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或黃世澤：七一遊行（下）

【都市日報-兵器譜】七一遊行與六四燭光晚會，由於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漸漸成為香港政壇每年一度的大事。兩個同屬爭取民主的運動，但七一遊行與六四燭光晚會相比，對香港人的意義，卻是截然不同。

對香港人而言，六四是一道歷史傷口。香港人在八九民運期間，憑著一顆赤子之心，動員了整個城市去支持北京市民爭取民主，結果得來令人傷心的武力鎮壓，香港人始終是無法忘懷。六四燭光晚會，帶著香港人對國家命運的無奈和失望。

而七一遊行爆發前四個月，相信源自果子狸的沙士冠狀病毒南傳至廣東，不久傳到香港。面對全新的致命病毒，政府卻無能得可怕，有政府與無政府的分別不大。

在沙士期間，香港人試圖以自己的方法自力救濟。由sosick.org的創辦人自發向市民提供疫情資訊，到當時仍是名嘴的鄭經翰，試圖利用大氣電波以另類方法指揮抗疫。香港人發現，原來香港人不依賴政府，依靠自己身邊可資利用的一切，都可以拯救自己。在市民發現自力救濟也是可行之路時，剛好又有《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的威脅，香港市民便以沙士期間積累的一些經驗和知識，展開反擊政府行動。

因此，當時互聯網上四處都見號召市民參與七一遊行的訊息，因為不少市民就在沙士期間慣了用互聯網與友人互通訊息。最後，七一遊行不單成功令政府擱置廿三條立法，還迫使當時市民相當不滿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以及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下台。

七一的意義在於，香港市民確實能掌握本身的命運，只要願意努力多一點就成了。沙士民間抗疫成功，並非因為香港人時運高，而是香港人確實做得到。

相比起六四燭光晚會要在無奈中尋求公道，而七一遊行所代表，是證明了香港人的水平，確實不用依賴任何人，可以莊敬自強。

七一遊行後，儘管香港人爭取普選受到挫折，但香港人在回歸後失去的自信，透過七一重建。這種欣喜加起來，比香港離開本來就不討厭的舊宗主國英國還要強得多。這亦解釋，為何市民漸漸認為七一遊行比回歸日本身更重要。

若干年後，香港仍會有七一遊行，不過並非因有什麼民怨，而是七一變成了一種節慶，成為香港的一大特色。香港人很期望，七一遊行有變成七一巡遊的一天。

梁文道：下放權力，建立地區民主政府（培育人才‧下放權力‧香港應設區政局二之二）

【明報-筆陣】當年政府決定廢除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這一層議會架構，除了是想消減三級議會制度的臃腫，還有一個政治上的動機。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是議員們制訂政策的議事堂，負責執行政策的則是市政總署和區域市政總署這兩個行政部門。理論上兩個執行部門應該向局方負責，但由於歷史上兩個議會都是以委任議員為主，充滿酬傭色彩；而且議員又非全職專職地投入工作，所以在實際運作上，反而變成兩個署行政主導。因此就產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兩個市政署坐擁龐大資源，卻既不受名義上的老闆(即兩個市政局)監控，又自在於政府部門之外，長此以往，就種下了今日康文署等部門欠缺政策視野但架構又架疊屋的禍根。特區政府在董建華「強勢領導」的思路下，遂下決心除掉有民意代表參與的兩個市政局，把兩個市政署拆解整編，權歸中央。

如此一來，不只讓香港各政黨少了一個安插少壯派，培育新人的機會；也把文娛康體環境清潔等許多關乎民生的政策範疇都集中到了政府部門手上，減去了民間參與的機會。很不巧的是，在特區政府日益集權的這8年裏，正好是其他國家和地區紛紛展開行政改革下放權力的時期。對許多民主國家而言，他們發現普選的行政首腦和議會並不能保障廣泛的公民政治參與，龐大的國家機器和官僚體系往往會成為一個權力過分集中的獨立王國，因此需要拓展許多「中層民主」的空間，讓民間參與政府的施政。例如英國在工黨執政之後推行的「下一步」(NextStep)改革計劃，就把許多原來是政府執行部門的位置，轉成公開招聘的非公務員崗位。對像中國這樣的非民主國家而言，行政部門分散權力則是「民主執政」的措施。避免集權，反而有利於政權的穩定。

如今曾蔭權提出「強政勵治」，他可千萬不要以為只要透過強化政府上命下達的效率，再進一步地把權力收到公務員執行部門，政治就可清明，社會自可和諧。香港現在最需要的，不是一個什麼「強勢特首」領導的行政主導，而是行政部門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sation)。唯有與民間分享權力，領導才成強勢。尤其在香港短期內都不會有普選的特首和全面直選議會的情下，政府更需要讓出空間，使官僚以外的公民有權有能參與政策的制訂甚至執行。

如果要政府分權，如果要培養政治人才，如果要為香港的民主化鋪路，最好的方法就是重新設立市政局一類的區政局，而且不是像過去那樣港九一個新界一個，而是按照目前立法會地區直選的區域劃分建立5個區政局。這個構想看似天方夜譚，因為我們一向認為香港已經夠小了，如果還要分區管理，豈非太過冗贅。但是看看世界上各個大城市，不論是紐約、東京，還是鄰近的台北與新加坡，乃至於內地的北京、上海，莫不有區一級的地方政府。這種設置不只不多餘，還增進了行政效率，且有促進各區良性競爭的效果。

重新推出與以往市政局相若的區政局，需要一些配套工作。首先應該強化區政局的功能和權責，除了以往由市政局管理的工作外，像公共房屋管理乃至於發放酒牌等與民生密切相關的範疇也應該劃撥給它，讓它成為接觸市民生活的第一線機構，使它有充分的能力去營造自己轄區的獨特風貌和定位。其次，這一級的政府不應該重蹈覆轍，變成一個不負責任的議會配搭權力過大自把自為的執行機關。它必須讓議會內佔多數的黨派或政團確實執政確實負責，區級政府的首腦應該由議員出任，全職工作；而非公務員把持行政部門，議會只管監管。然後，這個議會應該是全面普選的，讓區民選擇他們的代表，選擇他們信任信服的政團去管理他們的區政。如果連這一級的議會都還要有委任議席，又還奢談什麼「逐漸達至全面普選目標」和「締造普選條件」呢？最後，如果有了這麼一個握有相當資源和權力，並且充分民主化的區政局，多餘的反而就是只有地區諮詢功能的區議會了。所以應該廢除18個小區的區議會，或者把它們併入5個大區的區政局。

這種區政局可以確實提供一個培養政治人才的舞台，經過選戰的政治人物有真正執政的機會，不只有批評或者「保皇」的被動功能，他們可以習得制訂政策和公共行政的能力。像立法會那樣，他們要想一展抱負，就要拿出贏得區內選民信任的政綱和展現執政的能力，還得具備相關的政治及公關技巧，不能像現下「政務助理」一議，只靠政府或者局長個人的主觀判斷去選拔。而且這5個區政局的地域劃分與立法會地區直選的選區完全重合，可以令立法會的選舉有一個堅實的基礎，而不只是虛化的權宜設計。因為在立法會的選舉裏面，選民必然會參考各黨派在區政局裏的表現。假如民建聯在九龍東區政局執政的效果良好，九龍東的選民極可能會把民建聯推出的候選人送進立法會。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民主派在港島區的施政極獲好評，也會影響其他選區的居民在立法會選舉的意向。如此一來，從地區到立法會就有一條直接的管道，形成政治人物成長的階梯。

上述構想當然還有很多草率粗疏的地方，但我認為它背後的基本原則卻是未來特區政治發展一定要注意的。香港需要更多的政治人才，那就要有更多更開放的政治舞台；香港需要更現代化的公共行政架構，那就得有更大膽的權力下放方案；香港必須邁向民主化，那就必須有更多的

演練機會與多層次的政治開放；這三者不是互不相關的3個領域，它們是彼此扣連的一個總體方向。民選區政局決不能代替全面普選的立法會與特首，就算有了全民直選的特首和立法會，也不意味不再需要民選的區級政府。因為民主應該是多面向的，而政治則應該是公民可以多層次參與的。

梁文道或黃世澤：七一遊行（上）

【都市日報-兵器譜】基督教團體明光社，批評民陣安排同性戀者帶領今年七一遊行隊伍前進，呼籲基督教徒杯葛七一遊行。豈知遭到教徒以至非教徒的猛烈批評，甚至有人發起聯署行動，反擊明光社。蔡志森也要在報章發表《民主是最大公約數》，希望減低市民的反感。

對同性戀問題，各人可持不同立場。不過，這次明光社之所以遭到猛烈批評，因為明光社在批評民陣的決定前，並無好好研究民陣在七一遊行所扮演的角色，冒犯了公眾而不自知。

在爆發五十萬人大遊行前後，民陣歷任召集人，都不是很有觀眾緣的人，單憑民陣之力就能號召五十萬人上街，這是不可能的。因此，二零零三年七一遊行前，不少社運圈子內的人，對遊行人數都很悲觀。

在沙士過後，香港人對政府怨恨加深，加上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推銷廿三條法案時，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臉，激怒了不少香港人。

不少參加七一遊行的人，對民陣由什麼人發起，他們提出什麼議題，根本不想知，他們只是想上街發洩不滿。

既然有人像支聯會般，替他們安排好發動一場遊行所需的各種雜務，包括不反對通知書、宣傳、場地、秩序安排諸如此類，他們就借七一遊行的機會，搞他們自己的遊行。

由二零零三年五十萬人反廿三條大遊行開始，七一遊行就是一個嘉年華會式遊行，各人要表達什麼議題，自己動員一下朋友出來發洩一下情緒。

中國人相信，只要把一缸金魚放在煞氣大的位置，缸裡的金魚就會替屋主擋去煞氣。而民陣的作用，就是家中那缸擋煞金魚。

民陣安排什麼人來帶領遊行隊伍，若非明光社高調抗議，根本無人關心。現時明光社的做法，反而令不少人用陰謀論眼光看待明光社。在網上，就有人懷疑明光社只不過幫保守派抹黑民陣和七一遊行。

正所謂入鄉問禁，明光社要發動任何杯葛行動前，先了解一下七一遊行的文化和歷史是有利無害，連基本功課也沒做好，氣沖沖就作出高調批評，最後只會落得灰頭土臉收場。

見到眼中釘不問因由，胡亂批評，只會給人一種不講道理的形象。筆者相信《聖經》，並非教人講話不講道理。

梁文道或黃世澤：曾子遺訓

【都市日報-兵器譜】曾蔭權在北京宣誓就任特區行政長官，溫家寶總理特別引用了《論語》的名言來鼓勵他：「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看來這位新特首又要面臨 一次身份轉換，從「政治家」變成「公僕」之後，現在得想想該怎麼做好一個「士」了。

溫總這句引言別有深意，因為它出自曾蔭權的先祖曾子。找老祖宗的話勉勵子孫，還有比這更有中國味的事嗎？如果受到英式教育成長的曾蔭權爵士不大懂得儒家「士」的深刻含意，他大可回去好好讀書，這麼一來他就會發現祖宗留下的話其實還多著呢？

