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不響

【蘋果日報】「滬生經過靜安寺菜場，聽見有人招呼，滬生一看，是陶陶，前女朋友梅瑞的鄰居。滬生說，陶陶賣大閘蟹了。陶陶說，長遠不見，進來吃杯茶。滬生說，我有事體。陶陶說，進來嘛，進來看風景。滬生勉強走進攤位」。

上海作家金宇澄的《繁花》，是2013年最多人談論的華文長篇，幾乎沒聽過有誰說它不好，台灣和香港一些文友更自稱成了「金迷」，一本書讀完再讀。終於到了去年臨末，我才拿起來翻閱。果然，看了引子之後就停不下去。

這頭就開得特別有味道。主角滬生路過喧嚷的菜市，忽然被人叫住，說店裏有風景可看。但一家沿街賣蟹的小店又有什麼風景好看呢？於是我們就像滬生一樣，在繁華忙碌的日常路徑裏頭，被一個多年不見但又沒什麼話好和他說的舊識拉着，百般不願地勉強坐了進去。總共三段的開頭，滬生接連說了八次要走，時間緊要，陶陶卻勸：

「此地風景多好，外面亮，棚裏暗，躺椅比較低，以逸待勞，我有依靠，篤定。滬生說，幾點鐘開秤。陶陶說，靠五點鐘，我跟老阿姨，小阿姐，談談斤頭，講講笑笑，等於軋朋友。陶陶翻開一本簿子，讓滬生看，上面謄有不少女人名字，地址電話。陶陶撣一撣褲子說，香港朋友送的，做生意，行頭要挺，要經常送蟹上門，懂我意思吧，送進房間，吃一杯茶，講講人生。滬生不響。」

三十萬字的小說，顏色就此底定。

小店風景，無非便是涼棚隔開了日頭正曬的市街，一段陰涼既近且離，稍遠了俗世生活，就有了議論說事的距離。而一邊喝茶一邊說的故事，則由自家老婆需索甚多開始，一直到送貨之餘如何採花偷腥，全都是些市井裏的狎俗瑣碎。金宇澄好比說書人，在市集上喚人過來聽書。我們明明沒這功夫，他卻還要來些東家長西家短無益於世道人心的段子。然後一個故事接着一個故事，竟然就說完了五十年間偌大一座上海城的浮沉。種種人間際遇，竟可離奇至此，但又尋常到了卑微的地步。直至繁花落盡，糜爛成泥；看完聽罷，我們也只能讓身離去，套句書中最常見的滬語，「不響」作罷。

梁文道訪1908書社－－禁書是怎樣煉成的

【讀書好】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書店，是1908書社，一間很怪異的香港二樓獨立書店。它竟然選址尖沙咀北京道，一個自由行最多、最旺、租金亦最昂貴的地區，聽說書店最初是想用收益來支持一間開在北京人權教育中心，叫做東珍納蘭文化傳播中心。這中心在北京負責推動關於少數民族、性小眾、以及愛滋病患者的人權教育認識。你們知道在內地經營非牟利機構無法公開籌款，所以要透過海外「泵水」，但「泵水」方法，有甚麼理由會想到要依賴一間二樓商業大廈的書店？

大家有沒有聽過自由行「三寶」：金飾、奶粉，和禁書？哪個高官下台、哪個貪污犯被捕，市面上不知怎的就會迅速出現一些書來揭發他們如何淫亂、濫權，甚麼情婦數十人之類的。你翻一翻，就會發現基本上那都是陰謀論、爆內幕式的流言和編湊，利用政治事件來滿足大眾對政治八卦的心理需要。因此，所謂禁書往往良莠不齊、真假難分。

但1908書社賣的書很不同。我們知道今年大陸情況非常不妙，比如一個朋友的評論寫得很精彩，他想出本評論集，但出了兩年也出不到，為甚麼？因為他的書名叫《一頭自由主義的鹿》。因為有「自由主義」四個字，所以就被敏感了。或者我一個朋友去報導埃及茉莉花革命，將感想寫回來，但因為他提到茉莉花革命，又不能出了。這樣的情況底下，很多大陸的作者、學者，就都選擇了在海外用其他渠道出版完整版本。1908書社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不少這一類書，比一般主打禁書的書店認真得多。

當然也不能不提書店名稱「1908」，這也解釋了書店老闆的懷抱。一般人讀歷史容易忽略1908年，只記得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但其實1908年當慈禧還在世時，她頒佈過「欽定憲法」。當時中國差一點就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但最後因為各種原因草草收場。書店以1908為名，就是為了紀念這次立憲嘗試，希望書店成為傳播人權和平等思想的平台。由1908年走到2014年的今天，我們過了一百零六年了，中國行憲政的道路，還要再多一百年嗎？



禁書典範

我在1908書社找到幾本幾有趣的書刊，一方面說明這是一間怎樣的書店，這些書本身當然也很值得推介。例如我一個朋友，清華大學的社會學教授郭于華所寫的《受苦人的講述：驥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她這本書很精彩，部分內容也在大陸出版過，但真正完整的版本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到底它敏感在哪裡？其實只不過是講述了一個很有趣的概念而己。她透過農村口述史，說出中國人一般所謂吃苦、受苦的「苦」到底是甚麼意思。她想找到一些記憶、生命之中關於苦難的具體回憶，這些回憶又怎樣影響了今日的生活，或者未來的走向。這本書可說是今日禁書的一個示範：單純的學術研究，抵觸了官方歷史的敘述模式，於是就已經變得敏感了。

再看《米沃什百年》，米沃什是二十世紀波蘭最著名的大詩人，也是全世界無數詩人心目中的偶像。這書是米沃什詩作的中譯本，以及一些中國詩人、作家和學者對他的討論以及獻詩。純粹的文學，沒提到大陸，遑論中國政治；而詩更是一般人理解為最抽象、亦離現實最遠的文體。但為甚麼這書在大陸是禁書？因為書的出版社叫「傾向」，編輯是貝嶺。貝嶺是著名流亡詩人，傾向基本上只出版他和朋友的作品。這些書都不算直接衝擊今日的中國政治，其政治色彩甚至比不少大陸出版物還淡。但就因為人的關係，也莫名其妙地成了不准入境的禁書。

