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人類最大的邪惡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有網友在時事論壇上留下這樣的一段話：「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六十周年，有那麼多國家紀念，德國又再度表示痛切懺悔。反觀南京大屠殺，又有多少人記得呢？其實比起日本鬼子的殘酷，德國佬文明多了。只是把人捉進去做苦工，然後丟進毒氣室毒死，又快又省事，痛苦程度小多了。」只是把人捉進去做苦工？只是丟進毒氣室毒死？文明？我不想比較納粹集中營和南京大屠殺哪一個比較殘酷，因為比較兩種極惡的程度本身就是無知，甚至不道德。

但是對於那些慣性以為集中營比較「文明」的國人，我覺得他們實在要拋開電影上的刻板形象，接受一次徹底的殘酷洗禮。任何自問精神還算強韌的，或許可以拿起意大利作家普利摩．李維的《滅頂與生還》。

「你進入集中營時，期待至少一起受苦的同伴會有同仇敵愾的情感，但是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之外，你所期待的盟友根本不存在」。「新來的人甚至不被視為難友，更談不上朋友。絕大多數情況下，老練的俘虜對新進者表現出的是惱怒甚至敵意……因為他身上似乎還帶有家的氣味」。排斥新來者，因為他們竟然還有人的痛苦；透過加一把力折磨他們，老俘虜們會得到老兵對付新丁的一丁點尊嚴，集中營裏最後的人性尊嚴。

所有倖存者的回憶都不可靠，不全面，因為他們有幸活到解放。而活得那麼久是因為他們比別人喝多一口水，吃多半塊包，甚至可以做輕微一點的苦工，他們是特權俘虜。「特權俘虜是集中營人口中的少數，卻是倖存者中的多數」。特權俘虜的主流是協助納粹管理同伴秩序的猶太人，在極權小宇宙裏分得一點特權的人，會無情地濫用手上那小小的特權，甚至把反抗的囚犯的頭壓進湯鍋裏活活淹死。納粹讓這些人「滿身罪惡，滿手血腥，盡可能地受到牽累，建立起強烈的共犯關係」。這些猶太人連自己人也不放過，只是為了多活一個禮拜。這才是集中營的真面目，不只殺人，而且毀滅靈魂。

被解放之後的感覺不是電影常見的喜悅，而是虛無、羞愧與罪惡。「當他們感覺自己再度成為人時，也就是必須為自己言行負責時，身為人的悲哀就回來了」。親歷集中營最後歲月，寫下人類史上最冷靜，最深刻又最黑暗的證言的普利摩．李維，平靜無情地剖析了人類不敢面對的自我，1987年跳樓自殺。

梁文道或馮振超：官商勾結與商人治港

【都市日報-兵器譜】特區政府突然大談「官商勾結 利益輸送」這個老掉牙問題，看過曾俊華局長兩篇大作的讀者，大抵也可自行判斷數碼港的是是非非。從中也引伸出另一問題，就是政府本身與商界的關係，這可能更值得大眾深究。

董班子的組成部分，商界精英分子的參與，一早已被外界稱為「商人治港」，董先生在商界數十寒暑，從政只是這十年的事，商家形象鮮明。財政司長唐英年及財經事務局長馬時亨，也是商界出身。教統局長李國章的顯赫商人家族背景更不用多提。若以共產黨思維辦事，用人時考慮背景是必然的，故由商人治理香港根本就是事實，中央政府也樂見其成，問題只是這班商界精英如何把戴了半生的商家帽子脫下，換上公僕身份。

商業社會講求效益、成本與利潤，但公共事務的重點卻經常被建制、政治、民意所牽引，兩者本質上已有所分歧，商家要成功轉型為官，談何容易。

追源溯古，中國社會對商人參政也有戒心，從士、農、工、商四字排位已能察覺商人在歷代不同政體下的定位。秦始皇帝便曾對商人施以辣手，下令在攻克別國城池後，把居於原地的商人外放他鄉，財產、房產自然亦多落得被充公下場。漢朝時，當政者對為商者更有不少限制，如不可騎乘馬匹，不得參與科舉考試制度，連與讀書士人為友作伴也不成。如此種種，說明了商家昔日在政壇上的不被重視及故意貶低的境況。

直至清朝，由於清初康、雍、乾三代戰事頻仍，令國庫空虛，乾隆一代官門才想出向商人富戶賣官，而商人亦樂於以錢財捐官，初時這些捐來的官只有銜頭頂戴，沒有實職。真至晚清，這些買來的官才有名有實，如中國有名的官場小說《官場現形記》中，便仔細說了晚清捐官及官場種種。

特區的政治生態，卻與中國傳統反向而行，從來也是商界主導，巨賈商家一言片語，已可震動社會。

相對東方之珠，西方社會中，商人能站上政壇最高峰者少之有少，外邦們明顯對專業人士從政有好感，如克林頓、貝理雅及英國外相施仲宏，均屬律師出身，而德國總理施羅德也當過政治記者，新鮮出爐的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則為會計師。

雖然現任美國總統喬治布殊曾任職商界，但他取悅選民的本錢，應歸功於來自政治大家族的背景吧。

梁文道或馮振超：數碼港

【都市日報-兵器譜】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曾表示「錯誤的觀點，如果用一些論據加以支撐，其害並不大，因為任何人都樂於證實錯誤觀點的謬誤所在。」

資訊科技局長曾俊華為數碼港撰文，表明數碼港並沒有官商勾結，以求改變社會輿論經常把數碼港與官商勾結劃上等號。可是曾局長這篇大作，流於政府慣常出現的毛病—「自我中心」，令謬誤百出。

數碼港已變成了特區高層的心魔，每當外界提出一些與政府口徑有異的言論時，政府高層便被觸動神經似的，年前政務司長曾蔭權在一個講解西九龍文娛發展計劃的吹風會(本港絕大部分報紙及電子傳媒均有派員出席)上，有報紙編輯便被曾司長大肆教訓，為的就是數碼港。

問題大致是西九龍會否變成數碼港翻版，編輯並提到數碼港計劃中的住宅發展項目貝沙灣，在發展商一片大肆吹谷下，比較數碼港更為矚目及成功。

話剛擱下，曾司長已喝道「你唔好唱衰數碼港喎……」然後是一大段力撐數碼港的言論。曾司長近年努力建塑親民形象，但一提到數碼港，不知為何如此「勞氣」，明顯是對外間毀論數碼港的一種情緒反彈。

曾俊華今次為政府解話，但效果成疑。在政治考慮上，政府大潮流是自我檢討，查找不足。但曾局長的大作，字裡行間卻每每帶有以正視聽，及澄清外間誤解的思維邏輯，文章題目為「關於數碼港的一些謬誤」、文中首段又用上「這些令人憤慨的指稱是否屬實﹖」來回應「輸送利益」及有人指數碼港是「官商勾結」。首段結語為「讓香港市民根據事實而非口號來判斷。」文字上已足見敵我分明，也否定了民間對數碼港種種質疑的合理性，是反過來叫民間自我反省、查找不足。

當代著名心理學家尚．皮亞傑(Jean Piaget 1896-1980)曾以「自我中心」一詞說明「兒童不能分別自己及別人的觀點，不能區別自己的活動與對象的變化，也會把整件事視為全然與自己有關係」。曾局長為文也有點自說自話的意味。在精神病學上，自我中心經常與自戀及性格缺陷扯上關係，局長的文筆，也可看出其出發點只具備政府對數碼港的觀點與角度，也因此陷於自戀行為的必然結果—對自我本位的單一欣賞，容易造成有意識的逃避面對自我缺點的困局，難以反省事情的是與非。

更可惜的是，文章沒有解釋政府在選擇電盈作為數碼港發展夥伴的準則、過程及談判細節，只是不斷以顧問報告、回報數據及一眾數字材料作為解釋重點。

說穿了，這只是一種源於自我中心而引發、不著邊際的開脫之言而已。

梁文道：拋棄殖民體制香港才有明天（香港：一項未完成的計劃‧三之三）

【明報-港聞】多少今天香港面對的問題，其實早在1997年前就已出現，只是當日的社會瀰漫一片盲目的樂觀情緒和自我肯定的夢囈，遮蓋了已經存在的病徵，或者早就開始潰爛的瘡口。當時香港人自我慶賀的情緒其實是恐懼九七回歸的自我防衛心理造成，大家面對回歸感到極度的不確定，不知道明天會是個什麼模樣，所以反過來肯定今日擁有的一切。認識到港人這種「信心問題」，中英雙方遂一再保證香港在九七之後一切不變，不只生活方式不變，而且制度也都不變。更奇詭的是，為了徹底保證這種不變，香港特區的根本大法《基本法》乾脆把香港戰後數十年在歷史中不斷調適改變形成的殖民地體制凝固下來，保存在50年不變的時間囊之中。《基本法》這種出於臨時政治考慮的設計，在公務員減薪問題上完全暴露了它的缺陷(據說《基本法》是特區的小憲法，世界上又有哪一部憲法會列明公務員的收入不變呢？)。但它更大的問題是在法理的程度上限制了香港真正解殖工程的開展。

比如說今天我們談香港的貧富差距問題，似乎它是個突然之間從天而降的災難。其實早在殖民地時期，早在所謂香港的黃金年代，反映收入不平均的堅尼系數就已不斷上升(從1971年的0.43到2001年的0.525)。根據呂大樂、王志錚和黃偉邦等學者的研究，香港社會的階級流動性也一直不如大家想像的那麼開放。從事體力勞動的低下階層要上升至服務階層的長程流動機會，事實上十分稀少。「只要肯搏，香港處處是黃金」的想法，與其說是事實，倒不如說是意識形態，它之所以被接受，是香港經濟起飛的受益者誇大自我經驗的結果。而部分富豪白手興家的神話，更是在傳媒之中傳誦不已，不過，如果李嘉誠的例子真是那麼有普遍性的話，他也就不會成為獨一無二的神話人物了。而九七前處身低下階層，分享不到太多經濟起飛好處的市民，則因為目睹成功人士的故事和主流社會「成功靠自己」的意識形態，要不是自卑自怨，要不就是對自己也會有上位的一天抱樂觀期盼。

