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李敖為人，與我何幹

【南方都市報-媒體思想】一個知識分子的私人品德與他的公開言行有關係嗎?他有桃色新聞，他日進斗金，他張狂自大，他甚至還有背信棄義；然而，這一切一切是否就推翻了他在一個社會起到的歷史作用呢?看到李敖五十多年來第一趟回大陸的熱鬧，我在家靜靜回想這個老問題。

我第一次看見李敖這個名字的時候，還不到十歲。那年在台灣隨家長去一個長輩家中做客。大人說話，我無聊，就在人家家里自己亂逛，進了一間書房看到滿架子書，其中兩排整整齊齊地在書脊上印了一行「李敖」。翻了一會兒，我跑到客廳打斷了正在談天的大人們，問了一句：「誰是李敖呀?秦爺爺怎麼有那麼多他的書?」秦爺爺和我外公交換了一個眼神，跟著又起來帶我去吃水果，意思是小孩子不要多事。

那是蔣家父子治下的威權政治年代，書有禁書，報有報禁；就連學生的頭髮長度都有規定，那叫做「發禁」。在這樣的社會底下，以批評和反省為己任的知識分子不用太聰明，也不用太有學問，他只需要很簡單地提問，問誰有資格去決定什麼書該禁，問一份報紙的張數為什麼不能超過三頁，問男學生們為什麼一定要理平頭。在一個獨裁而專制的社會里，一個人要當知識分子用不著別的，只要有常識和最簡單的邏輯就夠了，可是就在做一個知識分子這麼容易的情況下，當年卻沒有太多人擔當這個角色。大部分人，大部分學者都只是偷偷地讀李敖；在讀他那些旁征博引但道理簡單的文章時，自己到底還是個知識分子，因為那些道理我也懂。當然，讀李敖的時候不能忘記訕笑他的狂妄，不恥他的某些行徑，這樣就能把自己拉得地位更高了。

那就是我的戒嚴台灣歲月了，和今天很不一樣。今天的台灣，黑社會大哥的女兒大學畢業也可以成為頭條新聞，沒有太多人會對德國大選的結果感興趣。但那時不同，隨便一個出租車師傅都能對你侃侃而談冷戰結構的變遷。這是專制社會的特征，大家都不能評論自己家的事，所以盛產國際問題專家，老百姓也都很有國際視野。但久居守島的李敖不同，他最喜歡嬉笑怒罵島里的事。

李敖的書往往是禁書，但讀者卻奇怪地越來越多，他賺的錢可能也因此不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投機，不知道他是不是沽名釣譽，更不知道他寫那些文章的真正理由。我只知道他的書啟發了很多人如我，我後來回到香港，但有更多的人留在台灣，成為當年「堂外運動」的骨幹；還有一些人進入媒體，每天努力張開更大的空間；還有更多的人只是默默地觀察默默地思考。李敖和他那一輩少有的用常識說話的人，在他們可能也預料不到的局勢發展下，耕出了一小片土壤。後來，在這片土地上出版了一本書，叫做《丑陋的中國人》，於是守御領土又大了一點。再後來，又有一本叫做《野火集》的書，一把火般的燒焦了雜草枯枝，地就變得更肥了。

我無意誇大幾個文人的作用。事實上，在蔣經國統治的最後幾年，有一大批年輕人正抱著無比熱情於暗夜中湧動。他們後來都是台灣轉變的急先鋒。當時台灣大學的學生喜歡說「每個人總得交起碼三年的學費」，他們所指的交學費就是坐牢，台灣民主大學的學費。如果你跟那時正在忙著開研討會，或者正緊張地伏在案上印傳單做標語的青年說，李敖其實是個自私鬼，柏楊和龍應台也都很有問題的話---我想，他們會昂起流汗的前額，笑著問：「那又怎麼樣?」這些人未來的成功，吊詭地使得李敖失去了曾經擁有的光環。李敖致力爭取自由，然而一個自由的社會是不再需要斗士的。

與其關心李敖的為人，我更想知道的，是這樣的人為什麼能在威權體制里活了下來，而且著述不斷?他和他的先行者後來人，又是如何在重重禁制下發揮影響力?那時候的台灣執政者，又為什麼可以容忍他們的存在。在李敖訪問大陸的當兒，我以為，這些問題要比他對胡茵夢好不好，對蕭孟能是否恩將仇報，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