敏感人物是這樣煉成的

提到人的關係，還得說說近年中國禁書史上最奇特的例子：《火與冰》的作者余杰。我想大陸很多九十後已不認識他了，可余杰在十年前被公認為中國頭號才子，真是天下無人不識荊。那時候的北大有所謂三傑：余杰、罵香港人是狗又盛讚北韓是好國家的孔慶東，以及力捧新國家主義、認定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摩羅。這三人當年都是很激進、反體制的同代人。從前余杰的書暢銷得不得了，巡迴中國演講，有無數人歌頌這年輕人的文筆和思想，但最後他卻要落得一個流亡美國的下場。他當年的名著《火與冰》，最近重新在九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算是奇跡。新版裏面還有他朋友許知遠寫的一篇很動人的序。其實在我的口味而言，我對余杰的文風從來都有些保留。即使當年三傑的政治立場今天已經變得那麼不同，但他們說話的方式卻都有些相似，太過激情，太喜歡全面肯定或否定一件事。我不太認同這種路子。但我很敬重余杰的為人，我從來都當他是一個很值得尊重的文人。

但重點是，為甚麼余杰會變成敏感人物？當年這本書在大陸大街小巷都買得到。他很激情，他說話說得很有火，但官方還是勉強接受得了他。那甚麼時候官方開始把他放上黑名單呢？據說是因為他把新書文稿拿去一間大出版社，出版社編審時過不了政治審查一關。其實這很常見，你在大陸過不到一間出版社的審查，你可以在全國幾千間繼續找，遲早找到也不為奇。但當時因為這消息傳了出去，然後整個行業都發現原來余杰的書是不能出的。慢慢地，連報紙等媒體都覺得余杰的書不能出，那一定是很敏感吧，於是也不敢隨便採用他的文章。

其實當初並沒有一道正式命令下來，以後不讓余杰出書出文章，而是整個出版及媒體行業，自己口耳相傳認定他敏感，到最後就既成現實了。那沒地方讓余杰發表，他就惟有投稿香港禁刊如《開放》等雜誌。在這些地方出文章，他又可以寫得更大膽，於是話愈講愈盡，余杰就變得愈來愈激進。於是官方發覺他的言論的確愈來愈敏感，然後才開始把他列進黑名單。其實一個敏感人物，是這樣煉成的。

梁文道：廚師問政（口味政治之三）

【飲食男女】廚師當然並非全不理會政治，或者只顧着透過政客沾光，例如我以前曾經在這裏介紹過的胡志明，一個放洋法國的廚師竟然成了現代越南的國父。又如幾年前去世的前泰國首相沙馬（Samak Sundaravej），長年主持電視廚藝節目，人稱泰國版的Jamie Oliver，最後下台是因為當了首相之後還不肯放棄在電視繼續教家庭主婦做菜，結果被法庭判定違例。

這兩人都是比較極端的個案，我們很難期望香港乃至於當前整片華人世界會有廚師效法他們，徹底走上從政的道路。退後幾步，現實一點，廚師能不能只是就着一些和他們專業相關的事情來參與政治呢？就像香港的演藝界，往昔除了配合政府宣傳，就是一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態度，但到了香港電視發牌風波這類涉及行業大事的關頭，也會忍不住集體發聲。

甚麼叫做關係廚師專業的政治參與？Jamie Oliver帶頭建言英國政府改善學校伙食便是最有名的例子了。除此之外，英國去年還有一個叫做「水牛芝士先生」（Mr. Mozzarella）的古怪廚師跑出來競選國會議員，他成立了一個政黨，名字是「不要煮飯黨」（Don't Cook Party）。顧名思義，這個黨的主張就是呼籲英國人不要在家做飯，因為它的成員全是專做外賣的廚師，如果大家看了太多廚藝節目而都愛上自己下廚的話，這些外賣小店的廚師就要失業了。

「水牛芝士先生」聲明：「我們英國的外賣廚師都很憤怒。我們鑽進廚房跳上跳下地預備給大家送晚餐，而很多人卻居然試着自己煮飯。為甚麼你們要浪費時間來弄一些號稱『十五分鐘就能做好』，實際上卻要兩個鐘頭才能勉強完成的東西呢？而且做出來還不好吃。大夥本來可以安安穩穩地坐下來聊天看電視，然後享用外賣回去的食物」。

這個搞笑宣傳多於實質的政黨在當地選區的補選裏頭只能得到73票。不過他們卻收到了七萬兩千多鎊的競選經費捐款，成績遠勝執政的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捐款的金主叫做「淨係食」（Just Eat）基金會，估計也是同一班人搞出來的玩笑。

或許這並不是個廚師問政的好模範，我們來看看更嚴肅的表現。

也在去年，從西班牙移民美國，剛剛拿到美國公民身份的名廚Jose Andres，高調談論彼邦移民政策的改革。他站在奧巴馬政府那邊，痛斥共和黨人把外來移民當做「垃圾袋」，主張更開放更寬鬆的移民條件。移民政策和餐飲專業有關係嗎？當然有。就像我很多年前在這裏說過的，躲在美國各大小餐廳後頭辛勤燒菜賣力洗碗的員工裏頭，幾乎有一半是來自拉丁美洲的移民（還有不少是非法黑工）。功成名就的上等移民Jose Andres已經站穩了腳，便開始為那些外人看不見的同行說話。正當港人為了內地新移民大動肝火之際，不曉得我們這麼多外省菜館的老闆大廚又會不會有話想說呢？

梁文道：室利佛逝

【蘋果日報】既然大家都把虐待Erwiana的那個女人稱做「惡夢」，我們也就可以鬆一口氣了。因為那意味着只有滅絕人性的傢伙才能幹得出這麼殘忍的事，而大部份香港人都是善良並且開明的正常人。

