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父親的聲音

【都市日報-都市人】當一個男人的父親垂死，而兒子尚在妻子的腹中，他會不會感到遺憾﹖為了那對爺孫或許終於無法相見，老者來不及把他一生的故事告訴給襁褓中的幼嬰，稚年的來不及接受祖父粗糙雙手的撫抱。當這個男人恰巧是個作家，而這作家又是張大春，他就會寫一本書，追溯父親的事跡，寄托自己對爸爸的感念，與對未來出世孩子的盼想，甚至還會抽離地思考「父親」二字的意義和這個稱呼背後的沉重。這本書就是《聆聽父親》。有人說這本書是早年以形式大膽前衛見稱，如今貴為台灣最優秀的小說家的張大春的最佳作品。也有人說它是中文世界裡自朱自清的《背影》以來關於父親最感人的記述。但如果你真以等待另一次讓你心動落淚的心態展開《聆聽父親》，你肯定會失望。因為它沒有表面的濫情，比起《背影》，它不只篇幅大上幾十倍，也更具深度。故事看來簡單，無非就是張大春從記憶和回山東祖家的歷程裡，片段搜尋拼湊出爸爸及父系一家百年的亂世浮生。但因為這又是向未誕生的兒子述說的故事，所以向來長於抽象思考的張大春不免要反省這麼做的意義：這是身為兒子的自己對父親的責任﹖是同時身為父親的角色的自己對兒子的責任﹖還是一個小說家寫另一本書的籍口﹖文字、感情與思考同樣綿密繁複。若說這是張大春迄今止的最佳作品，絕非過譽。

顛覆親中 梁文道

嗜抽煙、好讀書的梁文道任重道遠，因為他擔任商業一台總監以來，一直密謀顛覆親中。

「顛覆親中」這個詞匯如果單按字義解釋最少可以洋洋灑上一萬字，還不計算中國人習慣在政治上穿鑿附會又多加一萬。

簡單來說，梁文道認為大家習慣把「親中」這概念壟斷，狹義地等同於徐四民、東方紅、裕華國貨、天安門廣場等等標記符號。所以他立志要為「親中」重新演繹，加入賴昌星、Hip Hop、新天地、老胡同等等中國元素。而商業一台就成為這一次顛覆行動的橋頭堡。

我姑且把這種反抗傳統「親中」的舉動稱作「顛覆」，是以命題「顛覆親中」。

要寫「顛覆」和「親中」，其實牽涉一眾本地傳媒、專家、學者經常有心或無意地指鹿為馬式的政治學謬誤。謬誤一：傳統上我們認為反中央、特區政府的人為「顛覆」，但如果按中華人民共和國藉無產階級革命而建國這一歷史演進的話，那麼一干經常遊行示威破壞社會穩定的人非但不是反中亂港，而是堅持毛主席「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社會改革路線，可以勉強被稱作「親中」。謬誤二：我們習慣調侃（或者歌頌）那幫高舉「沒有國、哪有家」的政客為「親中」的「左佬」，但共產主義目標應該是人民凌駕政府之上而落實人民當家作主。所以邏輯上，「沒有國、哪有家」的擁躉其實違反共產主義精神，非但不「左」，可能還很「右」。

忽然顛覆

梁文道說：「以前說起親中，好自然會出現背景音樂，像《我的祖國》、《東方紅》，然後背景是五星旗、金紫荊和天安門，但其實都不符合現在中國的景況。」

可是儘管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中國再不是赤紅色的革命聖地，可是本地傳媒還是習慣在訪問「親中人士」時便拉來鄔維庸或徐四民、中國製造依然是中僑或裕華、時裝設計師的China Chic依然是毛澤東或五星紅旗。

對這些謬誤梁文道都一清二楚，而他相信經常上深圳洗頭按摩購物的香港人也心中有數。可是大家都潛移默化、全盤接受，直至他當了商業一台總監。

「你相信嗎？我們昨天還收到廣管局轉介的聽眾投訴，說商業一台反中亂港，還把『六七暴動』拉來說。」他說。

所以他決定要顛覆「親中」這一概念，因為「中國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概念，根本沒有『親中派』這回事，他們自己也沒有意識形態，最多是不同類型的人組成一個派對。」於是他把「親中派」後加一個「對」字，語帶相關，成為商業一台的最新節目《親中派對》。但梁文道堅持自己不是要踢走老一輩的「親中派」去改朝換代，只是把「中國」的涵義擴大，所有人都可以是「親中派」。而這位曾經在鳳凰衛視工作的中國通，便挺身擔當中國最新資訊的傳播人，讓我們重新了解祖國。這一切包括：四川成都人不飲茶而喝咖啡、北京年輕人不到後海而蒲胡同、北京行為藝術家比香港長毛更激、中國手機世上最多功能諸如此類。

顛覆最難

「顛覆親中」，其實不單因為要去證明商台這燙手山芋（前有續牌風波）並非「反中亂港」，還為了引領香港走進國際。因為礙於我們傳統上對中國的明意式或潛意式的反感，我們總喜歡說香港怎樣怎樣，中國又怎樣怎樣，好像我們彼此都不屬於同一個國體一樣。

這當然因為歷史上香港的經濟、文化、社會都比祖國進步的緣故，而令我們不願稱自己為中國人。但問題是，當香港所有中文媒體只報道香港新聞，而令我們忘記了自己其實是地球村一員時，內地的《三聯生活周刊》已每期翻譯一段德國《鏡報》、英國《經濟學人》的新聞。梁文道隨手翻開一本北京雜誌《青年視覺》，寫的是阿歷山大帝、鑽石工人的苦況，連旅遊版也介紹伊朗首都德克蘭。他說：「你看，中國其實比我們潮得多！」所以梁文道有一個意願，當內地跟香港在文化上CEPA以後，香港的導演不但能數出10個最好的香港導演，也數出10個最好的中國導演，到最後數出10個最好的中國導演，而其中包括香港人。另一個意願是，由貝聿銘和Michael Lau去介紹內地的建築和figure，然後這些人最後說一句：「我是親中派。」梁文道最後還是語重心長地說：「我們不是要做香港最好，而是中國最好，所以我們要領導中國，因此更加要掌握中國的發展。」

梁文道：「香港不只是經濟城市」研討會 阻礙香港前進的三種討論

【明報-論壇】描述香港，應放棄三組常用的說法，以免再浪費資源，即：

香港是否已經衰落；

香港是否政治化了的經濟城市；

親中派與民主派的對立。

這三組討論極有問題，阻礙了香港的前進。

香港衰落 意味過去很好？

近年不停有評論指香港正在衰落，但這即表示香港曾經輝煌、美好，但97前的香港真的很好？在不少人眼中97前並不比現在好得很多，當時已有很多貧窮人口，一些既得利益階層會覺得97前相當好，今天利益受損，故覺得衰落了。但對於很多97前覺得香港不是太好的人，其體驗不是由很好變為衰落了，而是從「幾衰」變為「更衰」。

