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民主和民粹

【蘋果日報】不方便的事實細節，例如土耳其的庫爾德問題。幾十年來，土耳其官方都不願承認歷史上發生過的民族滅絕。直到今天，膽敢揭開這段陳年瘡疤的作家還會被人辱罵，甚至以不愛國的罪名告上法庭。所以說，堅持要還他們民族一個清白，想要爭取更大自主以至於獨立的庫爾德政黨，就一定是站在正義那邊的雞蛋囉？然而，我的朋友在當地採訪的時候發現，這個政黨居然也會拒絕政府推行的民生改善計劃。因為「害怕失去庫爾德人對他們的擁戴」。

更不好說的，要數那些關於民主的事。朋友在書中引了一位美國外交官對上世紀九十年代南斯拉夫的回憶：「假設選舉公正、公開，選出來的卻都是種族主義者、法西斯和分裂份子……這是個難題。」朋友接着評述：「米洛舍維奇是人民選出來的。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選票都把好戰者送進總統府。戰爭不可避免。」

按照現時中港政治討論的水準，這段話大概可以直接打做反動保守的維穩言論，有點喉舌媒體對「所謂西方民主」的置疑的調調。我這位朋友還要接着介紹普京和查維斯，這兩個過去十年國際政壇最有名的民粹領袖，他們難道不也是民主選舉的產物嗎（儘管是受控的「民主」）？電視裏的普京可以在空中視察火災的時候直接坐進駕駛艙，不只親身駕機，還要用最精準專業的方式取水救火，每一發水彈都能正中目標。到了拖欠工資的工廠，普京又把鉛筆丟到老闆頭上，痛斥他的無良，嚇得他趕緊簽字發錢。就是這種水平的表演，便能討好單純的選民。

然而，民粹又何必止於民選，當了一輩子偉大領袖的卡達菲豈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民粹主義最大的特點是結合了兩頭看似矛盾的極端：一方面是對「人民」和「基層」的無比推崇，另一面卻又離不開絕對正確的教主和首領，兩端之間是一條神妙而虛玄的紅線。民選的普京也好，非民選的卡達菲也好，他們都能詭異地代表全體人民，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反對他們就是反對大多數人的真正利益，就是出賣人民的叛賊。

而民主卻不一定需要偉大光明的領袖。所以我的朋友初訪瑞士的時候驚訝地發現它的首都竟然沒有「總統府」，因為總統都住在自己家裏。這個世上最民主的國家，沒人記得清楚誰是它的總統。因為理論上講，它有七個最高民選首長，輪流出任總統，任期則只有一年。

梁文道：聯想

【蘋果日報】每回去到台灣，住進旅館打開電視，我都會有一種與世隔絕的奇怪感覺。頻道雖然接近百數，但要是不找到BBC、CNN或者NHK的話，你真可以完全不知天下事。走到樓下便利店買報紙，情況也不會好得到哪裏。曾經在海外屯駐大批記者的傳統老報，現在主要也是靠電訊翻譯來介紹國際時事了。而大部份主流媒體的國際新聞，比較搶眼的幾乎還都是些軟性一點，容易消化一點的奇事趣聞。為甚麼台灣的傳統媒體會走到這樣的地步呢？這是困擾我很多年的問題。

通常我說給自己聽的解釋（也是我告訴給其他人聽的解釋）是：因為台灣民主化了，再也不用藉着人家的事情來折射自己，也不必以所謂的「國際視野」來澆心中塊壘；現在他們盡可以暢所欲言，把招呼全都招到自己身上。

是不是這樣子呢？我不肯定。但見今日大陸國際新聞之蓬勃，國人議論世界大事之熱情，卻又能見到一些有趣的現象。比如說俄羅斯的普京，他大概是在大陸知名度最高的外國政壇領袖之一，一言一行莫不能在此間迴響。瞧大家談論他的取向之差異，還真能看出中國人自己的立場分殊。稱讚他堅毅果決，敢於對美國說不者，或許就是一般人口中的「左派」；他們期盼這麼一位男子氣概充盈鏡頭的強人領袖。斥責他是民選沙皇，獨裁霸道者，可能便是所謂的「自由派」了；他們認為這是一個開民主倒車的民粹領袖。類似的例子，我還能不斷舉列下去。於是同樣的政治光譜斷裂便能從外而內，由世局一直爭持到國情之上。有時難免就要懷疑，帶着這既定的格局，老舊的色鏡，豈不看見的每一個世界之角落都是自己而已？而那些不能被簡單納入這二元對立的框架之內的元素，那些難以藉着巨大概念去歸納的細微人事又該拿它們如何是好？

最近讀到一位記者老友的書稿，其中滿佈大大小小類似的不方便細節，恰足以擾亂這僵固的視界，反而又讓我想到了更多關於香港和大陸的事情，全是些不見容於當下爭議兩造的難言問題。

在觀看世界的時候先把過於龐大的自我放在一邊，並不是為了如其所是的「客觀」，而是為了得到更多出乎意料的聯想。那些聯想，對自己說不定才因此變得有教益。

梁文道：不懂用叉的後果（餐桌上的文明三之三）

【飲食男女】哈佛大學教授，舉世知名的心理學家平克（Steven Pinker），原來是個不太懂得正確使用餐具的人。按照他幼年所受的家教，一個人是不能用餐刀把碟子裏的食物推到叉子裏的。然而，就和今天許多不習慣刀叉的人一樣，平克教授就是沒辦法光以叉子去撈起薯蓉和青豆之類的東西；沒有了刀子的輔助，你該如何叉起那些多汁柔軟又或者顆粒細微的食物呢？成年之後，他依然無法理解這林林總總的餐桌禮儀背後的原則。的確，像喝英式下午茶的時候，持杯手的尾指究竟該不該向外翹伸；吃握壽司的時候，又是否不能拿筷箸去夾；圍繞着這些規矩的爭論根本沒有甚麼可信的解釋，怎麼看都像是偶然而隨意的瞎鬧。

直到有一天，平克教授讀到了埃利亞斯的《文明的進程》，才終於發現刀叉上的講究並非胡搞。茲事體大，餐桌禮儀竟然與西方歷史上的兇殺事件之多寡相關：餐桌禮儀發展得愈是細緻，謀殺案的發生比率就愈是下降！

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讀者，不妨耐住性子讀完《文明的進程》與平克自己的《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兩部加起來過千頁的大書，足夠讓你消耗掉整個冬天。