於是我們檢查家中傭工的提包就不叫做刺探他人隱私了，沒有問題。於是我們不許信仰虔誠的印傭齋期守戒就不叫做傷害宗教自由了，沒有問題。於是我們的媒體十年如一日地堅持把傭工照顧的小孩稱作「少主」，也就不是暗含尊卑上下等級觀念的封建意識了，沒有問題。於是從二十多年前的市政局議員動議週末關閉中環大會堂的洗手間，到今天銅鑼灣一帶的商場在週日停掉扶手電梯，也就不叫做針對外傭了，沒有問題。比起那個惡毒的女人，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算是有問題的，因為我們至少不會打人，不會讓她們挨餓，更不會不許她們睡覺。

有些朋友指出香港外傭處境背後的經濟秩序，分析其中的政策缺失，我無不贊成。可是我仍然懷疑，這裡頭是否還有別的甚麼，比如文化歧視，以及深深埋在心底的種族偏見。十多年前，已經故世的前科大人文學部教授錢新祖先生，曾經跟我談起港人對印尼的偏見（是的，那是十多年前，還沒有多少印尼工人在港）。他說：「真奇怪，為甚麼有些香港人總是覺得印尼人很髒呢？人家只是膚色比較深，就要說人家髒嗎？你去爪哇看看各地的村莊，他們自有一套秩序觀念，多麼乾淨多麼環保。」

幾年之後，偶而和一些學生聊起印尼的傳統文化，見到我的敬仰神情，他們奇怪，問我：「印尼有乜文明呀？」我便舉例：「室利佛逝就是最有名的爪哇王國，中世紀雄霸東南亞的海權帝國，影響範圍直達印度東岸和今天的斯里蘭卡。它的佛教文化興盛到了一個地步，使得晉朝的高僧要去那裏求法取經。如今藏傳佛教的奠基者之一，阿底峽尊者，便曾在印尼完成他的修行學習。還有印尼的音樂，要不是甘美朗傳了出去，二十世紀的現代音樂不可想像……」話沒說完，其中一個青年已經忍不住呵欠，「室利佛逝？乜個名咁搞笑嘅。」

梁文道：強人？（俾面二之二）

【蘋果日報】一個政治人物敢破習例，不去人人都去的盛會，不與他該給臉的活動，除了要有響噹噹的正大理由，還得稱稱自己的斤両，看看自家有沒有這份叫人好看的雄厚本錢。既然昨天說到索契冬奧的杯葛風波，便不妨回想一下冷戰年代東西兩大陣營互相杯葛對方奧運的對決。那時候美蘇雙方都咁高咁大，行出嚟後面一班馬仔，於是乎可以話唔妥你就唔妥你。一場夏季奧運，少了美國的田徑代表，又或者少了蘇聯和東德的體操運動員，那它還有什麼好看？它的田徑或體操冠軍又還有多少說服力呢？這就叫做本錢。

又或者反過來看，原來你渺小卑微得根本不夠格我給面子，甚至我的面子會成了大家的笑話，那我當然也能去你的派對亮相了。比如前兩年部份愛國志士搞的那個「孔子和平獎」，大喇喇十萬蚊人仔綑成幾叠擺出嚟，話要頒俾連戰。你說連戰能去領這個據說是要抗衡諾貝爾和平獎的大獎嗎？

問題正正在此。一，渣打馬拉松早已成了雖不正式冠上香港之名，但又真能代表香港的超級大會。對於政客而言，它本該是個不請你，你都要涎着臉送上門的晚宴。二，梁振英難道真以為自己民望超標，廣受愛戴，於是不去渣馬主持開跑，反而成了渣馬的巨大損失，讓它暗淡無光嗎？其中玄機，我實在搔破頭皮都想不通。只覺得這就像叱咤頒獎要頒給一個剛出道而且冇人知佢乜水的三線哥仔，結果佢好有型咁話「我要留啲空間參加其他活動」。

或許我們都誤會了，原來之前逼渣打銀行從反動報紙抽廣告的消息都是假的，原來特首真的想重新規劃他和屬下的活動安排，是我們太容易相信陰謀論，太會聯想。然而，明知坊間正在流行這些消息，明知市民會往歪處想；梁振英豈不是更該去為渣馬鳴槍開道，甚至跑埋一份，以正視聽？但他卻做了一個最能「證實」流言的決定，為什麼？不過這也不全算是壞事。因為這事我才想起十年前參加渣馬的時候有董建華在場，可見主持開跑這個角色對大多數人而言並不重要（我斗膽代表一次大多數），至少印象不深。今天大家卻會注意到特首和渣馬的關係，以後或者也還會記得2014年的渣打馬拉松少了一人，但多了一場挺搞笑的鬧劇。

梁文道：杯葛？（俾面二之一）

【蘋果日報】我不是跑手，我甚至根本不太運動，唯一的渣打馬拉松經驗是十年前掹車邊地跑去參加十公里賽。那時候一半是為了工作，另一半則是受了蔡東豪的慫恿，有點不太情願。話雖如此，但那回的感覺還是很難忘的，今天偶爾還會思忖，是否該取出塵封的跑鞋出門練兩圈。接下來這十年，始終沒被朋友接引升仙，可我至少開始關注渣馬的消息。我知道有許多人詬病渣馬的諸多不是，嫌它跑道規劃欠心思，批它服務安排不妥當。我這個看客也有我的不滿，那就是它的名字。儘管渣打銀行是最大贊助商，但這個城中盛事要是叫做「香港馬拉松」，又會不會更成體統更加引人呢？

梁振英班子的舉動真是越來越叫人看不懂了，簡直荒誕到了令人笑不出的地步。他今年打破特首主持渣馬開跑式的慣例，拒不出席。大家都覺得是和之前《主場新聞》之報道的銀行抽廣告事件有關，因為渣打銀行不配合他的意思，不願抽起投放在《蘋果日報》等報刊的廣告，所以他就來個大報復，不給人家這個面子。這就像前陣子他不許司局級官員參加自由黨黨慶一樣，是種很小家很無禮的舉動。

