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認命

【蘋果日報】許鞍華的《黃金時代》快要上映，於是我重讀《呼蘭河傳》，好湊熱鬧。這麼一讀，我竟然好像讀懂了《呼蘭河傳》的意思，以及蕭紅這一生的命運，甚至今天常常在中國聽到的一些說法。更仔細點講，這個啟悟般的「讀懂」體驗，是從書裏一句話中得到的。那句話就出現在第四章，敍事者（一般認為就是蕭紅本人）正在介紹她家那大院子裏各個住戶的情況，其中一戶新娶了個媳婦，媳婦回娘家時當然得報告婆家對她好不好。這媳婦把婆家說得一切皆善，唯獨是丈夫打她。然後這句神啟似的話就出現了：

「雖然她的丈夫也打過她，但她說，那個男人不打女人呢？於是也心滿意足的並不以為那是缺陷了」。

表面上看，這句話平平無奇，沒什麼太了不起的地方；為什麼它竟然令我頓了下來，閤上書及想了老半天呢？也許恰恰是因為它太過尋常，其中邏輯，至今我還能常在各種場合遇上，尤其是在談論國情的時候。例如我們談人權，總會有人告訴你，世界上還有很多地方都出現過人權不彰的情況。說警察執法犯錯，於是有人就要提醒，美國警察還會隨便開槍打死黑人呢。說個人私隱受到侵犯，他們肯定就得舉出斯諾登事件，告訴你全世界的政權都會侵犯私隱。我時時遇見類似的說法，於是我時時反駁。駁斥這類講話，十分容易，因為它的邏輯錯誤太過明顯。但我總在駁斥，又總是重複聽說同樣的謬論，不得不開始好奇，這背後是否還有些什麼，使得這麼多人相信「其他人都會犯同樣的錯，所以我的問題就不是問題了」的道理，乃至於它一再出現，並且每回都表述得那麼振振有詞。

然後我讀到了蕭紅這一句話，「那個男人不打女人呢？於是也心滿意足的並不以為那是缺陷了」。簡單地講，這就是認命。並不是儒家士大夫階層弘揚的那種知曉天命的自覺，而是更庶民更草根的生存之道。並非真的算過了命，明白自己此生原該如是；而是活在蒼天之下，大地之上，本就有些人人都逃避不了，人人都必須承受的運命。身為女子，挨丈夫的打，就像春夏秋冬時節變遷，乃勢之必至，甚至理所當然，所以這當然不算缺陷。

其他地方也有XXX，所以我們的XXX也就不是個特殊問題了。由於XXX不是特殊問題，所以XXX就不需急着解決，變得比較可以忍受了。這是不是也係一種認命呢？

我忽然發現蕭紅這句話背後認命的意思，是因為這次重讀《呼蘭河傳》，我才看到她寫了這麼多令人必須認命的背景，特別是第一章，那一大片北大荒：「嚴冬一封鎖了大地的時候，則大地滿地裂着口。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幾尺長的，一丈長的，還有好幾丈長的，它們毫無方向的，便隨時隨地，只要嚴冬一到，大地就裂開口了」。地都凍裂了，更何況人？於是在這有名的第一句話之後，蕭紅接着寫了好幾種人物的頹倒，寫她老家呼蘭小城「西二道街」上那個巨大的泥坑。這個泥坑是個死亡陷阱，不下雨的時候稠糊好比一口泥煤洞，昆蟲小狗掉了進去會被黏陷溺死。下雨的時候則宛如泥河，人馬盡懼，因為馬一陷進去就多半再也站不起來，人一踩進那六尺深的坑口也很可以滅頂。然而，小城裏的居民卻從沒想過乾脆拿沙土把這泥坑填平，他們寧願天天提心吊膽沿着街上兩側房屋的牆根踮腳緩行。有人還建議把兩邊每戶房子的院牆往裏頭拆出一塊，好令街道更寬敞更好走，行人車馬避得開這街心的大坑。可是，「一年之中抬車抬馬，在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次，可沒有一個人說把泥坑子用土填起來不就好了嗎？沒有一個」。對待城裏小街上的泥坑，他們就像對待那能令大地凍裂的寒冬一樣，只能順受，而且只想到順受。

在這充滿宿命感的第一章末尾，蕭紅結論：「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來回循環的走，那是自古也就這樣的了。風霜雨雪，受得住的就過去了，受不住的，就尋求着自然的結果。那自然的結果不大好，把一個人默默的一聲不響的就拉着離開了這人間的世界了。至於那還沒有被拉去的，就風霜雨雪，仍舊在人間被吹打着」。

一部值得重讀的作品，必注定每讀皆有新得。能有新得，則多半是讀者自己在年月中長了些見識。所以有時候我再讀好些以前看過的書而有不同以前的了悟，全是靠了我在中間那段時間又看了些其他的書。此次重讀《呼蘭河傳》之所以會特別注意到這種認命的生存態度，是因為幾年前讀過波蘭作家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的《帝國》（Imperium）。

蘇聯崩潰之後，卡普欽斯基繞着它的故土走上一圈，想要瞭解曾經支配過他的國家和他一生的這個「帝國」。其中談到搭乘西伯利亞鐵道列車的那一章格外叫人難忘，景像大概就像蕭紅筆下的東北，隆冬盛雪，一眼看去是直抵地平線的白色，白得鋪天蓋地，叫人不辨方向。所有可以讓人掌握方位和空間大小的尺度都消失了，所有的山丘、河流和林木都被掩蓋在一大片令人目盲的白色之中，於是賦予事物具體存在的形狀和份量消失了，人也消失了。他說：「在這裏，白色是接受的顏色，是同意的顏色，是向命運屈服的顏色」（此書有台灣中譯，正好手邊不存，我只好拙劣地翻譯英文，難存原著文句力量，請諒）。

那種重複的白，在太陽升起和落下之處的白，會使人產生錯覺。列車明明行進，你卻覺得自己從來沒有移動過半分。明明已經走了好幾天，但這至廣大的西伯利亞凍原卻毀滅了你對時間的感知，叫你弄不清今天究竟是旅程的第幾天。「……它的殘暴、無垠，海洋般的無限。大地沒有盡頭，世界沒有盡頭。人之受造，非為此無量」。「關於變化的感受萎縮了，對於變化的需要也同樣萎縮了。人生於此，就好像活在一種崩潰的狀態之中，麻木，且由內而外地癱瘓」。所以，一路上遇見的人無論說什麼，都很平淡，比如：「『看着辦吧』，『嗯，是的』，『誰曉得呢？』……。但每當人們在說這些話的時候，似乎都表示出他們對一切事物皆已了然，他們似乎早就深入到真理最核心處。他們會說：『嗯，這就是人生』」。在卡普欽斯基看來，這就是「帝國」的本質，一種幾乎是環境決定論的「帝國」觀察。