我們先別在這裏介紹如此複雜精密的學術論證，還是回到一些比較簡單的問題就好。

回顧整段西歐餐桌禮儀史的發展，在那一大堆瑣碎無聊的規則背後，埃利亞斯看出了一個趨勢。這個趨勢與衞生無關，雖然不同時代的禮儀倡導者都喜歡以清潔衞生的理由來支持他們的建議。例如骯髒的手應該用甚麼來抹拭的問題，一開始大家是直接把油污擦到身上的，後來則很順便地利用桌布（這本來就是桌布的功用之一）；可如今我們還有誰會這麼不文明地拿桌布的一角來擦手呢？理論上講，以桌布淨手並沒有甚麼不衞生，反正我們又不會舔它或者拿它擦臉。我們之所以不這麼幹的真正原因是它很「難看」，使人難堪、丟臉。

同樣地，一切餐桌禮儀的變化也都牽涉到了「難堪」的感受。喝湯的時候呼嚕作響，嚼東西的時候張大嘴巴，這都不會令你吃得更不健康，也不會傳染甚麼病菌給你身邊的人。我們鄙夷這些行為，就只是因為它們不雅觀，甚至使人覺得噁心。簡單地講，餐桌禮儀的演化就是一段人類（至少是西歐人）覺得噁心的事情愈來愈多，忍受範圍愈來愈窄的歷史。在這段歷史裏頭，他們日益明顯地彼此分離，開始講究私隱（於是湯得一人一份地上，而非三百年前那樣，所有人共用一個大湯碗，甚至共用一根湯匙）；他們漸漸關注身體各部位的仔細調控，嚴格區劃所有身體自然反應的恰當場合和時機（所以在飯桌前放屁變得不可容忍，後來連打飽嗝也不行了）；他們還要更精確地操控雙手的動作乃至於身體姿勢的擺放（所以不能用刀子把食物撥到叉子上面，手肘也不可以立在桌面）。

在這逐步森嚴的規定之下，人類會變得更加自制，自制到了一個連生理反應都能壓抑的地步。與此同時，我們也學懂了更加深切地觀察他人，看人家懂不懂規矩；而且學懂了隔開一段距離地觀察自我，怕自己丟人現眼。凡是做不到這些規定的人，我們就會瞧他不起；凡是遇到違反規定的情況，我們的情感就要接受不了（比如說對面那傢伙用叉尖剔牙，你就噁心到吃不下飯了）。這明明都是社會演變的結果，但我們難堪與噁心的情緒卻告訴我們，它們已經「內化」了，成了我們的「本能」。

甚麼叫做「文明」？埃利亞斯宣稱，這就是「文明」了。所謂的「文明化」，便是人類愈來愈能自制，能從他人的目光觀察自己，能夠細緻區分開人我距離漫長過程。而幾百年來餐桌禮儀的更迭，則是這段歷程的側面。

如果你今天遇到一個在吃飯的時候胡鬧瞎搞的人，他要不是個還沒受到恰當教養的小孩，便是一個視禮儀如無物的「野蠻人」。按照埃利亞斯和平克的說法，這種人是很危險的。因為他連在餐桌上都管不住自己，又怎能期許他在其他場合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和衝動，又怎能盼望他會在乎其他人的感受以至於世俗禮法的束縛呢？

梁文道：小生活（說「小」之三）

【蘋果日報】在大陸一和人家談起台灣文化，他們馬上就會想起「小清新」這三個字。「小清新」加上「小日子」，以及從日本傳來的「小確幸」，大抵就概括了不少人對台灣文化氣氛和環境的印象了，正正也是大陸和香港這麼多年輕人逐漸迷上台灣的理由。

我也覺得台灣真好。華人世界之中，你確實找不到比台灣更民主、更開放、更加尊重人權的社會；也不會有比它更能讓人住得舒適，活得安心的地方。只是說到文化，我便不能理解，台灣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那麼「小」的呢？唐諾形容從前的台灣是個把大靈魂裝進小軀體裏的國家，明明一座島嶼，卻要承擔整片神州以至於整個世界的思考與憂慮。後來它認清了腳下的本土，不再背上多餘的負擔，卻漸漸連一切的厚重宏大也一併抖落乾淨。

比起今天變成商場的「誠品」，我更懷念最早的「誠品書店」，甚至重慶南路。回顧那時期的報刊雜誌，便可以清楚認出今天的特徵；那特徵就在於「生活」二字。如今的讀書雜誌不太好意思叫自己做讀書雜誌了，它們比較喜歡自稱「閱讀生活誌」；如今的音樂雜誌也得悄悄整容，變成了「音樂生活誌」。意思大概是少一點閱讀，少一點音樂，但要多一點生活。不能只是介紹一本書，還要得談談和這本書有關的生活。比方一個單車騎手遊遍全球的故事，可以延伸出幾張台灣騎士的圖片加說明，幾個最適合單車旅遊的地點，幾種單車旅遊必備在身的小物件……。總之就是要稀釋書籍，稀釋文字，於是才能更加「貼近生活」。而那些實在稀釋不了的東西，那些和飲食、空間、旅遊、攝影、設計、時尚及「心靈」（請注意引號）無關的東西，最好可免則免，因為它們不算「生活」。

這裏所謂的「生活」，指的其實就是（Life Style）。用Life Style去修飾閱讀、音樂與電影，則是要把它們轉化成一種Style。讀書不再只是讀書，而且還是一種 Style，一種有情調的姿態。那些沒辦法變成Style的道具與背景的書；所有那些沒辦法生出情調生活的殘餘部份，例如悲傷、狂亂、殘酷、荒涼、絕望與勇氣，人類處境底層最厚最寬的那一部份，人類以文學、藝術及思想最賣力去面對的那一部份，就忽然統統不再屬於生活了。假裝看不見它們，才能過好你的小日子，掌握你的小確幸。就像一個不會舉起中華民國國情，也不會跟你談公理與正義的問題，只想讓你（have fun）的張懸。

梁文道：大小鄉巴佬（說「小」之二）

【蘋果日報】美國大概是昆德拉所說的「大國族的鄉佬氣」的典範。在任何一座城市的大街上，你都能發現「世界最好的漢堡」或者「世界最好的香腸」之類的宣傳標語。那些餐廳和小吃攤如何能夠肯定自己的出品是「世界最好」？他們走遍了全世界，吃遍了地球上的香腸嗎？我還想起很多年前洛杉磯一家大型電器行買插頭轉換器的經驗，讓我吃驚的不是他們沒有這種東西，而是接待我的那位店員根本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這玩意，他以為全世界電器的插頭都和美國一樣。

