的「圈中人」，可是文化記者出席畫展演出座談會的頻密程度要比一般文化人高得多。更重要的是入行的初衷，一個人不會因為想要加入政界而跑去當政治記者，但大部份文化記者則把他的職業當成一種文化工作。潘詩韻一開始也是因為對文化藝術有興趣，「想推動香港文化發展」，才進報館的。五年之後她加入「劇場組合」，理由一樣是「想推動文化發展」。

「所以你一直覺得自己是個文化人囉」？潘詩韻肯定地說：「我在做記者的時候很清楚自己是個記者，儘管文化版不一定被很多新聞界中人認同，但我還是一個記者」。

梁文道：希望(3)

【成報-秘學筆記】我搭第一班小艇離開，如今所有渡輪都變成了密閉空調的快船，我很高興這艘小艇還是二十年前那個樣子，透風、緩慢，「達達達」地在海上擺盪前進。

「今晚又要碰見他了」。我手裏揣著他送給我的禮物，想起他曾對我說﹕「我還要你帶我去在海那一邊的半島。」那個地方與我剛才離開的島嶼截然不同，每逢假日，街上都是眾多的遊客，熱鬧得像個墟市。

其實我要帶他去的地方在半島更遠僻的一個角落，那裏是條靜靜的小漁村，岸邊總有幾頭黃狗睡覺﹔沒有客人的時候，店家的夥計就聽收音機乘涼剝花生，看潮水漲退。

進出此地，你可以搭我坐的這種小渡船，也可以多花點錢僱一名漁夫開駛快艇，急箭般地劃過水面。坐漁家快艇是很好玩的，前後左右全無屏蔽，手一伸就能拍到海面的波浪，伸出舌頭就能舔到空氣中的鹹味。

這才是我想帶他去的地方，結果我們當然沒有去成。我能期望總有一天，總有一天我會和他坐上快艇，登岸的時候扶著他的手臂，在小道上與剛出生沒久的小狗戲耍，再到浮於水面的漁排選擇一條可憐的活魚做午餐嗎﹖問題已經不是該等多久，而是可以期盼多久，希望和等待是兩回事。我不等待，我只盼望。對一個自許的知識分子而言，「希望」是最殘酷的笑話。可笑是因為其實我們心中都有數，這個世界不會變得更好﹔殘酷是因為我們卻仍然緊抱不放，以為世界真能變得更好，起碼在我身後。

那麼，或許在我死了之後，我會和他去那個遙遠的半島，看他蹲下來用自己的頭髮逗弄可愛的小黃狗。這就是希望的本質，永生的意義嗎？ 四

梁文道：啟示(2)

【成報-秘學筆記】告別師傅，我知道自己還沒有準備好，應該先回家自己讀書。在此之前，我又打算逐一重遊少年時代曾經寄住之所。

於是我轉了兩程的小船，回到了這個世外的碼頭，沿路上山。當年第一次到這裏的時候是冬天的傍晚，四處無燈，太陽正迅速隱沒，昏暗的樹林裏有歸鴉啼鳴，我愈走愈急，很快就迷失了方向。天全黑了，還有幾頭野犬吠叫緊跟，心裏不能不慌。大概繞了兩個小時，我才回到正確的方向，朝山頭疾走。再過十五分鐘，我看見一個老人站在山路的彼處，於漆黑中散發黃色的光暈，那是他手上提的燈。

他知道最後一班渡艇早已開走，怕我迷路，於是站在這裏等了兩個小時。他擔心，但又不是太著急，似乎覺得我一定來得了。「因為這裏只有一條路」他說。

然後他回過身去，以沉靜緩慢的步伐撫慰我引導我。我剛剛幾乎奔跑了一個多小時，心跳極快，滿身濕透﹔這時卻要配合他的速度，跟在他後面一步一步慢慢登高。漸漸地我融入了老人的節奏，地上只見燈光照出了兩條身影，無聲前行，靜得連兩旁蟲鳥的聲音都聽不見了。

第二天早上，我才在平和的日光下看清周圍山嶺與樹林的輪廓。南方冬日，樹木依然蒼鬱，林中依然有動物移動所發出的聲響。突然之間，我看到了牠，一隻全身純白冠頂鮮黃的金剛鸚鵡，如此巨大，如此純潔，正展開雙翅拖著長長的尾巴在樹頂滑翔。我從來沒見過有鳥飛得這麼慢，一時間整個世界似乎靜止了，就像放慢了的電影，牠緩緩穿過空間中隱形的格子。一隻巨大的白色的金剛鸚鵡正在蒼綠的樹林中飛行，不可思議地寧靜，不可思議的優美。

我一直認為，這是個啟示。世界的真相在這一刻為我展開。

梁文道：精像

【都市日報-兵器譜】倫敦大學的伯金 (Victor Burgin) 教授除了是個知名學者外，還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影像藝術家之一，在實踐與理論雙重視點的觀照之下，對於電影往往有很多獨到的見解。

他在幾年前說過這番話：「遭遇一部『電影』可以是透過海報、燈箱和其他廣告，例如在電影開場之前和電視上播放的那些片段；也可以是透過報紙評論、一小張劇情簡介和理論分析；還可以透過劇照、明信片和紀念冊等物品。我們藉著這麼多完全不同材質的片段，有時會對一部其實根本還未看過的電影感到親近與熟悉。」(Victor Burgin：《The Remembered Film》)

這就是我們上次所說，放大了的「看電影」。在這種環境底下，電影不只是一卷又一卷的底片，它還是一連串的圖片甚至文字，充斥在我們生活四周，使得我們有了許多在戲院以外接觸與遭遇電影的方式。這些接觸電影的渠道有時會反過來制約了我們對一部電影的觀感，其中影響力最大的當屬「精像」(movie bite，電影片段)。

有些電影在我們看宣傳片的時候可能還覺得不錯，可是一旦真的把整部片子看完之後，又會感到不外如是。這就是「精像」在起作用了。那些被特別剪輯出來的片段總是被編排得非常緊湊，節奏快得不得了；再加上一把磁性嗓音在旁導說，很容易就會使我們約略掌握到一部電影的主題和特色，同時又不致於太過清楚這到底是部甚麼樣的片，因此發揮了廣告的眩目作用。

這些精華影像說不定有時還真比它所出自的完整作品吸引，尤其在我們這個時間感特別壓迫的年代。難怪在電影開場宣傳片播得特別多特別長的美國和加拿大，會有一些年輕人專門只看這些「精像」。

不管是片商刻意製作的一條宣傳片，還是我們自己對一部電影記憶最深刻的某個畫面，只要進入了我們的影像記憶儲存庫，它都可能在我們最意識不到的情況下被呼喚出來。就像某些音樂和歌曲，在我最失落難過的時候會從腦海深處突然浮起，陪伴我的情緒起落，甚至成為我情緒變化的推力。「精像」也有這種作用，會在你眼前出現，結構了你眼底所見的景象，為它們染上一層特殊的情感色彩。

例如我的一個朋友看了半輩子的小津安二郎，才第一次去日本旅遊，儘管今天的東京已和當年《東京物語》裏那個戰後重建中的都市大不相同；但是在他眼中，彷彿街角暗處仍有和笠智眾一樣的老人佇佇獨行，甚至連五光十色的鬧區偶而也呈現出黑白的樣貌。回來之後，他居然告訴我，他對小津安二郎鏡頭下壓抑而憂鬱的日本有了更深的體會！

梁文道：回歸(1)

【成報-秘學筆記】快二十年了，我才回到自己的起點。樓下依然有孩子在打球，祈禱室裏依然有人在默想。而他，我的師傅，依然瘦削，只是棕髮換了一頭白髮。看見是我，他有點驚訝，但是很快又恢復了平和的神態——一種因長年苦修與無私奉獻而歷練出來的淡定，我永遠都不可企及。他點著煙斗，微笑問我﹕「你想回來嗎﹖」

二十年前，我就像所有以為自己已經長大的孩子，在強烈的自信與最極端的懷疑之間擺盪，最狂妄的譫語最奇幻的想像佔據了我每一天的時間。所謂的靜修，在這種情況底下真就只是所謂的靜修罷了。終於有一天，我忍不住去找師傅，告訴他﹕「我失去了，或者應該說失去與不失去都無所謂了。我覺得神的存在，超越境界的力量以及一切精神的操練都已與我無關。」

當時師傅的反應很平淡，他收下了我還給他的書，還記得有一本解放神學，一本《約伯傳》釋義。然後他笑一笑﹕「沒關係，很多人到這時候都會如此。你就出去逛逛吧，或許有一天，幾十年後，你還會回來。」

這一逛，我逛了二十年，但是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算是「回來」。「師傅，我累了，我走了太多歪路，犯了太多的罪。而且在這二十年間我沒有辦過一次告解，沒有一點懺悔」。他看我，沉默了一會兒，又笑起來﹕「我們都在犯錯。我一直有留意你做的事，很好，很有意義。」

我做過的事﹖但那都不是真的。真正的我為誘惑所苦，貪情逐欲，一片荒蕪，寸草不生。我犯了驕傲的罪，我犯了貪婪的罪，我犯了迷色的罪，我犯了憤怒的罪，我犯了嫉妒的罪，我犯了貪饕的罪，我犯了懶惰的罪……。尤其「迷色」，因過分愛慕一個人乃至於侵犯貶低了更大的愛。

「師傅，我想和你讀書，請引導我。我想重讀聖奧古斯丁《懺悔錄》。」二十多年前我看的第一本哲學書。「好，我們就讀《懺悔錄》。」

梁文道：看到電影

【都市日報-兵器譜】雖然我們今天仍然會說「看電影」這三個字，但我們接觸電影的方式早就不局限於去電影院坐上兩小時，雙眼盯著銀幕這種傳統習慣了。因為如今電影無處不在。

不管你是在家裏看影碟，還是堅持只有戲院才是看電影的理想場所，你都會發現其實早在電影開頭的那一刻以前，你「已經」看過這部電影了。為甚麼？因為你一定在另一部電影開場之前見過眼前這一部片子的宣傳片段，又或者在電視廣告和越來越多的宣傳渠道上遇過它。

反過來講，你也極可能「看過」很多其實你沒看過的電影，理由同樣是你曾見過它們的片段。

這些擷取自某部完整電影的部分片段，可以與傳媒學上的「sound bite」相比。所謂 sound bite， 可以是指某位明星在一場記者招待會上最令人絕倒的一段答問，也可以是某位政客在一次重要會議上最讓人震驚意外的言論，甚至還可以是一個普通人無意中給人錄下的一句警句。總之，sound bite 就是媒體上一連串整體談話中最有趣或最重要的一小段，所以通常被中譯為「精句」，雖然它字面上的原意就只是一小段聲音罷了。

同樣地，電影也有類似的「movie bite」，那就是一部動輒兩小時長的電影裏令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一兩分鐘，甚至一個場面。這種 movie bite 我們不妨把它譯作「精像」。由於它「精」，所以它能在極短時間內就讓人一見難忘，而且還代表和說明了整部片子的特質，所以通常被剪進宣傳片，好進一步引人消費全套作品。

我們常常在記憶中以一兩句精句概括和掩蓋了長篇的談話。例如馬丁路德金當年在華盛頓的著名演講，真正由頭到尾全部聽過的人並不多。但為甚麼有那麼多人都覺得自己「知道」那場演講，知道當天他說的是甚麼呢？那是因為我們都聽過來自那次演講的精句：「我有一個夢。」這句話如此有分量，流傳得如此之廣，乃至於大家都以為自己實際上聽過整篇講話。

我們記憶電影的方法也是這樣，用一兩個畫面代替一整部片子，以之為代表，以之為總結。這些精像是電影的精華與象徵。

在我們這個被多媒體環境包圍的時代裏，精像的存在早就不限於戲院裏那幾分鐘宣傳廣告了，它還出現在地鐵、商場和街道旁的店舖櫥窗等各式公眾場合之中，和精句一樣無處不在。再加上互聯網視頻媒體的發達，現在誰都可以把自己心目中的精像放在網上，任其流通。

所以我總覺得自己似乎看過很多電影，其實我看的只是很多的精像。它們四處流竄顯影，在我們最不在意最不自覺的情況下都能潛入我們的意識之中。「看電影」因此不再只是很有意識地在一個固定時空狀態之中看完一部電影這麼簡單了。我們無時無刻都看到電影。

梁文道：無法承受(6)

【成報-秘學筆記】一座城市如果衰落，是因為它的形式和內容之間的差距。假如內容大於形式，城市會過分臃腫膨脹而潰裂﹔要是形式大於內容，它會因為缺乏支撐而逐漸崩塌。伊斯坦堡的最後凋零，就是由於它不再具備一座帝都的內容。蘇丹流亡，聖靈不在，宮殿與寺廟就算有再多的遊客填充也無濟於事。

人間的一切情感豈不也是如此﹖形式和內容的調整與掙扎。

聽說他有東西要給我。我以為那只是更明確的宣告，比如所有我送給他的東西。所以在北方寒冷的夜裏，我站在路邊多喝了一瓶燒酒，預備迎向我早已料知的命運。

但是我想不到等著我的竟是一份手信，彷彿遠古的諾言。我關了燈，在房裏凝視這個放在床上的紙袋，猜測它那晦暗如螢火的光芒奧義，良久良久。終於忍不住要找他，但是一切可以接觸他的方法都已被我親手刪除了。夜已深，我只好厚著臉皮輾轉得到我要的東西。那是一組本來已沒有任何意義的數字序列，但是當朋友一一隔著電話讀出的時候，它們又拼裝還原成了一個完整的名字，猶如詛咒的真名。

最後，我還是奪門而去，走進更深更暗更冷的街道，並且回想在這段日子裏面，一株幼苗如何因為長久的隔絕與放逐曠野而漸漸長成巨獸。清醒的時候它是我思考的符號，疲乏的時候它則以夢的形狀出現。完全依賴我的血肉維生，長得比我這個寄主還大，這獸。

其巨大的程度，不只我未曾見過，甚至超出了任何我所能想像的關係所能承載的限度。這個紙袋就像我們的關係，本該脆弱單薄，它要如何安置這頭巨獸呢﹖我只怕，只要再和他說一句話都足以令我這上帝也不眷顧的城市瞬間崩潰。

曙光之下，回到房間，我只知道這條路沒有盡頭。

梁文道：揚州炒飯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可還記得揚州炒飯的笑話嗎？話說去年某揚州市領導發現很多外地來的客人總是指定要吃揚州炒飯，而吃了之後又總是大失所望，於是要揚州市烹飪協會弄個揚州炒飯的標準出來，一統江山，捍衛水平。後來他們不只真的炮製了一份標準材料種類分量表和烹製過程，還拿到揚州市標準局去註冊，推出一套「揚州炒飯製作標準法」。

消息傳出之後，全球中國飲食業都瘋了，有人質疑那套標準不夠標準，有人認為這形同壟斷不利行業發展，有人擔心此風一起日後甚麼廈門炒米、蘭州拉麵一一註冊登記可不是鬧玩的。最令人感到憤怒的，是這條辦法規定只有某些「定點餐廳」可以供應揚州炒飯，形同「禁炒令」，日後世界各地的中國菜館難道都不能賣它了嗎？

還好後來也沒人管它，整件事不了了之。原來是因為這項註冊過不了國家工商局那一關，他們認為「揚州炒飯」是個和「啤酒」差不多的通用名稱，不能拿來註冊。

這齣鬧劇說明一點，食物是種流變不居的東西，同一種材料移植到了第二個地方不只會有變種還會有截然不同的新用法，同一種菜式到了不同廚師手中也會有變奏新版，強制的標準既不智也不可行。

就拿揚州炒飯來說吧，其實它哪裏是揚州的炒飯呢？根據記載，清光緒年間，廣州有家叫做「聚春園」的菜館，專做淮揚菜，是很多「外江佬」幫襯的名店。他們家的大廚因地制宜，把叉燒等廣東材料混合了蝦仁和海參，推出一道「揚州鍋巴」，頗受歡迎。這是典型的「老派fusion」，鍋巴是標準淮揚食制，叉燒卻是地道廣東，廣州的淮揚菜館把它們組合起來，誰曰不宜？

可是廣州人畢竟吃不慣鍋巴，於是許多當地酒家就把鍋巴變成炒飯，還將貴價的海參踢了出去，好讓一般大眾都吃得起，這就是揚州炒飯的由來了。

難怪很多人說揚州的揚州炒飯不「正宗」了，因為揚州菜館往往做不出好叉燒。也難怪很多人說揚州市烹飪協會的「揚州炒飯製作標準法」不夠「標準」，因為它把海參放回材料單，卻少了叉燒這麼重要的材料。揚州炒飯本來就不是原產揚州，揚州又哪來的正宗標準揚州炒飯呢？

至於「聚春園」當初為甚麼要為這道自家創作冠上「揚州」二字，想來大概是為了平添一股異地風味吧。就像我們今天去茶餐廳，不也有很多「紐西蘭雞翼」或者「法蘭西白汁魚柳」嗎？你以為到了紐西蘭和法蘭西還真能吃到這兩種東西嗎？傻仔！

不過我們這個時代是知識產權無限擴大的年代，既然曾經有律師試圖為Michael Jordan登記他的「入樽」動作，好叫其他籃球員每次雙腳拉成一字馬凌空灌籃都要交錢給Jordan；自然也會有廚師在自己的創作上動腦筋，把獨家菜式變成自己的「產權」，不容他人侵犯（除非你買下他的專利或者向他的律師繳交使用費）。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我們下回再談。

梁文道：垂釣(5)

【成報-秘學筆記】博斯普魯斯海是伊斯坦堡的靈魂，由於這個城市是憂傷的，所以這片割開了城市的水域當然更是憂傷的。我想任何一個到過這座城市的人，都能輕易發現博斯普魯斯海的深與暗。