《論語》的「泰伯」篇有五段曾子的話，看來是他臨終前的留言。在其中一段裡面，曾子說：「吾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所謂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指的就是芝麻綠豆般的小事，自有專人負責，用不著你自己操心。經過董先生日日七十一，事無大小政必親躬的慘病結果，曾蔭權肯定知道大事自己抓好之後，其它籩豆雜項要放手給其他人操勞的道理。

而且曾子為人，就像這段話裡記述的，特別注重儀態相貌的端正。對著態度粗暴傲慢的人，自己更要保住一份平和的容貌。據知曾蔭權很容易就一言不和，拍案而起，這就有違祖訓了。「正顏色」云者，他更是要牢記在心，否則又給人拍到興奮得吹口哨的場面，那就很難看了。

曾子又說：「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于斯矣」。這裡的「吾友」說的是他的老同學，孔子門下有名的賢人顏回。曾子很佩服顏回明明自己學識淵博，才能出眾，卻總是虛懷若谷，不恥下問，四處向人請教。這等功夫豈不也是從政者所該擁有的嗎？

說回溫總引的那一句，其實還有下文，整段話是這樣的：「曾子曰：士不可不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瞧瞧當個士的難度，要把弘揚仁德當成任務，而且至死方休。難怪在這臨終五段對話的開頭，曾子就說他這一輩子奉行夫子的教訓，「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終於到了快要大去這一天，連曾子都忍不住放下重擔似的嘆道：「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簡單地說，曾蔭權從溫家寶手中接過的這項工作，真係做到死。

梁文道或黃世澤：又要罵又要看

【都市日報-兵器譜】香港電視劇質素不濟，早已不是新聞。不少觀眾看電視時，大罵情節如何犯駁，但不捨得用遙控器轉台。這種矛盾心理其實不難理解，因為香港只有兩個免費電視台，現時在看的電視台質素固然不濟，但另一個電視台的節目質素更不濟。

在缺乏選擇的情況下，一路看一路罵是對香港廣播政策一種另類抗議。但又要罵又要看卻不單只是電視劇的觀眾，還有不少雜誌的編輯們。不少雜誌的封面，都會大罵個別程式下載翻版軟件很離譜，或現時年青人某些玩意相當意淫。

表面看起來，這些傳媒是正義的化身，為了社會責任，大罵一些無良的軟件，以至不良的社會風氣，為匡正世風出一分力。

但實際內容卻是另一回事，像那些批評軟件翻版離譜的雜誌，內文會將有關原理一五一十寫出來，基本上讀者可以按圖索驥，照著來做。

而那些很正氣凜然的報章雜誌，標題會大力鞭撻新玩意，新現象，但內文就將過程繪影繪聲寫出來，有時刊登一些相當刺激，甚至令人反胃的照片。

傳媒報道時，一邊批評一邊忠實描述的現象，其實因為傳媒希望藉報道一些讀者有興趣，但不為社會接納的事來催谷銷量，又怕報道曝光後，傳媒的形象受到破壞，甚至被廣告商有藉口抽廣告。

為了顧全讀者的口味和本身的形象，傳媒報道時就做到又要罵又要看，那些圖文和過程是讀者想要的戲肉，而文章中批評的部分，只是一種「免責聲明」，藉此有藉口逃避宣揚這些有問題內容或圖文的道德責任。

有些報章的主管就更為厲害，見到「免責聲明」失去效用，避不了受讀者或公眾批評時，就搬出「公眾知情權」作辯解。

報章指公眾有權知道有關內容，因此不惜將有關內容刊登出來。利用「公眾知情權」這項公民基本權利，將傳媒本身專業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傳媒這種既要看又要罵的現象，代表了香港傳播界另一種歪曲的現象。

如果觀眾們對電視劇的抱怨代表了香港電子傳媒缺乏競爭，那印刷傳媒上出現的又要看又要罵現象，就代表香港印刷媒體競爭過份激烈，為求目的不擇手段，不惜要濫用「免責聲明」的偽君子行為。

梁文道：企業發動的美國政變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才上任一年多的這天，一個叫做麥桂爾（Gerald MacGuire）的家伙來到費城一家旅館，會見全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前海軍將領巴特勒（Smedley Darlington Butler）。麥桂爾的目的是說服這位戰功卓著的將軍募集軍隊，攻佔白宮，好建立一個法西斯的政權。

為甚麼？因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實在幹得不錯，他們大幅減少公債、抑制通脹、壓低工資和控制工會。希特勒的主張是全世界的資本家都會歡迎的，而墨索里尼則創造了上佳的投資環境，當年的《財富》雜誌就曾大力讚賞法西斯主義帶來的經濟奇蹟。所以通用汽車和IBM都曾投資納粹德國，IBM提供的，是一種集中營裏廣泛使用的製表機（tabulation machine）∣∣電腦的前身。

反觀羅斯福的「新政」，幹的卻是相反的事，不只強調財富的分配（而非創造），而且推出了大量管制企業的法例。例如授權礦業局有權檢查礦場，封閉有立即危險的工地，加強了很多保障勞工的措施，增加了許多公司的營商成本。簡單地說，羅斯福搞的是「大政府、小市場」，大商家當然不高興。

麥桂爾背後的勢力是一個叫做「美國自由聯盟」的組織，它的宗旨是「打擊激進主義，教導尊重個人與私有產權的必要性，並且普遍扶持自由的私人企業」。這個組織的金主來自J.P摩根銀行、杜邦公司、梅隆公司（Andrew Mellon Association）、洛克斐勒公司和通用汽車等多家現代企業史上最顯赫的名字。他們最後當然沒有成功，否則整個世界的歷史會就此改寫，美國將成為一個法西斯同盟國，希特勒和日本或許會稱霸歐亞……我們與一個黑暗的世界在時間上擦身而過，一個大企業的樂園差點降臨。

這個看起來有點像電影情節的故事，是真實的歷史事件。在法學家巴肯（Joel Bakan）的《企業的性格與命運》（The Corporation: The Pathological Pursuit of Profit and Power）裏，這只是其中一件驚心動魄的企業故事。由於這本書如此可怕又如此戲劇化，因此它也是一部非常受歡迎的紀錄片的腳本。

當然這又是一本當代左翼疑商主義路線的作品，但它的出發點非常特別，那就是把企業完全當成一個人來看。企業是種自私到無以復加的病人，為求目的不擇手段，而且不斷說謊掩飾（例如說自己很有社會責任感）自己跡近瘋狂的貪婪本性。巴肯的根據之一是從法律上來講，企業的確有人的地位，也就是「法人」。但企業這種人的力量可以強大到一個一般限制個人的法律對它起不了多少作用的地步。乍聽之下有點誇張，但全書的論證沿這條思路絲絲入扣，又挺有說服力。

更可怕的是，巴肯指出七十年前那班大企業沒有完成的政變，如今已經悄悄地實現在布殊政權身上。

梁文道或黃世澤：何鴻燊的真話

【都市日報-兵器譜】何鴻燊一向是記者們最喜歡訪問的名人之一，因為他常常語出驚人，而且喜感十足。最新的例子是在曾蔭權自動當選特首之後，他突然對記者狠批董建華，說這位他曾經提名曾經公開力挺的前特首推出的「八萬五」政策「搞」香港。

何鴻燊的原話是這樣的：「我相信你大家都知道，董生那七年，我都是做﹙地產建設商會﹚會長，我已經一路說：『喂，特首，這手八萬五不通的。』迫到我講了七年大話，年年都說（樓市）就快好番，大家放心啦，一定得啦，其實是掩住個心講。你一出八萬五後，香港實『?』晒」。

這還不只，何鴻燊為了進一步稱讚曾蔭權，連曾董二人的省籍出身都拿來比較一番：「曾蔭權是廣東人，香港大部份都是廣東人，同聲同氣，易管治很多。以前董建華是北方人，講話有時都呢呢口累口累」。八年以來，批評董建華者如過江之鯽；八年以來，董建華的罪名多不勝數；但說他廣東話不行，因此和香港人溝通不良，大家恐怕還是頭一回聽到。

何鴻燊這番言論不只教人認識到何謂人走茶涼；也不只教人見識到即使是街知巷聞的名流富商，也可以為了討好新主子而不惜公開說出即使是一般百姓也羞於啟齒的話。何鴻燊的表態更教人深思的是：他過去七年為何要說謊？他將來還會不會說謊？我們怎麼知道他現在不是在說謊？他現在「勇敢」地承認自己過去掩著良心說話，其他名流精英，其他的選委又是否有同樣經歷感受，只是沒有這份「坦率」呢？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體制？怎麼樣的社會？要讓一代賭王在明明不認同董建華施針方向的情況下，還要出來發言支持他，甚至是提名他競選連任；然後又要在新的特首上台之際，冒著被人批評的風險去說些可笑的理由稱譽他呢？

我想何鴻燊沒有料到，他的言論不只使他的誠信打了折扣，同時還把其他曾經硬挺董建華的選委也拖了下水，一起陷入可笑的窘局。至於曾蔭權，他恐怕也消受不起這等美言。因為越多富商公開發言維護他，政府未來被人詬病官商勾結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更何況曾蔭權也不像何鴻燊所說的，是什麼純正廣東人，難道大家都忘了他是曾子後人，曾經遠赴山東祭祖嗎？

梁文道或黃世澤：拆遷

【都市日報-兵器譜】拆遷，可謂近年來中國大陸最熱的其中一個名詞，因為近年中國不少官民衝突，與拆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所謂的拆遷，在香港就叫「市區重建」，政府徵收民眾的私人土地，然後拆掉土地上的房屋。

在大城市，被徵收的房屋一般位處黃金地段，政府收地後便會將土地售予大地產商重建。

在農村，被徵收的土地，既有用作興建大型樓盤，亦有用作興建電站。

在香港，市區重建已經會引發相當大的問題，包括破壞社區原有景觀、居民得不到妥善安置、商戶不能在同區繼續經營，租客得不到賠償等實際問題。不過，在香港拆遷問題已經甚少引發暴力事件，因為居民不願搬也好，也可以找議員和傳媒幫忙，居民還有一丁點的談判能力。

但在中國，情況便惡劣得多。當地的法院不獨立、傳媒亦為官方所控制。而更糟的是，近年中國吏治不彰，政府以市價將土地售予發售商，但只向居民提供低於市價的賠償，亦即所謂賠償不到位。居民不可能憑賠償，在附近找到同樣大小的單位。

更糟的情況是，官方就算承諾作出賠償，但居民等了很多年，仍然收不到現金賠償，或獲分配單位安頓下來，因為當中涉及官員貪污，有人不守國家法規，把原屬於當地居民的東西拿走。

很多時，居民不接受政府的賠償安排，或不相信政府會執行有關安排，又無法向中央政府作出申訴，那只好受著滋擾死守家園，盡全力阻止政府派出的民工清拆自己的家，往往民工、政府官員，甚至黑社會不守法規，強行清拆，因而與這些死守家園的居民發生暴力衝突。