既然你這麼巨大，這麼豐富，又如何去認識所謂的世界呢？

大陸有趣的地方正在於它一方面很大，另一方面卻很小，奇異地結合了「大國族的鄉巴佬氣」與小國族的過度防衛於一身。有些人不讀外國出版品，或者出國旅遊的時候對人家的百年古跡不屑一顧，那是因為中國自己的書都讀不完了，中國的古跡都多到可以隨便拆的地步了；他們又為什麼要垂顧你那點可憐兮兮的「文化」呢？

然而，又像許多小地方一樣，有些人又太過在乎外人對自己的看法。遇到白人上電視說相聲，或者隨便那個國家的人跑來學書法，他們就要驕傲自豪。等到外國傳媒批評自己了；不分青紅皂白，情緒上的第一反應便是你在「醜化中國」。

受不得外人批評，甚至自己人的批評（批評自己國族的人多半就是被外國洗腦，或者不夠自愛），動輒反應過度，這原是小地方的特點。因為自己不大，活在他人巨大身影的籠罩之下，便只好像刺猬一樣緊張，一遇草動就得馬上豎起渾身毛刺。

台灣的朋友告訴我，近年我對台灣的一些看法讓當地友人很不高興，甚至懷疑我這「半個台灣人」是否不愛台灣，想要討好其他人（比如大陸讀者）。我並不打算說明自己是什麼愛什麼，正如我也不喜歡討論自己是不是香港人又愛不愛中國之類的資格問題。面對批評，卻要先追溯批評者的身份和資格，我覺得這太小太噁心了。要怎麼做才能剖白你的真心真愛呢？我想起了連戰，幾年前當眾下跪親吻土地，好證明他真愛台灣愛到不行。這種舉動噁心，孕育出這種舉動的社會氣氛也一樣噁心。

梁文道：台灣之光（說「小」之一）

【蘋果日報】在我認識的所有朋友當中，台灣作家唐諾一定是最出色的讀者。所謂出色，指的是他讀得那麼細緻、用心，有耐性，而且居然還能保持敏銳，於是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之中不斷讀出會心的新見。所以每次看他引述一些我也讀過的作品時，我總會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讀過那篇文章那本書；為甚麼那麼有意思的一句話，我好像從來沒見過似的？這麼有味道，值得咀嚼再三的一段話，我怎麼可能沒印象呢？

例如米蘭．昆德拉的《帷幕》，原來提出過這麼一對好玩的概念：「大國族的鄉巴佬氣和小國族的鄉巴佬氣」。昆德拉解釋道：「大國族常常會排斥歌德的『世界文學』觀念，因為他們自己的國別文學在他們看起來已足夠豐富，所以對於其他地方的文學作品提不起興趣。」「小國族對於『大背景』視而不見的理由正好相反：他們對世界文化相當尊崇，可是這個文化在他們看來是個陌生的東西，像頭上的天一樣遙遠，一樣不可接近，是個與國族文學沒有太大關聯的理想現實。小國族常會訓誨他的作家，說他們只隸屬於自己的國族。……又因為小國族經常遭遇攸關存亡的險境，所以這些國族很容易便能推銷自己的態度，好像在倫理道義上絕對站得住腳」。

我在唐諾的〈那位從紐約找上門來的NBA迷〉裏重新發現了昆德拉這段話，而這段話對今天的香港、台灣和大陸而言，又是多麼地現實呀。

還記得林書豪嗎？唐諾摘錄昆德拉，其實是要談林書豪以及台灣的林書豪熱。「林書豪的神級表現」，當時的報刊網站評論最愛如此形容他去年在紐約那幾場爆發（當然，『神級』已經是個被當代中文用到完全失去神級意義的詞彙）。問題是林書豪到底有沒有那麼神呢？且不看他今日在火箭隊的浮沉，資深且冷靜的NBA球迷唐諾早在去年便指出了，那得看你把他放在甚麼背景下來衡量。如果抬出張伯倫、「小鳥」、「魔術」甚至佐敦，未免太過尷尬。但假如不管世界，單看小背景，那就可以暢快地驕傲了。

因為「小背景依循的是國族歷史而非真正的籃球技藝籃球成就，他們靠歷史記憶過活，卻同時是記憶的重度偏食者，依每天三餐的時間頻率挑揀記憶、修改記憶並加熱烹調記憶。」這種任意扭曲記憶的球迷，唐諾稱之為「籃球的國族主義者」，一種小國的鄉巴佬。

梁文道：有叉用（餐桌上的文明之二）

【飲食男女】今天許多去法國遊玩的旅客，可能會不太習慣許多小館原來不提供麵包碟。要吃的時候就直接從籃子裏拿出麵包，既然掰開之後沒有盛具可用，便只好學身邊的本地人那樣，直接把剩下的麵包放在桌面上。這麼講究飲食藝術的法國人怎能如此粗鄙，至今仍不跟上其他國家的潮流，統一供應麵包碟呢？把麵包放在桌子上，然後又拿起來咬一口，難道不嫌骯髒？

其實這是中古歐洲餐桌風俗的活化石，你看那個年代描繪吃飯情景的圖畫，很難看到每人面前都有一個盤子，那是因為大家常把麵包當做盤子，有甚麼菜餚分給自己，便將它們裝在面前那份麵包片上就行了。這種權充餐盤麵包片叫做「quadra」，法文則是「tranchoir」。那個年代，沒人在乎這張桌子是否乾淨，那塊包片人人甘之如飴。

伴隨這種風俗的，則是以手進食的習慣。由於不用餐具，所以人人都是從大菜盤裏直接動手，該拿多少拿多少；不管是雞鴨魚羊，還是果菜菇穀，都是手到擒來直接放進嘴裏。用麵包片這麼放它一會兒，已經算是很講究的吃法了。

要不是讀到《文明的進程》，我還不知道偉大的人文主義之父伊拉斯穆（Erasmus of Rotterdam）原來寫過一本叫做《男孩禮貌教育》的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裏，他仔細說明了各種好家庭男孩應當學曉的宮廷禮儀，其中便包括了麵包片和手指的用法：