儘管生在這樣的北方，但蕭紅是不認命的，她不接受「那個男人不打女人」的道理。故此，她書寫，並且一生顛沛，最後死在香港。可多數人是沒法像她這樣活的，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逃得過天嗎？我總在農村見到農夫蹲在田埂或家門外頭午飯，他們常常一個人低着頭默默扒飯，因為疲累，所以說不出話來。那種蹲坐低頭的姿態，是我心目中最典型的傳統農人姿態。偶而，他們抬頭看天，沒什麼表情。天或者晴朗，或者暗淡，或有不測風雲，可你什麼都做不到，做了什麼也改變不了多少。所以看天吃飯是必要的，但天又有什麼好看的呢？根本沒意義。

鄭秀韻訪梁文道：悲見香港好大鑊 搞到咁局面邊個有著數？

【AM專訪】人大常委會將於周日就普選框架拍板，連日各方叫陣，大有決戰前夕味道，但台前上演的明明是一場大衛挑戰巨人的強弱懸殊決鬥。長年遊走兩岸三地的文化評論員梁文道，對政改十分悲觀，他直言香港「好大鑊」，因察覺到有一方勢力將香港弄致翻天覆地，他質疑，「香港今日搞到咁局面，邊個有著數？」

人稱「道長」的梁文道，從事傳媒工作16年，長年筆耕，文章多分析中港台社會動態，對近日鬧得紛擾的政改問題，亦有一番觀察及見解。他早前接受本報專訪，從內地一股肅殺氣氛，談到香港為何失去中間溫和聲音，令政改走向恍如已預見的「死局」。

他指現時內地氣氛空前緊張，出現很多「古靈精怪」的敏感和自我審查，「點解內地咁緊張？並非習近平有好明確命令話邊條路線唔准郁，而係營造一種肅殺氣氛，所有人嘅神經就挑動起嚟，過去嘅極左分子又重新出嚟……」而政治鬥爭最劇烈的時候，意識型態亦必定空前緊張，並興起「維穩經濟」。所謂「維穩經濟」，他舉一個活生生事例，指認識一名江西南昌年輕異見人士，對方因經常批評共產黨及地方政府，長期成為維穩打擊對象，因屢被「國保」騷擾，遂決定離開南昌到北京發展，「點知佢快要走時，『國保』叫佢唔好走，話幾十個兄弟睇你，大家傾deal，甚至有咩合作項目一齊搞……」他以另一例子作比喻，「冇火燭，消防員做乜？」

有人撥火推高中港矛盾

梁文道認為，香港爭取民主與內地緊扣相連，若香港實行一人一票普選特首及立法會，會影響內地各省市年輕人，「佢哋會問點解我哋唔得？」因此，中央將香港政改問題提升到國家安全層面，而且黑白分明，他認為合乎他們的一貫發展邏輯，他更認為，近年中港對立嚴重，是有人刻意挑撥事端，而今年4月內地童在旺角便溺猛地發酵更是事不尋常，他指事件本是小事一樁，內地過去多會以「兩地血濃於水」來小事化無，「但今次唔係，《環球時報》出3日社論鬧香港人，新華社出評論，微博上出『五毛』鬧香港人，即係撥火，唔係收火，中港矛盾佢有份撥火。」他又指網媒《熱血時報》及《輔仁媒體》在內地毋須「翻牆」，「想大陸網民睇到呢啲網站，見到香港班人成日叫你『支那狗』、『蝗蟲』……所以中港矛盾係佢撥出嚟，就係安全問題。」

「呢種對立矛盾推高有咩好處？」他認為正是基於維穩邏輯，他亦察覺今年發生的所有事都很奇怪，「傳統智慧話俾我哋知，七一遊行前中央會派糖嘅，但今次出白皮書；傳統智慧話俾我哋知，如果真係有班人佔中，就好似當年五區公投咁，係play down(淡化)重要性，但大家都知，反佔中只係推高咗佔中嘅意志力同埋度氣……點解佢咁做？同香港後面有啲人做嘢官僚心態有關，呢班官僚同南昌官員一樣，冇事就冇飯開……」

打傳媒學者 失中間聲音

維穩魔爪還伸向傳媒，新聞網站《主場新聞》結業，身為創辦人之一的梁文道，對「主場之死」無透露丁點內情，但斷言肯定與政治原因有關，認為事件達到的效果是香港媒體光譜「唔見咗」，只剩兩極，「今鋪政改好特別地方，有班人講袋住先、或有啲人想有得傾，但好多人話好難……點解冇中間力量？唔會有溫和聲音？係佢自己拆咗……」他指2010年通過政改方案，是因與民主黨傾掂數，當時民主黨是政壇中間力量，首腦是司徒華，「但今日政壇冇咁嘅人，全數歸晒兩邊……」當時除了政治力量，還有輿論力量，「學者聯署，即佔中嗰班，陳健民、戴耀廷，仲有蔡子強、馬嶽，今日班人全部俾你打到變晒敵人，冇埋中間聲音……」



《主場》被滅聲，梁文道曾形容「香港真係好大鑊」，「《主場》本來都企中間位，但佢都容忍唔到，同見佢手法都變咗，從前如果想搞掂一個media，佢唔會用啲方法令到創辦人覺得唔舒服，佢會拉攏你，例如佢可以用銀行想落廣告，呢個先係正路手法，所以今次香港好大鑊，因為以前從來唔係咁玩。」他深信不疑，「肯定依家有一班勢力覺得，愈搞到香港對立好嚴重、推到香港好大鑊，佢愈有著數。」他反覆提出「搞到咁咩人有著數」的疑問，「香港今日搞到呢個局面，一定有好多人攞著數、攞政績，一步一步推，對佢哋嚟講，消滅一個媒體係一個政績，要一個媒體轉軚，又係一個政績，搞個反佔中(活動)，又係政績，全部人都冇諗，呢啲嘢最終構成嗰個好大picture入面，其實對中央有冇好處？都冇好處，對香港亦冇好處，但佢唔理得咁多！」

有可能變「一國一制」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強早前說，政改最壞打算是「一國兩制」變「一國一制」，梁文道認同這個說法，甚至認為極有可能，他推測政改最壞局面是中央堅持「過半數」提名門檻，佔中必會發生，到時駐港解放軍可能會「影子」出動，「但真正大鑊地方唔係解放軍出，而係清場後要上court，可能搞一、兩年，呢年幾兩年日日有古仔(新聞)，國際媒體當烏克蘭(內戰)新聞咁做，外國勢力有可能變真，真有一班極右人士覺得香港冇掩雞籠，真係嚟到，然後透過香港影響大陸，香港變咗所謂中國版顏色革命嘅前線基地，到時真真正正係國安問題。」

他不排除當出現最惡劣情況時，中央會乘勢重推23條立法，他認為23條與普選分不開，「我成日覺得咩愛國愛港都係假嘅」，他大膽假設，即使今日香港有普選，八成投票選民仍是會選曾鈺成之類的建制派，「但就算係咁，你估選舉會否冇篩選？都唔會，因為安全永遠唔會放心。」