本來嘛，一個政治領袖不循常俗地拒赴俾面派對也不是不行；但至少得先符合兩個條件。一是要做政治表態，而且得有些能夠光明正大拿出來講，講得還特別義正詞嚴的動聽理由。例如很快就要到來的冬季奧運，也有一些國家的政治人物杯葛出席。可他們不像梁振英這樣，來些什麼「要留些空間出席新活動」之類的廉價藉口，而是擺明唔妥普京打壓同性戀的做法。如果你拿不出這些一定會帶來掌聲（也一定會惹起爭議）的政治主張，顯不出氣魄，那麼這種透過拒絕俾面來施威的表演就會變成難看的小動作了，充滿了一股陰暗的酸氣。事情做得這麼不雅，就根本連「杯葛」都算不上了。

梁文道：御廚（口味政治之二）

【飲食男女】今天有不少廚師就像明星一樣，走在街上會被 fans認出來拍照簽名，時常在雜誌和電視上頭露臉，在廚房裏擺姿態拍相的時間可能比他真正下廚的時候還多。既然如此，我便不禁好奇，既然有這麼的國際一線巨星投身社會運動，發表政治意見；那些廚師中的巨星又會不會像電影裏的明星一樣，走出來對這個世界表態呢？

我在網上輸入了好幾十個名廚的名字，想看看他們和政治會不會也有些關連。結果一如我既有的印象，原來那些關連幾乎全部都是某國總統和某國大使曾經拜訪過他們的餐廳，又或者他們曾經為某次國宴和某場外交會議設計過菜單。換句話說，他們和政治僅有的公開聯繫，就是替一些政要下過廚。至於他們自己對政治有甚麼看法，則是脫下廚師白袍之後的私事了。

這也難怪，餐飲這種服務行業從專業上來講，是不該挑剔客人的。酒店也好，餐廳也好，業者都不會帶着政治立場上班。看到自己喜歡或不喜歡的政治人物進來，他們都得照樣侍候，一視同仁，行禮如儀。梁振英到了，他們滿臉歡容地喊他一聲：「梁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呀。」李柱銘到了，他們還是滿臉歡容地喊他一聲：「李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呀。」

從前，演藝界中人都被貶視為「戲子」，也是服務業的一種，誰出得起錢，誰願意捧場，誰就是大爺。那個大爺是甚麼人，一點都不重要。一般人也不會因為你唱戲給個奸賊聽就瞧不起你，反正是「專業」，反正也就是那麼回事，沒人對你有這種政治正確的要求。好比今天的「左麟右李」一類的藝人，一路以來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逢請必到，善頌善禱。我們都不會太在意他們是不是真的了解《基本法》，也不關心他們的政治信仰究竟是甚麼（或者有沒有）；歌唱得行就是。難不成也要他們像當年梅蘭芳那樣蓄鬚明志？

可是演藝界到底也和藝術沾邊（所以香港的明星都是artist），而藝術是要講性格，是要表達真我的。於是這一點使他們和服務業區隔了開來，反正又不必害怕真的得失客人。鬼佬就不必說了，George Clooney那麼明目張膽地痛罵布殊好戰，難道布殊的粉絲就會因此罷看他有份參演的電影？我們香港也有明哥和秋生，以及愈來愈多敢站出來表態的藝人，他們既不怕得罪政要，也不怕受眾流失，想甚麼就說甚麼，非常有型。

那為甚麼愈來愈有明星光環，愈來愈被當成藝術家看待的廚師卻不走出來說兩句話，仍然堅守那服務專業的行內規範呢？

通常的情況是，任何一個政壇名人（不管是甚麼政治路線的名人）在餐廳那裏都是名人，都是大廚與老闆可以和他們握手拍照留念，然後掛在牆上招徠客流的工具。要是聽說唐英年是某間館子的老主顧，說不定就連討厭他的「梁粉」也會忍不住跑去試試，心中毫無芥蒂。畢竟大部分食客都和廚師一樣，皆不覺得政治該和吃飯相關，但又覺得名人是塊吸引人的生招牌，他們見多食廣有品味。

所以中文世界特別吹捧「御廚」，彷彿愈是服侍過權貴就愈有真功夫似的。例如「一哥」楊貫一，為鄧小平親手做過鮑魚，肯定有料到，就連最堅持平反六四，最想「追究屠城責任」的人也不會因為阿一標榜他為鄧公做飯往績就不想吃他的菜吧？既是如此，問題又來了，那廚師們還擔心甚麼呢？反正你的政治表態一點也影響不了你的生意。

梁文道：當傳媒倒下

【蘋果日報】如果香港所有主流傳統媒體都淪落成不敢異議的傳聲筒，全都變成和諧維穩的骨幹支柱，那接下來將會發生甚麼事呢？中國大陸的現狀或許就是個好樣版了。

在互聯網的衝擊底下，全球傳統媒體（尤其是報刊雜誌）都受到了很大威脅。然而，就算大家都不再買報紙了，也不願付費登入傳統媒體的網站，我們在facebook上流傳的新聞始終也還是來自那幾個傳統媒體的開掘。也就是說，《紐約時報》的銷路或許下跌了，可是網民們還是要依賴它來提供信息，並且依然視之為可靠的權威消息來源。情況類似香港，儘管《獨立媒體》和《主場新聞》受人歡迎，也偶有獨立調查的佳作；可它究竟無法代替編制全面的傳統新聞媒體。

大陸的情況就不同了，那裏的傳統媒體在政府的強力管控之下。就算能夠打點擦邊球，但也到底算不上自主獨立，符合新聞專業的真正傳媒。於是受眾不只不願花錢消費，更連它們提供的信息都不願相信，於是便有了把微博和微信當成新聞看的古怪現狀，各種流言真假難分，混亂得不行。即便那些消息非常離奇，也看不到它們經過嚴格的專業程序操作；可是比起政府認可的「權威」媒體，大家還是覺得這些網上散佈的小道傳聞在真確的程度上未必會差得太遠。