「不能用手拿的東西，便用你的麵包片來接。如果有人用匙遞過來一塊蛋糕或者餡餅，就用包片接住。」「把咬過的麵包放在醬汁裏蘸是粗野的舉動，把放在嘴裏嚼過的東西吐在包片上也不是優雅的舉止。」「手指沾上了油膩，用嘴去舔，或者把手上的油擦在衣服上都是不禮貌的。」（不准舔手指，是因為它還要用來取菜；不能用衣服擦手則是因為有桌布可用）「上流社會的人不會把雙手同時伸進盤裏。最講究的人只用三根手指進餐。這便是上流社會區別於下層社會的高雅標誌之一。」

三百年後，一本在倫敦流行的《上流社會的風俗習慣》卻告訴讀者：「毫無疑問，是先有了手指然後才發明了叉子。因為我們並不是野蠻人，所以我認為叉子是件好東西」。的確，用手還是用刀叉，真是當年英國人區分文明與野蠻的重大界碑。那時候許多英國老百姓證明印度人要比他們野蠻，所以值得被他們殖民管治的理由之一，就是印度人用手吃飯。反過來看，當英國人的祖先仍未侵入英格蘭，還在被人當成蠻族看待的年代，印度文明就已經發達了三千多年這一點，反而比不上一根叉子重要了。然而，想當初意大利人跟着土耳其人學用叉子的時候，許多歐洲人還對它嗤之以鼻，覺得那要不是東方蠻人的惡俗，就是裝模做樣太過扮嘢，甚至引用《聖經》來說明好基督徒為甚麼不該使用叉子。

從十六世紀還在教人怎麼善用三根手指的伊拉斯穆，一直到十九世紀開始把拿手當餐具的印度人看成異類的英國貴人，這三百年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呢？搞清楚這段歷史的變化，並不只是為了證明餐桌禮儀全是時間的產物，並不永恆，所以也沒有那麼神聖；更是為了理清人類看待自己要求自己的標準是怎麼變得愈來愈嚴格。

梁文道：誰打落了衛星（國安二之二）

【蘋果日報】二○○七年，中國擊落了一具已經報廢的氣象衛星，世界各地的媒體議論紛紛，都在推測中國到底是用什麼武器打下那顆衛星，是反衛星導彈？還是某些網友狂想的激光武器？中國官方的反應則一如以往，姍姍來遲，隔了十多天才總算有了一個模糊的回應，最神奇的事情是當美國試着透過外交渠道瞭解內情的時候，中國外交部門表現得十分茫然；不是裝儍，而是真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最誇張的時候甚至連國家主席都好像不曉得軍方在做什麼試驗。這種種情狀加起來，正好讓大家發現中國在國防和國安問題上的一大漏洞，其中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它的外交系統和軍事系統之間似乎沒有一個穩定而暢順的溝通管線。萬一將來發生什麼意外，以中國這麼遲緩的外交反應，真的很容易導致擦槍走火的危機。

所以如此，全因為中國把外交和軍事分置在兩個系統之內，國防軍事的最高決策單位是屬於黨建制的「中央軍委」，而日常外交事務則是政府部門國務院的管轄範圍（雖然也要讓『外事小組』領導）。常言道，軍事是外交的延伸。中國這種把外交和軍事割裂開來的體制，當然會出問題。遠遠不止如此，內部保安和對外防略在中國也是理論上劃了開來的兩件事，比諸「九一一」之後的美國「國土安全」的規劃，這也是跟不上時代演變的表現。

從那時候起，很多人就建議中國應該學習美國，成立一個把外交、國防和內部安全一籃子統籌起來的「國安會」，從根上解決現存體制的缺陷。它不僅可以改善各個部門之間的溝通，加速對外反應；還能從更宏觀的角度思考外交、國防與國安領域的相關事務。但這麼明顯的出路，為什麼他們就一直邁不開這一步呢？答案可能就是我們前天介紹過的黨政體制。如果用一個「國安會」之類的機構涵攝全局，把政府部門的外交和黨部門的軍事都丟進去，那這個機構究竟是黨的還是國家的呢？假如按照其他國家的常例，將它設定成國家機構，那中國又還能不能算是「黨指揮槍」呢？在我看來，這才是現在中國推出「國安委」這個新部門最值得大家關注的要點。正好這陣子官方喉舌又莫名其妙地反對「軍隊國家化」的說法，這裏頭到底有何玄機？

梁文道：黨政常識（國安之一）

【蘋果日報】雖然大家都在議論「國安委」（國家安全委員會），但我很懷疑直到目前為止，有多少人瞭解它到底是個什麼機構。並非論者不用功，而是材料根本不夠。因為這個新一屆中共「三中全會」的產物除了名號和寥寥幾句介紹之外，根本還沒什麼相關文件走漏出來。在這個情況底下臆測它是打壓公民社會和維權運動的新一代集權工具，只不過是在年內不斷升高的整肅趨勢下的推想罷了（儘管是合理的推想）。至於說到是要對付香港「佔中」，不妨借用林行止先生在專欄裏的話：「整治香港不必勞煩『國安委』」，因為「香港的『安全問題』早為中共『高度關注』且早已在其牢牢掌握中」。

由於大家都是在沒有足夠資料的情況下想像「國安委」，我也只好跟着想像一下了。首先從名稱來看，這個冠上了「國家」二字的機構很可能是個「國家機構」，這是最最值得注意的一點。說到這裏，許多不太瞭解中國黨政體制的港人或許會覺得這是句廢話，中國有什麼部門不是國家的呢？

事實上還真有，而且很多，例如香港人比較熟悉的「中宣部」，這就不是一個國家政府級別的部門。又如掌握軍權的「中央軍委」，它也不在政府機構的體制之內。不在政府體制底下，那它們到底是屬於誰的呢？答案自是中國共產黨。把意識形態工具和槍桿子牢牢握在手中，乃是共產黨控制政權的不二法門。所以你去翻翻中國黨政體制的架構表，便會發現這兩大部門都和日常執行政務的國務院無關。它們是黨的部門，而非國家政府機構的一部份。

可能還會有些香港讀者好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整個國家機器都是共產黨的，這種黨政之間的區分有意思嗎？當然有。因為中國理論上是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多黨」聯合體制，國務院各部委要人可以不必是黨員，名義上也和黨部有些區別；但黨的領導則必須具體體現在對軍隊和意識形態的把握之上。例如文化部歸屬國務院，係政府部門之一；可它施政的大方針則必須跟着黨體制內的中宣部走。