對前景悲觀 中央香港雙輸

梁文道對時局不無感慨，他形容：「我覺得好不幸」，並直言「好悲觀」，「睇住冇晒中間派，最終對中央、對香港都輸！」他續說，「如果中央清醒嘅話，唔應該俾個局面發生到咁情況，但點解會去到咁？我成日覺得有好多我哋估唔到嘅人，可能好多係香港自己人，喺中間攞著數！」他相信整個局面並無預設劇本，可能是陰差陽錯，或有人欺上瞞下、謊報軍情，「即係明明香港冇乜敵對勢力，只係內部矛盾，但愈同上面煲到好勁，佢先有資源、有權、有著數，呢個就係維穩經濟學……」但他諷刺說，「點解過去咁多年中國內部保安維穩開支不停上升？你愈維穩愈唔穩……」

觀乎近日事態發展，佔中看來已無法避免，但後續如何，無人知曉，「大家開始已去到一個地步，冇人再計較實際嘅嘢……大家都唔諗，大家覺得佔中係世界末日，世界末日之後仲有乜好諗……冇人去諗之後點，連建制派都唔諗，推晒啲人出嚟，是非大決戰，之後點？點埋尾？冇人諗……」香港人可做甚麼？「唯有盡量掌握機會，將實況講出嚟，要超越既有嘅意識形態對立……」

後記

末代港督彭定康於96年在其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曾說——「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裡……」彭定康於18年前所作的預言，看來正在應驗！

梁文道：蛇齋餅糉

【飲食男女】聽說這場遊行也來了不少自由行，甚至還在遊行之前先在茶樓酒家飽餐了一頓。就是這樣，他們不知不覺地嘆了一回地道香港名菜：「蛇齋餅糉」。

甚麼叫做「蛇齋餅糉」？那真的是一種菜嗎？是一種宴席的專有名稱？還是一套香港才有的奇特食物組合？我在內地網民愛用的「百度貼吧」上面真的看見有人提問：「香港朋友，蛇齋餅糉係乜意思」？然後一位香港網民答道：「蛇宴、齋宴、月餅、糉。民建聯很喜歡用這些東西賄賂選民」。看來是住在廣東，對香港情況有點認識的那個提問者繼續追問：「他們這樣做不會觸犯選舉條例嗎？」由於不見有人回應，我就在這裏隔空答覆好了。答案是不會的，因為這套東西太過模糊，有時候叫做「社區服務」，有時候又叫做「市民聯歡」，所以大可游離在法例之外，成了美食之都香港的一種特殊景觀。又由於民以食為天，港人愛吃，所以不止民建聯，不止建制派，就連泛民也得跟着供應，使之化作香港政治動員的特色。

但遊行有飯吃，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參加遊行集會二十多年，至今未嘗知曉那傳說中的「蛇齋餅糉」是甚麼滋味，可見我一直都站錯了隊伍。

正確的隊伍，自然就像這次「反佔中」遊行，不止支持政府和體制，甚至還會得到政府首腦的認可。而我們知道，自古以來，為了穩定人心，體制一向要給人民提供「麵包與馬戲」，不只飽肚，而且娛樂。好比這麼多年來的「慶回歸」集會，參加者除了享受「蛇齋餅糉」，還可以觀賞歌舞表演，真正實踐了 bread and circus的古人智慧。這種集會和遊行與「蛇齋餅糉」的結合，恰如其分地點出了一切威權的本質：跟着我走，我就會餵飽你。

要飽肚？還是捱餓？要好好生活？還是想家無恆產，居無定所？要沉默乖順然後得到餵養獎賞？還是想勇敢直言然後自此坎坷？這就是所有威權出給人民的選擇題。選擇前者代表物質的滿足，選擇後者代表心靈的自由，兩者不可兼得。於是餓還是不餓，這個人類生存處境的基本二元自此竟然成了道德上的抉擇。

於是世上有了絕食。就像我從前在此說過的，這是退無可退，把戰場拉回己身的終極鬥爭。它以最極端的、可致死的，並且出於自願抵制本能的捱餓，去拒絕那隻把「蛇齋餅糉」送到眼前的巨手。我雖餓死，但死的只是肉身，可我會在發臭腐敗的軀體上養出一棵不巧的植物。

因此，絕食從來都是只屬於抗爭者的手段，掌握糧倉的威權用不着絕食，它也不會餓了自己支持者的肚子。此所以李思傿那次半途而廢的絕食顯得如此可笑。人家示威者衝擊立法會，衝擊的就是現有體制；你為了反對他們示威而絕食，也就是為了體制而絕食。體制需要你絕食來支持嗎？你能想像有人會為了祝賀習近平生日而絕食贈興嗎？又或者來一場絕食慶回歸？

「反佔中」遊行發起人周融表示，即便有人在遊行前後請食飯，他們也還是比「佔中」行動高尚。我不想和他在此爭論佔中的是非對錯，我只想說明社會運動的高尚與否，可以單純決定於運動的手段與方式。好比當年北愛爾蘭共和軍的 Bobby Sands，絕食六十六天死在獄中，雖然很多人說他是恐怖分子，但當時大部分英國人卻都震懾於他的堅決果毅，開始思考北愛訴求的正義，反過來不滿戴卓爾夫人的冷血。你一旦吃飽，你就喪失了一切形象上的道德光環。

老毛的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我們或許可以再補充一句，請客吃飯一定不會是道德的政治。

梁文道：自由派的猶豫（老派英國知識份子的世界之二）

【蘋果日報】雖然蒂莫西．加頓艾什在牛津大學教書，是個有地位的歷史學家；但他對學院裏的理論發展似乎沒有太大興趣，所以他不會像Carlo Ginzberg那樣，在史學方法論上細緻探討事實、證明與修辭的關係。他用心的事實問題，是種更加接近新聞記者專業關懷，更加貼近常識意義，或許因此也更加容易為人理解──同時也更加容易犯錯的問題。

比如在談到第二次海灣戰爭的時候，他似乎完全接受了時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的說法，真的相信伊拉克擁有傳說中的「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把它當成事實。結果呢？他自然錯了。在整個伊拉克再度陷入分崩瓦解的今天，「大規模殺傷力武器」就像個不好笑的笑話一樣。不只如此，艾什在那篇文章裏頭竟還說道：「薩達姆政權是當今世上最令人厭惡的政權之一。他對庫爾德人進行了種族大屠殺，還讓自己的人民生活在恐懼中。推翻他對他的國家和該地區而言都是福音。無論戰後的伊拉克會多麼混亂──肯定會混亂，就像戰後的波斯尼亞、科索沃和阿富汗一樣──它幾乎已經不能更糟糕了」。

《事實即顛覆》原書出版於2009年，艾什本來有機會刪掉這篇他自己都很後悔當時弄錯了事實的分析；可他沒有。一來，就像他所講的，錯了就是錯了，不掩過乃是道德義務。二來，我猜讓他可以稍稍放心的，是他毫不掩飾地在那篇文章題目裏頭就已經表達出來的態度；它叫做〈為騎牆派辯護〉。也就是說，儘管他相信「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是個事實，相信薩達姆政權垮台之後的伊拉克一定會更加幸福；但他仍然不敢輕言美國及其盟友入侵伊拉克就一定是對的。因為他覺得反戰派的主張也很有道理，也很說得過去。