第一個問題是，若我們真的相信「香港衰落」這套理論，很容易將過去投射為一個很美好的香港，並指導了目前的方向，亦是香港的問題所在──努力地回到過去，很想找出過去成功的經驗在哪，如何返回過去。

港人今日是真正向前望還是懷鄉懷舊？懷舊的人心中過去的香港，是個謹小慎微、注重經濟發展的城市。很多時我們覺得過去香港是一個好的香港，乃在於他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城市，97前的香港沒有那麼多政治化的問題，這說法是否有道理？

從來沒有人解答為何我們有這麼多二元對立的討論方法，例如經濟為何與政治是對立的？為何政治就等於不穩定、有爭論？經濟就等於穩定、和諧？要和諧、穩定、經濟，就不要爭論。

這想法限死了我們的想像力、定位，佔去很多資源，進行這種討論──香港應該是經濟城市還是要政治化──是很不智的。

政治等於不穩定？

我實在不明白什麼是經濟城市，什麼是單純的經濟人，我知道我是一個整全的人。經濟發展很重要，但屬於手段多於目的，目的可能是更好的人生，更快樂的人生。

我們要放棄香港衰落這一描述方法，也要放棄香港是否政治化還是經濟化的討論。

第三種要放棄的討論方法，是親中與民主派的對立。

「親中」這概念很多時與左派掛，但很多被指為「左派」的言論，其實是非常右的，這左與右的標準是國際或學術界上左右的區分。

為何「親中」被稱為「左」，這是歷史關係，親中被指為親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當然是左。但當親中的內容在變時，左的意思也在變。

以親中與民主的對立作討論問題的方法，並不準確。我認為應該創立一個新名詞，叫「親中派對」。以英文稱之，即「親中party」，即快樂及黨派的意思。

其實香港現時有太多人親中，但卻不被現時「親中派」這名稱所吸納，故要建立新名詞。親中有很多種，你在說哪一種親中？是說與中聯辦親近，還是說住在羅湖深圳每日到香港打工，哪一個較親中？香港有很多人到北京上海珠三角工作，他們又是否親中？

現時有些年輕人很愛中國，不是仰慕現領導人或對現政權有太多認同，而是喜歡上海酒吧的氣氛，覺得認同中國很有型，有人認同中國是因為北京有一隊最前衛的搖滾樂隊，因此很愛中國，想到北京投入流行的波希米亞族，他們又是否親中？

按現時親中派的內容，很多人也不被包括在內，故應以「親中派對」稱之。他們又是否一定不認同民主派的理念？一個很愛上海酒吧北京遙滾樂隊的年輕人，會否不認同民主派？未必如此。

親中定義在變

「民主派」這概念也很奇怪，全世界今天討論政策方向時，很少見到其他地方這麼標榜民主這價值，而又可以衡量所有政策。

香港應重新界定左右是什麼意思，我們應重劃香港的政治討論光譜，協助我們分析政策。

以邊境稅為例，親中與民主派為何會是有效的立場？如果用國際上通行的左與右光譜，反而可看到兩者的分別，右傾政黨會如何看開徵新稅，背後比較容易有一貫的邏輯，容易與市民大眾溝通。

上述三組討論都極有問題，阻礙了香港的前進。

梁文道：士不可不弘毅（《壹周刊》專訪）

本來以梁文道這種小眾文化人，《壹週刊》未必會訪問。他有一些奇怪的行徑，奇怪的思想。八九年為了反對中國的四個堅持，竟在維園脫掉外褲和內褲，坐在一個痰盂上與警方對峙了大半個小時。他反全球一體化，吃香蕉時會想到哥倫比亞蕉農受化學藥物污染之苦。他又提醒去峇里做spa的人，spa會耗盡珍貴淡水，令農田因乾旱而失收。他在報刊文化版寫稿，在電台、電視台主持節目。他也是牛棚書院的院長，但了解牛棚是什麼回事的，全港可能不夠五百人。不過，今天眾傳媒排隊訪問他，因他做了全港收聽率最高的商業一台總監。梁文道有種本領，可以就任何題目談上起碼十五分鐘。訪問時記者見他站得久了，反客為主，叫他：「坐吧！」他立刻就說：「有人類學家統計過，人類姿勢有六千多種，令人舒服的，例如坐，也有很多種。不同文化有不同坐姿，坐姿又與坐具有關（下刪古代中國人與日本人坐姿的相互影響）。Sofa其實是阿拉伯文，本來形容在地上半坐半臥的姿勢，後面的大咕0臣，也稱為sofa（沙發），非洲一個游牧民族的休息姿勢，是單腳企。所以你認為舒服的姿勢不是天生的，是訓練出來的。」若記者不喊停，相信他還可以繼續下去。他是一個不斷抽煙以致喉乾舌燥，雙眼因午後陽光而弄得昏昏欲睡，但嘴巴仍然可以不斷張合，而不會語無倫次的人。如此一個「理論家」，偶像是亞里士多德、孔子和傅柯，關注的課題是「世界公民的人文素質」。當他突然間關心起《十八樓C座》（商業一台長壽節目）的哨牙婆和鬍鬚仔時，豈不詭異？

名利不計為救港
入商台前，他從沒做過一份正當職業。九四年中大哲學系三級榮譽畢業，經幾個老師力薦，才能以此差勁成績讀碩士，跟隨石元康教授。但在研究院躭了四年（九四到九七），外騖太多，終不能完成學位。他在鳳凰衛視主持《鏘鏘三人行》幾年，就算後來成了正式員工，每星期也只須上班兩天。平時晨昏顛倒地看書，在報章文化版寫稿，在理工設計學院和港大通識教育講授課，做做藝術團體的顧問，有償的，無償的，他都不亦樂乎。他是「進念二十面體」成員，Ｏ一年出任牛棚書院院長，主張「知識下放」，會舉辦些「當前中國知識界的境況考察」或「再思考我們的居家生活」等課程。一年前他在新城電台主持節目《愛書才會贏》，認識《原氏物語》的作者原復生。一年後，這個原名蔡東豪的人成了商台營運總監，二人又再談了幾次。蔡力邀他加盟。於是，梁文道從此每天要七時起床，八時與鄭丹瑞吃早餐，面授機宜。九時正坐在辦公室。「我以前一年看二百多本書（平均二百多頁），會拿著樂譜聽古典音樂，還會拿幾個指揮家的版本作比較。我上工一個月，看不到十本書，這是最大的犧牲！整天要聽住電台，剛買了Simon Rattle的一套貝多芬交響樂，只是聽了幾首，真慘！」做了一台總監，他其餘所有兼職要停止。他自言，名，他已有。因主持《鏘鏘三人行》的緣故，大陸有不少人認識他。到了北京上海機場，有人會走過來跟他握手。他聞說北京政界高官都有看他節目。利，從不同渠道的收入加起來，不比現時商台給他的少很多。但為了一個原因，他答應加入商台。「為香港！」