一般而言，當地傳媒都會封鎖官民衝突的消息，若然有人願意將消息在網上發布，才令事件曝光。但事件曝光的時候，情況往往已經惡化得難以收拾。

拆遷問題引發的衝突，反映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與中國法制建設之間的落差所製造的社會矛盾。中國政府追求GDP上的增長，瘋狂催谷房地產，以及基建建設，但不制約官員的權力，又不能在制度上肅清貪污腐敗。官員濫用權力催谷經濟的結果，就是官民衝突有增無減。這種穩定，很明顯不是全中國人民所想追求。

梁文道：香港的政治人才在哪裏？（培育人才‧下放權力‧香港應設區政局二之一）

【明報-筆陣】當曾蔭權說自己的職業是「政治家」時，他是幸運的，也實在是幸福的。因為政治家這個行業在香港，是一個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要怎麼幹、也沒有人知道要如何入行的特種事業。要當律師，我知道要讀書考試兼實習；要當教授，我知道要有學位加上學術出版；想經商，縱然沒有直線大路，但起碼我見過無數真人示範。唯獨是從政，是一條沒有「生涯路線」(careerpath)的縹緲迷徑。去考公務員？據說那其實不算從政，因為公務員是政治中立的行政人員。加入政黨？眼見許多耗了20年仍在帶阿婆行山的區議員白了少年頭，居然還叫少壯派；這又怎是光明大道？

大陸有小學生作文會表白我的志願是當國家主席，大了之後真想如願還能入黨一步步幹起再碰碰運氣。台灣的小孩想當總統，老師們也真能為他指點個大概方向。但香港的小朋友長大之後如果要做特首，誰能說清楚門道在哪裏？是要先有個雄厚的家族背景嗎？是要迂迴地先在商界打響名號再廣結善緣嗎？還是一門心思念好書投考政府公務員呢？在香港如果想要從政，其門徑比起在大陸還要不穩定還要不透明，直如蜀道之難。

所謂的「香港缺乏政治人才」，其根本問題在於應該是要搞政治的政黨一直摸不上執政施政的邊，而實際上是在搞政治的公務員則在殖民體制底下被訓練成公共行政人員。連從政是什麼意思都弄不清楚，要找政治人才豈不是緣木求魚？過去這麼多年來，「政治」二字在香港即使不是髒話也是禁忌。傳媒動不動就把議員叫做「政客」，而常被稱為政客的立法會議員偶爾又會跑出來批評議會「太政治化」，最妙的是前特首董建華居然也自稱「不是來搞政治」的。直到如今，我們卻赫然發現香港的政治人才原來不夠。

要發掘和培養政治人才，首先要有可以實踐理念可以磨練技巧的平台，這些平台組成了比較清楚的路徑，讓從政者經過考驗步步爬升，一展宏圖。因此，民建聯提出了要在問責局長底下加設政務助理，而曾蔭權聽了之後則首肯促銷。這個構思的長短，論者已多，毋庸我在此贅言。但我想強調的是，在一個不民主(沒有民選政府)不健全(四不像的問責制)的體制之內，誰有資格去做政務助理？政府和局長們又憑什麼去挑選政務助理？沒有公開和合理的選拔標準，政務助理的任命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充滿了人治的隨意性。香港市民憑什麼要以公帑和自己的幸福為賭注，去為政黨培育接班人呢？坦白說，這實在只是一種因為沒有民選政府而畸形發展出來的奇怪念頭。

說到政黨的接班問題，我們不得不回顧1999年政府廢除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這個動作的影響。當時政府為了要改變區議會、市政局和立法會這三級議會的臃腫架構，迅速拔除中間層的兩個議會，結果使得各個政黨的下車議員無處安身，造成不少政治後遺症。其中一個效果就是讓很多政黨的「第二梯隊」失去了平台，從一個可以掌握相當資源分佈和制訂局部政策的市政局，掉回往往只具諮詢功能且作為不大經費不多的區議會。缺了中間這麼一個施展身手和學習經驗的舞台和階梯，「第二梯隊」的從政道路不只少了讓人認識的窗口，也少了充實從政經驗的機會。

這些第二梯隊分別從兩個市政局回到散佈全港的18個區議會，工作的內容貧乏了，接觸的面積窄小了。要他們出來選立法會，面對的是突然驟增的政策範圍和一大批自己不曾接觸過的選民。再加上區議會選舉的選區分佈方式，使得他們更是要從一個原本已經夠小的區裏的幾條街道幾座樓宇，突然跳到一個像港島那麼大的地方裏競爭幾個議席。昨天還在為一個屋的街坊爭取巴士站興建上蓋，今天卻要對上百萬選民解釋自己的經濟政策，其難度可想而知。

至於立法會選舉的地區直選安排，其實也相當可笑。5個選區和它們產生的代表之間，不必要有什麼必然聯繫。一個「新界東」的代表議員可以很努力地做好地區工作；也可以只是選舉時開支票，上了船就做自己的神仙去也。如果因此得罪了新界東的選民，而4年之後他們又居然記得，下屆換個選區就是了。所以立法會直選議席的那5個區，只是一個專為選舉設計的權宜方便罷了，沒有多少實質內容，議員也只不過是形式上的地區代表而已。因此，一個聲譽全港街知巷聞的候選人，可以空降下來輕輕鬆鬆打勝一個擁有政黨背景耕耘地區多年的「少壯派」。由此可見，對於政黨而言，區議會實在算不上意義重大的平台。再加上它的作用有限，空間範圍太小，政府可以對之愛理不理。曾蔭權既然知道什麼是政治家，能不能對這批區議員講解一下他們該走的道路呢？

梁文道或黃世澤：喱、超必與屈機

【都市日報-兵器譜】電子遊戲從雅達利的時代開始，發展到如今的網上遊戲大概有三十年之久了。如果三年是一代，那麼大概已有十個世代的人曾經伴隨電子遊戲成長，玩它長大，也看著它快速變化。

到了我們這一代，電子遊戲早已不是一種小孩玩的東西那麼簡單，它甚至還是一種生活的必需品，一如電視。難怪有那麼多的新詞來自電子遊戲世界，因為這個世界日趨複雜龐大，我們需要更多的語言詞彙去處理和掌握它。

「喱」、「必」與「屈機」這三個非常走紅的新詞，就是源自電子遊戲的玩家圈子。先說「喱」，這是英文「level」一字簡稱的中譯，本意是指遊戲裡的不同境界和層次。

例如在同一個遊戲，我累積的分數和經驗比較多，到達了另一層境地，我就可以聲稱自己和你的「level」不同，簡單點說是「唔同喱 (le) 」。

而「超必」則是「超級必殺技」的簡稱。大家都知道電子遊戲 (特別是Action Game) 往往設定了一些高級的技巧，可能要更多的經驗和能力才要弄得來，此之謂「必殺技」。或者「超必殺技」。為了形容必殺級的段數，我們又可以說它是「超級必殺技」或者「超必殺技」，這就是「超必」一語的來源了。

舉個例子，你可以在遊戲的時候向那些唔同「喱」的人示範，「睇我呢招超必厲害啦」﹗

至於「屈機」，起初則是一種掌握遊戲軟件漏洞，加以改造調節，使自己每戰必勝的詭詐伎倆。

在這種情形下，由於玩者用了很不公平的非常手段「老屈部機」，所以叫做「屈機」。

但是「喱」、「超必」與「屈機」也都可以運用在日常生活之中，表達彼此雙方的差距。且以曾蔭權和李永達競選特首一事為例：曾蔭權的手段繁多，支持者眾，我們除了可以說他有的是「超必」外；也可以說比起李永達，曾蔭權真是「超晒必」。

而李永達眼見此等劣勢，則可以抱怨道：「曾蔭權，你都『屈機』?」。我們旁觀者清，更能客觀描述：「曾蔭權對李永達？真係『屈機』囉」。

至於曾蔭權，為了親近打機大的年輕人，不必說什麼「要早點結束李永達的痛苦」，只需帶點調皮地講：「唔係呀嘛？李永達同我爭？大家都唔同『喱』，咪盞『屈機』？大家都見我『超必』?啦」！

梁文道或黃世澤：和諧社會

【都市日報-兵器譜】一向其政治立場都具爭議性的恆隆集團主席，美籍商人陳啟宗，最近又就香港問題發表意見，他認為曾蔭權爵士自動當選，能夠令社會更為和諧。

其實以往都有不少人，發表類似的言論。最近曾蔭權爵士，就指香港人厭倦爭拗。就連胡錦濤，都改用「建立和諧社會」取代江澤民的「穩定壓倒一切」口號。到底和諧和爭拗，甚至競爭是不是一定相矛盾，以至有所衝突？

在西方國家，其實不斷都有重大政策爭議。在日本，除了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引發執政自民黨意見分歧。日本最大金融機構國營日本郵政私有化問題，引發的爭論比香港領匯厲害得多。歐盟憲法問題，亦令法國總理被迫辭職，內部引起爭論。美國喬治布殊的反恐政策，不單引來美國國內自由派與保守派之爭，更引起全球爭論。

不過，西方國家各派，都沒有消滅異見聲音的意圖。正反雙方都會將爭論帶入建制之中，國會、法院以至傳媒的角色就像街市，各方都在「街市」中努力為本身的利益去游說對手，希望達致大家可以接受的共識。

我們曾幾何時認為，主婦去街市與菜販講價，以至商業社會各類商業爭拗，是一種破壞社會穩定，令社會變得不和諧的行為？

根據芝加哥大學已故政治學教授鄒讜，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一書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其中一項特色，就是在政治爭議上尋求全贏全輸，一是贏掉對方手上一切，一是把一切家當輸掉，不會意圖與對手尋求妥協之道。

當有人在一些政策問題上「鐵價不二」，不願讓步與對手尋求共識時，當權的一派有意圖去消滅或減弱異見的聲音，除了使用司法和軍警去鎮壓異己外，抹黑對手破壞社會穩定，減弱民眾對異見的支持，也是一種手段。因此，和諧、厭倦爭拗，就變成了當權者抹黑對手的文字武器。

而往往由此當權者寸步不讓，反對者為了達致目的，被迫將事態逐步升級，於雙方的分歧並無一個合適平台尋求共識，這種反對行動就令社會所承受的代價越來越大，當權者等到無法承受，才作退讓，往往就真的全部輸掉。像廿三條爭議，如果當初政府答應大律師的要求先推出白紙草案，就不會引發七一大遊行。

因此，不要指爭拗是引發社會不和諧的因素，當權者應該好好向菜販和主婦們學習，接受在政治上，鐵價不二是行不通的。

梁文道或黃世澤：父親之間的語言

【都市日報-兵器譜】父親節前後，正如母親節一樣，傳媒上滿是餐廳、禮物和遊玩路線的介紹。這並不奇怪，反正所有現代節日的重點都是消費。

真正叫人訝異的，是很多名人會出來回憶自己的老爹，專家會介紹摩登父親應該注意的特殊事項，還有一些平常男子與大家分享當爸爸的私人經驗。父親一職從來不曾這麼受到重視，除了在這一年一度的父親節。

