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開始患有夜盲，清晨整隊出發作業，沿着雪埋的道路走向工地時，他必須牽着我的手前進。不這麼做的話，在天轉大亮之前他什麼都看不清楚，必然會滑倒。那段期間他的腳開始水腫，每每悲傷地對我說，他的腳套不進鞋子，我總是努力幫他把腳塞進鞋子，打理整齊。到了十二月中旬，他終於開始出現失禁症狀……」。京坂死前幾天，正是日本在過正月的時候，虛弱的京坂喃喃自語：「好想吃麻糬啊」。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死的，死的狀況又是怎樣，謙二全都不記得了。「那就像一則傳聞而已。所有人都失去了關心他人的能力，失去了人類該有的情感。當然，沒有守靈儀式也沒有葬禮，畢竟當時我們度過的，並不是人類該有的生活方式」。
是誰令他墮入這種境地？是誰在戰敗早已注定的時刻還要把這些年輕人無謂地投到前線？那些決定這些事的人用了一套很了不起的語言和信仰來迫使這些青年在告別家人時必須高喊「我將堂堂為國盡忠」，讓無數家庭支離破碎，剝奪了人們正常思考和行動的能力。經歷了這一切的謙二不像那些學歷比較高的軍官，會因為某些「抽象的問題」而陷入不可自拔的憂鬱苦境，他只是每天都在努力地活下去，想辦法吃，想辦法睡。他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一個活得很具體的人；唯有一個活得這麼具體的人，才會在沒有毛巾的時候把「『日之丸』國旗當做洗浴時的浴巾來使用」。又唯有一個會把國旗當成浴巾的人，才會在事後醒悟：「所謂的國家，與人心不同，只是一種無機的物質」。
看起來這是一個很合理的結論，從自己的體驗開始便好，不需要針對「皇國」思想展開縝密的分析，也不需要什麼高深的教育來裝備自己；你看見自己的家庭因為戰爭而破敗，而國家依舊要求大家繼續犧牲；你發現柴米油鹽的供應一天比一天緊張，而報紙和電台卻依舊頻傳捷報；你到底還需要些什麼來證明自己生活在一個名字叫做「國家」的神話底下呢？這難道不擺明了是個謊言嗎？
不要以為苦難必定會使一個人清醒，也不要以為最實際的生活經驗就必然會產生最起碼的常識。有些和小熊謙二一樣上過戰場，像他一樣遭受過戰爭打擊的日本兵在後來會變得特別「對青春無悔」，特別懷念那段全國上下「都很有信仰」的軍國主義歲月。這大概就像好些文革過來人，明明被運動荒廢了青春，明明遭逢過家庭的淪陷，但後來卻居然懷念起那段「有信仰」的年代，甚至覺得那個時代要比今天更加美好。信仰應該是自主的抉擇，當你只有一種信仰可以追隨，並且必須追隨的時候，這還能叫做「有信仰」嗎？同樣道理，你的青春不由自主，沒有半分選擇餘地，它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又憑什麼對它感到「無悔」呢？
《活着回來的男人》裏頭還有一則更加可笑的故事。話說謙二的二姨美登里在一九三○年代移民巴西，初時尚與家裏來往書信，但自戰爭爆發就沒了音信，此後一直失聯。後來他們才曉得原來二戰結束之後，「巴西的日裔移民們分成不承認日本戰敗的『戰勝組』，以及承認戰敗的『戰敗組』，彼此之間相互對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是戰前的『神國日本』教育深深浸透，加上不懂葡萄牙語，導致情報來源有限。在巴西兩者之間的對立逐漸激化，甚至發生互相暗殺、襲擊的事件。」美登里的丈夫正是「戰勝組」的領袖之一，「對於日本寄來的信件，都認為是美國的謀略，根本不閱讀就直接燒掉。『戰勝組』的人們好像對日本寄來說明戰爭已經結束的信件，皆採取不足採信的態度。」
回到日本之後，小熊謙二打過好幾份工，載浮載沉，許久才在一家體育用品店紮紮實實地幹了下去，乘着日本經濟起飛，自己也當上了個小老闆，始終是個平凡而具體的人。大部份時間，他都在為生活忙碌，不算關心政治；可是只要有空，他就會看一點書，為的只是更加瞭解自己活過的時代，於是他看其他士兵的回憶錄，也看索仁尼辛的《古拉格群島》。由於做過戰俘營奴工，所以他成了「國際特赦組織」的會員，關心世界上其他處境和他相似的人。由於他覺得當年戰俘營的情形和納粹的集中營有點像，所以在他退休能夠出國旅行之後，就跑去了波蘭看看。他吃過戰爭和國家主義的苦，認為裕仁天皇和當年一批戰犯都沒有負上該負的責任，所以他一直不喜歡對往事含含糊糊的保守派政黨，長年是左翼政黨的選民。就是這樣子的人，才會在知道吳雄根的消息之後，決定陪他一起起訴日本政府。
我在《活着回來的男人》裏面看到的小熊謙二，他的每一個行動，每一個想法，都是來得這麼自然，彷彿一切合該如此，盡皆常理而已。在他兒子小熊英二的筆下，這個老人就只不過是個最凡常的普通人罷了。不過我們全都曉得，一個普通人的常識是不容易的，就連許多學養深厚的知識份子都不一定能夠擁有；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你能把一塊叫做國旗的布只當成是條布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