我是左派又如何
今時今日已沒多少年過三十的人，會說這句話。但他一派認真，唯有讓他繼續說下去。「香港的媒體普遍傾右，我希望商台將來能多關心弱勢社群。」舉個例，他與《十八樓C座》編劇說，撰寫有關大陸人自由來港的劇本時，應留意用詞，不應令聽眾產生成見。「例如我們討厭大陸人踎，我覺得十八C其中一角色可以提出一點：為何踎不文明？香港的商場總是沒有地方讓人坐的，逼你入餐廳消費，那又很文明嗎？沒地方坐便只好踎啦，有何不妥？」他又認為，商台太著重本地新聞。重要的國際新聞，例如英國廣播公司的凱利事件，除了出現在新聞報導外，其他節目竟沒討論過。他一上任，便增加了一個介紹書本的節目，名為《打書釘》，由他與傳媒中人劉細良主持。大班、毓民這兩個言論節目以外，他再加一個。格調會比前兩者溫和、幽默，有更多知識作背景，由陶傑主持，每晚與不同立場的人衝擊討論。節目由九月一日開始，梁文道建議的論題，包括《韓戰結束五十年》、《春藥革命》。他坦言自己是左派，更誇口說自己是「林彬事件後加入商台的第一個左派」（林彬是商台六十年代播音員，因反左言論遭伏被燒死）。梁文道的理想是平等大同的社會，反對李嘉誠把超級廣場開得一街都是，扼殺街市攤檔的生存權。他贊成屯門靠卑微人工為生的人辭工領綜援，因政府未有諮詢窮人便重建市區，把他們搬入屯門、天水圍，要他們花最多的金錢與時間在交通上。記者問他有交稅嗎？他有點動氣地說有，甚至會捐錢。他的左，與曾鈺成、徐四民的完全不可相提並論。「香港對左的觀念很模糊，左等於親中。其實現時中國的政策已經很右，《文匯》《大公》不斷幫商家說話，怎會是左？」

脫褲子抗議專政
看起來老成持重，卻只有三十二歲的他，雖然是香港人，卻不是地道香港仔。他在香港出生，四個月大時因父母要工作，把他送到台北外公的家。他口中的成長故事，甚具戲劇性。由小學到初中，考試從沒離開過尾三以下位置，初中三年更經常上演街頭武鬥，操行差得沒有學校敢收。他被迫回港升讀中四。學業壞透的他從小喜歡哲學，志願是當哲學家。有次與黑道嘍囉打架，連番追逐後大家躲在天橋底喘氣時，一個「大佬」竟從懷內掏出一本川端康成的《美麗與哀愁》介紹給他看。「這就是台灣。」他說。他不愧是靠說話為生的人，主持了幾年清談節目，聽眾的笑位、驚嘆位他陶捏準確。不過情節有時像他的笑聲一樣，略嫌誇張。他回港後在沙田聖母無玷聖心中學讀了兩年。用七日時間迎戰會考，結果取得2A3B1C，得以到培正升中六。十七歲正唸預科時，他投稿《信報》文化版，撰寫劇評之餘還挑起筆戰。文化中人紛紛打聽此文筆辛辣的新人是誰。編輯致電他家中，家人說他上學去了。編輯還以為他是教書的！從此，少年梁文道在文化界一舉成名。八九民運，他十八歲，正唸中大一年級，又有驚人之舉。「六四後維園有個民主藝墟，一班藝術家在重演六四事件，我覺得實在太戇居，影衰我地藝術家。於是我去搞破壞，拿著大聲公不斷騷擾他們。「我有個朋友用四張摺櫈，上面放了四支黑色中國國旗和四個痰罐，來反對四個堅持。我忽發奇想，便脫了褲子坐上去，刺激大家討論。警察來了，我就坐在上面與他理論，前後擾攘了大半小時。」在大學裡，他也是叛逆分子。在《哲學概論》一科考論裡，他認為老師出的問題錯了，於是自行改了考試題目，再跟著自訂的題目作答。成績，自然也不會好。

知識份子救香港
可惜本來給牛住的牛棚書院，給攝氏三十三度以上的太陽曬得火燙，他又穿著T恤斜褲。若今天他身穿灰色長衫，加點蕭蕭秋風，再來個稍低角度鏡頭拍上去，憂國憂民的他，一定很像魯迅。「孔子的《論語》，影響我很深。『學而時習之』裡的『學』，就是經世致用之學。『時』是時代，『習』是實踐。有個適當時代，實踐拯救世界的學問，不是很好嗎？」這豈不是他的現況？「對，香港已來到很危急的地步，我有個朋友的秘書，在辦公室不斷影印Harry Potter，他問她怎麼了？原來她捧著那書在地鐵看，給一班中學女生笑，說她扮野。所以她唯有影印了，放在透明文件夾看。「香港有幾多人看書？就是看都是幾米之類，香港人愈來愈反智，愈來愈大鑊。」他從手提包拿出一本《三聯生活周刊》，逐頁翻給記者看。「這是全中國銷量最高的雜誌，頭幾頁會介紹今期Nature期刊說什麼，法國Expresse說什麼。內容是卡夫卡一百二十歲誕辰，美國大選電子網絡選舉……「我怎能令香港人有興趣看這本雜誌？但我相信好多人根本看不明白。香港人，還憑什麼跟人說Global？一間跨國公司要在中國設總部，我看不到他們有任何理由請香港人。「十年前香港媒介雄心壯志，說要北上發展。現在？香港不被大陸淹沒已偷笑勒！但你守住香港七百萬人又有什麼用？人家有十三億呀！」他愈說愈激動，幾乎影響呼吸。「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他像說給自己聽的，聲音小得很。

梁文道：商台DJ由讀新詩做起

「現在香港人在知識層面上，仍然傲慢，以為自己懂很多，不懂的，拒絕認識；如果讀到文章有不明之處，只會指是作者問題，不是自己問題，怪作者令自己不明白。」商台一台節目總監梁文道說。 4

文、攝　何 鸞 問 前牛棚書院院長、剛任商業電台節目總監的梁文道種種新大計。

　　「……可能叫他們讀吓詩，哈哈哈哈……。」梁文道忍不住大笑，又立即收起笑聲，認真說：「不理新詩或舊詩，也可以讀。」他們，是指商台 DJ。

　　聽來匪夷所思。

　　「讀詩好好㗎，不論讀新詩舊詩，詩是語言中最經濟的，最 quality 的，也是最簡潔的，加上節奏音韻有致，做電台節目『度』題目及節目名稱，做簡短 promo，思維方式跟寫詩相似。一樣要以最簡單經濟的語句，達致最感動人，最有感染力的效果。」

　　梁文道再舉例子。

　　「就如去年叱咤樂壇大獎，口號就是『人人英雄，一一起舞』，意指不是大歌星才會奪獎。這個想法不但好，口號更加矚目吸引。口號的意念，又是誰創作呢？不就是以林夕為主的一班創作人想出來的，填詞人林夕之前是幹什麽的，他就是寫詩的啊！」梁文道把看似沒關係的事件連成一起，他的右手五指已忍不住靠攏伸直，成一把肯定的「刀」。