你應如何測量它的深度呢﹖帕慕克介紹過一位伊斯坦堡作家科丘（Resat Ekren koçu），他深知並且著迷於這座城市的憂傷，乃至於為它撰寫了一部由A開始以字母排序的《伊斯坦堡百科全書》（儘管從1944年開始寫到1973年，完成了十一卷，但他只能寫到字母G）。科丘曾自述他陷溺的經過﹕「在我游手好閒的童年時代，我就像繫在魚鈞上的鉛塊，在我們博斯普魯斯海濱貴族別墅對面碼頭的海水中出出入入，好似一條鱗魚。」

我想起自己的城市，也有一片賦予它靈魂的水域。我工作的地方附近就是一個碼頭，碼頭邊每天都有幾個男女悠閒垂釣。天氣好的時候，陽光和煦，海風輕爽，坐在這裏釣魚應該是舒服的。我曾問過﹕「這碼頭釣上來的魚能吃嗎﹖」

一個日子看來過得很清閒的中年人告訴我﹕「別看船多就以為這裏有油污，釣上來的魚可乾淨啦，回去煮湯煮粥一試便知，鮮美得很。」

就在這個碼頭，我曾等待他，因為我知道他偶而會站在這裏觀看日落。當然，我甚麼也沒等到。

朋友問我，如果我有機會再和他說話，我會說些甚麼。如果再有機會﹖我寧願自己是魚鈞上的鉛塊，沉入水底，釣回失落在深海的最初辰光。然而我的這座城市不是伊斯坦堡，它的靈魂裏沒有憂傷，在這廣闊而幾乎無垢的蔚藍海水之中，我只能釣到自己的孤獨。

梁文道：悼念香煙

【都市日報-兵器譜】王穎的電影《煙》，一開頭是個作家在說故事，他說了一個如何量度煙的重量的故事。

話說英國國王提出了這個難題考驗臣下，其中一個大臣相當睿智，他的辦法是最簡單的算數：先把一根紙煙放在秤上，秤秤它有多重。然後點燃它，直至燒完。接下來只要把那根紙煙原來的重量扣除掉那些餘灰的重量，說是燒出來的煙的重量了。

說完這個故事之後，那個作家對著鏡頭饒有深味地一笑。

這部電影還有第二個令人印象很深的故事。那是一位蘇聯時期給史大林流放到西伯利亞荒原的作家，在一片冰天雪地之中服苦役。但是他沒有放棄自己，仍然堅持寫作，而且決心要在這人生的最終旅程裏寫出自己最好的作品。終於，他寫完了。看著這一疊填滿了鉛筆跡的草紙，他心滿意足，乃可以安心待死。一段日子之後，他竟然沒死，熬了下來。問題是他只剩下一大袋煙草，卻再沒有紙可以捲煙，怎麼辦呢？於是他平靜地拿起那疊寫上了畢生傑作的紙張，一張張撕開，權充煙紙。最後，他就這樣一根接著一根地抽完了一生最後一部作品。

到底甚麼是煙？直叫一個偉大作家生死相許？難道它不就是一縷幾乎秤量不出的輕煙嗎？

想當年我們一群小流氓，無不人手一根煙，目的當然是「有型」；而這「型」又成了我們身份認同的一部分。但是真正開始思考煙的意義，並且沉迷其中，卻是看了沙特一番話之後的事。

這位大哲也是個老煙槍，看他的照片不是咬著煙斗就是指頭挾著一根煙，對於甚麼事都有說法的他，又怎會放過他最親密的朋友呢？他說，所謂香煙，無非就是人生。點燃之後就只能一路燒下去；你吸進去是空氣，呼出來還是空氣。人生之虛無，豈不正是如此？最後莫不付之一炬。

於是我抽自己捲的煙，喜歡它的徹底，一切燒完，連濾嘴都沒有。看著它燒出來的煙霧在無風室內冉冉上升發散，真能令人瞭悟人的一生也就是如此一根煙的時間。

今天我在一個電視節目說了類似的話，立刻給人批評是在鼓吹吸煙的好處。其實我只不過是在悼念，悼念還能吸煙的日子。而且我相信，不久的將來，像這樣的一篇文字是會被禁止發表的。

梁文道：廢墟不在別處(4)

【成報-秘學筆記】「憂傷」（huzhun，中譯本譯為「呼愁」，好一個文藝腔翻譯。我不用），是帕慕克《伊斯坦堡》的核心，本為伊斯蘭教用來描述靈性失落的傳統概念，他借來捕捉伊斯坦堡的集體憂愁。這種特殊的「憂傷」滿城無處不在，而且為人接受為人承擔。它來自帝國的失敗，但伊斯坦堡人擁抱這失敗。他們活在廢墟裏，並且無怨，有的只是來自歷史窮追不捨的「憂傷」。

帕慕克也比較了不同城市的居民如何為外人指路。先看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驕傲日內瓦人﹕「日內瓦人相當以他們的歷史名城為榮，甚至在被問到哪條路最容易走時會這麼說﹕『順著這條街直走，先生，經過那座典雅華麗的青銅噴泉時……』。」

至於伊斯坦堡人則是「路過易卜拉欣大人的澡堂故址，再往前走，在你右手邊，隔著你剛剛經過的舊址眺望過去，會看見一間破房子……」。

但是帕慕克大概沒想到，在我們讀者眼中伊斯坦堡可以是一個隱喻，它的「憂傷」是一種觀看世界的方法，也是一種存活的態度。在此種態度的陰影籠罩底下，世界無處不廢墟。

公路剝落的柏油塊﹔車站站牌上因日曬而漸漸褪色的模糊的數字﹔正在垃圾站收集廢物的老婦，使力地一個個踩扁仍有殘餘液體的鋁罐﹔夜裏卡拉OK臨街的霓虹燈管兀自閃耀，但是那招牌上有一橫和一豎因為失修而暗啞，你以為你看到的其實是「下拉OK」﹔在潮濕的天氣裏，巷子深處傳出霉爛的氣味﹔新近建成的辦公樓群在凌晨三點的時候，只剩下幾室露出慘白的燈光。

然後我又看到了他，本來遲早也會被歲月折磨得變形走樣，現在化上了淡妝正接受眾人的讚美。他為甚麼青春如昔，彷彿時間侵蝕的力量至他為止﹖我明白了，原來廢墟不在別處，衰老的只是我自己。

梁文道：廢墟的冷漠(3)

【成報-秘學筆記】「活在廢墟裏」，這是帕慕克（Orhan Pamuk）對伊斯坦堡的判斷。到底這裏曾經是兩個帝國的首都，拜占庭與鄂圖曼土耳其的中心，而它們都早已瓦解湮滅在時間的沙暴中了。

可是，難道維也納不也是帝都嗎﹖倫敦和北京呢﹖為甚麼它們又不像廢墟﹖帕慕克的解釋初看起來並沒有超出我們的猜想太多，那就是土耳其比較窮，沒有錢去修葺那些「帕夏」（Pasha，土耳其帝國的高級官僚）的沿海別墅，甚至任由蘇丹情人的墳墓傾圮。於是一個宰相的宅邸可以變成貧民聚居的雜院，學校球場旁的巨石是昔日碉堡的殘餘，這就是「活在廢墟裏」了。相比之下，巴黎和羅馬的市民就像長住博物館的遊客與管理員。

但更重要的卻是一種心態，因長久與歷史遺跡共存而產生的漠然，既然帝國的殘肢無處不在，又何待我們保存﹖又如何可能保存﹖

這還是種洞穿歷史的冷漠，了解萬歲的帝王終究是血肉之軀，高聳的呼禮塔終究有倒塌的一天，而人間所有的祝福也必將落空。

帕慕克在回憶錄《伊斯坦堡》裏想起他那見多識廣，誕生於帝國末日的祖母。她每回見到帕慕克，都會對他說﹕「我的孫子奧罕來訪。他很聰明，很乖巧。他在大學讀建築。我給了他十里拉。願神賜福，有一天他會功成名就，讓帕慕克的家族名聲再度受到尊重，如同他祖父在世的時候。」

然後帕慕克寫道﹕「念完之後，她透過眼鏡盯看著我，白內障的眼睛看起來更令人生畏，然後衝我冷淡而嘲弄地一笑，使我懷疑她是否在嘲笑自己，還是因為如今她已明白生命的荒唐，而我也竭力做出相同的笑容。」

梁文道：氣度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今年法蘭克福書展的其中一個重頭戲是高行健的演講，據聞近年身體不大好的他演講起來還是神采飛揚，溫婉動人。而他說的，當然是法語。又聽說有些參展的中國出版社員工也去湊熱鬧，不過竟然對人表示：「我們好像聽過有這人，但不大清楚他到底是誰。」

對於這位第一個奪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華裔作家的中國遭遇，我始終覺得叫人羞恥。為什麼當年的官方發言人就不能大大方方地說一句：「高先生獲獎是我們全體華人的驕傲，我們謹向他致上由衷的祝賀。當然大家也知道高先生過去對中國有他個人的看法，但是國家現在已經很不一樣了，國民生活安康，社會環境穩定，經濟形勢一片大好……我們歡迎高先生隨時回祖國看看，和我們分享他的榮耀。遊子歸鄉，想必能為高先生帶來更多的寫作靈感。」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也是在政治爭議聲中誕生的。因為土耳其的帕穆克（Orhan Pamuk）去年二月才在瑞士對記者說：「在20世紀對亞美尼亞人和庫爾德人的種族屠殺事件上，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有罪。三萬人和一百萬人慘遭殺害」，於是給他的老鄉告上法庭，罪名是土耳其刑法第三○一條的「褻瀆土耳其國格及其政府」。按照這條法例的規定，如果被告是在國外發表有關言論，則罪加一等，最高可判入獄三年。關於後面這點，我們中國人都明白，這叫做「去出邊唱衰自己人」，李柱銘犯的就是這種錯，十分嚴重。

雖然現在的土耳其和過去的鄂圖曼帝國是兩個國家，但土耳其官方至今否認帕穆克所說的那場屠殺。不是說當年沒殺人，也不是不承認的確死了一百萬庫爾德人和亞美尼亞人，而是否認那算屠殺，因為「屠殺得是有系統的」。所以帕穆克這麼對外人說話就不對了，不只和官方認識有衝突，而且還侮辱了土耳其人。

其實這條「301」向來惡名昭彰，已經有不少作家和記者因它上庭入獄，所以有些帕穆克的朋友恭喜他：「你終於成為真正的土耳其作家了。」只不過這回被告的帕穆克正好被舉世公認為土耳其在世的最偉大作家，又恰巧土耳其加入歐盟的進程正在拖延膠的情況。事件難免就被炒大了，不只《魔鬼詩篇》的作者魯什迪公開呼籲歐盟不要讓土耳其這樣的國家加入，許多歐洲政要也捉住這個機會教訓土耳其。更大的打擊來自於法國國會，他們正好在諾貝爾獎宣佈的前一天初步通過法案，日後嚴禁任何人發表否認土耳其帝國大屠殺事件的言論。

你想，這下子算不算火上加油？帕穆克是不是勾結外敵，賣國求榮？果然，才剛得知他是今年諾貝爾獎得主，立刻就有土耳其國民上街抗議，更有報刊發表猛烈抨擊。可是當記者問起土耳其官方意見的時候，人家文化部副部長卻是落落大方：「這是土耳其文化的光榮。至於政治問題，我想大家一定知道，歷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都曾對他本國的政治發表過重要聲明。」

梁文道：全職作家的無業生活

【蘋果日報-文化動物園】今年七月，浸會大學頒發了第一屆「紅樓夢獎」，這是整個華文世界裏獎金最高的一座文學獎，專門頒給每年最傑出的華文長篇小說。香港入圍的作品就只有董啟章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它還得到了以哈佛王德威教授為首的評審團讚賞：「這是一部構思絕佳的作品，以人、物之間關係來構築一部家族史和香港史，恰如其份又匠心獨運地寫出了香港這座城市特有的資本主義歷史風貌。其精妙的藝術構思和後設的寫作技巧受到了評委的讚揚……」所以董啟章得了一個評審團特別獎。

但是他沒拿到大獎，和最重要的三十萬獎金。其中一個理由是這本書只是他《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一部，有待發展完成……

「我曾經想像自己擁有那三十萬港幣」董啟章如是說。身為他的朋友，我也很希望這筆錢是他的，而非賈平凹，完全出自鋤強扶弱的心理。我告訴他：「你知道嗎？賈平凹一本書的稿費和版稅加起來恐怕就不只這個數了。更何況他的書法也是值錢的，西安不知有多少飯館商號盼他題字呢。」董啟章聽了不算吃驚，但還是不免羨慕：「唉！要是有三十萬，夠我用幾年了。」

這位全華文世界其中一位最傑出的作家，只要給他三十萬，還真能用上幾年。「我試過在一個月中旬的時候身上就只剩下一百塊錢，覺得不大保險，於是跑去按提款機，但卻提不了款，原來我的戶口只剩下五十多塊了。」我和他一起計算了一下他的年度收入。就拿《天工開物栩栩如真》這本書來說吧，台灣出版（因為香港已沒有出版社願出長篇小說），所以版稅不錯，每本收取十元港幣；又由於它「暢銷」，賣了五千本左右，因此董啟章今年大概可以賺到五萬港幣，差點就能保證是最低工資的水平了。

我問：「你算是全職作家嗎？」「很尷尬，我的確是全職在家寫作，但是『職』這個字意味有一份可以餬口的職業，事實上寫作卻又養不起我的生活。」

我認識董啟章的時候，他的日子過得還不壞。但在1997那一年他和黃念欣結婚了，接兩夫婦在粉嶺買了一間小單位，然後生了個兒子董新果。且莫說養大一個孩子要用四百萬（這是李麗珊在一個銀行廣告裏說的），光是買樓的供款就吃不消了。「我們幾個月前才研究過，原來六年下來只是在還利息，依然欠了銀行一屁股債。」所以他們差點又把樓給賣了，好在有親戚出手相助，才算渡過難關。

董啟章是個好爸爸，每天起床就帶兒子上學，然後做家務和寫作，下午再去他母親那裏把兒子接回來做功課。黃念欣現在是中文大學中文系的高級導師（還沒當上助理教授），收入勉強夠兩夫婦開銷。「我一沒錢就問她，所以我到處跟人說自己靠老婆養。她並不喜歡我這麼說，覺得我寫書是件非常棒的事。但事實如此，又有什麼不好對人說的呢？」

然而，說了這麼半天，這到底是董啟章自己的選擇，所以他也沒有埋怨什麼，反而自覺幸福。多年前，他開過一家公司，叫做「董富記文字工藝」（『董富記』是他祖父創辦的衣車零件小工廠），是香港最早也最有系統地教授創意寫作的組合，成員還有他的學生王貽興。近年教改，有許多學校找他們這種「外援」入校，所以有兩年他的收入算是穩定。當時他以為找到了一種平衡工作和創作的方法，可以每天教書改作文之餘繼續自己的長篇。辦法就是寫「組合式長篇」，以一小塊一小塊的零件段落，組織進一個更大的架構裏面。這種寫法可以每日按進度逐漸積累，較不耗神，膾炙人口的《地圖集》就是代表。

不過自從《體育時期》之後，他發現這種工廠生產線的作業方式無法承載一個宏大完整的虛擬世界；而那種世界的創造，卻要求他得全神貫注，每天過兩種甚或四種人的生活，就像一個演員似的。畢竟寫小說是一種文字的表演，更何況教寫作也有沮喪的時候，「如果教的是『保底班』，有時真得從寫字教起。若要學生們自由發揮，結果可能還是寫出一模一樣的東西，比如說想做李家誠，或者要『做低』李家誠。如果面對是『拔尖班』，學生們很快就會抱怨你教的東西對考試沒幫助，因為他們以為這是堂補習課。」

所以在寫《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時候，他放棄教書，也不寫專欄短篇，專心一意地閉關練功。直到最近完成了「自然史第三部曲」的第二部，他才捱不住停下來出市區重新幹起那教書的勾當。

「還好家人都體諒，弟弟又能照顧家庭，母親雖不大懂我到底在幹什麼，但偶而看到報刊的評論還是會覺得我應該在做些有意義的事吧。其實我有很深的愧疚，每天看到身邊有那麼多人勤懇工作，就懷疑自己憑什麼可以如此悠閒。我知道很荒謬，可是我因此反而覺得自己一定要寫得更好，好像唯有如此方能還債。」

認識董啟章十年了，也讀過他每一本著作，今天是我們第一次「講金唔講心」。突然想起老好日子的作家如里爾克都是有「贊助人」的，那些財主也因此留名後世。要是我有三十萬可以贊助董啟章幾年，要他寫書還債，那叫划算。

梁文道：古代(2)

【成報-秘學筆記】整座伊斯坦堡是建立在回憶之上的。

君士坦丁大帝在建城之初就樹立了一根擎天巨柱，作為他的帝國標誌，以及勝利的勳章。這根柱子就是這座新羅馬的軸心﹔廣場、元老院、競技場和居住區域，以及廣大的圍牆，全都圍繞著它一一浮現，在博斯普魯斯海濱。

可是在這根於陽光下白得刺眼，柱頂銅像鑲上了純金冠飾的輝煌巨柱的地基，卻埋藏了刻有古巴比倫王國法典的泥版，亞述戰車隊指揮官的馬鞭，當然還有羅馬宿敵波斯人的稀世玉石。也就是說，當君士坦丁大帝以無比魄力去開拓一個新帝國以恢復老帝國威名之時，當他要用一座嶄新的首都去紀念日漸衰頹的羅馬之時，他其實還有更遙遠遼闊的宏願。他希望這個城市是古代一切偉大都城的靈魂歸宿，正如他的帝國也會是過往所有偉大王國的繼承一樣。