那他究竟站在什麼立場？不要忘記，那可是個黑白多麼分明的時刻。布殊聲稱：「你要不是站在我們這邊，就是站在他們那邊」。中國則有人一邊看着電視裏的世貿大樓倒下一邊拍手叫好，同時又有一大群自由派知識份子聯署宣佈「今天我們都是美國人」。戰或不戰，義或不義，幾乎沒有任何灰色地帶，而艾什居然要為騎牆派辯護？沒有立場？那你寫這篇東西幹什麼？

他的解釋是：「這並不意味着我們所有人都必須這樣做，熱情洋溢，過份簡單地相信複雜的兩難處境中的一面，即使這樣確實可以讓電視更好看」。他甚至認為，這不單是他個人的態度：「我的直覺是，如果你在黑夜中東尼．貝里雅注射真相的血清，他將基本上坦誠這種自由派的猶豫不決」。「自由派」，就是這裏頭的關鍵詞了。

自由派，或者自由主義者，並不是像時下許多施密特及斯特勞斯的信徒所以為的那樣，是批沒有價值傾向的虛無論者。最最起碼，自由主義者要相信言論的自由。

好比艾什，他可以同情歐洲穆斯林的處境，但他絕對不能接受因為信仰受到冒犯，於是就理直氣壯地跑去殺掉敢替先知造像的漫畫家。而且他還是老派的、洛克式的英國自由主義者，主張「所有神明的信奉者與那些堅持沒有神明的人，自由平等地在廣場上試一試」；於是他比較不贊成法式啟蒙運動的路子，乾脆不准任何神明的信奉者──不管你是佩戴頭罩還是十字架項鏈──出現在廣場之上。這樣的自由派會擁抱一些最基本的人權，所以當年他要和哈維爾及華里沙站在一起，主張出版結社的自由，這樣的自由派還會看重一些最顯眼的事實矛盾，不屑於理會對那些矛盾的各種深奧辯解，所以他要說前東德禁止了自己國歌的歌詞（因為它歌頌『統一的德國』），是對自己覆戒的恐懼（因為它害怕會被西德統一）。

我們知道，除了前蘇聯和前東德，這世上還真有些政權害怕人民過度認真對待國歌與執政黨的黨歌，居然有人辯說那是「複雜國情與時代的錯位」（這到底是甚麼意思？）。

老自由派的真正麻煩不是價值虛無，而是對付不了種種身份認同困擾背後的激情。在英國人算不算是歐洲人這個大題目上，懂得歐洲並且親近歐洲的艾什分析過其中各個應該考慮的條件之後，再度擺出了騎牆的態度：「我的結論？沒有結論，這是因為很少會有明確的發現是身份研究的本質，也因為英國身份的特質。或許『沒有結論』的聲明本身就是一個結論，甚至還是一個重要又積極的結論」。

身份認同也好，政治立場也好，大家通常要求的是明確的結論，可艾什這種老英式自由派通常卻只能提供傾向。他歡迎前波蘭和捷克政權的倒台，但他也看到了整個轉型的困難。所以他當然不能像某些把「自由化」當成神祇來朝拜的人那樣，不顧現實地迷信明天一定更好；但更不能如另一些憤慨現實的人，走上懷念老日子，又或者保守國家主義的道路。像艾什這般的自由主義者，總是要在信念支撐的理想傾向，與不斷出現的事實之間，進退猶豫。

由於《事實即顛覆》離開了艾什的安全地帶，因此他在這部文集裏頭變得更像那些什麼國家的事都能夠暢談一番的「國際問題專家」，因此這部書更能考驗他身為記者、評論家，和公共知識份子的能耐。又由於他在事實材料的擁佔上不具優勢，所以帶動他寫作的信念和傾向就會變得更為突出，但也更容易受到挑戰。他是個記者，把自己的寫作類型規定為「當下歷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切勿誤會，這不是傅柯所說的那種『現在如何成為現在的歷史』，而是冷戰『圍堵理論之父』喬治．凱南推介的學術與新聞的混合寫作），所以他當然要發掘事實，最大程度地親近現場。他是個歷史學家，就算不談太過哲學的史學方法論，卻也不能百分百地信任從現場帶回來的材料：

「1989年，布拉格天鵝絨革命期間，瓦茨拉夫．哈維爾身邊的一群人在地下魔燈劇院一間奇特的玻璃牆房間裏會面，做重要的決定。大多數時候，我是唯一在場的外人，肯定也只有我一個人拿着一本筆記本，試圖記下他們說的話。我記得當初想：如果我不記下來，就沒有人記下來了。像大多數歷史一樣，它也像倒入下水道的洗澡水一樣一去不復返。但是這樣寫成的歷史，基礎是多麼脆弱。……記憶問題就是見證人問題的核心所在。……記憶是一個可以重新加工的CD，會受到不斷地加工，而且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重新加工，不僅讓我們理解故事，還讓我們感到更加舒服」。

歷史學家艾什疑慮的，大抵就是這種舒服，把事實裁剪修整得較為合體，較為符應論點邏輯的舒服。老式英國自由派疑慮的，則是讓自己皈依某個既定立場的舒服。他寧願讓理想和傾向不停在現實上頭對焦，找不着安穩的落腳之處；他寧願讓現實持續地發出噪音，擾動理想世界的安寧。他總在猶豫、進退。

梁文道：一面之師

【飲食男女】這個世界當然是有天才的，可惜我們通常都會發現，自己不在那個璀璨如銀河的天才榜列之中。會不會吃，一樣也得講究天分；有些人天生下來就有靈敏到毫顛的味覺，例如筆名「特級校對」的陳夢因先生。

話說陳先生晚年時常從美國回港小住，四處出門遊覽之餘，也會品評後生晚輩的手藝。有一回，江獻珠老師在家宴請陳先生，請他嘗嘗自己的新菜。一切盡美，惟獨一道清湯翅，雖然陳先生微笑說好，卻也補上了一句「就是火腿舊了一點」。江老師一聽，真是不能不服，因為那火腿的確是她三天前開過用過的剩料，沒想到竟給陳先生吃了出來。

前輩食家的風采，無緣親睹，我只能在文字裏想像。好在我至少見識過江獻珠老師的貴氣，可惜也就只有那麼一次而已。

十幾年前，有幸和江老師在電台節目裏頭認識，並且相約事後去中環某家名店晚飯。那時候我甚麼都不懂，是個毛頭小伙（現在我是個中年人了，但卻還是甚麼都不懂，慚愧），只知道請江老師吃飯非同小可，就算便飯，也不能不隆重其事，於是早早先到餐館打點。那家店的店東我認得，可是我平日不善應酬，所以樓面多不識我，過來隨便推介了一些「名菜」，我也不知就裏的照單全收。再過一會兒，江老師到了，緩緩步近，那溫煦氣度真是照得一室生輝。我發現餐館樓面有些緊張，幾個人趕至招呼，另幾個人則連忙跑進廚房不知是要商量甚麼。