如今的貧富差距確實比九七之前嚴重，但這只是原有病的惡化，而非健康軀體的突然染病。同樣地，現在為了要治理它而要付出的重大代價，也是因為過去對它的忽視。全面的高等教育投資不足，強制的退休保障來得太晚，是之前我在此談過的。除此之外不可忽視的，還有對勞動市場的保障。直到今天，香港的僱主仍然可以不服從命令和行為不當解僱員工，而員工則要在法庭上證明自己沒有過失。與此同時，香港的工會沒有集體談判權，為工人爭取權益的能力受到極大限制。另一方面，香港也沒有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規定，使得香港人的工作時數遠超其他先進地區，收入卻沒有基本的保障(諷刺的是，很多反對設立最低工資的人士同時譴責有人「濫用」綜援，似乎看不到其中的矛盾)。這種情被認為是出口導向的香港經濟成功之道，因為它使香港的勞動市場能夠配合國際化的競爭環境。而這個成功之道絕非偶然，乃殖民政府有意配合所致。

殖民地政府一直有親商的傾向，所謂「積極不干預」的原則，就是最佳的例子。趙永佳的研究就曾正確指出「積極不干預」來自殖民地政府有限的財政能力，而政府財政能力的有限正是出自商界反對增加稅收。這種不利於工業和中小企業發展，但有利於金融及地產業的原則，竟被死死地寫進《基本法》，變成「小政府」和「收支平衡」的指導精神。難怪現在政府要發展創意產業，也不能像南韓那樣投入大量政府資源，而是又弄個什麼務虛的委員會了。

「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現在是香港的熱門話題，但它也絕非什麼新鮮的現象。早在殖民地時代，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的工作會議甚至會在太古或匯豐的大班辦公室舉行，那更是赤裸裸的「官商勾結」。殖民地的管治原則就是把香港非政治化，使它在統治上不需要面對一個成熟公民社會產生的種種訴求及壓力。同時英國也不想在財政上負擔香港，因此更加鼓勵它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純經濟城市。在這些大原則底下，英國在香港施展了典型的殖民統治手段，那就是籠絡一批「商界精英」，或者委任他們當議員，或者請他們出任各式各樣諮詢架構的顧問和成員。準確點講，正如顧汝德(LeoF.Goodstadt)在其近著《UneasyPartners》所說，「商界精英」不只是商人，還包括了律師、會計師等與商界關係密切的一眾專業人士。殖民政府一方面相信這批精英能夠反映社會上不同階層的訴求，更重要的卻是要透過把握他們來控制香港社會。

這種吸納精英的手段在劉兆佳和金耀基等學者的研究之中，成了香港社會穩定的美麗理據，把政治上的可能紛爭化成行政上的技術問題，推遲了真正民主化的進程。直到今日，仍有不少「保守派」相信這些偏重商界精英的立法會功能組別、區議會的委任議員、各種由極小圈子產生的諮詢架構和法定組織，要比全面普選產生的民主政府更有效更「均衡」。可是如果回頭細看大英帝國殖民地的歷史，就會發現像印度和斯里蘭卡等殖民地，早在1930年代就開始有限度的民主選舉了。香港之所以成為最後一個引入選舉的殖民地，是因為香港絕大部分的居民都沒有背棄對中國的民族感情，使得港英特別懼怕民主制度會成為中國勢力得以滲入的木馬，故此它寧願信任一批比較「忠貞」比較受控

的精英。歷史之諷刺莫過於此。

「官商勾結」或者說「精英集團統治」，不是特區新現象，而是殖民政府的慣技，現在則被視為「行之有效」的原理而延續下去。但特區和殖民地還是有個根本分別，那就是以往的港督來自遙遠的倫敦，現在的特首卻乾脆由精英集團組成的800人選舉委員會產生，這簡直是在最高領導人的權力來源上確認了「官商勾結」。今日還有很多商界精英跳出來，藉數碼港和西九文娛區事件發炮指摘「官商勾結」。這不表示這些精英大徹大悟，反對殖民地式的「精英集團統治」，只是說明了特區政府在擺平精英集團內部利益分歧的手段上不如港英。換句話說，何鴻燊等人不是反「官商勾結」，只是反對分贓不均罷了。

總而言之，香港的問題根源不是什麼「時代精神」，更不是港人不信任中央的心態，而是它的體制仍然保留在殖民地年代(以上所說還只是其中一端而已)。雖然當初保留這些體制的理由之一是為了解決港人的信心問題，但今天它卻造成了實際困境。如果我們不拋開長久以來的意識形態，徹底反省並且改造香港的殖民體制，香港不可能有真正的回歸、真正的明天。

梁文道：印尼排華

【都市日報-兵器譜】正當全球社會熱情投入印尼地震引發的賑災行動時，中國的民間社會卻出現了一把截然不同的聲音。全國各主要網站的論壇上，有大量的網民質疑政府與及港人為主的民間募款活動。他們反對捐款的理由之一是中國自己仍然千瘡百孔，人禍天災連年不斷，自家門前那堆雪都還未清除好，又哪還顧得上遠邦近鄰的瓦上霜呢？理由之二則緊密扣準近年迅速勃興的民族主義，和網上「憤青」的話語方式，認為印尼向來排華，這回犯我大漢天威之後，活該遭到天譴，又何須我華夏出手濟助？

一時之間，1998年印尼排華殺淫劫掠的圖片與故事又在網上四處流通，提醒國民印尼人的可惡。正好又傳出受災最是嚴重的印尼亞齊省，華人居民在災難後竟然又成了劫掠的對象，於是不去賑濟印尼還要幸災樂禍的說法，就顯得合情合理了。

中國老百姓和香港市民之中，沒有幾個真正搞得懂印尼排華的真相，總是為了「同胞」痛心憤慨，痛罵印尼人橫蠻無理。不過，正正是這種覺得印尼華人是同胞，要為了他們而拒絕施援印尼的想法，才真正害苦了印尼華人。

印尼排華的歷史是一段非常複雜的故事，平時媒體卻往往只注意到最表面的原因。比如說印尼二億人口之中，華人僅佔了3%，卻控制了全國70%的生產。這就等於說排華其實是一種階級鬥爭，貧苦的印尼土著妒忌富裕的華商。

但問題是為甚麼有錢的總是華人(儘管大部分華人只是做做小買賣)﹖

如果用我們最喜歡最習慣的說法，那就是華人天性勤奮，聰明而且適應性強。事實上很多印尼華人也是這麼認為，他們自小被教導成與土著不同，甚且不相往來。

對著一般印尼人，他們優越又自豪。可是如果換個角度來看華人的「靈活」和「適應性強」，評價可能就大有不同了。華人經商南洋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紀。十七世紀歐洲人來此開拓殖民地時，整個東亞的貿易網絡就已經操縱在華人手上了。

以統治印尼的荷蘭人為例，他們發現有效統治印尼的方法，就是對不同的種族採取分而治之的手段，把印尼土著踩在最底層，對華人則借重他們的網絡和中國的關係。

如此一來則可以利用華人經商贏盡巨大的利潤，同時使得種族間不平等的問題聚焦在華人和土著之間。荷蘭統治當局甚至派華人負責收稅，並容許他們從中牟取暴利。

對於這種統治方法，華人不僅不抗拒，反而「靈活」地「適應」，成了土著眼中殖民地國的幫兇。

二

華人在荷蘭殖民印尼諸島的時期，不只沒有反抗，還主動地予以配合。

他們的長處是可以和同文同種的中華帝國進行海上貿易，把白銀、絲綢、瓷器和香料運送在中國與殖民帝國之間。殖民地當局容許他們經商，但不願讓他們佔土務農，有效地把經商的華人和種田的印尼土著普里布米人(Pribumi)按功能分割開來。當然華人也反抗過，也被歧視過，所以才會有著名的「紅河事件」。

1740年，巴達維亞城(即今日的雅加達)的華人因為不滿殖民當局對他們活動設下的重重限制，醞釀起義。不料荷蘭人先下手為強，大舉屠殺華人，甚至弄得河水都染成紅色，情況慘不忍睹。這次事件成了華人證明自己也是殖民史受害者的最大證據，可是它的突出正好也反映出了華人在大部分時間裡都沒有經歷最嚴酷的對待。更重要的是，對土著來講，這是一次殖民主子和幫兇之間的內部鬥爭。

華人也反抗過荷蘭人，但那是為了他們自己的權益，而非想要解放包括土著在內的全印尼。

更不堪的事還在後頭。十九世紀末民族主義席捲全球，由反清革命帶動起的新型華人民族主義也在世界各地的華僑圈子流行。

今天我們歌頌南洋華僑對現代中國的貢獻，卻極少想到那些在印尼住了好幾代，活了幾百年的華人為甚麼要去支持中國革命﹖為甚麼要去學堂學習漢語好再次「中國化」﹖原因之一就是一個獨立強大的新中國想像，讓他們終於可以吐氣揚眉，有機會在西方列強之前揚眉吐氣。但他們支持的仍然是中國大陸上的革命和民族主義運動，而非印尼本身的解殖。所以後來沒多久當普里布米人自己開展了印尼民族主義運動時，這些華人就陷身在不知何去何從的困境了。你支持中國革命，但又不打算回去！你居住的地方正在搞獨立，而他們反對的正是以前跟你相處得不錯的殖民主子。

印尼華人與中國的聯繫在政治上絕對是負資產。一方面蘇哈圖將軍在位的時候以消滅共產黨為名，殺了五十萬人，其中不少就是華人。因為華人與共產中國的關係在印尼人看來是不用懷疑地自然。

另一方面印尼土著永遠不能完全相信這些祖上協助過殖民帝國，現在又因血統的關係強調與中國聯繫的華人，是真真正正的印尼公民。印尼華人的處境是現代民族主義造成的悲劇後果，如果我們還要為了更狹隘的血緣民族主義拒絕援印，那只是更加證明了印尼土著的假設，更加讓他們把中國國民的表現遷怒於印尼華人。