因此，伊斯坦堡從一開始就是極端的弔詭﹔它是新的，但這個新是相對於老而言的﹔它是老的，但這老之存留卻有賴於它的新穎。

由於伊斯坦堡坐落在黑海出口，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兩岸，橫跨歐亞兩大洲，所以常被人描述為「東西匯合」之地。

其實，與其說它乃東西交匯的樞鈕，倒不如說它是兩個時代的連繫。它把我們連上了那個已為今人淡忘以至於完全陌生的年代，在那個年代，根本還沒有明確的東西區分，整片小亞細亞都是希臘城邦的勢力範圍，安堤阿與大馬士革是比羅馬還重要的基督信仰中心。伊斯坦堡並非誕生於那個年代的城市，但它是這個年代留下的淚珠。

梁文道：秀色可餐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在某避孕套公司公佈的年度性生活滿意指標調查裡面，香港每年都排在倒數三名之內，如果不是敬陪末座的話（恰巧和經濟自由指標的排名相反。我們能不能由此推測，經濟越自由，大家的性生活越糟糕呢？）另一方面，根據我自己很不嚴謹的調查，34個人裡面至少有 33人認為自己愛吃而且會吃。問題只是他們每週在外用餐的次數，要比在家裡自煮的次數高太多了。喜歡吃，但是不喜歡做菜或者不擅長做菜，這和我們做愛太少而且做得不好，其實是彼此對應。

最近幾年流行一個英文單詞，叫做「foodporn」，姑且譯作「食品色情」（或者口語一點，「飲食鹹濕」）。它指的是這麼一種現象：食譜和飲食節目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受歡迎，到了一個地步讓美國可以擁有一個24小時的「食物頻道」（FoodNetwork，英文版《鐵人廚房》就是它們的出品），而且賺個盤滿缽滿。除了泛指折中新興文化，「食品色情」也可以用來形容這些包裝精美的食譜和明星般的電視廚師身上。

這個時代不再流行方太正正經經教主婦準備晚餐的那種節目了，我們也不再需要一本步驟清楚但圖片欠奉的入廚指南，我們要的是鏡頭花俏但看不懂廚師在幹什麼的「生活風尚」（LifeStyle）秀，我們要的是不知該如何依法炮製但連豬頭都拍得份外性感的粉紙畫冊。假如那些廚師還很上鏡，像我所鍾情的NigellaLawson，或者像我打工的那家電視臺的《美女私房菜》裡的美女主持那麼秀色可餐，這就更妙了。

這些節目之所以類似色情電影，就在於它們都是代用品。一個看色情電影的鹹濕佬永遠都不會真心相信自己有戲裡的角色那麼能幹，也永遠不會以為有一天自己的對手會是從電影跑出來的女優，但他就是愛看而且投入，光是用想的就過足癮了。我們看「食品色情」也是同樣道理，我們不必努力練出一副名廚的身手，但是我們很願意在腦海裡過JamieOliver和Anthony Bourdain的生活。

所以這批新派飲食節目也像色情電影一樣，你千萬不能以為裡頭的東西都是「真」的。2006年10月2日出版的《紐約客》有一篇報導揭露它們的製作過程，其中提到「在倒出一杯牛奶的時候，其實總共重做了三組不同角度的鏡頭，然後還要再倒第四回，這回用了一個特強的麥克風貼近收錄牛奶傾出的聲音」。最後我們看到的就是柔滑可愛的白色液體一傾如注的畫面，而且聽見瀑布似的聲音。沒有人會實實在在地把一頓飯不加工不剪接不配特效地由頭做到尾，除了蘇施黃（她是老派飲食節目的最後掌門人，但她同時也是最會表演、最有魅力的主持，所以是個不用特效的例外）。這情況就像拍色情電影，動作與聲音都是為了觀眾而特別設計的，不能當真。

因此香港式的愛吃與香港式的好色是一致的。消費色情物品的人不少，真正實踐的不多。喜歡上餐館和喜歡看飲食資訊的人很多，能夠弄一桌好菜的卻極為罕有。許多人都是「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為力」，不曾真下廚，但對世界各地的食材則如數家珍，當然這都是看回來的。愛說粗話的香港男子不也是這般？每天嘴上操了不知多少回，平均兩個禮拜才真來這麼一趟。

梁文道：常人之惡

【都市日報-兵器譜】我原來以為，今年會有數不盡的文革紀念活動，就算官方不辦，民間也一定少不了；我原來以為，今年會有許多媒體連載紅衛兵回憶錄，長篇累牘地分析回顧那十年間發生過的事。結果都沒有。大家都很冷靜，很平常，彷彿一切安好，似乎逝者已矣，無需再去刻意緬懷。

如今大陸年輕一代有的連劉少奇是誰都不知道，更何況香港青年？要他們去「回顧」他們未曾經歷也未曾細究的文革，意義實在不大。

因為文革在我們主流文化的想像裏太過異常，完全是樁特別事件，之前沒發生過，以後也不可能重演。說起文革，一般人很容易想到朋友互相出賣，學生不用上學，珍寶盡成垃圾；甚至有子女揭發父親或者和母親劃清界限，因為「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這一切怎麼會是正常的呢？這一切又怎麼可能重臨我們常人的常態生活之中呢？

問題是一切異常的東西在剛開始的時候莫不正常；即便到了最極端的情況，它運行發展的基礎也還是正常人類的心理。

例如「大字報」。文革期間，許多人最怕的就是在大字報上突然看到自己的名字，因為那意味著自己被人告發、被人批判了，意味著自己從革命群眾中無名的一員突然成了落單的個人，成了一個有名有姓的少數派。

且想像一下，在一堵牆前，大家正擠著傘看新貼出來的大字報，你也不例外，彷彿事不關己。可是晴天霹靂，你竟然發現自己的名字！這時你會偷偷地左右張望，然後想趁沒人注意的時候抽身後退再做打算。就在你離開的時候，你注意到有人正在盯著你，眼神異樣。一個、兩個……，越來越多人注視著你，因為你已成為新獵物，無處可逃。

這是異常的狀況嗎？是的。不過它的基礎卻再正常也沒有了，就像我們大家都玩過的「麻鷹捉雞仔」，不能混在人堆之中是世界上最可怕、最危險的事，我們不想自己變得與眾不同。儘管有時我們想突出自我，但是那還得看是甚麼情況。比方說，在網上留言區看見自己的名字，還有人一一指出你不欲為人知的往事，然後網友們開始嘲諷嘻笑，你會高興嗎？

文革所謂的異常，其實往往是放大了種種正常狀態，達致一個扭曲的地步。回顧文革，因此就像看一場殘酷的人體實驗，儘管環境是極端的，可是那些心理與生理的變化卻在在指出：這就是人。

梁文道：新城(1)

【成報-秘學筆記】直到十五世紀，拜占庭帝國的最後歲月，土耳其商旅在鄉郊問路，種地的農民仍然一抬頭隨手就指﹕「is tin polin」（城就在那邊）。

於是你來到了伊斯坦堡，就在那邊的城。沒有人會以為你問的是另一座城，世上只有一座城市﹕伊斯坦堡。何等驕傲的一個名字，城就在那邊(istanbul)。

儘管連綿的城牆高達十五米，但若由海路而來，在博斯普魯斯海域蒸騰的水氣中遙遙觀察，你會訝異這些城牆竟是如此矮小。因為城牆後就是無數的高聳塔樓與寬大的元老院和鋪滿白色大理石的柱廊。當然，還有聖索非亞大教堂，人世智慧極致之所在。世界上有無數的城市都曾被人喻為「光明之城」，但是所有帝國的屬民都會告訴你，唯獨伊斯坦堡是真正的光明之城、眾城之母。

他們如此熱愛帝國的首都，乃至於為它創作了一個母親的形象，讓她雍容地端坐在銅幣的中央。這枚銅幣，曾經通行於兩個大陸，西起伊比利亞半島，東至幼發拉底河。那是東羅馬帝國的全盛時期了，大家都知道在用來購買橄欖的這塊銅幣上，有那位母親的祝福。

有意思的是，這座古城卻始終是新的，就算城門上的磚瓦已經老舊得再也經受不起土耳其騎兵的最後一擊，他們仍然以為這是座新城。

那是因為有一座更老的城市﹕羅馬。當公元330年5月11日君士坦丁大帝決定啟用這座新都的時候，它一切建設的藍本都來自於羅馬。羅馬有元老院，所以它有﹔羅馬有廣場，所以它也有。他甚至按照羅馬的規模，把全城分成十四個行政區。

可是羅馬還有七座山丘跟台伯河呀。於是他們艱難地在馬爾馬拉海邊的山坡上指認出六座小丘，再從南邊找一塊微微凸起的地面權充第七。至於台伯河的翻版，姑且就以里寇斯小溪湊數吧。

所以這座唯一的城市永遠都是另一座城市的樣本。新帝國的新首都，是一個覆滅帝國的記憶。

梁文道：是誰破壞了核平衡？（朝核危機二之二）

【明報-筆陣】國際制裁才剛要展開，已有消息傳出北韓即將第二次核試。表面看來這就是所謂的「悍然」態度，無視於世界各國的不滿和壓力。然而這個消息又相當符合北韓在核問題上採取的一貫邏輯：你愈要孤立我，我就愈要走自己的路；你愈是制裁我，我的反應就要更激烈。然而，這個邏輯最終指向的目標是什麼呢？

在眾多的評論和研究之中，澳洲「鸚鵡螺研究所」(Nautilus Institute)執行總監海耶斯(Peter Hayes)博士的分析特別值得注意，因為長期關注東亞安全狀的他嘗試去問一條往往為其他人忽略的根本問題，那就是北韓發展核武的真正理由是什麼。

海耶斯博士認為北韓意圖在取得地區核強權的位置之後，可以迫使美國用一個更溫和更尊重的態度對待它，甚至把它當成一個遠距的「戰略伙伴」(詳見 "The Stalker State : North Korean Proliferation and the End of American Nuclear Hegemony" . www . nautilus . org/fora/security/0682Hayes . html )。這個說法看起來十分驚人，然而若放在一個更寬廣的時空背景之下，又會發現它不無道理。

首先，北韓一直視美國為頭號心腹大患，自韓戰以來即積極整裝軍備，以防禍起38度線，同時又在教育和文宣攻勢之中全力向國民灌輸美國是個魔鬼的形象。幾十年下來，南韓無論在人口、經濟和綜合國力的表現上都要比北韓好得太多，金正日政權實在不能不恐懼有給壓垮的可能。與此同時，曾經助戰美軍並且維持長期盟友關係的中國，不只在過去30年裏和美國維持了相對之下還算友好的關係，且更進一步承認南韓與之建交。北韓絕對有理由認定自己的生存環境愈來愈不友善。

再看中國和北韓的「盟邦」關係，其實也不是那麼穩固。中國志願軍雖在朝鮮戰場上死傷無數，但北韓在國民教育裏對此卻絕口不提。許多中國製造的火車車廂和重型器械運到北韓之後，立刻就被刮去原產地字樣，好讓國民以為這是他們自家產品。所以如此，是因為「事大主義」向來就是現代朝鮮民族主義建立過程中最抗拒最敵視的他者。殖民時期對日本輸誠固然是「事大主義」，老要聽前保護國中國的話又何嘗不是「事大主義」呢？當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博爾頓在安理會上不點名地指中國是北韓保護國時，中國駐聯合國大使王光亞回以「我不知道美國指的是誰，但是幹壞事的國家是沒有人會保護的」。如果這番對話真的像外界所言，激怒了北韓的自尊心，我們完全不用訝異。中國和北韓之間模糊而緊張的邊境劃界問題就更不消提了。所以，就算北韓的導彈不像有些人所說的是對準中國，它要脫離中國「保護」以求自立「主體」的決心是不可質疑的。

發展核武一來可以在地區上與中俄分庭抗禮，另一方面則能平衡與美國之間的軍事差距，金正日何樂而不為？

回顧過去幾年的事態發展，克林頓任職美國總統時期，北韓與美國的關係最是溫和，不只接受了當時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的採訪，還有延續對話的前景。就算是後來布殊上台，北韓也從未放棄過要和美國舉行直接的雙邊會談。海耶斯博士認為我們應當認真看待北韓想和美國對談的態度，而不是先入為主地懷疑和否定。理由是北韓希望自己的安全得到保證，這個保證當然最好是來自於它的首敵美國。有了這個保證，它就可以拉開和中國的距離，不再需要後者的保護，同時確立自己在地區上的位置了。可以說這是套「遠交近攻」的戰略。

然而北韓迫使美國坐在談判桌上的方法卻是製造核武，它認為這不只是可以拉近雙方武力差距的重要工具，更是面對中俄兩大近鄰的出路。

從這樣的思路來看，我們就能發現布殊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多麼失敗了。已有不少論者指出，美國峻拒與北韓舉行雙邊對話，而代之以六方會談的框架，是今日局勢的原因之一。美國駐南韓前大使James Loney就表示：「沒有任何接觸，我們喪失了所有可控制和引導結果的方法。這場核試指明了我們已經完全不在狀態。」

更甚的是，布殊自6年前上台以來，就不斷把北韓逼向牆角，和北韓的一意孤行形成了惡性循環。他先是阻止南韓繼續它的「陽光政策」，進而在2002年把北韓公開列入他所謂的「邪惡軸心」，使得北韓終止了在1994年和美國簽訂的暫止核活動框架。此外，除了遭到美國一連串的經濟打擊之外，金正日當然也看到了伊拉克的教訓，它顯示出美國確實會發動先發制人的侵略攻擊，更顯示了沒有「大殺傷力武器」在手就有可能大禍臨頭。所以北韓毅然決然地走上核俱樂部的道路，並不是鋌而走險，而是自保。

朝核危機再次讓大家看到，一個擁有核武的超級大國如果不克制自己，反而主動發動戰爭，是件多麼危險的事。少數幾個國家獨佔核子武器，卻不准其他國家仿效，本來已是很不公平的事。所以才會有禁止核武擴散公約，希望在約束非核武國家的同時，也促使擁核國家逐步面向最終無核化的理想目標。可是美國不只仍在研發新的小型核子打擊武力，還在2002年底發表的《美國打擊大規模滅性武器國家戰略》中公然撕幾十年來的核武共識，宣布核子武器不只是「核嚇阻政策」(Nuclear deterrent policy ) 的工具，還將是先發制人的戰略武器。世界走到今天這個局面，又豈只是北韓的責任呢？

梁文道：尋夢(4)

【成報-秘學筆記】「余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實未嘗一日別余也。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如涌金門商氏之樓外樓，祁氏之偶居，錢氏、余氏之別墅，及余家之寄園，一帶湖莊，僅存瓦礫，則是余夢中所有者，反為西湖所無。及至斷橋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樓舞榭，如洪水淹沒，百不存一矣。余及急急走避，謂余為西湖而來，今所見若此，反不如保我夢中之西湖尚得安全無恙也。」

臨離開杭州的那個晚上，我在心中預演我們的重逢。他曾經說過，要是能一起外遊，那該有多好。果然，我們的機會來了，儘管情況和我們原初以為的完全不同。我們同機，但是恍如陌路。就算坐在鄰座，我也只會客氣地對他說﹕「你要喝水嗎﹖」或者「對不起，我想上洗手間，能不能借一下﹖」如果這就是我的想像，那麼真實的情形還能壞到甚麼地步呢﹖洪水淹沒，百不存一﹖

張岱寫《西湖夢尋》的時候，到底是甚麼心情﹖我連想都不敢去想。為了讓自己好受一點，我故意在網上找來一些談它的文章，典型的現代八股，例如﹕「讀一冊書，兼遊西湖。走走停停，短歌微吟。找尋著，一個夢境裡最完美的皈依，同時也在行走吟哦裡返還到最本原的自己。」又有人說：「今晚的月光特別清，這時候煮一壺茶，展卷細讀，我的新彷彿也溶進那幾百年前的杭州去了，多麼典雅優美，令人神往啊！」

我幾近自虐地看著這樣的文字，就是想摧毀記憶裏的張岱，好讓自己一想起杭州一想起他的書就不住噁心。對待即將重逢的他，我也是這樣，反覆細看一切關於他的無盡諂媚。到時候我一定會很自在很舒服。

梁文道：「紅」軍的困惑

【都市日報-兵器譜】經過十月十日的「天下圍攻」之後，幾乎所有評論都認為陳水扁一時之間還是命不該絕，倒扁紅軍倒是氣數將盡，合該退潮。這時候我們也能發現從顏色政治鬥爭的角度來看，紅軍帶來的想像潛能也的確是消耗得七七八八了。

想當初，台灣的政治版圖在民進黨主流派與台獨原教旨主義的操作下，裂變成了兩大塊，無論是本省人/外省人、南/北、獨/統，還是愛台灣/親中國，統統可以吸納進綠與藍這兩種顏色之中。在這道顏色光譜的軸線上，還可以按各自激進派的走向，再劃出「深綠」與「深藍」等兩個極端。

在過去十年之間，雖有不少基層左翼力量和反對族群分裂倡導重建公民社會的學者期盼「第三勢力」的崛興，但是每每才剛有苗頭，就立刻被打進藍綠軸線之中，非此即彼，難成氣候，也無從超越。

由施明德等一干前綠營幹將帶領的反貪腐運動，也難逃這套固定模式的檢視，被人判析其成分為「綠頭藍身」，也就是說一幫綠營中人率領著一群藍色群眾。可是反貪腐陣營以紅色為記，本來想做的就是要為第三勢力賦名，替它建立一個不能輕易被藍綠軸線吸納的獨特形象，突顯自己的超然地位，既非獨亦非統，既是本省人也是外省人，目標明確，就是要打倒貪腐的陳水扁。