有大水喉照住，主流傳媒一時三刻是倒不了的，它們只會變成既沒有真正受眾市場也沒有人相信的殭屍喉舌。

等到香港主流傳媒一一倒下的那天，香港人最能信靠的訊息來源大概就是facebook了，而且信的還不是那些來自傳統報刊的片段，卻是網民自發的「爆料」。面對這樣的狀況，請問掌權者又能做些甚麼呢？你用盡心機收編了全部傳媒，以為這樣就能「打造美好友善的輿論環境」，結果卻是賠上了所有老牌傳媒的公信力，最後還要直接應付更加流動更加險惡的網上信息；用共產黨的老話，這叫做「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然後呢？莫非也要在香港設立防火牆，審查網絡，讓香港成為另一個上不了facebook和twitter的特區？

梁文道：抵制又如何

【蘋果日報】香港的媒體環境就是這麼脆弱。李慧玲調班，大家鬧了一陣；吳志森被炒，大家又鬧了一陣；周博賢專欄遇上河蟹，游清源告別《信報》，一直到今天的《明報》撤換總編，全都惹起過一片波瀾。然後呢？然後沒有什麼，該過的日子還是照過。就算有心人呼籲香港人要爭氣，爭回來的也只不過就是一口氣而已，改變不了現實，也阻止不了現實的改變。

因為在媒體主事者眼中，某些人的抗議譴責只是小打小鬧，即便受眾數字一時下滑，他們也穩坐釣魚台，風浪不驚。因為這些人根本不靠媒體賺錢，他們有的是錢。最壞的情況是把媒體當成昂貴的玩具，用來打通政商關節，捧捧圈子朋友。勉強把旗下媒體辦成一個不能大虧，小賺更好的「生意」，已經算是很不錯的了。

真把媒體當成正經買賣，或者少數真有懷抱者，則會關注廣告。因為廣告才是收入的唯一來源，受眾則是爭取廣告的工具。香港的問題在於市場寡頭已成，花得起錢下大量廣告的來去就那一百幾十家人。控制得住那幾十家大字號，也就等於間接控制了要靠廣告維持的媒體。

《蘋果日報》和我一向尊敬的《AM730》現在就碰上了這樣的問題。你不聽話，我便斷你水源。或曰，媒體老闆難道不怕受眾抵制？廣告客戶難道用不着在乎受眾的走向。當然，你可以說我的讀者數量天下第一，也可以說我的讀者消費力最高；但你得真的做到才好。除非受眾的質和量真能強到一定份量，否則你是不夠籌碼去和人家坐下來談的。

假如真有這麼一天，主流傳統媒體全都因為各式各樣的理由喪失了公信，走掉了受眾，而廣告客戶的錢也全都白白花掉了。接下來又會發生什麼事呢？新媒體的崛起嗎？

梁文道：吃素的同性戀（口味政治之一）

【飲食男女】大家都聽過「你吃甚麼，你就是甚麼人」這句老話，當知食物不只在物質上塑造了一個人的肉體，而且還在習慣、口味和文化的層面養成了一個人的性格與品質。但是過去我們卻很少聽說有甚麼以食物為核心的次文化運動。這難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

音樂能夠推動次文化，這我們都曉得。所以香港不少「自尊自重的hip hop樂人都愛強調hip hop不單單是娛樂，它更是一種「生活態度」。這裏所指的「生活態度」，大抵包括了衣著、審美的品味，乃至於做人的心態。於是我們有過mod和punk這樣的運動，使得音樂不只聽得見，而且還能看得到。一個人是不是punk仔，用不着真的檢查他的音樂收藏，瞧瞧他的髮型、服裝和舉止就夠了。更嚴肅的人還會告訴你，光是生活風格符合一定的美學角度也不夠，你甚至要信仰某種政治主張，追求一種夠punk的政治。於是從音樂到政治之間，便拉起了一道巧妙的感性線索，把政治也納進了品味的範疇。就像某些社會學家所說的，這真是個「生活風格」掛帥的時代，音樂既然主導了某些人的生活風格，同樣處在生活之內的政治也就很難不被你喜愛的音樂所影響了。

然而食物，這種據說最能影響人類，又最能用來判決品味高下的東西，為甚麼卻沒有孕育出很重大的次文化潮流，改變了某一撮人的生活風格呢？

最近在讀美國作家Adam Gopnik的《吃，為甚麼重要？》（The Table Comes First），其中有一段談到法國人的飲食品味與政治取向的關係：「在法國，堅持傳統國族料理的頑固保守分子傾向於為左翼色彩濃厚的報章雜誌寫文章，譬如《瑪麗安》周刊和《解放報》，而最能以開放胸襟接納異國新事物的人，文章傾向於出現在中間偏右的《觀點》周刊和《費加洛報》。法國的飲食政治超越了黨派之別，詭譎難料；告訴我你對吃食有甚麼看法，我只能說，你是法國人」。這段話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並不在於它說出了法國文化的獨特現象——因為法國人一向如此，餐桌區分不出他們的政治傾向，並不可怪；而在於作者這番話是站在美國人的角度說的。只有從美國或英語世界的眼光來看，法國人這種沒把飲食口味和政治立場聯繫起來的情況，才叫做奇異有趣。

曾經醞釀催生了無數文化風潮的英國和美國，儘管至今也沒有多少以食物當主角的生活風尚運動，但在過去十多年間，卻愈來愈明顯地把飲食和政治扯在了一塊。我最早意識到這種趨勢，是十幾年前聽人取笑和自己政見不同的人：「那些練瑜伽、主張動物權利、愛吃壽司的同性戀，他們就是民主黨的死硬粉絲」。非常賤，但又的確活靈活現地刻劃了某類人的形象；沒有必然的道理，但又真的很像會把票投給民主黨的人。反過來想，我們也可以在腦海中勾勒出另一類人，他們喜歡鄉謠音樂，堅守「家庭價值」，絕不放棄擁槍和打獵的權利。這種人想當然是共和黨的死硬派。那他們會喜歡吃甚麼東西呢？大概是一大塊porterhouse牛扒，或者自家後院的 BBQ吧。