梁文道或馮振超：死訊政治學

【都市日報-兵器譜】中國最早關於死訊政治的故事，也是最出名的一個，大概就是秦始皇之死了。話說始皇帝封禪泰山之後，正興高采烈地巡行天下，看看他這統一的江山，誇耀他這前無古人的功業。怎知就在半路染病，一倒不起。永生之志終究無成，東渡求仙的徐福也渺無音訊。這時候正是宮廷政變的最佳時機，宰相李斯與宦官趙高就偽造遺書，賜太子扶蘇自殺，扶立次子為秦二世。

從這東海之濱趕回首都咸陽，由華東趕回西北，是多漫長的一條路啊。再快的馬車也趕不上屍體腐壞的速度；當時再先進的技術，也遮不住始皇帝車上傳出的濃濃屍臭。叛臣們只好用各式海味掩飾，說味道是來自鮑魚乾。

領導人之死，所以成為政治鬥爭的契機；他的死訊，之所以成為一項要小心計劃精密處理的資訊，全與制度有關。

古代王朝已經算有一套明確的繼承制度，但由於權力高度集中，缺乏制衡；權力行使的方式又是如此神秘，由上而下，完全沒有現代開放透明的傳媒監督。

因此國史上從皇帝之死展開的陰謀爭端，遂可以一再重演。

今天的中國之所以令很多西方觀察家感到不安，就是因為它雖有茂盛的經濟發展，有日漸崛興的綜合國力，但它竟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明確領導人繼承制度的國家。沒有人知道下一任共產黨總書記、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明確產生的辦法。當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如何出現的機制還是如此昏暗不明的時候，秦始皇之死的陰影就只好一直延續伸展。

在位的領導人如此，鬥爭失敗被罷黜下台的領導人同樣如此。胡耀邦之死引發的六四運動仍然是當代中國政壇的夢魘；周恩來雖不算失勢，但他的死同樣會惹起同情他的人藉機鬧事。

趙紫陽今天不可能有這麼大的影響力，但他仍是中央心頭的一顆暗刺。所以才會有那麼多的傳聞。比如說某傳媒在趙死前一周就發佈了錯誤的死訊，就會被解讀成事先「放空氣」。也就是說知道趙紫陽命不久矣，乃先行釋放假訊，試探反應，演習一番。

當年鄧小平死前三個月，就不斷傳出他的死訊，是否也是同樣道理呢？領導人選出制度不明確，連帶地使整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欠缺最重要的一塊定船錨，因此才會使一個下台領袖的死也被包裹在重重迷霧之中。

梁文道：讀書學看人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看看這幾日香港立法會的爭論，看看特區群英的言行，乃知「人走茶涼」四個字實在是經過實踐驗證的真理。范徐麗泰可以睜大眼睛否定趙紫陽對香港的貢獻，當年是誰代表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上簽的字？胡應湘說趙紫陽早不在位，沒必要為他默哀，真是坦白得可愛；可當年是誰在胡爵士困在廣東高速公路一事上頭為他爭回權益？董建華默不作聲，噤若寒蟬；當年又是誰在「東方海外」面對最大危機時拍板馳援？田北俊率眾離場抗議民主派強行默哀趙紫陽之後，對記者說：「我想我們的態度表達很清楚了」。是啊，北京的老人們都看到了，乖。

也罷，還是讀書下火好了。這本《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最近火得厲害，早在趙紫陽逝世之前，就是自由行遊客的購物目標，最近更成了羅湖邊檢的重點搜查對象。這類號稱拆開內幕，有獨家資料渠道的中共高層揭密書，長出長有，而且每隔幾年就紅一本。以前有《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後來是《六四天安門真相》，現在則輪到老記者楊繼繩這本書了。

一般看這類書籍，大家頭一個要問的問題就是「有冇料爆」？第二是「料有幾堅」？第三則是「料係邊條線放出」？這三大問題環環相扣，絲毫馬虎不得。說到有沒有料，此書賣點除了作者的親身經歷和一些可查考但又不易查考的文獻之外，就是三回趙紫陽獨家專訪了。那三篇專訪可說是趙被軟禁十五年來最坦白直接的自白了，當然有吸引力。但內容是否可靠，觀點有沒有偏頗，就得看作者是誰了。楊繼繩普遍被看成是「趙系」支持者，或許也只有如此才能親訪關在胡同裏的前總書記了。

故此看這本書也不能不存任何疑惑，尤其是關於傳說中胡耀邦與趙紫陽的爭端。但我建議大家看這種書不要只抱看秘聞的心態，而要不問真假當成小說來讀。這種讀法不只倍增閱讀趣味，還可以體味出中國式政治遊戲的文化規則。首先這段從打倒四人幫到鄧小平南巡的高層鬥爭史本身，就非常戲劇化，高潮起伏。這種書的真真假假我們很難評斷，可是它們都有一種共同的味道，一嗅即知，那是種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陰溝味。讀它們要讀出這種味道，則可略知一二中國政治文化的特色。看完這本書，再瞧一眼特區群英怎樣埋沒良心，也就釋然了。

梁文道或馮振超：公民抗命

【都市日報-兵器譜】1930年，印度聖雄甘地的「食鹽長征」被視為公民抗命的範本，為反對英國這個殖民地主義的「食鹽法」(即不許民間私自製鹽，只許政府供應)，甘地帶領民眾步行了24日，長征200英哩，到丹地海邊抓起一手鹽，以示反對惡法，舉世傳頌。

前日，我們的立法會民主派議員的默哀行動，在保皇派議員「拒絕開會」的劇情襯托下，變成了大新聞，也平白為民主派公民抗命的正義形象加分不少。立法會因為民主派執意向已故中國總理趙紫陽肅立默哀而引致流會，議員李卓人在會上揚聲「請全體議員站立，為趙紫陽先生默哀一分鐘。」

主席范太即時回應，「既然李卓人議員行為不檢點，我暫停會議。」就是這一分鐘，令到香港立法會的空氣被凝固在一片冷戰氣氛中，民主派誠然以一種公民抗命的態度向趙紫陽致意，可是保皇派議員卻無端端離場拒絕開會，使民主派議員的公民抗命舉動更加突出，小事變成大事，反過來助了民主派一把。民主派的舉動，無疑是違反了主席裁決，但事情卻被保皇派議員弄得複雜起來，也顯示出保皇派議員對突發事件的反應失誤。

在政治層面上，不滿的議員以拒絕開會來回應默哀事件，要知道趙紫陽被軟禁多年，已然變成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代表人物，有一定民望基礎支持，在這種情況下，保皇派議員突然以威猛姿態反擊，大有可能被視為反對向趙老致敬的大反派，自由黨主席田北俊議員其後直斥民主派「佢鍾意玩，我惟有跟住......」民主派默哀是曉以大義，田主席的拒絕開會只是表達對民主派「玩」的不滿，道德高地已被民主派佔據，加上有大律師身份的吳靄儀一句「呢次係規則同良心之間的衝突，我別無選擇......」使民主派成為了有良心的弱者，贏盡政治同情分。

話說從頭，既然已知民主派有心「玩」，保皇派何不靜靜地坐下來「睇戲」呢﹖要知道，中央政府從趙老過世一刻開始，已大定以低調姿態處理事件，就是趙老家人向外發表言論甚至把相片給予國際通訊社公諸於世，中央政府做法也一直貫徹始終，可是保皇派議員卻幫倒忙，為民主派默哀一幕增加劇情張力。

我想原本可能只有部分傳媒會把默哀視為頭條新聞，但經過保皇派挑起事端後，事件截然升溫到另一層次，再加上史上首次因兩派爭端而流會，不變成昨日眾傳媒的必然頭條才怪呢！

梁文道或馮振超：領導肖像

【都市日報-兵器譜】我們的世界是一個影象泛濫的世界，各種相片和影片環繞著我們。坐巴士要被迫看電視，任何一份出版物沒有相片簡直就不能卒讀。而且我們不只是被動地暴露在影象的包圍網，我們還可以主動地隨時地編織這張網。我們的電腦可以攝下我們的樣子，我們的手機可以任意拍攝微不足道的小東西，我們的MP3或電子相簿可以貯存大量的視覺訊息，然後它們可以迅速傳輸到世界上任何角落。我們不斷面對影象，也不斷製造影象。這是一個影象的民主時代，一個人沒有被拍過任何照片，是不可思議的。

在這個胎兒都還沒出生，就被超聲波照相機拍下他第一張照片的時代裡，很難想像不過一百年前，一個平民老百姓要擁有一張他的肖像是何等困難。你自己就可以問問家中的長輩，可有曾祖父母的照片﹖當然那個年代攝影還不普及，但畫像呢﹖事實上，在攝影術普及之前，找畫家或畫匠為自己留下畫像是件很不平常的事，因為是一般人根本不會有這個念頭，而且所費工本甚巨。只有權貴或重要的人物才值得留下樣貌，傳諸後世，或者讓其他聞其名未見其面的人去透過畫紙端詳。

當然，也只有權貴才請得起畫師來家裡坐上半天動筆素描。因此自古以來，肖像總是圍繞權力旋轉。今天我們可以透過為數不多的圖畫去認識古代的帝王將相、名臣賢士和神醫高僧，但是尋常百姓就甚麼都不剩了。就算西方近代流行人物肖像，道理也是相通。

例如荷蘭肖像大師林布蘭，除了他為興趣畫的販夫走卒速寫之外，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當時上流社會，富商高官委託的寫真。其實到了攝影術興起之後，照相機還是圍著名人轉，因此才會有所謂「熟悉的臉孔」。如果你不是名人，就算你有再多的攝影器材，有再多的照片，它們還是不會飛入尋常百姓家。因為影象和權力的這種相互關係，我們只要從一個人的照片見報率，就知道他的當紅程度或者權力指數了。尤其在社會權力高度集中的社會更是如此。