可是，反貪腐運動在展開之初即有內部爭議，認為紅色會給人「額外的聯想」。果然才沒多久，綠營中人就把紅軍說成是中國共產黨在彼岸滲透操縱的結果。這種毫無理據的說法，能夠打動部分綠營支持者，當然是因為承襲了左翼人民革命傳統的共產黨，正好就是赤色的。於是，原本想要撬動綠色陣營基礎的紅軍，反而在形象上強化了深綠群眾的恐共情緒，以「紅綠對決」的認知模式取代了「藍綠對決」的傳統習慣。而紅要比藍還可怕，因為紅根本就是中國的顏色，紅軍因此在形象上被打成了中共在台的直接代理人。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紅軍不只沒有脫出原有的藍綠對抗格局，反而取代且激化了本就存在的形象偏見，使深綠基本盤更加團結更加穩固。可見搞政治運動和形象工程，顏色也是不能不慎重考慮的一環。

梁文道：杭州繡戶(二)(3)

【成報-秘學筆記】杭州總是舊時好。明明知道地方政府近年花了不少錢，拓寬湖面，恢復了明代規模﹔又置素木步道，沿楊公堤穿繞水榭之間，頗有情致。但是，我始終想念那年初訪孤山，滿地紅葉的蕭瑟。如今全球暖化，時過中秋，西湖沿岸仍是一片盛暑景象﹔更別提清潔工人的勤快，每有落葉即刻消失。

自古以來，從沒有人說過杭州今天要比以前美的。陳眉公嘗言﹕「西湖有名山，無處士﹔有古剎，無高僧﹔有紅粉，無佳人﹔有花朝，無月夕」。那些處士高僧都往哪裏去了呢﹖自然都還留在過去。於是杭州身為一座記憶之城的本質就更是明顯了。重臨的遊客都覺得初訪杭州的記憶是最美的﹔第一次來的就算覺得西湖醉人，仍不免有憾，因為看不到前人筆下的那個老西湖。久而久之，杭州在大家的遺憾和追憶裏甚至發展出一套回憶它的固定模式，一種重複又重複的敍述方法。

當我們引用這些幾成濫調的修辭和典故去寫杭州去寫自己的回憶，我們個人的感受就消融在那些重寫了千百次的花紋之間了。這就是宇文所安所說的「繡戶」了，絹門上的牡丹和杜鵑都是不斷重現的款式，基本上沒有甚麼新意可言。「特殊的關聯和屬於個人的回憶，幾乎完全消失在典故和常用的比喻裏，消失在類型化和普遍化的說法中」。例如「登高望遠」就是這麼一種陳腔，「遠眺者放眼天外，看到的只是一片綠色的植被，這表示他看不到所要看的地方，見不到所要見的人」。

使用這些固定的模式表達自己的痛苦回憶，若還要同時傳達出一份屬己的新意，就不能不和自己的傷口保持距離，修煉出一種驚人的自制能力。因此遊杭州寫西湖，我們追憶，並且自療，這座記憶之城同時也是使一切記憶失溫的聖地。

梁文道：杭州繡戶(一)(2)

【成報-秘學筆記】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在《追憶》裏面有一章專談南宋末年的大詞家吳文英，這正是一位給困在杭州記憶之中的詩人。宇文所安說﹕「在中國的傳統裏，恐怕沒有誰的詩像吳文英的詞那樣執著地同回憶和回憶的行為纏繞在一起。一名離開他沒有再回來的女子，從生平上為理解他的許多首詞提供了背景。但是，吳文英的回憶的意向可以同任何主題拴繫在一起，讀了他的全部詞作，我們可以明白，是他對回憶的迷戀影響和制約了他對被遺棄的反應，而不是相反」。

以吳文英為例，宇文所安讓我們知道有這麼一路詩學，是如此固執於回憶，幾乎以之為全部的靈感和主題，以追憶的邏輯結構一切的作品。又有這樣的作者，失戀也好，離鄉也好，對他而言不是負面的打擊，而是創作正好需要的材料。

這樣的創作就像「繡戶」，一扇繡上了精巧花紋與圖案的絹門。關上門，真實得足以把人燒傷的世界就給隔在門外了。這時，所有的追憶都是無害無溫的，再沉痛的往事都只不過是描在門上的線條。

我看不到現實，看不見世界，我只是專心地復現昔日光景。我寫的不是開門可見的西湖，而是回憶裏的杭州。這麼一來，我就和那曾經傷害我的真實保持了一段安全的距離，將它們精心構作成文字的藝術。「詩的祀禮把世界中特殊的東西還原為象徵和復現的樣式，憑藉它，我們能夠感受到在回憶中認識到的失落的意義。這種藝術把現實和突如其來的痛苦關在門外，然後一遍一遍又一遍地把這種痛苦塗繪在門上」。

梁文道：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蘋果日報-文化動物園】知道誰是陳廣仁的不多，但我一向朋友說起「MC仁」，他們就知道了：「哦，就是以前粗口樂隊『LMF』的主音，而且還到處畫塗鴉的那個傢伙。最近他在搞些什麼呢？」

最近他喜歡在頭上圍一條黑白斜格花紋的頭巾，還以這個造型參加各類表演，例如幾個月前一場電訊盈科贊助的陳冠希音樂會。所有人看了都只是覺得他樣子奇怪，沒有其他太大的問題，直到電盈一個猶太裔高層驚呼：「這不是恐怖份子嗎！」另一回，微軟為了推廣它的遊戲機「XBOX」，找來幾個設計師弄些配套潮流玩意，阿仁又用上那黑白斜格花紋，彷彿是他的標記。微軟的港方人員不覺有異，倒是美國總公司大為震驚：「那是巴勒斯坦恐怖份子的花樣！」

阿仁解釋：「這不是恐怖份子的記號，這種圍巾只是巴勒斯坦民族的象徵，叫做Kuffiya。你怎麼能隨便說它恐怖呢？就算是永遠戴它的阿拉法特都拿了諾貝爾和平獎啦！」他的目的是什麼，就是要挑釁嗎？「我只是覺得大家都該認識這個世界多些，不要人云亦云，人家說恐怖你又跟說恐怖。什麼叫做恐怖份子？我覺得好玩的是比起那些直接反應要禁止這些花紋的外國人，原來香港人根本沒注意到這條Kuffiya圍巾是什麼？他們大概根本沒見過。」

但是另一方面，香港又是個實實在在的殖民地，雖然叫做回歸了，可是心態和世界觀還是跟從英美界定的主流。阿仁喜歡玩war game，他和他的隊友總是拿AK47做武器，頭上照樣圍那條Kuffiya。所以香港的war game發燒友都愛找他們做對手，「因為全香港的玩家都喜歡用美軍裝束和設備，他們覺得那是正義的化身。哪有人像我們這樣，自甘墮落，跑去當反派。」

說到AK47這種全球最受歡迎的自動步槍，阿仁也做過一番研究。他發現這個「邪派」武器其實很有趣（由於西方世界的軍隊都不用它，因此它是邪派的）：「原產AK47的前蘇聯兵工廠在他們的網頁上宣佈，他們很自豪這型步槍是世界上唯一沒有登記專利的槍械，任誰都可以仿製。」

陳廣仁熟讀喬姆斯基、薩伊德和娜歐米．卡萊因（Naomi Klein）的《No Logo》，立場十分清楚。過去有很多採訪也再三報道這位在法國得到藝術碩士學位的觀念藝術家很懷疑「藝術品」的概念，他不認為藝術應該全部變成可以買賣可以收藏的商品。但他也曾在主流音樂界打過滾，為商業歌手填詞呀？「現在沒人找我填詞了，因為我一開始就會說明自己是不填情歌的。不填情歌，還有什麼歌好填呢？」

他仍然創作音樂，比如說實驗rap和粵曲甚至道教音樂的關係。「我不想做一些以旋律為主再把歌詞填上去的東西，我覺得文字本身的音樂性就很有意思。從文字的聲韻出發再組合成一首音樂，即rap的本質，也是可以和傳統中國音樂分享的特徵。」只不過你不能再在唱片行買到他的音樂。「我通常把它們送出去，或者賣給DJ用來打碟。」他開了一家音樂公司經營自己的作品，叫做「福建音樂」，英文名字則是「Fu(c)king Music」。捨不得不用粗話嗎？「不，我只是覺得奇怪，為什麼在香港註冊公司不能只用中文名，一定還得加個英文。所以我故意開這個玩笑，但公司的名字又不能有髒字，因此我只好把那個c變成屆C」

雖然音樂和塗鴉都不再是他最主要的創作範圍，但他到底沒有放下音樂，也沒有放下塗鴉。可是今天的阿仁，畫的東西就和他的音樂一樣，都有回歸中國的傾向。現在他塗鴉，不只是直接噴灑，而是先在圍板或者牆上再畫一堵牆，一堵中國式的牆，說不定還穿了孔月門，或者從牆後生出一株紅杏；然後他才噴上其他的圖案。牆上有牆，彷彿在一個平面上開啟了另一層平面，同時扭曲改造了一般塗鴉的平版透視。我看過這批存活時間有限也不可販賣的作品，我覺得這可能是中國人玩塗鴉的新路向。

音樂不能賣，塗鴉不掙錢，陳廣仁靠什麼謀生呢？別忘了他還是很多青年潮流雜誌編輯眼中的「型人」，所以他有機會去做show有機會去協助推銷遊戲機，只要他們讓他塞進自己的東西，比如說那條Kuffiya。阿仁的最新計劃是一家叫做「寧死不屈」網上商店，賣的都是他自己設計的產品，例如眼鏡和手，上面一律有那著名的黑白斜紋花樣。

這不就是在販售「作品」了嗎？當然，我們知道自從Andy Warhol之後，商場個體的藝術和大量複製的商品的神聖界限已日漸模糊；也瞭解有時候商品也可以很顛覆。但我還是忍不住問：「你不覺自己在利用Kuffiya嗎？」原來他的客戶多半還是老外，而且不乏巴勒斯坦人，他乾脆把賺回來的利潤分給巴勒斯坦的民間組織，為他們的家園建設出一分力。

未來，陳廣仁想搬回大陸，在雲南之類的山區小城開家小旅館，招呼世界各地的同好，玩音樂玩塗鴉，無政府主義的理想村。「我去過大陸不少地方，我覺得他們的藝術家有趣得多，而且大膽得多」。可是他的網站才剛給大陸封鎖，搬進去住還怎麼與世界自由溝通呢？「認識幾個黑客應該搞得定。」

梁文道：核爆的機會有多大？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北韓核試之後，我們才突然驚醒，原來比起用飛機去撞大廈，核子武器始終才是最可怕的東西。人就有這個毛病，哪怕是再恐怖的潛在威脅，只要它一直都是潛在的，我們就會麻木，甚至淡忘。二戰結束後出生的嬰兒潮一代幾乎是給嚇大的，每天都聽人說原子彈有多恐怖，世界有多危險，聽了四十年結果什麼事都沒發生，自然會厭倦這些重複的警告。等到冷戰結束，大家更是鬆一口氣，以為自此天下太平，直至恐怖主義興起。

看看數字罷，今天全球的核彈數量雖然已經下降至三萬枚左右，但這三萬枚核彈仍然足以毀滅地球無數次，所以比起最高時期，世界不見得安全了多少。地球只要毀滅一次就夠了，一次和一萬次實在沒有分別。

為了惡補常識，我找出一本去年買了但還沒看過的書：《怎樣製造一顆核子彈》（How to Build a Nuclear Bomb and Other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作者法蘭克．巴納比（Frank Barnaby）不是一般的恐怖主義研究專家，他還是出身自英國原子武器研究中心的核子物理學家，所以這本書不只重於介紹國際恐怖組織的能耐和運作，還很清楚地說明了核武及生化武器的原理和製造方式，是本難得兼及科學與政治的入門好書。

巴納比最難得的地方是力求中肯，因此可以解決不少令我們一般人感到困惑的問題。例如美國自九一一之後力行單邊政策，為何寧願先攻擊或制裁它心目中可能在發展或擴散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國家，也不願透過國際多邊約定出面。原來就是因為「禁止核擴散條約」這類條約太軟弱，甚至有害。為了鼓勵非核武國家加入，這個條約承諾會幫助這些國家發展自己的民用核計劃。於是北韓這類國家就可利用這個機會名正言順地得到外界核技術的協助與原料的供應。但是「所謂的和平用途核能與軍事用途核能是密切相關的──兩者是連體嬰」。等到羽翼豐滿，就能像北韓這樣驅逐國際原子能機構的調查員，退出條約，把原來的和平用途輕易轉為軍事用途。而這條沒有強制權力的約定也拿它沒辦法。

在左翼或者反美人士看來，這種話無異於為美國窮兵黷武的行動找理由，不大順耳。不過巴納比又從另一方面指出了一些國家致力加入核武俱樂部的理由。那就是因為美國和英國皆「背棄了它們的安全理由：不使用核子武器對付沒有核武的國家以及不與核武國家結盟的國家」。例如美國在2002年底出台的一份戰略報告指出，核武不再只是嚇阻政策的一部份，而且可以用來先發制人地攻擊「流氓國家」。所以被定位為「邪惡軸心」的北韓自然得快馬加鞭地裝備自己，好讓美國有所顧忌。

北韓宣佈擁有核武，觀察家擔心的還不是它會拿來對準日本射玩，最怕它發窮惡，轉手賣給恐怖份子。如果不是一個疆域和主權皆算穩定的國家，而是些半隱形純流動的地下組織擁有核武，這才真叫災難呢。

照巴納比的說法，其實用不北韓出來做買賣，說不定恐怖份子手上早就有粗糙但見效的核武了。首先，一公斤重的武器級鈽元素大小僅如一顆高爾夫球，而且本身輻射性不高，要帶它出入一般邊境可說是輕而易舉。如果他們得到的是高濃縮鈾，那麼幾個高中生按照手冊都能土製一枚「粗粗」的核彈了。所以問題的關鍵在這些原料是否容易到手，巴納比認為情況並不樂觀，他說：「就算是在美國或歐洲，這些具有較佳安全措施的國家，每年仍有數千件輻射性物質失蹤或被竊的案子。這些失蹤的輻射性物質至今仍下落不明。」

梁文道：杭州(1)

【成報-秘學筆記】回憶，無論如何都是傷感的。如果回憶的是痛苦的往事，那麼我們就等於再次經歷痛苦﹔如果回憶的是甜美歡快的過去，那麼我們就不免慨嘆其失落與不可復回。

可是書寫回憶就不同了，把它寫下來就是在現在與過去之間隔開距離，更是在回憶與書寫的當下隔開距離。從這個意義上講，書寫回憶就像一種精神操練，就像修習止觀，把那令你歡喜令你難過的材料提取出來，觀察那種種念頭的生起和寂滅，進而省思它們使我歡喜使我難過的條件。然後，我或許有機會超越慾念，不動心。

我又來到了杭州，這座記憶之城，總是以其因應四時而產生的多變姿態，不斷地撩起遊人過客的心緒，讓他們想起這個城市曾經呈現的面目，想起破落的北國，想起逝去的盛世，甚至想起與它絕不相干的個人經歷。這一切思緒都存留在中國文學史上，把杭州變成文學上回憶的別稱，不只憶杭州，也因杭州而追憶。江南千里，西湖最是彷彿﹔孤山望極，一片草色天涯。時間完全壓縮瀰漫在一個具體的地點之中。

《西湖夢尋》始終是我不能忘卻的一本書，它本身就是一趟從杭州開始的時間回溯，中國追憶文學集大成之作。在《西湖夢尋》裏面，即使最渺小的一件物事說起來也都是個故事。故事，故去之事。天寶物華，盛世遺風，痕跡全留在一盞燈一管筆身上了，作者的責任就是把握這點前朝餘留的幽暗微光，在未來的無盡黑暗裏往回照出一點點的朦朧。

上回在西湖邊上，是好幾年前的事了。我對他說過一個寫作計劃，想要比較《西湖夢尋》與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拱廊》（Arcade Project），談談歷史，記憶和日常物具的關係。這個計劃至今沒有完成，所以我的記憶書寫本身就是一段殘破記憶的內容。

梁文道：羅馬

【成報-秘學筆記】羅馬有的不一定總是假期。

第二次和他吃飯，他看到背後的牆上有隻漂亮的碟子，來自羅馬一家很出名的餐廳。大概是一時興奮，他衝口而出﹕「我們以後一定要去那裏吃。」這種話，這種情景，我想他大概都忘了。其實當時誰也沒在意，我也是事後回想，才收拾出這麼一小段記憶。接下來我卻反覆琢磨，他說的到底是「我」，還是「我們」呢﹖如果是隨興的話，「我」和「我們」又有甚麼分別﹖我又何須費煞思量﹖

聽說，只要朝那池泉水丟一枚硬幣，你一定會回到羅馬。

很多很多年前，有一個信用卡廣告，女主角在機場櫃台露出不捨的模樣，男人知道她還不想結束假期，於是溫柔地問﹕「你在想甚麼﹖」女子小心翼翼地說了出來﹕「羅馬。」鏡頭一轉，恰當使用信用卡的這一對自然已經到了羅馬，就在羅馬之泉前丟硬幣。

那時有一個人看了這廣告，也對我說﹕「羅馬。」我掏出信用卡，向他解釋，就是這片小小的塑膠卡摧毀了資本主義得以茁長的新教倫理。現在的資本主義，動力來自消費，而非生產……。他聽我講了兩小時的韋伯與布希亞，還是回答那一句，「羅馬」。我只好告訴他﹕「難道你沒聽過，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嗎﹖」

經過那麼長的時間，我們的羅馬始終沒有建成，我和誰的羅馬都沒有建成。這個城市殘破，這個城市老舊，因此弔詭地顯現出一副永遠未完成的狀態。事實上，它真的四處都是鷹架，總是有人在修復古跡。它究竟是在建設之中，還是正在毀滅呢﹖前赴機場的途中，我想像路過的建築一一在我身後崩塌。但我知道，我會再來，屆時它們又會為我呈現廢墟的景象。