仔細研究比對一下分別針對男性和女性的雜誌，你會發現儘管不多，但女人看的雜誌除了扮靚、纖體和愛情之外，偶而還會有點關於母職的討論。如果對象讀者是成熟女性，就有更多為人母者的心得溝通，和教育子女的法門介紹。但那些「男人書」呢，卻沒有任何一本會在父親節以外的日子去討論「父親」這個角色。彷彿只有女人需要關心怎樣當一個好媽媽，而男人天生下來就是個爸爸，不用學習，也不用多說。從這些男性雜誌的內容來看，一個男人的眾多角色之中根本就不包括父親這一種。

男人從來不缺彼此相聚閒聊的場所，且毋論英國傳統上只有男性才能參加的會所和俱樂部，一般西方國家的酒吧、咖啡店，和老中國的茶館等，各式各樣的「公共空間」，雖然不一定排拒女人，但常常在那兒碰頭的還是男人。

男人在這些地方都說些什麼呢？或許是政治，或許是生意，或許是各自的嗜好，當然還有女人，大多就是一些所謂的men's talk。但他們極少討論「父親」這個話題，他們不大願意商量如何預備新生兒的降臨，不知如何去談面對子女時的焦慮，無能分享撫慰產婦的體驗。在酒吧聊天的男子頂多只能說一下兒女上學的選擇，就業的安排這等很「外在」、很不情緒化的事業。

這是否表示男人都很自然地勝任父親的角色呢？當然不。很多調查指明，男性會在妻子懷孕又或者產子後不久的期間內感到受忽略和焦慮，他們和妻子的感情容易在這個時期產生變化。如果夫妻此時離異，有些男人會自此消失，從此沒再看過子女。父親也是一種需要準備需要學習進入的角色。要學的不只是怎樣餵奶洗澡換尿片等操作技術，還有更多情緒處理和適應的問題。但是比起女人，男人卻嚴重欠缺「父親間的語言」。他們就算想談這個話題，也不知該如何談起。

梁文道：書複雜，世界更複雜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因為《蘋果日報》是份大眾報紙，因為想介紹一些簡單易讀又有趣的書給讀者，所以我一般不在這個專欄裏去談學術著作，因為它們通常過於複雜，而且幾百字的量也不容易說得清楚。但今天例外，因為我想講的這本書實在是複雜透了。由於複雜，所以有趣。

最近要為「新婦女協進會」辦的活動推薦讀物，於是想起三年前買回來但沒讀過的《中國清真女寺史》，找它出來翻閱，一翻之下居然不可收拾，幾乎一夜沒睡，讀得心臟猛跳頭皮發麻，徹底發現了自己的無知。

先別說這本書的名詞多理論硬，光是書名就可堪咀嚼了。首先是「中國清真」四字，平常我們都把「回回」、「伊斯蘭」、「穆斯林」和「清真」這些字眼交互使用而不解其義，同時想起來的不是圓月彎刀羊肉串，就是最近很紅的拉登和半島電視台。不消說，歧視與典型遮住了雙眼，看不見中國的「清真」教徒是一個多麼龐大又有意思的社群。中國這幾千萬回教徒離開了伊斯蘭世界的中心，雜處在漢人為主儒佛為宗的大國裏，竟然生出了舉世無雙的「清真女寺」。

提到女人，又有個直覺，認為伊斯蘭婦女真夠慘，老公可擁四個夫人，自己又要蓋頭遮臉以免誘人犯罪，清真寺裏且還有婦女禁區。依此看來，她們多半也受不上甚麼優質教育，文盲肯定不少。尤其是「原教旨主義」，不就是窮兇極惡的塔利班嗎？其所至之處，女人哪有不命苦的。

原來錯了。伊斯蘭尊重知識，經師地位相當崇高，所以他們很強調教育。雖然男女有別，但都要接受一定教育，起碼得知道古蘭經說些甚麼。如果有機會（比方說生在經師世家），一個博學深識的女子，一樣會備受推崇。特別是中原的伊斯蘭，活在漢人腹地，飽受「同化」威脅，連清真寺外貌都修得十分中國化，就更有危機意識，講究對內凝聚力，主張信仰存續，人人有責。所以他們比起其他地方又特別著重女信徒的宗教教育，於是先有專收女子的女學，後來變成專供女子禮拜的「清真女寺」。

清代中葉之後，第一波的原教旨主義襲來，要求男女都要依循正統。而正統之一就是先知沒叫女子纏小腳，故此回族婦女成了近代第一批足部獲得解放的中國女性。伊斯蘭正統又很緊張男女隔離，授受不親，這就更加助長了清真寺分成男女二寺的風氣。終於中國出現了伊斯蘭教裏獨一無二的女寺，和主持女寺授業解惑帶領禮拜的女阿訇。當然女阿訇地位不如男阿訇，也做不了教長伊瑪目；女寺也還是得依附男寺存在。但非常吊詭，從現代世俗觀點看來保守反動的男女隔離教條，卻催生了一個女性自主的宗教社會活動空間。在那個空間之內，女人自把自為，男人無從入手。

書名解題起來複雜，作者的名字一樣有意思。兩位作者一個叫做瑪利亞．雅紹克，牛津大學的婦女研究學者；另一個叫做水鏡君（是真名），回族出身的河南社科院研究員。一個英國學者加一個中國學者合著的這本書，同時出了中英兩種版本，兩地發行。混雜、邊緣、另類、跨文化，此之謂也。

梁文道或黃世澤：記名投票

【都市日報-兵器譜】這次特首選舉中，有社福界中人批評為何社福界的代表要集體投票給不能代表他們權益的曾蔭權爵士。而部分讀者亦感到奇怪是，為何那些對曾蔭權爵士不服氣的「愛國」人士要支持曾蔭權爵士。

要解釋上述的矛盾現象，先要了解一下秘密投票在當代民主政制的重要性。

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與馬來亞共產黨惡鬥期間，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在每一個投票站都會用中文、馬來文、淡米爾文以及英文，表明投票是秘密的。因為當時不少華人都害怕投票給人民行動黨，會遭到幾乎無處不在的馬共報復。而強調投票保密，是為了讓華人選民不用害怕支持人民行動黨會遭到秋後算帳。這策略後來證實成功，在新馬合併的公投中，支持新馬合併的選民多達七成，馬共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仍然不能擊敗人民行動黨。

因此，不記名投票是確保了選民能夠不用在威嚇下作出決定，確保了選民的選擇自由。

不過，俗語有云，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要操縱選舉結果的人，仍然有辦法在技術上，將一場不記名選舉變成記名選舉。

在台灣，立法院就重大法案表決時，都會採用不記名投票，那台灣朝野各黨，又怎樣保證黨員會遵守黨指示去投票，解決方案很簡單，那就是「亮票」。議員在投票前，以各種古靈精怪方法讓黨鞭看到自己投了什麼票，不「亮票」的就有可能遭到黨紀處分。

在一般選舉中，有些人用金錢買票時，亦會要求選民在選票上劃上獨有記號，以資識別，這也是一種亮票行為。所以世界各國都禁止選民胡亂塗劃選票，選票上一旦出現古怪符號，就通通作廢，目的就是為了杜絕買票。

現時曾蔭權爵士要爭取七百名選委提名，由於八百人選委人數太少，而提名名單是公開資料，曾蔭權爵士實際上就是迫人技術性亮票，令不記名選舉變成一場記名選舉。如此記名選舉到底有多道德，讀者可以思考一下。

曾蔭權爵士指責李永達要求選委「一票兩用」，提名李永達但投票給曾蔭權爵士不道德，那請他先思考一下，要求選委「技術性亮票」的行為，又到底有多道德。曾爵士又一次活生生示範成語「五十步笑百步」的真實意義。

梁文道或黃世澤：香港的文化回歸（下）

【都市日報-兵器譜】你怎能說香港人不知道自己的中國人身份、不熟悉中國文化呢？當文化大革命正達高峰，香港的中學教科書裡還分明印著《出師表》與《滕王閣序》呢！至於那口極不流利的普通話，香港一些文化人津津樂道的故事是，粵語曾經差點在國民政府時期被訂作「國語」。

很多小學生在學唐詩的時候，老師們會向他們說明為何用粵語誦念會比普通話更諧韻，更有盛唐遺風。

英國人殖民香港的手段與葡萄牙人大有不同。

英文的確是要學的，而且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它還是唯一的官方語言，屏障了很多不通英語的老百姓向上流動的機會。

但是英國人並沒有想過要把全部香港人盎格魯．撒克遜化，他們要的又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清楚的從屬關係，要英國人和英文佔上統御位置。

殖民官員奉行的是港督盧押爵士發明的「間接統治原則」，根據這種原則，英國人不只盡量不干擾本地華人文化和社會生存方式，也不強加英國文化教育於其上。

說香港人因為殖民地教育而不熟悉中國歷史地理的朋友，也該認清香港人更不熟悉英國的現實。

有多少香港人知道甚麼是「大憲章」？搞得清楚威爾斯的準確位置？讀過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呢？

我們常說中國有它獨到的中國文化，英國自然也有英國文化相伴，但這種國家與文化之間相應相連的關係卻絕非自有本有，向來如此。

根據研究後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學者，「國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實在是一種現代產物，是自十九世紀民族國家興起之後，文化才開始國家化；國家機器也才開始覺得有需要界定，鞏固甚至打造出一整套既穩定，又能界定其獨特身份的國家交化。

例子之一，就是中國。圍繞著「中國文化」的種種解說與爭論，在清末以前根本還不存在。

所謂的「中國文化」，其實是和現代中國的民族國家同時形成的。

明乎此，我們就知道香港特殊的地方在於當台灣鼓吹「中華文化復興」和大陸積極改造傳統文化的時候，它的中華文化卻是在一個沒有政府機器介入調節和框架的情形下，自生自滅，放任自流。

它的中國文化成了一種不緊緊依存國家而存在的「國家文化」。

文化回歸真正的問題，因此不是甚麼回到母體，而是香港的中國文化如何重新面對國家。

梁文道：曾蔭權的成功是潛規則的勝利

【明報-筆陣】我本來以為，曾蔭權班底和其幕後力量就算不想讓任何對手有出線和他競爭的機會，至少也會把這個爭取提名的過程搞得就像競選一樣。比如說，他要有政綱，他要去論壇，他要落區爭取市民的支持。結果，他只是再三提出要強化執政能力等口號般的空洞言詞，這算是哪門子政綱呢？結果，他拒絕出席任何有對手在場的論壇，根本不給人有機會挑戰他，這算是哪門子的面對市民呢？你可以說他用落區的方法來面對市民，但他每到一區不是去些經過精心挑選的地點和少年老人說說話，就是吃點零嘴揮揮手，真正有內容的政治演說半點也不見。為什麼他不在每一個區都找個會堂開一場「市民會議」(townmeeting)，認認真真地對到場市民發表演說，轟轟烈烈地正面面對質詢，傾盡全力去贏取民心呢？難道一趟正式的落區競選之旅不該是這樣的嗎？原來香港傳媒和市民都這麼容易收貨，每天眼球跟曾蔭權轉，沒有質疑，也沒有人再追問那曾經應許的政綱在哪裏。