比如趙紫陽，他逝世的消息在大陸報刊上只是幾行文字，沒有照片，電視上更是無聲無息。敏感一點，你更會發現他當年和戴卓爾夫人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的經典畫面，竟也神奇地消失在近年內地有關香港的書冊上。他曾經是中國百姓們每天都會看到的熟悉臉孔，現在大陸上還記得他長得甚麼樣子的人竟已不多。

梁文道：解殖尚未完成的香港（香港：一項未完成的計劃‧三之二）

【明報-筆陣】在殖民歷史上，香港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首先，它和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陸續脫離殖民帝國的地方不同，它沒有獨立成一個自主的國家，而是回歸到了母國之中。其次，因此它也沒有經歷很多其他殖民地經受過的劇烈解殖過程，比如說漫長而有系統的鬥爭甚至革命。最後，一般香港人對於所謂「殖民經驗」的認知也是與眾不同的。在其他的殖民社會裏，被殖民是一種屈辱，而殖民地的歷史也往往被描繪成一段有缺陷的歷史。可是香港的殖民經驗卻沒有留下太多的可恥記憶，相反地，它似乎還是香港成功的原因之一。於是九七前的香港歷史也就是一段不只沒什麼缺陷，而且還相當成功的驕人紀錄。

當然，從中國政府的角度去看，說這個從暴徒手中收回來的兒子好得不得了，甚至比自己親手養大的還要好，是說不過去的。因此「回歸」也好，「過渡」也好，都被當時的媒體視為「一雪國恥」的盛事。只不過所謂的「恥辱」對大部分人而言，似乎純粹只是書面上的修辭，沒有什麼真情實感。甚至好些今天常把香港殖民史咬牙切齒地描述成「國恥」的人物，就其九七前的言行來看，也看不出當年他們到底有多羞愧。

更古怪的是，中國政府甚至或顯或隱地表示出同意香港殖民經驗很成功的態度。「東方之珠」而非「暴劫梨花」，是官方的一致口徑。香港的繁華富庶是沒有人能夠否認的。因此才會為香港定下一國兩制的框架，設立《基本法》，保障它的「生活方式與制度」的50年不變。這等於承認了香港作為一個殖民地，其生活方式是可取的，其制度是成功的。它的美好甚至使得收回它的中國都想效法，願意在50年之內學習追趕，拉回差距以達至最終毫無障礙的統一。

所以香港被殖民經驗的唯一憾事就是身分認同的問題了。似乎除了不夠愛國不夠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之外，香港一切盡皆美好。因此香港只要像許多「親中派」所說的在「心態上」拋棄殖民地的陰影之後，就沒什麼好棄好改變的了。香港的解殖過程是這麼地平和而且「唯心」表面，換了國旗區旗，換了各種徽號，洋總督則變成華特首，自此天下太平無事。香港的問題不是怎樣從缺陷走向圓滿，從被奴役走向獨立自主，而是如何維持繁榮甚至更加繁榮。如此的解殖經歷，如此的解殖史說，世上罕見。而且這還是殖民宗主國，被殖民地和母國三方面共同接受共同認可的說法。

正是在上述的共識底下，香港今日面對的問題就被集體描述成「衰落」。似乎由於殖民時期的香港那麼美好，今天的衰落就格外引人懷舊，彷彿殖民時期是香港一段追不回來的黃金年代。而回歸之後主政的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則責無旁貸，是香港由盛轉衰的罪人。可笑的是，由於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有份參與昔日香港奇蹟傳說的創造和宣傳，因此不能把今天的問題諉過於英國。只好一直把「外圍因素」掛在嘴邊，直到今天才勉強地「查找不足」，總結經驗。

南方朔把香港人描述成一群等看戲的觀眾，瞧特區政府如何把「香港搞好是不正常，搞好才是不正常」。在上述背景底下就顯得隔靴搔癢了，因為他沒有懷疑香港的繁榮富裕背後是否潛藏了危機，而且也沒有徹底質問那段殖民歷史的神話到底有多可信。所以他也不能免俗地去把香港今天的困局扣在很抽象很唯心的「時代精神」之上，那就是香港人到底有多認同特區和中央政府的問題了。

在我看來，香港最大的問題不是特區政府硬是比不上港英，更不是香港人不夠認同中國，而是香港的解殖工作根本尚未完成。兩百年來的解殖歷史之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殖民地即使脫離帝國獨立成邦，但若沒有經過徹底的社會、政治和經齊結構的改造，只是換了領導人的族裔，它對外仍然有機會陷入國際殖民經濟體制，對內則繼續維持危機四伏的不公正狀態。香港之所以成為特例，是因為香港的過去被英國、中國和港人自己共同美化成了奇蹟。這個奇蹟傳說是香港人今天認為自己衰落的前提，也是遮蔽我們徹底檢討反省的魔障。事實上，香港過去的繁盛美好只是被誇大了的片面印象。而今天的種種危機(包括「管治危機」)其實早在殖民時期就已暗伏潛藏，甚至是殖民體制的直接後果。詳細的論證，我們下回細談。

梁文道或馮振超：「老鼠竇」

【都市日報-兵器譜】經濟好轉，各行各業重新進入加薪循環中，去年地產市道暢旺，地產經紀們收入自然可觀，但經過多年艱苦經營後，行內已發生變化，一些小型地產代理公司出現了被稱為「老鼠竇」的經營手法，箇中情況可以反映出經過歷年減薪風潮後，本港勞工階層的一種反彈行為，也是社會面貌的反映。

「老鼠竇」其實是形容一些雲集類似自僱人士員工經營的小型地產代理公司，公司東主與屬下地產代理雖有僱傭關係，但卻十分疏離。

代理沒有指定的上班時間，連工作範圍也沒有具體說明，員工的行為、操守在這些「老鼠竇」而言是可有可無的，而「老鼠竇」對員工也好不到哪裡，只會以極低廉薪酬聘用員工(約四千元左右，比較政府的中年就業計劃初步構思的首月津貼薪酬四千五百元還要低)，這種畸形的僱傭關係中，講求的純然是赤裸裸的人性利益關係，好像重回了原始遠古時代。

「老鼠竇」對代理沒有甚麼要求，反過來若代理做成生意的話，便會與僱主商談(有時可視為談判)佣金分拆比例，一般而言，正常運作的公司與代理分帳比例，大概也不會高於四成，但這些「老鼠竇」由於經營模式鬆散，員工議價能力較高，佣金可高達六、七成。而這亦是他們願意成為如「老鼠竇」般小公司一員之原因。

回想五、六十年代在茶樓中傾生意的通天經紀，情況與「老鼠竇」經紀相似，兩者也主要依靠個人能力維生，沒有甚麼利用現代化管理、公司營運概念等助力發展。

當年中環最多通天經紀出沒，建國、月宮、蓮香、陸羽均為他們的聚腳點，早上六、七時一眾經紀已坐陣茶樓品茗，靜待商行老闆、經理及襄理們到來，當時百業初起，通天經紀推銷貨品也林林總總，不會只局限於某些行業或貨物。

現在這種趨勢重現，或多或少也與過去幾年香港僱主們大幅減薪，致令部分有能力獨力維生的僱員，寧願離開大公司的庇蔭有關，也是勞工階層變通順應形勢的生存之道。

更重要的，是就業概念的轉變，過去能在大規模公司工作，對上班族而言，是理想選擇，但時移世易，現下的大公司，福利保障不如從前，大公司對僱員吸引力下跌，諸如地產代理般講求個人能力的行業，「老鼠竇」可能是行業生態轉型的一種具體表現。

梁文道或馮振超：新聞封鎖

【都市日報-兵器譜】中共前領導人趙紫陽先生於昨日清晨病逝，消息由新華社向外發放，世界各地在同一時間得知這段令人感到悲痛的新聞，但內地的新聞封鎖(news blackout)令到最親近的變成了最遙遠，祖國人民反而未能夠最直接、最快速地了解這宗新聞，在改革開放經年後的今日，內地經濟起飛，社會主調是人民逐漸步入小康社會，但對於新聞處理，由當局以至新聞媒體對新聞封鎖的一致性，與資訊不發達的五、六十年代比較，相差不遠。

昨日下午，廣州友人打長途電話到香港，詢問是否發生了甚麼驚天大新聞，致令日常照看如儀的無午間新聞的前半段，突然被插播其他廣告內容，由於插播時段達數分鐘之久，令到原已睇慣全世界少有的「廣告插播式新聞」之友人也大惑不解，心知必有大事發生。

直至晚上，中央電視台最具權威性的晚間新聞聯播，也對趙老去世消息視為無物，從央視網站上羅列的新聞聯播內容綱領中，首位是「國防科技工業提高科技創新力實現跨越式發展」，第二位是「西部開發五年，我國西部地區生態建設取得重大進展」，三條則是「吳邦國會見美國客人」......