梁文道：顏色的政治

【都市日報-兵器譜】顏色不只是種物理現象，也不只是種感官印象，它還是一組飽蘊意義的隱喻語言。

上個禮拜，台灣有一個消防員在挺扁集會發生意外的時候入場執勤，結果被群眾毆打至傷。理由是他穿的衣服是紅色的，而紅色在此時此刻的台灣就是倒扁的顏色。

我們當然可以說那些打人的阿扁粉絲極不理性，居然隨便出手揍人，而且還盲目到了一個見紅就上的地步，完全不問這紅色除了倒扁之外還意味著甚麼。可是這個例子恰好又說明了，在一個政治對立激烈的社會裏，要當個「政治色盲」，不為表象所惑，是多麼地困難。

我不準確知道紅色從甚麼時候開始成為危險和警告的代號；但是我知道從小到大，我們在諸如交通燈一類的日常裝置和體驗之中，逐漸習得了一套約定俗成的色彩語義學，曉得紅色代表禁止，綠色代表通行，白色代表純真，黑色代表邪惡。

作為一套語言，同樣的色彩在不同的語境底下有不同的意義。比如說綠色。過馬路的時候，看見它就表示安全可行。自環保運動興起之後，它又有了自然和諧的意思，所以標榜環保的商品總是喜歡綠色的包裝。可見顏色的語義因語境不同之外，還會被社會、文化、經濟及政治的力量改變重塑。

當年民進黨為黨旗黨徽選定綠色，就為綠色增添了一重新的政治重色彩了。雖然在穿越不同語境的同時，顏色原有的含義也會跟著它移動。

回想起來，民進黨這個決定還是很聰明的。一來國際上早有綠黨這類突破左右二分，形像清新的政黨；為自己抹上綠色就可接下這現成的印象，給人一種新鮮、改革又有活力的感覺。二來這又很符合民進黨其時提出的口號和政綱，所謂的「綠色執政」有一層意思就是比起單向地注重工業發展的國民黨，民進黨更強調環保與自然，以及對腳下土地的熱愛。

那時台灣政壇還沒有「藍綠」對決的概念，國民黨執政多年仍未醒覺政治已經進入一個講形象講包裝的年代，自然不懂得利用藍色的好處。不過老實說，以老朽和腐化獨裁知名的國民黨，也很難令人聯想到代表自由與寬闊的天藍色。於是綠油油的民進黨自然可以在公關戰場上早著先鞭，以革新者的姿態搶奪民心。

我們今天熟知的「藍綠」代表「統獨」這種公式，已是後來的事了。

梁文道：信物

【成報-秘學筆記】我卻還在寫信，我不管他相不相信我的話，也不管日後回想起來是否連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所寫，因為我以為至少這是一個信物。

甚麼信物﹖比方說我的手跡。筆跡之外，我總在紙上留下許多汚痕，因為我的手並不乾淨。我抽煙，常常為圖方便就用指頭去壓斗裏的煙灰，紙上不免就黏了些混合手汗的灰色粉屑。我仍然依賴墨水筆，手掌一側因此總是沾到未乾的墨水，又轉印在信紙之上。我想，他一看就知道這是我的信，因為他知道我的手就是這副模樣，髒髒的。

你可以不相信我的信，但是你不能不相信這是我的。一個記號，一件物證。

唸大學的時候，有一天晚上給室友叫醒，原來他要我們幾個人陪他去宿舍外的空地燒信。他找來一個鐵桶，生了火，然後一封封信扔進去。我們不知道他燒信和我們有甚麼關係，大概是為了增加他自己的勇氣和決心，也有可能他以為這麼浪漫的舉動不能沒有觀眾。要命的是每燒一封信，他還要先朗讀一遍。雖然睡眼惺忪神志不清，但是我們都給他逗笑了。我還記得他雙睛噙淚，有點生氣地抬頭問我們﹕「笑甚麼﹖有甚麼好笑﹖」結果一陣爆笑，大夥兒樂不可支，紛紛搶著幫他讀信。然後天很快就亮了。

天快亮的時候，我又寫好了一封信。我不知道現在他到底住在甚麼地方，只好胡亂填個地址就寄了出去。這一連串寄到海外的信，就像經過訓練的獵狗，我把手掌湊近牠們的鼻子讓牠們聞個清楚，再拍一拍牠們的頭發令﹕「Go get her!」牠們很乖，箭一般地奔向晦暗的森林，邊跑邊吠，似乎目標在望。然後聲音與身影都漸漸消失在清晨的濃霧之中，沒有一頭回來。

梁文道：米娜的食譜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
集中營寄來的食譜

在飲食雜誌寫了一年多的專欄，於是有人就以為我是「食家」了，要我品評廚房新出品的好壞。其實我哪有資格當食家呢？做食家的基本要求是自己能下廚，而且精於此道；而我，最擅長的不外乎煮熟冷凍的水餃，或者等而下之，煮一碗公仔麵。

但是我很喜歡收集食譜，閱讀食譜，然後在腦子裏想像各種作料的組合，經過火之魔法後產生的種種微妙變化。我的廚藝，乃是一種想像的煮食，有時甚至大言不慚地變成口頭上的煮食，專門用在和朋友炫耀的場合。

在我讀過的食譜之中，最適合口頭煮食也最動人的一本，叫做《米娜的食譜》（Mina's Cookbook）。

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住在紐約的安妮．史坦（Anny Stern）收到了一份包裹，是她母親米娜寄給她的。怪的是，米娜早於1944年就餓死在納粹集中營裏了，這個包裹是怎麼寄來的呢？

更奇妙的是，打開一看，包裹竟然有一本米娜手寫的食譜。安妮的母親為甚麼要編寫這樣一本食譜？她在甚麼時候寫的？又是如何寄出的呢？為甚麼會經過四分之一個世紀才來到女兒的手中？

讓我們回到四十年代，拘留米娜的那個集中營特雷津（Terezin）。這個位處捷克的集中營，其實是納粹德國精心設計的一台演出，裏面監禁了中歐猶太人中最優秀的詩人、將領、音樂家、藝術家、企業家和學者，納粹給他們有限度的自由，准許他們創作、製作小型歌劇、教小孩繪畫寫生，甚至舉辦專題學術講座，為的是要哄騙全世界，讓大家以為法西斯對猶太人其實沒有傳說的那麼壞。

可是到了戰爭末期，希特勒失去了耐性，要滅絕一切猶太人的「最終解決」已經方案出爐。特雷津就成了前赴奧斯維辛毒氣刑場的中轉站了，裏面的生活條件也因此變得和其他集中營沒有兩樣。

總共有十四萬四千人被送到特雷津，其中三萬三千人死在那裏，八萬八千人被轉運至奧斯維辛，只有一萬九千人活了下來。安妮的媽媽米娜並不在這幸存者的名單上。至於那些備受長者呵護，在營裏面仍然學習文學、藝術與猶太經典的小孩，他們的結局就更悲慘了。一萬五千個兒童裏只剩下一百人。

今天，我們在布拉格的大屠殺紀念館裏還能看到這些小孩子留下來的畫，他們畫了小鳥、青草和太陽，都是他們以後再也看不到的東西。可是那些畫就像全世界所有的童畫一樣，稚拙可愛，色彩繽紛。沒有了帶彩的粉筆，他們就用炭筆。儘管畫面已成黑白，但是你會感到，作畫的人依然相信明天。

從大人的素描與生者的見證看來，我們知道在最後的日子裏，囚犯每天獲得的可能就是一碗用豆粉沖開的湯；很多老教授和法官丟棄了尊嚴，向別人乞討多餘的食物；尚有餘力的青年則開始剝刮樹皮……。米娜就是在這樣的情況底下，荒謬地寫起她的食譜，預備留給她不可能再有機會重逢的女兒


因食物而偉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階段，原來用作欺騙世人的捷克特雷津（Terezin）集中營已經失去意義，納粹再也沒甚麼好掩飾了。營裏的物質日漸短缺，就算不是送去毒氣室，裏頭的猶太人遲早也會餓死。

於是特雷津的婦女們開始回憶她們吃過煮過的東西，她們想起中歐猶太人過節吃的煮鯉魚，想起人人都愛而且自己也會動手釀製的啤酒。那些食物的味道是如此地美好，圍繞著它們的記憶是如此愉快。她們眼前是酷寒的冬天，杯子裏是稀薄如水的豆湯；但她們還是笑著談起匈牙利牛肉燉湯的香濃，彷彿當下面對的盡皆幻像。

很多年之後，一個幸運的幸存者見證：「我們把這些閒談稱作『口頭上的煮食』。每個人都是這麼做。而且人們會很沮喪，如果他們認為你的做法和材料不對的話」。所以他們不只是討論，更是爭論，氣氛可以變得非常熱烈。同一道菜，奧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波希米亞人都各有不同的傳統演繹；更不用說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祖傳秘方了。這批即將告別人世的難民就是這麼為了想像的大餐辯論。

中歐人有個習慣，就是編撰自己的食譜。不只記下吃過見過的好菜，而且也把自己擅長的菜式寫下來，好傳給子女後代。這是家庭記憶最具體的承傳，照片以外的精神紀錄。特雷津的難民也不例外，他們開始寫自己的食譜。由於缺乏紙張，他們在印有「永遠忠於元首希特勒」的單張上解釋蘑菇湯的作法，在工作時間表的空白處記下一種香腸應該要有甚麼材料。

這些食譜滿是中歐飲食傳統那種粗的鄉村風味，包括各式各樣馳名的湯食，燻肉、香腸、野菇和酵母餅；當然也少不了維也納式炸豬扒，與或甜或鹹的歐陸餃子（dumpling）。只不過集中營生活的困苦痕跡也清晰留在上面了，比如說果仁甜餅本來是應該有雞蛋在裏頭的，而許多要用牛油的東西也都換成了馬芝蓮。其中甚至還有用薯仔做的生日蛋糕和雜草拌成的沙律！

米娜死在特雷津前排除萬難地把她編寫的食譜轉交給一個德國朋友，請他送去遠在巴勒斯坦的女兒手上。可是沒有地址，他根本不知從何寄起。戰後那二十多年，這位忠誠的朋友一直保留著這份食譜，也一直沒有忘記亡友的心願。或許是天意，經過幾重的轉折，他終於發現米娜的女兒安妮．史坦原來早就搬到了紐約。這一本二十多年前送出集中營的禮物總算找到它的主人。

打開包裹，安妮首先看到的是一張照片，是母親抱著自己兒子彼德的照片，上面還寫了一行字：「每一個晚上我都親吻你的相片，彼德，請別忘了我。」彼德早已成家立業，然而母親她人現在在哪裏呢？相片底下，就是這份紙片發黃、人手裝釘的食譜了。安妮一頁一頁翻著，泣不成聲……。

耶穌教導門徒，人不只靠食物而活，還要依靠上主的言語。特雷津的難民則在沒有食物的時候，藉著談論食物活下去。一個家庭最美好的記憶無不圍繞著飯桌，新成員的誕生，女兒的出嫁與過年時的團聚。一個民族的生命也都保留在他們代代相傳的食物裏面，在他們選擇的材料，也在他們烹調的過程。因此特雷津難民不只是在回憶食物以止飢渴，而且是在捍衛他們的家庭、他們的族人、他們的文化以及曾經擁有過的正常生活。

納粹可以摧毀米娜的身體，但是毀不了她對女兒與孫子的愛，和這份埋藏在食物裏的尊嚴。

梁文道：相信

【成報-秘學筆記】近閱止庵編的谷林書信集《書簡三疊》，發現自己原來已經不懂得寫信了。不是因為手機短訊和電郵發多了，就再也寫不出一封像樣的信。小時候多少也跟著秋水軒做過練習，也曾喜讀名人信札，認真起來，勉強或能作一兩篇合規矩的信。如今我不懂寫信，只是因為我不再相信「信」這回事了。

看谷林老先生這些公開印成書的私人信件，我深深覺得這才是一封信該有的歸宿。寫一篇準備印給陌生人看的文章，與寫一封只打算給某個特定對象讀的信，基本上沒甚麼不同，都是文字的做作。而文字的做作，我們本來就不該期待讀者相信。同一本書，即便親如母子也會看出兩個版本，作者又怎能盼望他們共同相信自己的意思呢﹖所以，如果要寫信的話，最好一開始就打定主意這是寫給陌生人的，撇除任何關係上的假設。

寫信給苦思的對象，切莫枉費心機，以為一字一句都在赤裸透明地傳送自己的情意。不，文字本身就會背叛你﹔才落在紙上，它的表意功能就立刻喪失了。等到他開啟信封的時候，你的言語（那真是你的嗎﹖）早已冰涼。你不能以為他一定明白，就因為你自以為他是特別的﹔你只能把他當做一個普通的讀者，頂多是個辨析死屍的法醫。

然而「信」這個字，一語雙關，既是信息的通傳，又好像要收信的人必須相信甚麼。例如「草草布復，不盡十一，敬候起居」﹔難道你真要讀信的人覺得這是封「草草布復」的信，又要他準確真誠地感到你的問候嗎﹖

於是書信這種東西，格外地給加上了一重信念的枷鎖，寫信的累，讀信的也累。倒不如像谷林這樣，把它們都公布出來，無疑是解放。

梁文道：官方恐懼流言日

【都市日報-兵器譜】中國國民之所以寧願相信所有傳聞都極可能是真的，就是因為我們擁有很多流傳甚廣的成見，而這些成見的準確程度都幾乎快令它們變成規律了。

像馬艷麗是陳良宇的情婦這個傳聞，大家幾乎用不著理會有多少確鑿的事真證據，而是注意它符合了那些變成規律的成見。我們只要把「馬艷麗」和「陳良宇」這兩個名字分別填入「貪官必有美麗情婦，而美麗情婦必靠貪官發達」這條規律裏面，似乎就可以不證自明地達到「馬艷麗一定是陳良宇情婦」這個結論了。

這種推理當然是荒謬的；如果大部分的網絡追殺也是建基在這樣的推理上的話，那麼盛行網絡追殺的社會也就是一個很荒謬的社會了。不用說理，只須辱罵；不用尋證，只要傳聞。難怪有些學者提倡要限制網絡追殺，甚至要求當局立法規管網民言論。

我不反對言論要講言責，也不主張人有誹謗的自由，但是如果以為以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就可以杜絕不負責任的言論、不真確的傳聞，那就是太天真，也太表面了。

要對付流言得先搞清楚流言的本質。所謂「流言」，簡單說就是有別於經過證實、正式發佈的消息的私下傳聞。它不是官方機構公開交代的事實，也不是媒體信而有徵的發掘結果，它是來源不明但越傳越細緻，也越傳越「像真」的小道消息。

中國是個流言極盛的國度，這不是因為國民的嘴巴大，官員也愛八卦；正正相反，這是因為許多官方機構太嚴密，正式渠道不暢通。發生了一件災難，官方反應慢了半拍，流言自然要比你的新聞稿快一半。公佈了一項人事任免的決定，但是詳情欠奉，流言自然會為你補缺填漏。

不幸的是，由於慣性的保守，許多事情常常被人抱著能拖就拖、能簡略就簡略的態度去處理，到最後紙包不住火了，或者頂不住壓力而得擠牙膏般地越吐越多，反而證實了之前流傳的部分傳聞原來是真的。久而久之，社會就開始接受另一種成見變成的規律，那就是再不可信的傳聞遲早也會被證實為真。因此面對馬艷麗是陳良宇的情婦這樣的流言，大家就會覺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了。

這類網絡傳聞和它們演變成的道德追殺。反映了兩種成見的作用，一是國民百姓對日常生活的經驗歸納，一是任何流言都有成真的一天。關於前者，或許無話可說；至於後者，倒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但一定不包括控制輿論。要從根處杜絕流言的困擾，最好的方法莫過於提高消息發佈的速度和官方決事的透明度。只有讓大家更相信官方消息，流言的殺傷力才會降低。

梁文道：傾城

【成報-秘學筆記】我用這樣的方法來回憶一段感情的開始和結束﹕

在我們結識那一年夏天，北京出事，死了幾千個學生和市民。柏林圍牆垮了，伯恩斯坦在布蘭登堡門前指揮柏林愛樂演出貝多芬第九交響曲。蘇聯瓦解，冷戰正式告終。中國人發出了第一封電郵。波斯灣戰爭爆發，薩達姆的軍隊被迫撤出科威特。曼德拉當上總統，南非種族隔離的日子結束了。厄爾尼諾現象肆虐，南美洲的漁民出海終日竟一無所獲。後來鄧小平死了，盧旺達的種族屠殺則愈演愈烈。巴爾幹半島的情況也一發不可收拾，北約首次出動它的空軍。香港回歸。台灣變天，陳水扁當了總統。世貿組織在西雅圖開會，全世界第一次見到反全球化運動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歐洲宣布統一，儘管那算不上真正的統一。基地組織用兩架飛機撞毀了紐約的世貿大樓，一個嶄新的帝國自此崛起。全球使用手提電話的人超過了二十億。南亞海嘯，死者以十萬計，災區重建大概要用十年的時間……

當初我們沒想過世界的變化，但是我們更料不到滄海桑田，有人出生又有人死了之後，我們竟然挺了過來，直到如今。

如果一座城市可以為了一段不大光彩的曖昧感情而陷落﹔世界上的戰爭與和平，天災及人禍，又為甚麼不能是我們的見證呢﹖

陳凱歌在找張柏芝飾演《英雄》裏那一笑傾城的美女時，大概沒想過自從張愛玲之後，「傾城」已不再是一個絕色女子的名字，而是所有戀人那無限膨脹的自我。世間一切，盡為背景，只有我們的故事才是真正的故事。