民主黨的挑戰者李永達更是叫人氣餒，從提出「一票兩投」(也就是提名階段提名他，投票階段大可再選其他人)開始，就擺出一副「旨在參與」的必敗模樣，完全沒有依照自己的一貫綱領去對曾蔭權的競選工程做出針對性的部署。例如對手的政綱空洞，你李永達大可拿出一套更完備可行的治港方略吧。不，他搬出來的政綱如果不是更貧血，至少也比不上他自己競選立法會議席時用的那一份。如果對手落區只是「做騷」，真正狠招全招呼在那700多選委身上；李永達難道就不能反其道而行，把個個市民當做手中有票的選民來看，更賣力地巡迴全港宣揚政見嗎？贏不了選舉或是必然，但連贏民心的動作企圖也沒有，豈不枉了「民主派」的招牌？既是如此，李永達又何必參選？

在香港的政治格局底下，向來有人主張應該少參與不合理的小圈子遊戲，好一方面透過杯葛暴露其醜態，另一面則厚植力量於公民社會。以前就曾有人建議所有自認是民主派的，都不該參選並非全面直選的立法會；而議會裏的民主派議員也該趁早辭職。不進議會，那幹什麼好呢？不進議會可以重新回到街頭，再從社會運動幹起。不進議會其實還可以搞一個平行的影子議會，推出一套平行的影子內閣班底；正式議會有辯論，民間影子議會也辯論，正式局長有政策宣布，影子局長也跟進反建議。但這個大膽的建議不受歡迎，因為對民主黨派中人而言，沒有議席不只少了發言空間，怕到時天天吶喊也無人理睬；沒有議席更意味斷絕經濟來源，沒有錢又怎麼研究政策，沒有錢又如何請人民間串聯？這條激進路線日益被人認為是條只講良心不顧事實的死路，儘管事實絕非如此。

於是又有一批溫和民主派如張炳良，力主參與建制遊戲。他們擔心要是不玩這個遊戲的話，民主勢力只會日益邊緣化，不只喪失任何影響政府實際運作的機會，也會逐漸被市民遺忘。相反地，要是自己也下場參與「玩埋一份」，說不定還能鑽到空子。例如當日民主派要是沒杯葛選委會選舉的話，今天李永達要拿到100個提名也就未必是件難事了。

面對眼前的特首選舉，民主派內這兩條路線再次浮現，但除了鄭經翰等少數既反對李永達參加小圈子選舉又同時提名曾蔭權的「詭異激進派」之外，大體上還是以提倡參與遊戲的溫和路線佔優。與此同時，也有學者如蔡子強和各種傳媒輿論，認為曾蔭權應該「假戲真做」，讓這個其實不用舉行的選舉像一場真正的選舉。其實這類看來好像是教導曾蔭權公關技巧的言論，和早前包括我自己也參與了聯署的「反對四無特首」聲明，以及李永達宣布爭取提名，都有默認此次特首選舉合法性與合理性的成分。為什麼我們不乾脆提倡杯葛這個只有幾百人可以投票，而且結果早經天定的選舉呢？

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曾蔭權一定會出任新的特首。從江澤民在人叢中找出董建華來握手開始，一種毋須明言也不言而喻的潛規則就在香港政治的地景裏生長蔓延。這種潛規則曾是香港人不熟悉，但內地人都心領神會的一種權力運作方式。就如人大代表，明明不是百姓自己提名選出，為什麼又能代表人民呢？如果你這麼問就表示你太不懂國情了，真正熟悉國情的人可能只會一笑置之，要不就頂多說一句「就是如此」。曾蔭權為什麼必然是唯一理想的特首人選？各界名流為什麼一一出來表態，支持他一如當年支持董建華連任？競選本來是一種徹底顯露候選人能力和理念的過程，為什麼現在競選還沒開始，有權投票的人就好像已熟知候選人施政方針及綱領，知道他就是那個chosenone呢？這些問題現在看來都是沒有人再有興趣去知道答案的問題，大家只想知道有誰還沒表態，又有誰表態之餘還開了條件。這表示一種妙不可言人盡皆知的潛規則，已經成為香港人普遍接受的事實了。而曾幾何時，我們以為香港是一個規則明晰可見，大家都得跟那些公開規則辦事的地方。

我們在知道曾蔭權其實不需要政綱的情下提出政綱，我們在知道曾蔭權其實用不出席論壇的情下出來論辯，我們在曾蔭權必將勝出的前提下盼望還有人能夠拿到足夠提名去陪跑一回，我們在曾蔭權極可能是唯一合格候選人的局面中要求至少得有信任投票。如此苦心孤詣，如此悲涼無助，是為了什麼？那絕不只是為了讓曾蔭權的特首做得

更有民意認受、更有威權；而是想為整場選舉定出哪怕是最沒意義的表面規限。這是一場戲嗎？如果是的話，它要不要起碼有點戲的樣子呢？假如連這種戲都不用做足，假如曾蔭權連這麼一下子過場都不屑表演，那麼還有誰能相信各種規條俱在的形式制度，抵得上潛在的「握手」與「寒暄」呢？

看到李永達的不濟，看到曾蔭權「競選」工程的方式，實在令人慨嘆，甚至心死。以後就讓大家記住田北俊的實話，如果不知必勝，如果沒有中央的明確支持，就不要再去參與什麼遊戲了。

梁文道或黃世澤：香港的文化回歸（上）

【都市日報-兵器譜】「回歸」二字，用在文化上，難免有些誤導。一般總是把這兩個字想像成一段很具體很有情節的肥皂劇︰一個紅鬚綠眼的惡徒強行從一個弱質女子的懷中搶走她的新生兒，那孩子長期在異域成長，不只不知親生父母的姓名，不知祖邦的風土人情，甚至還習來一口蠻荒島語，自以為是那惡徒的親生子女。

後來正義終得發揚，冤情終歸平反，早非當年吳下阿蒙的母親不再是弱質女流，而是一位仗劍走天涯，門下客三千的大俠，當日作惡的匪徒只好把那搶來的孩子雙手奉還。

由於有這樣的劇情藏在意識底下，大家認為香港這孩子必然有重新回到母親懷抱的尷尬與猶豫，甚至抗拒，他不知道自已的真正身世，他那口夾雜著英文的廣東腔一時之間轉不成標準的普通話，習慣了外邦人的生活也使得他適應不了「國情」。但他到底是個給英國人搶走然後養大的可憐小孩，因此需要給他一點時間一點教育和一點鼓勵，遲早他會「再中國化」，變成不再離家的中華子女。

如果事情真是這麼簡單，那就好辦了。可惜這只是齣空想出來的肥皂劇，歌唱得再長，戲演得再多，也不能取代真實。真實是主流香港人從來沒有否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也從沒有誤認自己是英國人。比起大陸上的同胞，他們只不過覺得自己是種不同的中國人罷了。

曾經有一段時期，很多西方和日本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與漢學家來香港尋找「最正統」的中國標本。

他們在新界的元朗和上水尋找廣東最傳統的「神功戲」，研究傳統大家族如何透過祭祀表演奠定自己的社會權威。

他們在西貢觀察南方漁村的經濟網絡和生活風俗。他們又發現直到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有些村落竟然還在默默奉行「大清律例」，不只六時之後禁止外人入村，甚至可以公然娶妾。

這些學者來香港不只因那段時期要進大陸很難，而且是因為中國政府不准大家拜年的時候，香港人仍然放鞭炮送紅包見面必道「恭喜發財」。深圳河北正在大破四舊掃除迷信的時候，黃大仙廟依然香火鼎盛。

北邊打倒孔家店，南方這個小島上則有一家新亞書院，唐君毅、牟宗三、錢穆和徐復觀在此打起了「新儒家」的旗號，開館授徒。如今在法國思想界相當走紅，大陸也正陸續出版其著作中譯的哲學家于連（Francis Julien)，當年就是專程來香港學習中國思想史的一個留學生。

梁文道或黃世澤：真相與和解（下）

【都市日報-兵器譜】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之所以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之所以值得未來的中國人參考，在於面對著無數的受害者與加害人，它採取了一條特別的道路，既非大赦天下掩飾過去，亦非血債血償或大肆追捕犯人歸案審判。

它的做法是鼓勵自首，同時鼓勵受害人和他們的家屬出來申訴。

它注重的首先是尋求真相，讓雙方在委員會組成的聽證會上各自表白、吐露實情。

然而最終目的卻是和解，只要犯事的人勇於公開懺悔，並且尋求寬恕，就不會再面對任何懲罰與法律上的追究，除非他的犯案目的不是出於政治理由而是來自私利。

另一方面，受害人或他的親屬可以得到國家賠償，此外他能做的就只有原諒與寬恕。

這是一個聽起來瘋狂而荒謬的構想，所以受到很多人的懷疑和批評，直到今日其運作也不能說是毫無問題的。

可是實現起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卻發揮了驚人的力量，把人性的道德深度拓展到一個史無前例的地步。

昨天我提到的那些慘案，全是在這個會議上揭露出來的。

絕大多數的兇手在眾目睽睽和鏡頭燈光環繞的情況底下，面對著自己害死的年輕人的母親，面對著自己關押過的無辜百姓，面對著被自己打成殘廢的老人，都變成了想找地方躲藏的脆弱靈魂，赤裸而易傷。

聽完證人與受害者遺族慘痛的泣訴，他們羞愧得無以復加。

然後他們開始一字一句地坦白自己當年幹過的事情，接受會員的盤問。

到了最後往往泣不成聲，兇手一一成為等待寬恕的罪人，有的甚至乾脆想一死了之。

奇跡是會發生的。受害人積壓多年的憤懣在這裏徹底宣洩，委員會特設的人員會擁抱證人安慰他們平靜他們的心情。

再冷酷的兇手到了這裏都不得不面對自己的過去，為他們從來不敢向妻子兒女坦白的行為徹底崩潰，這是比坐牢更可怕的處罰。

然後，受害者在這環境底下居然，並且是經常地說出一句：「我原諒你」。就這麼一句簡單的話，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想過它是如此地震撼，如此地動人心弦。在屠圍主教的主持底下，會眾在這一刻時常會跟著他起立鼓掌與歌唱。

哭聲、掌聲與歌聲，已經成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標誌。

當你下次聽到有人抱怨南非不平靜的治安狀況，請想想它原來是個甚麼樣的國家。

然後再祈禱，但願有一天我們會有一個中國版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梁文道：並不顯赫的留學生活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鄧小平曾經留學法國，屬於「勤工儉學」的那一代人，我一直很好奇當年法國的生活風尚在他身上可有留下任何痕跡。聽說廣州的白天鵝酒店開幕不久，鄧小平到訪時吃了那裏的包，曾經對人說過：「很正宗，想起法國的味道」。他可還會說法文嗎？我孤陋寡聞，也提不起勁去追索研究。但在雷競旋的《窮風流》，我讀到他們幾個留法學生在巴黎華文日報打工，隨總統米特朗訪華採訪，等在人民大會堂門外，「鄧抵達時特意舉起右手向記者招呼，說了一句bonjour」。