至於無六點半新聞時段，廣州市民收看的畫面就是一片香港政府的宣傳廣告，他笑言看了數遍「肺塵埃沉著病」的預防新聞片段，看著一個大男人在扮超人，與孩子在花園中滾來滾去。

內地新聞封鎖的嚴密程度，當然不只限於電子傳媒，文字媒體也相當合作，午間在首都北京城內出版的北京晚報，頭條是「北京制定工業開發耗能控制指標」，彷彿有權利報道趙老去世消息的，只是眾老外及港、台傳媒了吧。

新聞封鎖並非中國獨有，世界各國也時有發生，如2000年以巴和談(以色列總理巴拉克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拉法特參與的那一次)，由於事態高度敏感，當時居中調停的前美國總統克林頓曾透露，會談採取新聞封鎖，故他也無法向外透露更多消息。

另外，在關乎人命攸關的事情上，一些國家也會進行新聞封鎖，去年阿富汗發生菲律賓外交官被綁架事件，總統阿羅若夫人便向全國坦言不會向外透露與綁匪的談判詳情及進行新聞封鎖。

明顯地，上述兩宗事件而引致的新聞封鎖，相信不會引起太多人異議，但趙老騎鶴西去的消息，究竟為何也要來一次全國性的新聞封鎖呢﹖一個已遠離政治舞台十五年的老人家，可引起翻天覆地的政治震盪嗎？

可幸互聯網發達，國內網站成為了今次唯一能把消息外傳的途徑。我想在太平盛世的黃土地上，若然中央政府能及早如實向外公布趙老死訊，民間反應也許只是平淡如水、懷在心中的悼念而已。

梁文道或馮振超：憤青

【都市日報-兵器譜】隨著《國際先驅論壇報》和英國《衛報》的報道，中國的「憤青」現象終於開始被外人認識了。還好大部分的老外不懂中文，透過記者和評論家的文章那麼隔了一重，他們得到的印象可能不算強烈。如果他們懂中文，看到大陸網上論壇憤青們的言論，那就會叫他們嚇破膽了。

典型的憤青言論是這樣的：「日本鬼子雙手沾滿鮮血，死不認錯，我們一家要來個東京大轟炸，把它夷為平地」。厲害一點的還有：「殺！殺！殺！何只要炸，還要把小日本的男人殺光，女人姦光」。說到人權問題，他們會說：「最恨那些滿口民主自由人權的假洋鬼子，為美帝國主義作倀，崇洋媚外，目的就是要弄垮我們祖國」。關於印尼海嘯，他們認為「活該，誰叫印尼排華，這是天譴。這下子可知道我大漢天威了吧」。所以如果有人在網上呼籲援助地震災民，他們就會回應：「你還是中國人嗎﹖印尼迫害了我多少同胞﹖那麼有人道精神，怎不見你關心我們自己的礦難同胞﹖」

又要隨便到網上最熱門的大陸論壇轉一圈，很容易就會看到大量這類言論，從炸死台灣人到抵制日貨，不一而足。它們的最大特色就是十分暴力，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情緒，極不理性，總是帶著一腔怒火。說這些話的人被稱作「憤青」，也就是「憤怒青年」的意思。令人擔憂的是，從這類言論數量激增的現象看來，「憤青」的數目可能也在增加。

但到底躲在網後的這些人是誰？這群人到底有多少？卻沒有一個確定的說法。大致而言，憤青以男性為主，年齡由十幾歲到三十多都有，受過不錯的教育，起碼有上網的能力和資本。更大的問題是，他們為甚麼會有這麼激烈的怒火？他們又會造成甚麼實際影響？

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是互為表裡的。

除了去年中日足球賽引發的騷動之外，只要他們離開了虛擬網絡回到現實生活，就幾乎沒有對社會造成甚麼重大改變。反過來，也就是因為這些青年人面對中國現實的無力感，才促使他們要在一個說話用不著負責的空間裡盡情宣洩。另一方面，「憤青」的存在也說明了如今中國的意識形態真空，在共產主義信條名存實亡之後，只有民族主義才能填補那股價值虛無的失落感。

梁文道：另類香港的消失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每一年甚至每一天，都有雜誌停刊。在過去了的2004年裏，芸芸停刊雜誌之中，最叫我不能平復不勝唏噓的，是聞名兩岸的《音樂殖民地》雙週刊（又稱MCB, Music Colony Bi-weekly的簡稱）。

這是份無論從任何角度來講都十分古怪的雜誌。首先是它的文字囉嗦，似乎不同的作者都為同一個問題所苦，那就是詞彙不足，表達能力差。隨手引兩段你就知道了，例如「Clean在Colder加工下誘發出是其嚴苛冷酷張力，Goldfrapp把Halo作古雅盎然而來，而她還不忘送上其和唱與女高音，多麼淒美迷人！」迷嗎？還有呢。「飄逸的嗓音伴隨輕盈的Eletro Synth線條飛行，所營造之溫婉優美的Progressive Breaks美感讓人不禁聯想起某些Way Out West、Luke Chable作品」。這就是「MCB」的風格，總是大量使用意義模糊的形容詞，而且老是「淒美」來「美感」去那幾招。如果看不懂，它的解決方式就是引起聯想，告訴你某甲的淒美就如某乙一般，前提自然是你已知道某乙有多淒美了。

用文字寫抽象的音樂本就十分困難，更壞的是「MCB」講的還不是普通音樂，而是讓一般去慣卡拉OK看慣電視的百姓摸不腦袋的地下音樂、獨立音樂或者先鋒音樂（隨你怎麼叫）。我們完全可以想像一個李克勤的歌迷拿起這本雜誌會有甚麼反應，裏頭沒一個歌手沒一個樂隊是聽說過的，文字又不知所云。

「MCB」最古怪的地方，就是這麼一份低可讀性的雜誌竟然生存了十年，而且每期有六成內容是主編袁智聰一個人自己寫的。這就是我佩服的地方了。如今這世道，辦一本雜誌還能這麼家庭手工作業，一個人又編又寫的弄份雙週刊，簡直是博物館裏的前朝遺物。袁智聰這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就這麼耗了十年光陰，在這個主流大眾文化當道的地方拉拔一份沒爹親沒娘愛的另類雜誌。然後，終於垮了。

袁智聰和他的「MCB」是典型的香港文化奇。香港這許多人眼中的文化沙漠，曾出過華人世界第一個實驗劇場、第一本另類漫畫、第一部獨立錄像、第一位裝置藝術與行為藝術家，也出過這本影響了大陸和台灣眾多另類音樂圈子的雜誌。對兩岸圈中人而言，這份一般人看不懂的天書是十年來的資料養份。大家看了袁主編的文章之後未必就能搞懂某個新樂隊到底幹的是甚麼，但至少有興趣去弄張唱片回來自己體驗。

過去幾十年來的香港文化也是這般，走先鋒的時候走上一條暗夜之中無人能見的航道，點亮了異地上空之後就刷一下　落墮地。這種下場不能全怪環境太差，也有自己的原因。但在「MCB」的結束裏，我看到了香港。能不唏噓？

梁文道或馮振超：政治演說

【都市日報-兵器譜】據說當代政壇領袖之中，最會演說的就是古巴的卡斯特羅。這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以說話夠長氣聞名，平常演講起碼三小時；如果只講一個鐘頭的話，那是不正常的狀況。他的最高紀錄是在廣場上站著，不上廁所不去休息地一口氣講了八小時。領導愛說話，而且一說就是長篇大論，本來不足為奇。有大陸網民列出中國十大謊言，流傳甚廣，其中一條就是「領導說：以下我簡單講兩句」。但卡斯特羅不同凡響的地方是他一演說就會進入natural high的狀態，全神貫注渾然忘我，而且場上群眾的任何一個眼神一個動作都逃不過他的眼睛。

現在的古巴人聽他的演講難不難受，我們不得而知，但最少在他搞革命的時候，聽眾是很受落的。卡斯特羅的老戰友哲古華拉曾經形容夥伴的演講「並非他一個人的演說，而是人民透過他的胸口發出的吶喊」。

換句話說，老卡演講真箇是做到了「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的境界，難怪百姓聽了幾小時下來不只不累，還越聽越亢奮。

西方極權社會的領袖一定要會說，因為演講就是他展示魅力神化自己的最佳表演機會。且看希特拉，一座江山就是靠把口講回來的。而且人家還痛下過苦功，常常對鏡頭苦練手勢身段，又找專屬攝影師拍照，以便檢討改進。至於英美法那樣的民主國家，一樣注意演說。每個元首都是從小說起，從學生會領袖競選開始，經歷地區議員，這麼一路選一路說，終於踏上全國領袖的寶座。今天港人之中有不少懷念彭定康當年在立法會上的施政報告，覺得他口才出神入化。其實肥彭在英國也看來不過一般水平，仍不是布萊爾那種極權。

只有中國，領導愛說但說不到藝術的層面。我們的領袖人物演說也是表演，但表演者似乎不知自己正在表演，只知照本宣科，說到某點提高聲調，台下臣民自動拍起節奏死板的掌聲。整台戲是大家串通好似的，大家各自跟著劇本完畢。

這是因為我們的政治用不著演說，演說是一種面對公眾的公共行為；而我們的政治遊戲卻是靠握手飲茶飲出來的私人學問、幕後工夫。但在西方國家，就算是獨裁者也要面對公眾贏取信任，獲得權威。

很多人批評現代政治只有做秀，政客光會說不會練。他們忽略了政治演說本身，最少能說明這個政治文化到底是面向人民，還是背對人民。

梁文道或馮振超：新聞處吹風

【都市日報-兵器譜】吹風會在香港政治圈中十分普遍，形形色色的消息人士為著種種政治目的，向傳媒發放消息以求達到某種效果。

但在特區政府提出要社會大眾「合力發展經濟— 共建和諧社會」(這兩句為特首施政報告的中心點題)之大前提下，仍有政府高官以選擇個別傳媒作對象的吹風會手法行事，這叫傳媒們如何與政府合力、共建呢﹖

昨日黃昏，在下亞厘畢道政府總部就發生了一段大插曲，當董特首向各大傳媒老總們簡報完施政報告後便第一時間「快閃」，但好戲在後頭，部分老總隨即向政府新聞處高層大興問罪之師，懷疑有高官在施政報告公布前，選擇性地為數家傳媒舉行吹風大會，講解施政報告的背景資料。原本講明不能作新聞材料的「風」，卻在一家電子傳媒陰差陽錯的情況下於施政報告出台前曝光，令其他有份被吹風的行家們也齊齊將背景寫成連篇爆料報道。亦有一個版本，指高官曾表示吹風會內一些大方向、原則性的內容是可以披露的。

高官事後被眾傳媒老總狂轟，苦笑著的她初時還以不評論事件作藉口，最後被多番追問細節時才以「大家應該向前看」這種莫測高深的理由作結。

與傳媒打交道，從來都是一種務必萬二分小心的政治性工作，但新聞處高官顯然把吹風會變作如小女孩們煮飯仔一般的柴娃娃遊戲，更不知她以甚麼規則來選擇她的玩伴﹖

翻閱施政報告，在確立施政理念部分的第二十二小節提到「我們(即政府)會加強與傳媒溝通，更準確掌握社會對政策的反應.......」董特首之說話言猶在耳，那邊廂卻有高官對著幹，再一次證明董特首班子確實是有點「人格分裂症」。政府天職是保護大眾市民在接收資訊自由上有一體大同的權利，但發布這麼重大、關乎公眾利益的政策性消息時，卻不知新聞處高官因何把傳媒分化成有風與無風兩個階級，並施行不公平對待，真的有違政治的大不為。值得深思是弱勢政府已經動輒得咎，面對傳媒一眾知識分子，也採取這種過時的愚民政策，顯然只會令特區政府墮入困局。