香港的政治光譜有問題

　　梁文道是打筆戰出身的，由《信報》、《電影雙周》、《明報》，甚至中國內地的《南方周末》，《新周刊》，都有他的戰績。

　　「我寫稿，一定要有後著，預備人家如何對你逐點擊破，寫一篇稿，準備的內容足夠寫兩至三篇文章。做電台節目也應如此，講十個points 的，準備多二十個 points 給自己。要達到此要求，同事的知識面，無論是密度和深度，都要增加，最怕是嫁羡人拿著資料，照讀。」

　　「嫁羡工作者，應是 knowledge worker，（商業電台）一台已不太播歌，日夜不停播放資訊。你看，報紙有 graphic，還可以『攝』空位，但電台沒有，由早到晚，資訊密度可想而知有多高，你講的內容，除了好笑，有親切感，還要識好多東西。」

　　「南方朔的博學多才，很多人都知道的。他主導的《新新聞周刊》，就叫同事讀漢賦，因為漢賦的文字非常美麗，多讀多看有助文字功力。」

　　南方朔跟梁文道說，現在的記者剛大學畢業，才二十多歲，就當人民喉舌，你說怕不怕，記者自己，是否好驚，因為，未見人事世面未有經歷，何德何能去當人民喉舌？是否應好好地叫自己多讀點書？

　　政評「烽煙」節目，之前一度被外界認為是商台可能不獲續牌的「禍心」。

　　「民主派，反中」好像已成為商台的標籤，雖然商台已獲續牌，但這個標籤，仍是梁文道面向大眾時的燙手山芋。

　　「好多人評商台政治立場偏頗，又批評為何沒有民建聯的人上電台說話。不過我認為香港的政治光譜有問題。」梁文道嚴正地說。

　　「在歐美，人家的政治光譜很明顯。左派，代表你重社會公義、平等；右派代表你重市場自主，要個人自由。加不加遺產稅？左派一定贊成，右派一定反對，立場分明。」

　　「但香港卻不倫不類。親中的，不就是逢中央、逢董建華就支持，是『凡是』派，是非理性的。」

　　「你說親中即是左派嗎？又不是，有眼見《文匯》、《大公》的言論，都是支持商家的。如果你說你是親中，是左派，那麽我敢說我是自林彬死後，第一個入主商台的左派，我讀資本論讀得比你多。」梁文道不自覺地把椅子移向前，帶點激動地說。

　　「香港的民主派又如何說？一是支持直接民主，一是間接民主。但民主派我就搞不清他是左是右，在歐美，加遺產稅減個人薪俸稅，左派一定支持，右派一定反對，香港呢？一時是左派主張，一時則右派主張，不統一。」

　　梁文道重申，他要平衡商台節目的意見，但不是所謂親中與民主派的平衡，而是左、右立場的平衡。

　　「我可以說，商台相信市場經濟、尊重市場自由，但關心社會公義，不贊成市場化的社會。」梁文道如背校訓，一字不漏。

　　也是綠色和平董事的他，計劃將來有更多關懷基層的聲音，在節目中發聲，甚至公平貿易理念，滲入不同節目。

　　「這是商台一向有的東西，只是一向以來意識得不夠，不久將來，會把這理念漸漸加強。」

　　不過，文化人的理想與商業機構的現實，永遠不會渾然天成。

　　「就像林行止先生，董橋先生，他們都是 public intellectual，所處位置，可能都要作很多妥協。我想像如果商台反全球化，卻有國際大公司付錢在商台賣廣告，又真的無法抗拒。幸好廣告的事不用我操心，哈哈哈……。我想，唯有在不同節目中，有空間給市民以不同角度思考社會議題，才能消減這個兩難。」

　　「七一」五十萬人上街遊行，商台在某程度上是「推波助瀾」者，「七一後，我們的生意（廣告）多了。這證明了只要你立場堅定，仍然會有人認同你。」

為大眾帶來新的啟蒙

　　他認為，香港人經過沙士、七一後，多了反省，「但我希望大家除了這樣，也希望多些 empower，思想更加獨立自主。」

　　梁文道最近曾在報章上介紹「中國自由主義旗手」李慎之的著作《風雨蒼黃五十年》，李慎之敢於挑戰中國專制權威，批評江澤民政改步伐太慢，並大膽指出，中國不能只靠數個知識分子去轉化專制社會，而是全民的普及教育。

　　「作為學者，李慎之的學術見解並不見得好獨創，但以他這樣的年紀、身份，仍然對自由主義如此熱烈追求，值得欣賞敬佩，最重要的是，他提出普及教育，在中國非常逼切。」

　　中國知識分子的工作，如李澤厚所說，過去百年都是啟蒙及救亡，但焦點往往是上層知識分子。

　　「以前，商務印書館做了好多中國古籍的斷句及註解工作，現在我們的中國教科書，應多謝前人努力。」

　　這些知識分子對中國經典文化的普及工作，已被人遺忘，但他們做的下層啟蒙功德，卻惠及多代人。

　　「台灣的學者李孝悌，就曾經提出下層啟蒙運動的重要。」

　　李孝悌在九二年出版的《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 1901-1911 》，探討了知識分子與下層民眾和庶民文化的互動，上層理念向下傳遞的媒介形式和策略，啟蒙與娛樂的關係等。

　　梁文道數年前建立牛棚書院，至現在進入商台權力核心，與知識分子百多年來的啟蒙使命，是否有種臍帶關係？去商台，是上層走向下層啟蒙的轉移？

　　「牛棚書院某程度可說好精英，那裏是一個知識的平台，想凝聚一班人，都是講知識、重理性。但當我發覺，香港社會普遍的知識文?响臕忖ㄓ茼n的時候，在商台，才能夠對大眾做到一些工作。」梁文道說。

　　梁文道在香港報刊筆耕十多年，筆頭磨蝕，以腦汁換墨汁，至現在，文字卻如拋進大海的碎石，連水花也幾乎濺不起來。「沒有什麽人有回應，還不如十多年前，讚你也好罵你也好，有反應，有人討論。以前我會寫多些『硬淨』的評論文章，但現在也省回這份力了。」

　　他說，現在香港人在知識層面上，仍然傲慢，以為自己懂很多，不懂的，拒絕認識；如果讀到文章有不明之處，只會指是作者問題，不是自己問題，怪作者令自己不明白。

　　「在鳳凰ド視主持節目，觀眾多是內地的。我可以在節目中講半小時哲學，完全沒問題，在香港，肯定死梗！」

　　有一集梁文道與主持人談哲學家福柯，節目後收到很多觀眾電郵及信，問他的著作在哪裏買，「這就是中國！你話，（香港）仲有乜嘢辦法？」他的嘴角肌肉微微向上牽動，作了個勉強笑容。

　　原本計劃在短期內全身撤退，集中在內地發展，離開這反智、犬儒的地方，多次拒絕商台營運總裁蔡東豪的邀請，卻因為他一句話：「幫香港人做番ぃ嘢吧！」

　　梁文道留下來了。 梁文道小自傳 　　父母在香港工作，我四個月大，就由香港遷往家在台灣的外公那裏。外公是洪門青幫的人，講義氣，為朋友「揹」數，連經營的酒樓也沒有了。我極愛書，外公常買給我，什麽四書、古文觀止、科普書……，偏偏沒有《紅樓夢》，外公認為不正經。