為甚麼愛嘗異國風味，甚或吃素的人就一定會比較喜歡道德立場較開放、社經立場比較左的民主黨？而被認為是保守派的共和黨右翼就一定連在飲食口味上也比較保守呢？這個問題就和為甚麼始終懷疑氣候暖化是人類引致，始終不屑動物權利的人多半會支持共和黨一樣，不是個說得出堅實道理的問題；它是種純粹的印象。可是，印象、品味、愛好，這一連串模模糊糊的感覺元素確實正在發生作用，涵蓋了飲食和政治，把它們通通納進生活風格的大網之中，全都變成口味的選擇。

梁文道：還債（槓桿三之三）

【蘋果日報】張曉卿雄霸了新加坡之外整個東南亞華文報刊市場，再加上香港的《明報》、《明報周刊》與《亞洲週刊》，本來就有很高的議價能力，可以好好玩一把跨境媒體／資本運作的槓桿遊戲。此所以這麼多年以來，《亞洲週刊》可以在處理香港事務取態保守的同時，對大陸政局卻又保持了一個改革派的角色；另一方面，《明報》中國組則繼續勇進，部份報紙也還守住了一種類似於民主黨的溫和民主派路線。

今天很多人都罵《明報》陰陽怪氣，曾有梁粉之嫌，但是一般香港人可能不曉得，即便是這麼「陰陽怪氣」，《明報》也還是不許入境的敏感刊物。對上大人而言，它根本還不夠「陰陽怪氣」。在一個跨境資本媒體玩家的手下，它能保住起碼的報格，固然是靠報紙自身的傳統與員工集體的努力，但恐怕更是大老闆的自律──反正他有點本錢放手讓下屬編輯自主。不過，當老闆和他身邊的人在內地涉入到更深更凶險的政治牌局時，犯錯的代價可能就是這點本錢了。

甘詒的分析很有道理，薄熙來一事或許便是導致張曉卿鬆動槓桿在香港的這一頭，使它更往上頭傾斜的真正原因。要知道，當年第一個發明「重慶模式」這個概念來吹捧薄熙來政績的就是《亞洲週刊》。那已經是2009年的事了，時隔四年，薄琅璫下獄，曾經為「重慶模式」敲邊鼓的人全都識相消聲，今天終於輪到用《明報》來還債的時候了。

我認識劉進圖很多年了，也知道有不少人批評他個人的政治意見；可是我必須說，他始終是一個信守專業新聞倫理的人。所以去年在爆出「唐宮」事件變相幫了梁振英一把之後，《明報》才能掉轉槍頭揭發梁振英的住宅僭建。像他這樣子的報人，在當前個節骨眼上自然得挪位讓賢，大老闆才能如臂使指地改變《明報》，加入新一輪的整頓香港傳媒大計。所謂的「港視事件」，就算不是今天拿出來轉移視線的煙霧彈，至少也是壓跨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香港人也好，台灣人也好，馬來西亞的華人也好，都必須明白在如今這麼多跨境資本運作底下，任何一件導致自身環境變化的事件，背後的遠因其實可能都不在自己這塊地方，而在遠方高層的種種交易和角力之中。

梁文道：跨境買賣（槓桿三之二）

【蘋果日報】政治上的影響力乃是資本家經濟利益的保護傘，舉世皆然。特別是在像馬來西亞這種長年一黨獨大的威權國家之內，官商關係特別緊密，市場上無處不見官僚的有形之手，做買賣的人很難不看權力的臉色。在這種情況底下，掌握一家媒體就是掌握了一道進可攻退可守的政治槓桿，有時候可以放狗出去造勢咬人，有時候又能收回來乖乖搖尾。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神州遍地商機，這種原限一地之內的槓桿作用便有了更精巧更有趣的變化，因為所有身在外頭的華商也都心懷故土，很想參與祖國的建設發展了。比諸香港、台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官商勾結程度不一，但又各自精彩的地方；大陸的特點是你既要面對一個更加需要仰仗政治鼻息的營商環境，又不能像你在原居地那樣自主辦報來獲得保護。那該怎麼辦才好呢？

答案就是回去你原來的地方做媒體，在香港搞好人心回歸的工程，在台灣替祖國的統一大業鋪墊，在海外則協助打造中國文化的軟實力。於是便有了生意在內地做，媒體在境外開的特殊局面。於是也便有了香港本地商人熱衷媒體生意，台灣商人把老報變成仙貝的現象。

同樣是幹這等買賣，眼光手段也有高下之分。有些人真能掌握槓桿原理，懂得以新聞自由和獨立辦報來武裝自己，手下要紀念六四便由他們紀念，手下要揭露內地貪腐黑幕便由他們揭露，正好可以加重砝碼，提高自己的統戰價值和談判本錢。等而下之者，尤其是隔絕了幾十年之後忽見上大人就腿軟的部份台商，則往往獻媚到過頭的地步，連自己在台灣的報紙也不讓多發批評大陸時局的文章，徒然喪失媒體市場上的公信力，也減少了槓桿可以發揮的效果。

梁文道：為什麼辦報（槓桿三之一）

【蘋果日報】因為報道「香港電視」事件用力過猛，《明報》就要換掉總編輯嗎？這種簡單到荒謬的理論，大概也只有部份非常單純的香港人才會相信。在他們看來，我們肚臍眼上的小事全都重要得不得了，所有在此發生的變故全是北京頂層的計劃，所有在此鬧出來的醜事也全是「國際笑話」。所以港視牌照這等香港人人關注的大新聞，自然也會驚動極高層為港設計的整體佈局，導致一份大報總編的下台。

在我看來，直到目前為止，最接近真相的猜測可能就是甘詒的博客文章〈明報撤換劉進圖的真相〉；它把這個動作解讀成《明報》大老闆張曉卿為了之前太過吹捧薄熙來的贖罪之舉。就算不是真的「真相」，這篇文章的思路也是對的。

這條思路之所以正確，只是因為它捉住了今日華人資本跨域投資的基本格局。

我們不妨先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一個生財有道的資本家為什麼想要投資報紙？是因為他熱愛新聞事業？是因為他對一個自己從小看到大的報紙有感情？還是因為經營報紙的利潤相當可觀呢？我們都曉得媒體不是個容易的生意，尤其報紙等傳統媒體更呈日薄西山之勢，往往只能勉力維持。一個精明的資本家不可能不知道這點。所以除了少數真把它當成生意經營，又或者真的相信某種新聞價值又對這行特別有感情的異類之外，現在大部份報紙老闆都是為了其他理由才來插手這一行的。