江老師才入座不久，菜便上桌，其中一道是他們時令推薦的禮雲子蛋清。奇怪的是，堂倌小弟剛把這道菜端了上來，經理就急急趕到，一邊做勢要把它拿走，一邊道歉：「好對唔住呀，江老師，我啱啱發現呢碟啲禮雲子唔係咁靚，我即刻攞返去叫佢哋重做。」這一切，江老師早已看在眼裏，可她微笑搖頭，着他們不要緊張，不必麻煩，東西來了就放着吧。結果後來整頓飯，這家店的樓面都瀰漫着一股不安的氣息。

這餐飯，江老師不多動箸，本來最該尷尬的是我才對；可我卻開心得不得了，因為我簡直就像上了一堂課似的，眼界大開。江老師那陣子身體不太好，但她還是慷慨地向我說明了許多以往不明白的事，從禮雲子的真偽好壞，一直講到蒸煮在粵菜中的角色，是我一輩子都會記得的知識。到了最後，江老師大概是憐我太儍，居然說：「小師弟（她真是太客氣了，此後便連書上的題款也都以同校之誼稱我做『小師弟』），要是有空，不如以後一起來做做菜，我們有群朋友時常聚餐，自己弄些東西。」再儍，我也當然聽得出她這句話的分量，自是滿心欣喜地點頭叫好。

後來我就膽怯了。我這點基礎，憑甚麼去上江老師的課，我哪有資格？所以我始終沒去成江老師的「聚餐」。非但如此，接下來這十幾年，除了通過幾回電話，偶爾在一些場合遇見，我就再也沒機會向她請益。即便劉健威兄近年請飯，江老師主賓，我亦因身在外地而無緣往拜。那時候總以為日子還多的是，將來總能幸運。

如今江老師仙遊，我在一個小手術之後臥床胡亂記下這些往事，除了懊悔人世無常而自己不知珍惜，就只有感謝而已。吾非生而知之，全憑江老師和陳先生等前賢言教啟蒙，方曉山高水深，味覺天地之遼闊。臨書悲慟，不知所云。

梁文道：事實是什麼？（老派英國知識份子的世界之一）

【蘋果日報】《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大概是今年最受關注的大陸電視劇，還沒上演，坊間便已議論紛紛。最初，大家都以為好戲在後頭，等着瞧它怎樣復活一個在官方歷史中消失了的人物。沒想到，才播不到一個禮拜，爭論就立刻炸了開來。因為戲裏頭的華國鋒在收拾了四人幫的那個晚上居然在中央政治局的緊急會議上頭宣稱：「今天，我們繼承毛主席的遺志，代表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願望，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現在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四人幫』已經被扣起來了，接受審查……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這怎麼可能呢？有些歷史常識的人都曉得，這場行動就算不是背叛了毛澤東，也絕對不會是忠誠於他真正意志的表現。很自然地，大家開始攻擊這部電視劇違背史實。有人說它是為了連接毛澤東和鄧小平，為了理順那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關係，這才刻意塑造出一個前後相繼的假象。

後來，此劇創作團隊出面解釋，說這番話真有文獻依據，而且當時大家真的認為那場宮廷劇變是執行了毛澤東的意思，否則後來就不會有《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在通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裏的那句名言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矢志不渝地遵循」。也就是所謂的「兩個凡是」。我沒有能力去做這種文檔的追索，不妨先假設華國鋒真像劇裏演的那樣，當時確實說過這話；但問題是他那番話又是不是真相呢？我們很容易理解，在那個非常時刻，上帝剛死，活下來的門徒無論做什麼，大概都得假借神意吧；特別是這種摧毀上帝至愛傳人的大事。其實這恰恰也是許多史學家的看法。也就是說，當年的華國鋒很有可能真的藉着毛的名義來解釋他為什麼要逮捕四人幫，但這並不表示毛生前果然就留過這道遺詔。假如我們可以接受前面所說的這一切，那我們該如何判斷《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這部電視劇呢？你說它不忠於史實嗎？它又有根有據。你覺得這就叫全部的歷史真實嗎？它卻遠遠不是。

這個例子正好可以用來說明歷史探究的艱困。一般以為，事實就是史學的王牌，再怎麼有趣花俏的歷史解釋也好，若不是以史實為基礎，也就只是七寶樓臺而已。不過，所謂的事實卻又不能孤立存在，就好比華國鋒在那場會議上的發言；沒有對當年環境相應的解釋，這件事實根本也就稱不上是「事實」了。

事實上，事實乃是現代史學的核心問題之一。不只是事實如何發掘，更是事實到底可以證明什麼的問題。自從海登·懷特（Hayden White）以降，一種忽略事實與證明之關係，轉而強調事實被詮釋被敘述的傾向（或者可以叫做後現代傾向），就漸漸有變成史學主流的趨勢了。所以今天當我們在談歷史的時候，講「故事」、「敘述」和「書寫」乃是一件很時髦的事情，幾乎恨不得把歷史看成是一套純粹的敘述技藝。相反地，依舊堅守單純事實的力量，則是不合時宜的，令人打呵欠的。所以，蒂莫西·加頓艾什（ Timothy Garton Ash）的《事實即顛覆》不可能是一本很符合潮流的書，因為它連書名都很老派。就像他在是書序言裏所講的，他依然相信「事實具有顛覆性，能夠推翻民選領導人和獨裁者、傳記作家和自傳作者、間諜和英雄、拷問官和後現代主義者的斷言，能夠推翻謊言、半真半假的東西和神話，能夠推翻所有為了安慰悲慘之人而脫口而出的演講」。真的嗎？如果華國鋒那句「毛主席生前的部署」是事實的話，它顛覆了什麼？

艾什在英語世界和歐洲可是一個響噹噹的名字，當過英國《觀察家》雜誌的編輯，後來在《衞報》有固定的專欄，現在則是牛津大學教授，曾經長年住在東德、波蘭和捷克，和哈維爾與華里沙變成了老朋友，也被人認為是前英國首相貝里雅身邊的顧問，穿梭於學院、政壇和大眾媒體之間，其著作讀者不計其數。老和他筆戰的新左派史學大師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甚至（帶着貶義地）說他是冷戰末期推倒東歐共產政權最有力的一把聲音。但是直到今天，中文世界才譯出了他這部作品，算是和中文讀者的第一次接觸。雖然我不能同意他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可我還是長年閱讀他的著述。且引一句當今左派大紅人齊傑克的話：「Although he is my political opponent, I always consider him worth reading for his wealth of precise observations, and as a reliable source on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Eastern European Communism」。的確，整個英語世界大概很少有人能比他更明白前東歐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那是他的本行領域。在他迄今最出色最動人的著作《檔案》（The File）當中，他回到德國翻查公開了的史塔西檔案，發現不少當年圈子中的朋友原來都是秘密警察的線人，曾向當局報告他這個英國人的言行和心理，這個發現把他引向了一段充滿陰鬱氣氛的溯往旅程，讓我們看到了人間情誼的脆弱與極權社會最深處的秘密。這種經歷不是每個外國人都會有的；就算有，也不會有他那種專業史學訓練所賦予的識見和涵養，好把這個經歷寫成一部雖然體量不大但是份量十足的深度回憶。