對外人而言，這大概有些混亂；但對內部自己人而言，卻半點模糊不得。否則就不會鬧出當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汶川訓斥軍隊，被人視為越權的事了。

梁文道：豪宴與貴族（餐桌的文明之一）

【飲食男女】那天，適逢國際級的三星名廚來訪，我一個人坐在靠窗的位子，身子的另一邊則是一座稍具隔離功能的半透屏風，正好讓我安靜專心，細品這位大廚的手藝。只不過屏風之外，卻有一桌開心的男女。男的全是本地人，可能最後會埋單的那幾位中年人尤其豪邁，完全不忌旁人聽到他們說話的內容。那他們都在說些甚麼呢？

由於那一桌有幾個台灣來的青春少艾，所以大家很自然地交流起了台港文化。那幾個港男要求台妹教他們台灣話的粗口怎麼說，於是可愛台妹又羞又嬌地小聲唸誦：「幹你娘啦」。港男聞之大樂，遂一遍遍又笑又鬧地跟着練習「幹你娘」，足足幹了兩分鐘，幹到半間餐廳都聽得到的地步。沒多久，餐廳的外籍經理過來跟我道歉，問我要不要再換一個清靜點的位子。我便笑答：「沒關係，我是香港人，很習慣這種場面。你還沒適應香港嗎」？其實我反正是一個人，也樂得有人現場伴奏助興。他們談笑得這麼肆無忌憚，我也不算失禮偷聽人家說話吧？

的確，在香港人還沒把「文明」當成區別自己和其他人（主要是大陸人）之前，在大陸客還未遍佈全球之前，香港人是以吵鬧而聞名於世的。以前有些外國旅遊指南還特別把我們茶樓的嘈雜當成富有異域情調的特色來介紹呢。只不過我們就算出門在外，也一樣把全世界的餐飲場合當成茶樓來辦。到了巴黎，雖然是騙遊客的觀光餐廳，可好歹也有點裝模作樣的氣派；但我們團友一到，就有本事把它弄成熟食街市大牌檔，氣氛很是熱鬧。那時候，唯一和我們有得拼的，大概就是今天人人都說他們溫柔有禮的台灣客了。久而久之，現在歐美一些見慣世面的老侍應也就不覺得大陸客奇怪了；反正都是華人，幾十年來就是這個樣子，眨眨眼皮便可當做甚麼事都沒發生過。

話說回來，現在還會在星級餐廳聞到這種程度的港人，其實已經很少了。那晚我算是有幸奇遇，所以才值得記下一筆。可是這頓飯我一邊吃又一邊忍不住在想，這幾十年來我們到底走過了甚麼樣的道路，使得我們開始在餐廳等公眾場合調低音量，愈來愈注意自己的餐桌禮儀，愈來愈在乎自己的表現是否文明合宜？

已故德國社會學家諾伯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às），是位晚年才受到重視的大師級人物。他的名著《文明的進程》，乃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人文社會經典之一。其中一章「關於就餐行為」更開啟了現代飲食研究的新領域，很值得拿來介紹。

這麼受人重視的一章，其實幾乎全是資料的收集和羅列，取材自歐洲中世紀以來林林總總的禮儀手冊。它們並不枯燥，反而相當好玩，足可供人茶餘飯後當作談資取樂。比方說：

「人家在吃着飯，而你卻在嘔吐。朋友呀，切記這是最壞的舉動。」

又如：

「千萬不要學其他人那樣用餐刀剔牙。這是個很不好的壞習慣」。

這兩條關於餐桌禮儀的教訓來自十三世紀的一組詩，那組詩的目的是要教導年輕貴族合乎身份的宮廷禮儀。從這些詩句來看，當時歐洲貴族的用餐習慣簡直是粗鄙得令人難以想像。叫人家不要在吃飯時嘔吐，大概是因為那時候真有人會當着滿桌食伴面前嘔吐。叫人家不要養成拿餐刀當牙籤的習慣，可見這還真是一種常見的習慣。原來吃飯時不嘔吐，不用餐刀剔牙縫，就已經是有教養的貴族了。我們今天豈不滿街貴族？

梁文道：港式精英（無知精英之三）

【蘋果日報】堂堂香港芭蕾舞團的董事，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政治見解怎能拿來和一群沒有受過高深教育的戲院帶位阿叔相比呢？這不是故意駡人的文字矯飾，因為我從不喜歡用言語輕侮別人，而是我真的相信這種可能。

怎麼說呢？那大概就像幾個月前當另一樁藝術遇上政治審查的鬧劇。一家大型發展商立意突顯自己的文化形像，找來一批藝術家展覽作品，以示它對「城鄉發展」的情懷。結果有些藝術家的作品只不過是稍稍觸及了鄉郊失落的議題，便碰到了主辦者的心理紅線，覺得他們在「搞政治」，最後便把一個文化包裝商業的溫情活動變成了為富不仁的發展商氣量狹小的又一明證。後來不少論者都把矛頭指向操控其事的企業公關，認為他們可能是這些蠢事背後的大腦。

在這兩件事的後頭，我都能在腦海之中想像出一組人物的影像。這些人平常打扮得身光頸靚，多半還泡過鹹水，講起英文真係誇啦啦。他們手持名牌袋包，出入高級場合，無論怎麼看都是一副精英的模樣。有趣的是，他們文化素養的成分卻有嚴重失衡的問題，一方面懂得字正腔圓地唸出所有名牌及酒莊的原文發音，並且以此為身份標記；另一面則和你我一樣，以暢銷八卦週刊當作日用精神食糧。就算他們會看《金融時報》，看得最熟的多半卻是那份每周隨報附贈的《How to spend it》。如果這裏頭居然有人會翻優皮高級扮嘢雜誌《Monocle》，並且還能耐住性子讀完幾篇豆腐膶咁大的國際時事報道，那簡直就是精英中的知識份子了。

這類人我們都曾見過，其中當然不乏真有文化的貴族，學過好幾年鋼琴，還能欣賞芭蕾，甚至會去俄羅斯出錢坐最貴的包廂。然而，他們最大的盲點卻是政治，尤其是中國政治。可別看是大企業的公關，就以為他們見多識廣，一看到藝術家關心菜園村，他就馬上嚇得不知所措，叫你「唔好搞政治」。可別以為更高級的那些權貴和不少中國大員吃過飯，好像很內行的樣子；你一跟他提起文革，他立刻就要反應「哇！呢啲咁敏感嘅嘢最好都係唔好掂啦」，雖然他可能連四人幫的名字都數不全。