　　中?嚟嶽悎氶A不愛上課，最愛搞破壞，講粗話。在宿舍向同學收「保護費」，在褲管內藏扁鑽，準備隨時打架。正一是台灣人眼中的小混混。考不上高中聯考，讀不成中四。中三畢業那天，一個竹聯幫小嘍囉偷摸入學校找我，在天台說：「梁文道呀，我要跟你講啦，你要出來混啦，很容易啦……」哈哈哈。不過我第二天就回香港了，不然可能已是竹聯幫的人了。

梁文道：經濟城市要用政治團結

【信報財經新聞-評論-中港評論】關於香港的最大神話之一，就是她是個「經濟城市」，而且這個神話得一直延續下去，她該永遠是個經濟城市。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主任高祀仁在七月十五日這說，「香港是經濟城市，不是政治城市，過分政治化對社會不利。」為什過分政治化對香港不利呢？他沒有正面解釋，但他迂迴地指出影響經濟發展的言行不符合香港根本利益。也就是說很政治化的言論和行動會妨害香港的本質，香港作為一個經濟城市的本質。原因是什？他同樣沒有直說，不過他用另一番話來解釋：「我們真心希望社會能一切從穩定出發，社會穩定了，大家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克服困難，紓解民困，改善民生。」「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生產力，團結就可克服一切困難。」

一向都有人發表類似的言論，把政治等同於分化，而分化自然造成不穩；同時又將經濟、穩定跟團結幾個概念連接起來；因此政治與經濟成為非此即彼的兩個對立項。這套說法似是而非，混淆了好幾個基本概念，但卻成為一種常識，而高祀仁不是唯一信奉這種常識的重要人物。董建華也同樣要我們放下成見，團結一致搞好經濟。但我從未見過任何一個信仰這種常識，發表類似言論的人說清楚為什政治就是分化，分化又如何可怕，經濟為什非得跟政治不兩立，而團結的方法是否就只是很唯心地放下歧見。

經濟才是社會分?吨O

我只知道依據社會學的常識，一個社會本就存在的分化又會隨著經濟的成熟而更形嚴重。且莫論資本主義經濟必然帶來的貧富懸殊，也先別提香港貧富懸殊的程度已經高到世界第五，光是經濟發達本身就會導致高度的社會分工，而社會分工就已足夠產生不同的利益集團和它們彼此之間的歧異與衝突了。韋伯早在二十世紀初就預見到當時德國的危機在於經濟發展太過迅速，使得社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專業團體、利益組合和權力階層，它們各自有不同的利益取向和關注，而且不易協調也不可壓制，從而出現了一股社會離心力。按照韋伯的講法，一個社會的經濟愈發達，它的社會離心力就愈強。換句話說，是經濟而非政治，才是社會分化的動力。「大家都專心搵銀」不只不會使得整個地區的人們團結，反而會因為大家「萬眾一心」想賺卻各有各的賺錢途徑和目標而彼此衝突。

民主不保證能選出精英

今天的香港，看起來雖然因為不滿現政府而出現了短暫的團結氣氛，但只要分析過七月一日五十萬上街的人群和六年來各種反對政府個別政策的聲音，我們就會發現這些力量其實是彼此矛盾的。反對削減綜援和醫療開支的人，和反對加稅的人難道真的是站在同一陣線上嗎？七一那天走在大街上的中產階級又有多少會支持爭取居留權人士呢？

要解決社會分化的問題，經濟不是藥方而是病因，真正的治療方法唯有政治，而且是成熟的政治。何謂成熟的政治？按韋伯的說法，就是民主政治。如今在香港談民主仍不能脫「選賢與能」的狹隘理解。所以田北俊才會說：「我認為市民最關注的是，不管誰來當特首，端視他是否可以增加就業、改善經濟，而不是為了掌權。就算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當選了行政長官，但不能改善經濟、增加就業，哪又怎樣呢！」這種說法只把民主看成一種產生政治領袖的方法和程序，很容易就會令人聯想起柏拉圖對民主政治的經典攻擊，覺得人民大眾既愚且魯，他們選出來的領袖極有可能是個比董建華還要糟糕的人物，也有可能是個只知做秀討人歡心的草包。所以民主不一定保證能選出精英。

但是民主的價值絕非僅限於無誤地選出英明領袖，它還可以團結一個社會，協調分化。因為它的最大價值其實是當代政治哲學家艾麗絲．楊（Iris Marion Young）「包容」（Inclusion），把所有受到某項政策影響的人包容進該個政策的擬定過程裏。其背後理念是平等，既然人人生而平等，所以在波及社會全體的??W不該有誰比我更有「話事權」。例如房屋政策既然直接作用在全體市民身上，我們就該有權參與房屋政策的制訂，或者至少選出代理人去為我們決定相關政策。

民主的包容性格使得它可以成為一個平台，讓不同背景出身的人，和懷抱不同利益取向的團體可以在上面相互理解、對話及協調。田北俊不明白這個經濟如此成熟，社會分化如此細緻的城市已經不可能有任何一個人物能讓所有人滿意，令所有階層不再發出怨言。民主不能消弭紛爭，但它是一套處理紛爭的合理程序，使得所有參與遊戲的人有一組必須遵守可以信服的遊戲規則。更重要的是，在包涵了全民普選和廣泛且公開的政策商議過程裏，所有利益集團和階層都有機會去認識對手的觀點，都得學習把自己的特殊傾向和立場放在更大的整體範圍之中考量。因為民主不是一場零和遊戲，一部分人若固執自己的想法和要求是不會得到其他人的尊重和同意的。

民主孕育社會凝聚力

當政治領袖和政策制訂人經由全民普選的方式產生，而政策制訂的過程又盡量開放給人民參與之後，政治就有一種滲透性的教育作用了。它將使得政黨和政治精英不能只把眼光局限在特定的範圍，也使得社會各階層在利益高度分化的時候仍能保持一個觀照全局的視野。

韋伯認為，由此可以產生一些臨時性的社會共識，彌補了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社會離心。事實上，在近代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裏面，民主還是其中最重要的動力之一。傳統君主制度下的「子民」轉換成「公民」，公民們在影響他們的政治過程裏有參與決定的機會，反而對國家有更大的責任感和向心力，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國家「我也有份」。若非民主機制的存在，我們很難想像美國這一個多種族多文化「新」國家竟會有這強大的愛國主義情緒。

所以叫人專心經濟努力賺錢，不要搞政治搞分化，不只是轉移視線，還是頭腦模糊倒果為因。香港社會分化是事實，但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實，因為任何社會都會分化。可怕的是避開政治的正面解決方法，反訴諸於「放下歧見」等唯意志是尚不切實際的言論。政治並不咬人，有何可怕？

