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以梁文道這種小眾文化人，《壹週刊》未必會訪問。他有一些奇怪的行徑，奇怪的思想。八九年為了反對中國的四個堅持，竟在維園脫掉外褲和內褲，坐在一個痰盂上與警方對峙了大半個小時。他反全球一體化，吃香蕉時會想到哥倫比亞蕉農受化學藥物污染之苦。他又提醒去峇里做spa的人，spa會耗盡珍貴淡水，令農田因乾旱而失收。他在報刊文化版寫稿，在電台、電視台主持節目。他也是牛棚書院的院長，但了解牛棚是什麼回事的，全港可能不夠五百人。不過，今天眾傳媒排隊訪問他，因他做了全港收聽率最高的商業一台總監。梁文道有種本領，可以就任何題目談上起碼十五分鐘。訪問時記者見他站得久了，反客為主，叫他：「坐吧！」他立刻就說：「有人類學家統計過，人類姿勢有六千多種，令人舒服的，例如坐，也有很多種。不同文化有不同坐姿，坐姿又與坐具有關（下刪古代中國人與日本人坐姿的相互影響）。Sofa其實是阿拉伯文，本來形容在地上半坐半臥的姿勢，後面的大咕0臣，也稱為sofa（沙發），非洲一個游牧民族的休息姿勢，是單腳企。所以你認為舒服的姿勢不是天生的，是訓練出來的。」若記者不喊停，相信他還可以繼續下去。他是一個不斷抽煙以致喉乾舌燥，雙眼因午後陽光而弄得昏昏欲睡，但嘴巴仍然可以不斷張合，而不會語無倫次的人。如此一個「理論家」，偶像是亞里士多德、孔子和傅柯，關注的課題是「世界公民的人文素質」。當他突然間關心起《十八樓C座》（商業一台長壽節目）的哨牙婆和鬍鬚仔時，豈不詭異？
名利不計為救港
入商台前，他從沒做過一份正當職業。九四年中大哲學系三級榮譽畢業，經幾個老師力薦，才能以此差勁成績讀碩士，跟隨石元康教授。但在研究院躭了四年（九四到九七），外騖太多，終不能完成學位。他在鳳凰衛視主持《鏘鏘三人行》幾年，就算後來成了正式員工，每星期也只須上班兩天。平時晨昏顛倒地看書，在報章文化版寫稿，在理工設計學院和港大通識教育講授課，做做藝術團體的顧問，有償的，無償的，他都不亦樂乎。他是「進念二十面體」成員，Ｏ一年出任牛棚書院院長，主張「知識下放」，會舉辦些「當前中國知識界的境況考察」或「再思考我們的居家生活」等課程。一年前他在新城電台主持節目《愛書才會贏》，認識《原氏物語》的作者原復生。一年後，這個原名蔡東豪的人成了商台營運總監，二人又再談了幾次。蔡力邀他加盟。於是，梁文道從此每天要七時起床，八時與鄭丹瑞吃早餐，面授機宜。九時正坐在辦公室。「我以前一年看二百多本書（平均二百多頁），會拿著樂譜聽古典音樂，還會拿幾個指揮家的版本作比較。我上工一個月，看不到十本書，這是最大的犧牲！整天要聽住電台，剛買了Simon Rattle的一套貝多芬交響樂，只是聽了幾首，真慘！」做了一台總監，他其餘所有兼職要停止。他自言，名，他已有。因主持《鏘鏘三人行》的緣故，大陸有不少人認識他。到了北京上海機場，有人會走過來跟他握手。他聞說北京政界高官都有看他節目。利，從不同渠道的收入加起來，不比現時商台給他的少很多。但為了一個原因，他答應加入商台。「為香港！」
我是左派又如何
今時今日已沒多少年過三十的人，會說這句話。但他一派認真，唯有讓他繼續說下去。「香港的媒體普遍傾右，我希望商台將來能多關心弱勢社群。」舉個例，他與《十八樓C座》編劇說，撰寫有關大陸人自由來港的劇本時，應留意用詞，不應令聽眾產生成見。「例如我們討厭大陸人踎，我覺得十八C其中一角色可以提出一點：為何踎不文明？香港的商場總是沒有地方讓人坐的，逼你入餐廳消費，那又很文明嗎？沒地方坐便只好踎啦，有何不妥？」他又認為，商台太著重本地新聞。重要的國際新聞，例如英國廣播公司的凱利事件，除了出現在新聞報導外，其他節目竟沒討論過。他一上任，便增加了一個介紹書本的節目，名為《打書釘》，由他與傳媒中人劉細良主持。大班、毓民這兩個言論節目以外，他再加一個。格調會比前兩者溫和、幽默，有更多知識作背景，由陶傑主持，每晚與不同立場的人衝擊討論。