梁文道：如何馴服一個瘋狂的國家（朝核危機二之一）

【明報-筆陣】北韓核試，全球震驚，聯合國安理會更是在無一票反對的情下通過譴責議案。可是北韓駐聯合國大使的回應卻是「大家應該恭賀我們的科學家和研究人員，而不是忙搞那些沒有意義的決議」。這樣的反應真是荒謬得可笑，也更加重了大家原有的印象：北韓真是一個流氓國家，金正日果然是個瘋子。然而，北韓政府真有我們所想的那麼瘋狂，行事決策毫無章法嗎？

雖然缺乏足夠數據證明，但一般相信北韓是全世界最貧困的國家，數以百萬計的人民要捱餓過日子。即使如此，它的政府還要發展核武和維持龐大的軍力，看來真是夠瘋癲。可是回想中國自己在60年代大饑荒剛剛結束，百廢待舉的時候，不也是「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積極試驗原子彈嗎？有中國的經歷做參考，我們當能理解對一個內外交困的政府而言，核子武器是振奮弱者民情，長威風壯志氣的尊嚴工具。

自從廣島和長崎原爆之後，核子武器一直就是種象徵的和心理上的武器，因為沒有人會真正使用它，幾乎連想都不敢想。為冷戰時代核武恐怖平衡奠下理論基礎的謝林(ThomasC.Schelling，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在《廣島的遺產》(TheLegacyofHiroshima)一文析述這個禁忌的生成過程。他指出美軍在韓戰陷入危境，和法軍在奠邊府遇困的時候，都分別有人很認真地建議使用核武，可是這些建議都不被採納。到了甘迺迪總統的時代，核武的「非常規武器」地位就更是不可動搖了。東西兩大陣營製造出足以滅地球數十次的核武，全是為了保存第二次打擊對手的威嚇力，也沒想過要真正應用在戰場上。即使是紅軍在阿富汗陷進了泥沼，西方的分析家和媒體也沒有提過蘇聯使用核武的可能，因為大家都相信對方明白核武是種只能擁有不得投放的絕對禁忌。

因此謝林提出了一個「怪論」：當年美蘇雙方在歐洲部署了大量的常規兵力，又各自投入巨資擴充軍備的舉動，其實也是種「限武」行為。發展常規武裝，正是為了表明限制非常規核武的決心。萬一有天真的要打仗，我們大家也不能用原子彈，所以最好弄些精良的飛機和戰車出來。

在冷戰的時代，或者某些地區性的敵對情形下(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核武的作用就是要發揮這種威脅的力量，然後在國家對國家的基礎上冷靜考量彼此可能採取的行動，通常就會達至一個恐怖但是平衡的穩定狀態。冷戰之所以沒有變成熱戰，就是因為大家都有默契，知道核武是個不可開啟的潘多拉盒子，甚至連使用它去炸開運河深挖地道都不行，怕門檻一過，就再也沒有限制了。更重要的是大家都願意相信對手是正常的理性的，和己方一樣，不會隨便犧牲自己國民的利益與福祉。

北韓的可怕在於很多人都不相信它是正常的，不覺得它會遵守國際上的遊戲規則，當然包括關於核武的這套規則。圍繞核武的禁忌與默契，是過去60年來「正常國家」互動的結果；而北韓卻是一個長期孤立的化外之民，其不可理喻之處尤勝於伊朗，它的政府怎麼可能和我們一樣理性？天曉得它隨時會幹些什麼事出來？由於它的反覆，由於它的不合常理，國際社會對它也就束手無策了，因為我們都不知道到底它要的是什麼？

北韓到底要什麼？這是最根本的問題，卻很奇怪地也是最少人去談的問題。大家更關心如何可以使它讓步，如何回到「六方會談」(至少中國還是這麼想)；是應該徹底中斷它的外匯來源？完全經濟制裁？逼迫中國斷絕一切對朝援助？還是全部做齊再加上軍事恐嚇？我們不去探討北韓一路以來的真正意圖，卻把它當成一個完全無法溝通，不能按常理認知的瘋子，又會不會引出更嚴重的後果呢？

假設北韓是個打不了交道的瘋狂國家，為求自保，日本可能會加速「國家正常化」的步伐，不只把自衛隊升格為軍隊，甚至發展核子武器(其外相麻生太郎早就公開表明有這種可能)。然後就會引起骨牌效應，南韓乃至於台灣都紛紛仿效，新一輪的武備競賽乃告展開。另一條路就是加強施壓的力道，用更廣泛的制裁和封鎖去拖垮金正日政權。但這又會不會逼得北韓當局狗急跳牆呢？就算它不動武，光是把核武技術售賣給更加深不可測的恐怖組織就夠大家受了。

可見基於北韓不是一個正常國家的假設，無論採取哪一種行動去回應當前的局面，都是有風險而且不可欲的。這時候與其要求中國停止「保護」北韓，或者盲目地反應；都不如回到最基本的課題，把北韓當成一個有理性的國家，找出它連串行動的邏輯，找出它的真正目的。

梁文道：紀念

【成報-秘學筆記】 我曾經告訴他一些可能會把他嚇著的故事，果然他也嚇了一跳。但是在送了他回家之後，我收到他的信息：「我喜歡你的故事，因為那是你的一部分。」

本雅明認為，故事「的目標和報導新聞不同，不在於傳遞赤裸裸的事物本身。它使得所說的東西和敘述它的人的生命融合為一，而且在他的身上為故事的內容汲取養分。就是這樣，故事印上了故事人的痕跡，正如陶瓶身上模印著陶工的手紋。所有真正的故事人都習慣先說明自己是怎麼聽到這故事的，甚至把它描述為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事情。」

因此，說故事的人先是從自己廣闊的經歷中淬煉故事的輪廓，猶如在群星之間勾勒出星座的描線；又或者把一段聽來的故事沉澱進意識海洋的深處，讓它分解重組，成為自己親手養育的水族的一部分。然後在說故事的時候，他把它｜｜這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交了出去。

如果說故事有時會是一種勾引，那不是因為故事的情節引人入勝，而是述說故事的處境如此親密。故事人所說的每一段話都像耶穌在最後晚餐說的那句名言：「這是我的身體，你們大家拿去吃。以後你們也要這麼做，好紀念我。」聽故事的人領受了這一塊身體，而且記住了它（如果運氣好的話），使它也成為自己身體的一部分。日後，每當他再向人轉述這個故事，他都會記得它的來處。每一次的重述，因此都是紀念。

說故事與聽故事，就是這麼親密地傳遞分享一個人生命的神聖行動。那一刻是不可取代不可重復的，故事可以再說，甚至對著同一個人反復地說，但它確確實實不是當初那一刻。所以前賢曾經辯論，聖餐儀式到底算不算最後晚餐的重演？它如何可能重演？

他呢，又會不會在轉述我的故事，以紀念我與我們的那一刻？可能嗎？

梁文道：凡美女皆情婦？

【都市日報-兵器譜】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遭到撤職之後，許多之前被他壓抑下去的隱情漸漸曝光，很多傳聞與他有關的人也逐一被輿論挑明，其中最富色彩與氣味的當屬曾被稱為「中國第一名模」的馬艷麗了。

現在是服裝設計師，擁有自家品牌的馬艷麗小姐盛傳是陳良宇「包養」的情婦之一。消息傳出之後，有大量網民在她的博客留言，痛斥她「下流」、「無恥」和「貪圖富貴」，各種不堪入目的言語層出不窮。當然也有支持她的人替她辯護，但在一片批判洪流之中，這兩三點小水滴是起不了甚麼作用的。於是馬小姐關掉了博客裏的留言功能，並且責成律師向散播有關傳聞的網站交涉，保留訴訟權利。

這是最近很受注目的「網絡追殺」的又一案例，總是起源於幾則小道消息，引起公眾興趣之後，再有更多網民投入，提供更多「證據」，然後終結於聲勢浩大的全民大批鬥。當事人要不是道歉認錯，就是堅拒承認傳言，但無論如何，最後都難免落得一個名譽掃地的下場。

我既無意也無能去探究馬艷麗傳聞的真假，但是看內地各大門戶網站論壇的言論，不難發現這起事件確實符合近年一連串網絡大追殺的基本形態。留言之中提供證據者少，道德譴責者多；理性分析者少，情緒發泄者多，於是我們不能不懷疑，那麼少的事實基礎如何撐得起這麼多的辱罵和攻擊？

在一些網友看來，證據是不用提的。因為「她能這麼紅，當然是有人在後台撐腰」；也因為「女人長得漂亮，能不給貪官玩弄嗎？」；更重要的是「空穴來風，未必無因」。整體看來，我們在網上散播傳聞和攻擊一個人已經到了一個「空穴來風，必定有因」的地步了，只要是傳聞，就沒有不真實的。

為甚麼？這是因為百姓經歷的中國社會現實提供了太多類近的模式，比如說貪官多數有情婦；又比如女性的社會地位日見低下， 使得她們有時要經由一些特殊管道提升自己的地位。換句話說，這些傳聞不是沒有「依據」的，儘管那些依據不是事實，而是一種看待現實的類型化成見。

梁文道：月亮的時間

【成報-秘學筆記】「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那時候的人還不知道地球是圓的，所謂「此時」，大家不一定看得到同一個月亮。好比這一刻的我與他，分別身處兩個相距甚遠的時區，還有甚麼事情是共同的呢﹖

我們以日月區分日夜，又用這兩個天體的移動和變化去標記時間的流動和往復，太陽和月球因此不只是空間的坐標，還是一種時間的象徵。可是屬於太陽與屬於月亮的時間卻有截然不同的質素。

我們為太陽發明了日晷，但是我們可以用月晷去顯現時辰的變化嗎﹖中秋之夜，我在地上樹起了一根棍子。不是蠟燭，不是火把，就只是一根平凡細小的棍子。它不發光，它的作用只是讓光線投射出自己的影子。結果當然是失敗的，月光的輪廓太過陰柔太過模糊，儘管今夜月圓。月亮以自己的圓缺指示時間，太陽不會。所以屬於月亮的時間總讓人靜觀、默想與回憶，在人和時間之間拉開了一道可以迴旋進退的距離。因此看見月亮，我們會想起另一個人是否也和我一樣，看見同樣的光景﹔但是對於太陽，我們就沒有這點餘裕了。

我曾自問，我之所以忘不了他，是不是因為我們還在同一個城市。我們不再聯絡，不再共桌，不再同車，我們失去了所有可以用得上「共同」去形容的東西﹔可是我至少知道我們還在同一個城市。假如他回到他自己的城市，我還可以憑甚麼依據去連起兩個人呢﹖如此稀薄又如此可憐的連繫。難道真的是可共此時的明月﹖

現在他真的離開了，而且我實驗月晷的時候，他應該正在明媚的日光底下散步湖濱，我們被分別放置到兩個不同的時區，分別歸屬於兩種完全不同的時間質素。我還能憑甚麼去盼望他記得，記得在異地為我帶回一方手帕﹖沒有。 四 我曾經告訴他一些可能會把他嚇著的故事，果然他也嚇了一跳。但是在送了他回家之後，我收到他的信息﹕「我喜歡你的故事，因為那是你的一部分。」 本雅明認為「故事的目標和報道新聞不同，不在於傳達赤裸裸的事物本身。它使得所說的東西和敘述它的人的生命融合為一，而且在他的身上為故事的內容汲取養分。就是這樣，故事印上了故事人的痕跡，正如陶瓶身上模印了陶工的掌紋。所有真正的故事人都習慣事先說明自己是怎麼聽到這故事的，甚至把它描述為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事情」。 因此，說故事的人先是從自己廣闊的經歷中淬煉故事的輪廓，猶如在群星之間勾勒出星座的描線﹔又或者把一段聽來的故事沉澱進意識海洋的深處，讓它分解重組，成為自己親手養育的水族的一部分。然後在說故事的時候，他把它——這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交了出去。 如果說故事有時會是一種勾引，那不是因為故事的情節引人入勝，而是述說故事的處境如此親密。故事人所說的每一段話都像耶穌在最後晚餐說的那句名言﹕「這是我的身體，你們大家拿去吃。以後你們也要這麼做，好紀念我。」聽故事的人領受了這一塊身體，而且記住了它（如果運氣好的話），使它也成為自己身體的一部分。日後，每當他再向人轉述這個故事，他都會記得它的來處。每一次的重述，因此都是紀念。 說故事與聽故事，就是這麼親密地傳遞分享一個人生命的神聖行動。那一刻是不可取代不可重複的，故事可以再說，甚至對同一個人反覆地說，但它確確實實不是當初那一刻。所以前賢曾經辯論，聖餐儀式到底算不算最後晚餐的重演﹖它如何可能重演﹖ 他呢，又會不會轉述我的故事，以紀念我與我們的那一刻﹖可能嗎﹖

梁文道：音樂不死

【南方都市報-超低音】我曾經說過專輯已死，單曲的好日子又要歸來。有人走得更遠，幹脆宣布音樂很快就要完蛋了。說這些話的，主要是大型唱片公司的老板、高層和公關，他們眼睜睜地看唱片的銷量不斷下滑，卻無計可施，於是就把手指嚮網上的非法下載。其實他們不是像鴕鳥一樣把頭埋進沙里，裝作什麼都看不見；就是用雙手去阻攔河堤的缺口，再悲哀地目睹水流不斷從指縫間滲出。

音樂哪有死亡呢?歷史上從未有一刻像今天這樣，音樂變得無處不在，手機的鈴聲，游戲的配樂，商店的背景聲音，甚至原本靜默的電梯和只有呼吸聲的地鐵車廂都有了音樂，我們的周圍一片喧鬧。從前大家只能在祭典等特定場合使用相應的音樂，如今音樂的功能真是你想有多少就有多少。要是害怕自己像活在電影里一樣，每走一步都被配樂包圍，何妨跳進泳池?享受水中那與世隔絕的寧靜。不幸的是，我得嚮大家報告，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泳池也裝設了水中喇叭，以輕音樂調諧各位的泳姿!

所以死的不是音樂，它不只活得很好，而且多子多孫，足跡遍全球。真正垂死的是唱片公司。

且看去年通行世界，打上英國流行歌曲榜第一位的《瘋狂青蛙》(CrazyFrog)。它不是什麼大牌歌手的傑作，更不是唱片公司苦心計算經營的結果；它只不過是用簡易的電腦程式衍生出來的電話鈴聲，一傳十，十傳百，成了次文化熱潮現象。唱片公司的巨頭們看見這樣的潮流又怎能不憂心?以後的唱片還能怎麼賣?這首曲子可沒有非法下載的問題了吧，它也沒侵犯任何廠牌的權益。

老牌IT文化雜志《Wirde》的九月號以美國西岸的音樂奇才貝克(Beak)作封面人物，主題是「音樂的再生」，重點介紹了貝克的新計劃。那是一張不知算不算專輯的專輯，因為它雖有傳統的CD包住了一組已完成的歌曲；但最好玩的地方卻在網上，樂迷可以自己把歌曲下載回來任意重組它們的編排結構，甚至直接在網上像玩游戲般地和音樂互動一番。貝克想幹的，就是革CD的命，革專輯的命，慢慢跳進音樂解放的洪流里。

這期專題還介紹了音樂行業回應現實的其他動嚮，大意是說這個行業不變不行了。但是我覺得他們還沒看到一個更大的典範轉移，仍然固於音樂是種職業也是種工業的老觀點。眼下眾聲喧嘩的網絡音樂真正沖擊的，就是音樂可以當作職業甚至形成產業的這套老黃歷。

只要上網巡一遍，不難發現除了下載既有音樂商品這麼沒出息的行為之外，還有越來越多的業余玩家免費上傳自己的作品，而且質素不差，甚至比部分職業音樂人的水平還要高。這里面固然不乏有才華而且受過專業訓練的能人。他們對音樂的想法也不一定再像上一代那樣抱試聽帶到處拍門博人賞識，然後夢想一鳴驚人發大財。他們要的，可能就是自娛，如果多人喜歡那就更妙。互聯網取代了大公司的傳統發行網絡，讓一個摩洛哥的音樂發燒友足不出戶就能接觸到香港的樂迷。

對唱片業來說，最大的噩夢是新一代樂迷也越來越習慣免費獲得音樂，加上那批不計金錢只為過癮的創作人，雙方再也不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關系了。職業音樂因此更顯危機重重。難怪全球最大的唱片公司要宣布免費讓網民下載自己的音樂檔案，它就是看到了此風不可止。那麼它怎樣賺錢呢?方法就是要樂迷在網站上看客戶贊助的廣告，一邊等歌曲下載一邊接受廣告的洗禮。只是如此一來，整個工業的邏輯就變了。過去是唱片公司在媒體上打廣告推自己的產品，現在則是音樂產品本身變成一種讓人賣廣告的媒體。可以想見，這個網站將是許多雜志和電台的競爭對手，因為大家的廣告客路很接近。這是不是音樂工業的出路，還有待觀察；但音樂的前途倒是一片寬廣。

梁文道：吹水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有時候，我也會懷疑自己寫評論等於是在放屁，因為寫了等於沒寫，一點影響力也沒有。比如說「真情對話」這個名詞，這麼多年來我用盡一切我用得到的管道去挖苦乃至於痛罵其無聊其噁心，但很多機構還是樂此不疲地繼續「真情對話」下去。

什麼叫做「真情對話」？難道有對話是假意的嗎？難道只有加了「真情」二字，那些達官貴人與青年學子的對話（其實通常都成了訓話）才是真誠的嗎？更重大的問題是過份標榜過份熱愛「真情」，正好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流行病，肆虐香港的犬儒症。

所謂犬儒，我指的是不相信真理的存在，也不相信真理可以越辯越明；因此我們討論問題的時候從不深入。例如電台節目總是讓各方人馬各自表述一輪，然後主持人來一句「這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就草草作結，彷彿所有角度都是對的，所有觀點也都是不需要經過反覆申辯而深化的；這就叫做尊重與寬容，這就叫做言論自由。