這種精英遍佈各個領域，掌握了不少資源。他們的無知，以及由無知而生的恐懼和自我審查，往往正是香港自由淪喪的終南捷徑。北大人什麼都不必說，他們自己就能把自己嚇垮，還要以為自己很識大體，出得場面。

梁文道：阿太與阿伯（無知精英之二）

【蘋果日報】練乙錚先生在他的專欄文章〈赤色芭蕾〉裏頭分析得好，香港芭蕾舞團的「文革禁忌」多半離不開它的董事局構成。他認為那群富太太貴千金和中共交往的「錢權格局」，特別容易形成港芭被「赤化」的路徑。既然路徑已在，鬧出如此一樁事件，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想追問的則是更加具體的「赤化」機制：那到底是董事局受命行事呢？還是他們主動避忌（或者獻媚）？如果昨天我的推論沒錯的話，那多半不是中聯辦主任主動要求刪戲，因為文革實在沒什麼大不了，越是內地官員越是見怪不怪。於是合理的猜想便只剩下董事局太太團自我審查這一條了。然而正如昨日所言，在大陸談文革甚至反文革都不算犯禁，一幫港澳同胞又怎麼會怕那些紅彤彤的文革影像氣壞了內地貴客呢？

恰好港芭董事局成員之中有澳門首富家族的成員，這就讓我不禁想起多年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了。

那年澳門一個半官方主辦的文化活動邀我過去演講，我也如常用功準備了一番。怎料到了快要接近演講的那一天，對方來了一通急電，很不好意思的告訴我這場演講去不成了。支支吾吾地，他們說這是因為「上頭」有人覺得我是大陸當局眼中的敏感人物，而那個「上頭」正正就是澳門首富家族的一員。許多駡我「投共」的朋友都知道我一年裏頭起碼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泡在大陸，公開演講的場合從黨性最強的學校一直去到官方主辦的文化節。為什麼他們都不怕我「敏感」，反而一個澳門權貴要擔憂我在澳門演說會讓內地難看呢？

於是我又想起九七年前更老的一件舊事。當年灣仔一家半藝術影院決定公映名震一時的紀錄片《天安門》，結果卻引得院中一些帶位人員的不滿，甚至辭職避禍。他們對記者表示，那是怕這部片子太過敏感，將來秋後算賬算到自己頭上。明明九七未到，明明片商和院線的高層都不害怕，一群小小帶位員居然就要恐懼自己的政治災禍了。正當大家都在恥笑這些中老年人的時候，台灣評論家南方朔先生的一句話點醒了我：「越是有知識的人，越能掌握分寸，所以就越不害怕。相反地，越是無知無權的底層，才越會憂慮那些他們搞不懂也掌握不了的宏大政治」。

簡單地講，這些坐在文化機構頂層的掌權貴人，他們的知識水平（至少是政治知識水平），並不比當年那群因為害怕為一套敏感電影帶位而遭殃的阿伯高明。

梁文道：文革是禁忌？（無知精英之一）

【蘋果日報】好端端一齣芭蕾舞劇，居然也能釀成一樁再度證明本地表達自由漸漸淪喪的政治事件，這就是今日香港的寫照了。這台可大可小的鬧劇，的確足以充當範本，折射出香港社會的一個側面；而且還是個很重要的側面。

香港芭蕾舞團為什麼要些從德國華人編舞家的那齣創作裏頭拿掉涉及文革的片段呢？它給出的理由要不是純粹的技術問題，什麼來不及製作字幕；或者就是藝術判斷的抉擇，所謂的「擔心觀眾看不懂」。總之沒有一個站得住腳，也沒有一條能讓專業人士信服，甚至便連從來不看舞蹈演出的外行人也都會覺得可笑。由於他們的說辭如此脆弱，又由於那些被弄掉的東西和文革有關，所以我們就只能往政治上頭聯想了。

偏巧中聯辦主任又曾大駕光臨，欣賞過這台演出；偏巧又有人聽見舞團董事局成員為了那些「問題」大發雷霆，於是這件事的政治疑點就更加怎麼吹都吹不掉了。

問題在於那段，它到底在講甚麼？又說了些甚麼關於文革的禁忌呢？老實講我沒看過。但從新聞所得，再加上現代芭蕾的抽象表達，那段讓某些人覺得非去之而後快的環節，實在也不會刺激到哪裏去。再放大點看，文革真的算是禁忌嗎？要知道過去三十年來，光是大陸生產出來的文革的文化產品，就已多如恒河沙數了。即便是官方支持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也寫過太多太多追憶文革的故事，甚至還相當辛辣。更不必提那些能夠開列成一冊書目的電影、劇作，以及大大小小的史述、傳記、散文和小說了。為什麼？因為文革是連政府自己都帶頭否定過的「過激運動」。直到今天，許多反對中國走上西式民主「邪路」的真心保守派，他們懷疑民主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還在害怕當年文革所謂的「大民主」。

換句話說，文革根本不是個禁忌。儘管有部份人今天想為它平反，儘管還有部份試着從文革挖斷共產黨老根的作品被禁；但那段觸及文革的芭蕾演出也不太可能讓保守派感到礙眼，說不定它還能在內地上演呢（且先撇開原作者背景不論）。所以，身為內地駐港最高代表的中聯辦主任，不太可能會為了麼一件小事動氣。尤其這還是個發生在香港的演出；一個所有眼睛都在盯着你的地方。那麼，究竟是誰？又為了什麼理由去下這個荒謬的決定呢？

梁文道：榮念曾是一種思考問題的方法（《天天向上》序）

誰是榮念曾？答案可以很簡單，也可以很複雜。簡單地說，他是過去三十年來香港文化界裡最有影響力的人。通過劇場、文字、視覺藝術，乃至於社會與政治上各式各樣令人眼花繚亂的實踐介入，他不只成就了數不清的作品，改變和創建出諸多極為要緊的觀念和制度，甚至還扭轉了某些社會趨向。當然，他也教出了我等徒子徒孫。

誰是榮念曾？複雜地說，我們必須從「誰是榮念曾」這個問題本身說起。在正面回答之前，我們應該搞清楚發問的人是誰，被問的人是誰，他們處在何等的環境與條件底下，雙方的關係又是如何等種種問題。因為這一切因素的變動都會影響到這個問題的含義，和它可能取得的答案。一個員警在偵訊案裡追問疑犯「誰是榮念曾」與一個記者在新書發佈會上訪問出版商「誰是榮念曾」，它們的意義是截然不同的。