很多留學生的回憶錄都會說到外國的文采風流，學院群英之間軼事趣聞。於是雷競旋的《窮風流》，你大概以為也會有沙特出殯萬人空巷的盛況報道。結果不然，裏頭沒有多少大人物，一閃而過的鄧小平「你好」與米特朗手中的紅玫瑰（手中一朵紅玫瑰，是法國社會黨的象徵），就是這本書的最大牌了。既然叫做《窮風流》，想當然耳，它也該有窮留生住在典型的巴黎樓頂房，浪漫快活地過波希米亞生活的韻事吧。事實雷競旋與妻偕子一家三口，窮則窮矣，樂也融融，但也不如想像中那麼奔放不羈。雷競旋筆下的留法生涯雖有起伏，但他遣文用字非常克制，不故作驚人，反而總讓人感到一股平靜。

還有溫情，是這本書最動人的特點。想起教過他非洲史的老教授，雷競旋回憶完師生緣份之後，最後寫一句「布朗斯維克教授在一九八九年逝世，享年八十五歲」。沒有再多的感傷，一切盡在不言中。又憶及住在波爾多時的一對鄰居夫婦，是樂於過平淡日子的本份人，雷形容他們過的是「江山靜好，歲月無驚」的日子。末了，又說「我很肯定他們將會一直延續這種安穩、與世無爭的生活，快快樂樂地過日子，祈求不會有意外發生在他們身上」。

我很喜歡雷競旋這種寫法，常在?述完一段友人的往事之後，忽然躍出，或者為他祈福或者為他感傷。有點像以前的阿拉伯文學作品，作者每提及一個實在的人物，就加一段「願阿拉祝福他」。隱隱然似乎相信文字有靈性的作用，寫書如懺悔像祈禱，別有一種神秘力量。大人物沒多說，雷倒是談了不少昔日鄰居的老寡婦、流浪漢和孤獨的老傷兵，他說：「回憶起巴黎，除了想到甜美的日子外，也想到院子裏的舊日鄰居，他們是易於被忘掉的一群，沒有誰會為他們樹碑立傳，他們也不會想到，這麼多年之後，我這個當時的異鄉人會在遙遠的東方執筆為他們留下點痕跡」。也因為雷競旋把他們寫在書裏，所以他們被記住了。閤上書，那位在異國城市一個小院子裏等兒媳來接吃年夜飯等了一晚的老法國人，要比鄧小平驚鴻一瞥的「bonjour」，更教人難以忘懷。

《窮風流》是本退休教授的留學回憶，自然有學院生活，有老一代華人留學生的愛國情懷。但很意外地，我沒想到它還是這麼一本感性的人間群像。

梁文道或黃世澤：真相與和解（中）

【都市日報-兵器譜】很多人都說現在的南非很危險，種族隔離政策取消之後，治安好像更壞了。強姦打劫謀殺，幾乎到了無日無之的地步。但是很少有人想到，南非原本其實可以更壞。

想想看，那些佔了全國人口大多數的黑人為甚麼沒有群起暴亂呢？當過囚徒數十年的曼德拉上台之後，又為甚麼不報復，不去把昔日送過他進監獄的人也丟到牢房，不去率領非洲民族大會來一趟反向的民族大清洗，殺盡往日迫害黑人的軍警，流放所有的白人呢﹖這一切，本來都是可以發生的，而且不會讓人訝異。

或者，南非起碼得效法二戰結束之後針對納粹餘黨的做法，來一回南非版的紐倫堡大審判。但問題是該審判誰呢﹖無論是白人政府，還是代表被壓迫民族的各種組織，有那一方的雙手不曾沾血﹖比如說，一個叫做德克．克埃茲的白人警官曾帶隊綁架一名年輕人。他們先用迷藥灌昏那個被捉走的小伙子，再用手槍射穿他的腦袋。為了不留證據地毀屍滅跡，他們把他扔到一堆木柴和輪胎上，澆油點火。為確保死屍完全化灰，這些警員得在七小時內不斷翻動大腿和屁股之類比較大塊的肉。在這七小時內，他們還一邊喝啤酒一邊就著火堆烤肉吃，消磨時光。

反過來也有不少白人死在滿懷激憤的黑人手上。曾有一名女孩，雖然生於優勢的種族，長於中產家庭，但卻特別同情黑色同胞的遭遇，於是加入了反政府的人權組織。某晚，她開車送同伴回到黑人貧民聚居的地區，之後遭到伏擊。她被幾名少年輪姦，然後死在棍棒的刺戮底下。

還有一些黑人，只是想在這白人控制的不公平體制裡找到好一點的生活，加入警隊無奈地反過頭來對付同胞。這種人被當作叛徒，會受到地下反抗組織的報復。方法之一是戴「項鏈」，那其實是注滿了氣油的輪胎，掛在口頸中再點火燃燒的處死方式。

如果說經過了文革和六四的中國充滿了各色的受害人，如果說中國政府和許多百姓都不能自稱清白，那麼南非的情況可能只有過之，而非不及。是甚麼使得南非的白人獨裁政府可以和平交出政權，但不用恐懼報復？究竟是甚麼力量撫平了這個國家的傷口和苦痛呢？答案就在屠圖大主教這本《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裡。

梁文道或黃世澤：真相與和解（上）

【都市日報-兵器譜】一直以來，我都沒有在這個專欄裡介紹任何一本書給讀者。但念及六四事件十六週年之後的今天，幾十年來，我們這個國家，多少家庭破碎，多少人不知去向，多少人無辜死難，多少人靈魂破碎至今夜夜被不可揮散的噩夢折磨，就不得不介紹《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 這本非同尋常的感人著作。

《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的作者是南非開普頓聖公會大主教，一九八四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德斯蒙德‧屠圖(Desmond Mpilo Tutu)。

這位主教是舉世知名的和平鬥士，以黑人身份在實施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奮力抵抗官方的種族足歧視政策，因此獲得諾貝爾基金委員會的推崇。

他在這段勇敢對抗白人政權的歲月裡，固然表現出崇高的道德情操；但在曼德拉上台成為南非總統以後，屠圖倡設創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才真正是一件使他永垂青史，改變世界的開創性大事。

而《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講的就是這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要瞭解「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我們必須先認識一點複雜的南非歷史。很多人以為所謂「種族隔離」政策就是一種白人壓榨黑人的手段，恍如當年黑人在美洲被當作奴隸一樣。

其實不然。顧名思義，種族隔離指的不是白人用種種手段去奴役黑人，而是徹底地在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的所有方面分隔兩種人。

有些學校黑人不准上，有些工作黑人不准做，有些地區黑人不准住，最極端的情況是，白人政府甚至把一些部族趕到一個地區，迫他們獨立建國。其目的是保持白人種族的純淨。

此外，白人本身也並非鐵板一塊，他們自已也有荷蘭後裔為主的「波爾人」和英語裔兩大族群之分。而黑人的部落更是繁雜多樣，各個族群彼此都有不少問題和紛爭。

數十年來，為了強化或反抗嚴格的種族隔離政策，有許多白人因暴亂而傷，但有更多黑人受到鎮壓或者受囚，或者致死，還有一些為求生存的黑人因服務白人政府而被當作叛徒，下場也相當悲慘。

梁文道：愛國港人的六四創傷——給程翔

【明報-港聞】不久前離世的法國詮釋學大師利科(PaulRicoeur)，曾經說過這麼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如果不把未完成的許諾重新恢復活躍起來的話，那麼所有的烏托邦都將是空虛的。」的確，所有烏托邦都是對美好未來的許諾。烏托邦之所以顯得虛幻縹緲，是因為它們總是未能達成難以實現。然而也正因為烏托邦總是怎麼等都等不來，因此它才是那麼美麗那麼誘人。對很多人來說，1989年的六四民運也是一次烏托邦式的運動，為我們許諾了一個更民主更公正更開放的未來中國；但它終於隕落潰散，消失在勝利者的「平靜」歷史之中。可是，為了不使它徹底淪落空虛，總還是有那麼一些人想要活化那個未完成的許諾。除非認為民主開放公正的中國只是純粹的虛幻，否則我們就有責任去恢復記憶，讓那個烏托邦繼續成為有吸引力的美好前景。畢竟，未來與不來，還是有很大分別的。

記憶是必要的道德責任，問題只是該怎麼去記。比如說，一年一度的六四紀念晚會就是一種記憶方式。十多年來，它不斷被人詬病太過扁平、太過公式化，總是同一批人站在台上(雖然少了劉千石也多了些新面孔)，喊相同的口號唱相同的歌，和大致雷同的程序。在媒體眼中，它最大的意義就是參與者的數字，而這量化的數字就成了香港人熟記或淡忘六四的指標。於是關於六四，似乎就只有記得/不記得(或者「平反六四」/「向前看」)兩種選項。但記憶又豈能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就算要記住六四，我們能不能也問一下該怎麼記呢？

六四燭光晚會不是不重要，但與其說它是一種記憶(re-membering)，倒不如說是一種佛洛伊德描述的病理現象：「重複」(repetition)。有些受到巨大創傷的人會不斷強迫地在腦海中回到那個使他痛苦受傷的場景，但他既不知受傷的原因也不知自己的傷口究竟何在，他未必記得起那樁事件前後的細節，但卻再三執迷地回到事發的那一刻，甚且伴以儀式性的固定行為模式。同樣地，那些當年簽名發表過聯署聲明，如今卻老是夢囈般地要大家「向前看」的人，也很像患上了另一種精神官能症：「失憶」(amnesia)。總是記不起受到創傷的那一刻發生了什麼事，彷彿自己從未經過那段折磨。無論是重複還是失憶，都算不上真正健康的記憶。而重複與失憶兩種普遍現象的存在，都說明了六四確實是香港人集體經歷的一次創傷性經驗，有待治療。要治療就得毫無保留地回顧那段經歷，把它完整地說成故事。但是非常可惜，中國政府固然壓抑了記憶六四的復健努力，就連香港人自己也沒有試去掙扎地說出自己的完整故事。自1989年六四事發後一連串的圖冊見證與資料集出版後，至今沒有任何一部著作嚴肅地回顧與分析六四在香港造成的效應。其他形式的作品也不多見，例如電影，據知也就只有舒琪在1990年拍的《沒有太陽的日子》。

六四留下的傷口，至今仍然纏繞香港，它的影響遠遠超出集會人數和政治人物的誠信這些已知的表面徵狀。事實上，今天關於愛國、民主化和香港人政治參與的熱情等種種爭論，其實都走不出它的陰影。