哈里．法蘭克福（Harry G. Frankfurt）在《放屁》（On Bullshit）的最後一小段，談的就是這個問題。他認為我們喪失了以「公正無私努力來解決孰真孰假的信心」，於是就「從致力追求『正確無誤』的理想信條上退縮，轉而追求所謂『誠意』的這種替代性理想」。因此一個高官大可以在「真情對話」裏大發毫無意義的空話，只要他是真心誠意忠於自我地在說這些屁話；而聽眾們也不會計較那些話的根據和邏輯，因為大家講的是「真情」。

《放屁》是本非常暢銷的小書，但它談的課題是嚴肅的；它的作者是普林斯頓的道德哲學教授，望重士林；它的中譯者是台灣最重要的評論家南方朔，為無數譯著撰寫書評和導讀之後頭一回下海操刀。

為什麼《放屁》會成為去年美國最暢銷的其中一本書？為什麼它那麼重要？那是因為「放屁」（Bullshit，或許比較接近粵語的「吹水」和北京話的「忽悠」）現象無處不在，我們不只自己愛吹水，而且天天在電視上看政壇領袖與商界鉅子吹水，久而久之竟到了不聞其臭不覺其怪的地步。

舉個例子，「中國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國好」就是吹水了。因為說這些話的人並不真正嚴肅對待這句話，他沒有提出證據證明為什麼中國好香港就會跟好，他不試圖去界定這裏的「好」到底好在哪裏，他也不考慮中國好香港會不好的情況（譬如兩岸三通的實現），他更不預期我們聽了之後會仔細追究這些問題。他只是想塑造一些效果，讓大家覺得他愛國愛港。

法蘭克福教授指出：「這種認為事實真相如何都沒有差別的態度，我認為就是狗屎或放屁的本質」。而且「它沒有更多的訊息來交流，說的人只是吐出熱氣。而吐出的熱氣與排泄物之間有相似性，這也使得熱風成了放屁最合適的同義詞」。

而且吹水要比說謊還糟。說謊的人雖然違心地作出虛假的陳述，但他起碼還曉得真相是什麼，心裏頭有真假是非的判斷，因此才有說謊的可能。在這個意義上，一個騙子還算尊重真實的價值。吹水的人可不同了，他根本不在乎事實，不關心真假，純純粹粹就是為了應付場面而吹，甚至為吹而吹。這個吹水的時代很像蘇格拉底在世時的雅典，每個人都以為自己很有知識，對什麼事情都有想法，既自由且民主，結果全是遊談無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法蘭克福教授並非第一個討論這種現象的哲學家，海德格早在《存有與時間》裏分析過「閒談」（idle talk），並且提出了類近的想法。可是這本書採取的是風格截然不同的分析哲學進路，經由布雷克（Max Black）和維根斯坦，嚴謹清晰地步步逼出他的結論。讀者跟走一圈，也是很好的哲學體操。誠如南方朔所說的，這本書至少要讀兩次；第一次花個把小時就可得個大概，第二次細讀再去領會作者的功力。

梁文道：訓練公務員的藝術家

【蘋果日報-文化動物園】香港國際電影節結束之後，馮美華有點悲哀，因為有那麼多的好作品，那麼多有趣的實驗；而她，香港最重要的獨立影像藝術家之一，已經有三年沒創作過任何一部作品了。因為她的工作太忙了。

許多人以為藝術家是種職業，以為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躲在畫室裏畫畫，以此為生，並且還活得不錯。就算賺不了多少錢，但以他們那種不修邊幅的波希米亞風格，日子總是浪漫的。別人睡覺，他們工作；人家上班，他們發呆。我們甚至不知道「工作」對他們而言到底是不是一個恰當的用詞。

幾年前看過一筆資料，原來在香港政府統計處的職業分類表裏，藝術家、「夜總會從業人員」和「馬伕」（真是在馬場幹活的那種）是屬於同一類別的。這真是誤導，不是因為這三種職業的共通點不多，也不是因為藝術家極少領取月薪，收入不及另外兩種同類穩定；而是藝術家根本不能算是職業，尤其在香港。

絕大部份香港藝術家都和你我一樣，有份「正常」工作，例如幹投資銀行家或者開巴士。創作對他們來說，是公餘的「本業」，比謀生的工作更根本，但不能是謀生的工作。例如馮美華。

今天才認識老是穿T恤涼鞋的馮美華的人，一定很難想像當年她下班之後一身黑色套裝趕到進念‧二十面體排戲的樣子。從1972到1998，她幹了二十多年的公務員，離職的時候是公務員培訓處的總培訓主任，專門教導各個部門的管理階層怎樣改善人力資源結構。與此同時，她拍實驗電影，參與創辦名震一時的「火鳥影會」，集結了一批香港最有創意的影像藝術家。後來她又加入進念‧二十面體，開始前劇場和裝置藝術的創作。在這段期間，她白天教公務員行政管理的方法，晚上教影迷認識歐洲電影大師的作品。

所以正如大部份的香港藝術家一樣，我們有兩個馮美華，一個埋首辦公室裏寫備忘錄，開那開不完的會；另一個以鏡頭默默對準城市，冷靜又不失詩意地用影像思考問題。只是馮美華的這個「矛盾」比大部份人都來得強烈，因為我們都知道政府是最典型的科層體系，公務員是最循規蹈矩的一種人。而藝術家，我們都以為是很有個性很反叛很破格的。

從1977年開始拍短片，到了1979年，馮美華終於遇到了瓶頸。她發現自己的作品太過框條太過工整，難免懷疑這是不是工作的影響。於是她花了一番功夫去調整和改變自己，結果改變的不只是創作的方式，還包括了工作的態度。她開始反省能不能不要只用一種方法去做事，即便簡單如寫一份備忘錄，或許也可以不必沿襲既有的習慣和格式，所以她逼自己就算是一封公函也得每次從頭構思。最後這種要跳出來審視工作的態度也成為她培訓政府同事的重點。

正是公務員和藝術家這兩種身份以及其間的張力，為馮美華打開了一個緊張但是充滿可能的空間，使她得以雙向反省，在藝術和公務上都努力追尋更多的個體自主。如果馮美華喜歡的話，她可以選擇的頭銜就實在太多了。你可以稱她為藝術發展局委員、香港創意書院的創意教育總監、牛棚藝術村管理委員會前主席、灣仔富德樓藝術團伙的「包租婆」、「1A」藝廊的董事局成員、「西九聯席」幹事……。但是她始終堅持自己是個「獨立文化工作者」，我們一幫朋友也從來不覺得她代表某個機構，她就是馮美華。儘管她大半輩子都在和不同的機構打交道，但就是在機構的生活裏她發掘了自己。藝術與平板的辦公室生活不一定那麼矛盾。

認識馮美華，使我發現創意與紀律是可以並存的，甚至是互相需要的。例如今天她在新近創辦的香港創意書院教書，一方面要教十多歲的年輕人大膽破格（一種她幹了二十多年的事業，並且優而為之），另一方面卻又可以毫不留情地管束他們（很多人都會說「馮美華好惡」）。認識馮美華，很多圈外人驚訝地發現藝術家原來不只是廣告裏那種不規矩不負責的形象。她總是那麼孤獨地穩當，我們所有和她共事過的人都曉得，有什麼令人心煩的細節，有什麼自己不想碰的麻煩，只要最後有她這一關，就可以回家睡個好覺了。

因此馮美華還是要面對在香港當一個藝術家的終極困局：資源不足，特別是時間。朋友們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她身上，於是馮美華心目中那部「拍完死而無憾」的作品就這麼拖了三年，每天她都在心裏推敲琢磨這部她必須全力以赴的作品。她太清楚這種困局了，所以她才教書，才替大家幹這麼多大家不想碰的行政工作，乃至於文化政策改革的倡議，這是為了更好更開闊的未來。

每回見她一個人在假日回到辦公室對電腦，每回見她爽快地答應我們的要求，然後又迅速高效地完成，而且表情輕鬆堅毅，我都有種深深的愧疚。

梁文道：因信稱義(3)

【成報-秘學筆記】有一天晚上，我告訴她我想見她，於是她問﹕「你是不是又有甚麼好玩的故事和有趣的經歷要告訴我。」對她而言，可見我是一個負責說故事的人，這也是我對自己身份的界定。

我向老人說故事，一個接著一個，就像歸來的水手，把遊遍七海的見聞帶到她的枕邊﹔而她喟嘆、微笑或者評論，猶如古時說唱藝人的聽眾，總是恰當地反應，鼓勵並且參與藝人那說不完的故事。

我逃離過這個處境很多次了，我逃離老人和她的家很多次了﹔可是我再三回歸，像回力鏢，飛得再遠，擊中再多的獵物，還是回到了起飛的原點。每一次回來，我就有更多的故事。不過所有的故事都有近似的結構，就像國王的女兒一定有三個，湖仙拿出來的斧頭一定有三把。因此她很清楚我在甚麼時候會停頓，在甚麼時候她該追問「接下來呢﹖」。

但是說故事和聽故事的人都不厭倦，因為大家都相信。我們不是相信那些事是真實的，而是相信那些結構是真的，相信所有人間可能發生的喜劇都是一樣的，所有的不幸也都分別不大。於是聽故事的人可以認定自己只不過是海洋中的一滴水，即使死亡，也不意味世界的終結。而水手帶回來的故事之所以好聽，也是因為它們如此熟悉，而不是它們奇詭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步。

故事撫慰和治療的能力，《一千零一夜》示範得最是徹底。蘇丹不再殺妻，最後他忘記了自己被女人背叛的創痛，因為他在那些故事裏看到了世界的無限大，就算用去一千零一夜也數說不盡。相比之下，自己的悲苦又算得上甚麼呢﹖當然，這也得靠聰明王妃的故事說得夠好。

後來她不願再聽我的故事，她不再相信。我治不好她的傷口。我失敗了，技藝不精，自然失去了再說一個故事的機會。

梁文道：泰王的地位

【都市日報-兵器譜】泰國王室何以有那麼崇高的聲望和權力，一直是政治社會學界的議題。許多人把原因歸在普密蓬個人身上，說他愛民如子，引進多項改革，促進了泰國的現代化。其實這種講法既沒有看到曼谷王朝百多年來的歷史作用，也忽略了泰王在開放西化之外的保守與傳統。

和所有現代民族國家一樣，泰國人也很喜歡強調自己有種與別不同的「泰國性」(Thainess)，並且認為這是從傳統那裏自然而然地承傳下來的，值得自豪，需要捍衛。但是也和所有民族國家的民族性傳說一樣，所謂的「泰國性」其實也是種歷史很短的現代產物，是它從傳統王朝邁嚮現代民族國家時一併構造出來的。

著名的東南亞史學家，前泰國學運領袖 Thongchai Winichakul (彤才．維尼察古)在他的經典著作《繪圖暹羅》(Siam Mapped：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裏說的就是這個「泰國性」的生產過程。其中有幾個地方提及泰國王室，相當有趣。

原來泰國王室雖然一直是暹羅地區的最高強權，但它並非唯一的王室，至少在泰北就有駐都清邁的蘭那王朝。雖然後者也得嚮曼谷稱臣，但是彼此各有權限，邊界模糊。在歐洲列強侵入東南亞之後，各方勢力逼迫暹羅成為一個疆界清楚確定的現代國家，曼谷王室才成為泰國不可爭議的唯一統治者。因此在泰國人的心目中，從自有「泰國」這個稱號始，王室就和佛教並列，成為界定「泰國性」的傳統支柱。

泰國在政治上真正特別的地方，是她乃整個東南亞唯一未曾淪為正式殖民地的獨立國家。在官方的歷史教育裏，這個值得驕傲的奇蹟是泰國歷代國王的成就，他們審時度勢，總是在適當的時候做最精明的決定；在與英法和隨後的日本等列強週旋，進退有據。因此泰國的獨立，本身就離不開泰國王室的存在。

看過《國王與我》的，想必也知道片子裏那位非常開放，接受英國女教師教育長大的太子就是後來曼谷王朝最有名的朱拉隆功大帝(Chulalongkorn, 1853-1910)。他和他的繼承人都從西方引進了許多新觀念新技術，就和今天的普密蓬一樣，因此有不少外國人以為泰國王室在緊守傳統價值之餘，也是泰國西式的「現代化」的推手。

誠然，王室是外國文化進入泰國的閥門之一，只是他們同時也過濾和障蔽了不少事物。例如朱拉隆功，就曾宣佈政黨和議會政治並不適合泰國。他的兒子瓦棲拉兀(Vajiravudh, 1881-1925)更認為現代經濟學也是違背傳統的，因此禁止第一本泰文經濟書的出版。可見王室在協助建立「泰國性」的時候是很小心的，他們自有一套甚麼東西適合、甚麼東西不適合泰國的標準。

泰王的地位，因此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來自於它的歷史，和作用已深深植入泰國社會的基礎。時至今日，泰國的「國家身份委員會」依然把王室列作國民身份的要素之一。

梁文道：床邊的故事

【成報-秘學筆記】既然看不了電視，老人就要我為她說故事。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就是這樣坐在她的床邊講故事，甚至唱歌。她不是為了教育我閱讀、說話和歌唱的能力﹔她只是喜歡聽我說唱。比如說，在《龍的傳人》那首歌最紅的時候，她就叫我每晚唱給她聽，明明有部錄音機可以重複播放，她卻堅持聽我童聲演唱的版本。

起初我以為她太愛我了，乃至於愛上我的聲音。後來我發現除此之外，這是因為自閉如她，也想和這個世界發生連繫，想知道遠方的戰爭，過去的鬧劇和未來可能出現的美好新世界。可是她並不相信這些，對於自己活動範圍之外的事物，她本能地疑懼。因此她要我這個能夠信任的人做她的耳目，為她拉近外面的世界，使它們看起來比較穩定。彷彿只要經過我的轉述，福克蘭群島戰役的死人才真正死了。

不過，故事本身總是要求虛構與裝飾。我身為一個說故事的人，也不得不遵循故事的訓令，加油添醋，把福克蘭群島描繪成一個火山活躍的地帶，士兵在震動的大地與隨時湧出岩漿的裂口間躲避流彈……

久而久之，我竟然成了一個擅長說故事的人，總是有本事把顏色和氣味塗灑在身邊的空間，使之轉換成另一個時空，令聽者神入其中。就算在末日審判的那一天，我也會在上帝面前如此訴說自己的善行。

我不能自已地說。唯一不理會我的聽眾是已過世的另一個老人。就像本雅明所言，他這輩子見過太多暴露的屍體與不測的天命，因此沉默得出奇。到了晚年，他失聰了。小時候和他上街，我就跟在後面死纏爛打不停地說。他一直走，默不作聲，回來就問老人﹕「這小子到底在說些甚麼﹖」

梁文道：電視

【成報-秘學筆記】老人的視覺日漸衰退，身體也缺乏足夠的能量去幫他收束精神，所以他關掉了電視機。平常最喜歡的節目，如今他都放棄了。和他談起來，才發現其實他早就看不懂電視了。他能看見美麗的容顏，也看見了不斷開合的嘴唇；但是他失去了理解那些刻意討好的表情，與自以為是的聰明語言的能力。假如電視是虛偽的表象，他看的就是表象的表象了，並且因此看到真實。

我羨慕他的狀態，這是看電視的最高境界。

很多年前，電視台在一切有「意義」的節目都結束了的深夜時分，推出過一個叫做「魚樂無窮」的奇怪節目。就只是把鏡頭對著一個魚缸，動也不動。除了可有可無的配樂，唯一變化的就是缸裡飄動的水草和不停游泳的魚，還有那些魚的吻部，一開一合。

很讓人以外，這個沒有意義的節目居然很受歡迎。許多夜歸人半躺在沙發上，疲倦地盯著電視，看魚。還有一些人看了一整天的電視，到了最後的時刻，就關掉一室的燈光，也關掉電視的聲音，完全沉浸在這三種光原色組構成的水缸裡，似乎想洗掉今天腦子裡填裝進去的一切信息。反正那都不關我的事。

我有些同事敬業樂業，每天做完節目還一定要定時看自己的節目，說是為了檢討改進，實際上卻又會被自己逗得大笑被自己感動。

我很怕在螢光幕上看見自己，正如我愈來愈害怕在報刊上看到我自己的文章。不，還不是因為我覺得那不是自己（什麼又叫做「自己」？）；而是節目裡的自己是那麼無聊，嘴巴一張一合（我到底在說什麼？），比魚還無聊。

在老人的眼中，所有電視節目都變成了「魚樂無窮」。他竟然看到了絕版停播的節目，幸福。

梁文道：支持政變的民主衛士

【都市日報-兵器譜】才不過幾個月之前，就在泰國前總理他信和反對派鬧得最不可開交之際，出面協調並逼使雙方讓步的泰王普密蓬被許多國際傳媒歌頌為「民主的保衛者」。有些評論還因此回想起梁啟超當年的建議，如果有個甚孚民望的皇帝，君主立憲制會不會要比共和體制更穩定也更適合亞洲人呢？

然後，九月十九號，泰國軍方發動不流血政變，迅即掌握局勢，他信成了個流亡政客。大家看得目瞪口呆，這一場兵變怎麼會獲得那麼多曼谷市民的支持呢？而且政變軍頭們組成的「軍營團」小動作還越來越多，他們甚至打算在未來的憲法內賦予軍方罷免民選總理的權力。這還算是民主嗎？

除了他信本身不受城市中產階級歡迎之外，很多人都注意到這場政變之所以獲得了「合法性」，是因為有泰王普密蓬的祝福。還有些消息指出泰王的角色絕不簡單，他不只是事後默許軍頭的行動，更可能是整件事的隱密策劃人。如此一來，泰王還算是「民主的保衛者」嗎？一個民主的保衛者可以贊成推翻民選領袖的軍人政變嗎？數個月前把泰王捧得至高無上的那些傳媒和評論人現在又躲到哪裏去了？