我們還可以想得更複雜一些，假設那個員警原來是個戲劇發燒友，而疑犯恰巧是個劇評家，他倆在一場戲劇座談會遇上了，這時身為戲劇愛好者的員警要是再問「誰是榮念曾」，就肯定和當初在警察局裡的情況大不相同了。可見同一組人只要換上不同的身份，處在不同的環境，他們的問答就算字面上完全一致，得出來的效果也肯定有很大的差別。更有趣的是，這兩個人分別以兩種身份在兩個場合裡先後談過「誰是榮念曾」的話題，他們應該都還記得上一次談話的經驗，那個劇評家嫌疑犯會不會覺得這個員警觀眾是想故意刁難他，和他開玩笑呢？只要加入時間的向度，把不同的處境按時排列起來，我們就會發現「誰是榮念曾」這個問題被重複了，而重複自會帶來另一重變化的力量。

在正常的情形底下，「誰是榮念曾」這個問題，我們一定想也不想地就直接作答了，比如說介紹他的職業，他的作品和他的過往經歷。其實提出問題的人與我自己的身份，我倆的關係，提問者的語氣與姿態，我們身處的環境和空間（比如說我們是在電話裡談呢？還是在一家餐館？若是後者，同桌又有沒有其他人呢？），甚至於我們以前是否已經討論過這個話題，這一切一切都會影響到我的答案；儘管我們自己並不會意識到這些條件的存在，但它們的作用當然是不可忽視的，這些條件哪怕只要有一點小變動，我們的問答都可能會隨之產生巨變。

繞完一個大圈，讓我們回到「誰是榮念曾」這個問題吧。各位陌生的讀者，假如你真的不認識榮念曾，甚至沒聽過這個人，那麼身為他的朋友，他的學生，我想到的最為方便的答案就是「榮念曾是一種思考問題的方法」。那是種在回答各類問題之前，首先關注前述各項隱性條件的態度。如果說「誰是榮念曾」這條問題和它引來的一切答案都是「內容」的話，那麼圍繞著它的身份、關係和環境這等隱性條件就是包裹、承托、限制與決定著「內容」的「形式」了。而榮念曾就是種把焦點放在形式，看它和內容怎樣互動的思考方法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榮念曾的談話和文章裡總是充斥著「框框」、「反思」、「評議」和「辯證」這一類字眼的原因了。身為一個藝術家，榮念曾當然不會甘於平靜地發掘種種隱性形式的存在；他還會把它們從飽滿的日常生活裡抽離出來，把它們丟在劇場裡面，放入文字裡面，畫進漫畫裡面，看看它們還能變出什麼新花樣，調戲它們、舞弄它們。所以看榮念曾的作品，我們往往會發現那些躲在我們日常言行背後但又制約著我們的形式無比清澈地呈現眼前。這時我們不只和它們有了距離感，而且和自己的生活也拉開了距離。通過距離，我們審視、反思，於是有了解放的空間（「空間」，榮念曾的另一個關鍵字）。

再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找到變化的出路了。因為當那些原本頑固地躲藏起來，拴住我們手腳遮住我們視野的形式被曝露在藝術裡的時候，它們就顯得沒那麼蒼老陰暗了，甚至還變得十分有趣，能夠拿來任人撥弄玩耍。假如我們可以在藝術裡把沉重的形式變成輕盈的形象，那麼我們能不能活化自己意識裡僵硬的信條？挪移社會上那些似乎搬不動的界碑呢？對榮念曾來說，藝術永遠都是實驗的。但他的藝術又不盡是一般意義上的「實驗藝術」，不只是那種在藝術上搞實驗創新的藝術，而是把藝術當成實驗室，生活、社會以及政治的實驗室。

在這樣的實驗室裡頭，我們研究從日常生活裡擷取出來的形式樣本，找出它們還有什麼「可能性」（所有親近榮念曾的人都跟他學會了這個詞彙，我懷疑我們是全香港最早大規模地使用它的一群人）。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們移植回原來的土壤之中，讓它觸發藝術以外的社會變革了。所以榮念曾的實驗藝術是一座社會的實驗室。

當然榮念曾還是會繼續追問下去，藝術與非藝術的界線在哪裡？是什麼形式、條件和「框框」把藝術隔開了，使得藝術變成了一種被供養在瓶子裡的花飾？是舞臺的邊嗎？是紙張的面積？還是政府的政策，市場的規律和社會分類的範疇？這些形式是怎麼運作的？它們的機制是什麼？我們能不能把它們也拿來做實驗呢？我們能不能使它們也生髮出意想之外的變化呢？答案或許是可以的。故此榮念曾一路實驗下去，很多老觀眾覺得他現「已經不再搞藝術了」，他辦學、議政、奔走各國各地推動文化交流，組織出一個又一個的民間團體，就是不大搞劇場「本業」。但我們這些人都知道，他還是那個榮念曾，那個不斷問問題的實驗家。

說到劇場，當榮念曾在1970年代末剛開始他的劇場創作，以及後來創辦「進念·二十面體」這個香港最重要的實驗藝術團體的時候， 許多評論家都說他的作品是「後現代主義」的。因為那些既沒有劇情也沒有一般「臺詞」的表演，和大家熟習的易蔔生 (Henrik Johan Ibsen) 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Constantin Stanislavsky) 一向的現代話劇是如此的不同。可是我們也知道，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在不同藝術門類的發展軌跡是不同的。從單純戲劇史的分期方式來說，我們或許可以勉強把榮念曾的作品都歸納入「後現代」的陣營；但若從創作出發點的角度看，我則一向認為榮念曾其實是很徹底的「現代主義者」。套用視覺藝術中的現代主義理論闡述者格林伯格 (Clement Greenberg) 的說法，現代藝術的目標就是探索自身媒介的必要本質 (modern art aims to explore and present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its own medium) ，所以現代主義的作品常有自我指涉的「後設傾向」，而這種傾向往往就體現於對形式的高度自覺。無論在榮念曾的劇場創作、近乎觀念藝術的問卷遊戲，還是你現在看到的漫畫，我們都不難發覺他在有意識地探討形式的作用。

