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人生自然是有缺陷的，不只是他的經歷自身不夠美好，更是因為任何宏大、完整，而又廣為流行的主流論述都很難恰到好處地容下他的一生。從戰後的政治運動角度來看，他是個問題相當嚴重的人，留學過日本，而且還當過「偽軍」，這肯定是漢奸無疑。中蘇交惡之後，像他這種在蘇聯待過的人又有了替蘇聯當間諜的可能，必須仔細檢查監視。當然他是個受害者，他不是自願跑去蘇聯，不是自願加入關東軍，更不是自願生為「滿洲國」國民。可是這種受害者又嫌受害得不夠純粹乾淨，不像那些被戰火弄得家破人亡，上得了電影電視劇的淒涼角色，因為他畢竟在敵人那邊待過，黑白不夠分明。假如他生來就是個日本人，戰後就應該和其他仍然生還的西伯利亞戰俘一樣，最後會被蘇聯遣送回美軍佔領的日本，於是就會惹起另一種疑慮，怕他其實是遭到洗腦改造特地歸日潛伏運動的赤化份子。
我們完全可以想像他這不由自主的大半生如何坎坷，一定吃過許多人想像不到的苦。如果他要在有生之年尋求正義，討一個說法，至少讓他這輩子究竟是怎麼回事有個可供理解的解答的話，他該向何處尋覓？
1996年，吳雄根到了日本，訴訟日本政府，要求賠償。這該是個大新聞，可是很奇怪，不僅保守的日本媒體少有報道，今日回看，當時便連中國傳媒也似乎無人關注這個消息。比起九十年代開始大量湧現的「慰安婦」索賠事件，其實來自台灣和韓國的原日本軍人申訴數目更多，只不過這些人的訴求會使得熱血簡單的國族主義尷尬，不像「慰安婦」那麼正邪易辨，所以大家也就只好冷漠對待，當他們不存在。
吳雄根的官司一路打到日本最高法院，終於失敗。日本建制的說法是很簡單的，它不只不賠償這幾十萬當年被它強徵入伍的外國人，甚至也不賠償土生土長的日本兵，理由一貫是「戰爭受害是國民必須艱苦忍受之事」。《活着回來的男人》的作者，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解釋道：「如果只針對特定被害者進行賠償，將會造成不公平的狀況。不過實際上，日本政府擔心的恐怕是，即便對一小部份受害者進行賠償，往後便將掀起冰山一角，接着來自國內外的賠償將永無止境。……不賠償、不道歉，但撫慰對方。這就是日本的國家立場」。所以，無論是「慰安婦」，還是被強迫從軍的日本軍人及其軍屬，日本政府皆以基金「慰問」的方式了事。那麼它為什麼不「慰問」像吳雄根這樣的外籍士兵呢？他們根本不是日本人，你又怎能用「戰爭受害是國民必須艱苦忍受之事」打發？
另一方面，出於冷戰時期詭譎的國際局勢，且別說外籍士兵，就連「慰安婦」也都不一定會受到韓國、台灣，乃至於大陸等亞洲地區政府的支援。吳雄根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成立了「中國前蘇聯拘留者協議會」，找出二百五十名和他境遇相似的俘虜與遺族，同時要求日本負責。可是這個團體的活動到了九二年就停了下來，因為「當年十月正好是日中恢復邦交二十週年紀念，適逢日本天皇訪中期間」。而且「中國因為一九八九年鎮壓天安門事件而飽受批評，遭國際孤立，原西方各先進國家中，對中制裁最消極且還成為最大援助國的正是日本。中國當時在外交上，非常重視採取此種姿態的日本」。
所以，沒有自己政府支持，也沒有媒體關注的吳雄根，一個人來到了日本。不過他找到一個日本人願意和他共同起訴日本政府，成為亞洲各地對日賠償訴訟的首位日籍並列原告，這個人就是小熊英二的父親，同為蘇聯戰俘營歸來者的小熊謙二。在法庭上，他說：
「他（吳雄根）身為朝鮮族，以日本國民身份接受徵兵，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蘇聯對日宣戰，隔天十日他於滿洲西北部的海拉爾入伍，旋即遭受蘇聯軍隊的攻擊，他捲入戰鬥並身負重傷，被搬送到蘇聯領土內的醫院。一九四八年出院後，經由朝鮮回到故鄉成為中國人。但曾為日本士兵的事實為他的生活帶來許多歧視待遇，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甚至受到瀕死的迫害。
幾年前我領取了給西伯利亞拘留者的慰問狀與慰問金。但日本國認為吳是外國人，因為這項理由所以不適用於領取條件，這點令人無法接受。
為何他必須在西伯利亞過着拘留生活？請各位思考一下。過往，大日本帝國合併朝鮮，使朝鮮民族的人們皆成為日本國民。其結果，他與我一樣因為日本國民的義務而接受徵兵，之後成為關東軍士兵並成為蘇聯俘虜。只要是針對西伯利亞拘留這個事實施行的慰問，他就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
因為是日本國民所以受到徵兵，使他成為西伯利亞俘虜的也是日本國。同樣都是這個不負責任的日本國，事到如今卻說因為他是外國人，所以無法接受慰問，這完全不合情理。
這明顯就是一種歧視，是國際上無法認可的人權漠視……。這是我對國家的要求。類似這種國際性的戰後賠償，應該不具時效性，請不要一直逃避責任。而且，這種負面遺產也不應該再留給下一個世代」。
雄辯滔滔，小熊謙二還在他自己撰寫的講稿裏頭引用了前歐洲殖民帝國與納粹德國的案例，痛陳日本政府之過。這麼看來，他應該很符合大家心目中「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的形象；可他卻只有初中文憑，是一家小體育用品行的老闆，用他自己的話講，甚至是「底層中的底層」。這位小熊謙二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他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