還記得1989年6月初在《信報》發表的一篇評論裏，我曾說過這場運動在北京或許是「民主運動」，但在香港卻徹底變成一次「民族主義運動」。現在想來，當時那篇文章措辭或許失之武斷，但我依然認為其基本判斷是沒錯的。大家可以回憶一下，當年從4月到6月之間，香港社會瀰漫的空前熱情，其實更多地是與中國人的民族認同相關。例如當時市民們朗朗上口的《做個勇敢中國人》、《我是中國人》與《龍的傳人》，在北京天安門前一片反官倒聲中並不常聞。因為對身在北京的內地人而言，中國人的身分是不證自明的，搞民主運動和唱歌表白自己的中國人身分有什麼關係呢。所謂「愛國民主運動」的重點就是民主，「愛國」二字是用來定性這場運動的政治正確的前綴詞罷了。反觀香港，經過20多年的經濟騰飛，與對內地政治社會情的相對隔絕之後，這場運動卻是觸發港人重新認識國情重新在情感上「認祖歸宗」的契機。不少香港人未必清楚廣場上群眾各式各樣訴求的具體內容，但都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去看電視聽廣播，去和同事同學討論運動走勢，心底下貫注的就是一種要把身在殖民地的自己和中國連接起來的情緒力量。因此，我們大可以說，比起關注本土議題的七一，89年香港搞的其實是一次史無前例空前龐大的愛國運動。它發動的激情是再多的《心繫家國》都比不上的。

引發這股浪潮的自然是當時在北京追求民主化的學運。早有不少論者指出，香港人的熱情是建立在對前途的預想上的。很多市民認為如果中國在97年前就已經開展了民主化的政制改革，那麼回歸也就不再是一件令人懼怕的事了。對中國民主的熱烈渴求導生了港人的國族認同，民主與愛國在這段時期就此結下了不解之緣，成為後來支聯會的最大動力，也成為民主黨等泛民主派的政治資源和背景。

可是，當香港各階層曾經寄以巨大希望的運動被碾在坦克履帶底下，火熱的心也就墜入冰冷的深淵了。必須接受現實的香港人發現原來動員了整個社會力量的集體行動，也無法改變中國領導人的意志之後，就再也提不起勁去參與包括集會遊行在內的各項政治活動。自此之後，一般香港人開始進入一段政治低氣壓時期，不只不想

參與政治也不大關心政治，反正政治局勢的推演與我無關，也不受我影響。情要等到2003年的七一遊行之前才有所改變。

六四的結局不只壓抑了香港人參與政治的熱情，延滯了曾經可望可即的民主前景，同時使得香港人對於「愛國」產生了抽離的情緒。這就是香港的六四創傷綜合症。所以叫香港人透過欣賞國家十多年來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去放下六四，就等於要香港人否定自己的過去，否定自己當年爆發的民族情感，轉而認同一種更現實更功利的愛國主義。然而這是哪門子的愛國呢？同樣地，把源生於一場愛國運動的支聯會標籤為「反中亂港」，也等於是叫那批香港人認錯，承認自己當年站錯邊。要民主派與支聯會劃清界限，就是要部分香港人放棄爭取中國民主化的癡想，把注意力集中在深圳河以南就好。無視六四事件在現代香港人民族認同過程裏的奠基性地位，否定它掩埋它遺忘它，因此是一種撕裂他們愛國熱情的冷酷舉動。

如果參加六四燭光集會的人數少了，並不是經歷過那段創傷的人早已康復，而是他們一方面不想困在不可解的重複詭局，另一面則日漸接受更加現實的失憶狀態。患上了六四創傷綜合症的香港人，會在需要的時候得體地回答「我哼的是國歌」，會在恰當的場合別上一枚國旗徽章；但是在心底裏，他們就像一些曾經遭受父母侵犯的小孩，有的只是冷默、疏離、不信任。

梁文道或黃世澤：爵士與騎士（下）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騎士不再主宰歐洲戰場後，售賣相當尊貴的騎士名銜，一度成為歐洲皇室解決財政問題的靈丹妙藥。不過，近一百年來，英國作為少數仍然保存君主立憲制的歐洲國家，不再出賣騎士，亦即香港稱作爵士勳銜，騎士由財政工具，又轉變成一種籠絡人心的工具。

在工業革命後，英國在海外大肆擴張殖民地，但管治不同種族的殖民成為一大難題。為了籠絡人心，皇室由一個具實權的機構，漸漸成為一種統戰工具。今天英國皇室的網頁，就指明皇室在現代社會的角色是「榮譽的泉源」（Sovereign as ‘Fountain of Honour’），勳銜的統戰作用，不言而喻。

由十七世紀開始，英國皇室就頒授越來越多各類型五花八門的勳章作為政治工具。在1783年，英國皇室就開始頒授Order of St. Patrick，用作獎勵在愛爾蘭支持英國統治的人，在1922年，愛爾蘭獨立才停頒。

在一次大戰期間，更開始頒授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的各級勳章，亦即我們熟悉的OBE、MBE等勳銜。騎士地位，亦漸漸與英國整個勳銜系統整合，成為英國各種勳銜中，級別較高的一級。

勳銜政治用途相當多，既可以用作獎賞、激勵英國國內對社會有貢獻的人，亦可以用來維持殖民地精英對宗主國的忠誠，更加可以作為外交工具，加強英國與盟友之間的關係。與英國關係密切國家的前任元首，以至像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般的知名人士，都收過英國皇室的勳銜。現時全球有十萬人，擁有英國皇室頒發的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級別勳銜。

既然騎士榮譽只是政治工具，騎士亦不用再是英帝國的公民。現時，英國會對非英國公民頒發等同爵士的KBE（Knight of British Empire）勳銜，將騎士地位的剩餘價值利用至極致。

不過，英國政府到處頒勳銜也好，內外始終有別。並無接受英國皇室代表，用劍輕拍肩上的人，不可自稱為Sir，亦即我們熟悉的爵士，英國稱呼他們做榮譽騎士（Honorary Knighthood）。而英帝國的子民，才會得到皇室代表輕拍肩上的待遇，亦可以自稱為Sir，他們的榮譽，雖然不包含軍事上的責任，但彰顯他們對英國的重大貢獻，以及舊有騎士傳統的傳承。

由這種禮節上的分別，這難怪一向心向中國的民建聯中人，對曾蔭權爵士的爵位耿耿於懷。不過，中央領導人都不介意曾蔭權以英國爵士之身出選特首，蔡素玉又何苦介懷這身份。

梁文道或黃世澤：爵士與騎士（上）

【都市日報-兵器譜】最近，曾經對特首候選人曾蔭權爵士有所怨言的立法會議員蔡素玉，公開表示支持曾蔭權爵士參選，但希望曾蔭權爵士能夠退還英國皇室頒發的爵士榮銜。

雖然香港曾經被英國殖民統治超過一百五十年，但在香港人眼中，爵士似乎是達官貴人的身份象徵，但對爵士榮譽背後的歷史源流，似乎不甚清楚，而英國政府亦未有向香港宣傳一下，到底爵士代表了什麼。

爵士的英文並不是Sir，Sir是對擁有英帝國或英聯邦國民身份的爵士的稱呼，爵士的英文叫Knight，可譯作騎士。對於經常沉迷於電腦角色扮演遊戲中古世界的人，或許對騎士這種榮譽或職業有點印象。

騎士這種身份，起源可以上溯至羅馬帝國年代。到了中世紀，羅馬帝國瓦解，騎士就開始專指為一些自小受過軍事訓練，穿著厚厚金屬盔甲的騎兵。這些騎兵最初只是僱傭兵，一般人可以用錢僱用這些受過訓練專業人士，國王也可以按需要召集這些職業軍人抵禦外敵，或鎮壓內亂。

後來歐洲各國的皇室，認為需要設立一套制度，令這些軍人效忠皇室，因此，就將土地賞賜給騎士，作為騎士經濟的基礎。而騎士們在戰爭時，需要自備武器、裝備、兵馬，為所效忠的皇室服務。不過，中世紀有騎士同時向幾個國家的皇室效忠，亦非罕見現象。

曾蔭權爵士在一九九七年，於前總督府接受爵士榮譽時，英國王儲查理斯王子，穿著軍服將西洋劍輕輕在曾蔭權爵士肩上拍一下，就是繼承中世紀的騎士冊封儀式的傳統。

作為職業軍人，最初的騎士行為並非彬彬有禮，有些騎士言行相當粗魯。但經過教會的努力，到了十三、十四世紀時，騎士除了要武藝精湛，琴棋詩畫樣樣皆能，對個人的修養亦相當有要求，所以騎士雖然是一介武夫，但都能做到舉止端莊有禮。

不過騎士的軍事角色，隨著蒙古人將中國人發明的火藥帶入歐洲，槍炮取代了裝甲騎兵在軍事上的角色，就不只是受過嚴格訓練的軍人才能當騎士。後來英國國王愛德華二世（Edward II）、詹姆士一世（James I）等，容許以金錢換取騎士榮銜，藉此改善皇室財政狀況。騎士由此開始，就開始與軍事脫，漸漸發展成今天的爵士。

梁文道或黃世澤：差額選舉

【都市日報-兵器譜】最近埃及舉行全民公投，通過未來埃及總統選舉，可以多於一位候選人，而不只穆巴拉克一人演獨腳戲。換了華人社區的說法，這叫引進了差額選舉，令選舉較具競爭性。

在中國極其緩慢的政治改革進程之中，曾幾何時是進步的象徵。中國在一九五三年制訂中共建國後的選舉法時，規定各級人大實施等額選舉，候選人人數與議席空缺一樣，選舉缺乏競爭，也沒有意義。鄧小平上台後，在一九七九年開始修改選舉法，引進差額選舉，這一度是中國政治改革的里程碑。

不過，後來不少都發現了，如果引進差額選舉時，提名機制上並無作出放寬，提名門檻異常地高的話，縱使有差額選舉的條文存在，但仍然不可能有真正的差額選舉，這種差額選舉條文也只是裝飾品。

以最近的埃及憲政改革為例，雖然埃及總統選舉可以多於一位候選人，但候選人要取得國會百分之十五的議員提名，而埃及國會基本上受穆巴拉克所領導的民族民主黨（Egypt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所控制，反對黨所佔的議席極少，因此反對黨很難取得所需的提名人數，結果穆巴拉克照樣可以在獨腳戲下，連任埃及總統，這難怪埃及反對黨，不分宗教左右，都全力呼籲選民杯葛全民公投。

在香港，另一個前英國殖民地，特首選舉名義上都是差額選舉，容許多於一名候選人，不過，由董建華連任那屆開始，香港特首選舉就像埃及總統選舉一樣，都是實質上的等額選舉。董建華連任時，沒有候選人和他競爭。而曾蔭權爵士現在參選，居然希望爭取到超過七百名選委的提名，民主黨主席李永達，以及金融服務界的立法會議員詹培忠，爭取得一百名選舉的提名都相當艱難。

因此，就算選委人數增加了多少，以至引進了差額選舉，都不代表政治制度更為民主，當權者只要緊緊控制著提名門檻這道死穴，差額選舉都會被搞成等額選舉，沒有競爭的選舉，民主程度如何都可思過半。