其實用不著我多說，大家都能憑自己的雙眼看到榮念曾怎樣把玩漫畫分格的基本格式，承載角色說話的「語雲」（或曰「氣泡」），以及其中的節奏與韻律。通過現代藝術裡並不罕見的重複手法挪用到漫畫上面，他呈現了漫畫基本形式條件的決定作用，畫對著自身發問，也讓讀者不斷地反省自己和漫畫之間那看與被看的複雜關係。

然而，正如我之前所說的，榮念曾的藝術實驗不僅是試驗藝術形式本身的「實驗藝術」，還是一個測試與研究日常生活中隱伏形式的「藝術實驗室」。故此這批漫畫又有了超乎形式遊戲之外的豐富意蘊，不時指涉著日常語言、人際互動，知識份子習性和政治意識形態中的種種盲點。換句話說，這批漫畫和榮念曾的其他作品一樣，一方面是後設的「實驗藝術」，另一方面則是榮念曾問問題的方法的具體示範。對於看不到他的劇場創作，也無法親身體會其社會實踐的讀者來說，這本漫畫集就是「誰是榮念曾」的一個答案了。

梁文道：當政府也要開食堂的時候（軟實力三之三）

【飲食男女】 韓國政府想在紐約曼克頓開一家韓食餐廳，這個消息已經傳了好幾年，早就不是甚麼秘密。但一直只聞樓梯響，卻不見任何實質進展，據說是因為找不到恰當的民間合作夥伴。紐約那些韓食業者，個個都不願輕易下水，覺得這是個很糟的主意。為甚麼呢？政府深度涉入企業活動，豈不一向是韓國經濟蓬勃的秘訣嗎？

出口佔去全國經濟一半份額的大韓民國，本來就把出口當成它的國策，2008年更推出了名為「擴大出口總體戰」宏觀政策。在政府的協助底下，幾個被選定出來的龍頭企業得以花上比任何對手更加龐大的經費，拿去研究各個市場的特性。出來的結果十分驚人，那就是「LG」在中東地區販賣的電視機，裏頭已經內置了可蘭經的Apps；它在印度賣的雪櫃還裝了電子鎖，以防女傭偷吃東西。說到印度，「現代」和「KIA」甚至推出了拆掉車外倒後鏡的小汽車，好適應當地路窄的狀況；而且車廂內櫳特別高，因為很多人有包頭巾的習俗。

不止如此，韓國政府甚至免去了企業海外宣傳經費的稅務，所以我們熟悉的那些韓國名牌可以放手賣廣告，一家公司用在宣傳上的開銷就是日本同行的好幾倍。

它學習日本，所以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第一」的經驗裏頭學到了教訓。在迅速擴大海外市場佔有率的時候，也千萬不能忘了它的反效果，尤其不可讓當年美國車廠工人砸壞日本車的歷史重演在今天的韓國產品身上。於是它把「軟實力」的增長當成了產品出口的最佳潤滑劑，因為只要先讓人家愛上你這個國家，人家也就比較不會討厭你的產品。相比之下，當年日本企業的氣勢就未免過於囂張；而它在軟實力上的擴大和形象的改善，卻是經濟開始走下坡之後才有的事，其間出現了不幸的時間錯位。

「軟實力」是甚麼？這麼軟的東西，當然也會顯得比較玄虛。政府懂得做的，無非就是先從源頭放水，每年把百分之一的國家預算搬進文化上頭，同時扶持「韓流」的出口。等到韓流氣候已成，他們就開始盤算飲食了。前任總統李明博的妻子金潤玉偏好高層路線，她要求所有韓國五星級酒店都該開一家高級韓食，還把韓食帶進一切外交場合。大概是參考了當年LG把電視機推銷給巴西總統盧拉，引得他公開稱讚LG技術天下無敵的例子。他們以為吃喝一事也能由上而下，讓百姓跟着權貴走。又或者反過來做，讓民間的「第一夫人」也跑出來為韓食站台。有沒有聽過「Wonder Girls」的一首英文歌曲《K-Food Party》？它hard sell到了這樣的地步：「Wanna be healthy? Then you know we got the best…… keep the skin so beautiful……」。

提起健康，很多人都會想起「正官庄韓國高麗蔘」。的確，它的後期製造工藝是一流的；但曾幾何時，韓國參就和長白山人參差不多，既不特別優勝，東亞之外更沒有太多人曉得它的好處。可韓國政府就懂得藉着所謂的「科學研究」和「國際學術會議」去證明人參的效果，特別是要證明高麗參高人一等。有了成功的先例，他們現在照辦煮碗，再度使用「科學研究」去證明韓國泡菜與辣醬拌飯「可以增加精子數量與男性荷爾蒙」。

一切都能依着行之有效的老路，所以韓國政府便花心思精選了差不多十家國內餐飲業界的大哥，要幫他們開設海外分店，就像過去協助家電產業一樣。這所有行動，加上「韓食財團」的全球推廣計劃，到底要花掉多少納稅人的錢呢？韓國百姓就有話要講了。大家的共同意見是飲食業不同於家電汽車，不是幾個大財閥和官僚關起門來說了算的事。你要帶着國內企業出外打天下，那原來就在當地拼搏了幾十年的小餐館該怎麼辦？

最大的問題還是官僚的自信，好比從前日本「通產省」，贏過幾回就覺得自己是宇宙艦隊，戰無不勝。結果「韓食財團」鉅資投注的世界宣傳工程，落得一片惡評的下場。看看它的網站，幾乎全是自說自話，沒有互動沒有交流，更沒有一點協調業界的努力。有時候它在介紹海外某家韓食餐廳，人家還根本不知道，完全做不出呼應配合的推廣活動。太多部門，太多「跨部門小組」。又是另一個官僚機構習見的毛病。外交部、「知識經濟部」，乃至於「韓國貿易投資推廣署」，全都有份參與韓食遠征全球的大計。有一個業內人士的評論說得妙：「這就像是好幾個廚師在煮同一碗湯」。

紐約那家餐廳沒有開成，主要的理由就是政府真的外行，潛在的業界合作對象都怕了官僚外行指導內行的作風。明明韓國政府的指導經濟那麼強大，明明他們也有不錯的往績；為甚麼來到飲食這一行，他們就變得又儍又臃腫，一下子忽然不懂得怎樣針對現有市場的狀況，不懂得尊重企業的需求呢？這到底是飲食試出了政府能力的極限，還是韓國政府的市場角色已經走到了頭？