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全是實實在在的香港問題，又怎能簡單地以「自信」二字囊括？難道只要有自信，這些問題就都不是問題了嗎？但是另一方面，這位記者朋友的說法，我又一點也不覺得陌生，因為「自信」本來便是不少內地輿論分析香港問題時的關鍵詞，我不是頭一回聽人家這樣說了。
大概就這兩年，因應官方關於「自信」的提法，「自信」作為一種看待事物的框架，也漸漸在不同領域裡頭流傳開來了，為這名義上依然奉「唯物主義」為圭臬的國度平添了一股「唯心論」色彩。看待和處理境內諸多論爭，固然可用「自信」的框架化解；認識境外局勢，更得以「自信」的濾鏡去辨明真相。彷彿天下萬事，行與不行，當與不當，皆繞不開自信心的高低有無，神奇得很。
兩年前，我就見過某學門的大佬在一場學術會議上發言訓斥後生，說他們不只在學習態度上跟隨西方，以為多學幾種外語當工具，才是鑽研那門學問的正道；而且還在學術規範的要求上成了西方人的跟屁蟲，凡是引述必定依照格式列明出處，凡有論者則務求參考書目的詳備周全。在他看來，今天學術這一行的所有習慣，都是西方產物；而我們中國人，卻早已丟棄了自己老祖宗的行文風格與治學傳統，真是數典忘祖。不只如此，他還樂觀地申論：「我們應該要有自信，隨著我們國家的強大發展，日後將會有更多學生來我們這裡留學。到時候我們就會漸漸掌握話語權，我們自己做學問的方法就會成為世界主流。」也就是說，學術規範也好，治學方式也好，在這位先生眼中也全是自信的問題。如果真有自信，就不必在治學工具與格式規則的要求上和國際接軌了。
自從中華帝國在清朝遇到重挫以來，史學界就普遍把自信心的淪喪當成認識近代中國社會心態演變的重點。此後的「體用之爭」「全盤西化」，以及「重振國粹」等各種思潮，確實都和「自信」相關。然而我們必須明白，實際存在的「自信」危機不過是個情意範疇，與判斷是非優劣的價值標準並無多少必然的邏輯聯繫。中國足球隊成績不好，我們對中國人踢球的能力沒有自信，這是一回事；足球如何分出勝負，遊戲規則怎樣制定，這又是一回事了。面對國足表現欠佳的窘況，如果我們說「中國人該有自信，有自己的足球主張，例如給人進球進得越多越好」，又或者「中國人要有自信，要堅持推廣自己的乒乓，別跟著所謂的國際潮流玩足球」，這豈非古怪？
大膽地講，近年興起的「自信論」在某方面而言，其實是往昔「國情論」的「2.0版本」。從前在遇到質疑時，我們喜歡強調國情的差異，認為人家那套不能直接拿來加在我們身上；今天碰到挑戰，我們就不只是說自己和人家不一樣了，並還要進一步地標榜自己的出色。以前突出我們和你們的不一樣，現在則乾脆大聲地宣佈我原來好得不得了。不論是「國情」抑或「自信」，這條思路都有範疇錯置與相對主義的危險，很容易粗糙地混淆一些不相干的事。
比如前陣子因「玉林狗肉節」掀起的辯論，我就看過一些鼓吹自信的文字，說中國人可以有吃狗肉的自信，不應盲從西方標準當洋奴。吃狗肉這回事是有文化背景的，考慮時不能排除具體的社會脈絡，將它置於抽象的真空環境。可是狗肉該不該吃，還牽涉到其他許多觀念和價值的問題。狗肉與牛、羊、豬肉的分別，狗這種動物與人類的複雜關係，這全是可以坐下來在理論上探討的事。一下子就把「自信」的範疇套上去，講什麼「我是自信的中國人，所以我有吃狗肉的自由」，那就未免太過簡單了。
假若「自信」是個可解釋任何事物的萬靈丹，那它也就什麼都不是了。回到那位記者朋友關於香港的疑問，如果我也告訴他，「是的，香港人的問題就是沒有自信」，大家就都滿意了嗎？要是有了自信，香港媽媽買奶粉、香港小孩上小學的難題就都迎刃而解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