梁文道：我的生活像條狗，但我不知道

【信報財經新聞-副刊-文化】近年來多看大陸的報刊雜誌，真是愈看愈心驚。當香港某些報紙的國際版被「印度三角怪牛」和「哥倫比亞黑幫建十畝地皇宮」這類新聞霸佔的時候，廣州的刊物居然有動輒六七版的伊拉克現代史精要。如果你說這是小眾讀物也就算了，但它偏偏能銷個幾千萬。

我知道香港還有不少精英，不看香港製造的本土貨，只愛《金融時報》與《經濟學人》。不過，現在的大陸雜誌也很流行節譯轉載外國期刊重要的文章和消息。有?P刊每期還會闢出專版介紹各大國際性雜誌的今期要點，除了《時代》和《經濟學人》之外，往往還可見到《新國際主義者》等本地精英沒有聽過的刊物。當然，我們可以說在華人世界裏面，香港精英的英語算得上一流，能直接讀英文材料，又何勞翻譯？只是我們之中又有誰同時精通日、法、德、意等多國語言呢？而大陸傳媒工作者裏頭，卻有太多臥虎藏龍，否則誰去評那些《讀賣新聞》的社論、《世界報》上經濟學家對「國際貨幣基金會」非洲發展策略的批評、《明鏡周刊》裏捷克卸任總統哈維爾從政生涯的回顧？十多年前，台灣大陸的朋友來到香港總要買一大堆本地的報紙雜誌，因為這是認識世界的途徑。但今天的香港年輕人若不想只是被困在香港，就要多逛愈開愈多的大陸版書店，或者定期去深圳書城掃貨。

井裏的大規模部落社會

香港或許有可以與國際接軌的基本架構和社會制度，讓港人在沙士風暴之中稍感寬慰。但在觀念和生活方式上面，我們這個看起來像是國際大都會的小地方，實際上只是個井裏頭的大規模部落社會。按人口來算，這個城市幾乎有北歐一個國家的規模。但北歐國家瑞典既有紅遍全球的流行樂隊，又有大量冷門的前國家樂手，我們這個地方卻連一個小小的爵士會所和粵劇演出的最後據點都守不下去。香港人口不少，但每一個人都很相像，喜歡的東西都極接近；反過來卻接受不了任何與自己不一樣的人，任何不符自己口味的東西。同學都只愛看消費雜誌上的最新波鞋款式，若有人居然喜歡中國歷史，他最好躲起來偷讀自己的錢穆、顧頡剛。同事們放工之後行街唱Ｋ打雀，你居然嗜好捕蝶，那就得仔細藏好自己的藏品和圖鑑，否則被人發現之後疑為變態。

自九十年初流行的「全球公民社會」一詞，語義紛雜，用在政客嘴裏，出在社運健將筆下，皆有不同效果。若暫且撇開它與全球化的複雜關係，我們可以追溯傳統甚至古希臘「世界公民」的觀念。據說，歷史上第一個宣稱自己是「世界公民」的人，是希臘犬儒學派的?_人物狄奧更尼斯（Diogenes Loertius）。這傢伙是個怪人，沒有留下隻字片語，要認識他的思想得看當時流傳下來的傳記。從傳記之中，今天的讀者可以想像出古希臘人為何叫他做「發瘋的蘇格拉底」。因為狄奧更尼斯不只用言語刺激他的同胞，甚至還訴諸行動，例如向富人的臉上吐口水，在公共場合手淫。對雅典居民而言，狄奧更尼斯最駭人聽聞的行徑是習慣在廣場上進食。當時的希臘人認為，只有狗才會大刺刺地隨街吃喝，「犬儒」一名乃由此而來。

香港和中國此消彼長

雅典人很好奇這一個怪人到底老家在哪兒，狄奧更尼斯遂隨口答道︰「我是世界的公民。」照如今的標準看來，在公共場合飲食不算什，眾目睽睽之下拉灑才是問題，但為何讀遍整部傳記卻不見狄奧更尼斯在廣場上大小便的記載呢？原因很簡單，因為古希臘人雖不能接受在公眾集會的廣場上開餐，卻很習慣隨地排洩。可見，社會習俗生活規範的確因時因地而異，過去是人做的事今天看起來像狗，今天是狗做的事過去都是人在幹的。狄奧更尼斯可說是最早的行為藝術家，以奇言怪行迫使人們從震驚開始，發現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太陽底下唯一正常的生活方式，自己的習慣和信念也不總是永遠正確，狄氏所謂「世界公民」，指的就是一個人不應囿於雅典、斯巴達、克里特或者波斯的傳統視野，而得透過認識其他人來反省自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香港已經到了一個要徹底反思自己的階段，但是我們有多少觀念上的資源可以利用呢？不要把大陸在沙士肆虐初期的表現當笑話，也不要小看大陸各方面自我完善的能力。這些年來，無論是政府、學界、商界還是傳媒，中國在反省自己追求變革的速度和力度上，其實都已遠遠超越香港。中國傳媒對外地的好奇心愈來愈強，香港傳媒的視野卻極速內縮，這會不會就是「香港和中國此消彼長」這套流行話語的另一側寫？

梁文道：重視人文教育

【文匯報-副刊文學】甚麼是人文教育？簡單地講，這就是一種使得人成為人的教養方式和過程。人之為人，吃喝拉睡，看來是不需要特別訓練的。但是人如果和其它生物有別的話，就在於他有自我定義的能力。活在大地之上，太陽底下，人對自己的存在感到驚疑不定，他自問：「我是誰？吾輩存在的意義為何？」這種疑問與生俱來，但是怎樣問得深入，怎樣答得細緻，甚至該在哪裏去找答案，卻是可以訓練的。

無論是孔門六藝，還是希臘七藝，一提人文教育，我們就會聯想到這些很傳統的東西。的確，人文教育針對的既然是人的定義問題，它自然得借鑑古往今來的提問方式和解答路徑。可是世界如此之大，文化傳統繽紛繁雜，我們又怎能囿於一套語言所涵養的領域之中？所以這個系列的講座出入不同的人文傳統，遊歷在中英粵兩文三語之間，務求開啟參與者的隔膜。而更重要的，恐怕還是怎樣在植根歷史的同時，打開陌生的未來。畢竟，人所以能夠自我定義，端在於他是一種不確定的動物。

梁文道：唔使董建華下台——從SARS開始想像「後董」時代

【明報-世紀?辯論董建華】如果百姓不再關心董建華會不會下台，那是因為大家已經有了「唔駛佢落台，我自己搞掂」的打算。什麼叫不要靠政府？這大概就是最徹底的答案了。

最近雖然因為陶傑在他的專欄裏面呼籲董建華下台，引起了林煥光的回應和一連串的討論。但這個時候再去討論董建華的去留，其實已經是一件無關宏旨的事了。因為董政府幾年來施政的結果是天怒人怨，滿街民怨沸騰。今天恐怕再保皇的人都不能把香港弄成這個局面的原因完全推到所謂的外圍因素、結構問題，甚至是前朝餘孽搞鬼之上了。固然江湖上有種種董建華會在任滿前離職的傳言，但大部分的市民其實是不抱幻想的。不只是對董建華提前退休不存幻想，也對他這個人和整個政府班子的領導能力不存幻想。我們總不會期望他和他的親信們一夜之間突然英明起來，在接下來的四年裏突然帶領大家走上康莊大道吧？哀莫大於心死，但這虛無的悲哀時刻正好也是充滿可能性的機會。非典型肺炎固然把香港拖進了近年罕見的淒慘境地裏，卻也使香港浮現了一絲曙光。