由埃及和香港的例子，香港人不要以為選舉人選增加了，政制就有了進步，如果選委增加到一千六百人，但特首候選人所需的提名人數同樣加一倍的話，那日後的特首選舉，正如其他等額選舉一樣沒有看頭。

梁文道：哈佛學生李歐梵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近些年來香港文化圈中最有名的哈佛人，應該是讀過哈佛也教過哈佛的李歐梵了。原因絕對不是他自己老掛「哈佛榮休教授」的招牌四處行走，而是別人總愛如此介紹。就算他如今明明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很多活動的組織者還是喜歡把他介紹為「哈佛大學來的李教授」。這多少反映了香港乃至中國言必稱哈佛的怪現狀。查一查某些官員的簡歷，如果去過哈佛，哪怕是短期研修，也必定被大大地排在履歷表的第一行。更有一本叫做《哈佛女孩劉亦婷》的書熱爆神州，不知多少家長想從這本書裏尋找為子女改姓「哈佛」之道的線索。

於是李歐梵自言：「既然連哈佛學生的母親都能寫暢銷書《哈佛女孩劉亦婷》，我這個貨真價實的哈佛教授，為甚麼不能？」。終於他也來了一本《我的哈佛歲月》。可惜，要是李歐梵真以為這本書能賣得像《哈佛女孩劉亦婷》那麼好，可就大誤了。關於這點，我有個尚待確證的小定理，那就是「哈佛教授的書一定不如哈佛女孩的書暢銷，而哈佛女孩的書又一定不如她媽的書暢銷」。例子之一，是李歐梵常常稱讚的韓南（Patrick Hanan），去年出了一本中譯論文集，集子的序就是李歐梵作的，也收在《我的哈佛歲月》裏面。在這篇文章裏，李歐梵把韓南誇讚成性格靦但學識深廣得驚人的不世奇才。但各位，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在上海一家各式哈佛男女孩書堆在門口的大書店裏，我歷盡了艱辛才終於找到這位韓南教授的中國文學論文集。

問題不在教授寫的東西一定太深奧太學院。李歐梵這本書的散文寫得就像他的人，平白、可親、有趣，沒有一點大牌學者的架子（據書中所言，哈佛教授們大多如此）。裏面自然有很多求學治學的苦處難處，但讀者們也一定會注意到李歐梵的「多情」。他在唸研究院的時候，常去的餘興活動是舞會。雖然場上最受歡迎的是本科生和法學院的學生，但身為最不受女性青睞的文理學院研究生，李歐梵依然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隨音樂手足搖擺舞將起來，一舞之後如雙方不棄則再舞，當跳到慢步舞的時候，就可以把臉貼上去，舞後問她電話號碼，牢記心中或寫在電話本上，以備不時之需」。

真正的問題是，對大部份人來講，進哈佛就像進任何大學一樣，是學習的終極目標。因此教貴子弟怎樣走入這學習終點的指南，絕對要比告訴你即便是個哈佛教授還得刻苦求進的自白受歡迎。李歐梵離校二十多年回到哈佛任教，其中一個煩惱竟然是諸事纏身，再也不能像唸書時那樣到處聽課，天天泡圖書館翻書。看《我的哈佛歲月》，有那麼多曾經啟發過教導過李歐梵的明師，如今不是成為過時的古董就是再也無人說起。他們也都曾孜孜不倦地埋首經卷，至死不休，卻是為了甚麼？現在天天說要把大學搞得像哈佛的朋友，如果解不開這問題，又怎能憑空複製一座哈佛呢？

梁文道或黃世澤：國家機密

【都市日報-兵器譜】最近，前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現任新加坡《海峽時報》(The Strait Times)駐中國首席特派員，為取得一份不知真偽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有關的手稿，被中國的國安人員拘留。

竊取國家機密，本來就是香港人反對《基本法》廿三條的七宗罪之一。在一次大戰前夕，歐洲間諜活動相當活躍，當時英國政府為防軍情外洩，就在一九一二年，訂立了《官方保密法》(Official Secret Act)，將洩漏與國防、外交相關的資料，列為刑事罪行。隨著現代戰爭的諜報技術出神入化，世界各國陸續制訂了本身的保密法例。本來防範洩漏國家機密的法例，是保障國防安全，不過後來就變成了當政者防止一些不見得光的事曝光的藉口。

在1987年，前英國軍情五處副總監Peter Wright於澳洲出版Spycatcher，大爆英國軍情五處如何抹黑前英國工黨首相Harold Wilson、前軍情五處總監與蘇聯的關係以及軍情五處如何以不合法方法執行任務。

當時的戴卓爾夫人政府，一方面希望引渡他回英國，另一方面禁止英國傳媒引述書中內容。英國上議院（The House of Lord）以及歐洲人權法庭，都裁定英國政府侵犯言論自由，成為了《官方保密法》的一大污點。不過國家機密的罪名最恐怖的地方在於，控方有權以案情涉及國家機密為理由，要求進行秘密審訊，不讓公眾旁聽。換言之，國家機密可以成為剝奪公眾對案件知情權的藉口，之後政府如何對被告為所欲為，外界無從得知。簡單來說，國家機密由保障國家安全，演化成現代版的莫須有。

在香港，由於由英國《官方保密法》改成《官方保密條例》尚有界定何謂國家機密，法庭仍是獨立，雖然政府可以濫用這部過時法律，但被告仍然可以在法院和傳媒，與政府一較高下。

在中國，政府任意界定何謂國家機密，與國防外交無關的事，總之與領導人私利有關，都可被界定為國家機密。而政府以國家機密為例，不讓公眾旁聽審訊，而法院又不是獨立，基本上是領導人的私人工具。所謂洩漏國家機密罪，最後通通成為政治案件，甚至個別地方領導對付政敵的工具。

兩年前，香港人反對《基本法》廿三條立法，五十萬人因此走上街頭，並非沒有道理。

梁文道或黃世澤：星戰信仰

【都市日報-兵器譜】星戰迷中最奇特的，大概是一群「原力」(The Force)和Jedi的信徒。前年英國的一次人口普查裡面，約四十萬人在宗教信仰一欄填上Jedi或者原力。這個數字比英國的佛教徒和錫克教徒加起來還多。

後來在澳洲的一次人口普查裡面，也有相當一批人自稱是原力的追隨者。你以為這只是開玩笑嗎﹖恐怕不是，他們已經展開定期的儀式聚會，甚至有了教堂般的聚會場所。

《星球大戰》這部虛構作品，已經成了一股新紀元運動中新興勢力的靈感溫床。正如《西遊記》裡的無量壽佛孫悟空，竟也是中國民間信仰的一個神祇。

其實《星球大戰》的確有一個東西宗教融和的架構。比如安納堅(Anakin Skywalker)只有母親沒有生父，據說他的媽媽乃是原力直接作用受孕的，這簡直就是聖母瑪利亞童貞女懷孕的翻版。而安納堅則是創造宇宙原力的「獨生子」，被認定是恢復世界秩序平衡的「獲選人」(The Chosen One)，這則是科幻太空版的彌賽亞傳說。但這位原力的兒子，卻從以謙卑自制為行事原則的Jedi(原力的僕人)，經過憤怒、驕傲和不斷膨脹的慾望誘惑，墜入黑暗之中，變成最大的邪魔。一看可知，這是在呼應路西法的經典故事。

與此同時，我們還得留意《星球大戰》裡的正邪並非二元對立，截然可分的兩種勢力，而是同一股原力的兩個面向。而這個原力也不是一個有人格有智慧的超自然神祇，卻是一種蘊生萬物與天地共生的存在。

這很難不讓人聯想到中國的「道」或者其他宗教裡面的一元論傾向。此外，Jedi那種一方面靜思冥想原力的奧秘，另一面修習劍法的隱士訓練，則教人想到少林武僧般的「禪武不二」，或者以射箭修禪的日本和尚。哲學家卡普托(John Caputo)認為，《星球大戰》這齣穿了科幻外表的宗教寓言典型的新紀元信仰。

學者們過去總以為現代世界表現了科技昌明，一切都要講理性，古老的宗教和對超自然的崇拜遲早要一一退席。

但在這互聯網串通全球，人類正朝基因改造與納米世界進發的時代裡，超自然力量卻以新的形貌捲土重來。卡普托認為《星球大戰》第一集的其中一幕最能說明這個現象，那就是Jedi大師Qui Gon用一個小儀器替幼年的安納堅驗血，猶如要取得基因樣本一般地為他測試一種叫做midichlorians的東西的含量。原來體內midichlorians含量越高，一個人的原力就越大。超自然力量居然能科學地測量解說，更奇妙的是，安納堅這小彌賽亞的身份，竟然是用驗血的方式證明！

梁文道：歷史傷口

【都市日報-兵器譜】對於一些經常把「向前看」掛在嘴邊的人，很奇怪為何在六四事件過去十六年後，香港仍有數以萬計市民參與燭光晚會；台灣名導演侯孝賢，在二二八事件結束後數十年，仍然拍了一套《悲情城市》，間接促成台灣當局為二二八受害人平反。

類似六四事件、二二八事件這些在發生之後數十年，仍然可以引發正反陣營激烈爭論的事件，通通可以稱作「歷史傷口」。

這些歷史傷口，通常是一些被武力鎮壓的民眾運動，這些民眾運動，都不是以推翻現有政權為目標，起初只是為民請命的運動。

後來當權者感到權力基礎受到挑戰，以武力鎮壓這些運動，並大舉搜捕同情運動的平民。有不少民眾對當權者的武力鎮壓憤憤不平，因而造成雙方意見上的裂痕。由於當權者長期拒絕就事件作出交代，這樣的膠著狀態造就了雙方關係的長期緊張，漸漸成了一道歷史傷口。

於一九四七年二月發生的二二八事件，起初是一名賣私煙小販被打死的事件，漸漸就連本省籍人與新移居外省籍人的分歧都浮上水面，國民黨後來下令鎮壓，不少在事件中失去至親的本省籍人憤憤不平，造就了長期對抗。

而一九八九年四月至六月發生的六四事件，當時的北京學生，本來藉悼念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機會，抗議當時已經出現的官場腐敗，後來領導人感到權力受威脅，就派軍隊鎮壓。

支持北京學生的香港人仍是無法原諒這種殺害年青棟樑的做法，才令維園燭光晚會出現了十多年。由於二二八與六四的相似性，難怪侯孝賢曾說六四令他想起二二八。

這些歷史傷口，維持越久越難撫平。二二八事件所埋伏的隱痛，有時都會在台灣政壇發作。不過，通常政府成立了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責任，並就此道歉，傷口的傷勢就會大為好轉。像二二八事件現時對台灣政局的影響大為減弱，至少泛藍泛綠不會用二二八互相指責對方。

如果真的要向前走，治理歷史傷口很重要。往往治理了歷史傷口，才能夠進一步團結起來，攜手闊步。

要一個淌著血的傷者，不去治療繼續往前行，就算傷者不感覺到痛，亦有很多後遺症。正視傷口，才是向前行關鍵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