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多人都罵《明報》陰陽怪氣，曾有梁粉之嫌，但是一般香港人可能不曉得，即便是這麼「陰陽怪氣」，《明報》也還是不許入境的敏感刊物。對上大人而言，它根本還不夠「陰陽怪氣」。在一個跨境資本媒體玩家的手下，它能保住起碼的報格，固然是靠報紙自身的傳統與員工集體的努力，但恐怕更是大老闆的自律──反正他有點本錢放手讓下屬編輯自主。不過，當老闆和他身邊的人在內地涉入到更深更凶險的政治牌局時，犯錯的代價可能就是這點本錢了。
甘詒的分析很有道理，薄熙來一事或許便是導致張曉卿鬆動槓桿在香港的這一頭，使它更往上頭傾斜的真正原因。要知道，當年第一個發明「重慶模式」這個概念來吹捧薄熙來政績的就是《亞洲週刊》。那已經是2009年的事了，時隔四年，薄琅璫下獄，曾經為「重慶模式」敲邊鼓的人全都識相消聲，今天終於輪到用《明報》來還債的時候了。
我認識劉進圖很多年了，也知道有不少人批評他個人的政治意見；可是我必須說，他始終是一個信守專業新聞倫理的人。所以去年在爆出「唐宮」事件變相幫了梁振英一把之後，《明報》才能掉轉槍頭揭發梁振英的住宅僭建。像他這樣子的報人，在當前個節骨眼上自然得挪位讓賢，大老闆才能如臂使指地改變《明報》，加入新一輪的整頓香港傳媒大計。所謂的「港視事件」，就算不是今天拿出來轉移視線的煙霧彈，至少也是壓跨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香港人也好，台灣人也好，馬來西亞的華人也好，都必須明白在如今這麼多跨境資本運作底下，任何一件導致自身環境變化的事件，背後的遠因其實可能都不在自己這塊地方，而在遠方高層的種種交易和角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