為了方便理解，不妨拿中文讀者比較熟悉的伊恩·布魯馬（Ian Buruma）作比。布魯馬的對象是日本和東亞，而艾什則可說是東歐的布魯馬。他倆都是記者型的學者，或者反過來說是學者型的記者。從歐威爾開始，記者就已經取代了那種會渲染異國風情和浪漫化自身經驗的傳統外遊作家（例如吉卜林，他可以把他從未去過的曼德勒寫成一首膾炙人囗的名篇），成為比較可靠，也比傳統學者有趣的外國知識來源。所以當前市面上介紹各國情況的非虛構書籍當中，那些駐外記者的作品總是最受歡迎的。他們曉得怎樣和公眾讀者溝通，又有長年的第一手經驗，有的甚至還具備了相當不錯的學養。艾什和布魯馬就是這類人中的表表者，是二十世紀之後大眾傳媒國際化年代的新型知識份子。他們有點像人類學家，在祖家和他鄉之間迂迴，因此往往能在一段中距離清醒觀察本地人視而不見的事實，然後再把它們放在另一個框架之中考察省視。當然，艾什同時還是個歷史學家，他對德國史的瞭解要比許多德國百姓厚實得多，於是他在看待今日暗角的時候就有了一道從往昔深處照下來的微光。

然而，《事實即顛覆》並非典型的艾什。因為東歐在他這部文集所佔的份量真是太少了；相反地，他寫了很多他不熟悉的地方，例如伊朗、緬甸，甚至香港。於是問題出現了，他憑什麼去寫那些他沒有長住過的土地？又憑什麼去和當地人溝通（訪談是記者獲得事實的首要手段，因此通曉當地語言一向是學者型記者的基本要求。艾什會波蘭文、捷克文與德文，但他懂得波斯文嗎？），他甚至從來不是研究伊斯蘭的專家，他怎能寫那麼多關於歐洲穆斯林的評論呢？當這所有通向事實的管道都不是那麼紮實，當事實本身都難以獲致的時候，事實還可能有顛覆的力量嗎？

梁文道：品味的習得（三之二）

【飲食男女】廚藝就和任何匠人的技巧一樣，是門必須手把手地一代代傳承下來的技術。傳統的家庭主婦會在家裏頭接受長輩的言傳身教，一步步學會整個家族乃至於整個社群的記憶。專業廚師則在餐廳廚房或者廚藝學校鍛煉自己，逐漸掌握使用身體與器具的最合理的方式。它不是書本上的知識，而是一套在時月積累之下，緩緩融合在整個身心之內的技術。

這也就是為甚麼有些善於做菜的人會不太相信食譜的原因。在他們看來，那些精準的度量與計算是極不現實的，四分之三茶匙的鹽，450克的菠菜，165度攝氏的爐火，以及20秒的鏟鑊，皆不可以盡信。種種廚房用具對他們而言也不是一種外在的輔助設備，而是雙手的延伸。於是當他在用麵粉棍搓麵糰的時候，他能清晰地透過棍身傳回來的壓力，感覺到這團麵是否已經搓至他想要的結果。那根棍子不是用來省力的器具，卻成了他身體的一部分。

這類人並非真的不看食譜，只不過他們曉得食譜畢意是個死物，猶如一切據說有助於做菜效率的工具，全都得靠人把它們用活。好比武俠小說裏的秘笈拳譜，一個全無武術基礎的傢伙就算得到了它，恐怕也很難就此練成天下絕學，因為他缺乏最必要又最根本的那套身體知識。一份食譜亦然，最重要的不是至為精確的量杯，而是讀懂它的能力。那種能力不是一般閱讀識字的能力，它是可以看穿一道菜之所以如此製作之原理的感知。這種廚房裏的感知，就和武學一樣，是你練回來的本事。

這麼說，並不是要否定食譜和一切食經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們非常重要。因為廚藝總得牽涉到品味的判斷，不單是一邊烹煮一邊試味，你還得從一開始就有個構想，知道自己這道菜想要達到甚麼效果，預計它最後要讓食者感受到甚麼樣的味覺刺激。因此，一個做飯的人必得先有一定的品味，曉得甚麼叫做對味，甚麼叫做不對。聽起來這像是句廢話，但我真的見過太多可怕的食物，它們的背後全是一群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幹甚麼的傢伙。簡單地講，一個不會吃的食客不可能是個會做菜的廚師。要學懂做菜，同時也就蘊涵了學懂品嘗食物的能力。而這種關乎品味判斷的能力，就和聆聽古典音樂相似，乃一種「獲得的品味」、閱讀可以對它起到很大的幫助。

一般聽不慣古典音樂的人總愛說自己「聽不懂」，因為一段聲響進耳就只是一段聲響，他不曉得自己應該把注意力放在哪裏。類似地，表面上講，吃東西是用不着學的；可一口層次和調味都相當複雜的食物吃進了嘴，那就不是人人都能領會其中的奧妙了。所以我們還得學會一套裝得進大腦裏頭的知識，明白甚麼叫做「對位」，甚麼叫做「調性」，然後一路引導感官，把它們微調至能夠在實際上領會這些概念的地步。而這些東西，你是可以在書上慢慢學回來的。我之所以能有那麼一點點品嘗食物的能力，除了不斷地實踐和貪吃，也是靠了許多重要作者的啟蒙，例如江獻珠老師。

梁文道：自信

【新世紀】前一陣子，一位內地記者和我談起香港人的焦慮，他很關心地問道：「近來港人變得這麼焦慮，有這麼多麻煩，你覺得這是不是因為香港人失去了自信心，所以才有這許許多多的不滿？」我非常訝異，因為我在香港聽過不少港人的投訴和批評，卻從沒有想過那些讓人不高興的事情和「自信」這兩個字有什麼關係。比如遊客太多，本地空間和設施難以應付；政制改革到了關鍵時刻，各種意見矛盾難調；城市規劃帶來了土地正義的爭論，政府和民間各有主張；移民人口增加，原有的社會保障體系及教育、醫療配套跟不上需要⋯⋯

這一切全是實實在在的香港問題，又怎能簡單地以「自信」二字囊括？難道只要有自信，這些問題就都不是問題了嗎？但是另一方面，這位記者朋友的說法，我又一點也不覺得陌生，因為「自信」本來便是不少內地輿論分析香港問題時的關鍵詞，我不是頭一回聽人家這樣說了。

大概就這兩年，因應官方關於「自信」的提法，「自信」作為一種看待事物的框架，也漸漸在不同領域裡頭流傳開來了，為這名義上依然奉「唯物主義」為圭臬的國度平添了一股「唯心論」色彩。看待和處理境內諸多論爭，固然可用「自信」的框架化解；認識境外局勢，更得以「自信」的濾鏡去辨明真相。彷彿天下萬事，行與不行，當與不當，皆繞不開自信心的高低有無，神奇得很。