主要的理由就是以媒體換取影響力，尤其是政治影響力。例如張曉卿，即便壟斷了整個馬來西亞的華文報刊市場，其獲利也完全比不過他那龐大的伐木造紙事業。然而他還是熱衷辦報，因為媒體是種好工具。特別是在馬來西亞這種威權國家，既能在有限的範圍內嚇阻各種政治力量的脅迫，也能反過來向權力輸誠示好。只要基本事業做得夠大，再昂貴的媒體經營成本也還是很值得花的一筆公關費。

梁文道：政治在哪裏（歲末懷友三之三）

【蘋果日報】那天晚上見到洪果，當得對他上午才發出來的辭職聲明說兩句話。但說什麼才好呢？慰問？打氣？惋惜？還是支持？也就只能拍拍他肩膀，輕輕說一句「還好吧」。

很多朋友並不贊成他的做法，例如他的老師賀衛方。大家勸他的言語大抵都是叫他妥協一下，「守住陣地要緊」之類的話，一些友儕間都不陌生的說法。過去幾年，尤其過去這一年，我們都聽得太多太多。報紙記者要走，出版社編輯受不住氣，大學教授忍不住屈辱；我們都會彼此建議：「忍一忍，守住陣地要緊。你要是走了，豈不讓人得逞，將來你那處又少了一個好人」。只不過，在堅信韋伯關於學者之訓誡的洪果那裏，竟連「堅守陣地」這一說也是不對的：「甚麼叫做陣地？如此一想，不就把事情變政治鬥爭了嗎？我是個學者，教書做研究都會談到政治，但教書和研究本身不是政治工作。如我用陣地之類的思路來想自己去留，那和我所討厭的那些學院體制還有甚麼區別呢？」從拒絕升等做正教授，讀書會被強行停辦，到這回因為參加境外學術會議被沒收證件，諶洪果的反應和邏輯是一貫的。他不覺得自己激進，更不認為自己是在做甚麼政治反抗；他只是想做好一個他心目中的學者的樣子，可以專心教研，可以自由帶領學生讀書，可以自由參加學術活動。至於教的東西，讀的東西，和研討的東西會不會太過敏感，則完全無關宏旨。要緊的是學術有沒有它的自由與自律。

反過來看，在最具體而細微的操作層面上，那個壓迫他的體制其實也不算是「政治」的，甚至並不剛硬。它或許表現為學校的高層領導和同事，一群和他一起住在校園宿舍，天天見面寒暄的鄰居，可能還成了好友。他們也會勸告洪果，叫他看開一些，柔軟一些，多考慮家人，給大家和學校一個面子。在他們的眼中，那一連串事件或者也不是政治的，而是會不會做人的問題而已。諶洪果不只是個有爭議的政治人物，更是圈子裏一個不通氣，很麻煩的怪傢伙。洪果也確實擔心，還和也是同事太太住在院子裏，日後大家見面會不會尷尬。洪果不認為自己在搞政治，他的同事可能也不覺得這是政治。什麼都不是政治，因政治早已無處不在，化進去了。末了，我只好如此告別身為虔誠基督徒的洪果：「那麼該堅守的道，你已經守住了；那美好的仗，你已經打過了」。

梁文道：大學之道（歲末懷友之二）

【蘋果日報】諶洪果辭職，導火線當然是他來香港開會之後受到的對待。但也有人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他老早就是個在政治上惹麻煩的激進自由派份子，今天學校串連官方收掉他的出入境證件，是多年問題積累的結果。

但他真的激進嗎？什麼又叫做在「政治上惹麻煩」呢？追問下去，便能發現今日中國的高等教育不只有問題，而且還有很大的問題。沒錯，早在這次會議之前，他就和他任職的西北政法大學發生過衝突。最近的一次正好發生在去年11月，當時有鑒於西安剛剛發生過的反日遊行演變成打人砸車的鬧劇，他覺得公民社會的自我管理和公民間的健康關係十分緊要，於是辦了一個讀書會，打算給全校有志於此的同學一次共同研討的機會。後來，在沒有任何具體理由的情況下，校方發令禁止了這個讀書會，也拒絕提供任何場地。諶洪果的回應則是把讀書會搬到自己的辦公室，同時提醒參加者以公民身份自己衡量要不要來。

那天來的人不少，辦公室坐不下，於是大伙站到大樓二樓寬敞拐角讀書，一邊頂住陰冷天氣，一邊探討韋伯的《學術與政治》。事後，所有來過的學生都被叫去問話，而洪果的做為自然又激怒了校方，無異坐實了他這個麻煩人物的身份。

到底問題出在哪裏？不太可能是那些書，韋伯和托克維爾有什麼問題呢？校方似乎暗示，教授不該不顧正業，教書做研究便好，搞什麼讀書會？可是一個教授在繁重的教研任務之外，還願和學生多花時間讀書，這不只是個好老師的明證，更是正常學院生活的應有之義，又怎可能是個麻煩呢？有人猜測是不是洪果平日言論太過大膽。但看過他文字的人都知道，他理性溫和；而上過他課的學生也曉得，他真的相信韋伯在《學術與政治》裏所說的，課室外儘管以公民之身議政，課室內則嚴守中立，不倡任何主張。又有人說，是讀書會的名字敏感，讀經典也罷，何必叫做「公民自治與合作計劃」？

我們還可以不斷猜想下去，只不過當一個人被認定是敏感人物之後，理由就不再重要了。一間大學公然不許教授辦讀書會，沒有明確說法，意思就是要大家心領神會，不許就不許，原因大家感覺得到就行了。但這是一家大學該有的做事辦法嗎？這是學術求真講理的大道嗎？洪果可不這麼認為。

