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此劇創作團隊出面解釋，說這番話真有文獻依據，而且當時大家真的認為那場宮廷劇變是執行了毛澤東的意思，否則後來就不會有《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在通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裏的那句名言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矢志不渝地遵循」。也就是所謂的「兩個凡是」。我沒有能力去做這種文檔的追索，不妨先假設華國鋒真像劇裏演的那樣，當時確實說過這話；但問題是他那番話又是不是真相呢？我們很容易理解，在那個非常時刻，上帝剛死，活下來的門徒無論做什麼，大概都得假借神意吧；特別是這種摧毀上帝至愛傳人的大事。其實這恰恰也是許多史學家的看法。也就是說，當年的華國鋒很有可能真的藉着毛的名義來解釋他為什麼要逮捕四人幫，但這並不表示毛生前果然就留過這道遺詔。假如我們可以接受前面所說的這一切，那我們該如何判斷《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這部電視劇呢？你說它不忠於史實嗎？它又有根有據。你覺得這就叫全部的歷史真實嗎？它卻遠遠不是。
這個例子正好可以用來說明歷史探究的艱困。一般以為，事實就是史學的王牌，再怎麼有趣花俏的歷史解釋也好，若不是以史實為基礎，也就只是七寶樓臺而已。不過，所謂的事實卻又不能孤立存在，就好比華國鋒在那場會議上的發言；沒有對當年環境相應的解釋，這件事實根本也就稱不上是「事實」了。
事實上，事實乃是現代史學的核心問題之一。不只是事實如何發掘，更是事實到底可以證明什麼的問題。自從海登·懷特（Hayden White）以降，一種忽略事實與證明之關係，轉而強調事實被詮釋被敘述的傾向（或者可以叫做後現代傾向），就漸漸有變成史學主流的趨勢了。所以今天當我們在談歷史的時候，講「故事」、「敘述」和「書寫」乃是一件很時髦的事情，幾乎恨不得把歷史看成是一套純粹的敘述技藝。相反地，依舊堅守單純事實的力量，則是不合時宜的，令人打呵欠的。所以，蒂莫西·加頓艾什（ Timothy Garton Ash）的《事實即顛覆》不可能是一本很符合潮流的書，因為它連書名都很老派。就像他在是書序言裏所講的，他依然相信「事實具有顛覆性，能夠推翻民選領導人和獨裁者、傳記作家和自傳作者、間諜和英雄、拷問官和後現代主義者的斷言，能夠推翻謊言、半真半假的東西和神話，能夠推翻所有為了安慰悲慘之人而脫口而出的演講」。真的嗎？如果華國鋒那句「毛主席生前的部署」是事實的話，它顛覆了什麼？
艾什在英語世界和歐洲可是一個響噹噹的名字，當過英國《觀察家》雜誌的編輯，後來在《衞報》有固定的專欄，現在則是牛津大學教授，曾經長年住在東德、波蘭和捷克，和哈維爾與華里沙變成了老朋友，也被人認為是前英國首相貝里雅身邊的顧問，穿梭於學院、政壇和大眾媒體之間，其著作讀者不計其數。老和他筆戰的新左派史學大師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甚至（帶着貶義地）說他是冷戰末期推倒東歐共產政權最有力的一把聲音。但是直到今天，中文世界才譯出了他這部作品，算是和中文讀者的第一次接觸。雖然我不能同意他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可我還是長年閱讀他的著述。且引一句當今左派大紅人齊傑克的話：「Although he is my political opponent, I always consider him worth reading for his wealth of precise observations, and as a reliable source on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Eastern European Communism」。的確，整個英語世界大概很少有人能比他更明白前東歐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那是他的本行領域。在他迄今最出色最動人的著作《檔案》（The File）當中，他回到德國翻查公開了的史塔西檔案，發現不少當年圈子中的朋友原來都是秘密警察的線人，曾向當局報告他這個英國人的言行和心理，這個發現把他引向了一段充滿陰鬱氣氛的溯往旅程，讓我們看到了人間情誼的脆弱與極權社會最深處的秘密。這種經歷不是每個外國人都會有的；就算有，也不會有他那種專業史學訓練所賦予的識見和涵養，好把這個經歷寫成一部雖然體量不大但是份量十足的深度回憶。
為了方便理解，不妨拿中文讀者比較熟悉的伊恩·布魯馬（Ian Buruma）作比。布魯馬的對象是日本和東亞，而艾什則可說是東歐的布魯馬。他倆都是記者型的學者，或者反過來說是學者型的記者。從歐威爾開始，記者就已經取代了那種會渲染異國風情和浪漫化自身經驗的傳統外遊作家（例如吉卜林，他可以把他從未去過的曼德勒寫成一首膾炙人囗的名篇），成為比較可靠，也比傳統學者有趣的外國知識來源。所以當前市面上介紹各國情況的非虛構書籍當中，那些駐外記者的作品總是最受歡迎的。他們曉得怎樣和公眾讀者溝通，又有長年的第一手經驗，有的甚至還具備了相當不錯的學養。艾什和布魯馬就是這類人中的表表者，是二十世紀之後大眾傳媒國際化年代的新型知識份子。他們有點像人類學家，在祖家和他鄉之間迂迴，因此往往能在一段中距離清醒觀察本地人視而不見的事實，然後再把它們放在另一個框架之中考察省視。當然，艾什同時還是個歷史學家，他對德國史的瞭解要比許多德國百姓厚實得多，於是他在看待今日暗角的時候就有了一道從往昔深處照下來的微光。
然而，《事實即顛覆》並非典型的艾什。因為東歐在他這部文集所佔的份量真是太少了；相反地，他寫了很多他不熟悉的地方，例如伊朗、緬甸，甚至香港。於是問題出現了，他憑什麼去寫那些他沒有長住過的土地？又憑什麼去和當地人溝通（訪談是記者獲得事實的首要手段，因此通曉當地語言一向是學者型記者的基本要求。艾什會波蘭文、捷克文與德文，但他懂得波斯文嗎？），他甚至從來不是研究伊斯蘭的專家，他怎能寫那麼多關於歐洲穆斯林的評論呢？當這所有通向事實的管道都不是那麼紮實，當事實本身都難以獲致的時候，事實還可能有顛覆的力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