兩年前，我就見過某學門的大佬在一場學術會議上發言訓斥後生，說他們不只在學習態度上跟隨西方，以為多學幾種外語當工具，才是鑽研那門學問的正道；而且還在學術規範的要求上成了西方人的跟屁蟲，凡是引述必定依照格式列明出處，凡有論者則務求參考書目的詳備周全。在他看來，今天學術這一行的所有習慣，都是西方產物；而我們中國人，卻早已丟棄了自己老祖宗的行文風格與治學傳統，真是數典忘祖。不只如此，他還樂觀地申論：「我們應該要有自信，隨著我們國家的強大發展，日後將會有更多學生來我們這裡留學。到時候我們就會漸漸掌握話語權，我們自己做學問的方法就會成為世界主流。」也就是說，學術規範也好，治學方式也好，在這位先生眼中也全是自信的問題。如果真有自信，就不必在治學工具與格式規則的要求上和國際接軌了。

自從中華帝國在清朝遇到重挫以來，史學界就普遍把自信心的淪喪當成認識近代中國社會心態演變的重點。此後的「體用之爭」「全盤西化」，以及「重振國粹」等各種思潮，確實都和「自信」相關。然而我們必須明白，實際存在的「自信」危機不過是個情意範疇，與判斷是非優劣的價值標準並無多少必然的邏輯聯繫。中國足球隊成績不好，我們對中國人踢球的能力沒有自信，這是一回事；足球如何分出勝負，遊戲規則怎樣制定，這又是一回事了。面對國足表現欠佳的窘況，如果我們說「中國人該有自信，有自己的足球主張，例如給人進球進得越多越好」，又或者「中國人要有自信，要堅持推廣自己的乒乓，別跟著所謂的國際潮流玩足球」，這豈非古怪？

大膽地講，近年興起的「自信論」在某方面而言，其實是往昔「國情論」的「2.0版本」。從前在遇到質疑時，我們喜歡強調國情的差異，認為人家那套不能直接拿來加在我們身上；今天碰到挑戰，我們就不只是說自己和人家不一樣了，並還要進一步地標榜自己的出色。以前突出我們和你們的不一樣，現在則乾脆大聲地宣佈我原來好得不得了。不論是「國情」抑或「自信」，這條思路都有範疇錯置與相對主義的危險，很容易粗糙地混淆一些不相干的事。

比如前陣子因「玉林狗肉節」掀起的辯論，我就看過一些鼓吹自信的文字，說中國人可以有吃狗肉的自信，不應盲從西方標準當洋奴。吃狗肉這回事是有文化背景的，考慮時不能排除具體的社會脈絡，將它置於抽象的真空環境。可是狗肉該不該吃，還牽涉到其他許多觀念和價值的問題。狗肉與牛、羊、豬肉的分別，狗這種動物與人類的複雜關係，這全是可以坐下來在理論上探討的事。一下子就把「自信」的範疇套上去，講什麼「我是自信的中國人，所以我有吃狗肉的自由」，那就未免太過簡單了。

假若「自信」是個可解釋任何事物的萬靈丹，那它也就什麼都不是了。回到那位記者朋友關於香港的疑問，如果我也告訴他，「是的，香港人的問題就是沒有自信」，大家就都滿意了嗎？要是有了自信，香港媽媽買奶粉、香港小孩上小學的難題就都迎刃而解了嗎？

梁文道：像游水一樣地做菜（廚房裏的技藝之一）

【飲食男女】也許下廚做菜就像騎車和游泳，是種「know how」的技能，而非一種「know what」的知識。「know how」與「know what」，聽起來很抽象，但稍稍解釋一下，任何人就都能明白其中的分別了。騎單車也好，游泳也好，沒有人會在學習掌握這些技能之前先學一大堆知識和規則，再一一把它們應用在實踐之中。相反地，一個人可能是游泳高手、單車王子，但卻一點也不知道是身體在水中浮起來的原理，也不曉得齒輪和鏈條互動的機制。假如一個人一邊騎車，一邊思考自己究竟為甚麼可以坐在這兩個輪子上頭而保持平衡的話；說不定他就要從車上摔下來了。騎車的本事就和游泳一樣，不需要你知道使得它們成立的「甚麼」知識，只需要你具體掌握「如何」運用那些知識的技巧。

想學「know how」的技能，靠的不是上課讀書，而是不斷地練習，不斷地嘗試。一開始騎車總是要摔跤的，一開始游泳也難免喝上幾口不該喝的水。但多練幾次，那些技能就會「上身」，成了你身體記憶的一部分；不像看書學回來的知識，這些技能是你上手之後就很難忘得掉的。

忽然想起這個課題，是因為前陣子和友人談起傳說中的日本壽司師傅的養成過程。我稱之為「養成」，正是因為那些準備和製作壽司的技藝，真如養育一個小孩成人似的，是種把具體操作的技能一步步植進一個人身體裏頭的長時間練習。例如頭一年的學徒生涯，幾乎甚麼實際的廚藝都不學，只是從早到晚的收拾和清潔，清洗餐具、抹淨地板，而且稍有一點點污迹就要被師父教訓痛駡，日子過得比一般清潔工難受。這裏頭當然少不了日本傳統中的那種尊卑階層和家長心態，把一個年輕人活生生地打磨成了一個完全服從長上權威的乖學徒。可是，除了慘遭虐待，這段只能洗碗抹碟的日子也不是甚麼都學不到的。最起碼，受到這種教育的學徒學懂了清潔；不只是腦子裏對於甚麼叫做乾淨的認識，它還是一套徹底鑲進肉體中的技能。自此之後，這個小師傅對於乾淨的敏感與執着，會變成他身體本能的一部分。鼻子聞到一點不快的氣味，手指觸到一絲膩手的油污，他都會渾身上下地不自在，務必去之而後快。壽司是種生食為主的食物，清潔難道不是製作這種食物的最基本要求嗎？

何止壽司，所有做飯的本領也都是類似的技藝，必須在實踐當中動用一切感官，以及任何相關的身體機能。儘管受到分子廚藝的影響，今天流行研究食物科學，但你不一定要懂得各種分子遇熱的化學反應，才能烤好一塊牛扒。大部分人學習入廚，都像學習游水騎車似的，就是持續地做，在實際行動當中逐步掌握各種技巧，逐步磨銳自己的五感。此所以大多數專業廚師和能幹的主婦在燒菜的時候都用不着量杯和溫度計等測量工具。抓一把麵粉，他就曉得是多是少；看一眼爐火，他便明白這鍋的溫度夠是不夠。一個廚師的身體已經被訓練成一個活體工具，他的大腦完美連接雙手，他用的任何廚具都是他雙手的延伸。