我輩誠然希望董特首能查找不足。新聞處女高官則應學習美國國務卿鮑威爾，這位在美國政壇民望極高的政治家，一向作風平實，對傳媒一視同仁，諸如把傳媒分類處理這種不道德手段，不是他的那杯茶。

梁文道：香港衰落了嗎？（香港：一項未完成的計劃‧三之一）

【明報-港聞】這是一篇早該寫出來的文章，但因為印尼地震之事耽擱了兩個禮拜。這篇文章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回應上月27日南方朔在此發表的《誰是香港的中流砥柱》。但現在才寫以下的東西也未必過時，因為我不只是回應南方朔，也是在整理回歸7年來各種關於香港歷史和社會性質的討論，然後試圖提出一種不同於主流的「香港論述」。南方朔向來是我非常欽佩的評論家，博聞強記，下筆字字千鈞，實在是我們年青一輩效法的對象。但是在他這篇概述香港問題的文章裏，卻有許多我不敢苟同未必接受的說法，因此不得不在此引伸探究。南方朔很正確地從香港「脫殖民」的歷史入手，分析如今我們面對的問題，但是恰巧在這個分析裏他忽略了香港解殖史的複雜性。如果要看清香港解殖經歷和過去歷史的面目，我們有必要先從對目前香港狀的描述開始。不論你是中產階級還是草根階層，不論是商界大款還是邊緣勞工，不論是民主派還是保守派，大家一談到近年香港社會的情，最常使用的字眼或許就是「衰落」。「衰落」和「進步」這一對詞?，根據德國概念史學家ReinhartKoselleck的研究，是在啟蒙運動時期開始才有了今天的意義，用以描述一個社會的轉型和變化。但是歷史和社會不是生物，本無所謂衰頹落後，也談不上演化進步。因此「衰落」乃是一種隱喻，可以模模糊糊地拿來形容主觀的感受。當所有人都說香港衰落的時候，我們必須注意這只是表達大家的感受。問題是香港如何衰落？對不同的人而言這衰落會不會有完全不同的意思？我們又是用什麼標準去說明香港現在確實衰落了呢？

有些人說香港衰落是覺得政府不如以往強勢，形同一堆「肉團」(劉迺強語)，有些人則認為政客搞事使得社會大亂(如部分商界精英所言)，還有人覺得政府行事離民主道路愈來愈遠(泛民主派的意見)。打工仔因為搵食艱難覺得香港衰落，大商家則因為「營商環境惡化」而感到香港不如以往。有人只因為香港說普通話的人要比說英文的人多，就認為香港不行了。更有人把黃霑、梅艷芳等人的死都算在香港衰落的帳簿上。可見雖然大家都說香港衰落，但每個人的意思和各自抱持的理由都不盡相同，甚至彼此矛盾。

一談衰落，就必然預設了香港曾經有過相當興盛的時候。由於每個說香港衰落的理由都不一樣，因此大家對於香港興盛時期的理解也就當然有異了。有人懷念那時儘管談不上民主但政策的擬定夠科學，有人說過去政府親商但還不至於像今天這麼一面倒，有人說香港人以前獨立自強不求施捨，有人則說往日的香港人人有機會向上爬。不管大家從什麼角度去判斷以前的香港好，至少大部分香港人都同意以前的香港的確不錯。這就牽涉到對香港社會和歷史的理解了。南方朔正是從這裏開始他的推論，認為「香港的相對繁榮富裕，使它對母國的感情相對較為疏冷」，進而導出又在「國際政治及媒體勢力對香港微妙的操弄」底下，「香港搞好是不正常，搞不好才是正常」的說法。因此香港政府陷入了朝弱野強、無論做什麼都不對的癱瘓狀態。他認為香港的「時代精神」視特區政府為中央政府的代理，所以對香港政府的不信任也是歷史上對母國疏冷的延伸。南方朔針對這個情列出的解決方案之一，是要北京和特區政府建立起「一組符合人類普遍經驗，而且又必須有說服力的『香港論述』」。

可是香港過去真有這麼好？北京和特區政府及他們的支持者又真的沒有一套「香港論述」嗎？我以為香港的昔日興盛其實只是一種被誇大的神話。而政府及其支持者也的確生產過一套「香港論述」，只是這套論述既不完全符合「人類普遍經驗」，更沒有說服力。並且這套官方論述正正就是建立在舊日興盛的香港這個神話上的。

如果要準確分析今天香港的各項問題，就得理解眾人口中的「衰落」是什麼意思。如果要搞清楚香港究竟怎樣衰落，我們就得揭穿那個很美好很值得懷念的興盛香港，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它又如何普及成了一種影響廣泛而又霸道的意識形態。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下回細談。

梁文道或馮振超：政治就是被感知

【都市日報-兵器譜】林煥光因為「私人感情」問題辭去特首辦主任一職，各方都說可惜。誠然，林煥光是港英時期遺留下來的公務員精英，不只能力高，而且出名有內涵，嗜好就是讀書。這樣的人才竟然敗在被傳媒拍到與女友去旅行一事之上，能不令人慨嘆﹖但話說回來，私生活中可能被人議論的東西曝光，能說是小事嗎﹖

全世界的公共人物尤其是政壇中人，近年來都為私人生活與公共行動的模糊界限所苦。如何評價一個政治家，是看他的辦事能力，還是他的品德操守﹖一個感情生活要混亂到甚麼程度才會影響到他的工作狀況呢﹖這是很多評論家深感興趣的話題。可是對於一般大眾而言，問題就很現實了。套一句哲學家的話：「存在的就是被感知的」。對老百姓而言，政治家幹得好不好，端視他怎樣被人民感知。

現代政府規模龐大，分工複雜，猶如一部大機器。這部機器裡的任何成員辦事是否精到，一般人由於資訊不足是不容易分辨的。比如說常常上鏡的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歸他管轄的事務可以粗分為十多種，我們怎麼判斷他的總體成就呢﹖因此政治人物不得不注重他向公眾發放甚麼訊息，對傳媒投射甚麼形像，因為那是老百姓最能感知的東西。大家評價政治人，靠的往往就是他一席話，鏡頭前的一個小動作，而非仔細審視複雜的政務決策。

在傳媒不夠發達的年代，政治領袖只要會演講，百姓們對他的印象就十分不錯了。所以歐洲古代的政壇名人，多以著名的講辭傳世。因為那是人民唯一可以感知到這個人的方法。而那時的政治家是幸運的，他們可以主動操控自己的形象，私下再花天酒地也不成問題。所以有人開玩笑地說，美國人覺得林肯偉大全靠他的「蓋滋堡演說」。即使是現代，領導美國人打勝二戰，連任四屆總統的小羅斯福，也有很多老美至死不知他小兒麻痺不良於行。又有許多當年聽慣天皇電台上「玉音放送」的日本人，從不知裕仁原來是個如此貌不驚人的小個子。

可如今這個狗仔隊橫行的年代互聯網時代，主動權不在政客手上，人民眼無孔不入，從政就是件風險很高的事了。從林煥光一事看來，可以發現在講究政治專業化的時代，政治人的私生活竟要比強調「德範天下」的古代還要嚴謹。

梁文道：痛苦殘酷的童年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每次路過附近的小學，又正好碰上放學時間，總會聽到一群男孩邊跑邊喊：「衝啊！殺啊！」他們到底要衝到哪裏？想去殺誰呢？我當然知道不能太認真，這只是小男孩玩鬧的習慣，沒有甚麼特別意識。但為甚麼男孩子總會在不意識的情況底下就喊打喊殺呢？為甚麼他們喜歡兵捉賊，喜歡打仗的遊戲？看他們，我就想起自己小時候也是如此。看他們，我甚至想起《蒼蠅王》裏那些兇殘可怕的兒童。

法國漫畫家David B在他的作品《痛到癲》裏回想童年，也是一個崇拜蒙古騎兵，幻想自己帶刀上馬斬人無數的小男孩。他的藝術歷程或許就是從那時候開始，一張張日本武士作戰的圖畫是他發洩的方法。發洩甚麼？發洩小孩特有的憤怒。他的哥哥則崇拜希特勒，而且也有自己一套獨特的發洩方式，那就是他的癲癇症。

《痛到癲》曾獲法國阿爾法藝術獎，2002年推出英文版之後則被《時代雜誌》選作年度必讀作品之一；此外，它更被評論界譽為九十年代歐洲最佳漫畫小說。所謂「漫畫小說」，被港產薄裝漫畫與日本漫畫養大的本地讀者或許會很陌生，其實你可以簡單地把它看成一種有小說事方式，但用漫畫的視覺手法來呈現的一種綜合藝術，既有長篇小說宏大的架構及迂迴細緻的描寫，也有漫畫那直接強烈的風格。David B善於使用誇大的黑白塊面對比去結構每一個格子，在這種構圖底下，人和物的線條都非常明確肯定，令人一見難忘，有版畫的味道。他在《痛到癲》裏以這種畫風去處理自己的成長，而少年的成長正是傳統小說最重要的題材之一。

故事主線圍繞作者哥哥的癲癇症，為了這個病，他和妹妹一起經歷過給鄰居小孩的歧視，他和父母一家四處遷徙去尋找醫生和靜養的地方。他們甚至趕上了六十年代法國的東方熱，參加過以日本人為導師的生機食物公社來鍛煉精神。但《痛到癲》真正的主題卻是戰鬥，哥哥自己與病魔的戰鬥，全家人面對殘疾小孩的戰鬥。這又穿插了作者自己對戰鬥的迷戀，當然還有觸及真正戰爭時的迷濛醒悟。這不是一本令人特別愉悅的快樂童年回憶錄，而是一部在現實與超現實之間，想像的戰爭和真實的戰爭之間，正常的病痛與不正常的健全之間，來回穿插黑白往復的殘酷少年故事，絕不寧靜，但是感人。