所謂立憲君主可以擔任民主保衛者這個說法，本身就是反民主的。因為它並不真心相信民主體制本身的權力制衡原則，不相信元首瀆權的時候有恰當的機制可以應變處理，卻幻想平衡權力的大任可以託付在一個別具威信的個人身上。

假如一個民主政體的領袖出了問題，比如說英國首相貝理雅面對大部分國民的反對，依然決意出兵伊拉克；又如台灣陳水扁總統捲入了貪污舞弊案，民望跌至低谷；我們應該尋找修復的方法，逐步完善體制自我健全的能力。它可以是增加民選領導的問責程度，也可以是削弱元首的權力，我們甚至可以反思民主體制自身的局限；但是我們萬萬不能把希望寄在一個世襲君主身上。因為那到底是一個人，如果大家運氣好的話，他可以是個聖君明主；但假如他不是呢？我們怎麼可以容讓一個憑血統而握有權位的人去監督人民普選產生的領袖呢？

以泰王普密蓬為例，他勤勞愛民，生活作風、文化品味俱有足以為天下法的崇高聲譽，他甚至曾以個人威望逼走了政變軍頭，但這是否表示他永遠正確？他的繼位人也是永遠正確呢？在這一次的軍事政變裏，他容許軍方逼走幾個月後就要下台的總理，難道是維護了民主的正常發展嗎？他信縱有百般不對，到底不是當年殺害手無寸鐵的普通百姓的軍頭，難道就不能多等幾個月讓國民決定他的命運嗎？

所以泰國有這麼一位德高望重到了幾近擁握實權的君主，不只不是民主體制之福，還是它的風險所在。

梁文道：最初

【成報-秘學筆記】既然悔不當初，我們就會想起最初，並且思考最初的意義。

我很喜歡布萊克（William Blake），詩畫俱佳，尤其是詩，在他那個時代的英語詩人之中，別具一番神秘的陰鬱。例如這首《永勿企圖說出你的愛》（Never seek to tell thy love），一開頭，詩人就低聲宣布﹕「永勿企圖說出你的愛／愛情從來不可表明／好比溫柔的風吹過／無聲、無形」。為甚麼﹖

下一段有詩人的親身說明﹕「我說出了我的愛，我說出了我的愛／我向她傾盡心聲／顫抖，發冷，心驚膽震——啊，她果然消失」。看來正是因為如此，才有第一句的回省與總結。

如果說直到目前為止，這首詩還有點孩子氣，像個初戀少年蒼白的失敗記憶的話，我們就要仔細注意最後一段了（請看原文，恕不中譯）﹕「Soon as she was gone from me/ A traveller came by/Silently, invisibly/ He took her with a sigh」。

誰是那個旅人﹖何以一聲嘆息就能帶走她﹖還要留心形容這個旅人與第一段形容溫柔之風的用詞是一樣的，都是「無聲、無形」。莫非帶走意中人的正是愛情本身﹖

所有美好的東西都不應過度發展，都該保留在萌芽狀態，將發未發，因為那是一切可能性的源頭。未開的花可能是美的，未著紙的筆有可能畫出最好的畫。可是事情只要一啟動，就不只可能，而且必將走向衰落與凋零。

還是納蘭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見，何時秋風悲畫扇」。如果一切都停留在最初，那麼平靜，平靜到了一個冷漠的地步，只是客套但友善的微笑，不排除甚麼也不保證甚麼，會是怎麼樣﹖如果。

梁文道：特首選戰各有謀算

【明報-陣筆】陳方安生宣布不參選特首，公民黨執委立時推薦梁家傑出戰，擾攘一年多的泛民「估領袖」遊戲總算塵埃落定了。

先說陳方安生的決定，許多人嘲諷她知難而退玩死泛民，推出的6人「核心小組」(竟然沒有人留意到這是個多麼古怪的中文)又嫌分量不足。其實經過半年多的「見步行步」、觀察局勢，她這個決定可以說是相當聰明的高招，把自己放進了一個不敗的位置。

以陳方安生為官多年歷練出來的沉穩風格，她是不會輕易下賭注也不會多花時間在沒有意義的事情上的。當年她眼見特首大位無望，早早宣告退休，且乘勢再為「香港良心」鍍一層金，就是最好的例子。如今她當然明白在800人組成的選委會裏要贏曾蔭權簡直是癡人說夢；更不妙的是，按照民調顯示的數字，就算在小圈子以外的民意戰場，她也落在下風。這麼一趟必敗無疑的遊戲，又有什麼好玩呢？

與其拿出真功夫去和穩勝的曾蔭權硬拼，輸掉的不只是特首寶座，還有自己過去幾年累積下來的聲望；倒不如保存實力，永遠頭戴光環，永遠做個無冕拳王，永遠讓別人去猜「當時要是她出馬，會是什麼結果」。一出馬來真的，她的實力和影響力就會現形；當然不比收藏起來，讓人一直摸不清猜不透好。正如《孫子》所言：「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

陳方安生再也沒有當特首的機會了，但是藉成員背景接近卻又不直接屬於泛民的「核心小組」，她反而能夠佔據一個更超然的高點；將來一方面可以炮打特首辦，另一方面從後鞭策民主派。尤其在民主派這一面，陳方安生更是取得了戰略上的優勢，因為過去數個月的傳聞風聲早把她捧成最佳人選，所以接下來無論任何人正式參選特首，都只會在市民心中淪為「次選」。

因此梁家傑現在面對的第一個問題還不是怎樣取得100張提名票，而是如何掃掉頭上這圈「次選」的陰影，擺脫「冷手執個熱煎堆」的感覺，擺出一副捨我其誰的氣勢。

有人要出來和自己比試，而且還是注定要輸的，對曾蔭權來講肯定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因為經過長時期的政制扭曲，港人對於民主政治的合理期望也被扭曲了。現在大家沒有普選的權利，對於特首產生方法的要求已經低到只要有競爭就很不錯了。似乎選民有多少不重要，候選人起碼有兩個就算長足進步(因此才會有人感嘆第一屆特首選舉比較「民主」，那時還有4個候選人)。所以在這一場形同「做馬球賽」的選戰之後，曾蔭權就可莫名其妙地挾經過「選舉洗禮」的威名順利連任了。

對於選委會裏那批特權精英而言，多一個人出來自然也是好事。因為要是沒有多於一人以上的候選者，這個選委實在與橡皮圖章無異。可是如果梁家傑拿夠了100張提名票，這席得來不易的選委位子就真正有交易的價值了。雖然曾蔭權最終還是會取勝，但在有對手的情下，大勝絕對是有必要的，否則日後統治的權威如何樹起？又怎能保證一時的手下敗將梁家傑將來不會成為凡事頂撞而且撞得還很有力的眼中釘呢？既是如此，他難免就得開出許多或者實在或者空頭的支票，好滿足各方選委的無度需索。選委會這種小圈子早就被人詬病為制度性腐敗的溫，惟其只有在這樣的局面下，它的「寶貴功能」才能順利發揮。

關於北京的態度，按其傳統思維理解，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風險愈低愈好，更何泛民主派推出來的是新「逢政府必反」的公民黨要員。可是我們也不能忽視在中央政府的心目中，「風險」二字還有多種詮釋。例如曾蔭權本身，說不定就是個風險。「中央並不全盤信任煲呔」的傳聞不斷，恐非空穴來風。理由之一是他到底不像董建華，曾經領受國家的大恩(有沒有把柄在北京手上，我們就不知道了)。理由之二是在政改方案一役裏，某些傳統愛國人士擔心曾蔭權在民主化的路上走得太遠，怕他將來成了港版「李登輝」。這時候，選委會的作用就很巧妙了；一則利用其中權力交易的特質，透過多條管道不同派別的力量像木偶身上的繩索般牽制曾蔭權；二則可以壓低投給曾蔭權的選票數目，使他不至於氣焰高張，志得意滿。因此放梁家傑進場，表面上是陪跑增加了民主氣氛(只是「氣氛」而已)，實質上則制衡曾蔭權使他認清真正的效忠對象，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事。

至於曾蔭權有沒有足夠的權威去強政勵治，在風險計算的角度看來，說不定反倒是次要的問題了。

梁文道：尋常

【成報-秘學筆記】我有一個看起來很風光的朋友。有一天他如常下班回家，才發現一切他習慣他熟知的事情都變了。

她的書搬走了，廳裏的書櫃因此空去一半﹔浴室牆上的毛巾架至少不見了三條毛巾﹔臥室更是清冷，衣櫥輕了許多，照片和可資紀念的物品也都不在﹔更奇特的是連枕頭也只剩下一個。而整間房子卻是清潔整齊，絲毫沒有匆忙劫掠的痕跡。朋友打電話，電話號碼改了﹔他寫信，信件原封退回。那個人就在那天上午十點以後從他的生命之中消失，再無蹤影。

「你恨她嗎﹖」我的朋友告訴我，他不。

我理解，並且想起那個改變並且幾乎毀滅我的人，也是如此消失，以極不正常的方法結束了我的正常生活。後來為了偽裝一個平常的外表，竟還要我在有人的時候如常待他。我是不是應該生他的氣，甚至恨他呢﹖

少年時代，我也和許多文藝青年一樣，喜讀納蘭性德，例如他在二十多歲時寫下的這一句﹕「被酒莫驚春睡重，睹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容若是貴族公子，才活了三十一年，對於人生變故的體悟卻是同齡人很難領會的。所以當年雖然覺得這首詞好，其實我並沒讀懂。

我們也有過短暫且尋常的時候。儘管未必能夠對賭書中典故的出處，也不至於笑鬧得杯覆茶灑，但是我們曾經討論自己喜歡的作家，曾經用同一隻杯子喝酒。事後回想，這豈不都是尋常風景﹖

「當時只道是尋常」這句話本身就把平常變成了異常，所有我們以為會成習慣的平凡人事皆是無常偶然的詭局。只有事後追憶，才明白那尋常是何等的殊異可貴。賜給我們尋常體驗的人，是不可恨的。

梁文道：孤獨如狗

【成報-秘學筆記】在人類離開地球以前，我們最好的朋友比我們先走了一步。如今有愈來愈多的富豪自己花錢去玩征空之旅，興高采烈地出發，再滿面笑容地回來給鏡頭簇擁。大家都忘記了五十年前，有一頭名叫萊卡（Laika）的母狗上過太空，並且死在太空﹔牠是第一個進入繞地球軌道的地球生物，也是第一個死在地球之外的生物。

蘇聯小說家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一生最偉大的作品《生活與命運》早就譯成了英文，但直到近年，英語評論界才認識到它的重要。有人說，如果《戰爭與和平》是帝俄時代的百科全書，那麼《生活與命運》就是蘇聯時期的《戰爭與和平》了。和更受外界注意的索忍尼津不同，格羅斯曼沒有那麼強烈的道德批判，他只是很細微很專注地去寫極權體制底下每一種人每一個行當的處境與無奈，從政壇高官到販夫走卒，他畫出了整個社會的全景。因此，在蘇聯瓦解之後，格羅斯曼沒有陪它殉葬，不像索忍尼津那樣，成了一個失去對手的挑戰者。

格羅斯曼有個短篇，講的就是蘇聯在五十年代送上太空的狗。他的態度很曖昧，既不強烈譴責這種作法的不人道，也不歌頌那些動物英雄的犧牲，他注意的，是一頭流浪母狗。佩斯楚什卡的眼睛。這對眼睛，曾經在街頭機警謹慎地躲避車輛找尋食物，後來對著收養牠回來做實驗的科學家搖頭擺尾，表達信任與愛﹔被這些人放進窄小陰暗的船艙，射出大氣層之後，這一雙眼睛成為有史以來第一雙看見地球在黑暗中冉冉迎日的眼睛。

牠到底看到了甚麼﹖科學家並不清楚，儘管他們在地上掌握了牠所有的生理數據，甚至還聽得到牠的聲音。「『牠嗥叫了好長的時間』，技術員說﹕『這太可怕了，一頭孤獨的狗，單獨地在宇宙之中，嗥叫』。」但是他們就是不知道，佩斯楚什卡看見了甚麼。

梁文道：瑞典之謎一種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書迷大抵到了哪裏，只要看到有書都會忍不住拿下來翻一翻。所以我在逛宜家傢俬的時候就特別留意他們放在書架上用作裝飾的書。這麼多年以來，無一例外，那些書全都印瑞典文，我當然不懂。最近一趟去宜家，終於被我發現一本我大概知道是講什麼的書了，因為它的書名有尼采和馬克思這兩個名字，談的應該就是那個尼采和那個馬克思吧。

就我所見，宜家傢俬無論開到哪裏，他們一定只用瑞典來的書去裝飾自己的櫃子。這是為什麼？難道這樣子比較省錢？使用當地出版的書不會更親和嗎？

根據英國作家Elen Lewis在《了不起的宜家！》（Great Ikea! A Brand For All The People）的說法，宜家傢俬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品牌之一，但它卻是一家私人公司，沒有人能夠準確計算它到底有多龐大。而且它的結構與運作方式也非常神秘，即使是一般員工也說不清楚其中底蘊。至於它的創辦人英格瓦．坎普拉（Ingvar Kamprad）更是過隱士般的生活，有人說他的個人資產高達480億美金，直可與比爾．蓋茨相比。

說到坎普拉，有關他的古怪傳聞真是太多了。例如他會把泡過的茶包循環再用，要攪咖啡的時候就用自己口袋裏裝的塑膠小勺；出門旅行公幹要是只有高級酒店才有空房，他就睡在車裏；迫不得已要住店，而且還喝了房裏小冰箱的飲料，他一定會去超市買回來補上……。

節省與儉樸，不只是坎普拉個人的風格，也是整個宜家的基本價值。照Elen Lewis的說法，這還是坎普拉在瑞典的老家斯莫蘭的優良農民傳統。宜家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控制成本。1950年代初的某一天，宜家的一個設計師想把一張桌子塞進車尾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徒然，他一氣之下乾脆把桌腳全卸下來。後來他們就把扁平式包裝當作宜家的標準，既省下了貯存和運輸的成本，還可以把一部份安裝家具的人力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妙的是消費者竟然還把自己搬運和組裝家具的苦工當作樂趣，這是宜家宣傳攻勢的功勞。

宜家很會做廣告，也很懂得掌握消費者的心理。他們不只推出過第一個以同性戀伴侶為對象的電視廣告，還利用五彩繽紛的目錄與強迫大家非得從頭走到尾不可的商店設計，讓大家買了很多本來不打算買的東西。可是宜家討厭向任何國家的固有傳統讓步，不管到了什麼地方，它都只賣簡潔現代的北歐家具，店裏只提供瑞典小食。連麥當勞在香港也很順應市場地推出了「照燒牛肉漢堡」的時候，宜家的家具依然叫做GUSTAV、TECKEN和TAJT，一堆你甚至無法發音的瑞典文。當然，我們不能忘了Billy書架上的那本尼采與馬克思，還是瑞典文。Elen Lewis甚至指出，一個宜家僱員要是想步步高陞，最好也學會瑞典文，因為這有助於他「瞭解宜家的文化」。

比起沃爾瑪，宜家在壓低生產和物流成本上的功力毫不遜色。許多生產商的存活全靠它的訂單，也很容易因此覆滅，只要有人開的價比它還低。比起麥當勞這些美國生產的全球品牌，宜家更不妥協地堅持自己的瑞典本色，讓日本人和英國人都要適應它的居家文化，而非由它遷就。雖然宜家也付出了努力要保護森林，但它不能保證自己用的木材來源一點問題都沒有，偏偏它還是世界上最大的家具商。儘管它幾符合了「邪惡」跨國企業的所有元素，但是近年反全球化的火苗卻很少燒到它的頭上，為什麼？Elen Lewis給出的答案並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她說，除了公司的低調作風，那是因為宜家來自於作風樸素的中立國瑞典！

梁文道：挫敗之書

【成報-秘學筆記】難免會被人問起﹕「哪一本書對你的影響最大﹖」今天讓我坦白吧，這麼多年以來，其實我一直在說謊。

因為我不能直接說出它的名字，怕它尷尬，它是如此珍貴又如此敏感。我沒有為它在書櫃上留下一個特別的位置，也沒有用一個精緻的錦盒盛載它，因為它不想自己顯得與眾不同，這會使得它在書群之中格外不自在，負擔沉重。

從前，我愛上了一個由於害怕我而最終厭惡我的人。這種厭惡與恐懼深到一個程度，乃至於我就算隨意地和他打招呼，他也不願理會。更有可能，他根本就沒注意到我的手勢與笑容，因為只要我的氣場一出現，他的身體感官就會為他自動蒙上一層蔽障，保護他。

在失去聯絡一段日子之後，我們又在人群中重逢。也是為了保護他，我刻意迴避閃躲，彷彿真正應該恐懼的人是我。然後很荒謬地，那天晚上，他突然問我以後能不能起碼和他打個招呼。我立刻就懂了，他不想人家注意到我們的不自然，我的退縮態度會惹起朋友之間的聯想與閒話。這當然對他很不好，尤其那些閒話裏的角色是我，這個實在不該和他拉上關係的人。

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沒有這種經驗。通常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書，起碼要是自己看得懂的書，然後才能全心全意地沉浸其中，舔吮它的每一行字每一個標點符號。可是我的那本書卻是不可解的謎團，它引我入門，卻又永遠拒絕我再踏進一步。我在這本書上得不到任何答案﹔只學到更多的問題，提問的方式，以及這些方式的全部挫敗。這本書，毫不起眼地藏在一個書架的第二層裏，教懂了我枉費心機的定義。人生最有價值的教育，莫過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