災難激發互助精神

在人類的歷史上，傳染病從來都會帶動歧視和社會分化。可是以目前非典型肺炎的性質和散佈情看來，它卻也很吊詭地造成了某種社會團結和民間自助的氣氛。因為在這個時刻，沒有任何人可以肯定自己的安全，也沒有任何人可以保證自己身邊沒有受感染的人，所以幫助別人也就等於幫助自己。

雖然大多數人戴上口罩是出自自保，但也有不少人是怕自己其實已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感染，因此為了防範別人被自己傳染而使用口罩。雖然有商人屯貨居奇甚至以不合規格的口罩濫竽充數，但也有民間人士發起有能者多帶幾個口罩外出，在遇到老人家、清潔工以及基層市民時好送給他們的運動。雖然政府在早期不願公布病患居住地區的資料，但還是有四名熱心市民在公餘時間蒐集資料發布在自建的網站上讓大家參考。雖然陶大花園E 座的居民在受到隔離的頭一兩天有所不滿，但他們很快地在營地裏互相溝通打氣，在短短十天之內形成一些簡單的自我管理方法（例如安排每日驗身的次序），並且在回家之後保持彼此友誼，是香港少見的社區意識典範。與此同時，還有一些商業機構、志願組織甚至個人自發地為被隔離的市民籌集生活所需，慰問他們。雖然香港的醫生長期以來被人詬病其薪資高於世界水平，但在過去的一個月裏，我們的醫護人員不眠不休，於巨大的壓力和恐懼之中繼續為拯救他人的生命而奮鬥，體現了真正的專業倫理（順帶一提，他們這種於公忘私的精神很值得據說也是「於公忘私」的梁錦松參考）。雖然香港沒有出現前兩個月廣東那種流言四起的大型恐慌，但是很多市民還是會以很冷靜很理性的態度把自己認為有用的資訊努力地告訴他人，發揮了社區資訊網絡的作用。雖然現時連朋友見面都最好避免握手，但我還是在小巴裏親眼見過幾個陌生人因為收音機裏的新聞而熱烈地討論起來，一時之間雖身在小巴卻有坐的士的感覺。

對政府徹底失望

香港社會在種種負面壓力之下反而慢慢開始出現一種自助自濟的氣氛，但與過去流行的「香港人的特色就是自力更生，自食其力」話語不同。現在這種自助精神不純然是「有錢係自己搵，折墮都係自己搵」那種很功利的個人主義。事實上，這幾年，大家也開始意識「香港遍地機會，端看你是否把握得到」這種講法不過是一時的神話。不用社會學家和評論人分析，一般人自己也能約略感到所謂機會是跟階級、社會經濟結構和政府行政相關的。只有冥頑不靈的官員和既得利益階層才會漠視這種民間的醒悟，把百姓愈來愈多的要求視為忘記「香港人食自己」精神的怨言。大家還體會到我們的過去並非純然美好，只不過潛藏的問題直到如今才陸續暴露。不是嗎？現在真是任誰都會說九七前的那段繁華無非是泡沫經濟。

如果政府以為這陣子的團結情緒和自助精神是因為董建華說的「我一定會打贏呢場仗」太過振奮人心所致，那就真是太天真了。這種氣氛不只不是因為政府領導有方，反而是來自於市民對政府的徹底失望。與其等待政府出手，倒不如自己幫助自己。政府最近一連串應對措施有哪一項是自己果斷地先行提出的呢？民間要求隔離受感染病患的家屬，政府才緩慢反應。各中小學校紛紛自行決定停課，幾乎就要實質地造成了全港停課，李國章才以打倒昨日之我的姿態宣布停課。互聯網和傳媒自行發掘資料，公布受病毒感染的住戶資料，政府才施施然地跟進上去。處處被民間牽著鼻子走，這還能算是一個行政主導的強勢政府嗎？如果百姓不再關心董建華會不會下台，那是因為大家已經有了「唔駛佢落台，我自己搞掂」的打算。什麼叫不要靠政府？這大概就是最徹底的答案了。

「後董」香港的可能性

當然我們也看到幾個「重災區」的大樓環境依然很差，依然有居民抱著自掃門前雪的心態不肯主動出力打掃，反而埋怨負擔已經非常沉重的清潔工不夠落力。但是我們要珍惜眼前這一點的星火，讓它旺盛到足以燃出一片壯大的民間社會力量。彼得．德魯克（ Peter Druker ）在他的自傳裏回憶他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時期來到美國，看到的不只是一派荒涼景象，而且還有無權的平民百姓相互扶持的感人場面。那時候，他說，找到工作的人會要求減薪好讓老闆能請他的朋友一塊上工。甚至有房住的人會以極低的租金把房間分租給街上的萍水相逢。甚至在他才剛下船到了紐約的時候，查看證件的海關就很誠心地拉著他說要介紹工作給他了。雖然我們知道這或

許只是片面的觀察，而且當時的美國政府也推出了影響重大的應對政策，但災難時期的民間互助精神絕對是不可輕視的力量。如果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安老院等場所不幸地開始有相當數量的被感染護理人員或者老人家，我們的青年學子甚至是失業人士能不能去做義工，紓緩這些機構的壓力呢？

然後，大家就該為四年之後的「後董」香港做好準備了。不只是有心執政的人要成立影子政府，通盤檢討現行的政策研究未來的走向。一般市民更應該在過去幾年來受到磨難但無權無能的經歷裏得到教訓，積極自我增權，發掘參與公共生活的技巧和可能性。既然董政府不會自己消失，香港也不大有機會爆發另一次的移民潮，我們就得自己想辦法自治，讓這個政府造成的危害減到最低程度。與其再聽董建華第N 次「很有信心」地說他的救港方案，我們不如提出我們自己四年後的建港藍圖。那麼董建華該怎麼辦呢？就讓他和他那指摘我們只會「 Complain ！ Complain ！ Complain ！」的夫人一起穿上生化防護衣，四處逛逛，參觀災情去吧。

吃得有文化 梁文道

那次我們做完電台節目，梁文道建議大家一起去擺花街那間意大利館子吃pizza。不知是忘了預訂還是甚麼，總之最後是吃不着pizza。梁文道好失望，滿不忿氣地纏着大家問：「真的沒pizza吃嗎？」有人建議去吃別的，他就更沮喪，自言自語：我今晚真的想吃pizza……街上還有其他pizza店，他就是不妥協，只想去那一間。小小的一個吃食慾望，時間不能被滿足，原來挺不痛快。梁文道說：「想吃而不能吃，真是遺憾的……」[Profile]梁文道，文化評論人。鳳凰衞視《鏘鏘三人行》節目主持。報章專欄作家。文化團體牛棚食院院長。經常到大學客串講課。