梁文道：處理異己的方法

【蘋果日報】當古希臘人把「勇氣」當成一種「公民美德」來構想的時候，他們腦子裏頭想的一定不只是個體面對僭主和獨裁者的勇氣，而且還是一個公民（甚至主要是）獨自面對其他公民以及整個城邦的勇氣。我們今天有時候會太過偏重前者，喜歡歌頌一個有良心有骨氣的知識人如何敢於對權力者說真話；卻忽略了他對自己的「伙伴公民」（fellow citizens）說真話，其實也是一件很勇氣的事。請注意，這裏所指的「真話」，並非客觀上一定正確，近乎真理的言論；而是發言者自己真心相信，以及真正表露出他個人信念與價值的話。

例如上回我們在瑞士內亞本塞州州民大會上看到的那個故事，少數幾個支持又或者喜好裸體健行的州民，當着全州熟人的面前公開偏好，無懼於身邊大多數人的異樣目光，也不怕他們的反對，以及以後可能會發生在己身上的排斥，就是要投票捍衞自己的看法。這就是「說真話」了。一個人在公眾領域的赤裸敞現。問題並不在天體健行到底對不對，合不合理；而在於肯定和否定他的人是否真的認同自己的抉擇。

膽敢如此直言，自然是種勇氣。由於運作良好的民主政體極需每一個公民都能暢所欲言，所以說真話的勇氣才算得上是具有公共價值的「公民美德」。不過，我們可以換個面向來看，這樣子的民主需要的，可能不只是每一個個人都敢跟不贊成他的大眾說真話，他最好還得降低一個人的恐懼，減少他說真話的成本。於是內亞本塞州州民大會那個例子所彰顯的，就不是那少數天體健行支持者的勇氣，更是其他多數反對者的寬容。也就是說，在這個場合底下說真話也許是不可怕的，即便你的意見太過偏鋒，即便你的對手是一大群朝夕共對的熟人，你也不必擔心他們以後會對你怎麼樣。該說其麼你就儘管說，說完也就算了，沒有人會把它掛在心上，和你斷絕來往。若以如此角度思考，這個有趣故事的重點就不是公民的勇氣，而是瑞士社會的成熟與開放。

所以漢娜·阿倫特在分析她心目中理想的古代雅典民主時，不只高舉勇氣，同時還標榜寬容，將它們並列為城邦必要的「公民美德」。然而，從勇氣推導出寬容，這只不過是理想上想當然的說法而已。古希臘人是不是真的那麼看重寬容，恐怕還難說得很，畢竟他們談寬容的文字要比談勇氣少得多了。

我不打算現在就開始追索寬容和政治的關係，更不想花篇幅考察古典文獻裏頭有關寬容的論述，因為在寬容這種德目出現之前，雅典人肯定得先處理另一個更基本的實際問題：那就是如何與和自己政見不同的人共存。活在民主城邦，身邊有許多不一樣的人，大家不可能在每一件事情上頭都有一致的意見。有時候，那些不一致的意見之間甚至會有系統的分別，形成了價值觀取向和政治主張的根本差異。面對這樣的情形，你該怎麼辦呢？大家剛剛才在大會上頭吵得不可開交，回頭卻得照樣生活照樣往來。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難題，在政治上相當成熟的雅典人不可能沒有仔細的思考。寬容之必要，可能只是這個思考的結果之一（因為你也可以選擇不寬容）。

從前我就着類似的問題寫過一篇叫做〈仇人也是鄰舍〉的東西，現在我想指出，這句話並非比喻，而是活生生的實況。就拿眼前「佔中」和「反佔中」的對陣來說吧，很多人都會發現身邊就有一些和自己看法完全不同的人，當兩個陣營對立得如此緊張的時刻，你該怎樣處理異見者和自己的關係呢？

如果你是一個政治取向十分認真，把支不支持「佔中」看成天大道德問題的人，你或者可以在網上替自己營建一個首尾一致的社群世界，比如說只看親建制的網站如「港人講地」，絕不點入已結束的「主場新聞」和尚存的任何親泛民網站；去掉臉書上所有支持佔中的朋友，只留下和自己一樣反佔中的同志。然後你就可以天天在上頭破口大罵對手是破壞繁榮穩定的罪人，「受外國勢力影響」的漢奸，並且莊嚴宣佈「漢賊不可兩立」。

可是當你一走出大門，用自己的雙腳走在這座城市的道路上時，問題就來了。也許你天天在那裏吃早餐的茶餐廳老闆就是個「罪人」，你要不要自此罷吃明志？也許那個會在你滿手雜物時替你開門的大廈保安就是個「漢奸」，你要不要在居委會上動議炒人？也許你的下屬是佔中義工，你要不要想辦法把他弄走？也許你的老闆資助佔中，你要不要勇敢地辭職？

「政治成熟」的意思就是在做政治思考的時候不抽空不離地，真實地視自己為政治參與者，真實地把自己置放在具體而現實的處境，看看自己手上的可能選項。鼓吹排斥大陸留學生的老師，應該想想如何面對自己班上的內地學生；認為遊客當眾排洩不是問題的官員，應該考慮事情發生在自己眼前時的反應。這樣子的思考，方有責任可言，方是政治成熟的體現。

如是思考，你可能會發現罷吃一家老闆支持佔中的茶餐廳，和呼籲業主們炒掉支持佔中的看更，都不是那麼妥當，因為他們畢竟和你有過不少美好的接觸。基於義憤跑去罵他們一頓，也不見得十分現實，因為他們不會挨罵之後就立刻恍然大悟。大部份人的選擇可能是乾脆避談政治，不和這些現實中的「鄰人」爭吵，晚上回家上網再去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單向地「鬧爆」那些沒良心沒大腦的家伙。不過這麼做卻又依然改變不了那些「鄰人」上的取態——他們根本聽不到你的聲音，你只是過了把癮，滿足了虛幻的良知虛榮而已。而且不算真誠地履行了你政治信仰所要求的責任。所以你可能會採用理論上在公共領域當中最常用的手段，那就是試着說服那些和你立場不同的人。只不過這也意味着你必須花時間去聽一些你不願聽的聲音，理解他們形成那種（你反對的）立場的由來。因為說服總是交談，交談則總是預設了對對方的深入認知。

這並不意味着寬容，寬容屬於另一層次，是之後才要處理的題目。當然，你還能有另一套截然不同的選擇，那就是景從我之前曾經在此介紹的施密特學說，把大家政治取向上的差異上升至最根本的敵友矛盾，並且以消滅對手為行動前提。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倒省事得多了，看見跑去當佔中義工的小伙子，就見一鑊打一鑊。並且不能只是單獨行動，不能只是鍵盤勇武，最好像奪權前的納粹那樣，組織「黑衫軍」，以暴力行動騷擾對手，逼得他們出走或降服。如此一來，才叫做貫徹了不共戴天的對立立場，才叫做真的忠誠於自己的言論。我不是開玩笑，更不是諷刺，因為這也是一個很實際的選項。如果有人很認真的實施這類計劃，那當然也是一種政治成熟的表現。最起碼，他真的把自己置放在實踐的脈絡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