節目由九月一日開始，梁文道建議的論題，包括《韓戰結束五十年》、《春藥革命》。他坦言自己是左派，更誇口說自己是「林彬事件後加入商台的第一個左派」（林彬是商台六十年代播音員，因反左言論遭伏被燒死）。梁文道的理想是平等大同的社會，反對李嘉誠把超級廣場開得一街都是，扼殺街市攤檔的生存權。他贊成屯門靠卑微人工為生的人辭工領綜援，因政府未有諮詢窮人便重建市區，把他們搬入屯門、天水圍，要他們花最多的金錢與時間在交通上。記者問他有交稅嗎？他有點動氣地說有，甚至會捐錢。他的左，與曾鈺成、徐四民的完全不可相提並論。「香港對左的觀念很模糊，左等於親中。其實現時中國的政策已經很右，《文匯》《大公》不斷幫商家說話，怎會是左？」
脫褲子抗議專政
看起來老成持重，卻只有三十二歲的他，雖然是香港人，卻不是地道香港仔。他在香港出生，四個月大時因父母要工作，把他送到台北外公的家。他口中的成長故事，甚具戲劇性。由小學到初中，考試從沒離開過尾三以下位置，初中三年更經常上演街頭武鬥，操行差得沒有學校敢收。他被迫回港升讀中四。學業壞透的他從小喜歡哲學，志願是當哲學家。有次與黑道嘍囉打架，連番追逐後大家躲在天橋底喘氣時，一個「大佬」竟從懷內掏出一本川端康成的《美麗與哀愁》介紹給他看。「這就是台灣。」他說。他不愧是靠說話為生的人，主持了幾年清談節目，聽眾的笑位、驚嘆位他陶捏準確。不過情節有時像他的笑聲一樣，略嫌誇張。他回港後在沙田聖母無玷聖心中學讀了兩年。用七日時間迎戰會考，結果取得2A3B1C，得以到培正升中六。十七歲正唸預科時，他投稿《信報》文化版，撰寫劇評之餘還挑起筆戰。文化中人紛紛打聽此文筆辛辣的新人是誰。編輯致電他家中，家人說他上學去了。編輯還以為他是教書的！從此，少年梁文道在文化界一舉成名。八九民運，他十八歲，正唸中大一年級，又有驚人之舉。「六四後維園有個民主藝墟，一班藝術家在重演六四事件，我覺得實在太戇居，影衰我地藝術家。於是我去搞破壞，拿著大聲公不斷騷擾他們。「我有個朋友用四張摺櫈，上面放了四支黑色中國國旗和四個痰罐，來反對四個堅持。我忽發奇想，便脫了褲子坐上去，刺激大家討論。警察來了，我就坐在上面與他理論，前後擾攘了大半小時。」在大學裡，他也是叛逆分子。在《哲學概論》一科考論裡，他認為老師出的問題錯了，於是自行改了考試題目，再跟著自訂的題目作答。成績，自然也不會好。
知識份子救香港
可惜本來給牛住的牛棚書院，給攝氏三十三度以上的太陽曬得火燙，他又穿著T恤斜褲。若今天他身穿灰色長衫，加點蕭蕭秋風，再來個稍低角度鏡頭拍上去，憂國憂民的他，一定很像魯迅。「孔子的《論語》，影響我很深。『學而時習之』裡的『學』，就是經世致用之學。『時』是時代，『習』是實踐。有個適當時代，實踐拯救世界的學問，不是很好嗎？」這豈不是他的現況？「對，香港已來到很危急的地步，我有個朋友的秘書，在辦公室不斷影印Harry Potter，他問她怎麼了？原來她捧著那書在地鐵看，給一班中學女生笑，說她扮野。所以她唯有影印了，放在透明文件夾看。「香港有幾多人看書？就是看都是幾米之類，香港人愈來愈反智，愈來愈大鑊。」他從手提包拿出一本《三聯生活周刊》，逐頁翻給記者看。「這是全中國銷量最高的雜誌，頭幾頁會介紹今期Nature期刊說什麼，法國Expresse說什麼。內容是卡夫卡一百二十歲誕辰，美國大選電子網絡選舉……「我怎能令香港人有興趣看這本雜誌？但我相信好多人根本看不明白。香港人，還憑什麼跟人說Global？一間跨國公司要在中國設總部，我看不到他們有任何理由請香港人。「十年前香港媒介雄心壯志，說要北上發展。現在？香港不被大陸淹沒已偷笑勒！但你守住香港七百萬人又有什麼用？人家有十三億呀！」他愈說愈激動，幾乎影響呼吸。「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他像說給自己聽的，聲音小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