梁文道或馮振超：尋人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電視裡看到香港警察在泰國四處尋找港人蹤影，從他們的身體語言看來，大概也能察覺出一種漫無頭緒的迷惘，在異鄉裡不辭勞苦地去找尋著每一名失蹤港人的警察，呈現的是叫人折服的高尚情操，要知道，他們尋人的耐心與堅持，直教人感動。

在香港，人口密集，但關係疏離，尋人絕對不是容易的事，回到半世紀前、解放後大量國內同胞從全國四方八面湧到當時經濟尚待發展的香港，當中自然產生了大大小小的兄弟失蹤、夫婦分散的人間故事。

收音機早年還會經常聽到很多尋找同鄉、親朋的尋人啟事，內容千篇一律是詳列姓名、籍貫、年齡等資料，最重要是最尾那兩句例牌結語「家人在家盼望已久，若有人士知其下落者，請告知，薄酬或厚酬。」尋人廣告用語反映過去尋找失蹤人口的家屬，都接受了應該付出酬勞予幫手尋人者，這種別具特色的民間尋親方式，難免帶點金錢觀念，可視為當時一種社會現象。

回顧歷史，中國有關尋人的史記不多，這可能與由來已久的戶籍制度及刑法有點關係。

秦代奉行連坐法，一人犯罪，其親屬、朋友及鄰居等必遭牽連處罰，久而久之社會裡產生出一種人人皆互相監視的不成文生活模式。每個人的生活空間及私隱也狹少得可以，人口流動的消息反過來卻成為親朋間的公開資訊，要尋人大可在友儕間打聽便可。

漢朝時，官府確立十里一亭及亭長制度(漢高祖劉邦便曾任泗水亭長)，十亭為之一鄉，這令民間網絡制度逐漸成形。

及至宋朝時的保甲法，十家為保，設立保長一職，這些互鄰網絡正好是現今兩岸派出所制度的先模。

現今中國大地奉行的派出所及居委會，分管市民戶籍及區內雜務管理事宜，區民有責任上報自身及居住資料，令這些民間組織對區內市民戶籍流動有著一定程度的了解，這個市民搬屋、那個市民移民他去，「街八」們(居委會內工作人員的俗稱)也會視為日常記事工作之一，若有人口失蹤問題，這個地區性組織網絡便可派上用場。香港奉行自由主義，市民們就是每日搬家也可以，國內一套雖然有助尋找失蹤人口，但在自由至上的金科玉律下，相信也不會受到尊貴的立法會議員及市民大眾歡迎。

梁文道或馮振超：災難劇

【都市日報-兵器譜】說災難是戲劇好像很不敬，但它有時候的確像場戲劇。或者不是它本身是場戲，而是傳媒把它處理得很有戲劇性。例如印尼大地震和它引起的大海嘯，就完全呈現出一幅驚慄悲劇的結構：先是快樂的人間天堂，遊客們一家老少其樂融融地在海灘上嬉戲；然後海水倒退的異象出現，沒多久如牆巨浪排山掩至，人群慌忙逃命驚叫哭鬧；最後則留下遍地頹垣敗瓦，屍骸遺骨，滿目瘡痍慘不忍睹。有開頭，有高潮，有結尾，此所以這場天災被恰當地形容為悲劇。

同樣地，「九一一」也有相似的悲劇結構，而且更為壯觀。兩座紐約這個世上最繁華大都會的地標，就這麼在世人的注目之下被飛機撞垮。這場災難對沒怎麼受過襲擊的美國來講，其創傷程度猶如世界末日。所以美國人不嫌誇大地把世貿中心遺址叫做「彈著點」(Ground Zero)，這本是指廣島和長崎原爆中心點的專用語。可見在美國人的心目中，「九一一」之禍可與死了數十萬人的原爆相比。

當災難呈現為一齣盛大的悲劇，它就能透過媒體強烈激起觀眾的同情心。難怪「九一一」之後，捐款數字可以在短短三個月之內達到十三億美金。這些款項中有三億五千三百萬美金會分給400個喪生的警員、消防員及其他救災人員的家屬。

若加上政府本就該發的救助金，平均每個受害家庭可以分到100萬美金。

最後由於善款實在花不完，於是下曼克頓內任何居民只要聲明受到影響，都可以申請領補助。人們租房子的費用越高，可以拿的錢就越多，故此出現了在華爾街上班的銀行家拿到一萬美金的奇怪現象。

當美國傳媒用「亞洲九一一」來形容印尼大地震時，我們都知道這是極不準確的說法，因為亞齊省的災民早在被海浪沖毀家園之前，就已經活在極度貧困的環境之中，與下曼克頓的紐約客大有不同。

這些災民早在受到自然力量侵襲之前，就已經是政治的暴虐、社會的不公和經濟全球化的災民了。「九一一」發生的那一年，世界上有一千萬名五歲以下的兒童死於營養不良和不潔的食水。比起「九一一」，這些天天發生的人為慘事太沒有戲劇效果，因此無法引起大家的關心和捐款。

希望這回戲劇性的海嘯終於會令香港人發現，原來印尼災民早就是災民了，他們如今只是第二次受災。

梁文道或馮振超：自然災害

【都市日報-《兵器譜》】天災總被認為是人力不能阻擋的禍事，但是有哪一回的天災不夾雜著人禍的成份呢﹖這次印尼大地震造成的海嘯，捲去了十五萬人的生命，儘管募捐數字的累積速度驚人，但很多援助還是到不了位。

印尼亞齊省受災最是嚴重，但當地叛軍盤據，基礎設施如道路又不足夠，救援物資只好靠一批批的真升機空投。

緬甸位處印度洋畔，不可能沒受到影響，但它的軍政府怕外人援助失去了自己威風，堅稱自己好得很，沒問題。

這一切都是在天災之後會加重損失的人為過錯。

經濟學家亞馬蒂森(Amartya Sen)最著名的研究是比較印度和中國在大饑荒時期的表現，他發現同樣面對糧食歉收，印度死的人要比中國大躍進時期少得多。原因就是印度起碼有民主政制，透明度高，遇到災害可以迅速察覺再設法對治。

反觀中國大躍進時期搞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弄得田無人耕，終於發生饑荒。

為了表示政績和毛澤東思想的戰無不勝，地方官員不只不上報實情，還要吹噓自己鄉裡的稻田處處結實，隨便一個南瓜都有百斤重。終於鬧得神州大地餓殍遍野。

經歷過這種教訓，使得內地傳媒和學者對幾乎年年都說是「百年一遇」的洪水氾濫格外敏感，總是要糾出那裡填湖田造得太過頭，那裡的堤防是「豆腐渣」工程，口中的「自然災害」固然有自然的成份，但總少不了人為還是叫做「三年自然災害時期」。

天災可以因人禍而加倍為害，可以因人禍而緩阻它的紓解，它更會因為人的問題而無限擴大。印度洋沿岸諸國就是因為沒有海嘯預警措施，導致這麼多人命損傷。

但就算有又如何﹖

東非、印度和孟加拉有那麼多漁村連收音機都沒有，那警報又怎麼發到他們耳中﹖情況正如某些窮國愛滋肆虐，你給他藥也不一定管用。

因為愛滋病藥物的服用方法複雜，必須定時定量。對於整條村沒有一枚手錶的地方來講，這些藥無異於廢物。而貧窮，往往是人類社會的制度問題造成。

梁文道：只有同情並不足夠

【明報-筆陣】很多人看見南亞地震及海嘯的慘重災情之後，就發現香港果然是塊福地，既不在地震帶上，也少有海嘯的風險。又有很多人發現印尼亞齊省及斯里蘭卡居然有人為了食水和麵包，幹起搶掠打劫的事，於是了解到自己的生活幸福，不愁吃穿，實在要感恩一番。這讓我想起曾經有非政府組織帶一批香港中學生去泰國農村考察，目的是看看全球化對傳統小田農夫生活的影響，結果學生們回來之後的最大感慨竟然是：「我有錢買，又有書讀，真係好幸福。我以後一定要努力讀書，珍惜光陰」。這種從他人的苦難身上發現自己優越的情緒，好的一面是重新肯定了自己現有生活的價值；但壞起來的話，又何異於有些父母故意帶孩子去看乞丐，然後教訓他們「，唔努力讀書，第日就會變成咁啦」呢？廉價的憐憫只不過是自私的最佳盾牌。

傳媒廣泛報道誘發善心

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感論》裏有一個出名的「中國地震」比喻，說一個普通的英國人由於距離遙遠、情感陌生，因此不會對遠在中國的地震災民生起太大而持久的同情心。對那些認為道德建立在情感之上，而情感又決定於關係親近與否的人而言，這是個經典比喻。近年興起全球倫理學，強調一個人即使對於遠在天邊素未謀面的異國人，也該負有道德責任。這一派學者也喜歡引用亞當‧斯密這個比喻，儘管他們不同意道德可以因為距離關係的變化而變化，但是這個比喻可以用來指出人類願意行善的動機，的確和距離長短相識與否有關。所以在教育學生當世界公民時，多點讓他們認識其他地區老百姓的生活是有用處的，因為這會使學生更能代入他人的處境，同情共感繼而有所行動。所以前面說的那個非政府組織才會乾脆領學生去泰國實地考察。

如果善心來自親近的感受，那麼這回傳媒對印尼大地震的災情報道，就實在是最成功的全球公民教育了。直至執筆一刻，各國宣稱捐出的善款就達到了二十億美金，離災難爆發還不到十天。這麼驚人的動員能力，這麼迅速的反應，絕對與世界傳媒鋪天蓋地的報道有關。我們每天都在電視、電台、報紙和網絡上看到無數的故事和影像，遙遠的難民透過傳媒的中介漸漸成了我們的鄰居，對他們施以援手變成我們不可抗拒的良心指令。