梁文道：道德品味（好服務之三）

【飲食男女】 儘管「美食」二字如此流行，但是我們都曉得今天當大家在談論食物的時候，食物的美味與否絕非唯一的標準；在囗舌上的品味之外，我們還會講究道德的品味。所謂「道德品味」，是我在美國作家Adam Gopnik那裏學來的名詞。具體點說，那就像是去一家標榜慢食的餐廳，他們的食材用料幾乎全部來自本地，既無太多的運輸里程所帶來的碳排放問題，也照顧了本地社群的農畜行業；去這裏用餐，你會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善事，在那兩個鐘頭裏終於成了好人。決定我們要不要光顧這家餐廳的，恐怕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美食品味，而是會讓我們自我感覺良好的道德品味。

上回我說到的那家Haven，便是這麼一間很符合道德品味的餐館。對於這種館子，我本來就有一點點說不清楚的保留，尤其當它開在柬埔寨暹粒的時候。怎麼講呢？在暹粒經營社會企業，或者非政府組織，原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畢竟這是全亞洲最貧苦的國家之一。難怪很多外地遊客都喜歡在常態的觀光享樂之外，額外用上一天甚至更多的時間去做臨時義工，比方說到學校教一天英文，在醫院幫忙做一頓午餐。這種極有道德品味的旅遊方式，就是近年非常時髦的 voluntourism了。可是，你莫名其妙沒頭沒尾地跑到學校上一天課，對那些學生而言，又有多少實在的好處呢？莫非你不在這裏的大部分日子裏頭，醫院就真的不夠人準備午飯嗎？沒錯，它當然有它的道理和效用，至少可以透過實地經驗喚起意識，並且令你日後願意長年支援他們的工作。然而，我寧願捐錢，也不太想參加這類屬於遊客的慈善活動，不只是因為錢財來得更加實際更加直接，更因為我很怕那種想讓自己心安的念頭。

從一個發達地區來到一片飽受摧殘的落後國度，享受對自己而言很廉宜，但對當地人來說卻很奢侈的吃住。報紙上看到的全球貧富差距，一下子就這麼赤裸裸地展現在自己身上；你身上隨便一件衣服，說不定就夠身邊那個纏住你不放的小孩吃飽一整個月。如果我只是去一趟孤兒院唱唱跳跳發糖果，教一班小學生「How are you?」「I am fine. Thank you.」，我就會變得比較好受了嗎？就可以少點內疚，然後安心回家，各走各路，是這樣子嗎？

以訓練本地弱勢青少年投入餐飲業為目標的Haven，卻能叫我忘掉這些好像很沒道理的想法。老闆阿Paul是個很健談的人，他的故事應該已經說過一百次都不止了。可是當我問起他從瑞士跑來柬埔寨開創事業的艱難，他還是會興致昂然地告訴你，餐廳設計的圖紙要怎樣盡量畫得不專業（以免審批官員覺得你很有錢），每個月交稅的時候又該如何找當地人代表議價（對，稅是按月交的，而且還要講價），就好像他從來沒和人家說過這些事一樣。他們做的菜就和 Paul一樣，穩定但又熱情，每一道菜都到達標準，而且看得出廚房的認真；鄰桌的本地老主顧說，就算天天來都還是相同的水平。

換句話說，這不是一家只以道德品味取勝的館子，更是一間本來就很不錯的食肆。如果想把一家餐廳變成一個培養人材的訓練學校，想要它的學生能在一年後成為全暹粒市都很受歡迎的工作人員，你怎能不要求他們全部做到最好呢？尤其那些年輕的服務生，友善專業就不必說了。要她介紹心水甜品，小姑娘便信心十足地翻開菜單指給你看，清清楚楚地把裏頭的奧秘講給你聽。看到你怕蚊子追着咬，不發一言就多抬一具蚊香爐過來放在你的腳邊。我特別喜歡他們的笑容，走路的姿態，以及一群人身上散發出來的一股氣勢。你看得出來，他們真心喜歡這份工作，甚至享受這份工作，很想把它做到最好。那種感覺也是很難講得明白的，但我就是愛看這種服務態度。它幾乎讓我忘記這些青年的出身背景，讓我忘了他們有多麼渴盼這個機會，更讓我忘了這是家社企；而我到這裏吃飯，原該是件很有道德品味的事。

梁文道：最後一課（歲末懷友之一）

【蘋果日報】12月27日上午，諶洪果本來要在他的母校西北政法大學給他的學生上完最後一課，這節課結束之後，他就再也不是這所著名法律院校的老師了。只不過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日中國不比當年法國，諶老師根本沒有機會在教室上頭好好告別他心愛的學生。26日下午，西北政法大學正式宣佈接受諶洪果的辭職，同時派人分頭通知所有宿舍的學生，27日那天不許旁聽諶老師的課，也不准參加一切「相關活動」。被學校禁止教授這節課的諶老師，只好向學生道歉。這條路走不完了，他應當知道，學校希望他靜悄悄地離去。就和這個國家裏的許多事情一樣，發生了，過去了，然後復歸沉默，乾乾淨淨，北國冬天的一片雪地。

我是上個月在香港開會才第一次認識洪果，雖然老早就讀過他的文章聽過他的消息。但那次會上也沒機會和他多談，只覺他心神不寧，與早日之字裏的篤定不同。後來我才曉得，原來他出門之前受過警告，來人甚至追到機場叫他千萬別去香港開會。果然，會議結束之後，他就在羅湖關口被人收下了出入境證件。

香港媒體報道他的辭職事件，都很強調陳健民也來開過這個會。給人一個印象，似乎只要接觸過主催「佔中」的陳健民，一個內地學者就會遭到打壓，甚至被迫辭職。

正好聖誕節的前幾天要去西安活動，我便寫信給洪果，打算去看看他。當時他還沒說要辭職，反而問我介不介意去他的學校給學生講些什麼。於是我便抱着給他「站台」打氣的心態，預備23號晚上參加他主辦的沙龍聚會，如約和大家談談中國高等教育的問題。

結果那天上午，他在網上發表公開信，宣佈辭去西北政法大學副教授的職位。這晚很自然地變成了一場告別會，學生帶了些簡單的水酒點心，西安一帶的同道也都趕了過來，而我們所要討論的主題「中國高等教育的問題」也就有了一個最鮮活的角度與最即時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