吃不到的遺憾梁文道熱愛閱讀，曾經主持電台讀書節目達三年之久，家中藏書豐厚，每星期光顧不同書店，每天都要讀一點書，然而無論他有多勤力，書，還是看不完的，但這沒有甚麼遺憾。「看不完書的迫切感，沒有吃食的迫切感那麼強烈。未看的書，我不大遺憾，反而經常遺憾某些館子還未上過。」譬如近日他就常常想去鰂魚涌試一間新的法國餐廳。像留意閱讀情報一樣，梁文道對飲食資訊也追得極為貼市。他過年前去了騰龍墟，發現那兒的燒雞翼和杏仁餅做得很不錯。人家說好的，他一定去試。吃，是一個節目，每星期至少一次食得好。至今為止，他吃得最好的一餐，付了二千多元，算是捨得食。「是的，我喜歡吃，也捨得吃。我每月能動用的資金，大部分用作食，甚至多於租金。」

出門也為吃他經常被邀到外地公幹，每次他都在盤算：唔，這個地方有甚麼好吃的呢？如果沒有甚麼特別的話，他參加的意欲就大大降低。在外開會，他首先打聽主人家在哪裏設宴款待，不理想的話，他索性一個人溜了出去，吃自己的心水選擇。甚至是去旅行，梁文道都是以餐廳來決定行程安排。每次出門，事前讀得最滾瓜爛熟的資料是餐廳指南。一旦發覺要去的餐廳總數遠遠超過他所能去的，心裏就很苦惱。「唯有每間餐廳去試少少，比方在這間吃主菜，在另外一間吃甜品……有時好疲於奔命。」愛吃，是環境使然。梁文道的父親是順德人，祖父是做蠔油生意的，家裏有順德女傭照料兩餐；他隨外公外婆在台灣生活，祖籍北方的外公每星期外出打牌，梁文道跟着外公吃遍台灣的優秀北方館子，像清真館、會賓樓、彭園等。「那時候食家唐老蓀、作家梁實秋還在台北，好吃的北方館子實在不少。」館子老闆不時出來說天說地介紹菜式，坐在外公旁邊的梁文道從此鍛鍊了對廣東菜以外的食味認識。「我相信舌頭的敏銳性是培養的，口味是文化性的。這樣才能解釋中國人為甚麼不好芝士，洋人不愛腐乳。既然舌頭是文化產品，一個人不偏食一定是一個寬容大度的人。如果你喜歡吃中東食品，應該不會抗拒回教罷？」

鮑魚與卡樂B其後他回港定居，住在父親家裏，一樣吃得好。家庭開支大部分用在吃食上。「不是很有錢，是食得好似好有錢。」家中雪櫃塞滿食物，零食尤其多。他父親會買日本乾鮑回來燒烤切片，放進雪櫃當零食吃。每逢饞嘴，梁文道就在雪櫃前猶疑：吃新東陽牛肉乾、卡樂B薯片、紫菜，還是鮑魚呢？鮑魚只是和卡樂B平排，家裏人考慮的不是食物的價錢，而是款式的選擇。也不是說梁文道每天都吃得那麼精緻。在台灣讀書，80人睡一個宿舍，伙食極差，早餐發給大家的是發酸的菜。他不吃，跟同學合資買馬芝林（人工牛油），把它塗在饅頭上，再加少許肉鬆——這種窮學生早餐，至今他仍然覺得很美味。「窮有窮的吃法，要看你是否領略吃的氣氛。」梁文道說九十年代讀大學時最窮困，但一樣吃得講究。每次他上完旺角的上樓書店後，就走到窩打老道那間馳名港九的坤仔記麵檔（已結業），先來一碗牛雜麵醫肚，再叫一碟牛筋葉（還帶黑衣），二両十味玉冰燒，一邊看書一邊吃——嘩，好開心。

有一段時間，梁文道住在大埔，工作至深宵，逕直走到大埔街市吃早餐。「早晨的街市極其有氣氛，我在點心檔叫一個盅頭飯，邊吃邊看菜檔如何佈陣，旁邊偶然有人拖一隻死豬走過……感覺很奇妙。和你同枱吃早餐的是火車司機，他們吃過燒味飯後就去開工……那個盅頭飯做得真好，一粒一粒米還在豎起，剛好收乾水分，好好味……」梁文道每天忙得不可開交。做節目、開會、讀書、寫作，還有吃。因為時間不夠用，他情願睡得少也不願意放棄吃。人家約他午餐會議，總是隨便挑一個地方。他往往反建議，叫人家去這去那。人家說那間館子要排隊，他就很有耐性地說：沒相干，我們邊排隊邊開會——最緊要是吃得好。

吃進肚子的回憶因為吃是那麼重要、那麼有趣味，所以他特別討厭人說：錢用來食好嘥，食咗就冇。「乜嘢叫做食咗就冇？吃食令人生豐富，是自己的經驗，沒人拿得走，可以記憶一世。」是的，未接受訪問前，梁文道和太太還在回味暑假在布拉格吃的燒鹿仔肉和蒜茸鐵板牛扒……像人家打麻將，記得十年前的一鋪十三么。作為見多識廣的文化人，梁文道對食物的製作和生產有知性上的追求。一個人吃飯的時候，他會想及很多問題，咦，點解健力士叫做PORTER？一杯咖啡是否只是一杯咖啡那麼純粹？魚翅從哪裏來？髮菜環保不環保？……吃和道德是有關係的，一想到這個漢堡包的生產過程牽涉的不公平關係，他就幾乎倒胃。

心水食店推介【一】道「鋪頭細細間，好地道。在這裏沒有壽司吃，只做季節料理。我通常不看餐牌，好放心給師傅發辦。這裏的煮物好特別，師傅會跟不同時節入貨，好似白鱔、葱苗等。不過價錢幾貴，一個人可能要成千蚊埋單。」地址：尖沙咀棉登徑21A地下電話：23664907

【二】Gough 40「廚師是個香港女仔，每朝早都去街市買最新鮮材料。菜式好用心機做。好似salad dressing是自已調校的。意粉煮得啱啱好，Al Dente（有咬勁）。環境都好正，坐在露天位，望住一條長長樓梯，感覺好舒服，成間餐廳都好cosy。」地址：中環歌賦街40號地下電話：28548498註：不接受walk in，需早一天訂位及訂菜。

【三】鹿鳴春「由細食到大，好有感情，咁多年來水準都無變，好似片皮鴨、叫化雞等。缺點是環境好迫，經常爆滿。不過老夥計招呼好落力，有親切感。」地址：尖沙咀麼地道42號2樓電話：23664012

【四】Le Tire Bouchon「好正宗法國菜館，連waiter都是法國人。法國菜好講究醬汁，這裏做的汁比較濃厚，好似我在法國吃到的一樣。最鍾意食鵝肝伴牛柳。鵝肝比作頭盤的煎鵝肝更軟腍，拌牛柳吃好似加了一層汁，就如牛油塗在麵包上，口感好好。」地址；中環嘉咸街45號電話：25235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