可是我們也得小心，傳媒能夠激發我們的善心，卻也可以遮蔽我們的視線。印尼大地震固然是極端可怕的災害，但這世界上其實還有不少其他種類的災害，甚至天天都有災民致死。只是它們是曠日持久的苦難，沒有一場巨大的海嘯那麼具戲劇性；只是它們可能是人為的苦難，反而沒有天災那麼容易令人動情。我們的世界每天都有三萬多兒童因為營養不良和欠缺潔淨食水死亡，還有十億人活在極度窮困的環境之中，他們的處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類自己造成，甚至是我們可以出一分力去改變的。但是傳媒固然沒有持續報道和跟進的興趣，我們對於無力防止的自然災害的同情，也遠比我們可以付諸行動去加以阻止的人為破壞大得多。

有美國傳媒把印尼大地震比喻作亞洲的「九一一」，可見對於很多美國人來講，「九一一」就是他們所知的最大災難了。但是早在「九一一」之前，英美帶頭實施的伊拉克經濟制裁，就造成了數十萬伊拉克平民死於飢餓和疾病。而「九一一」之後正當美國預備攻擊阿富汗時，它更要求巴基斯坦切斷對阿富汗的糧食援助，導致數百萬與塔利班無關的平民立刻陷入饑荒。「九一一」當然可怕，但是世界各地的人為災禍不見得就比「九一一」的規模來得小，它們的災民也不見得要比紐約居民更富裕更不需要援手。

回到這回海嘯的受災地區，印尼的官僚作風和亞齊省基建不足，是救援行動受到阻礙的主要原因。但印尼身為世界銀行口中「全球化的模範生」，其政府能力何以如此不濟？向來人權紀錄糟糕的亞齊省則是埃克森(Exxon)石油公司在亞洲的大本營之一，擁有大量的油井和天然氣管，當地居民又怎麼會活在一個連基礎道路設施都不足夠的環境之中呢？我們又注意到可口可樂公司捐出大量瓶裝食水到印度受災地區，那就更是諷刺了。長期以來，印度多個省份的可口可樂工廠都被當地農民批評，因為那些工廠不只排放了超出歐美標準的化學物品污染水源，還過量地抽取本就欠缺的食水。有印度學者甚至指出「每一瓶可樂都是印度農民的血液」，生產可樂造就了就業人口之餘卻破壞了人數更多的農民生計。有些農民就是無法務農為生，才到沿海區域靠補魚過日子。

再說專家們倡導的印度洋海嘯預警系統，其實就算真有這麼一個系統的存在，當警報發出的時候，住在印度沿海貧困漁村的老百姓能收到警報嗎？他們可能整條村子只有一台收音機，對那半小時內來到的海嘯，事前如何通知全村居民呢？可見救災不是短期的食物供應和醫療復康這麼簡單，它還是整個社會發展的長遠工程。

個人消費掀動他國發展

全球倫理學的基礎之一，是我們每一個個人的行為都可能會影響到地球另一端陌生人的生命。例如我們的消費行為就不再只是衡量個人消費能力然後購買滿足感這麼簡單了，它們可能還會影響到世界某個角落居民的生活環境。因此香港這一刻對於鄰邦史無前例的同情心，有必要轉化成一種真正具有全球公民意識的道德情感，而這種道德情感需要知識去理清我們和地球上其他人的關係，需要不斷反省的韌力，還需要行動的勇氣。要做世界

公民，光有一時的同情心氾濫是不夠的。

梁文道或馮振超：團結

【都市日報-兵器譜】單純從表徵而言，團結是正面名詞，但落入中國人的世界裡，就富有多重意義。中國政治圈中，團結從來都是當政者面對逆境時的文字武器，說得簡單一點，就是團結多數、孤立少數。

每每遇上社會動盪時，搞事者永遠被界定為屬於團結以外的一小撮人，過去如六四事件中的學生、香港搞事的民主派人士，都被詮釋為一小撮人，在國家眼中他們只是社會中的零碎部分，並不能代表廣大民眾。

現實裡，中國有十三億人口，參與上述事件的必然是一小撮人，根本不用多說，證明政治意義大於一切。就是太平盛世，當國家領導人提到團結二字，也是別具心思的，最常見講法是「中國各族人民正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這句子包含了兩個想法，第一是方向性，說明不能無意識、無方向性的團結，要懂得跟從正確方向團結在一起。

其次，是階級分野問題，我們只能夠、或是只需要團結於以胡主席為核心的周圍吧了，絕不會成為團結核心，這無疑是解讀了領導與被領導者的不同階級分工觀念，通俗一點，就是「你要跟我！」

在毛澤東主席的文章中，很多也談到對團結的睇法及思維。

1940年他曾為《新中華報》寫了一篇紀念抗日戰爭的文章，名為《團結到底》，文中一段寫著「......一切共產黨員須知：只有抗戰到底，才能團結到底，也只有團結到底，才能抗戰到底。因此，共產黨員要作抗戰的模範，也要作團結的模範。我們所反對的，只是敵人和堅決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對其他一切人，都要認真地團結他們。而所謂堅決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在任何地方都只佔少數。我調查了一個地方政府的成分，在那裡辦事的有一千三百人，其中堅決反共的只有四十至五十人，即是說，不足百分之四......」

團結在我國而言，從來並非只是人心共歸這麼簡單，還有著邊緣異見人士的深層意義，而香港人熟悉的團結，與祖國一套確實存在著大不同，不妨好好學習。

梁文道或馮振超：天堂

【都市日報-《兵器譜》】布吉、喀比、PP島和馬爾代夫，曾經被認為是天堂的地方，如今成了地獄。諷刺的是，只有在這個時刻，在點算屍體，尋找家屬和奮力再生的這個時刻，這些地方才忽然有了人的面目。只有現在，它們脫下了天堂的面具，才在災難之中以人世的實相坦露眼前。

樂高(lego)曾在90年代堆出一款叫做「天堂」的組合玩具，包括了一棵棕櫚樹、兩個淋浴棚、一把太陽傘，兩張摺椅、一塊衝浪板、一根釣竿、一艘遊艇、一架輕便Hi-Fi、一組連Bar tender的海灘酒吧和一對著泳衣的遊客。這套玩具為甚麼叫做天堂，答案顯然易見，因為這幅海灘度假勝地的景象，表達了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全球都市中產階級的夢想。

以往歐洲人並不熱衷到海灘，最少要到了十九世紀，英國的巴斯及地中海沿岸才成為熱門的觀光點，原因之一是為了健康，據說海風與海水有益身心。

第一個聲名紅遍全球的海濱度假勝地卻不在歐洲，也不在北美，而是在太平洋上的夏威夷。夏威夷有很多沙灘，有大得可以衝浪的海潮，充滿異國風情的少數民族，豐盛的天然物種，奇妙艷麗的花朵及水果。

美國來到這個地方就像踏上了西方人傳說中的伊甸園。漂亮的景觀，不知名的動植物，未經現代文明「污染」，這一切從來說是構成西方人對伊甸園想像的要素。雖然在夏威夷之前還有法屬大溪地，但美國的強大國力和它流行文化工業(比如說電視劇)的影響，卻把夏威夷變成史無前例的環球天堂。至此之後，夏威夷的的形象就開始往世界各地拓展。

西方遊客發現了一個又一個的海邊天堂，芭堤雅、峇里、關島、波拉波拉、布吉、馬爾代夫、沙巴……。

有趣的是這些地方吸引人的地方都很相似，正如那套樂高玩具，它們的風景明信片若不加說明，你實在分不出來它所描繪的那個景觀到底在哪。

當大家都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尋找全球化的痕跡時，卻都忽略了海灘度假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所有的城市中產階級都想在假日遠離文明生活去一個無人海灘，然後在那遇上一樣的按摩水療，一樣的infinite pool。直到海嘯襲來，每個地方的全球化裝扮才剝離下來。

梁文道：蘇珊．桑塔與海嘯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蘇珊．桑塔總是來得如此合乎時宜。她的每一篇評論，每一次在集會示威中的現身演說，都是那麼地切乎時機。儘管她的作品未必談得上有甚麼深刻曲微的思想，但她總在最需要知識力量的時候輕裝上路，直指要害。或許這就是思想家與公共知識份子的分別：前者必須像尼采所說的那樣經常做出「不合時宜的沉思」，從處身的時代之中抽離出來掌握整個時代，甚至預言未來；後者則要陷身在時間裏曲折纏繞的網線之中，奮力地揮劍切割，理出一片可供前行半步的清明空間。

蘇珊．桑塔甚至連走都走得合時。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印度洋的海嘯捲了進去的時候，她以七十一歲的年齡拖飽經癌病困擾的身體離開了世界。當我們每天都在觀看數不盡的發脹屍體，和電視上不休止的最新海嘯襲岸的錄影片段時，她留下的最後一部論著恰巧是《旁觀他人之痛苦》。這本小書的核心論題正好是：現在我們的生活被滿斥災難死亡的影像所環繞，我們還會不會對那些受苦人們的照片動情？我們的良心和道德力量會不會麻木無力？讓我們坦白承認，蘇珊．桑塔要我們正視自己的矛盾，我們都懼怕那些慘不忍睹的死者照片，但我們都像窺淫癖般地忍不住想多看它們一眼。所以，每一張報紙都要有更多的災情照片，照片越多，報紙越暢銷。

在這本小書裏，蘇珊．桑塔博學地追溯了藝術描繪殘酷事件的歷史，和攝影與現代戰爭的關係，然後回到不斷重複的九一一影像，再終止於現代美伊戰爭。她上一本談攝影的名著《論攝影》質疑攝影術自詡的能耐，現在她卻在這影像氾濫的年代重申照片的道德價值。她斷言，並非照片太多麻木了我們的神經，問題是我們在照片的震撼之下不知如何相應行動。照片依然有用，它能震驚我們，它是第一步的邀請。接下來則要看我們思考了甚麼，又幹了甚麼。

雖然她談的是戰爭，但這番分析巧妙地切中了這幾天大家經受的視覺震撼。這本書的中譯適時出版，是這位偉大公共知識份子留下的神奇記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